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06月20日
串串風鈴響…【謝國雄】
【編按】本文是昱賢碩士論文指導教授謝國雄老師在高雄告別式中朗讀的紀念文。
昱賢的爸爸、媽媽、弟弟、以及昱賢的同學與朋友:
我是昱賢碩士論文的指導老師。十年前,約莫是這個時候,昱賢和其他五位同學,每個月和我聚會一次,一起討論他們的研究計畫。昱賢摸索了一陣子,也嚐試了不同的題目,最後選定中油工會當作他的研究對象。
各位如果讀過昱賢的碩士論文,一定對序文中的「風鈴聲」印象深刻。這是他在政大讀書時,在夜裡裡偶爾會傳來一陣陣清脆但嘈雜的鈴聲。他開始不以為意,但後來卻不斷在腦中盤旋。「隔天讀書時,忽又想起惱人的風鈴,一時慶幸今天總算無聲無息。不想倒好,一想之下,那風鈴聲又清清楚楚地魔音穿腦起來…」後來竟然白天也聽得到了,也會讓人生氣。後來逐漸習慣,但「並非聽而不聞,而是聽了不再聞聲發怒,我已習於有鈴聲相伴。」
昱賢的風鈴聲,就是他改變世界的企圖、就是他的「原始的、急於用世的實踐關懷。」不僅昱賢有這樣的實踐關懷,其他五個同學也有這樣的關懷,這是學運世代獨特而珍貴的熱情與生命。做一個老師,可以體會這樣的關懷,但我還不確定如何將這樣的關懷與嚴謹的學術研究連結起來,我也在摸索。但因為我身在學術界,我能做的,就是盡量指出學術研究的深刻面向,以及學術做為志業所呈現出來的熱與力。十年前的我,學術研究不夠成熟,也不夠深刻。雖然有這樣的心,但能不能說服昱賢,我沒有把握。
但是昱賢的碩士論文卻做了一次最好的示範:如何將實踐的關懷與深刻的學術研究結合在一起。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終於有勇氣去面對、去理解支配我的風鈴,到底是如何發出聲音,而不是沈溺在其樂音裡。」具體的說,他體會到:「行動者若對社會的現實運作情形所知有限,甚至解釋不清的情況下,又能實踐出什麼樣的遠景呢?」「科學研究逼使研究者正視真實,逼問真實,而非對它視而不見,習而不察,這才是學術研究最珍貴的地方。」
昱賢的碩士論文是由一個「想要讓世界變得更好」的願望出發,他提出了「台灣勞工運動的出路應該是什麼?」這是一個「應然」的問題,但他卻進行了最細緻的實然分析。這篇論文指出了台灣石油工會中派系運作的實況、造成派系競逐的結構性條件(勞動過程中的分工、工會權力的競逐、政黨認同的歧異)、以及派系領導者所採行的行動策略(頭人、展現、權謀與排除)。他的建議是要從多元的角度,探討勞工運動中的「身份」問題,「深刻地理解台灣社會的現實脈絡,把人的社會關係之分類重新界定,組合成有機的、新的、有意義的認同,或許才能在當前狹隘的政治空間裡有所突破。」
他的研究方法,也與一般的研究者不同。他實際在石油工會做義工,實際參與工會事務,這是社會學介入的實踐方式。
在他熱情的實踐關懷底下,我更感受到昱賢其實是一個深具潛力的學者。他好學、深思、嚴謹、誠懇。這在他到德國留學以後,看得更清楚。
今年二月,昱賢返台,來找我討論他的博士論文。他打算研究台灣的會計系統,這是瞭解台灣資本主義的一個關鍵。我建議他延續碩士論文對於「分類」的分析,繼續深入研究有關人類社會生活中「分類體系」的運作。工會中的派系,是人的分類,會計系統的分類,則是物的分類。如果能對台灣社會中對人與對物的分類做有系統的探討,那麼會大大增進對台灣社會的理解。昱賢告訴我,吳爸爸在稅捐處工作過。我說,太棒了,可以好好訪問你爸爸!那天,在暮色中,我送他離開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的大樓,我看到他的眼中充滿希望與幹勁。我直覺他將做出一個深刻與原創的研究,我的棒子將可以傳下去…
請包涵我在這個場合,從這麼學術的觀點來回憶一個年輕的生命。我當然知道昱賢在朋友與同學中,是一個散發著熱情、光亮與熱力的好伙伴。但我更深知他對知識與學術的潛力、鍾情與獻身,就如他在哥廷根的學妹所說的,昱賢是台灣未來的社會學之光。我是這句話的見證者,因而也有無限的遺憾。但我會在往後的教學中,告訴我的學生,有像昱賢這樣的人物,值得學習。
最後,請各位保重,好讓昱賢能自在地繼續他下一段的旅程!
我是昱賢碩士論文的指導老師。十年前,約莫是這個時候,昱賢和其他五位同學,每個月和我聚會一次,一起討論他們的研究計畫。昱賢摸索了一陣子,也嚐試了不同的題目,最後選定中油工會當作他的研究對象。
各位如果讀過昱賢的碩士論文,一定對序文中的「風鈴聲」印象深刻。這是他在政大讀書時,在夜裡裡偶爾會傳來一陣陣清脆但嘈雜的鈴聲。他開始不以為意,但後來卻不斷在腦中盤旋。「隔天讀書時,忽又想起惱人的風鈴,一時慶幸今天總算無聲無息。不想倒好,一想之下,那風鈴聲又清清楚楚地魔音穿腦起來…」後來竟然白天也聽得到了,也會讓人生氣。後來逐漸習慣,但「並非聽而不聞,而是聽了不再聞聲發怒,我已習於有鈴聲相伴。」
昱賢的風鈴聲,就是他改變世界的企圖、就是他的「原始的、急於用世的實踐關懷。」不僅昱賢有這樣的實踐關懷,其他五個同學也有這樣的關懷,這是學運世代獨特而珍貴的熱情與生命。做一個老師,可以體會這樣的關懷,但我還不確定如何將這樣的關懷與嚴謹的學術研究連結起來,我也在摸索。但因為我身在學術界,我能做的,就是盡量指出學術研究的深刻面向,以及學術做為志業所呈現出來的熱與力。十年前的我,學術研究不夠成熟,也不夠深刻。雖然有這樣的心,但能不能說服昱賢,我沒有把握。
但是昱賢的碩士論文卻做了一次最好的示範:如何將實踐的關懷與深刻的學術研究結合在一起。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終於有勇氣去面對、去理解支配我的風鈴,到底是如何發出聲音,而不是沈溺在其樂音裡。」具體的說,他體會到:「行動者若對社會的現實運作情形所知有限,甚至解釋不清的情況下,又能實踐出什麼樣的遠景呢?」「科學研究逼使研究者正視真實,逼問真實,而非對它視而不見,習而不察,這才是學術研究最珍貴的地方。」
昱賢的碩士論文是由一個「想要讓世界變得更好」的願望出發,他提出了「台灣勞工運動的出路應該是什麼?」這是一個「應然」的問題,但他卻進行了最細緻的實然分析。這篇論文指出了台灣石油工會中派系運作的實況、造成派系競逐的結構性條件(勞動過程中的分工、工會權力的競逐、政黨認同的歧異)、以及派系領導者所採行的行動策略(頭人、展現、權謀與排除)。他的建議是要從多元的角度,探討勞工運動中的「身份」問題,「深刻地理解台灣社會的現實脈絡,把人的社會關係之分類重新界定,組合成有機的、新的、有意義的認同,或許才能在當前狹隘的政治空間裡有所突破。」
他的研究方法,也與一般的研究者不同。他實際在石油工會做義工,實際參與工會事務,這是社會學介入的實踐方式。
在他熱情的實踐關懷底下,我更感受到昱賢其實是一個深具潛力的學者。他好學、深思、嚴謹、誠懇。這在他到德國留學以後,看得更清楚。
今年二月,昱賢返台,來找我討論他的博士論文。他打算研究台灣的會計系統,這是瞭解台灣資本主義的一個關鍵。我建議他延續碩士論文對於「分類」的分析,繼續深入研究有關人類社會生活中「分類體系」的運作。工會中的派系,是人的分類,會計系統的分類,則是物的分類。如果能對台灣社會中對人與對物的分類做有系統的探討,那麼會大大增進對台灣社會的理解。昱賢告訴我,吳爸爸在稅捐處工作過。我說,太棒了,可以好好訪問你爸爸!那天,在暮色中,我送他離開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的大樓,我看到他的眼中充滿希望與幹勁。我直覺他將做出一個深刻與原創的研究,我的棒子將可以傳下去…
請包涵我在這個場合,從這麼學術的觀點來回憶一個年輕的生命。我當然知道昱賢在朋友與同學中,是一個散發著熱情、光亮與熱力的好伙伴。但我更深知他對知識與學術的潛力、鍾情與獻身,就如他在哥廷根的學妹所說的,昱賢是台灣未來的社會學之光。我是這句話的見證者,因而也有無限的遺憾。但我會在往後的教學中,告訴我的學生,有像昱賢這樣的人物,值得學習。
最後,請各位保重,好讓昱賢能自在地繼續他下一段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