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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25 中國時報 【陳柏謙】

短短一年間，由次級房貸風暴所引發的金融危機，擴散速度之驚人，如同《經濟學人》雜誌形容：已將世界一步步逼向懸崖邊緣。這場由美國出發的金融危機，在金融全球化推波助瀾下迅速橫跨大西洋蔓延至歐洲，同時也逐漸從金融市場蔓延到了實體經濟。

對照此刻所面臨嚴峻的挑戰與隨之而來的全面經濟衰退壓力，很難想像不久前，強調市場機制神聖不可侵犯，以及對自由化/私有化政策近乎無條件支持的意識形態，才裹著與進步畫上等號的「全球化」外衣所向披靡。如今再度盤旋於國際媒體及輿論上空的，卻是一九二九年大蕭條的陰影與幽靈。

七十年前凱恩斯對傳統經濟學近乎革命式地改寫成功救活了一度瀕臨休克的資本主義，也帶來了史上最長一段榮景。因此面對此刻危機，凱因斯學派似乎再次奪回發聲權；被歸類為新凱因斯學派的新科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克魯曼，最新一篇專欄中開出一帖「歷久彌新」處方：擴大公共建設與發放失業給付；簡直就與當年凱因斯所提建議如出一轍。

經濟政策吹起復古風外，昨是今非的論調更是處處可見。部分歐美傳媒等不及宣告：由雷根、柴契爾主導強調去管制的放任市場主義已然壽終正寢，思索資本主義的未來成了最迫切的提問。近年來飽受攻訐的國家，一躍成了拯救危機的最後希望。英、法等國政治領袖紛紛義正詞嚴高呼：全球需要一個新形式的資本主義體制，以建立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新秩序。

對於「新形式資本主義」、「新秩序」等空洞的政治修辭，或許無需認真看待；但重回凱因斯主義就能夠再次成功地拯救此次危機嗎？事實上，過去三十年來凱因斯主義的根基在新自由主義全面侵蝕下，國家性質、資本規模與勞工集體力量間此消彼長早已有了巨大的改變。

國家在資本流動的威迫下流失稅基亦喪失了對資本管控能力，大幅舉債等同於拿廣大受雇者納稅家庭日後沉重負擔，來為資本主義進行緊急輸血急救。而二戰以來建立起的福利共識與社會安全網，這些年來被削減得體無完膚。勞工在國家與資本兩面進擊下，集體力量大不如前。更關鍵的是，資本擴張更發展至新的階段，若留意此次危機另一面向即可發現，伴隨著倒閉潮，除了國有化外，更造成進一步企業整併與擴張，危機對壟斷資本集中，反而起了進一步推進效果。

在這樣的環境與條件下，凱因斯主義還有能力再次扮演資本主義成功的救命華佗嗎？筆者無疑是相對悲觀的。

猶記得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時，美歐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與世銀猛烈批判亞洲國家發展模式下官商不分、監管不振的「親信資本主義」，是造成危機的主因，藉此要求採納金融自由化與大規模私有化。但十年後規模數倍於當年危機卻來自資本主義中心的美國。難怪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馬丁沃夫質疑：若連資本主義發展數百年歷史的歐美都無法倖免於難，憑什麼要其他國家相信他們可以做得更好？

若是如此，這場危機可帶給我們什麼樣更深層的啟示？一九八一年身為新自由主義主要推動者雷根在就職演講中的名言：「政府不是我們問題的解答，因為政府就是問題本身」。廿七年後，是否只需要將「政府」替換成「資本主義」，來作為這場危機的註腳；也許，在日後縮衣節食的年代中，會是值得重新思考的嚴肅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