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tober 31,2008
全球金融體系到底哪裡出了錯
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發生後，加強監管的呼聲漸高。有些歐洲國家甚至主張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II"來管理國際金融活動。 小心為妙。在這樣一個心急火燎的時刻，忙著去做改變是很危險的。必須想清楚，到底哪裡出了錯、全球金融體系要靠什麼來保衛，而不是去扼殺所有承擔風險的行為。
錯在何處
錯就錯在"大蕭條"之後建立起的金融監管體系分崩離析。"大蕭條"的沉痛教訓告訴我們，道德風險是金融穩定的最大威脅。只要有人是拿著別人的錢去冒險，他的自由就必須受限。所以，當務之急就是重建過去十年拆毀了的防線。
眼前這場危機蔓延全球，正暴露了全球化的一大弱點。在貨物貿易方面，我們有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框架來解決國家間爭端;而在全球資本方面，卻沒有一個可與之比肩的機制。
大型金融機構的資產和負債遍布多國，若它們破產，政府如何來處理?雷曼兄弟破產前，將數十億美元從香港和倫敦轉移至紐約，損他國而利美國。資本的流動在廣度上不亞於貨物，速度上則遠勝于它。為了未來的金融穩定，必須加上全球監管這樣一把"安全鎖"。
防止未來銀行危機的藥方，一是重建檢查道德風險的監管規則，二是建立全球性的監管機構來監督跨境資本流動，處理牽涉多國的銀行破產事件。但是，這場危機並不意味著自由市場氣數已盡。
華爾街的貪婪，是造成這場災難的另一因素。投資銀行過去的盈利模式主要是依靠收費業務，諸如幫助公司上市、為公司兼並提供咨詢，以及為機構投資者進行研究並賺得其在二級市場買賣證券的手續費。
2000年的高科技泡沫之後，這些業務都萎縮了，他們就開始大肆宣揚"風險承擔"，也就是買入高風險資產以待升值。大部分人是盲目跟風，而有一些(特別是一些高級經理人)知道這不過是一個詭計，但他們卻趁勢而行，大漁其利。
第三個原因是，當全球化壓制了工資水平的上升，美國工人卻想通過借貸來維持自己的生活水平。
錯就錯在"大蕭條"之後建立起的金融監管體系分崩離析。"大蕭條"的沉痛教訓告訴我們，道德風險是金融穩定的最大威脅。只要有人是拿著別人的錢去冒險，他的自由就必須受限。所以，當務之急就是重建過去十年拆毀了的防線。
眼前這場危機蔓延全球，正暴露了全球化的一大弱點。在貨物貿易方面，我們有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框架來解決國家間爭端;而在全球資本方面，卻沒有一個可與之比肩的機制。
大型金融機構的資產和負債遍布多國，若它們破產，政府如何來處理?雷曼兄弟破產前，將數十億美元從香港和倫敦轉移至紐約，損他國而利美國。資本的流動在廣度上不亞於貨物，速度上則遠勝于它。為了未來的金融穩定，必須加上全球監管這樣一把"安全鎖"。
防止未來銀行危機的藥方，一是重建檢查道德風險的監管規則，二是建立全球性的監管機構來監督跨境資本流動，處理牽涉多國的銀行破產事件。但是，這場危機並不意味著自由市場氣數已盡。
華爾街的貪婪，是造成這場災難的另一因素。投資銀行過去的盈利模式主要是依靠收費業務，諸如幫助公司上市、為公司兼並提供咨詢，以及為機構投資者進行研究並賺得其在二級市場買賣證券的手續費。
2000年的高科技泡沫之後，這些業務都萎縮了，他們就開始大肆宣揚"風險承擔"，也就是買入高風險資產以待升值。大部分人是盲目跟風，而有一些(特別是一些高級經理人)知道這不過是一個詭計，但他們卻趁勢而行，大漁其利。
第三個原因是，當全球化壓制了工資水平的上升，美國工人卻想通過借貸來維持自己的生活水平。
被撤的防線
政治的庇佑助長了華爾街對監管的踐踏。分離了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被打倒，並掀起了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抱團的浪潮。
這些缺乏投行業務資歷的商業銀行給客戶提供廉價貸款，換取他們的投行生意。這給沒有存款基礎的傳統投行施加了巨大壓力，而當美聯儲降低利率，傳統投行就開始通過發行商業票據汲取廉價貨幣，來跟商業銀行競爭。
在這場危機中，傳統投行比大型商業銀行更為脆弱。一旦其資產的流動性不足，市場就會拒絕寬限其債務，它們的倒閉就自動變為事實。有些人認為與商業銀行合併是一條出路，因為儲蓄存款將提供穩定的資金來源。竟然沒人對此觀念提出質問，真是讓人吃驚!
監管者怎麼可以允許投行用受政府擔保的儲蓄來持有高風險資產？這不是資金來源的問題，是他們在資產上承擔了高風險的問題。商業銀行是商業銀行，投資銀行是投資銀行。前者用政府擔保的儲蓄來放貸，就必須接受監管來決定可以擔多大風險;後者通過提供服務賺取收入，而不是去賭博。
還有一個重要轉變發生在2004年。美國金融系統債務曾以GDP增速2倍的速度增長，投資銀行則更快。當資本充足率阻礙債務進一步擴大時，投行們就想去改變規則:他們想要取消原先限制其經紀業務負債總額上限的監管規則，而此類規則的目的正是為了對未來的投資損失有所緩衝。被解放的資本於是流向其母公司，而後投資到按揭支持證券、信用衍生品和其他怪異的工具中。
過度地放鬆監管，一定程度上也受到金融機構能夠有效自我監管的論點所支撐。這真是個大錯。
政治的庇佑助長了華爾街對監管的踐踏。分離了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被打倒，並掀起了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抱團的浪潮。
這些缺乏投行業務資歷的商業銀行給客戶提供廉價貸款，換取他們的投行生意。這給沒有存款基礎的傳統投行施加了巨大壓力，而當美聯儲降低利率，傳統投行就開始通過發行商業票據汲取廉價貨幣，來跟商業銀行競爭。
在這場危機中，傳統投行比大型商業銀行更為脆弱。一旦其資產的流動性不足，市場就會拒絕寬限其債務，它們的倒閉就自動變為事實。有些人認為與商業銀行合併是一條出路，因為儲蓄存款將提供穩定的資金來源。竟然沒人對此觀念提出質問，真是讓人吃驚!
監管者怎麼可以允許投行用受政府擔保的儲蓄來持有高風險資產？這不是資金來源的問題，是他們在資產上承擔了高風險的問題。商業銀行是商業銀行，投資銀行是投資銀行。前者用政府擔保的儲蓄來放貸，就必須接受監管來決定可以擔多大風險;後者通過提供服務賺取收入，而不是去賭博。
還有一個重要轉變發生在2004年。美國金融系統債務曾以GDP增速2倍的速度增長，投資銀行則更快。當資本充足率阻礙債務進一步擴大時，投行們就想去改變規則:他們想要取消原先限制其經紀業務負債總額上限的監管規則，而此類規則的目的正是為了對未來的投資損失有所緩衝。被解放的資本於是流向其母公司，而後投資到按揭支持證券、信用衍生品和其他怪異的工具中。
過度地放鬆監管，一定程度上也受到金融機構能夠有效自我監管的論點所支撐。這真是個大錯。
監管難題
金融機構的資產和負債都跨越國境，這為應對金融危機提出了兩點新的挑戰。首先，許多交易都是在多國進行，並涉及多種資產。一個市場倒下，其他地方也將迅速跟隨。系統性風險在當今世界是全球性的。第二，當一國救援金融機構，它就要用自己納稅人的錢去救援許多國家的投資者和儲戶。
從政治角度上看，只有當危機達到相當的嚴重程度，政府才會有足夠的意願去如此行動。所以，必須有一種全球體系，來確定誰為什麼負責。當然，若一國可能用自己納稅人的錢來救援外國的投資者和儲戶，它就會要求在定義全球金融體系的監督方面有發言權。
歐洲政府傾向于一個全球金融監管機構，美國則還是試圖像以前一樣，各國各自監管本國境內的金融機構。美國的立場顯然站不住腳，金融機構已在國家間開始了監管套利，利用世界範圍內金融監管的差異隱藏自己的風險承擔行為。
作者:謝國忠（著名經濟學家）
金融機構的資產和負債都跨越國境，這為應對金融危機提出了兩點新的挑戰。首先，許多交易都是在多國進行，並涉及多種資產。一個市場倒下，其他地方也將迅速跟隨。系統性風險在當今世界是全球性的。第二，當一國救援金融機構，它就要用自己納稅人的錢去救援許多國家的投資者和儲戶。
從政治角度上看，只有當危機達到相當的嚴重程度，政府才會有足夠的意願去如此行動。所以，必須有一種全球體系，來確定誰為什麼負責。當然，若一國可能用自己納稅人的錢來救援外國的投資者和儲戶，它就會要求在定義全球金融體系的監督方面有發言權。
歐洲政府傾向于一個全球金融監管機構，美國則還是試圖像以前一樣，各國各自監管本國境內的金融機構。美國的立場顯然站不住腳，金融機構已在國家間開始了監管套利，利用世界範圍內金融監管的差異隱藏自己的風險承擔行為。
作者:謝國忠（著名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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