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昱賢‧記錄‧追思

【阿斌按】這是yohen在2005年四月於哥廷根台灣同學會學術研討會上所做的一篇讀書報告，講的是社會學裡的「有趣」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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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s Interesting!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Sociology and a Sociology of Phenomenology〉
By Murray S. Davis

【說明】我本來只是想要整理出一份在報告時給各位參考的Thesenpapier，不過因為有人跟我說，要再去閱讀一個別的學科的英文文獻，實在是有時間上的困難。所以，我就整理了這份比較詳細的筆記，有些段落甚至都直接翻譯。希望這份筆記對各位有些幫助。不過，筆記裡有些部分是我自己的詮釋與補充，有些部分被我省略，因此已不是作者原來的論文，這點請多留意。所以，有興趣的人最好還是請直接閱讀原文。 ...繼續閱讀

這是吳大在2003年7月到10月期間，寫給我跟FS的四封信。講的是他尋找指導教授的過程，以及對於博士論文的初步構想。

他的指導教授Jens Beckert在2003年剛被挖角到哥廷根大學，Yohen就找上他了。幾次電話裡講到這個，他都緊張/興奮得要死。1967年出生的Beckert是一位出色的經濟社會學者，在2005年初被聘為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ocieties（嗯，約莫同台灣中研院社會所）的所長。看到 Jens Beckert的經歷，的確是該興奮的。聽在德國的朋友說，在哥廷根的追悼會上Beckert也有到場參加，吳大應該會覺得很爽吧。（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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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Wed, 7 Apr 2004 23:00:10 +0200
Subject: Re: 路人寫的還勝社會學者！

趙剛出手，我也不意外。

在台灣，只要是攸關意識型態與權力鬥爭的場域，一定會分成統獨兩大團塊，統獨問題是台灣人在辯論時，潛藏在深層意識裡的立場。當然，很些人都不明講，而且很會用奇奇怪怪甚至很優雅的語言來包裝。趙剛如此，其他學者也是如此，只不過一統一獨。

至於趙剛這一篇，真是包裝地有夠破爛。人家如果是用美美粉粉的包裝紙來包裝，趙剛根本是路邊隨便撿個破塑膠袋就來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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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Wed, 24 Mar 2004 00:44:46 +0100
Subject: 法國《世界報》對台灣選舉的評論

受不了，憤怒停不下來，所以繼續再翻譯一段法國《世界報》對台灣選舉的評論。原文來自德國的《每日新聞報》（Die Tageszeitung），這家報紙與法國的《世界報》（Le Monde）有合作關係，每天會把一些《世界報》的評論翻譯成德文。德國《每日新聞報》之所以會和法國《世界報》合作，主因在於《世界報》是法國政壇與文化、知識界最重要的報紙，他們的評論具有重大影響力。

底下是法國《世界報》關於台灣選舉的評論。原文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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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Tue, 23 Mar 2004 22:46:59 +0100
Subject: 德國第一公共電視台（ARD）對台灣的報導

連宋陣營昨天開了一個國際記者會，他們以為外國記者大概都跟台灣那些白痴記者差不多，以為外國記者也是滿腦子國親狗屁思想，他們大概以為透過國際記者會可以引起國外聲援。

現在，這些外國記者交稿了，今天德國第一公共電視台（ARD）就播出了訪問，看看這位在台灣的德國記者Klaus Scherer參加過記者會後，如何跟德國觀眾報導台灣現在的政治爭議。ARD的晚間新聞Tagesschau是在晚上黃金時段8點鐘時播出，是德國最多人觀看的晚間新聞節目。播出的方式是：德國主播訪問在台灣的特派記者Klaus Scherer，然後這樣一問一答來報導台灣目前的政治爭議。

底下是這段對話訪問的翻譯，看看連宋這兩個混蛋如何丟臉丟到國外，不只丟他們自己的臉，也丟盡台灣人的臉。底下翻譯，原文出自ARD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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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昱賢
April, 2003

4.足球傳到德國

4.1足球在德國的傳播

英國的足球（soccer）在1870年代被Konrad Koch（1856-1911）引入德國。Koch當時是Braunschweig城Martino-Katharineum中學的校長，他在1874年開始教學校裡的學生踢足球，並且極力推廣足球運動到德國其它城市。因此，在德國足球史上，他被尊稱為德國足球之父。
　　不過，要推廣一項運動（movement），就需要組織，也就是社會基礎，而這些組織最好是已經建固穩定，而且能有效運作。在德國，這類組織就是各地的體操協會（Turnerschaft）（註20） 。德國的體操鍛鍊與協會組織，最早是由Freidrich Ludwig Jahn（1778-1852）在1811年所建立，他也因此被稱為德國體操之父。Jahn推廣體操運動，目的雖然是健身，但其實還有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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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昱賢
April, 2003

　　「體育」（Sport）（註1） 作為社會學分析的對象？體育可以是社會學的分析對象嗎？這是否又是社會學對文化現象的另一種社會學介入？還是在解釋人文世界時又要來一次故作時髦、標新立異的文字煉金術？難道「清純」的體育活動也要被詭譎難懂甚至不知所云的社會學黑話（Jargon）所污染？而體育社會學（Sportssoziologie）是否也是眾多奇奇怪怪的「ＸＸ社會學」之一，只不過是一種流行的標籤罷了？
　　我們不能說，這些疑慮與詰難純然是無中生有。的確，在報紙的政論或副刊上、在通俗的人文雜誌上、在媒體的評論上、甚至在學院裡的學術期刊與專書上，我們都可以理解，這些對社會學的責難與批評，具有某種程度的真實性與現實性。社會學似乎只是研究者自己圈內以學術概念與其特殊文字堆砌所建立起來的神聖家族，一種自我證成的特殊宗教「教派」（註2），即使是社會學家Ralf Dahrendorf都說，社會學只是大學裡科層建制的一個學科與組織，社會學研究者的意思就是在這些機構領取薪水、研究補助、甚至退休金的公務員（Dahrendorf 1996：31-32）。但是，這些疑慮與詰難，也不是全然正確的指控，因為社會學「不是第一眼的學說，而是第二眼的學說。在看第二眼時，問題與思考就浮現上來。」（Luhmann 1981：170），就算是社會學概念採用日常生活的通俗用語，往往也因為該學科特有的觀察角度和認知旨趣，而與日常生活的通俗用語有一定的落差。同時，由於社會學事實上乃是源自於歐洲的一門學科，對於台灣而言，它是外來、非本土發展出來的學說，使得這種落差又更加巨大。
　　為了讓這種落差減低到最小，在進入本文正題之前，我們有必要針對一些最基本的觀點加以釐清。就且先從「社會」這個詞說起。 ...繼續閱讀

「踢」出工運？──談足球與德國工運
（Tor! Tor! Tor fur Arbeiter!!）

吳昱賢

1927年，引發德國公眾最熱門的話題是蘇聯國家足球隊在德國進行的八場友誼賽。在這之前，俄國才剛剛於1917年的十月革命終結沙皇王朝，1922年正式成立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1927年在德國的足球賽，是蘇聯革命後第一次派出國家足球隊到西歐訪問。

這系列的友誼賽，不只在公眾日常生活引發話題，賽前也在德國分裂的工會與左翼政黨間引發論戰與互相攻擊，而在保守、右翼的政黨裡，更是讓保守政客們神經緊張。當時德國的工會與勞工政黨分屬兩大派別，一派是社會民主黨（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SPD），以及親社會民主黨的工會，也就是改革派；一派是自社會民主黨分裂出來的德國共產黨（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KPD），以及親共產黨的工會，此為革命派。這兩派雖然都是勞工在政治上的代言人，但兩派之間卻也鬥爭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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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該怎麼辦？(What on earth is to be done?)」 英國Red Green Study Group著，吳昱賢、邱花妹、邱毓斌譯，2002年 高雄市勞工局出版。

【譯者跋】
一段紅綠運動的歷史──淺談德國綠黨
吳昱賢


政治的意義，在亞里斯多德（Aristoteles）那裡，所指涉的除了「具有共同目的的群居互動」、「與城邦生活有關的事務與活動」外，還有一層更重要的意義是：「用理性言說與他人溝通，以建立利害公道等概念的共識」（註1）。也就是說，一群具有一定連帶關係的人，為了某相同目的而在某個地方經營共同生活，並且對此共同生活的事務和活動應該如何規範的問題，以理性的言說溝通來形成共識。

我們若進一步探討，則第一點和第二點可以說已經是「實然」的現實狀態，因為我們畢竟已經是出生在一定的社會裡，無法自主地說要重新找一群具有共同目的的人，一起找個新的地方來經營共同生活。自然的初始狀態，終究只是哲學家的想像與假設。第三點，則是攸關這群在一起生活的人，要以什麼樣的價值與規範來引導共同生活──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善的？在哪些價值觀下，這群人可以一起經營美好的生活？這是「應然」的問題。而這種「應該怎麼做才對大家都好」的討論，往往會有不同意見與爭論，但重要的是用理性的言說與溝通來達成共識。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小冊子，正是希望以理性的言說，誠懇地討論：在我們共同生活的地球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有哪些危機（譬如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而我們要如何克服這些危機，矯正過去以來的錯誤，以便可以更好、更健康地一起生存下去？在此，作者們提出的是紅綠觀點的政治討論，認為以生態環境永續生存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即綠色社會主義或生態社會主義）或許是一個出路。

然而，「應然」的價值討論──儘管它也是奠基在現實的基礎上──畢竟具有高度理想與極端抽象的性質。當它被具體實踐時，往往會遇到現實上的挫折與困頓。因此，底下我將以德國綠黨（das Bundnis 90 / die Grunen）的發展，作為此書補充性的說明，希望以此讓台灣讀者可以更清楚地了解這些價值爭論的背景，以及其相關的政治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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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毆馬克思，火燒韋伯

吳昱賢


I.

1977年，所謂的「德國之秋」。

先是在二月時，《明鏡週刊》(Der Spiegel)揭露，聯邦新聞局(BND)和國安局(Bundesamt fur Verfassungsschutz，直譯應該是聯邦憲法保護局，名字雖然婉轉好聽，幹的其實和世界各國的調查局差不多的事)聯手搞竊聽，只是為了監控反核運動。──不過事實上，早在1977年之前，這種竊聽的秘密行動就已經開始，當時主要是針對赤軍團(RAF，Rote-Armee-Fraktion)。

竊聽的行為當然為反對陣營所不能忍受。之後，反核運動和警方的衝突就接連不斷。6月，一名參與遊行的人被警方打死，被打成重傷的抗議人士則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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