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edo escribir esta noche:

Dear阿祥：

4月17日那天，我還聽了一堂「閱讀現代小說家」，由三位英文系的教授討論三位小說家。我選這一堂的主要原因是我喜歡的Mischa Berlinski與Diane Glancy在討論之列。另一位是我沒聽過的Gail Godwin (我每次參加這個營會，總是會發現一些新的作家，真的是讀書著書無窮盡啊…)。Mischa Berlinski不是基督徒，但是他的小說《田野調查》(Fieldwork) 把一個宣教士的家庭刻畫得如此深刻動人，尤其是裡面有個段落描述宣教士的一個孩子，拋棄信仰，隨著搖滾樂團Grateful Dead四處流蕩 (Grateful Dead也是個很特別的文化風潮，無法在此細述。總之，這個樂團吸引一群人，像宗教信徒一樣忠心跟著他們隨著演唱地點流浪)，但是卻在這個樂團的歌聲中突然聽到天使一般的聲音，唱著兒時即耳熟能詳的詩歌，讓他興起「不如歸去」的決定，重投信仰懷抱。這是我讀過的最令人動容的一幕皈依信仰的場景。講員特別用小說的這一幕來討論「皈依語言的真實性」。很多基督徒只要談到信仰，寫起信仰，就會套用八股術語，一個生動的信仰被講得陳腔爛調；我們實在是應該在「皈依語言」上要好好花心思，不然總是脫不了「中華民國萬歲」的巢臼。

Diane Glancy雖然只有一半印第安血統，但是她一直心繫於這個被身為印第安人的父親拋置身後的文化傳統。Glancy也是基督徒，所以在她的作品中常見這兩個信仰文化傳統的張力與磨合。Glancy選擇了一條吊詭艱難路，不一味奉承頌讚任何傳統，而是危危顫顫走在兩個傳統的張力鋼索上。我現在讀的《推熊》(Pushing the Bear) 就是一個例子。她在跋中說，她不想寫一個好人與壞人黑白分明的故事，因為兩邊都有好人與壞人。我想這也是近年流行的後殖民論述的問題：不知不覺就落在好萊塢電影的好人與壞人壁壘分明的 陷阱中。

三位講員各只有十五分鐘，其實只能蜻蜓點水，所以內容談不上深刻。但是讓我深感佩服的是每位講員嚴格守時，絕不佔用別人的時間。在華人圈子裡混久了，你會知道這是多麼難得的美德。很多演講的人，說好只給他們多少時間，但是這些仁兄仁姐話匣子一打開，簡直不知光陰為何物，滔滔不絕講個天荒地老，如果是這種聯合演講，後面的人只能草草收場，或是乾脆一翻兩瞪眼。

4月18日早早起來，為了要趕八點半Mischa Berlinski的演講「創造小說家的聲音」。聽說他前一天的演講，擁進兩百多人，把課室擠得水泄不通，讓他有點受寵若驚。他問聽眾有多人讀過他的小說《田野調查》，有三分之二的人舉手，他開玩笑說：你們不可能都是我媽吧？

今天一早，還是有七八十人來聽他演獎。這位第一本作品就提名「國家書卷獎」(National Book Award) 的小說家很謙虛，再次感謝大家這麼早爬起來，然後他說不會重複昨天講的內容，就是他的第一本小說創作的過程。Berlinski目前與妻子住在海地 (她替聯合國工作)，有天無意間聽到海地有所謂的殭屍，就是法師用巫毒使人呈死亡狀態，等家人將之埋葬以後，再挖出來供其奴役使喚。出身記者的Berlinski，當然不錯過這個機會，於是騎著小摩托車，到聽說最近有殭屍的小村落去打聽採訪，並且閱讀相關的作品與資料。Mischa Berlinski不僅會寫故事，也會講故事。他那天用將近四十五分鐘的時間，生動敘述他鍥而不捨追蹤殭屍故事的經過，應該會是他下一部小說的題材。這一次，他要如何再一次將報導文學的資料，轉化成引人的小說創作，實在令人期待。

最後提上一筆。作者在書後放自己的照片，實在應該找張近照，或是與本人相差不大的照片。Mischa Berlinski的書後照片 (左) 與他本人 (我在會場拍的) 實在相差太遠，如果是在街上，我憑著照片，一定認不出他來。茱迪 • 皮考特前幾部小說作品，用的是她「窈窕淑女」階段的照片，與現在本尊有差矣。好在最近一部小說換照片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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