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記得，當年曾經想到過、談到過、甚至自詰過一個問題：『若是哈姆雷特想當唐吉軻德，會是什麼結局？』讀者千萬不要誤以為我們如何博學深思，會想到這麼有學問、這麼做作的問題。其實當年我不曾見過這篇文章；回想起來，多半是在某一本談論屠格涅夫的書裏瞥到了這個題目﹝我估計是鄭學稼所寫或所譯的某一本書﹞，於是在極其真實、切膚的感受啟發之下，抓住了這個對比的意象。當年的我們，豈不正是渴望擁有唐吉軻德般果決的勇氣鬥志，去向邪惡的風車挑戰，卻偏偏如哈姆雷特一般，由於缺乏信仰所帶來的力量，連風車代表什麼都還要再三、再四琢磨？這兩個典型的對襯，豈不正代表著行動與猶豫、信仰與懷疑的對立嗎？
→→錢永祥‧青春歌聲裏的低調‧《青春之歌》跋
給鄭鴻生：
《青春之歌》中的第一人稱的〝我〞出借了一雙眼睛，澄澈明亮，還不容摻雜進一丁點雜質的眼睛，像侯孝賢的長鏡頭，映照出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炙熱地燃燒起來的青春。那雙眼睛毫無保留的出借給我，翻開書頁，走進時光隧道，嵌入靈魂深處，我看到全成冰果室桌面上散亂著《大學論壇》的半成稿，以及煙灰缸裡許多草草捻熄的煙蒂，還有半杯仍冒著白煙的熱檸檬茶，彷彿前一刻還在紙上談兵，下一秒旋即就要整裝上馬征戰去。我看到皺著眉頭的老錢，一個充滿想法卻老不高興的苦悶青年，雙頰常常因激動而褚紅著，對於附庸風雅的台北花瓶十分不耐，會不會經常雙手插口袋斜倚在文學院的窗邊看中庭的大樹？或是道琳，那個罩在大一號襯衫底下清瘦的道琳，巨人的思想擔在他單薄的肩頭上，《查令十字路84號》的中譯本終於出版時，我在報上讀到他的書評，像偶遇多年不見的知心好友。道琳與老錢，穿過你的瞳仁，注入你的筆端來到我的眼前，我一時興奮得不知怎麼對待這些相見恨晚的新朋友，卻忘了1973年冬日肅殺之氣未盡的那個風聲鶴唳的春天，我還來不及出世。
以上種種讓我相信自己必定有一個老靈魂，這個老靈魂在時下追逐的村上春樹與艾倫狄波頓之間孤獨的想要哭泣，它總是不合時宜地遠溯到張系國的《昨日之怒》、劉大任《浮游群落》、林懷民《蟬》、陳映真《我的弟弟康雄》以及和你同樣來自台南的許達然《含淚的微笑》等等，因而很自然的就進入了全成冰果室的場域之中。一向喜愛的劉大任與郭松芬進入場域再詮釋之後，憑添了許多新的意義，Bob Dylan的歌詞也是，Simon ＆Garfunkel、Beatles……我必定要重聽一遍。紮著紙花，在西門町天才飲冰室首次現身的清麗少女，原來已經成為《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主編。台大前後期的人物，南方朔與王溢嘉，是我在專欄裡看到必會眼睛為之一亮的兩個名字，新近才接觸的業餘小說家張復，原來早就在《建中青年》四十三期預留了伏筆。白雲蒼狗，人事已非，我內裡的老靈魂卻執意跟著你的目光回去巡視一遍。
他們還太年輕。他們要活得像一場暴政。他們都有一顆滾燙的心。他們對自己，就像對對方，都亮出了法西斯蒂。現在你在台北很難找到這樣燙手的心了。→→郭松棻〈向陽〉
我一直缺乏的就是這樣一顆燙手的心，《青春之歌》為我安上了，在我即將畢業進入社會化體制大人爾虞我詐世界僅存的最後半年。
2002年1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