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昱賢‧記錄‧追思

第56期台灣社會學會通訊(2005.12)有Yohen的紀念專輯，封面是吳昱賢畫的傅柯素描

1991 年我進政大社會系。我大一，吳昱賢大三；他是我的家族學長。

那時候的吳昱賢是我們系上的傳奇人物：博學、自負、犀利和一頭憤世嫉俗的長髮，他一直是我們這些學弟妹眼中的奇人。熟識之後才發現他真是一個多面向的人，他並不都是以革命家的面貌出現；一如他的字和文章，真正的吳昱賢有極細膩與古典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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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hen
31. 03. 2005（註1） Göttingen
durch Amazon.de （註2）」

「Yohen
xx. xx. 2004
Deuerlich（註3） Göttingen」

「Yohen
xx. xx. 2003
Vaternahm（註4） Gött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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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5日Göttingen Zentralmensa（註5） 前的舊書攤上，遍及社會學的、哲學的、語言學的、政治學的、經濟學的、文學的、歷史學的、方法學等各領域的學術書籍與經典，一本一本的翻閱，封面內頁盡是寫上Yohen、購書日期、購書方式或地點、Göttingen，以及閱讀時標示重點的紅藍底線與鉛筆眉批的絹秀字跡，印證著一顆執著、認真與刻苦的心靈在哥廷根六年追求真理與知識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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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吳排！

我是李排，歹勢，來晚了。
而沒辦法下去送你最後一程，我是更歹勢，更難過。

Ho~~這時的心情其實該來跟煙的
我們的朋友或許會很訝異，「重子也會抽煙？」
是的，思念不著邊際，但大概煙霧裊繞中，
我才能回到過去，
回到成功嶺一師一營廚房前的樹下
我們忙裡偷閒，聊點「東西」的時光
回到兩個相知相惜的列管份子，在副供站旁
望著鐵絲網外的藍天，吃早餐
想像著稀微自由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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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朋友飯後，在捷運站分手，回頭看著朋友的背影，心想，以後還會再見面嗎？一陣涼意跟無力感掠過心頭。

偶爾，尤其是獨處的時候，完全沒有屏障的悲從衷來，接著開始掉眼淚，不知道是在傷痛吳昱賢的離去，還是在傷痛自己心中對吳昱賢的離去的傷痛，忽地吳昱賢今年三月的身影在腦海閃來閃去。吳昱賢剛走的時候，每天醒來，心中第一個念頭就是，怎麼會這樣？最近醒來，只能告訴自己，吳昱賢是不會再回來了。就這樣找到自己傷痛的出口，承受著生命中某個部份的斷裂，跟自己也跟吳昱賢硬生生的解離，任憑無力感擴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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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是他一貫的作風，慷慨、熱情。朋友的死，像是將他的生命分給了他週邊的朋友，才一下子，大家就像是經歷了好幾個年月，都成熟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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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多太多太多的不明白……
是上帝的棒球隊裏，少了一個左右開弓的投手？
是佛祖的身邊，缺了一個講笑話的高手？
還是觀音菩薩需要一個好幫手，讓祂渡化眾生的工作可以輕鬆一點？
或者是…你原本是天界的神祇，因為犯了小過（在天界搞社運？）而被踢落人間；
在你三十四年的修鍊之後功德圓滿，所以就被召回去了？

無力仔，可不可以告訴我，你那邊電話幾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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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我負笈德國前在台灣的最後一年，是野百合學運的第一年。熱血沸騰地在學運中靜坐，一扇通往另一時空的某份機緣之門已經悄悄敞開......

1999年，Yohen在歌廷根的第一年，是我返台前在歌廷根的最後一年。秋天的一次台灣同學聚會中，要把歌廷根學術研討會會長的棒子交出去；或許說學術太沈重，幾位可能的舊生人選一致推辭。突然有人指著一位新生，說他可以接任。那位新生起先謙讓，但是當我們哀嘆無人接棒只好慢慢走向解散時，他簡要問明研討會之性質、活動後，爽快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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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本文轉載自哥倫布廣場 | Kolumbusplatz 】

人的一生中有很多事永遠沒辦法學會面對。明知它的出現事屬必然，無從逃避，無能回復，卻依然忍不住要大聲抱怨自己為何事前無權過問、只能事後概括承受。既知命定如此，沒有任何事件關係人在道德上應該因此受到嚴厲責備，但滿腹熾熱燃燒的不安還是無法舒緩啊，於是唯一的解決辦法便是怪事情發生得太急、太早、太違背自己的期待、太讓人沒有心理準備——即使根本不知道，這些事究竟該如何「做好心理準備」。

比如死亡。別人的，特別是那些已經佔據自己情感版圖的人。

生命是一塊由許許多多人的臉孔所組合起來的大拼圖。不論規模大小，色彩華麗或者寒愴，其中的每一小片都獨一無二地、緊密地維持整個面貌的完整，只是有的位置居於中心，比如某些會讓自己願意立刻放下手邊其他的事，專心聽他說話、看他哭看他笑的人。他們是每天生活圈裡最優先關注的焦點所在，是生命圖像之所以成形最敏感的關鍵，也因此情感上對他們有極大的依賴。只是，一段時間之後便明白，這正是令人在某些與他們相關的片刻感到負擔沈重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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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本文轉載自哥倫布廣場 | Kolumbusplatz 】

國中時代，唸的是用來維持明星學校高升學率門面的所謂「第一好班」。聯考壓力讓打罵成為日常，印象裡某個毫無口德的老師總是喜歡在發完考卷之後對著全班如此大聲斥責：

「你們這些懶惰鬼用功一點會死嗎？你們聽過誰因為用功過度、書念太多死掉的嗎？」

當時年幼無知，只把這樣的話當做用語惡毒的譏諷，並且告訴自己儘量不去理會，以免造成額外的精神負擔，久而久之，這種趨利避害的本能竟也磨練出教鞭落於身而面不改色的銅筋鐵骨；那當然也算是年少生命中的某種逆境，只是因為蒙難同儕所在多有，而且朝夕相處也早培養出「革命感情」，大家可以各自憑著「你倒楣我也沒有比你好多少」的默契精誠團結、精神上彼此支援，共同「分享」外力的催迫，最後，十幾歲的孩子竟也意外地堅強。

反而是在三十多歲的今天，獨自在異域面對一本寫得要死不活的論文，才知道當年國中老師在課堂上惡聲粗氣的「讀書不致命論」非但不是無聊的狂想，它的相反結論確實可能成為一種不知何時、在何人身上應驗的詛咒：是的，坐在書桌以及電腦之前並不如想像中那樣輕鬆安全，唸書唸出人命絕對不是個瘋狂的冷笑話。學業、事業、愛情、婚姻，一個人一輩子總有好幾段長跑要跑，有的看得見盡頭，有的越跑路越長，終點一直退後，不知伊於胡底，而一個人出國念博士，可能就是其中最難跑的一段馬拉松。不管順不順利，不管花費多少時間與氣力，因為跑完的人比較多，所以最後我們通常不會在終點再清點一次人數，於是那些中途脫隊的人，便如此被善意的遺忘。

比如剛剛才知道的，最近三個月來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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