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勞動九五聯盟 Youth Labor Union 95

起點

2004年末，在泛紫聯盟召集人簡錫堦jan的主動提議與積極協助下，來自各校不同社團的朋友，開始不定期假促進台灣和平基金會辦公室針對「台灣青年貧窮問題」進行討論，從身為學生的自身經驗出發的討論中，逐漸發現在高學費壓力下，越來越高比例的大學生必須從事打工工作，然而細究台灣打工環境與現實法規間卻存在著嚴重的制度性問題，我們發現到，根據當時勞委會對基本工資與部分工時工作（打工）最低時間所進行的違法解釋，對台灣人數不斷增加的部分工時工作者造成嚴重的剝削與不公，更在制度上所產生的成本誘因變相鼓勵雇主僱用部分工時勞工。為了改變這樣不合理；也是嚴重影響所有打工族勞動權益的政策，我們初步確立了將以對勞工主管機關施壓以改變解釋的核心目標。

以當時的基本工資15,840元為基準，在我們考量法令最高工時與部分工時工作者的工作性質，經過計算後我們認為身為部分工時勞工（時薪工作者）每個小時的最低時薪必須不得低於95元。

事實上，日後九五聯盟的名稱也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所產生。

2005年的1月19日，初期參與運作的學生代表出席勞委會勞動條件處召開的公聽會，會中出席者尚包括連鎖加盟促進會、中小企業協會代表，討論調整時薪規定的需要與可行性。雖然會中一致認為66元規定太低，對於部分工時工作者應依勞動權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給予有薪休假，而當時的勞委會副主委賴勁麟亦在會中承諾將在三個月時間內作出評估報告。但三個月時間過去後，沒有意外地勞委會的所謂承諾果然在後續企業主的壓力下跳票了。

也因此，參與推動打工最低時薪合理化的夥伴在討論過後，決定長期推動這個議題，一群人在4月19日，也就是勞委會所給定的三個月承諾最後一天，在勞委會前的廣場正式以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的名稱成立運作。

倡議行動

初期的九五聯盟主要目標放在對最低時薪合理化這一個核心議題的倡議推動上，行動的規劃與設計多以社會倡議的方式進行。當年4月30為了引起社會的重視，我們將目標鎖定在台灣部分工時工作者的始作傭者---麥當勞上，無論是從所僱用的打工人數規模之大亦或是其所提供的超低時薪（約72元/小時）來看，麥當勞的打工族無疑地絕對是其年年獲利豐厚的真正原因，麥當勞寧可每年花費高達五億元預算打廣告，也不願意在薪資與勞動條件上照顧其企業內佔絕大多數的打工族。

4月30日，也就是五一國際勞動節的前一天，聯盟第一次前往麥當勞台大店抗議並發放文宣，隔天成員們舉著「『麥』擱『當』廉價『勞』工」的布條與標語，一起參與台灣近年來最後一次五一勞動節勞工大遊行。這段期間內，無論是透過校園社團或課堂宣講、還是街頭宣講的方式，都希望能夠嚐試地以各種管道讓台灣社會能夠瞭解促進打工時薪合理化對整體勞動市場的重要性。

當年7月，聯盟在逐一調查台灣主要便利商店系統、速食餐飲業與各大知名零售服務業等企業僱用打工族時薪後，以記者會的方式對外界公佈了所謂「十大打工黑薪商家」的名單，這份名單中幾乎包含了台灣所有的速食連鎖店與便利超商系統，調查報告的公佈在社會輿論產生了一定的迴響與支持，同時也反應了打工時薪不合理現象的整體與普遍性。

而為了進一步擴大分析與討論整體台灣青年貧窮化的現象，聯盟在當年下半年起一連舉辦了四場【青貧果失樂園 系列座談會】，從「就業不穩、薪資縮水」；「學費高漲 文憑貶值？」、「不婚不育 三十不立！」、「消費膨脹 信用缺氧！」等主題，分別由勞動、教育、婚育生活與消費行為等不同面向，全面檢視青年貧窮化的種種面貌，而在一列論壇的討論深化中，我們也進一步釐清了青年貧窮化問題的結構性成因。

在往後一年多的時間內，雖然社會倡議的工作依然不定期持續進行，但在聯盟內部的討論中，我們開始發現如果要進一步擴大推動議題的動能與打工族群的支持，進一步接觸與組織打工族或許將是唯一的切入點。也因此我們將部分重心轉移到開始嚐試著提供勞動權益法律諮詢的角色上。而為了達成這樣的目標，聯盟內的夥伴有必要對整體勞動法令有進一步的學習與認知，因此我們開始在內部舉行了「勞動法讀書會」，以網路上義務為有相關勞動權益問題與爭議的打工族提供法律協助，希望能夠透過主動接觸的情形下，能更進一步地組織打工族。

基本工資鬥爭

2007年的3月，在針對「打工最低時薪合理化」與「呼籲社會重視青年貧窮化」兩項議題進行了一年多的社會倡議行動後，當輿論開始針對十年未曾調漲的基本工資議題進行討論的時點，給了我們進一步開拓戰場的空間與契機。為此，我們將所有的時間與精力投入這場基本工資調漲的戰役當中，除了一方面對社會論述基本工資早應大幅調漲的正當性與必要性，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再一次藉著這一次的機會推動打工時薪的合理化調整。

從3月8日的第一場記者會中揭穿經建會主委何美玥、經濟部長陳瑞隆反對調漲基本工資的三大謊言起，三個多月來的時間，在許許多多勞工、教師團體的支持與聲援下，我們多次發動前往勞委會前抗議施壓，而在社會輿論形成的過程中，為了遏止工商團體企業主們不實的言論與對勞工的恐嚇性放話，我們也必須前往工商團體辦公室抗議，並主動要求公開辯論。

歷經了聯盟自運作以來最頻繁密集動員行動的三個多月時間，終於在6月6日行政院正式核定基本工資調漲一案，雖然最後僅僅調漲了9.09%，遠低於我們與許多勞工團體所提出來35%～40%之調幅，但部分工時勞工的最低時薪卻終於做出一定程度的調整與改變。自7月1日起，打工族的時薪也隨著基本工資的調漲調整至95元。

走上組織行動的道路

在基本工資與最低時薪調整後，多少出乎我們意料的是，竟然開啟了聯盟另一個組織打工族與勞動者的空間，而這個空間也讓聯盟正式走上處理勞資爭議、組織打工族/勞工的道路。

基本工資調帳開始上路前幾天，內部討論中，為了持續先前希望接觸組織打工族/勞工的目標，決定簡單地設置申訴處理信箱與專線。但卻萬萬想不到這個決定，在7月1日基本工資正式調漲後，每天湧進一封又一封大量的申訴信件與一通通電話，遠遠超出了我們原先想像。但也正在開始受理申訴與處理爭議的過程中，我們也才得以真正地瞭解到各個角落台灣打工族與勞工朋友的真實處境與困境，遠比我們所想得還要普遍與嚴重…

我們不否認，突如其來如潮水般湧進的申訴案件，讓我們一度對組織工作的開展有了卻步的念頭，我們懷疑，我們猶豫，面對如此廣泛而惡劣的環境，我們真的有能力、有勇氣面對這一切嗎？

只是，當我們再想到：在麥當勞工作了十多年的資深員工在勞退新制上路前遭惡意解雇時；當我們再想到全台灣最賺錢的85度咖啡廳員工，在雇主違法未投保勞健保外送期間車禍嚴重骨折，卻仍然必須面對老闆開除的威脅提前返回工作時；當我們再想到遭到半工半讀卻遭到第一銀行與派遣公司惡性解僱的派遣員工要選擇出面控訴的前夕，是如何遭到第一銀行與派遣公司舖天蓋地的恐嚇與騷擾時；當我們再想到二三十位萬家福賣場工作超過十年的中年勞工，從台中在前往勞委會抗議老闆惡性倒閉積欠薪資及資遣費的遊覽車上，如何咬牙切齒地痛陳老闆的有恃無恐的嘴臉時。

回想這一幕幕我們與打工族/勞工一起歷經過的真實畫面，一切的猶豫與遲疑顯然都是多餘的。就如同我們的《宣言》最後所說：

我們深信也必須深信，此時此刻的處境絕不是我們必然的結局！所有的這一切「可能性」，都回歸到我們自己身上。我們有可能抵擋這青年貧窮化的趨勢嗎？我們有可能採取行動，主動打造符合我們生存需求的社會嗎？我們能否捲動更多人，來投入這樣極富戰鬥性的公共生活，對抗資本積累需求下的政經規律？

在跌跌撞撞走過1228個日子後，更深切地期待的是：我們需要更多志同道合的同行者、需要更多支持社會公義的聲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