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了就要倒吊

放映機倒轉著，沙沙雜音中，人成為時間，而時間陷入支離混亂的情態。

 

關於金錢的回憶，張愛玲提到那段凝固為鑄模的時間：「我不能夠忘記小時候怎樣向父親要錢去付鋼琴教師的薪水。我立在煙舖跟前，許久，許久，得不到回答。」這段拉長的沉默一點一點冷卻後，某種程度上形塑了她對中產階級生活的態度：旣憎厭又眷戀。

 

關於金錢的回憶，難堪到只能迂迴繞道，無力地說服自己，兩條路徑盡頭相去不遠……那是如此難以獲得同情與理解。曾有店員扔一個特價麵包，給擠在瘋狂人群裡拋出十元硬幣的我。我在寒冷骯髒的街頭，當場兩三口就吃掉，滿足又有些羞慚，因為心裡沒有湧生足夠份量的恥辱感，當時不知道，往後還有很多機會體會這種感覺。

 

中產階級生活，是走進咖啡店控制聲音不顫抖地點一塊蛋糕和一杯拿鐵？或是滂沱大雨中能叫得起一部計程車乾爽安坐，不用撐傘等四十分鐘公車困在黏膩汗臭肉體堆中直到被丟到馬路上？或是假裝物質環境就像包裹身體的彈性薄膜那樣合身俐落？由經驗學得的是，錢能買到尊嚴，錢能買到自由，錢能買到青春，但多數時刻我們是賣家而非買家，而且是血流成河的消耗。

 

張子靜《我的姊姊張愛玲》引胡蘭成語，提到張愛玲在給他的訣別信中附了三十萬元，她寫劇本賺的錢。胡書中談及張的文字，以女子角度看來，多數是謊言，唯有這裡我覺得很真實，她愛人的方式。

杜汶澤的新片《伊莎貝拉》據說是關於父親和未曾謀面的女兒亂倫相愛的故事，新聞標題用了「男人最甜蜜的惡夢」來形容此片。這種遊走在禁忌邊緣的手法滑溜討喜，一方面滿足主流市場觀眾的意淫綺想，一方面又守住道德界限體貼地為觀眾去除罪惡感。狡猾歸狡猾，卻是有效的宣傳手法。

《聊齋》裡有一篇相似卻駭人得多的故事〈韋公子〉。大意是有個韋公子，「放縱好淫，婢婦有色，無不私者。」同時「常載金數千，欲盡覽天下名妓，凡繁麗之區，無不至。」韋叔父不喜這種流蕩行徑，約束他讀書。數年後韋取得功名，叔父管束略為寬鬆，韋便又開始出入花街柳巷，但唯恐叔父知悉，都假托姓魏。

 

一日路過西安，韋勾搭上優伶羅惠卿，又聽說惠卿新婦頗有韻味，韋便和新婚夫婦玩起3P。韋想帶二人回家，遂問起惠卿背景，惠卿答：「母早喪，父存。某原非羅姓。母少服役於咸陽韋氏，賣至羅家，四月即生餘。倘得從公子去，亦可察其音耗。」韋赫然發現惠卿是親生子，一時無言以對，只得厚贈惠卿一筆資金，勸令改業，便托辭逃之夭夭。

 

後來韋到蘇州，迷上樂伎沈韋娘，戲說：「卿小字取『春風一曲杜韋娘』耶？」沈韋娘回答：「非也。妾母十七為名妓，有咸陽公子，與公同姓，留三月，訂盟婚娶。公子去，八月生妾，因名韋，實妾姓也。公子臨別時，贈黃金鴛鴦，今尚在。一去竟無音耗，妾母以是憤悒死。妾三歲，受撫於沈媼，故從其姓。」

 

或許由於這一次遇到的是女兒，有懷孕之虞，所以韋下手狠了些，用鴆毒毒死韋娘。他因施賄而免於牢獄之災，但還是丟了官職。回家後韋頗悔前行，雖有妻妾五、六人，卻仍無子嗣，原想過繼叔父之孫，但叔父怕自家孫兒染上姪兒的好色習癖，要待韋年老後才准許過嗣。韋公子一怒之下欲召回惠卿，家人皆以為不可。數年後，韋大病，病中時時搥胸頓足：「淫婢宿妓者，非人也！」韋公子叔父聽聞此事，知道韋來日無多，便派一名孫兒到韋家，行兒孫晨昏定省之禮，不久韋便病死。

 

在篇末的「異史氏曰」，蒲松齡義憤填膺開罵：「盜婢私娼，其流弊殆不可問。然以己之骨血，而謂他人父，亦已羞矣。乃鬼神又侮弄之，誘使自食便液。尚不自剖其心，自斷其首，而徒流汗投鴆，非人頭而畜鳴者耶！」

 

「自食便液」、「非人頭而畜鳴者耶」等話語顯示，作者認為不分階級的濫交，可能導致亂倫行為，使人淪落到儒家社會倫理網絡外、身分秩序混沌不明的情況，不但可能誤「食」自身/社會賤斥(abject)的排泄物/賤民，甚至墮入類同禽獸的「非人」處境，而具體顯現的象徵就是中國文化最嚴厲的道德懲戒──絕嗣，也就是被逐斥岀繼承體系外。

 

這是讀聊齋後一些亂七八糟的感想。關於亂倫其實還有很多可以說，例如日本漫畫中兄弟或父子戀現象……但無論如何，在「父」龐大的陰影下，亂倫絕非小男人綺想中青春女體和粉紅泡泡齊飛的「甜蜜惡夢」。

 

 

 

 

寫這篇東西，是用來躲避一些一不小心就可能傾洩而出的嘔吐物，亦可說是替代嘔吐而爆出的嗝。

 

對話：認識的人不多，其中包括兩個政治立場在光譜兩端的人，兩人互相看對方不順眼，但對第三者而言，他們有一個共同之處：沒有想像的能力，因此我從未和他們真正對話過。

 

滑溜：足球本是中下階級的運動，在台灣卻染上了菁英色彩。足球賽觀眾十之八九是大學生，有留學經驗的作家學者(特別是留英和留歐)紛紛撰文，顯示其引介優勢文化的身分，以及此一身分所暗示的豐厚文化資本。球是滑溜的，球賽的文化政治意涵和球員的淋漓男體亦如是。

 

創傷：曾在英文作文課指定的日記作業中寫了一個事件，描述在二手電影院看電影時，遇見一個台灣女子用英文大聲講手機，被其他觀眾斥責後便轉換成中文回罵。老師評道：假如這件事是真的，那真是不可思議。

 

反覆思索這段話，這是否意味著，一個會用準殖民語言講電話的人，必定比較文明，所以「比較不可能」在公共場合做出侵犯他人權利的行為？而無法熟練操作準殖民語言的人，如我，所說的話，就「比較難以被信任為真」？數年後讀法農的《黑皮膚‧白面具》，才明白疑問背後種種曖昧情結，源自被殖民者的「創傷」(trauma)經驗。

最近在聽香港my little airport的《在動物園散步才是正經事》。

 

清新夢幻電音加甜蜜微啞女聲，年輕時不懂這套公式有什麼好，後來才明白，極欲抓住青春尾巴的人多麼需要這幾味藥，因而百嚐不膩。

 

十首歌裡只有三首中文創作，其餘皆是英文歌詞，少女呢喃搭配簡單節奏清淡字句，每首都是寫給朋友的一封信。想到張愛玲在〈紅玫瑰與白玫瑰〉說：「英國的學生派是一種瀟灑的漠然，對於最要緊的事尤為瀟灑，尤為漠然。」my little airport的輕盈腔調，乾爽不列顛英語，頗似「英國學生派」態度。在Victor, fly me to stafford中，失去所愛後沒有搥胸頓足，只輕聲唱著 “It’s too late to say I miss you, Victor Ching.”表達遺憾。對Phobe明白道出 “you don’t wanna be my girlfriend. You just wanna show your beauty.”固然心痛，最後撂句“Cos you know I’m not the only one be missed by you as same as I don’t only miss you.”安慰自己一下也就雲淡風清，無須掙扎糾纏牽扯。

 

專輯文案引用MILK雜誌：「這時，我腦中想起岩井俊二的電影，想起〈花與愛麗絲〉……」除了音樂給予人的印象，大概也因為專輯封面是一對相依偎的制服少女。綜合文藝老青年喜愛的所有成分，還能不討人喜歡嗎？驚覺現在一開口就酸氣橫溢的人生失敗者都應該去聽聽這張專輯，回味曾經含一整天都不會融化的糖果滋味。

 

 

剛剛讀衛報一篇文章，不小心按了幾個鍵，就忘了之前是點哪個連結進去，只記得 “the deadbeat and lovelorn”，力竭者與苦戀者。

 

數月來她(貨真價實的第三人稱)不斷重複同樣的話，當然是他所說的話，彷彿不斷用刀刮除凝結的血痂，儘管壓抑著哀愁的臉上總是掛著微笑。我曾為憂鬱的女子、滄桑的女子、頹墮的女子、迷惘的女子心有戚戚焉，然而沒有人能比這個被鉛鑄在語言內的女子更讓我難過。

 

這朵最早開的鬱金香屬於「甘地」品種，腴麗明媚，絲毫無法聯想到甘地。十多歲時喜歡歷史課本上甘地繫一條布盤腿坐在紡織機旁的照片，雖然今日看來，光頭尖耳像外星哲學家，瘦削無性別的乾燥裸體仍讓人感到性感。

 

衛報有篇文章報導俄國寒冬因溫室效應更趨嚴酷，十月來已有107名莫斯科人凍死，交通癱瘓，供電短缺，有些企業協定只維持辦公室基本運作。一位報紙編輯形容燈火俱滅只有電腦運作的新聞編輯室：「這時候看起來有點像只有樂譜架亮著的交響樂團。」為何生命總是這樣，令人費解。

人一生聽過許多故事，有的故事含有道德教訓，有的具備商業價值，有的抒發作者情懷，也有一些兼有前三者功能。受寫實主義影響，現代故事被要求有頭有尾有情節有邏輯，但真正的生活卻是沒有緣由、連續不斷的苦難。握有書寫權力的人可以用文字補綴改寫過去的罪愆，被敘述者卻無能抵抗織就的網羅，她們在人生被劫取，被剽竊，被斷章取義後，仍必須獨自面對傷口的創痛，那是文字無法抹滅的。

 

在壹週刊上看到駱以軍一篇文章，大約是在講他眾人渣朋友中某人，曾在法國遇見一個出國療情傷的女孩。在人渣的敘述中，那女孩才智平庸，品味膚淺，但容貌美麗脫俗，似乎暗示她是男人即使傷害了也不需要感到罪疚的類型。人渣回憶，女孩曾哭了四五個鐘頭，斷斷續續告訴他，她之前相信某個男人深愛她並且會娶她，所以就(很老套地)把第一次奉獻給這人，結果卻被拋棄。在這四五個小時間，人渣滿腦子想的都是要怎麼解開女孩衣服，他嘴上敷衍女孩，手卻一直試圖向她胸前進攻。

 

最後他當然上了那個女孩，也一樣拋棄了她。

 

文章結尾，人渣緬懷完少不更事的過往，小小懺悔了一下，一貫駱式風格。

 

這讓我記起有人曾經說，他覺得駱以軍眾人渣朋友的行為很可恥，但他們先前就大剌剌承認：「對，我就是人渣，你要怎樣？」他因而無話可說。

 

事後回想，這人之所以耽溺駱的文采又嫌惡筆下諸男無賴德性，不知是否可用Kristeva「賤斥」(abjection)理論解釋。

 

至於那個被人渣再次傷害，被作家當成商品素材，被壹週刊讀者消費咀嚼完支離人生的女孩，現在在哪裡？我想，她會在故事的敘述與閱讀中，一遍又一遍死去，帶著不結痂的膿傷。

以前看克莉絲蒂的偵探小說，在各式各樣兇手中，記得有一人，是個寄住在親戚家的老處女。瑪波小姐推斷，由於此人患有某先天性疾病，幽居渡過蒼白青春歲月，治療成功後必不甘旁觀世間繁華，由怨生妒，由妒生恨，以致於謀財害命。

當時我讀了覺得很不平，疾病在身原本就是一種苦難，人們更兼以歧視眼光流放，退求一點物質的零星歡愉自慰，也被視為貪婪，似乎必得消滅主體輻射的光與熱，萎縮成內固礦石，成為絕緣客體，方能見容於世。即便如此，仍有人嫌殘餘原慾顯現的形狀醜陋，欲淨化一切污物渣滓，除之而後快。奉行工具理性的社會走到極端，便出現希特勒治下的人種偽科學，將不符合標準的生理特徵視為疾病，同時也是道德敗壞的隱喻，最好連根剷除，或當帝國機器的燃料。

我的畫作多呈現顏面傷殘或僵直怪異的女體，偏愛製造「詭異」(uncanny)氣質。借用劉瑞琪在《陰性顯影》一書中，盧索(Mary Russo)引佛洛伊德〈論詭異〉之語：「詭異是那類令人恐懼的事物，會指向老早就熟知的事物。」(頁199)但某些人似乎視之為一般色情圖片裡被凝視的女體，貼了許多色情連結回應。在這個感官疲乏的時代，軟性色情對某些人之所以仍是新鮮刺激的來源，也許是因為凝視帶來的宰制快感，啟動了意淫的行動；或是感覺受到畫面「刺點」(非男非女的曖昧身體、誘惑又嘲諷的眼神、結合軍事和露淫意象的姿態)觸犯，因而貼文反擊。這兩者前提都把畫中女子當成作者的agent，為此我似乎應當有點表示，於是在談疾病的文後寫了這一段。

少女時期讀西西的《飛氈》，當花初三在床上摟抱著妻子葉重生，她不許他再抱別的女人，否則要用斧頭把他剁成一塊塊，收進抽屜。後來花初三救火時不得不抱一女岀火場，被葉重生撞見，一溜煙逃走。此後葉重生簽名都寫，葉蟲生，又將女兒花豔顏寫成，花厭顏。

病中無事可做又無法靜心休息，只是伴花長坐。

這株非洲堇已盛放一星期。它是少數能在室內開花的植物，冷氣房日光燈亦可馴養，毛茸茸的肥圓綠葉，托起紅褐莖梗上抽出的藍紫花朵，呈雨後天霽色，燈下瑩然細膩，觸感如絲如絹，花心抱著團團黃蕊，可以想見聖保羅男爵在東非高原叢林蔭影下，發現這精工造物的驚喜。

非洲堇被男爵帶到歐洲後，迅速成為最受歡迎的室內植物，並由人工培育出多種花型：重瓣、鑲邊、噴點、皺摺、沾染、刷印。除了賞花外也有人賞葉，於是也衍生出心型、圓型、捲邊、波浪、白脈、斑葉等葉型。花色則由原本的藍紫發展出深藍、淺藍、大紅、粉紅、紫紅、純白等。荷蘭「十大畫家」系列都以畫家命名，又有「經典搖滾」、「藍兔子」、「糖梅仙子之夢」、「旋轉星星」、「春霧」、「繽紛華麗鬧彩虹」、「音樂盒舞者」、「古典愛爾蘭水晶」、「天使唱詩班」、「櫻桃香草」、「快樂的蟋蟀」、「蜂蜜泡芙」、「小月長石」、「波斯貓」、「維多利亞緞帶」、「安娜塔西亞」諸多品種，各逞其豔。目前人們還想研發出黃花堇和香味堇。綠花堇？有純綠色、純白綠鑲邊、淡紫綠鑲邊、粉紅綠鑲邊，令人想起「紅玫瑰」嬌蕊對中國鮮辣熱烈的冒瀆。

流感病毒持續肆虐，鼻水涔涔下。

對於切‧格瓦拉重複再重複印在T恤上的形象非常疲憊，在台灣已流行許多年，最近似乎特別熱門，成為各種論述的關鍵字。突發奇想，如果聚集一千個人穿格瓦拉T恤疊羅漢，應能搭就不輸101的巴別塔奇觀。

後來知道《壞教慾》裡濃嗆俗麗的變性歌手Gael Garcia Bernal在《摩托車日記》演格瓦拉。歷史上青年英雄多如繁星，左派右派都有人崇拜，但理想崇高的男人仍常對女人很惡毒，譬如布萊希特。既然只解放一半人口，叛逆左派青年和其他男性英雄其實沒有太大差異。

變性歌手的大膽激進，左派青年遠遠不及。影片裡的戲中戲，他主動為睡夢中的初戀情人肛交。張愛玲有言：「我以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素樸，也更放恣的。」現實中自己決定把他放進體內，仍是異性戀女人的海市蜃樓，因為身不由己，更嚮往這種決烈。

發動戰爭何其輕易，摧毀愛和純真何其輕易，一個愚蠢中年男子寥寥幾句話(而且文法還會出錯)，便有千萬人流血喪命。生命到底無法像變性歌手一般冶艷歡縱，吸毒者的容顏才是生活。如此還顧慮倫理道德清潔衛生有點可笑，當然有約束才有權力資源。與其在汪洋中孤身漂流，多數人寧可擠在奴隸船上。

積累多時的話像冰雹一顆顆落下，化作一片泥濘，姑且先記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