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勞動九五聯盟 Youth Labor Union 95

時代創造貧窮青年 政府袖手旁觀

【記者唐澄暐台北報導】

是年輕人太不耐操？還是真的工時太長、薪水太少？為了探討當前年輕勞動者面對的問題，青年九五勞動聯盟與泛紫聯盟舉辦「青貧果失樂園」系列座談會，會中除了學者發表意見，也有傳播、金融等行業的代表分享工作待遇，以及爭取權益的方式。

勞工成可替換商品

泛紫聯盟召集人簡錫土皆表示，「因為政府將勞動商品化，」才使得現在年輕人初進社會的底薪，只有十年前的水準。簡錫?認為，人的勞動本來不應該是種商品，但在全球化的競爭下，這基本人權的觀念卻遭撼動。為了降低成本，台灣各種產業引進工資低、一旦到期就可以遣返，根本不需要資遣費的外籍勞工，讓勞動成為一種方便替換的商品。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本國籍的勞動者身上，簡錫?以金融業為例，為了省錢，銀行坐在第一排服務客戶的，往往是替代性高、非專業的派遣勞動，且金融業合併成為金控後，往往又裁減人力還降低薪資。他認為，現在的台灣政府，應該要站出來對抗資本主義、維護基本人權，卻徹底向財團和大企業靠攏來剝削勞動者，他認為政府應該要做到租稅公平、教育公平、職能提升，但「依賴政府的改革是不太可能的」。

文化大學勞動研究所助理教授林佳和儘管以中老年失業者為主要課題，但他相信「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只是先來後到的問題」。在他看來，金融業和政府現在普遍以合併、大量雇用派遣人力來壓低成本的方式，其實是1980年代推出，已被推翻的概念，現在只有台灣還在鼓吹。林佳和表示，一旦人力精簡、事務增加，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增加工作時數，剝削勞動者。

看不到未來的工作

與會的3位工作者，也以自身的經歷證明林佳和的說法。在台北國際商業銀行任職的湯景富表示，現在的銀行已不再是「金飯碗」，而是「快砸的飯碗」。他表示，過去的銀行員工多為正職，可以按部就班依據年資而升遷；但銀行激增，逐步合併成金控以後，資深的行員多被裁撤，留下來的人薪水也少了，原本正職的工作逐漸被派遣人力取代；這些「客服專員」鮮少有升遷的機會，主要的工作是跑業務、拉人辦現金卡，並不需要專業。他們的收入倚賴他們在外奔波的業績，工時沒有上限，儘管有休假但「怕業績沒辦法交代」，也等於沒休。在這樣的環境下，對新進同仁的前景，湯景富只感到悲觀，甚至覺得「看不到未來」。

青年工作者陳小姐，3年多的媒體經歷，已經換過4個工作，而且薪水一次比一次低。她客觀地強調「這可能也包括我自己的問題」，但她所描述的月刊工作，卻是每個月底忙到昏天暗地，有假期卻始終沒時間放，最後的休假期限一到，她只能把所有沒休的假日換成錢，然後離職。只有在自由接案時，陳小姐能夠稍微對自己的工作有所選擇，但收入只有1萬出頭。沒有累積的經驗，又碰上資訊氾濫、工作內容量化的環境，現在又回到週刊工作的她，也只能自嘆「雜誌沒有因為我寫的而賣得比較好，那也不需要給我比較多的收入」。

踏入廣告公關第2年的李小姐，形容廣告公關這一行「光環是賠上許多人的時間和健康而來的」。每天上班的時間是「上班打卡制，下班責任制」，下班時間「正常是9點，有點忙是10到11點，很忙就到凌晨」，睡在公司裡是常有的情形。這樣的工作，頭兩年起薪只有2萬5千，以工時來算等於是「一年抵兩年，兩年抵四年」。那為何沒有加班費呢？李小姐表示，「沒有簽退紀錄本，哪來的加班呢」？她表示，廣告公關公司的成本一半以上都是人事費用，任何增加的支出都足以影響公司的經營。而且在公司的體制下，當初面試就已經篩選耐磨耐操、肯吃苦不抱怨、能夠樂於團體工作，且能接受超時工作的人，這樣的人們自然不會為了薪水和公司對抗。再加上「為了能升上去，會想以老闆的角度來思考事情，能符合老闆條件的人才能往上升。」因此李小姐覺得「想要改變真的很困難」。

對於新進入公司的年輕人來說，改變工作環境的一個方法是加入工會。曾任台北國際商銀工會理事的湯景富表示，他的薪水曾經透過工會的爭取而一口氣調整成兩倍，加班和超時工作的不合理也能夠藉由工會獲得協助。而且，長期成立的工會，可以將經驗傳承給新進人員，形成不被公司所剝削一股力量，因此他奉勸青年工作者要珍惜工會所能給予的幫助。

經濟理論應被改寫

針對當前青年工作的處境，林佳和認為要從政府的策略改變，「經濟學家所說的效率，應該要被改寫」。若失業和低薪是全球化無法抵擋的，那政府該做的，應該不是用裁員瘦身來降低成本，而是如何讓更多的人得以維生，例如歐盟目前的策略，就是鼓勵各國公部門增加勞動的人數。這也是大多西北歐國家的現況-儘管失業率高、效率低，但生活滿意度勇冠全球。「平衡的社會應該是年輕人都容易有工作可以做，中高齡的人可以從福利獲得保障」，而政府該努力的就是提供年輕人好的勞動條件。簡錫?則認為，年輕人要有身為勞工的意識。他感覺到現在人們還有錯誤的觀念，認為勞工一定是藍領階級，而對於勞動問題漠不關心。但「政府和企業責任不會自己掉下來」，年輕人迴避政治的心態，讓政黨在選舉時鮮少關心年輕人的勞動問題，因此他認為年輕人不應該因為厭惡政壇亂象就迴避政治，而應該善用自己選票的力量，來迫使政府改善當前的工作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