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勞動九五聯盟 Youth Labor Union 95

我們歸納出，有四個面項的「青年貧窮化」，的確正在發生，而且環環相扣。這些具體發生在我們生活中的苦難，亟待我們一同來面對。

一、勞動條件的惡化與彈性化

儘管我們多數人已經不用再像上一代一般，投入艱辛困苦的農業或製造業，而可以從事似乎較為光鮮亮麗的服務業，但在這些看似「較現代」的工作選擇中，薪資多半卻是比我們爸媽那一代來得更低，穩定就業、持續升遷也變得更不可能！

不論我們是到全國最大的咖啡連鎖店85度C、全國最大的便利店7-11、還是到最大的餐飲連鎖店麥當勞工作，一週工作5天，一天工作8小時，在2007年7月以前，我們能拿到多少錢？答案是一個月只有1萬2,180元！平均時薪70元！就是調整基本工資後，到了2008年，多數在85度C工作的年輕人們，也是連基本工資都拿不到，只有大約時薪85元，得每個月超時工作22個小時，才能拿到1萬7,280元餬口！但老闆呢？以85度C的老闆為例，平均月收入能達20萬到30萬，更有獲利達百萬的店家。他們的暴利，不就是靠我們為其「血汗勞動」而來的嗎？

這種「工作貧窮」（working poor）的狀況，已經延伸到了普遍的服務業之中。每當我們安慰自己，這只是個剛出社會時的「暫時狀況」而已，卻發現根本不是如此。許多貌似「白領」的工作，不論是廣告業、行銷業、媒體業、或是各種型態的助理、服務人員，在不到10年之間，儘管光鮮依舊，薪資卻急速下滑，更出現了名為「責任制」的新剝削藉口，導致工作時間直直拉高，「早上8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竟成了我們多數青年工作者的生活作息。

甚至更多人儘管出了社會，還是得接受「非典型的工作」，或許是一次打好幾份工勉強度日，或許是到台北101、第一銀行、國家圖書館……這些「有頭有臉」的地方工作，老闆卻不是這些地方，而是一個自己從來沒接觸過的「派遣公司」，過著薪資是正職人員一半、不聽話可能就會被解雇的生活。

誰不想要一個能實現自我、讓人有尊嚴的工作？誰不想要能有一份讓自己足以維生、能負擔家計所需的工作？但面對這一切日益惡化的工作處境，老闆／店長告訴我們的卻是：「你來這邊是來學習的，要學會敬業，我們沒跟你多收學費就不錯了！」「不要像『草莓族』一樣，吃一點苦就受不了！」

二、教育費用擴張與文憑貶值

薪資下滑、工時增長之外，更大的問題是：我們要花比過去更長的教育時間，才能夠「出社會」找到工作，而這段時間所花去的成本，絕大部分要由我們自己負擔，卻未必賺得回來。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發佈的資料，台灣學齡人口平均的就學年數，已經達到了15年之多；在當前的學齡人口中，已經超過半數將取得大學水準。教育擴張，更多人可以唸書，對於人民素質、知識水準的提昇，或許是件好事。但對於資本主腋下必須相互競爭以取得工作機會的人民來說，本來意在啟蒙長智的教育程度，反而成為一種用以換取工作可能的「文化貨幣」，而在教育膨脹之下，造成「文憑貶值」──得要念更久的書，才能取得跟過去待遇一般的工作。「念大學」已經不是一種「自由選擇」，而成為了工作競爭下勞動者的「義務」。還有更多的人，鎮日憂心於如何取得更高文憑，朝「碩士」、「博士」邁進，儘管對學術工作並沒有多大的興趣。

問題並不是在這群普遍患了「文憑病」的台灣學生，而是資本主義下無止盡的競爭體制，需要日益精進、馴服的勞動力來提高利潤，使得教育異化成了「人民自願培育自己成為商品化勞動力的競爭過程」，為了在勞力市場上競爭，人們日益不敢學習「自己真正想學得知識」，而只能學「能找得到工作的知識」，來鞏固資本積累的延續，為資本家捧上越來越優質便宜的勞力。

不只如此，不願負責的資本主義國家更要求人民負擔此過程的成本。我們看到，台灣高教的「私有化」、「高學費」政策拉高了人民得負擔的教育成本，以20年來人民平均增加了至少3年的教育程度來計算，接受1年的教育必須負擔平均21.6萬元的生活費（根據官方公佈資料）與平均9萬元的學費（7成私校生、3成公校生加總的平均數），總共30萬元，而比上一代多出的3年教育時間，使得我們這代青年，還未出社會，就比上一代得多負擔「100萬教育成本」，才能找到起薪相同的工作。付不出這成本，就得面臨失業或屈就更艱困的非典型工作環境。於是，我們看到繳不出學費的「學貸族」不斷增加，平均教育年數卻還是弔詭地持續提高，這是我們這一代面臨的「教育貧窮化」！

三、生活費用高漲與消費社會

而在勞動條件惡化、實質收入減低、教育費用擴張的今日，生活費用卻也是「不合時宜」的高漲。

如果說，3年前發生的「卡債風暴」，有一部份的「青年卡債族」是所謂「過度消費」、「沒有金錢觀念」所致，那麼，這個無時無刻透過廣告、宣傳、媒體來鼓勵消費、打造中產階級生活風格的「消費社會」，就是造成這群卡債族的元凶。消費社會並不是社會自然演化而成的，而是資本主義下商人為了持續獲利所打造出來的。透過刺激超越自身實際所需的消費慾望，才能吸收大量生產出來的產品，滿足資本積累的可能。在生產資本與金融資本一同介入打造消費社會的努力下，使得我們不論是在食、衣、住、行、結婚、養子、娛樂……需要的費用都越來越高，非得如此，才能作一個「被認為正常」的人。

在需求被刺激、導致生活費用增加之外，我們也看到，各種的生活所需，也的確越來越貴，讓一個受薪階級難以承擔一個家庭的基本需求、青年勞動者甚至難以養活自己。這個原因除了物價本身自己的波動規律所造成外，包括油、水、電、電信、交通、娛樂、教育、金融……等公共服務的日益「私有化」，要求「使用者付費」，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商品化、市場化的邏輯下，日益高漲的基本需求物價，我們也只能非接受不可，無言忍受不斷抬高的生活壓力。

這樣的社會後果是，有越來越大部分的人，是背負著債務在維持自己的基本生活，甚或是背債來滿足自身未必需要的消費慾望。於是，不但在短視的資本獲取短期利潤後，社會長期的消費能力被迫下降，更大的問題是，人們連繁衍自己後代的能力都出現了問題，這才是所謂「少子化」的真實背景：不是我們不想生小孩，是我們根本養不起小孩！要養一個小孩，要花的錢實在是越來越多了！我們被迫要在維持自己生活所需與養育子女之間，做出決斷。

四、稅制不公下的財政危機與世代不正義

當整個勞動市場與消費市場這些結構性的壓迫，逐漸將台灣的青年壓得片刻不得喘息的同時，回頭檢視原本足以調和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國家機器，卻反而進一步讓稅制不公所導致的財政危機，以及社會福利與安全制度所衍生的世代不正義，成為壓垮整個青年世代未來最沉重的一擊！

根據官方為自身「高學費政策」辯護時所提供的數據，台灣實質所得稅率只有13％，遠遠低於歐美等先進國家，甚至也比周圍的亞洲四小龍更低。但官方沒講的是，台灣不只是稅率低，更大的問題是實際上稅制不公，在課稅的標的上排除了資本利得、加上各種有利財團的「減稅條例」，使得台灣財稅根本無法帶來如同「累進稅制」聲稱一般的「重分配」效果。另一方面，官方也沒說的是，在台灣不足的稅收下，政府的公共支出卻還是逐年增加，造成的結果自然是「國債高築」，無法承受的財政危機正在眼前。

財政危機帶來的惡果，並不是公平分配的。我們每個世代都需要承擔前人留下的危機，也可能將更大的「未爆彈」留給下一代。問題就在於，財政危機可能在一種不合乎「世代正義」的管制方式下，被延誤、遮掩，而使利益與風險被不公平地分配。

舉例來說，今年甫通過的「勞保年金」政策，勞保局評估，勞保年金只能夠維持19年，在19年後將無以為繼。然而，眾所矚目的只是勞保年金能有多少，是否會提高多少比率的保費，但19年後怎麼辦？卻是一個全然不被認真考慮的問題。各種喊價式的補助、津貼、年金，在政治炒作下日益增高，看起來有著「福利國家」到來的趨勢、值得期待，事實的真相卻是，從來沒人關心下一代恐將承受的「破產國家」。更別提在未來少子化、老齡化趨勢中，每名青年工作者要扶養的老人比率將是節節升高，本來就將捉襟見肘。這裡有所謂的「世代正義」存在嗎？還是他們把我們的未來也出賣了？

面對青年貧窮化，找尋我們的出路

我們相信，上述的分析的確是當前的社會事實，經得起科學實證的考驗；我們每日生活的困頓與不安無時無刻都在告訴我們，這一切一定有出了問題！

如果用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語言來分析，總結來說，我們發現當前台灣資本主義對人民產生的剝削，不但在「生產」領域越來越嚴重，使我們更加超時工作產生「絕對剩餘價值」與奮力投入產生「相對剩餘價值」，維持了資本的積累；更進一步地，剝削也延伸到了「再生產」領域！一方面是作為「培訓勞動力」的再生產領域──學校教育──為了提高人力資本、卻又不願投入公共資源，日益發生了「教育費用攀高導致貧窮化」與「未來收入不足償還教育費用」的危機；另一方面是「恢復勞動力」的再生產領域──消費生活──為了滿足資本擴張，而被過度刺激消費需求，加上公共服務、基本需求的商品化，結果反而導致「債務貧窮、消費能力下降」與「勞動力繁衍困難」的危機。除此之外，稅制不公所造成的財政危機與世代不正義，則是短視的資本需求能透過國家調控實現，而不顧新世代未來貧窮處境的另一明證。

資本主義為了恢復利潤可能，在生產、再生產、調控等各個領域榨乾了勞動者，特別是青年勞動者與其他邊緣的勞動者，甚至不顧其可能發生的極端貧窮化危機，仍然加劇青年的貧窮化，青年的超時工作剝削，以及青年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債務。而實際上，這種為了維繫資本主義所造成剝削的擴大，不只發生在台灣，它是全球性的！全球「青年」作為這樣社會的受害者代表，與其他老人、弱勢勞動者、失業者面臨著共同的處境，而承擔了推動激進變革的義務。

我們認為，「貧窮化」並不是我們必然的結局。儘管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在短期間，不會被我們完全改變。但這其中仍然有相當的空間，能透過我們的集體行動做出相當的改善。不論是透過集體團結與施壓，更加促進「生產領域」中的勞動保障（包括基本工資、勞動法的改善）和工作民主化（工會的普及、日常工作的人性化），以及推動「再生產領域」的改革，透過縮短教育時數與費用、增加公共服務、保障基本需求的滿足，讓「再生產的危機」不至於發生。而這一切當然也賴於國家職能的民主化與社會化，以及透過具有實質重分配效果的稅制改革，讓國家仍有能力為人民服務，而不投機選擇寅吃卯糧、債留子孫。

而我們知道當這樣的改革準備到了極致，可能根本牴觸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使得資本積累發生了無法恢復的困難時，徹底變革──更激進地挑戰資本主義──的契機也將展露出來。

所有的這一切「可能性」，都回歸到我們自己身上。

我們有可能抵擋這青年貧窮化的趨勢嗎？

我們有可能採取行動，主動打造符合我們生存需求的社會嗎？

我們能否捲動更多人，來投入這樣極富戰鬥性的公共生活，對抗資本積累需求下的政經規律？

我們期許更多有志青年的來到，讓我們一起以行動證明這一切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