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臺灣

如果說保存樂生有什麼集體心理上的意義，那一定是反映了至少有一些人，不願看到有人習慣於用截肢、將生命與歷史搞得面目全非的方法，持續破壞我們的社會。

我的朋友周慶輝，曾經深入住在樂生療養院，拍攝麻瘋病友的影像。他的樂生攝影作品，後來收錄出版為一本名叫《行過幽谷》的攝影集。集子裏周慶輝寫的前言，開頭就引用了一位樂生人的童年回憶：“一個小女孩陪著即將死亡的麻瘋病人過夜，小女孩擔心無法分辨病人何時過世，就將衛生紙黏在病人的鼻子上，如果衛生紙沒有浮動，就趕緊通知護士。”

周慶輝並沒有解釋，為什麼引用這段話，也沒有說明這段話跟他的攝影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我猜，應該是那回憶中的衛生紙，如此輕薄卻沉重具象的生死標記，震撼了周慶輝，也提醒了他具體的影像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直接跟生命貼觸，這和他藉由拍攝麻瘋病友想要做的事，有一定的感應吧！

不過在今天的局勢下，這段話這段回憶，卻增加了高度的象徵預言力量。即將死去的，從這個現實社會裏完全消逝的，是樂生療養院，以及關於樂生的記憶，而上個週末在中正紀念堂，在街頭努力呼籲保存樂生的人，多麼像那張試圖顯示樂生還活著的浮動的衛生紙，輕薄但又具體、沉重。

周慶輝在《行過幽谷》的前言中，其實就提到麻瘋病友與樂生之間奇妙的共同命運。他說：“這組照片當初就預言樂生療養院的消失，在我拍攝十二年後，樂生療養院就像麻瘋病人進手術房截肢，殘落面目全非。”

唉，面目全非的，豈止樂生，更嚴重的是台灣這個社會一路被搞得面目全非了。如果說保存樂生有什麼集體心理上的意義，那一定是反映了至少有一些人，不願看到有人習慣於用截肢、將生命與歷史搞得面目全非的方法，持續破壞我們的社會，這是一種要求保存歷史、尊重記憶的呼喊。不只是針對樂生吧，對於我們不喜歡的東西，就要予以粗暴破壞的態度，最近有太多數不完的其他例子了。

我從來沒有原諒過國民黨威權統治犯下的最嚴重錯誤－－忽略、輕蔑台灣真實的日治時期歷史，刻意隱瞞包括二二八在內的“不方便”記憶，這些錯誤留下了撕裂台灣社會，讓台灣人一直停留在認同錯亂狀況下的高昂代價。萬萬沒有想到，以反國民黨，檢討國民黨威權統治錯誤為其“基本價值”的民進黨，執政之後，看待歷史、記憶的態度，其惡劣程度，竟然比國民黨過之而無不及！

回頭看周慶輝當年拍攝的樂生，還有另一層感慨。那時候周慶輝任職于《時報週刊》，每天被派去拍攝“立院”的打架事件和街頭運動，他是抱持著一種逃遁的心理，進到樂生拍下病友的鏡頭。

為什麼一個時事新聞攝影記者，在騷動難耐的工作中，不去拍山光水色，或泳裝美女做為逃避調劑，卻選擇躲入充滿死亡意味的樂生療養院？會不會是周慶輝直覺地在“立院”與街頭的騷動裏，感受到一種潛藏的死亡衝動？會不會是，早在那個時候，其實就已經註定了，政治上的混亂將成為一步步將台灣帶向殘落面目全非的麻瘋病症？

得麻瘋病的，是台灣的政治，是台灣政治操弄下的社會，難怪這些人那麼急於毀滅樂生，他們真正急於達到的目的，應該是要毀滅大家對於台灣集體麻瘋病的聯想吧！（作者：楊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