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ember 30,2011
舊燈泡
舊的燈泡，換下來透著一層深褐，是曾經的熱度，照著我們在沙發各一端各執一書捧讀，也照著我們在白痴綜藝節目前大笑。夜裡失眠，爬起來寫下歪歪斜斜的詩行，它靜靜不發一語。自律神經失調，整晚坐立難安，感覺皮膚下爬滿蟲子，凌晨打開電視，富士康第十二跳，也有它在。它一點也不柔和，四壁在光中雪雪慘白，但清醒才能擁抱真實，真實的影魅。
December 14,2011
記憶變頻－張愛玲的自傳書寫
當閉上眼睛，試著回想生命歷程，會發現記憶並非循著時光長河上溯，而是如黑暗中視網膜的光點，不斷閃爍漂移，觸發連結另一個記憶後，又憑空消失，生生滅滅......。
關於記憶的書寫，總是偏離西方寫實主義小說的線性敘事傳統。以張愛玲為例，她於四○年代的早期創作，以中、短篇小說和散文為主，雜揉寫實主義敘事的精準技巧、華美修辭和敏銳的個人觀察視角，成為戰時文壇的獨特風景。
錘鍊過往現新義
張愛玲自1952年離開中國後，輾轉流離海外，寫作風格也發生極大的變化。五、六○年代之交，她以英文書寫過往的回憶，著成《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與《易經》（The Book of Change）兩本自傳體的長篇小說（《雷峰塔》實為《易經》一部分，因篇幅太長而獨立成書）；七○年代又將之轉譯改寫為中文，命名為《小團圓》。其中《小團圓》於2009年出版，隔年英文版《雷峰塔》、《易經》和翻譯的中文版再與讀者見面。曲折的成書過程，恰與張愛玲追憶似水年華的迂迴纏繞相互呼應。
這三部自傳體小說，皆有片段取自張愛玲早年作品。學者王德威認為，這些曾敘述過的事件，再現時皆呈現不同變化，每次的變化即代表張愛玲對回憶的重新詮釋。在張愛玲反覆修改的寫作過程中，事件隨著生命體驗與創作態度的改變，不斷變形、延伸，最後衍生出新的意義。閱讀《雷峰塔》、《易經》與《小團圓》三書，可看出張愛玲在不同年齡階段，對個人和家國觀念的迭變，且透露出她獨特的人生哲學。
雷峰塔，倒了
其一的《雷峰塔》，是張愛玲從記憶肇始到被父親囚禁在家，之後出逃投奔母親的童年至青少女階段。張愛玲化身為主角沈琵琶，以孩童的眼光觀察周遭世界。
張愛玲出身自顯赫的家族，祖母為李鴻章長女，但到了張愛玲父輩，舊時榮光已然褪色。新時代來臨撼動了維繫舊時社會秩序的價值觀，如小說裡老媽子口中杭州的雷峰塔，傾倒後放出精怪，引起天下大亂。小說中的雷峰塔成為中國傳統倫理遭受西方現代化巨浪衝擊，傾頹毀壞的象徵。
而面對物質和精神雙重危機時，琵琶的父親與諸多親戚退守家中，以清靜明志為藉口，不事生產，耽溺抽鴉片、蓄妾等舊時代陋習。在此同時，琵琶的母親與姑姑卻在新思潮影響下，結伴出國留學。母親與姑姑自國外攜回的西方文明產物和進步思想，讓琵琶見識到新舊世界的強烈對比。父母離婚後，琵琶往來於父親與姑姑各自的家，對兩者的斷裂與糾葛感受益趨複雜。最後她選擇脫離父親家封閉守舊的生活，奔向新世界追尋自我。
日常片段見掙扎
《雷峰塔》英文的原文顧及英美讀者囿於文化障礙，因此有過多對中國文化的解釋，文句本身也稍嫌贅冗。
但以整體布局而言，張愛玲在處理新舊兩種勢力對琵琶的影響時，並未流於意識形態的發揮，而是以人類學田野調查的記錄手法，平實呈現在傳統與現代夾擊下人物的矛盾性格：琵琶的父親為了省錢，不讓兒子上學，只延請塾師教授古書，卻又喜愛雜誌汽車等西方產品；繼母少女時曾追求自由戀愛而自殺未遂，後來卻抽上鴉片，並成為囚禁琵琶的幫凶；西化的姑姑表面上不在乎世俗眼光，但為了戀人，終落入傳統男女關係犧牲自我的困境。所有人在新舊文化的傾軋下，各自摸索出應對的策略，而琵琶也從幼年的混沌自足，逐漸養成以懷疑和不確定的眼光，看待這個新舊雜陳的時代。
《雷峰塔》雖然著眼於舊文化腐朽墮落的一面，卻不將情節簡化為新舊之間的對壘。張愛玲像一個拾穗者，逐一撿拾她所遭遇或聽聞的零碎片段，將矛盾與衝突回歸至對世界的認識。這種對現世的懷疑與思索，在《易經》中繼續發酵。
親情走向盡頭
接續《雷峰塔》，《易經》一開頭，琵琶投奔到母親與姑姑的家，準備出國留學，使她有機會近距離觀察疏遠的母親--楊露。
露水的意象暗示這位看似堅強自信的新女性，走出傳統家庭束縛後的搖擺不定。受到五四運動思潮的洗禮，為了追求愛情自由，張愛玲母親與憑媒妁之言結褵的丈夫離婚，長期周遊列國，周旋於各國情人間，爾後受制於經濟，不得不暫時與女兒同住。張愛玲以細緻而近乎殘酷的筆觸，刻畫母親如何把對青春和金錢的焦慮，轉化為對女兒苛刻的期望與責難，一點一點磨損了女兒的孺慕之情。
在《易經》裡，母親百般挑剔刁難琵琶，在賭桌上輕易輸光了琵琶珍而重之的獎學金，讓琵琶對母親徹底幻滅，發出這樣的喟嘆：「撐持了數千年。孝道拉扯住的一代又一代......每一代都對父母懷著一份宗教似的熱情，卻低估了自身的缺點對下一代的影響。」無論是依據傳統儒家半強迫式的孝道，或新時代資本主義投資與回饋的邏輯，連繫上下兩代的紐帶已然斷裂，琵琶與楊露的母女關係終於也像父女關係變異毀壞。
順勢隨命運流動
倫理關係劇變的背景，是襲捲整個世界的戰爭。歐戰爆發使琵琶必須放棄留學英國，改入香港大學；三年後又遇日軍入侵香港，被迫暫停學業。在這段時間，個人命運較之前更為飄搖難測，也更顯現出時代的巨大影響。《易經》的英文原名為The Book of Change，change有變動、變化之意。將自傳取名為「變易之書」，可見「變」是張愛玲對自己和這時代所下的註腳。
戰爭動搖了平時固著的階級與秩序，顯露出剝除現代文明後人性的另一面。宣揚慈善的基督徒關起門獨善其身，教授和學生貪婪地囤積盜賣物資，男女學生為禮節所拘束的性禁忌打破了......。琵琶親睹戰爭時期文明的土崩瓦解，體悟生存於當下順勢應變的法則，靠著智謀成功買到船票，回到上海──她心中唯一的歸屬。
張愛玲回到上海後的際遇是讀者熟知的。在時代「惘惘的威脅」下，她於極短的時間創作出質量驚人作品，大放異彩。若將《易經》返回上海洋溢著希望的結尾，放在文本外的歷史脈絡，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張的名作《傾城之戀》──香港的陷落反轉了女主角流蘇原有的劣勢，歷史的劇烈轉折成就了個人的微渺命運。回到上海後，張愛玲於戰爭倉促雜沓的節奏中發聲，在慷慨激昂的大歷史敘事下，另闢私我的書寫途徑，不能不歸功於她對時勢長期觀察後發展出的應「變」之道。
時移事變小團圓
英文版《易經》最終未能在美國出版。七○年代中葉，此時年過半百的張愛玲用中文寫成自傳《小團圓》，再一次化身為女主角九莉，回顧滿目瘡痍的青春。
《小團圓》的敘事時序相當奇特，一開始是九莉在港大（化名維大）大考前遭遇港戰爆發的清晨，由此引入九莉同學和母親姑姑等眾生相，到返回上海、寫作成名、經歷戀愛與情傷，其中並穿插了童年回憶、祖父母家族史，母親和姑姑的生命史，寫盡三十載青春。在《小團圓》的敘事框架中，事件不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由生活中零散情境的對比勾連成一段段線索，千里伏線，層層演進。雖然描述的事件多半雷同，由於創作理念和技巧的改變，《小團圓》較《雷峰塔》和《易經》更具張力。
如果說《易經》裡的少女琵琶是在窺見變動的契機後積極把握；《小團圓》裡的九莉則是在飽經風霜後，領悟長期更迭終將成為一種恆常。體認到這歷史的弔詭，張愛玲在重新整理記憶時，發掘出家族繁雜結構的新面貌：這些她所熟知的家族人物、親戚故舊，不僅是她藉以認識外在世界的渠道，也是造就她自我認同的一部分。這一點在《小團圓》關於愛情的主題上尤其明顯。
非一般愛情故事
張愛玲在和好友宋淇通信中討論《小團圓》時提到：「這是一個熱情故事。我想表達出愛情的萬轉千迴，完全幻滅了之後也還有點什麼東西在。」愛情的主題從小說伊始就存在。九莉的母親與姑姑追求愛情的過程負傷累累，面對占有傳統性別優勢的男性，女性投入愛情的代價異常高昂，一不小心即可能在情感的拉鋸中被剝奪自我。然而愛情滋養生命的魔力，使她們明知可能受傷，還是不得不愛。觀察其他女性婚姻與愛情的際遇，包括孀居中抑鬱而終的祖母、終身奉獻卻從未被愛過的表大媽、成功獵取新男人與新的經濟支援的項八小姐......，九莉等於在尚未戀愛之前，就已經一再演練愛情的善變樣貌。
對一直渴望被愛的九莉而言，邵之雍（一般咸認為胡蘭成）是唯一直接對她表示欣賞與愛意的人。儘管之雍任職於汪偽政府，聲名狼藉，男女關係複雜，九莉仍不顧一切投身愛情。
但戀情發展下去，之雍逐漸暴露出風度作態下極端自私的個性，兩人的愛情扭曲為精神和肉體上施虐與受虐的依存。九莉終於明白她和之雍的關係不是她所嚮往的「跟誰都不一樣」的愛情，反倒淪為傳統戲曲中落魄男子等待發達後，迎娶分潤過感情的女子，諸美和樂「大團圓」的老套劇情。書名《小團圓》便有張愛玲自嘲重蹈前人覆轍，落入兩性關係陳腐窠臼之意。愛情的幻滅，對應命運的重覆，成為巨大的反諷。
償還與完成
小說最後，九莉以償還金錢的方式，結束與母親、之雍的關係。此處償還作為一種割裂，不只是切割與兩人的關係，也意味著九莉捨棄了血緣、國族（因與邵之雍交往，九莉被親友視為漢奸）的羈絆，象徵她在中國三十年歲月的終止。曾在九莉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如父親、弟弟、舅舅，各自結局底定，給《小團圓》書名增添了另一層深切意味，張愛玲離開中國前對這些人物的最後一瞥，定格了她往後創作的永恆泉源。
以書寫作為療癒
生前張愛玲曾出版《對照記──看老相簿》，以短文配合舊照片，作為晚年小傳。回過頭再閱讀《雷峰塔》、《易經》、《小團圓》，我們可以看出虛構與真實之間若即若離的繾綣。在歷經近半生的動盪後，張愛玲選擇隱居美國，孜孜矻矻於書寫，寫作成為過往時光唯一的延續，無論能否出版，唯有繼續生存，繼續書寫，才能治癒生命的創傷。正如她在《易經》所言：「陰陽不歇的衝突中，老子顯然相信陰是女性，多數時候弱能勝強......。」背離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主流的國族主義，張愛玲發揮陰性柔韌綿長的力量，以記憶連繫斷裂的時間與空間，不斷向內探索自傳書寫的可能性，逐步逼近她畢生思索的哲學核心。
王德威認為，張愛玲在〈國語本《海上花》譯後記〉寫下「張愛玲五詳紅樓夢，看官們三棄海上花」，似乎有意以《海上花》不被讀者接受的坎坷命運，比擬自身逆反潮流的孤寂。然而，當年為出版社所棄的《雷峰塔》、《易經》、《小團圓》，經過三、四十年的潛伏，終於返魂來尋找讀者。在充盈著末日恐慌的二十一世紀初，千里迢迢，來得正好。
參考書目
David Der-wei Wang, "The Fall of the Pagoda : Introduction", The Fall of the Pagod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David Der-wei Wang, "The Book of Change: Introduction", The Book of Chang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原文刊載於《人籟論辨月刊》2011.12月
關於記憶的書寫，總是偏離西方寫實主義小說的線性敘事傳統。以張愛玲為例，她於四○年代的早期創作，以中、短篇小說和散文為主，雜揉寫實主義敘事的精準技巧、華美修辭和敏銳的個人觀察視角，成為戰時文壇的獨特風景。
錘鍊過往現新義
張愛玲自1952年離開中國後，輾轉流離海外，寫作風格也發生極大的變化。五、六○年代之交，她以英文書寫過往的回憶，著成《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與《易經》（The Book of Change）兩本自傳體的長篇小說（《雷峰塔》實為《易經》一部分，因篇幅太長而獨立成書）；七○年代又將之轉譯改寫為中文，命名為《小團圓》。其中《小團圓》於2009年出版，隔年英文版《雷峰塔》、《易經》和翻譯的中文版再與讀者見面。曲折的成書過程，恰與張愛玲追憶似水年華的迂迴纏繞相互呼應。
這三部自傳體小說，皆有片段取自張愛玲早年作品。學者王德威認為，這些曾敘述過的事件，再現時皆呈現不同變化，每次的變化即代表張愛玲對回憶的重新詮釋。在張愛玲反覆修改的寫作過程中，事件隨著生命體驗與創作態度的改變，不斷變形、延伸，最後衍生出新的意義。閱讀《雷峰塔》、《易經》與《小團圓》三書，可看出張愛玲在不同年齡階段，對個人和家國觀念的迭變，且透露出她獨特的人生哲學。
雷峰塔，倒了
其一的《雷峰塔》，是張愛玲從記憶肇始到被父親囚禁在家，之後出逃投奔母親的童年至青少女階段。張愛玲化身為主角沈琵琶，以孩童的眼光觀察周遭世界。
張愛玲出身自顯赫的家族，祖母為李鴻章長女，但到了張愛玲父輩，舊時榮光已然褪色。新時代來臨撼動了維繫舊時社會秩序的價值觀，如小說裡老媽子口中杭州的雷峰塔，傾倒後放出精怪，引起天下大亂。小說中的雷峰塔成為中國傳統倫理遭受西方現代化巨浪衝擊，傾頹毀壞的象徵。
而面對物質和精神雙重危機時，琵琶的父親與諸多親戚退守家中，以清靜明志為藉口，不事生產，耽溺抽鴉片、蓄妾等舊時代陋習。在此同時，琵琶的母親與姑姑卻在新思潮影響下，結伴出國留學。母親與姑姑自國外攜回的西方文明產物和進步思想，讓琵琶見識到新舊世界的強烈對比。父母離婚後，琵琶往來於父親與姑姑各自的家，對兩者的斷裂與糾葛感受益趨複雜。最後她選擇脫離父親家封閉守舊的生活，奔向新世界追尋自我。
日常片段見掙扎
《雷峰塔》英文的原文顧及英美讀者囿於文化障礙，因此有過多對中國文化的解釋，文句本身也稍嫌贅冗。
但以整體布局而言，張愛玲在處理新舊兩種勢力對琵琶的影響時，並未流於意識形態的發揮，而是以人類學田野調查的記錄手法，平實呈現在傳統與現代夾擊下人物的矛盾性格：琵琶的父親為了省錢，不讓兒子上學，只延請塾師教授古書，卻又喜愛雜誌汽車等西方產品；繼母少女時曾追求自由戀愛而自殺未遂，後來卻抽上鴉片，並成為囚禁琵琶的幫凶；西化的姑姑表面上不在乎世俗眼光，但為了戀人，終落入傳統男女關係犧牲自我的困境。所有人在新舊文化的傾軋下，各自摸索出應對的策略，而琵琶也從幼年的混沌自足，逐漸養成以懷疑和不確定的眼光，看待這個新舊雜陳的時代。
《雷峰塔》雖然著眼於舊文化腐朽墮落的一面，卻不將情節簡化為新舊之間的對壘。張愛玲像一個拾穗者，逐一撿拾她所遭遇或聽聞的零碎片段，將矛盾與衝突回歸至對世界的認識。這種對現世的懷疑與思索，在《易經》中繼續發酵。
親情走向盡頭
接續《雷峰塔》，《易經》一開頭，琵琶投奔到母親與姑姑的家，準備出國留學，使她有機會近距離觀察疏遠的母親--楊露。
露水的意象暗示這位看似堅強自信的新女性，走出傳統家庭束縛後的搖擺不定。受到五四運動思潮的洗禮，為了追求愛情自由，張愛玲母親與憑媒妁之言結褵的丈夫離婚，長期周遊列國，周旋於各國情人間，爾後受制於經濟，不得不暫時與女兒同住。張愛玲以細緻而近乎殘酷的筆觸，刻畫母親如何把對青春和金錢的焦慮，轉化為對女兒苛刻的期望與責難，一點一點磨損了女兒的孺慕之情。
在《易經》裡，母親百般挑剔刁難琵琶，在賭桌上輕易輸光了琵琶珍而重之的獎學金，讓琵琶對母親徹底幻滅，發出這樣的喟嘆：「撐持了數千年。孝道拉扯住的一代又一代......每一代都對父母懷著一份宗教似的熱情，卻低估了自身的缺點對下一代的影響。」無論是依據傳統儒家半強迫式的孝道，或新時代資本主義投資與回饋的邏輯，連繫上下兩代的紐帶已然斷裂，琵琶與楊露的母女關係終於也像父女關係變異毀壞。
順勢隨命運流動
倫理關係劇變的背景，是襲捲整個世界的戰爭。歐戰爆發使琵琶必須放棄留學英國，改入香港大學；三年後又遇日軍入侵香港，被迫暫停學業。在這段時間，個人命運較之前更為飄搖難測，也更顯現出時代的巨大影響。《易經》的英文原名為The Book of Change，change有變動、變化之意。將自傳取名為「變易之書」，可見「變」是張愛玲對自己和這時代所下的註腳。
戰爭動搖了平時固著的階級與秩序，顯露出剝除現代文明後人性的另一面。宣揚慈善的基督徒關起門獨善其身，教授和學生貪婪地囤積盜賣物資，男女學生為禮節所拘束的性禁忌打破了......
張愛玲回到上海後的際遇是讀者熟知的。在時代「惘惘的威脅」下，她於極短的時間創作出質量驚人作品，大放異彩。若將《易經》返回上海洋溢著希望的結尾，放在文本外的歷史脈絡，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張的名作《傾城之戀》──香港的陷落反轉了女主角流蘇原有的劣勢，歷史的劇烈轉折成就了個人的微渺命運。回到上海後，張愛玲於戰爭倉促雜沓的節奏中發聲，在慷慨激昂的大歷史敘事下，另闢私我的書寫途徑，不能不歸功於她對時勢長期觀察後發展出的應「變」之道。
時移事變小團圓
英文版《易經》最終未能在美國出版。七○年代中葉，此時年過半百的張愛玲用中文寫成自傳《小團圓》，再一次化身為女主角九莉，回顧滿目瘡痍的青春。
《小團圓》的敘事時序相當奇特，一開始是九莉在港大（化名維大）大考前遭遇港戰爆發的清晨，由此引入九莉同學和母親姑姑等眾生相，到返回上海、寫作成名、經歷戀愛與情傷，其中並穿插了童年回憶、祖父母家族史，母親和姑姑的生命史，寫盡三十載青春。在《小團圓》的敘事框架中，事件不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由生活中零散情境的對比勾連成一段段線索，千里伏線，層層演進。雖然描述的事件多半雷同，由於創作理念和技巧的改變，《小團圓》較《雷峰塔》和《易經》更具張力。
如果說《易經》裡的少女琵琶是在窺見變動的契機後積極把握；《小團圓》裡的九莉則是在飽經風霜後，領悟長期更迭終將成為一種恆常。體認到這歷史的弔詭，張愛玲在重新整理記憶時，發掘出家族繁雜結構的新面貌：這些她所熟知的家族人物、親戚故舊，不僅是她藉以認識外在世界的渠道，也是造就她自我認同的一部分。這一點在《小團圓》關於愛情的主題上尤其明顯。
非一般愛情故事
張愛玲在和好友宋淇通信中討論《小團圓》時提到：「這是一個熱情故事。我想表達出愛情的萬轉千迴，完全幻滅了之後也還有點什麼東西在。」愛情的主題從小說伊始就存在。九莉的母親與姑姑追求愛情的過程負傷累累，面對占有傳統性別優勢的男性，女性投入愛情的代價異常高昂，一不小心即可能在情感的拉鋸中被剝奪自我。然而愛情滋養生命的魔力，使她們明知可能受傷，還是不得不愛。觀察其他女性婚姻與愛情的際遇，包括孀居中抑鬱而終的祖母、終身奉獻卻從未被愛過的表大媽、成功獵取新男人與新的經濟支援的項八小姐......，九莉等於在尚未戀愛之前，就已經一再演練愛情的善變樣貌。
對一直渴望被愛的九莉而言，邵之雍（一般咸認為胡蘭成）是唯一直接對她表示欣賞與愛意的人。儘管之雍任職於汪偽政府，聲名狼藉，男女關係複雜，九莉仍不顧一切投身愛情。
但戀情發展下去，之雍逐漸暴露出風度作態下極端自私的個性，兩人的愛情扭曲為精神和肉體上施虐與受虐的依存。九莉終於明白她和之雍的關係不是她所嚮往的「跟誰都不一樣」的愛情，反倒淪為傳統戲曲中落魄男子等待發達後，迎娶分潤過感情的女子，諸美和樂「大團圓」的老套劇情。書名《小團圓》便有張愛玲自嘲重蹈前人覆轍，落入兩性關係陳腐窠臼之意。愛情的幻滅，對應命運的重覆，成為巨大的反諷。
償還與完成
小說最後，九莉以償還金錢的方式，結束與母親、之雍的關係。此處償還作為一種割裂，不只是切割與兩人的關係，也意味著九莉捨棄了血緣、國族（因與邵之雍交往，九莉被親友視為漢奸）的羈絆，象徵她在中國三十年歲月的終止。曾在九莉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如父親、弟弟、舅舅，各自結局底定，給《小團圓》書名增添了另一層深切意味，張愛玲離開中國前對這些人物的最後一瞥，定格了她往後創作的永恆泉源。
以書寫作為療癒
生前張愛玲曾出版《對照記──看老相簿》，以短文配合舊照片，作為晚年小傳。回過頭再閱讀《雷峰塔》、《易經》、《小團圓》，我們可以看出虛構與真實之間若即若離的繾綣。在歷經近半生的動盪後，張愛玲選擇隱居美國，孜孜矻矻於書寫，寫作成為過往時光唯一的延續，無論能否出版，唯有繼續生存，繼續書寫，才能治癒生命的創傷。正如她在《易經》所言：「陰陽不歇的衝突中，老子顯然相信陰是女性，多數時候弱能勝強......。」背離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主流的國族主義，張愛玲發揮陰性柔韌綿長的力量，以記憶連繫斷裂的時間與空間，不斷向內探索自傳書寫的可能性，逐步逼近她畢生思索的哲學核心。
王德威認為，張愛玲在〈國語本《海上花》譯後記〉寫下「張愛玲五詳紅樓夢，看官們三棄海上花」，似乎有意以《海上花》不被讀者接受的坎坷命運，比擬自身逆反潮流的孤寂。然而，當年為出版社所棄的《雷峰塔》、《易經》、《小團圓》，經過三、四十年的潛伏，終於返魂來尋找讀者。在充盈著末日恐慌的二十一世紀初，千里迢迢，來得正好。
參考書目
David Der-wei Wang, "The Fall of the Pagoda : Introduction", The Fall of the Pagod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David Der-wei Wang, "The Book of Change: Introduction", The Book of Chang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原文刊載於《人籟論辨月刊》2011.12月
December 10,2011
咕咕
(原文為第34屆時報文學獎小說組評審獎作品,刊載於2011.11.2中國時報)
女孩再見到父親時，父親距離檢查出淋巴癌約十個月。
她抵達醫院時父親正在睡覺。病房裡有三個床位，用淡綠屏風隔開。除了她和母親，還有一個中年婦人守著另一張床，點頭打瞌睡。晨曦拂在白色四壁上，一切似乎往上浮升了一兩吋，給人失重的錯覺。她放輕腳步走到窗前，望著窗外薄藍的天色。
一陣嗤啦嗤啦的聲音從天而降，一隻白鴿停在窗台，斂起翅膀，扭著頭，瞪著紅眼睛朝裡看。
「有鴿子。」女孩看著窗外，話卻是對母親講的。
「奇怪，這麼高的地方……平常也沒看到有鳥飛過來……」母親語調隱含著淡淡欣喜。她習慣揀拾生活中各種異象，作為事情成敗的徵兆。白鴿在她眼裡大約是個可喜的生靈。
然而父親病情已經嚴重到無法自欺的地步，因而母親極力克制著喜悅，深恐得罪上頭那個喜怒無常的存有。
鴿子在窗台上左右踱步，脖子一伸一縮，咕咕叫了兩聲，冷不防又展翅飛走了，融入銀灰色雲層。
女孩俯瞰窗子底下剛剛甦醒的城市，車輛穿梭過街道，人群在鋼骨叢林裡流竄。這是一座生猛蠕動的城市。沒有人會想到離地十二樓的病房，有一具尚未老邁的肉體，正快速衰竭。
天色逐漸轉亮，走廊傳來腳步聲。護士走進病房，一把拉開隔簾，她看到父親躺在床上，和八個月前做完第一次化療後差不多，骨瘦如柴，插著鼻管，乾脫的嘴微張，兩頰深陷下去。
母親把床鋪搖高，讓父親坐起來。父親被弄醒了，眨巴著眼睛，似醒非醒。巡診的年輕醫師一面看病歷一面問：「怎麼樣？有好一點嗎？」母親描述了父親腹瀉不止的症狀，醫師點點頭：「意識還清醒嗎？」
「不是很清楚。」
「嗯哼，那還可以吃東西嗎？」
「有吃，但是只能吃一點點。」
「那可以吃得下就讓他吃，你知道，就是盡量，盡可能讓他好過一點，喔？」母親點頭附和。
醫生離開以後，女孩坐到床邊椅子上，握住父親和她一樣削瘦的手腕。他們父女雖然不親，長相卻如出一轍，都是瘦長的臉、高顴骨、單眼皮，常用微慍的神情掩飾侷促。
母親看她主動拉父親的手很高興，對著父親指著她問：「這誰？這亞涵啊，認得嗎？」
父親瞪著她，嘴張開一條縫：「唔……」
得知父親罹癌後，她只回過家一次。那次一踏進家門，她就看到客廳藤椅上，半躺著一具木乃伊般的軀體，四角褲垂下兩條枯瘦的腿，膝蓋突出一大包，上半身仍穿著慣常穿的白汗衫，頭髮掉光了，腦門光禿禿的，顯得整顆頭奇大，臉面青黑，空洞的眼睛轉過來瞪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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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21,2011
August 21,2011
憂鬱兔
身為資深的憂鬱症病人，對憂鬱這被污名化又過度美化的病症很莫可奈何。最接近的形容大概類似鐘形罩的說法。憂鬱把我們困在自身製造的毒氣裡，籠罩一切的感覺將自身和外界隔離開來，無法呼吸。想起許多年前病重的時候。2002年最熱的一個夏天，我躺在租來的套房地板竹席上，眼睜睜望著天花板，度過許多個白晝消融黑夜的交替時刻。竹席上熱汗溼了又乾，滿室的書和講義堆疊在地上，生出累累灰塵，在空中飛舞，嗆人陣陣打著噴嚏，成團衛生紙落了滿地。乾澀的眼睛永遠不知疲憊地睜著。
出門打工時和人應對總是非常吃力，彷彿一句話就消耗掉所有能量。但我盡可能假裝是正常人，呵呵笑著，背上淌出冷汗，自覺是太拙劣的演員。
兔子小白在籠子裡異常焦躁，拼命啃囓鐵條製造噪音吸引我注意，一邊咬完，看我依舊木然，歪著頭繼續咬另一邊。牠不停尿尿，濃臊味瀰漫整個房間，然後開始不停掉毛，電風扇呼呼吹著末端泛白的柔軟黑毛，四處飄移追逐。之後才發現牠得了濕疹。那時負擔不起帶牠去看醫生，只好自己動手把牠身體部位的毛剃光，覆蓋著一層薄薄白毛的粉紅肉體上有凌亂的黑色圈紋，像極了小時候在傳統市場看到的癩皮狗。我的情緒感染了牠，牠比以往都更加躁動，不斷打翻水碗，往籠子外噴尿。但有時牠似乎也知道主人在苦苦支撐，暴動一陣後忽然溫馴下來，從鐵條間隙探出鼻頭，舔舔我的手心。我在昏沉與混沌中感到一絲酸楚，我們一人一兔，被世界徹底遺棄了。
那幾年發生了很多事。最後小白和我父親於同一年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