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昱賢‧記錄‧追思-文章與翻譯

有趣

Tue, 15 Nov 2005 23:54:54 +0800

【阿斌按】這是yohen在2005年四月於哥廷根台灣同學會學術研討會上所做的一篇讀書報告，講的是社會學裡的「有趣」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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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s Interesting!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Sociology and a Sociology of Phenomenology〉
By Murray S. Davis

【說明】我本來只是想要整理出一份在報告時給各位參考的Thesenpapier，不過因為有人跟我說，要再去閱讀一個別的學科的英文文獻，實在是有時間上的困難。所以，我就整理了這份比較詳細的筆記，有些段落甚至都直接翻譯。希望這份筆記對各位有些幫助。不過，筆記裡有些部分是我自己的詮釋與補充，有些部分被我省略，因此已不是作者原來的論文，這點請多留意。所以，有興趣的人最好還是請直接閱讀原文。 (繼續閱讀...);

Yohen的博士論文構想

Tue, 05 Jul 2005 19:02:04 +0800

這是吳大在2003年7月到10月期間，寫給我跟FS的四封信。講的是他尋找指導教授的過程，以及對於博士論文的初步構想。

他的指導教授Jens Beckert在2003年剛被挖角到哥廷根大學，Yohen就找上他了。幾次電話裡講到這個，他都緊張/興奮得要死。1967年出生的Beckert是一位出色的經濟社會學者，在2005年初被聘為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ocieties（嗯，約莫同台灣中研院社會所）的所長。看到 Jens Beckert的經歷，的確是該興奮的。聽在德國的朋友說，在哥廷根的追悼會上Beckert也有到場參加，吳大應該會覺得很爽吧。（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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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路人寫的還勝社會學者！

Wed, 07 Apr 2004 23:00:10 +0800

Date: Wed, 7 Apr 2004 23:00:10 +0200
Subject: Re: 路人寫的還勝社會學者！

趙剛出手，我也不意外。

在台灣，只要是攸關意識型態與權力鬥爭的場域，一定會分成統獨兩大團塊，統獨問題是台灣人在辯論時，潛藏在深層意識裡的立場。當然，很些人都不明講，而且很會用奇奇怪怪甚至很優雅的語言來包裝。趙剛如此，其他學者也是如此，只不過一統一獨。

至於趙剛這一篇，真是包裝地有夠破爛。人家如果是用美美粉粉的包裝紙來包裝，趙剛根本是路邊隨便撿個破塑膠袋就來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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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世界報》對台灣選舉的評論

Wed, 24 Mar 2004 00:44:46 +0800

Date: Wed, 24 Mar 2004 00:44:46 +0100
Subject: 法國《世界報》對台灣選舉的評論

受不了，憤怒停不下來，所以繼續再翻譯一段法國《世界報》對台灣選舉的評論。原文來自德國的《每日新聞報》（Die Tageszeitung），這家報紙與法國的《世界報》（Le Monde）有合作關係，每天會把一些《世界報》的評論翻譯成德文。德國《每日新聞報》之所以會和法國《世界報》合作，主因在於《世界報》是法國政壇與文化、知識界最重要的報紙，他們的評論具有重大影響力。

底下是法國《世界報》關於台灣選舉的評論。原文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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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第一公共電視台（ARD）對台灣的報導

Tue, 23 Mar 2004 22:46:59 +0800

Date: Tue, 23 Mar 2004 22:46:59 +0100
Subject: 德國第一公共電視台（ARD）對台灣的報導

連宋陣營昨天開了一個國際記者會，他們以為外國記者大概都跟台灣那些白痴記者差不多，以為外國記者也是滿腦子國親狗屁思想，他們大概以為透過國際記者會可以引起國外聲援。

現在，這些外國記者交稿了，今天德國第一公共電視台（ARD）就播出了訪問，看看這位在台灣的德國記者Klaus Scherer參加過記者會後，如何跟德國觀眾報導台灣現在的政治爭議。ARD的晚間新聞Tagesschau是在晚上黃金時段8點鐘時播出，是德國最多人觀看的晚間新聞節目。播出的方式是：德國主播訪問在台灣的特派記者Klaus Scherer，然後這樣一問一答來報導台灣目前的政治爭議。

底下是這段對話訪問的翻譯，看看連宋這兩個混蛋如何丟臉丟到國外，不只丟他們自己的臉，也丟盡台灣人的臉。底下翻譯，原文出自ARD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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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作為一種社會關係的黏著劑──足球的社會學考察（下）

Tue, 22 Apr 2003 22:12:46 +0800

吳昱賢
April, 2003

4.足球傳到德國

4.1足球在德國的傳播

英國的足球（soccer）在1870年代被Konrad Koch（1856-1911）引入德國。Koch當時是Braunschweig城Martino-Katharineum中學的校長，他在1874年開始教學校裡的學生踢足球，並且極力推廣足球運動到德國其它城市。因此，在德國足球史上，他被尊稱為德國足球之父。
　　不過，要推廣一項運動（movement），就需要組織，也就是社會基礎，而這些組織最好是已經建固穩定，而且能有效運作。在德國，這類組織就是各地的體操協會（Turnerschaft）（註20）。德國的體操鍛鍊與協會組織，最早是由Freidrich Ludwig Jahn（1778-1852）在1811年所建立，他也因此被稱為德國體操之父。Jahn推廣體操運動，目的雖然是健身，但其實還有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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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作為一種社會關係的黏著劑──足球的社會學考察（上）

Tue, 22 Apr 2003 14:32:29 +0800

吳昱賢
April, 2003

　　「體育」（Sport）（註1）作為社會學分析的對象？體育可以是社會學的分析對象嗎？這是否又是社會學對文化現象的另一種社會學介入？還是在解釋人文世界時又要來一次故作時髦、標新立異的文字煉金術？難道「清純」的體育活動也要被詭譎難懂甚至不知所云的社會學黑話（Jargon）所污染？而體育社會學（Sportssoziologie）是否也是眾多奇奇怪怪的「ＸＸ社會學」之一，只不過是一種流行的標籤罷了？
　　我們不能說，這些疑慮與詰難純然是無中生有。的確，在報紙的政論或副刊上、在通俗的人文雜誌上、在媒體的評論上、甚至在學院裡的學術期刊與專書上，我們都可以理解，這些對社會學的責難與批評，具有某種程度的真實性與現實性。社會學似乎只是研究者自己圈內以學術概念與其特殊文字堆砌所建立起來的神聖家族，一種自我證成的特殊宗教「教派」（註2），即使是社會學家Ralf Dahrendorf都說，社會學只是大學裡科層建制的一個學科與組織，社會學研究者的意思就是在這些機構領取薪水、研究補助、甚至退休金的公務員（Dahrendorf 1996：31-32）。但是，這些疑慮與詰難，也不是全然正確的指控，因為社會學「不是第一眼的學說，而是第二眼的學說。在看第二眼時，問題與思考就浮現上來。」（Luhmann 1981：170），就算是社會學概念採用日常生活的通俗用語，往往也因為該學科特有的觀察角度和認知旨趣，而與日常生活的通俗用語有一定的落差。同時，由於社會學事實上乃是源自於歐洲的一門學科，對於台灣而言，它是外來、非本土發展出來的學說，使得這種落差又更加巨大。
　　為了讓這種落差減低到最小，在進入本文正題之前，我們有必要針對一些最基本的觀點加以釐清。就且先從「社會」這個詞說起。 (繼續閱讀...);

「踢」出工運？──談足球與德國工運

Tue, 11 Mar 2003 05:02:00 +0800

「踢」出工運？──談足球與德國工運
（Tor! Tor! Tor fur Arbeiter!!）

吳昱賢

1927年，引發德國公眾最熱門的話題是蘇聯國家足球隊在德國進行的八場友誼賽。在這之前，俄國才剛剛於1917年的十月革命終結沙皇王朝，1922年正式成立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1927年在德國的足球賽，是蘇聯革命後第一次派出國家足球隊到西歐訪問。

這系列的友誼賽，不只在公眾日常生活引發話題，賽前也在德國分裂的工會與左翼政黨間引發論戰與互相攻擊，而在保守、右翼的政黨裡，更是讓保守政客們神經緊張。當時德國的工會與勞工政黨分屬兩大派別，一派是社會民主黨（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SPD），以及親社會民主黨的工會，也就是改革派；一派是自社會民主黨分裂出來的德國共產黨（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KPD），以及親共產黨的工會，此為革命派。這兩派雖然都是勞工在政治上的代言人，但兩派之間卻也鬥爭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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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紅綠運動的歷史──淺談德國綠黨

Fri, 13 Sep 2002 12:00:00 +0800

「究竟該怎麼辦？(What on earth is to be done?)」英國Red Green Study Group著，吳昱賢、邱花妹、邱毓斌譯，2002年高雄市勞工局出版。

【譯者跋】
一段紅綠運動的歷史──淺談德國綠黨
吳昱賢

政治的意義，在亞里斯多德（Aristoteles）那裡，所指涉的除了「具有共同目的的群居互動」、「與城邦生活有關的事務與活動」外，還有一層更重要的意義是：「用理性言說與他人溝通，以建立利害公道等概念的共識」（註1）。也就是說，一群具有一定連帶關係的人，為了某相同目的而在某個地方經營共同生活，並且對此共同生活的事務和活動應該如何規範的問題，以理性的言說溝通來形成共識。

我們若進一步探討，則第一點和第二點可以說已經是「實然」的現實狀態，因為我們畢竟已經是出生在一定的社會裡，無法自主地說要重新找一群具有共同目的的人，一起找個新的地方來經營共同生活。自然的初始狀態，終究只是哲學家的想像與假設。第三點，則是攸關這群在一起生活的人，要以什麼樣的價值與規範來引導共同生活──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善的？在哪些價值觀下，這群人可以一起經營美好的生活？這是「應然」的問題。而這種「應該怎麼做才對大家都好」的討論，往往會有不同意見與爭論，但重要的是用理性的言說與溝通來達成共識。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小冊子，正是希望以理性的言說，誠懇地討論：在我們共同生活的地球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有哪些危機（譬如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而我們要如何克服這些危機，矯正過去以來的錯誤，以便可以更好、更健康地一起生存下去？在此，作者們提出的是紅綠觀點的政治討論，認為以生態環境永續生存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即綠色社會主義或生態社會主義）或許是一個出路。

然而，「應然」的價值討論──儘管它也是奠基在現實的基礎上──畢竟具有高度理想與極端抽象的性質。當它被具體實踐時，往往會遇到現實上的挫折與困頓。因此，底下我將以德國綠黨（das Bundnis 90 / die Grunen）的發展，作為此書補充性的說明，希望以此讓台灣讀者可以更清楚地了解這些價值爭論的背景，以及其相關的政治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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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毆馬克思，火燒韋伯

Sat, 03 Feb 2001 01:32:00 +0800

痛毆馬克思，火燒韋伯

吳昱賢

I.

1977年，所謂的「德國之秋」。

先是在二月時，《明鏡週刊》(Der Spiegel)揭露，聯邦新聞局(BND)和國安局(Bundesamt fur Verfassungsschutz，直譯應該是聯邦憲法保護局，名字雖然婉轉好聽，幹的其實和世界各國的調查局差不多的事)聯手搞竊聽，只是為了監控反核運動。──不過事實上，早在1977年之前，這種竊聽的秘密行動就已經開始，當時主要是針對赤軍團(RAF，Rote-Armee-Fraktion)。

竊聽的行為當然為反對陣營所不能忍受。之後，反核運動和警方的衝突就接連不斷。6月，一名參與遊行的人被警方打死，被打成重傷的抗議人士則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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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距射程的搗蛋者

Mon, 21 Aug 2000 06:55:00 +0800

《今天社會學還要走向何方？》第四篇（譯稿說明）
中距射程的搗蛋者

全面的社會解釋越來越困難。但是在部分領域裡，社會學可以做出堅實的研究工作。

Hans-Peter Muller

近來，社會學終曲的數量越來越增多。因而Peter L. Berger曾簡短地提問，到底社會學是否還有意義。提出這個問題的他，自六○年代以來，曾以一本極為風行的《社會學導論》一書引介此學科，竟必須在他學術生涯的終點前供認，面對核心的重要事件以及時代的發展，他已放棄這門學科。不是因為不尋常事件的圖像或是解釋上的弱點，而是研究對象的消失，Richard Sennet和Warnfried Dettling在《時代週報》裡如此警告：由於全球化和個體化，社會已經消逝，同時個人替代了原來社會的位置，在此社會學家便失去了他們的研究對象。這個學科還能再分析些什麼呢？它還能提供什麼樣的時代診斷呢？

毫無疑問的，這種批評觸及了這門曾是流行學科的傷口。其它學科都訂有它們原始的自己地盤──經濟學家有經濟事務，政治學家有政治行動，法學家有法條，社會學家則只有觀點。了解當代與現實意義是社會學關於現代社會的觀點，而社會學家以此觀點討論社會的運作方式及其問題。關係到此領域的這門學科毫無損傷地克服了智識上的荒漠時期，──但是也因為缺乏更新的知識以及例行化的探討工作──，立即就響起了社會學已走到終點的警聲，看起來這門學科的觀點已經破碎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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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繽紛的鳥漫遊更遠

Thu, 17 Aug 2000 00:46:00 +0800

《今天社會學還要走向何方？》第三篇（譯稿說明）
色彩繽紛的鳥漫遊更遠

為什麼今天作為一個社會學家不再令人激動：其他學科可提出說明。

Ralf Dahrendorf

「社會學到底怎麼了？」Warnfried Dettling在一月5日的《時代週報》(die Zeit)如此問，同時這個問題也洩漏出他的錯誤。社會學，它是一個科層官僚的、也是一個無關緊要的範疇。有一些(很幸運地)人，他們自稱為社會學家，或者他們在學院裡以及在政府部門裡被如此稱呼。他們所從事的，人們說那是一門學科，也就是在一個機構裡(如Dirk Kasler正確地意識到的，請見一月19日的《時代週報》)，這個機構提供「其追隨者以專業地位、智識認同和同僚之間的支援網絡」。因為我們需要有人做這一行的工作，所以，最重要的，如果有人為了此學科而從事這一行工作，他就要領取一定的薪水，甚至是退休金。但是我們不應該賦予這些「專業」和「學科訓練」一種更高的聖職般的地位。

這些充其量只是爭論的開端。正確的是，曾經有一個時代，只要是自稱為社會學家的人，在公共的以及知識上的討論就會做出特別豐富的貢獻。那時自稱為社會學家曾是令人如此激動。事實上，當時的社會學是反科層官僚制的，因為很多人懷疑，竟然有像社會學這樣的東西，讓離經叛道的靈魂們感受其吸引。這個情形適用(在德國)於1920年代，以及戰後。在科隆(Koln)、漢堡(Hamburg)和法蘭克福(Frankfurt)，以及一些在大學彼岸的研究計劃，有一些年輕的科學研究者在一起，但不是研讀社會學，也無法寫出社會學教科書。不過他們寫出工人的社會圖像、共同決定、公共領域的結構變遷，討論失業青年，還有一些(儘管這已是無聊的開始)也討論大學生和大學。這些分析帶著對經驗事實的渴望。作為熱情的教授，他們讓學生的研究計劃得以進行，研究菁英與教育機會、家庭與都市結構。雖然事實上在歐洲其他國家的情形看起來也沒有什麼不同，這至少是當時的德國情況。那時候，「社會學」只有在美國才成為一個專門職業(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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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一個好的社會

Mon, 14 Aug 2000 21:37:00 +0800

《今天社會學還要走向何方？》第二篇（譯稿說明）
尋找一個好的社會

沒有框架界線的個人主義化是受過教育的資產階級的幻想。對個人主義的瘋狂迷信並不能取代烏托邦。

Dirk Käsler

死去的社會學家總是最好的。這些偉大的塑像是：Karl Marx、Max Weber、Robert Michel以及Karl Mannheim。甚至在「舊德國」也還有幾個了不起的傢伙，譬如像Helmut Schelsky、Ralf Dahrendorf和Jürgen Habermas。但現在起則只能發出悲嘆：已經不再有了，「這種類型的社會學家──成功地連結理論的精確度、分析的效力與公共的影響力」，這是Warnfried Dettling告訴我們的。Dahrendorf爵士和史坦恩堡的退休者(按，即Habermas)在讀到他們已經不再存在時會感到震驚，在同樣那份報紙，可還印著他們的文章和署名哩！那這會是誰寫的？因為可惜的是那些巨人都只存在報紙，在我們世間則一無所有，我們有的只能察知「一個學科之衰頹」和「社會學的失敗」。更猛的是這個問題的提出：「我們真的還需要社會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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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立足點的學科：我們真的還需要社會學嗎？

Tue, 08 Aug 2000 15:43:00 +0800

《今天社會學還要走向何方？》第一篇（譯稿說明）
沒有立足點的學科：我們真的還需要社會學嗎？

Warnfried Dettling

我們不能不理會一個警報，這是關於「一個學科之衰頹」的評論，更普遍的說就是社會學的失敗。表面上看是這門學科的研究對象已經越來越相似。這門學科和政黨以及教會、和工會以及大學看起來都具有共同的命運：都只是在制度上不斷地被擴建，此外是越來越沒有意思。

從來沒有那麼多人教授或學習社會學，單是漢堡大學就有二十個專職的教授要對超過三千個學生教授社會學思想。我們擁有越來越多的社會學家，但面對當代的問題，卻越來越少人對此發言。每一個照顧管護服務業領導人今天都已經半調子社會學化(ansoziologisiert)。今天沒有一個社會性的工作不使用社會學概念還能行得通，這些社會性的工作從成人的深化教育到年輕人的再社會化都是一樣。不過，公共的影響力已經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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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瑪遜

Mon, 07 Aug 2000 23:55:29 +0800

Date: Mon, 7 Aug 2000 23:55:29 +0200
Subject: 亞瑪遜

Hallo,

這是我一個德國朋友寄給我的信，大意是抗議巴西國會的一個決議，他們要砍掉50%的亞瑪遜雨林。

我最近老是收到這種信，網路時代的網路簽名抗議，我想來想去總覺得怪怪的，好像不太有用的樣子，或許是我已經老了，只能接受傳統式的街頭現身。新潮的網路式簽名，總是有點懷疑──奇怪，哪有抗議那麼輕鬆的？

不過，反正這種信在地球傳來傳去，我唯一能想到的是TAIWAN的名字也可以跟著傳來傳去，反正誰也不認識誰，倒是TAIWAN是大家都認得的，或許別的國家的人也可以知道，這個島上的人不是那麼自閉，也是會關心其他地方的事務。( 這叫國際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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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廷根的博士之吻

Fri, 09 Jun 2000 02:29:00 +0800

哥廷根的博士之吻（the kiss.pdf，刊於人本教育札記第155期）

吳昱賢

剛到德國的時候，在語文班學德文，其中有一次的教材是德國觀光廣告，廣告上除了照片外，大大的標題寫著：「昨日與今日，傳統與現代」。大意是說，在德國，這兩種看似對立的東西與價值，是同時保存的。於是，有些老東西、老傳統就保存至今，乃至一些不可思議的現象。譬如說，此地竟然會有學生住在芳齡六百多歲的教堂鐘塔頂樓上，沒有電梯，也沒有自來水。這個教堂鐘塔，只在星期六下午開放，讓遊客登塔觀光，其代價是提兩桶水上去 (當然，也可以用付錢的方式啦！)。此外像各邦各城的邦徽城徽，幾乎都是過去封建王權的遺跡。像柏林的城徽就是一頭熊，愛看電影的朋友，一定知道柏林影展的大獎叫金熊獎，就是那隻代表柏林的熊。哥廷根(Gottingen)當然也有自己的城徽，是一隻醜醜的捲毛獅，在舊市政廳外面，就還留著兩隻獅子。

這些舊圖騰，說真的實在是有夠保守，都是盾牌外形，然後畫上代表權威、敏捷或是兇猛的動物，不然就是代表固若金湯的城堡，或是代表武力的刀劍。因此，絕大多數的城市都還會有一個現代一點的圖騰，畫得比較簡單、抽象。於是，這種兩者並存，姑且就解釋成「昨日與今日，傳統與現代」吧。

代表現代哥廷根的城徽，比那隻怪獅子好看多了，是一個小女孩，提著鵝，叫做Ganseliesel。Ganse是鵝的意思，Liesel是小女孩的意思。這個城徽，則源自市政廳外面廣場上的鵝女孩銅像與噴泉。我曾看過一本台灣的旅遊書介紹過哥廷根的鵝女孩，說是出自格林(Grimm)童話。雖然哥廷根是德國童話之路的其中一城，格林兄弟兩人也都曾在此地任教，不過，哥廷根的鵝女孩事實上卻是和格林童話一點關係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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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The Measures Taken）

Wed, 23 Jun 1999 09:32:46 +0800

看了幾位對於理論與現實的組織工作者的討論，心有所感，底下是Brecht的一個劇本，是我兩年前翻譯的舊作，提供大家參考。

評估（The Measures Taken）*
Bertolt Brecht 著
吳旻儒‧吳昱賢譯

出場人物：
四個煽動者(The Four Agitators)
飾演以下角色：
青年同志
黨部主席
監工
苦力
紡織廠工人
警察
商人
總唱詩班（The Control Chorus）

總唱詩班：向前！你們的工作十分成功。甚至在那國家，革命也大有進展。戰鬥者的階級也組織地十分良好。我們認可所作的評估。
四個煽動者：等等，我們得告訴你們一件事。我們要告訴你們！──有一位同志死了。
總唱詩班：誰殺了他？
四個煽動者：我們殺了他。我們射殺他，然後把他丟在一個石灰坑。
總唱詩班：他做了什麼使得你們必須殺掉他？
四個煽動者：大部份的時候，他與我們一起行動，但有時候與我們作對。可是最後他危及了我們的行動。他想與我們行動，也想和我們作對。我們請求你們作個判決。
總唱詩班：那你們就描述事情是如何發生的，以及為什麼會這樣。然後你們將知道我們的判決。
四個煽動者：我們將聽從你們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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