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工場】

 

昨晚看了小說《追風箏的孩子》改編成的電影。我沒看過小說，但據編輯友人說，電影與小說差異不大。所以，以下的感想，我就將電影等同於小說，做為同一個文本來討論。

電影非常明顯地將1960年代以來的左右政治對立起來，並且，做為一部美資電影，相當政治正確地把共產黨給妖魔化與恐怖化。並且，相當怪異且混淆地，也妖魔化塔利班的神學士政權。

而這個妖魔化的手法，除了透過公開審判與處決這種極具展示性的、有如回退古典野蠻帝國時期般的殘酷之外（對立於所謂民主理性自由價值），還細膩地放置在男主角阿米爾個人的生命經驗中，一個如影隨形的恐怖意識。

這起事件後來在阿米爾的內心底逐漸擴大，進而化為友誼的裂縫。

看似個體的性創傷經驗，卻在後來的電影敘事中連結到國際情勢與政治意識型態，成為妖魔化共產黨與神學士的恐怖氛圍。當逃到美國而長大成人的阿米爾回到巴基斯坦與阿富汗時，導演用了好幾個屠殺牛羊的鏡頭，直接呈現市集裡睜著大眼的牛頭與羊頭，來製造他（與觀影者）緊張、害怕以及深入人間煉獄的恐怖情緒。而這股情緒，延續到他在孤兒院聽聞院長提及神學士地方領導每月會來挑選兒童（不僅女童，更有男童），如同獻祭般帶回住所。

本片第二大的爆點大概就在最後原來那位臠童且激進的種族主義地方領導，即是小時候那名強暴者，他在青少年時代強暴了哈山，而在成人後強暴了哈山的兒子。（電影裡安排兒子如女孩般在神學士地方領導面前跳舞，試圖突顯他的變態喜好）

觀影的時候我不斷想起麥卡錫主義（以致於身周一堆人哭泣落淚，我卻遲遲無動於衷）。那個年代，美國共和黨參議員麥肯錫與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以清查共產黨為名對社會進行有如「紅色恐怖」般的政治肅清行動；但歷史告訴我們，那一部分源自於他們內心對於（男）同性戀的恐懼。（胡佛本身即為男同志）

而現代社會恐同排同反同妖魔化同志的方式之一，即是將（男）同性戀與臠童連結，把（男）同志「再符碼化」，把過去俄共與現在神學士這類他者的變態、暴虐、殘酷、殺戮，”隱性地”與變態性癖好接合在一起，好讓觀影者不自覺地接納這樣的觀點：一個具象化的恐怖他者就此現身了。

表面上電影敘事透過挖掘與再製那段共產主義”侵略”世界的歷史，與控訴塔利班政權的極權不人道，包裹孩童善良純真友誼及苦難掙扎生命歷程於意識型態戰爭及種族鬥爭的殘忍之中，內裡實則是一種文化潛意識對（男）同志的集體「驅魔行動」。（我尚未探究納粹有沒有被保守的消費文化工業這般連結再製）

台灣當前社會與男同志社群裡都瀰漫著一種「只有《斷背山》、《17歲的天空》或《盛夏光年》裡的那種男同志才是男同志」的觀念氛圍，那些臠童的、賣淫的、嗑藥的、轟趴的、不遵守一夫一妻制的、愛玩sm、過度荒淫的、不事生產等等的男同志都不能也不會是男同志。他們是色瞇瞇的公廁老頭、架設未成年色情網站的肥胖宅男、上網援交出賣肉體沒有靈魂的小gay、變性變裝癖、娘炮、會亂噴血噴精的愛滋精神病。他們是臠童殺人魔、共產黨、神學士賓拉登或納粹。

這就是台灣目前「兒少法第２９條」背後所懼怕的他者集合體，而立法的結果是它強而有力地達到「社會控制」，進而一舉排除所有的恐怖他者。美其名為保護兒童與青少女男的安全，實則造成的效果是嚇阻保守團體所認定的「社會偏差」。

就如同我對《追風箏的孩子》的簡要分析，這個社會偏差的意義與控制範圍正在逐漸擴大，先從所謂變態的同志開始，再來就會對整個同志社群防堵。看看美國的例子，再回頭看看台灣那些立委的口吻與手段，看看那些教會團體的集結。還以為只要當個”乖乖”的同志就可以了嗎？

依兒少法第２９條查獲的人數從2000年的313人到2004年已經升高到2285人！

其中男同志被警察釣魚所誘補的人數絕對超過一半以上！

這只是台灣社會對同志集體驅魔的第一步！

你說台灣不是全亞洲對同志最友善的地方，事情怎麼可能會這麼嚴重？不妨去看看《追風箏的孩子》拍成什麼樣子就知道；連所謂最開放的美國，都用這樣的文化產品來灌注驅逐排除同志的意識了，有了兒少法第２９條的台灣難道不正在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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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２９條：「以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散布、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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