救護車警笛聲由遠至近，一隻拳頭掐著心臟，像要榨出血水，再緩緩鬆開。然而不多時聲音又兜著圈子，一趟趟回來，一顆心緊縮復擴張，直至疼痛盪漾開來，沒入沉沉的夜。

起落跌宕的春天，今年溫差異常劇烈。這幾天回暖，草木竄青，杜鵑山茶燦爛蒸霞。冬日據地三里的大花咸豐草卻焦黑枯朽，橫屍遍野，傾頹如災難現場。陽光下，靜默蔓延。

天啟已不是蒼涼的手勢。如今諸事都到眼前，失焦的瞳孔映出一張張臉面，驚惶、愚蠢、貪吝、麻木。我一面放手遊盪，留戀身後長長的影子，一面卻看到下一刻，想像的崩毀。

聽莫文蔚《完美孤獨》，空曠裡的呢喃，歌詞走到「愛情有一本賬簿/從盈到虧我早已爛熟」，卻有些意外。熟字發成孰，不知是港人一般這麼說普通話，還是為了中國市場？總之我想起父親。

父親總是把熟念成孰，聽上去很異樣，可能是從他的外省同僚長官學來的。和小孩提到成熟，大約是語重心長的，因為他老大不小才生孩子。但對孩子而言，聽不常在家的父親這麼說，不免反感，覺得被催逼著早早擔起責任──賺錢養家的責任。這不該是父親份內的事？為什麼他要提早放棄穩定的軍職薪水，回山上種田，又拿經濟的焦慮恐嚇孩子？刻意捲舌的熟讓人想起古代的禾稼，「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之類的原始恐懼。那時確實非常不明白，為何他想回歸那中國的，古老的，代代飽受壓迫的卑微階級。

現在，總算稍微能明白他個性中的執拗，農家養出的，對土地根深柢固的迷信，也像一般長大成人的兒女一樣，憐憫他至死不渝而得不到回報的愛，對消逝的傳統，對走樣的黨國，對過去。憐憫之外還有恨──從小冷眼旁觀流過身旁，這樣洶湧的愛，多少傷害了我們，得不到足夠的愛的孩子們。我們在父親愛的流域邊陲，舔舐著細小的水流，眼見它愈來愈小，最後流回他燈竭油枯的身軀。

只是在KTV唱歌時，唱到爛熟兩字，我也同父親一樣，勉力收縮了口唇，發「孰」。

假若生命也有一本帳簿，父親一生始終虧蝕嚴重，先是為了父母兄弟，又幫許多朋友，還有大大辜負他的黨。而孩子，我們這些理直氣壯的債主，也不愛他。奇怪的是，作為違逆他最厲害的孩子，我的生命軌跡卻和他如此相像，亦是一本爛帳，彷彿關於孤獨，父親與我，兩個在大世界跌跌撞撞，卻又不願變通的頑愚之徒，與生爛熟於心。

為了《原來我非不快樂》一書來台宣傳，林夕行程滿檔，之前已接受不少媒體訪問。此時他裹在一身休閒服裡，一手夾根菸，削瘦的身形，走在樹蔭搖曳的寧靜巷弄，幾乎融入大塊陰影裡。 

然而，一進入舊書店，他立刻活了起來，穿梭在書架間，不時發出驚嘆句：「哇！桐城派欸！」「《語絲》？我們大學時候都在看......」詞人的好奇心不止於書，見到雕花木箱，他也蹲下來研究，推敲年代和材質，又摸摸書架，觀察細部作工，赤子之心表露無遺。 

這讓人想起他為王菲寫的〈分裂〉：「分裂/分裂/一面笑的天真無邪/一面看破一切。」 

但林夕本人似乎不覺自己有什麼特異之處。帶著微笑，他坐在圈椅裡，從容回應問題。 

只有你聽懂我想什麼 

現在的金牌詞人林夕，曾經是個詩人 

就讀港大中文系時，林夕寫詩，也讀詩。隨手拈來幾個欣賞的台灣詩人的名字：瘂弦、鄭愁予、林泠，都是好幾代文青的共同回憶。「周夢蝶是特喜歡的，他是引發我對新詩興趣的一個詩人。」 

開始為流行歌填詞後，他發現從純文學得來的養分無法直接移植。他回憶剛入行時，寫作歌詞受到現代詩影響，被香港樂壇某些人批評詞不像詞，但他笑稱寫久了「慢慢就可以報仇」。王菲在流行樂壇崛起後，她對音樂製作不隨商業起舞的態度，給了林夕相當大的創作自由，他笑言當時是「以一種復仇者的心態」，寫下像〈臉〉那樣抽象的歌詞。 

「呼吸是你的臉/你曲線在蔓延/不斷演變那海岸線/長出了最哀艷的水仙。」1999年，王菲游離於飄渺與躁烈間的聲線，完美勾勒出林夕筆下這張無以名狀的臉，使他獲得金曲獎最佳作詞人獎項，並獲得多位詩人讚賞。「從前你們說我中文不好，我懷疑是誰的中文不好。」詞人幽默的言談間，隱約閃爍著小小的得意。 

問到對歌詞作為文學的看法，林夕說：「有養分的、經得起時代考驗的歌詞當然是文學，和宋詞在本質上沒有什麼分別，都是用那個時代的語言來表達一些想法。」 

寫過不少大賣的經典金曲，林夕不覺得歌詞的文學性和傳唱度必然對立。他也坦言，當代歌詞創作畢竟屬於流行樂產業一環，詞曲創作者和歌手必須共同合作，同時又有唱片公司基於商業上的種種考量。「我很難想像蘇東坡寫一些詞的時候要考慮有人唱那個音會不會太困難呢？我想不會吧？他也不用考量，這個詞有沒有一個記憶點，或哪個族群的人會最有共鳴。」林夕皺眉笑道。他將歌詞視為「流行文化的一個齒輪」，希望「讓這個齒輪在運轉的時候，在重重包圍跟困囿之下，還可以忠於自己。」 

在市場機制下且看且行，林夕是一位高明的走索人，但其間多少顛簸，只有腳步自知。有時面對一些複製過去成功模式的罐頭音樂，他會假裝喜歡這個旋律。「真的，我發現對旋律的感情，就像人，盲婚啞嫁也能培養，多聽了幾遍就以為很好聽。」他自嘲道。 

相對地，也有某些作曲者的作品，特別能催生化學作用。林夕形容他和王菲的金三角搭檔張亞東：「他的旋侓可能不是最重要的，而是編曲和氛圍，我還沒有事先設定要寫什麼時，已經提供我一種氛圍......比較容易寫出一些精采的東西。」提及另一位老夥伴陳揮陽，林夕感觸良多：「陳輝揚絕對是今生難逢的，那麼有默契的，旋律那麼有生命的一個好的合作對象。」的確，以兩人合作的〈暗湧〉和〈明年今日〉為例，文字與音樂密切貼合所創造的情境深度，已將一時一地的情緒，化為時代的紀念碑。 

「文字跟旋律結合，演繹出比較立體的生命。」林夕如此描述理想的詞曲關係。 

九○年代的精采

九○年代是華語流行樂的極盛時期，而彼時最令人驚艷的，莫過於王菲。 

對解嚴後初嚐自由空氣、大量資訊湧入的台灣而言，王菲多變的曲風、唱腔和特立獨行的形象，極為切合當時社會氛圍和新一代的生活態度。八○、九○年代之交林憶蓮「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開啟的門」的哀怨纏綿，在王菲身上蛻變為「誰說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唯一結局就是無止境的等」(〈悶〉)的質疑辯證，甚至發出「一切隨興能不能」的獨立宣言。在這十年間，王菲不但為華語樂壇注入一股活水，更深深影響新世代對自我和愛情的觀點，而林夕寫給王菲自成一格的歌詞，也成為九○年代的最佳注腳。 

回顧九○年代，林夕認為那是他創作和生活上的重要時期。他說，1986年初入行時，由於閱讀了許多台灣現代詩和中國的朦朧詩，常在歌詞中使用類似的技巧。直到九○年代，才真正從生活中提煉寫歌的題材，而不是從一些文學作品的二手經驗描摹。「而且九○年代，是我對感情、生命、政治、經濟種種有一些比較真實想法的時期。因為九○年代也是我的青春年代。」講到最末林夕自己笑了起來。 

提到當時密切合作的王菲，林夕說：「王菲就像給了我一把key，有些門被打開了。」他回憶起兩人初識，那時王菲還叫王靖雯：「不管是她的嗓子、聲音、曲風好像在廣東流行曲都不曾見，當時沒有人會翻唱Cranberry、Tori Amos那種Brit-pop曲風的歌。」新曲風衍生出新的可能性，過去在典型廣東流行歌中不可能進行的文字實驗，與王菲的歌聲擦撞出火樹銀花。 

「王菲對很多東西不在乎，唱就爽了。她把那些她沒想過的鑰匙扔給我，我就不斷地接她扔給我的不同的鑰匙，去開不同的門。」透過王菲，林夕看見了流行樂不一樣的風景。 

在王菲的歌曲中，林夕幾乎描寫過愛情所有樣貌。從尚未認識愛情的〈悶〉，逐漸陷落其中如〈曖昧〉、〈Di-Dar〉，到愛正濃烈的〈你快樂所以我快樂〉、〈約定〉，間或穿插〈冷戰〉、〈小聰明〉等狀況，關係發展到某一階段開始遲滯的〈感情生活〉、〈麻木〉，失戀當下的〈蝴蝶〉、〈給自己的情書〉，到了〈百年孤寂〉、〈開到荼靡〉逐漸從愛情中體悟人生。最終集大成者為2000年《寓言》專輯中俗稱「寓言五部曲」的五首歌：〈寒武紀〉、〈新房客〉、〈香奈兒〉、〈阿修羅〉、〈彼岸花〉。 

打破流行歌曲的尋常結構，這五首歌沒有個別明顯的旋律線，王菲以吟唱的方式，讓人聲與流動的編曲混為一體，串連為一首電氣交響詩。貫穿其中的敘事，則是林夕關於愛情的寓言：從一無所知，到濃郁酷烈，最後返璞歸真。同時也暗喻世間萬物如佛家所言，皆歷經成住壞空的過程。一般咸認為這五部曲是王菲、張亞東和林夕合作的代表作，而林夕本身也認為這些歌詞最接近文學的層次。 

「天黑/刷白了頭髮/緊握著/我火把/他來/我對自己說/我不害怕/我很愛他」(〈彼岸花〉) 

這般詩意且具高度象徵性的歌詞，現實的創作背景卻有幾分陰錯陽差的趣味。「我一聽到音樂，馬上問製作人：『這個曲是真的嗎？』後來我又問王菲對這些旋律的看法，沒想到她說：『我呢，我覺得那些是會很紅的，是很商業的旋律。』那時候我就對王菲更了解了，原來她以為的商業是這樣，這下我就可以肆無忌殫去寫啦！」王菲奇特的商業邏輯，讓林夕得以大膽寫出華語流行音樂史無前例的獨特作品，在世紀末倒映出壯麗異象。 

原來你非不快樂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歷經香港社會經濟的變動，和焦慮症的考驗，林夕的文字風格隨著心態有些許變化。近年他在報章雜誌上寫起專欄，今年一月由遠流出版了專欄短文集結的新書《原來你非不快樂》。 

書中主旨在於闡釋快樂的真理。原來林夕在對抗病痛的過程中，領悟到快樂並非來自於外在人事物，而是繫於一心。客觀時空環境不斷流動，不受人力控制，心境卻能自由轉移。與其向外追求快樂，不如省視內心，體察痛苦的根源，將之轉換，也就沒有所謂「不快樂」。 

不同於詞作的濃豔凝鍊，林夕的短文淺白簡易，時而批判時事，時而抒發隨想，從金庸小說、股市漲跌講到飼養金魚等日常瑣事，大異於尋常聽眾想像中多愁善感的詞人形象。 

問了林夕，才知道原來這是故意而為。「老是有人看了我寫的詞，就猜我很憂鬱，但其實我很理性的，不是只會寫〈暗湧〉啊，〈曖昧〉啊這一類的歌詞，所以開始寫專欄時，我就故意寫房地產、寫股市，要為自己的形象平反，去表達另一面的我。當然後來寫下去，就比較沒有這種刻意的心態，真遇到感情用事時，也就忠於當時自己的感受，寫下一些抒情成分較重的散文。」 

身兼詞人和地產大亨，這種情況在台灣似乎不可能發生。或許是因為擁有香港人的務實性格，在林夕身上，理性和感性並不衝突，反而融合為時時省思的敏銳觸覺，上天入地不斷探索。 

書海中的異想世界 

坐在舊書店裡接受訪問，林夕似乎很喜歡被書牆包圍的感覺。在閱讀上，他是饕餮也是雜食動物，興致一來書就一批批地買，在家中砌築出一間可觀的書房。 

「從前是看到喜歡的書就看，現在好像是看到書就喜歡的樣子。」林夕誇張形容自己的閱讀習慣。他說大學時期「偏食」，認定號稱純文學的書才值得一看，出社會後才慢慢感覺出養分不足，真要認識文學的根源，還需涉獵歷史、哲學、經濟、政治眾多領域的知識。「當我閱讀範圍越來越廣的時候，就發現很多學問都可互通，就像如果看通透歷史，也能懂人的心理。」將理論性的書看出樂趣，這時候的林夕有點像個飽覽群書的學者。 

不過，話鋒一轉，創作者天馬行空的幻想來了：「我覺得給書包圍是很幸福跟安全的事，而且我有一個比較神祕浪漫的說法。你想想看嘛，被書牆包圍，先不管美學是否漂亮，不想書構成的顏色，它可以有統一的美感，也可以有一些反差。書有新有舊，有三千多年前的想法，也有現在人新的思維，它就是整個人類的發展的智慧的累積，也是精神的糧倉......」他說得認真，讓人彷彿可以看見深夜燈下，他一個人在高聳書牆包圍中，孜孜矻矻工作，偶爾望一望四周，發呆一會再繼續寫的景象。 

「神祕就是好像隨時有鬼跑出來的樣子。孔子可以跑出來跟現代人對話，非常crossover的感覺。」不怕鬼嗎？據聞林夕喜歡鬼故事和鬼片。那麼，與不同時空書寫者的幽魂同聚一室，靈犀相通的感覺應該頗浪漫。 

尾聲

訪問結束後，林夕仍流連在書架間。午後陽光照入書店，淡金塵埃瞬間撲滿黯舊的空間，頓時想起他為陳奕迅寫的〈夕陽無限好〉：

「夕陽無限好/卻是近黃昏 
高峰的快感/剎那失陷 
風花雪月不肯等人/要獻便獻吻

好風景多的是/夕陽平常事 
然而每天眼見的/永遠不相似」

而林夕永遠是這時代陪伴我們最久的夕陽。

刊於聯合文學2010三月號

訪問當天身體狀況不佳，對工作上遇到的人有些失禮，事後回想實在不好意思。

林夕人很好。

補述：在《聯合文學》的作者簡介中，我誤將發表詩作的書名寫成《閃躲—中途停靠—碎骨片：當代法國詩法中雙語選集》，事實上是被譯成法文，收入翁文嫻老師編輯的Taiwan Poésie contemporaine Anthologie: De L’infidélité，在此更正。

窗外淅淅瀝的雨聲，眼睛被沙塵扎得刺痛迸出的淚，原本是安靜的，後來情緒逐漸上來，一遍遍洗刷著回憶，坑坑疤疤起泡的壁癌，鹹水摻著脫屑落了下來。

去年在病中讀完《小團圓》，一直覺得應當稱作The Book of Agony，口腔裡震動靈魂的顎音。後來知道是取自The Book of Change，到底張愛玲經歷的痛苦更深刻，「痛苦之浴」的更迭只是change，如此輕描淡寫，更顯出底下情感的強烈，「她最後對他的感情強烈到是什麼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色戒〉)。當然不只是對胡蘭成，而是對生命中所有人。

又有一次讀到九莉對比比說：「我怕未來。」比比有點悲哀的微笑著說：「人生總得要去過的。」那時為自律神經失調所苦，好幾天完全睡不著，骨頭痠痛，半夜從床上起來，拖著一身沈重的無知覺的肉體，彷彿皮囊裡裝了不能再多的水，一本書捧得手腕非常痛，痛得叫不出來，看到這兩句想到自殺。但是自殺過的人就知道，沒死成只是平白給醫院賺住院費，還是撐過來比較划算。

一般人是否也像九莉一樣，在精神上給自己上麻藥？我的方法較低級。前幾天電子報上看到，有人偷了製藥廠大量抗憂鬱新藥，忍不住哈哈大笑。或者前幾天在麵包吃出一根訂書針，換了一家買，又吃出一根頭髮。本來是生氣的，不知為何聯想到侯麥《綠光》女主角頻頻撿到撲克牌，頓時因這噁心的類比笑了。

為了讓人生好過些，將整個人生變成一個笑話，這不是我本意，但到某一個階段，似乎也只能這樣了。

然而算不到沙塵暴來襲，外頭晾的衣服，在星期日午後陽光下披上一層薄薄金沙，收下來抱在懷裡，敏感的咽喉立刻嗡動起來，蜜蜂傾巢而出，連忙躲回室內。新聞畫面上，101尖端隱沒灰黃浮塵，整個城市像廣袤黃漠下，剛出土的文明遺址，大風刮過掃入氣管，又是一陣驚天動地的降乩。

古詩詞裡的春天是塵土二分，流水一分，如今大約是塵土二分，暴寒半分，另外半分酸雨，日蒙中韓台皆分沾到變色的春天。嗆咳中我們只能苦笑：原來這世界真是春色無邊。

附上衛報的報導

French film-maker Eric Rohmer dies aged 89

Eric Rohmer, the French New Wave director known for Ma nuit chez Maud (My Night with Maud), Le genou de Claire (Claire's Knee), and other films about the intricacies of romantic relationships and the dilemmas of modern love, has died. He was 89.

Rohmer, also an influential film critic early in his career, died in Paris, said Les Films du Losange, the production company he co-founded. The cause of death was not immediately given.

The director internationally known for his films' long, philosophical conversations continued to work until recently. His latest film, the 17th-century costume tale Les amours d'Astrée et de Céladon (Romance of Astree and Celadon"), appeared in 2007.

In 2001, Rohmer was awarded a Golden Lion at the Venice Film Festival for his body of work, made over a five-decade career.

Rohmer's movies sought to portray romantic temptation and love triangles, pretty girls and handsome youths. Often they took a lighthearted, chatty form, with serious themes hidden under the surface.

French president Nicolas Sarkozy paid tribute to a "great auteur who will continue to speak to us and inspire us for years to come."

"Classic and romantic, wise and iconoclastic, light and serious, sentimental and moralistic, he created the 'Rohmer' style, which will outlive him," Sarkozy said in a statement.

Six of Rohmer's films comprised an influential cycle of moral tales that addressed questions of modern love: whether to compromise your beliefs in the face of passion, for example, or how to maintain a sense of individual freedom in a relationship.

In 1969's Ma nuit chez Maud, a churchgoing engineer, played by Jean-Louis Trintignant, must choose between a seductive divorcee and a woman who meets his ideals. The film's screenplay was nominated for an Oscar.

Le Genou de Claire (1970), tells of a diplomat overwhelmed by his desire to stroke the knee of a teenage girl he meets.

France's culture minister, Frédéric Mitterrand, said Rohmer's "very personal, very original" movies appealed to cinephiles and ordinary filmgoers alike.

Serge Toubiana, head of the Cinematheque, France's famous film preservation society, said Rohmer worked closely with his crews and described his creative process as a collaborative effort with the actors.

"He knew that he needed them and because of that he showered them with love," Toubiana told France Info radio. "Each film was a kind of shared game, with its own rules in which each person played his role."

Born in 1920 in the city of Tulle, Rohmer got his start as a literature professor and a film critic for the influential Cahiers du cinéma magazine, becoming its editor.

Though his name at birth was Maurice Scherer, he created his artistic pseudonym by rearranging the sounds in his first and last name to come up with Rohmer, he told Le Monde newspaper in 2007.

As a director, Rohmer became a leading force in France's convention-smashing New Wave cinema, alongside directors Jean-Luc Godard and Francois Truffaut, his colleagues at the Cahiers. With Claude Chabrol, another director, Rohmer published a classic study on one of their heroes, Alfred Hitchcock.

Along with his series of moral tales, Rohmer produced a cycle of modern-day relationship fables for each season of the year, and another dubbed the cycle of "comedies and proverbs," with each film taking its inspiration from a proverb. One popular film in that series was Pauline a la plage (Pauline at the Beach), focusing on a teenager on a seaside holiday.

Thierry Fremaux, who runs the Cannes Film Festival, told BFM television that though Rohmer's films weren't "trendy", they were timeless.

"He proved that you can make great movies with small budgets," Fremaux said. "And that's good to keep in mind in the times we live in."

Rohmer was a very private person, but his survivors are believed to include his younger brother Rene, and his son, also named Rene.

晾在外頭的衣服像孤魂野鬼，窗邊幢幢影影流連不去，窺伺屋內的燈火。

我只揀了貼身衣物和毛巾進屋，用吹風機一遍遍烘乾。毛巾用舊了，攤在腿上一大片僵硬的，陣陣熱風下，來回撫著粗糙纖維，手背的溫度逐漸傳到掌心，質地似乎也暖熨了，彷彿回到前世，還是一塊柔軟的布料。這勞動讓人想起遙遠的前工業時代，女人一雙手碰觸世間一切：浸在凍水裡搓揉髒汙；滑過愛人微彎的脊梁；淘一把米或麵粉，心中數算每張嗷嗷待哺的嘴。

仔細摺好吹乾後的毛巾，一落穩妥疊放進衣櫃裡。那一刻物質上自成宇宙的寧靜，不是消費後的快感可以比擬。

景氣衰退時，凜冽的風灌進領口，那切膚之痛彷彿赤裸裸揭露了貧窮的肉身瘡傷，在冬天赤手浸在水盆裡洗過衣的人應當可以了解這種心理創傷。大學時買不起厚外套，家教時經過張燈結彩的百貨公司，金銀碎鬚交錯的聖誕樹，必須仰頭才能望見樹頂的金星，對比身上的寒酸，裹得再緊冷風還是無孔不入，呼巴掌般刮著臉頰，更覺得在人群暖烘烘的體溫外，孤身一無所有。

紅樓夢結尾，寶玉拜別賈政一段，「......（賈政）抬頭忽見船頭上微微的雪影裡面一個人，光著頭，赤著腳，身上披著一領大紅猩猩氈的斗篷......」踏在雪地凍紅的赤腳，和盛世明媚的大紅猩猩氈並存一身，視覺意象強烈且現代化，不是奇士勞斯基三色的道德辯證，電影大師中，大約只有身兼詩人的帕拉贊諾夫用色可比。

今年據說是暖冬，但人們似乎沒有因此高興能節省治裝費。寒流一來，網路上便湧起一波波羽絨羊毛大衣合購潮，收到商品時恰巧回溫，又是一片怨聲載道。我不是泛道德化的人，不會動輒拿非洲災民說教，然而今年屢見這種現象，也不免有慘然之感。

「愈接近生理期，身體愈暖燙，連褪下的衣物都殘留餘溫，彷彿包裹過一塊溫體豬肉。

回想白天寫的一篇文章，為什麼那樣苛刻？有聲音自問自答：那是大腦和卵巢鬥爭的結果，別太在意。

但這幾天實在被荷爾蒙折磨得難受。若它再不來，我寧可鑿開子宮，就當是演出亞陶的『血如噴泉』給自己看。」

英文still life，靜止的生命，指靜物畫；又有stillborn，靜默的生，意為死胎。這些辭彙似乎在佐證那句庸俗口號：要活就要動。但是有蛙類可以在乾旱時長期處於不動的偽死狀態，而許多死物，如摩天輪，往往動得比生命體更歡快。

電影膠卷是死的，貯藏的也是逝去的時間，但放映的光讓它轉動復生。包裹張曼玉身軀的美麗旗袍，步下階梯時使花樣年華款擺而來。隨著日文喃喃反覆，王菲足上的高跟鞋試探走出凝結時空，先於二零四六荒廢的回憶。王家衛的場面調度加杜可風風格化的攝影，讓災難後倖存的物質，比人類更鮮活。

寫完這段，想站起來，發現腿不能動，原來是麻了。也許麻木時流逝的時間，比感官更長久。

據說富三代才懂得吃穿。家裡因為從來沒富過，對衣食一直有種戒慎態度，帶著清教徒對奢華事物的恐懼與艷羨。
 

兩者之中，又對穿比較有興趣。因為過敏，不能吃的東西太多，久而久之失去胃口。在衣著上，有較多空間供我創造展演，無論是走在街上領受陌生人眼光或在家攬鏡自照。
 

大學時期沒什麼錢，隨便買隨便穿。當時女大學生流行學院風A字裙，夏天配帆布鞋冬天長靴，很是俏麗可愛。娃娃臉同學還把齊肩黑髮綁成左右兩束，襯得周圍的人都老了十歲，如我這般老相的人簡直可當她阿姨，而且還是鄉下來的窮酸親戚。
 

自己賺錢後，終於有選擇衣服的自由。那時流行民族風，柔軟棉麻勾勒出飄忽線條，很有混淆視聽效果。為了怕這股浪潮太快退去，有一陣子買了好幾件囤積在衣櫃，直到我領悟這些為白人身材量裁的衣物不適合矮子，才把其中一些收起來，當居家服。
 

於是，被中產階級和後殖民審美觀拒斥的我，只得拖著這具皮囊，繼續尋衣苦旅。
   

這一兩年最大的轉變是發現了網路購物，自此一玩不能罷手。我對網路賣場從工廠批來的廉價新衣沒興趣，專挑別人出清的二手貨，倒也買到一些價格合理品質良好的衣物。對一秒鐘幾十萬上上下下的人來說，在網路上逐一比價估量大約是浪費時間金錢的事，但對我而言，不但免受服裝店店員言語騷擾，又有跳蚤市場淘寶的樂趣。時至今日，雖然尚未訓練出火眼金睛，對圖片和實品間的落差還是有點判斷力──反正世間一切不過是幻影，末日未至，救世主無蹤。
   

冬日在衣著上比較散漫，一襲二手灰大衣一包，裡面穿雪紡紗不會比較柔媚，衛生衣也無礙於他人目光。但衣領和下巴間一截空白，究竟要裹起毛衣高領？還是披掛圍巾？圍巾要密實麻花抑或鏤空圖樣？其間諸多細節，是樂趣也是細碎的折磨。反正無論如何都不自由。

註：原文刊載於《人籟論辨月刊》九月號

張愛玲在〈燼餘錄〉一文，寫一個華僑千金，戰爭來襲時首先關心的是有無合適衣服穿，諷刺入骨，驚艷見血。

不過有時衣櫃的深度的確很重要，大概任何女人都面臨過出門前望著滿床衣物興嘆的窘境。長裙配短衫，紫藕搭咖灰，細高根鞋步伐晃出絲紗裙襬法式浪漫風；小可愛外搭鉤織領口長版罩衫，下襬巧巧露出襯裙蕾絲，顯露日系少女俏皮味。若走民族風路線，穿繡銀燙金朱紅瑰紫的印度庫塔，得串瑯璫銀飾而非極簡不鏽鋼飾品。

大抵上坊間時尚雜誌就是在宣揚這套安全穿衣術，照刻板印象代入，容易被人歸類收納入某種類型範疇，好或壞，依想達成的目的而定。

近幾年又有混搭一詞，Mix & Match，這花招耍起來需要多一點想像力，讓人錯覺多了一些創造空間。乖女孩田園風碎花荷葉邊裙，踢踏著龐克馬丁大夫靴；無懈可擊的白絲襯衫黑裙淑女，偏豎起拇指戴巨大孔雀綠假貝珠戒；道行厲害的，上身著印著大朵牡丹花阿嬤衫樣的無袖緊身萊卡背心，下身一條七分煙管褲，懶懶踩著漆皮酒紅細高跟瑪麗珍鞋，最適合上課鈴響後姍姍來遲，晃過全班同學和教授面前，囂張到冒煙。

賣力演出這麼多袖珍戲劇，無非為了突顯自己──可惜人很少能將自己穿出衣服外。

註：原文刊載於《人籟論辨月刊》九月號

以前認識一個女孩，大概看了太多法國藝術電影，堅持只穿黑或白或黑白，不穿灰。

黑和白看似絕決，但因正在光譜兩端，和任何氣質都保持一點現代社會容許的禮貌距離。反而灰色，容易讓人聯想到塵土，穿上身帶點髒污，能將之穿出精神的人很少。

著灰燼為鑽石的人，多半白而清冷，孤身在熱鬧場合，曖曖內含光。普通人穿灰，能做到溫雅就不錯，如能提升至宋本書的端潔，又是另一境界。

過去以為，若用灰色衣著遮掩某些觸目線條，可以沖淡視覺效應，豈料鐵灰淺灰，特別能突顯矛盾。真要大隱，不如卡其或灰褐，影子般曖昧不明，幾乎有發生車禍的危險。

灰藍是晨曦的顏色，只適合性子冷的人，業務最好別碰。如果在冷氣夠強又有點文化氣息的地方，如故宮，拿來當制服倒不錯，人不動時，彷彿古物上覆蓋了一層霜。

心目中的「暮色」是灰紫，沉鬱地緩緩擴散，如中年女子拖著垂地絲絨裙，所經之處夜空悄然降臨。一個年老而擁有美麗過去的角色，回憶裡點點星光，是摻雜其間的銀蔥在閃爍。

寒流來襲，被團團羊毛呢包裹成一朵灰撲撲的雲時，總是很感激這種馴善動物，願意和人類分享溫暖。當然這也只是互惠。新聞報導裡，有些從農場逃走的美麗諾綿羊幾年後被逮回，像一棵會移動的棉花樹，連一臉呆相都被遮沒了，可以想像夏日棉花樹下悶出汗雨的狼狽，所以我等人類只好勉強在冬季穿上灰暗羊毛衣，讓羊群擁有剪毛的機會──又是一種灰色邏輯。

不大有人會把灰黃穿上身，然而每年總有幾天，街上路人都披著一層灰黃。漫天沙塵暴，是愈來愈多城市共有的服色。

所以每到這時節，我總有理由不打扮、不出門。只是偶爾打開衣櫃，隨意翻看衣架，數數居然有12件灰衣。

原來連這內心空間也和城市一樣灰而悶，那可真不好。

註：原文刊載於《人籟論辨月刊》九月號

新年在家閉關發呆，上班族收假後，才陪朋友出來買衣服。

朋友購物向來老派，去年買的一件長版雙層棉衫穿了好，今年又去買同一款式。

我也在店裡隨意瀏覽。朋友買完了，店員就把注意力轉向我，追問要找什麼。我懦懦說聲外套，她立即翻出夏季短版小罩衫、年後出清的厚重毛大衣、棉麻兩穿薄夾克，像個嫁女心切的母親。

然而，我的經濟狀況就像放無薪假的竹科小雜魚，雖然動心，只能辜負無緣的丈母娘的好意，拉著朋友逃之夭夭。

幸虧買衣是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愛了可以再愛，錯過才是平常。

註：原文刊載於《人籟論辨月刊》九月號

說「小」是基於一般認知的手術規模，另外也是因為先抑後揚的三聲，正道出委隱曲折的情意結。

痣存在的九年間，曾被讚美愛撫過，也曾被嫌惡疑慮，一直到後來成為恐懼的對象。當它大到在視域邊緣隱約可見時，便提醒了我，回憶隨時會悄然歸返，停駐於近側。它提醒我，最初如何在涕泗紛流中揉搓出一星恥辱，爾後又是如何不斷摳挖它，試圖摸索出傷口真正的位置。

割除後痣被裝在一個小塑膠袋，拿去作病理切片。我瞄了一眼，褐黑顆粒黏附一絲血肉，過去我會當那是眼角滾落的黑色淚珠，現在只覺得像文明人臉上不小心沾上的一顆西瓜籽。

隨口說出感想。護士說，你比喻得真好。

我感覺麻醉的一小角皮膚，凝成了笑紋，漏出一點點酸。

讀了這段，立即想起閩式建築紅磚灰瓦本色，淡漠中透出南方陽光的暖熱。

現今關於大陸的遊記，寫上海、北京大都市甚多，對距離台灣最近的廈門反而提得少。

和朋友循小三通路線，去廈門島。

街上汽車不多，因為管制鳴按喇叭，空間沒被噪音阻斷，風得以從容吹拂大片綠蔭。行道樹綠裡夾雜嫩紅，愈看愈熟悉，原來是芒果樹。

走在人群裡，耳邊傳來的福佬話，與台灣同樣混合了漳州和泉州腔，只有音調抑揚略有差異。迎面臉容也眼熟，尤其是老人，彷彿曾在菜市場公車站牌榕樹下照過面，靈魂跨海相逢，仍舊錯肩而過。

到傳統市場拍照。旁邊水果攤老闆娘半恐嚇半安撫哭鬧的孩子，注意到手持相機的陌生人，特意揚聲用普通話說：「不要哭，等一下姐姐要幫你照相。」

鏡頭正對準果蔬籮筐旁兩隻小貓，我聽到這話，只裝作聽不懂。老闆娘看相機始終沒有轉過來的意思，改用福佬話拖長尾音說：「原來是在照貓仔......」說得我不好意思，便收起相機，走了。

明明是觀光，照見的卻是似曾相識的鏡像。

倒是最近幾年，廈門的外地人口逐漸增加。晚上洗完澡，靠著窗口晾頭髮，可以聽到底下湖畔公園傳來父母叫喚孩子回家的聲音，鮮脆利口如落刀切菜，是大陸電視台裡常見的普通話口音，總覺得少了本地人說話特有的悠長餘韻。

朋友舅舅是長居廈門的台商，說江西人和湖南人來的最多，在的士司機界各擁一方勢力。

但晚風一陣陣掠過頭髮，很快就乾了。

魯迅印象中的淡紅與灰，隱匿在夜色下。

這是去年的遊記。

原本想投稿刊物，但自我審查的心理壓力太大，無法暢所欲言，寫了三篇便斷尾，索性放上blog。

人生如此，實在悲哀多過歡喜。假如人能像鬱金香，在種球中蟄伏一段時間，放到土壤便抽芽生長結苞綻放，生命該多麼簡單！不幸的是，需要一男一女情願或不情願或自以為情願其實不情願的結合，才能造出生命；精子卵子得強壯厚顏到得以撐過漫長的懷孕期，才發育成一個略具人形的生物；產婦得破水陣痛剪會陰，才能擠出這團累贅；生完後還得照料他，由他消耗乳汁與青春──嬰兒所需照顧期太長，無法像小牛犢，喝兩個禮拜的奶就放母親自由。

由於以上一切一切，開啟了一代代悲劇的親子關係循環：原初場景、家庭羅曼史、創傷、鏡像理論......父母子女焦慮地彼此壓榨踐踏，互噬血肉，最後才發現雙雙敗給了時間。

平輩親戚生了第一個孩子，漆黑眼珠微微鬥雞。見我要坐到她身邊，先是急得大哭，又突然止住淚，睫毛鑲著一圈細密晶瑩，睜大眼一瞬也不瞬凝望我。因為她會用小手抓搔自己的捲髮，因為急起來肥肥小腳掌像拍手般互擊，因為種種遺傳神祕細節，我愛著她。

然而，瑣瑣碎碎的病痛，第一次被性騷擾的驚惶，對廣袤寂靜無邊的恐懼，誤解、羞辱、欺騙、逼窒在人際關係裡、性的哮喘......我設想曾經歷過的痛苦，一一套用在這孩子身上，幾乎恨不得她立刻死──倘若骨骼不夠硬氣，生於世上是一場惡戰，生為女子是一種凌遲。

如此，寧可我所愛的孩子不要出生，已出生的不可愛。

偏偏人類嚎哭著降臨人世後，就忘了，愛原來酷烈至此。

放眼整條街販賣的特產，朋友有感而發：「這像不像我們去京都玩看到的？到處都是中國製的東西。」

回想去年夏天旅行，京都各景點附近，每家店滿坑滿谷廉價紀念品，確實有不少拿起來一瞧，MIC三個字母。

中國製「特產」匯聚一地已很荒謬，發現被某些台灣文人奉為保存唐朝優美文化遺風的京都也複製了這全球化現象，令人啞然失笑。

沿岸礁岩任潮浪沖刷，伏臥如睡獸。我穿著涼鞋，一高一低踩在溫馴巨獸背上，海風吹來，遍體生涼，腳也冰冷。

忘了當天是什麼節日，四處都有絢爛煙花衝上夜空，爆出陣陣尖笑。

突然有個女孩跑來，塞了兩支已點燃的仙女棒給我們。漆黑中揮舞著光屑流竄的仙女棒，剎那間夜晚退回童騃，回到鑽木取火的遠古時代。天與海初初誕生，手和腳仍新鮮，人類只須嬉玩大笑，哪管冷或熱、男與女，試探與退避的迂迴技藝。

後來海灘砂粒鑽進了涼鞋趾縫，嵌在凹陷處，磨破皮膚，痛得我齜牙咧嘴。某某盡了紳士風度，陪我去便利商店買ok繃，才分手各自回家。

多年後，再想起那年淡海，才明白某些細密的切膚之痛只有戀人能體會痛惜，而現實中，夏夜海岸總有不滅火光，照亮男女臉龐近乎錯認為電影特寫下的命定愛情。

最近跑影展看片，附近有不少百貨公司和服飾店，看完電影後便去逛逛，看衣，看鞋，看人。

百貨公司正值週年慶，女性顧客繁多，但打扮出奇一致。少女都穿長版衫內搭褲配平底芭蕾舞鞋或帆布鞋；女大學生有的已換上日系高腰膨袖外套，下搭貼身七分褲，足踏魚口編織鞋或仍是夏日楔型涼鞋；熟女則身著洋裝式風衣，踩著木根粗根高根包鞋，步履叩叩有聲，彷彿走在溫帶秋日街道上，自我感覺滿分。

花車裡，一堆被無數雙手翻了又翻了衣服打折後，價格仍令人挑眉，尤其許多日系少女品牌布料極薄，車工拙劣，似乎手肘一抬就會迸破，讓人懷疑廠商哪來的勇氣標上四位數價格。中國大陸為全球品牌代工的結果，是名牌地攤化，百貨公司專櫃與夜市貨品質相去無幾，正品仿貨難分。

蕾絲和荷葉邊從去年招搖到今年，蝴蝶結飛舞，鈕釦依舊玩著排列組合遊戲。飾品又是貼亮片又是鑲鑽，拜韓劇之賜，從土俗「台妹」必備款躍為韓劇女主角高檔貨。胸口壓褶，腰線抓皺，小包袖又稱公主袖，元寶高領更要扣到最上面一個釦子。甜美乖順的女孩有福了。你有多聽話，就能多靠近男人身邊，多點機會得到想要的。

我檢視自己裝扮：鐵灰U領素面衫、連帽拉鍊黑外套、土黃燈芯絨長褲、深褐圓頭皮鞋，自己織的淡紫混色圍巾一條。沒有人這樣穿，從頭到腳都過時了。

「你不能只撿對自己論述有利的一面說。」隱隱有個聲音指責我：「如果不是流行圓裙，以前那種中性直筒裙怎麼可能塞得下你的屁股？何況你還不知羞恥地買了件黑漆金邊三釦背心裙，只是從來不敢穿出去……」

「沒出息。」街角落葉尚未沾地旋即飄走。

最後走過很多條街，我在一間叫「嘟嘟百貨」老式連鎖小成衣店，買了一件暗紅棕綠相間的寬鬆橫條針織衫，給一個朋友。

有人是用牙齒一顆一顆刨起玉米粒，舊時代農民犁田。

有嬰兒羊水潑剌就降落世上，有嬰兒費盡力氣擠過子宮頸，最後仍因臍帶纏繞頸部窒息死亡。

資本主義社會裡，緩慢是莫大的罪惡。既然已經簽訂契約，從此你的流動人生就固化為一段段「工時」。工作時間最好不要上太多次廁所，最好不要時時腹中轆轆，最好不要碎嘴和同事多聊兩句。公司幫你付健保費，就是讓你去治療膀胱炎、胃潰瘍和憂鬱症。

現代化衍生的問題啊……學者一邊躲在體制後咕噥，一邊壓榨他的學生。就像老闆羞辱員工，男人回家打罵妻子，母親虐待小孩。只要不在社會階層最低階最無助的那個位子上，仍是個有價值的人。

珍珠貝鑲嵌的十字架是真正的十字架嗎？煞有介事的開頭結尾就算是書寫嗎？

我從未見過父親工作的情形，無論是前期在各地出差，或退休後上山耕作。

但他死前衰朽殘破的身軀無聲訴說，勞動者不是英雄，聖經是木匠自欺的謊言。

回家拆封後，遠觀仍是華美瑩白，近看才發現裙上荷葉褶車得歪七扭八，下襬蕾絲繡得比蚊帳花紋還粗糙，蕾絲底的網紗亂車一氣，遑論十面埋伏的線頭和藏在裙腰的訂書針。

沒有縫紉用小剪刀，我用事務用剪刀一點點剪去多餘的線頭和網紗，又將蕾絲抽鬚部分修齊，費了不少時間，在一般人眼光估量，大約遠超這件紗裙價值。然而我的生命和它一樣是粗製濫造的廉價品，沒什麼可惋惜。

衣標上印著Made In China，可以想像一個農村女孩，從窮鄉僻壤來到沿海貿易城市的血汗工廠，每天操作著機器，或讓機器操作她。女孩有父有母有弟妹，就是沒有她自己。某天工作時思索怎麼無中生有從黑禮帽變出一疊紙鈔，手一歪就車壞一大段蕾絲。她從之前剪下的瑕疵品隨便撿一塊補上，反正不是她的衣服。經過可疑的品管後裙子渡海來台，最後流落到零售小店紙箱，和其他衣物為伍。

透過這件裙子，我和另一塊土地上的女孩有了交集。她或許不會想到是誰穿她經手的衣服──會買這種衣服的人，大約比她好不到哪裡去，城市和工廠的艱難生活使她對貧窮漠然，她默許旁人加諸於她的冷眼和歧視，也以同樣的眼光看待其他畸零人。貧窮是可恥的，貧窮是污點，貧窮是該隱無法抹滅的罪惡烙記，我們在潛意識裡為自己烙上了火印。

米白紗裙見證了無論社會發展程度如何，女性一樣處於經濟困境的事實。

Each day just goes so fast

I turn around, it's past

You don't get time to hang a sign on me

Love me while you can

Or I'll get a plan

A lifetime is so short

A new one can't be bought

But what you've got means such a lot to me

Make love all day long

Make love singing songs

Make love all day long

Make love singing songs

There's people standing round

Who screw you in the ground

They'll fill you in with all the things you see

I'll make love to you

If you want me to 

初次聽到這首歌，大約是在七、八年前，馬世芳的披頭四講座上。 西塔琴纏縛繾綣的前奏，如情人潮溼舌尖在體膚上舐行，露珠滑過臘質葉片的輕盈無痕。 在那樣的年紀，腦海裡繚繞的只有這兩句：Make love all day long/ Make love singing songs，永恆的熱帶金黃下午，將睡未睡的矇昧光陰。雙手掐著頸脖，在缺氧的人工快感中，撒腿狂奔至青春終點。 再度於youtube聽見，George Harrison已死，憂傷囚徒踝上繫著金鍊，齊齊吟唱：A lifetime is so short/ A new one can't be bought/ But what you've got means such a lot to me。

有人解讀歌名隱含的喻意是love you to death，但在股票、保險、帳單、高麗菜間，我們已無暇追問死亡，只能反覆播放輓歌，在瘋狂或病變之前。

購買這張專輯時還是大學生，真正認真聽歌時卻已成為失業人士。我渡過一個炎熱、骯髒、貧窮的印度式夏天。

那年夏天我花了兩個禮拜，寫下第一篇小說，一邊反覆聽3 speed這首歌。這張專輯算是主唱Mr.E的悼亡之作，他的親人幾乎在那幾年間都凋零了。因而偶爾萌生死念時，我也如他發出疑問：Why won't you just tell me what's going on?

Got a 3 speed and banana seat
Sitting back on the sissy bar
Went to sev and got a drink
Wish I was driving in daddy's car

And I looked up at the sky last night
And I thought I saw a bomb
And why won't you just tell me what's going on?

Riding down on sprinhill road
Meeting Alfred out in the woods
Dogs bark and mosquito's bite
Scratching the itch that makes it feel good

And I looked into the mirror last night
All I saw was a pretty blonde
And why won't you just tell me what's going on?

Life is funny
But not ha ha funny
Peculiar I guess
You think I got it going my way
Then why am I such a fuckin' mess?

Want a pony and a birthday cake
Want a party with a scary clown
Kneel down and bow to the princess
Kneel down for the queen of the town

And I looked up at the sky last night
And I thought I saw a bomb
And why won't you just tell me what's going on?
Tell me what's going on

最後我沒有死成，對命運的底蘊一無所知，沒有得到小馬、生日蛋糕、銀手鐲、潛水衣、梔子花環、漫步月球的芭蕾舞鞋，甚至把《電擊憂傷》CD弄丟了，但我仍記得這首歌。

在youtube上唯一能找到的3 speed影片，是段一個年輕人生澀彈唱的錄影。如此年輕如此笨拙(但還是比我聰明)，願他能繼續當個快樂的beautiful freak。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zy6VltG6Dk

那時每日通勤。我曾在一排公車站牌上，看到有某線公車直達學校，但那一輛神秘公車始終存在於傳說中，未曾現身，所以多數早晨的動線都是公車→捷運南勢角線→新店線，當中每個環節都包含了超載、塞車、紅燈、原文書等化學元素，演繹成一道消耗巨大能量的方程式。

然而早晨的公車車次似乎還是比較多。到了傍晚回家時，頂溪捷運站附近，公車站前便堆棧著一簇簇學生和上班族，散發著白日累積的汗酸和疲憊，忍受汽機車廢氣，殷殷引首盼望。我總是偷偷望著各色形狀模糊的臉孔，猜測其中有多少人今晚會因考試考差或被解聘自殺，但在回家上吊或吞藥前，他們還得等待公車到來。也有些人，漠然木立如印度苦行僧，彷彿解不解脫都無謂。

而我所轉乘的公車，同一號碼有兩條路線，紅線經過我居住的邊境荒漠，綠線會在中途分叉出另一條路。由於多數人搭乘綠線，紅線車次只有綠線五分之一左右，最後一班車晚上九點出發。有幾次，在久候紅線公車不至後，當綠線公車停靠，打開車門湧入人群的瞬間，我不禁跟在眾人背後上了車，搶個空位坐下，喘口氣，放鬆，妄想或許等會能在綠線沿途某一站下車，然後在附近繞繞，尋找經過住處的公車路線站牌。但事實上，這妄想從未實現，每次我總是眼睜睜看著自己被運送到綠線最後一站：一處偏僻的公車維修廠。

我還記得彼時那個被扔出車外，如一縷遊魂，在無人的街頭瘋狂搜索公車站牌，最後精疲力竭，抱著精裝原文書坐在路邊的女孩。有些路人會瞥她一眼，隨即匆匆離開，彷彿無意中窺見有人在搬運屍體。有一次，我向一名修車行工人問路，他好心騎機車載我到公車站。坐在機車上，迎面冷風潑濺上臉，誘惑雙手伸向前，覆蓋住騎士眼睛，徹底毀壞眼中所見的風景，那寬闊的馬路、路旁的廢棄空屋、玻璃被砸破的路燈，精神委靡的女學生……

最後我沒有將念頭付諸行動。那工人是個仁慈的人。

那一年因長時期的孤獨顯得特別漫長，回憶起來卻又異常短暫，除去通勤時間，其餘生活幾乎都在學校和電視前渡過。由於整天整晚開著日本台，空曠的房子裡似乎充滿了濱崎步──她是當時最紅的偶像。她的瓷白臉、捲睫毛、金棕鬈髮、瑩亮嘴唇和炫彩指甲，如劇場幽靈般漂浮在空中，緩慢兜轉，碎裂摺疊出瑰麗群像，陪我渡過大段大段空白時光。

今年在網路上看到濱崎步感染性病的消息，讓我又想起那段奇異生活：回不了家的恐懼、電視投射在粉白牆壁上的躍動光影、胃痛、失眠、深沉的疲倦……這幾年似乎在濱崎步胯間輪轉了一圈，過去仍持續化膿，而癒合之日遙遙無期。

文藝青年喜愛的《花與愛麗絲》裡，設計讓愛麗絲穿紙杯跳芭蕾，實在矯情到不忍卒睹，然而在清透光線和鏡頭旋轉韻律下，這一段成為為人津津樂道的夢幻逸品。相對之下，陰鬱不快樂的花，被塑造成典型患有上學恐懼症學生，必須藉助愛麗絲的友情，才得以像一般人一樣上學、學芭蕾、戀愛。影片對她性格的描繪到此為止，至於她為何曾把自己囚禁在花房子裡，為何要編織一個謊言去獲取愛情，對此都沒有進一步探索。比較影片呈現愛麗絲對家庭、朋友、學長矛盾情感的細緻手法，花的心理褶襞顯然被熨平了。就表面看來，兩人雖然都行走在青春的鋼索上，一個踏著輕盈舞步，一個笨拙沉重，這對比如此鮮明，顯得學長後來的選擇怪異而不合理。

然而，甜美是男子太難以抗拒的特質，對女人亦如是。既然整個社會戀慕認同，女孩/女人只有竭力佯裝，說服自己即使環境再殘酷，甜美終能救贖一切，如同踩著紙杯的少女舞者能征服市儈攝影師，一部那麼烏托邦的電影。

俗到底：打工閒暇時，重讀Graham Greene的 “The End of the Affair”，是從二手書店買來11x18企鵝版輕薄本，封面印著大大的書名，以及水彩插畫風格的一名男子和一朵紅玫瑰，玫瑰還落了一瓣，不知究底的人可能會以為這是維多利亞時期的言情小說。我一直胡思亂想，目前此書的中文譯名為《愛情的盡頭》，出版社設定的讀者群顯然是一般文藝青年；假若將它當成基督教會出版的真情告白，可將書名改為《見證主：終結外遇》；如果是學術文章，《情事的終止》較具理性酷味；如果按照時下報章雜誌下標題的邏輯，那會叫什麼？《不再偷腥》或者《我是男人，我是第三者》？

會場內不斷傳來主講人無聊的笑話，會場外我腦袋裡飄滿了庸俗的玫瑰和庸俗的書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