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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月于邁，日子忽地慢了下來。

　　冬天遲遲不肯走，春天的腳步趕不及，彷彿進入樂曲的第二樂章。

　　諺云「一月櫻，二月杏，三月杜鵑滿山坪」，二○○七年冬天太冷，使得二○○八年一月的櫻花似是花開不對時，殊不妖冶，與日本人所謂妖花相去甚遠。遲到二月櫻花方開，初綻即謝。因著櫻花不對時，杏花亦跟著趕不及春天，都三月了才姍姍來遲。友人來電云欲上山看杏花，彼此諸事煩瑣，加上友人玉體微和，三月中旬上山時已是花末，看到最後綻放的幾枝，殆已非是葳蕤，於是相約明年杏花盛開時。倒是杜鵑趕不及春天的腳步，一路漫山遍野開著，春意喧鬧無已時。

　　春日遲遲，我心不發，慢板悠然響起，日常生活亦是緩步以行。幾本即將收尾的書，有一搭沒一搭地寫著。每日裡揮毫練字，用長鋒狼毫「劍舞」寫王羲之《十七帖》。「劍舞」直徑9mm，鋒長42mm，寫起來頗有欸乃之姿。友人看了我寫的字，說我的字跟人一丁點兒都不像。我看起來一副北方壯漢的樣子，寫的字卻是嫋嫋婷婷，嫵媚多於英挺。而初習字時練趙孟頫〈閒居賦〉，字形尤嫵媚，簡直步步生蓮。

　　初習字時，用蕙風堂「大蘭竹」。顧名思義，「大蘭竹」意謂此筆鋒長，適合畫蘭竹。寫字氣須長，用來習字最佳。唯此筆甚不耐寫，寫不到半個月就沒鋒了，於是改用蕙風堂「大蘭竹」最高階的「羲之」。「羲之」以黑檀木為筆桿，格調頗見高雅，寫來柔軟順暢，對我習字甚有助益。可惜仍是不耐寫，一支筆售價一千臺幣，寫不到半個月又沒鋒了。二○○七年二月師父訂製的小沈湖筆寄到，於是改用「惠風」。此筆其快如劍，寫來毫不費力，率直有勁。趙孟頫寫〈閒居賦〉時，甫從宋徽宗趙構的瘦金體超唐入晉，許多字寫得彆扭，練得我時有頓挫。一個帖子練了半年多，從二○○六年七月，練到二○○七年二月仍跌跌撞撞。二○○七年三月改練趙孟頫〈赤壁賦〉，字形愈形秀麗。〈赤壁賦〉應為趙字最易入手者，初用小沈湖筆「惠風」練，後來師父要我試用「神龍」，此筆轉折較「惠風」細緻，寫來頗具婀娜之姿。唯初換筆時，又逢換帖，第一天就把手寫傷了，到天心醫院找陳南州院長，將我扭傷的右手腕調整回去。一般人很難想像，一支二十公克的筆會把手寫受傷。後來我練王羲之《十七帖》時，又因某日用了不對的紙，寫兩頁就把手寫傷了。可能因為師父教我寫字時，強調筆鋒之勾轉，稍一不慎，手腕即甚易受傷。後來我在練字以前，習慣將手腕先做運動，受傷的次數才減低。

　　二○○七年五月練趙孟頫〈洛神賦〉，這是趙字最流麗婀娜者，加上「神龍」的婉轉欸乃，寫來猶是十三女兒學繡，一絲一線都是風情。

　　一些朋友聽聞我習趙孟頫，大都嗤之以鼻，以為趙孟頫人格卑下，字乃落流俗。說這些話的朋友，大部分未曾學過趙孟頫，惟以民族主義為依皈，令人不勝唏噓。趙孟頫雖為宋朝官家之後，然距宋太祖趙匡胤已是十代，元朝代興，任官元廷，又有何可指責的？近百年來從國族建構角度書寫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常將民族主義拓展到極致，實殊不可取。

　　吉諒師父看我練趙字略有幾分神似，建議我上追二王，於是從二○○七年七月轉習王羲之。其初練〈蘭亭序〉，臨馮承素摹本。此本為蘭亭八柱之三，雖為雙鉤摹本，但可能是最接近王羲之〈蘭亭序〉原始字形者。初習時用小沈湖筆「神龍」，寫三公分左右的字；逾月後改用「右將軍」，字大小約五公分。二○○八年九月，吉諒師父要我換用「劍舞」習字，此筆鋒長，蓄墨量甚大，蘸一次墨約可寫八至十字，大小約四公分。二○○七年十月，吉諒師父認為〈蘭亭序〉初階已告一段落，要我改練懷仁集王羲之字〈聖教序〉，這是傳世王羲之作品中字數最多者，約有一千九百餘字，雖是懷仁集字，部分字且用拆字偏旁組合而成，但在王羲之真跡難覓的情況下，〈聖教序〉殆屬較佳之選擇。練〈聖教序〉期間，大部分以「劍舞」為主，字約四分。
　　〈聖教序〉約得一千九百餘字，每日新練五十字，並反復習練已習之字，約莫四十天走完一過。自二○○七年十一月中旬起，每兩日練一通，有時練得多些，三日練兩通，甚至每日練一通，迄二○○八年一月中，約得五十通，大部分寫於毛邊紙上，亦有書於廣興紙寮黃煥彰所製宣紙上者。

　　原本計畫二○○八年二月將練王羲之《十七帖》，吉諒師父提早要我在二○○八年一月起練，理由是我繼續練〈聖教序〉進益有限，不如先換帖。然每次換帖前，我都要不安許久，直到正式習練方始安頓。我雖知自己毛病所在，但完全無法控制，每次換帖前的恐懼感，依然無時或已。

　　初練王羲之《十七帖》時，師父要我用小沈湖筆「雲劍」，長鋒山馬兼毫，直徑11mm，鋒長52mm，像一把日本武士刀。「雲劍」筆毫甚硬，方便我掌握草書字形，這裡那裡的牽絲。逾月後，吉諒師父覺得我對草書的掌握度已進入情況，於是要我換回「劍舞」。因每周四晚上到師父家練字，故吉諒師父對我習字的進度掌握甚佳，有時換筆，有時換帖，有時換紙，用各種可能的變數，讓我順利進入書寫狀態。而我每日習字一千，不論晴天陰天下雨天，除夕大年初一或情人節，每日至少寫足一千字。有一段時間每日習字一千五百字到兩千五百字，無一日稍怠。反正練完這帖還有那帖，距離我第一段的學習至少還有兩年，亦就毋須亟亟。二○○八年三月中旬，王羲之《十七帖》終於走完一過，再習練一個半月，每日寫一至兩通，約可練六十通，五月以後練智永《千字文》和趙孟頫《千字文》，約莫在二○○八年八、九月間，草書初階當可告一段落。吉諒師父打算讓我練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然後上練魏碑。待魏碑初成，再上練隸書和篆書，走完這些約莫剛好是三年四個月，有類小徒弟習藝，三年四個月滿師，以後的修行就得靠個人了。雖然如此，我每周四晚上應仍會去吉諒師父家練字，有師父教總比自己摸索好。

　　每日習字已經成為生活節奏，反正不論有事無事，每日基本的一千字總要寫完。年近半百，似乎也沒有太多可操心的事，習字，泅水，是每日例行之事，做完這些才是研究和教學。雖然研究和教學是我的本行，但我總是心有旁鶩，東搞搞，西搞搞，把日子過緩慢而逍遙。

　　中年歲月彷如進入第二樂章的慢板，腦子偶然不經心裡浮現李清照〈聲聲慢〉：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盃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我的慢板固非如此黯然，只是一逕兒低緩的調子。我總是在早上十點到十二點之間到學校研究室，深夜一、兩點鐘回家，大部分醒著的時間都在研究室，回家大略看看書，聽點音樂，亦就入夢了。在學校的時間，步調緩如龜步。先練字，後泅水，如果下午有課就走進教室，沒課的時候聽聽音樂，讀讀書，寫寫稿，一天也就混過去了。幾本等著收尾的書，這裡寫一點，那裡寫一點，好像也不是太急著寫完。心裡殊乏早些完成出版的念頭，寫起來總是油油春雨，滴滴答答。

　　偶爾提早返家，譬如在晚上十二點以前離開研究室，踏月色而歸。我習慣直接走到樓上的小小書房，打開收音機，讓DJ和樂音陪伴我有點孤單的夜晚。

　　收音機是友人賴宗佑醫師送的，二○○八年二月，我在網路上想買一部收音機，因為回應稍晚，已被其他網友捷足先登。宗佑兄看到我與那部收音機錯身而過，跟何麗夢學妹說他那兒有一部收音機，因為在花蓮我收訊不佳，準備送給我。過不幾天，收音機即寄到我工作的學校。在此之前，我已經有近三十年沒聽收音機了，平日聆樂以黑膠唱片為主，偶爾聽聽CD，幾乎不曾想到收音機的事。

　　記得童年時家裡有一部小小的真空管收音機，是村子裡水電行老闆自己裝的，母親用它來聽歌仔戲或閩南語爆笑據，邱罔舍之類的。在家裡還沒有電視以前，有一段時間，燕聲廣播電臺的林寒青與蔡佩如時間，是母親每天必聽的節目，我也跟著母親一塊兒聽。節目內容無非閒話家常，以及播放一些閩南語歌曲。在東臺灣的鄉間農家，這就是最大的享受了。後來家裡買了曲盤和收音機一體的電唱機，裝有拉門，中間是唱盤。電唱機附了一支絨布唱片刷，唱臂唱頭唱針一應俱全，母親用它來聽楊麗花歌仔戲，邱罔舍爆笑劇和客家三腳採茶戲。我偶爾會趁母親不在的時候，偷偷播放曲盤，聽著咿咿嗚嗚的歌仔戲，或者邱罔舍爆笑劇裡的閩南歇後語。記憶最深刻的是收聽「廖添丁故事」，主講者不知何許人也，每天講一個小時廖添丁故事，好像永遠也講不完，直到我不聽收音機了，廖添丁故事還沒有結束。

　　赴笈大度山以後，三姊送了我一部聲寶牌收錄音機，那是我大學時代一切音樂的來源。主要載體是卡式錄音帶，聽著貝多芬九大交響曲，轉拷過N次的《梁祝小提琴協奏曲》、《黃河鋼琴協奏曲》、《草原上的小姊妹琵琶協奏曲》等等。午夜時分我會打開收音機，聽倪蓓蓓時間，「浩瀚宇宙中，地球是最美的那顆星」，倪蓓蓓那嗲嗲囡囡的聲音，是我那一代的空中情人。雖然後來看到倪蓓蓓照片後，青春夢幻不免煙銷雲散。不過，人生裡的許多事情，不也隨風落雲，一去無影，初不必斤斤於是。服役歸來，重拾讀史學文之路，音樂載體換成黑膠唱片和CD，初期仍聽些卡式錄音帶，後來就聽得少了。至於收音機，好像已自生活中消失，有如青春小鳥一去不回來。

　　從青年到中年，我的聆樂生活太依賴黑膠唱片和CD。在國家音樂廳開幕後，雖亦為其常客，但平日總以罐頭音樂果腹居多。如果每天聽音樂十小時，一個月就是三百小時，到國家裡樂廳應不會超過六小時。我同意罐頭音樂永遠無法取代現場，但現場猶若鮑魚，無法常吃。偶爾大快朵頣，乃至高享受。平常總亦仍是在路邊炒兩個菜果腹，或隨意吃吃罐頭了事。鼹鼠飲河，不過滿腹。2008年春天，我在網路上看到一部售價甚廉的收音機，向買主表示有意購買，卻為人捷足先登。沒想到小小的失落為友人賴宗佑醫師得知，於是寄贈其手邊的收音機，令人依依。

　　我把收音機接在書房的小小音響系統，這套音響系統包括： Thorens TD 521唱盤+ SME 3012R+EMT TU -2 special； MacCormack Signature CD Player，TE前級； J.C. Verdier 45後級； Diatone P-610MA喇叭，是我早晚在家時隨意聆樂的音響。接上宗佑兄所贈之AMC調偕器後，發出了溫暖柔美的聲音，伴我深夜的閱讀與書寫。我習慣將電臺轉到FM 99.7愛樂電臺，隨意聽著廣播，並不太注意節目內容。空氣中傳來DJ磁性的聲音，介紹著古典音樂或爵士樂的故事，然後播放相關樂段。我好像不曾注意過主持人是何許人也，男的或女的。不論DJ為誰，聲音總是很好聽，長久以來孤獨聆樂的生活，好像多了一個人相伴，有一種溫暖的感覺。可能我年紀有點大了，半百老翁，午夜夢迴，有一些聲音相伴，好讓自己覺得不那麼孤單。於是收音機成為我生活裡的重要伴侶。毋須選擇唱片，不用起身去換面，音樂持續流泄而出，而且還有DJ的親切對話，生活好像忽然溫暖了起來。

　　我仍然有一搭沒一搭地寫著即將出版的書，有時寫這一本，有時寫那一本；學術的書用電腦敲打，創作的書用手寫。我一直很喜歡手寫稿的感覺，三十年來一直維持手寫的習慣，自印的兩百格稿紙，用了二十年的德國Pelikan古典鋼筆，在橄欖綠的格子上飛舞，黑色的Mont Blanc墨水，我好像就一直這麼用著。想了很久要去買一支Mont Blanc鋼筆，想了約莫有二十年吧！一直買不下手。沒有很積極的原因，除了實在很貴之外，我也沒試到出水量夠大的Mont Blanc鋼筆。相較而言，Pelikan的出水量大又快，寫起來如輕舟已過萬重山，雖然但我仍心心念念著想買一支Mont Blanc鋼筆。步調如此聲聲慢又慢，想著想著，Mont Blanc鋼筆依稀彷彿就在那兒了。

　　行道遲遲，前路在遠，我總是閒步晃蕩，悠悠忽忽。每日裡聽聽音樂，看看書，寫寫稿，以及每天找出一個小時去泅水。

　　即使泅水我亦是很慢方始決心去學，原本我只會抬頭蛙，在水面上載浮載沈，游著好玩。直到二○○六年七月，方始下決心去學捷泳，然而亦學得不頂真，遲遲艾艾混了九個月零三天才游到一千公尺。從此，只要人在學校，每日裡總會找個時間去游泳池混混。每次和同事泳友劉祥光兄相約去泅水，我老愛說去「虛應一下故事」，或說「草草了事」。想想亦真是草草了事，反正跳下水，游個一千公尺上岸，漫漫而游，緩緩前進，每個和我同水道的人都頻頻超車，其他水道的人也都游比我快。我總是緩慢地抓水、推出，依著自己的節奏呼吸，慢慢游著，以及想一些有的沒有的。我心裡安慰自己，反正到對岸還是要轉身游回來，游快游慢又有什麼關係？雖然偶爾會想起我許下的心願，要參加一次鐵人三項。以我的體力，游完一千五百公尺沒什麼問題；但以我的速度，一千五百公尺約須費時60分鐘，主辦當局可能已經關門。不過在不想起鐵人三項時，我倒是游得悠游自在，完全附合漫游的本意。其實年紀大學捷泳本來就很困難，尤其是男生，主要關鍵是踢水。捷泳要求踢水時腳如魚鰭或鞭子般柔軟，年紀大的人腳踝已經硬掉了，踢水直上直下，猶似打鼓。我笑稱自己踢水壓根兒不像鞭子，而是棍子。

　　有時心血來潮想勵精圖治一翻，練練划手或踢水，總是慵慵懶懶，沒幾下又故態復萌，一個禮拜倒有五天泅水是草草了事，虛應一下故事。反正總有許多理由可以搪塞，諸如不能太花體力，游完還得看書，備課，教書，做研究，寫論文，理由一籮筐，亦就如此這般安之若素。

　　有一段時間練字倒是積極的，每天早上用心寫字，而且速度飛快，有時一天可以寫一遍一千九百多字的懷仁集王羲之〈聖教序〉，或寫兩遍王羲之〈十七帖〉。後來發現今天寫完了，明天仍須重頭練起，亦就毋須亟亟。反正練個一個半小時到兩小時，寫個一千字到兩千字，慢慢寫去，字看起來亦自在從容些。吉諒師父看到我可以把王羲之〈十七帖〉寫慢，覺得我的字已略有進境，心懷乃一暢。我卻不好意思說是懶，反正每天練的時間就那些，寫快寫慢又有什麼關係。

　　有些朋友關切我的新書何時出版，我也說不出個確切時間，一壁寫著自己的書，一壁得把《政治大學校史(1997-2006)》改定，每年的研究計畫也要占掉一些時間，總有許多理由合理化自己的慢。反正櫻花不開杏花開，杏花不開杜鵑開。杜鵑開完五月來，桐花猶似雪片飛。時移歲往，四時迭替，我依舊在歲月裡于邁以行。

　　有一位史學界同儕訪問高去尋先生談治學之道，高先生說了三個字「慢慢來」，誠哉斯言。一九二○年代，高去尋先生參加中央研究院歷史言研究所的西南考古，到了一九九○年代，當年帶回的天葬棺猶未拆封。其實真正的情況是尚未找到拆封後保存之法，拆開何如不拆。不拆至少保存完好，拆開或許即刻風化，灰飛煙滅。此中有真義，欲辯已忘言。而值得吾人深思的是，史語所當年參加殷墟考古和西南考古的學者們均享壽考，不知是勤勞四體所致，抑或得益於「慢慢來」之箴言。

　　樂曲已進入第二樂章，於是就讓一切的一切，聲聲慢，緩緩行。雖然不免霧失樓台，總亦仍惦念著本立道生。我相信明天的明天，太陽會依舊升起。
　
]]> http://blog.roodo.com/wuming/archives/5779637.html http://blog.roodo.com/wuming/archives/5779637.html 歷史帶我去旅行 Mon, 31 Mar 2008 02:03:10 +0800
　　在我的生涯規劃裡，從沒有想過要到大學教書。其實我從不曾有過生涯規劃，在成長過程中，總是走一步算一步，過了這個村，沒有那個店，前程茫茫，楚天寥廓，彳亍於天地之間，何處是歸程。

　　一九八三年春夏之交，退伍前夕，我曾寄了一分履歷表到臺中明道中學給汪廣平校長，表達我希望能到明道中學教書。彼時的想法很簡單，找一所鄉間中學教書，買一塊地，種些五穀雜糧或蔬果花卉，效法陳映真筆下的白色社會主義青年。

　　年少時我喜讀陳映真的小說，《將軍族》、《第一件差事》、〈我的弟弟康雄〉、〈山路〉、〈鈴鐺花〉，曾深深烙印在我內心深處。白色社會主義青年的理想，對資本主義的控訴，是我年少時的理想。楊逵的東海花園，在某種程度上，亦成為我的理型(Ideal Type)。一點點對文學的執著，左派思想的悲情和理想主義。可我在大學時代並未選修教育學分，為將來擔任中學教師做準備。祇是心理一逕兒地空想著，卻未做好生涯規劃。或許我亦是有意讓自己在各種知識域裡漂泊，沒有太堅實的學識根基，故可以任意游牧，成為浪子。縱使現實人生無法做一個浪子，至少在知識世界可以流浪。

　　明道中學終於沒有給我任何回音，我祇好繼續讀史學文之路，其間亦曾漂泊江湖怯問津，擔任過《聯合文學》雜誌主編、叢書主任、《聯合報》編輯，乞食於編七年，終究天涯有盡，人世沉浮。告別文字編輯生涯，重返書院，乞食講堂，做一名殊無鴻鵠之志的書生。

　　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我常向逯耀東老師請益。彼時逯老師甫自香江歸來，任教於臺大歷史系，住在辛亥路、興隆路口，從木柵過去，路程甚近。在討論我的博士論文之餘，逯老師亦在生活上多所教益，記得逯老師常訓勉我的一些話，諸如「每個人吃幾碗飯是固定的，不要貪多嚼不爛」，正好說到我的痛處。我就是文學弄一點，音樂弄一點，歷史弄一點，每碗飯扒幾口，沒有一碗專心吃。又如「飯可以吃得飽，也可以吃得好」，意思是肚子餓的時候，鼴鼠飲河，不過滿腹，先填飽肚子再說，一碗陽春麵不加滷蛋，甚至白飯配菜根，亦可以當得一頓。飢寒的問題解決之後，自然可以考究些，這時就要懂得吃，要吃得好。但逯老師影響我最深的一句話是：「要飯也要在京城要飯。」意思是就算當乞丐亦要在天子腳下討飯吃，至於為什麼要在京城討飯，直到今天我仍無法真切掌握其義。而我卻遵守逯老師的訓示，決定在京城討一碗飯吃。

　　在撰寫博士論文時，偶爾我會思考未來工作的單位。最先想的是留在政大歷史系任教，以臺灣歷史系所的生態，臺大歷史系不是用他們自己的畢業生，就是用洋博士，我連想都不敢想。臺師大歷史系向來是近親繁殖，我和臺師大完全沒有淵源，壓根兒沒想過要申請他們的教職。清華歷史所除了創所時聘請的教師之外，沒有洋博士殆難叩門。算一算祇有政大歷史系有點機會，於是姑且一試。當時政大歷史系教史學理論、中國史學史、史學方法(論)的老師有兩位，一位是杜維運老師，一位是顧立三老師。杜維運老師教「史學方法論」，顧立三老師教「中國史學史」。那一年顧立三老師七十四歲，退休多年，但仍在系上兼課，但第二年顧老師就七十五歲了，依據教育部的規定，連課都不能兼。因此，系裡考慮補一位史學史，史學理論、史學方法與方法論的教師，我的碩士和博士論文剛好做這個範圍，於是抱著姑且一試的想法，將應徵資料送到政大歷史系。

　　很幸運地，我通過了系、院、校教評會的三級三審，成為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畢業生中第一位返回母系任教者。在此之前，政大歷史系的廖風德老師，以副教授的身分考上博士班，先我一年畢業，繼續在歷史系任教。但因他本來就是系上老師，很難算在歷史系博士班的帳上。類似的情形還有毛知礪老師，她是我念碩士班時研究所的行政助理，後來不負責研究所行政事務，改聘為專任講師，和我同一年考上博士班，晚我兩年畢業。取得博士學位後，毛知礪老師繼續留在系上擔任副教授，二○○三年退休，那一年我升正教授。

　　一九九三年九月初返校時，必須教九個學分，但因為大部分課程都是二學分，所以實際上是教十個學分，除了歷史系一年級的必修課「史學導論」兩學分之外，其他八個學分都是外系大一中國通史。記得第一年我教了三個本地生班，另外教一個僑生班。僑生班因為在中學時未曾上過中國史，程度甚差，上起課來備覺辛苦。

　　歷史系一年級的「史學導論」課，本來由系主任張哲郎老師和林能士老師合開(各自上一學期課)，我擔任這門課以後，上下學期由我一個人教。「史學導論」是歷史系一年級新生的入門課，很不好教，因為另外兩門必修課「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學生在高中時已有基礎，「史學導論」卻是從頭開始。這門課本來就沒有教科書，縱使有同名的教科書，亦不適用，如涂永清翻譯的《史學導論》，適合美國學生，不一定適合臺灣學生；鮑世奮所譯的《史學導論》亦是如此。我又不便向張哲郎老師和林能士老師要他們的授課綱要，祇好自己來。我打電話向我的高中同學王健文求救，他當時在成功大學歷史系擔任「史學導論」課。王健文寄來徐泓老師在臺大歷史系上「史學導論」課的授課大綱(臺大歷史系的「史學導論」課有兩班，一班是徐泓老師教，一班是梁庚堯老師)，以及王健文自己的授課大綱，我就在暑假將這兩分講義稍事整理，增補一些我認為必須加入的內容，當作我的授課綱要。

　　一九九三年三月廿三日，我將博士論文送交政大歷史研究所，等待口試通知。此時因截肢手術後，長年臥病在床的母親開始洗腎，於是我帶著博士論文口試本返回花蓮，和三姊一起照顧母親。母親截肢後這四年，一直由三姊照顧、看護，我才得以進入博士班就讀，在內心深處，我對三姊一直充滿感激之情。不僅如此，我大學時代負笈東海，亦是由當時任職聲寶電器公司花東營業處的三姊提供生活費。所以在讀博士班期間，我將父親遺留給我的一甲地，過戶給母親，再由母親過戶給三姊，聊表對三姊多年來照顧母親的感心之意，以及年少時對我的照顧。事實上在我就讀博士班期間，母親數度驚傳病危，我總是在深夜時分搭乘北迴鐵路夜車返回花蓮，疾疾奔向省(署)立花蓮醫院，在床邊呼喚姆媽。因著醫學發達，多少次奔喪未成，姆媽繼續忍受佢的病痛。一九九三年九月，開學前夕，姆媽再度病危住院，加上每星期三次洗腎，狀況糟得不能再糟。三姊又因卵巢巧克力囊腫必須到臺北陽明醫院開刀，我於是再度返回花蓮，到慈濟醫院陪伴年邁多病的姆媽。

　　某日午後，姆媽洗腎的時間，我用輪椅將姆媽推到血液透析室。我們在護理站等了四十分鐘，沒有一個護理人員過來探問。最後終於有一位護士走過來，問我為什麼不把姆媽扶到病床上。我問她哪個病床。護士說空的床就可以。我把姆媽推到角落的一張空床，將姆媽抱上床躺好。又過了三十分鐘，仍然沒有護理人員為姆媽接上血液透析機。我實在忍不住了，走到護理站詢問，哪位護士可以幫姆媽接上洗腎機？護理長問我還沒接上嗎？我一肚子火，對護理長說：「我知道我媽的導管不好打，平常負責的護士今天不在，但你們總不能這樣任我媽乾等吧！我已經等了快一個小時了。」護理長說：「我馬上幫你安排。」我說：「好吧！請您快一點。還有，可不可以借用你們的電話，我要打給精神科主任王浩威醫師。」

　　護理長把電話交給我，我撥了老友王浩威的研究室號碼。王浩威接了電話。我對王浩威說：「浩威，我在血液透析室，你可不可以下來一趟？」王浩威在電話彼端說他馬上過來。不一會兒，王浩威來了，我用閩南話對王浩威說：「浩威，你病院是安怎？我姆仔欲洗腰仔，阮直這等快一點鐘冇人插，阿到底是安怎？」王浩威問護理長到底怎麼回事，護理長說是因為平常負責替姆媽接導管的護士今天休假，姆媽的導管太難打，沒人敢打，所以才會耽誤這麼久。我當然知道姆媽的導管不好打，而且原先左手做的導管已經塞住，不能打了，祇好在右手臂再做一支導管，如果再塞住就麻煩了。我委實很難接受這種說法，護理人員豈可因為導管難接，就任病人乾等？最後仍然必須有人負責接，不是嗎？王浩威請護理長多幫忙，然後帶我到他的研究室，為我煮一杯咖啡。

　　在醫院待了一個多禮拜，學校已經開學了，我請二姊來醫院幫忙，因為開學第一星期已經缺課，第二個禮拜無論如何得走進教室上課了。我心裡當然覺得對姆媽有深深的愧疚，另一方面，我也覺得對不起學生。初登板的我就這樣疙疙疤疤地站上講臺，開始乞食講堂生涯。一個星期後三姊手術完成返回花蓮，發現在二姊照顧姆媽期間，因為姆媽失控，牙齒咬到舌頭，慈濟醫院竟然將她老人家整口牙齒拔光，說是避免再度咬到舌頭。三姊和我在電話裡聲淚俱下，亦惟徒呼負負。

　　初登講堂的心情極為緊張，常常準備了五、六個小時，不到八十分鐘就講完，祇好提早下課，於是幾乎每天都在緊張的備課狀態中。

　　因為「史學導論」是歷史系大一新生的必修課，系上因而安排我和周惠民老師擔任大一班導師。我要求學生用電腦打字交學期報告，學生們頗不情願，因為別的老師並未如此要求。一九九三年電腦雖尚未普遍，但學校計算機中心已有電腦教室供學生使用，我認為大學生一定要學會使用電腦打學期報告，否則將來出社會將很難找事。我是一九九○年秋天修蘇雲峯老師「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時學會電腦的，在統計和排版上很下了一番功夫，打字速度比手寫還快，因此覺得學習電腦並不是太困難的事。學生們叫歸叫，最後還是都用電腦交了學期報告。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上旬，康樂給我打了一通電話，說《新史學》計畫一九九四年起自行用電腦排版，問我可不可以想想辦法？在此之前我一直使用天蠍星排版系統，這個排版系統無法做隨頁註(腳註)，對學術論著而言實在不太方便。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微軟公司(Micro Soft)將英文版Word 2.0改寫為中文1.2版，做隨頁註較此前方便許多。但當時我的博士論文正如火如荼，臨時改變編輯軟體，對書寫論文是兵家大忌，因此我繼續用天蠍星排版系統完成我的博士論文。在此之前，我的電腦一直使用DOS 6.0作業系統，並未轉向Windows。而為了替《新史學》寫格式檔，我重新學習Windows作業系統，並且依操作手冊試著熟悉Word。前後約花了兩個月時間，熟悉Windows 3.1和Word中文1.2版，寫成適合《新史學》版型的格式檔。然而就在我設計完成格式檔的同時，一九九四年一月，微軟推出Word 5.0中文版，我又花了一個多禮拜時間用Word 5.0中文版重新寫格式檔。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三姊從花蓮打電話來，通知姆媽病危的消息。我匆匆趕回花蓮，姆媽已經靜靜躺在老家客廳的草蓆上。十二年間父母相繼大去，我內心有著無以名之的傷慟。一九八一年十月我大學畢業那年，入伍三月，父子天人永隔；一九九三年我取得博士學位，乞食講堂，母親又撒手人寰。對命運的捉弄，我殆已無力反抗。有些人的人生「輕舟已過萬重山」，我卻總是「兩岸猿聲啼不住」。開學第一節課開天窗，最後一節課再開天窗，初乞食講堂的我，一路倉惶。

　　辦完母親的告別式，回到臺北租來的公寓居所，我的心裡一片茫然。我的內心多麼企盼人世安穩，然而卻總是風雨飄搖。

　　短暫的寒假結束後，一九九四年春天，我仰首向天，祈求未來的人生順暢平安。二月下旬的一個周末，《新史學》第五卷執行主編王汎森屈駕政大，由我親自操作排版《新史學》第五卷第一期。康樂因為是始作俑者，亦前來助拳，加上在《新史學》五卷一期發表論文的陳弱水，四個人一起為《新史學》改版操刀。王汎森、陳弱水和康樂負責校稿，我負責排版，一連工作兩天，總算將《新史學》五卷一期完稿，直接在我的印表機列印雪銅紙稿樣，交印刷廠製版印刷，開啟《新史學》自行用個人電腦排版的新頁。而康樂和王汎森推薦我成為《新史學》常務社員，此為我參加《新史學》雜誌社之始。

　　一九九四年秋天，當時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所長的王汎森再度請我為《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改版操刀，於是我為《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寫了三個試用格式檔，由王汎森副所長和集刊執行祕書王明珂提交歷史語言研究所所務會議，挑選了其中一種作為《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的版型。我為此事專程赴史語所替集刊助理們上Word使用課程，這個格式檔其後成為《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的標準版型，使用多年。

　　既然為《新史學》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撰寫格式檔，對我所任教的政大歷史系，當然不能厚彼薄此。一九九四年春天，我為《政大歷史學報》撰寫三種格式檔，經歷史學系系所務會議票選其中一種作為《政大歷史學報》之版型。其後政大歷史系出版「政大史學叢書」，格式檔亦由我負責撰寫。康樂的升等論文要出版時，我為《從西郊到南郊》寫了一個格式檔，這個格式檔後來改寫為康樂主編「新橋譯叢」的版型。

　　康樂《從西郊到南郊》在老友李明仁的稻鄉出版社出版，其後恩師閻沁恆《湯恩比的史學》亦在稻鄉出版，兩種格式檔均成為稻鄉出版社出書的基本版型。

　　那幾年《新史學》辦得極為成功，屢獲國科會和教育部優良學術期刊獎，加上各歷史系所要求學生撰寫論文時，指導教授常指定以《新史學》為參考範本，一時間臺灣地區各大學歷史系所通行的論文格式幾乎均效法《新史學》。我開玩笑說我好像金庸武俠小說裡的歐陽鋒，流毒無窮。有一回王汎森對我說：「吳鳴，你對史學界最大的貢獻就是統一了歷史學的論文格式。」當時聽到王汎森這麼說，心底頗不是滋味，而今想起來卻有一點點小小的自豪。西方史學輸入中國以後，一百多年來，史學論文格式各行其是，沒想到因為一個小小的意外，替《新史學》撰寫格式檔，以及二○○三年為《新史學》撰寫〈新史學約稿〉(論文格式)，卻使臺灣地區的史學論文格式漸趨統一。也許我的史學論著均卑之無甚高論，但能使史學論文格式趨於統一，亦算是對臺灣史學界略有獻替的罷！至於康樂的名言：「吳鳴除了歷史，其他的都是專家。」如今想來，確實貼切地描繪了我性格上的耽溺，以及恆不務正業的人生歷程。我在性格上是一個天生玩家，極易耽溺。但短短人生數十年，猶如到這個世界上來旅行，貪玩路上的風景，又有什麼不好？

　　一九九四年春天，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執行長邵玉銘老師找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臺大歷史系、臺師大歷史系和政大歷史系五個單位，籌備「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有：史語所管東貴所長、近史所陳三井所長、張玉法院士、臺大歷史系主任張秀蓉教授、臺師大歷史系主任王仲孚教授、政大歷史系主任張哲郎教授、政大歷史系王壽南教授，召集人是邵玉銘教授，秘書長為王壽南教授，我擔任執行秘書。執行秘書就是打雜的，什麼都做。

　　合辦的五個單位中，中研院史語所和近史所不可能派出人力，於是由臺大、臺師大、政大歷史研究所負責各項事務。臺大歷史系負責出版組，主要是論文打字、排版工作；臺師大歷史系負責接待組，包括到機場接與會學者、住宿服務、旅遊接待；政大歷史系負責議事組，即開會現場佈置、錄音、紀錄、時間控制；此外，秘書組、財務組和事務組也由政大歷史系負責，主要是因為秘書長、執行秘書都在政大的緣故。

　　籌備委員會在一九九三年十月組成，擬訂會議題目與邀稿名單，接下來就是秘書處的工作，大部分工作會議由我負責召開，討論各組工作進度。

　　我因為在一九九四年替《新史學》撰寫格式檔，於是將這個格式檔稍事修改後，交給臺大歷史所的同學做打字、排版之用。臺師大因為在七月召開甲午戰爭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人力支配較緊，故而負責會議期間的接待，這方面的前置作業較少，不會影響他們召開甲午戰爭一百周年學術會議；至於政大歷史系負責的工作項目較多，亦是自然之事。所幸一九九二年的三場學術研討會，把政大歷史所研究生磨練成一支戰鬥部隊，我並沒有太擔心。

　　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三──十五日，「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在臺北市中央圖書館(當時尚未改名為國家圖書館)召開，開幕式由籌備委員會召集人邵玉銘教授致詞；接著由中央研究院李遠哲院長致詞；然後開始正式的學術研討會。第二天主題演講為許倬雲院士〈體系網絡與中國分合〉；第三天主題演講為余英時院士〈中國歷史上分合的基本動力〉；整個會議總計發表論文廿二篇。

　　「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算是比較大型的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的學者有九位來自中國大陸，三位來自美國、香港、新加坡；兩位主題演講者來自美國。當時各文化、教育基金會因銀行利息較高，可以舉辦這類比較大型的學術研討會，這次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提供三百萬元經費主辦研討會，而且動用中研院史語所、近史所；臺大、政大、臺師大歷史系所，總計五個單位合辦，在我參加的學術研討會中，殆屬規模龐大，經費較充裕者。

　　在會議進行期間，臺師大研究所同學，為了安排參觀和旅遊的事有些意見，甚至謠傳是因為我指揮不動政大研究生，才要他們擔任接待。事實上擔任接待是臺師大歷史系王仲孚主任主動要求的，因為臺師大召開甲午戰爭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無法在「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籌備期間派出人力，才要求擔任接待。但在安排旅遊時，政大歷史系張哲郎主任認為沒有老師陪同似乎不妥，特別要我陪同。而且在南下旅遊時，臺中東海大學呂士朋院長和中興大學任育才院長要宴請大陸學者，我告知臺師大歷史系所同學，可能他們沒有安排接待同學的座位；此外，臺大逯耀東教授在大陸學者參觀聯合報系之後做東，在天然臺湘菜館請客，同樣可能沒有安排接待同學的座席，因此我告知師大負責接待的同學，我會到聯合報接大陸學者。臺師大同學認為這樣的安排不尊重他們，因此拒絕作陪；幸好由政大歷史所碩士班畢業，當時就讀臺師大歷史所博士班的王文育同學，願意陪同南下旅遊，以及參觀聯合報系。關於這些細瑣之事，是當初接任執行祕書所未曾料想到的。臺師大研究所有些同學和政大歷史系林能士老師相熟，跑去向林能士老師告狀，弄得我必須向我的業師解釋。輔大歷史系邵台新教授亦與聞其事，我告訴他就是因為呂士朋教授、任育才院長，和邵台新教授的恩師逯耀東教授請客，引起臺師大同學認為自己不受尊重，憤而拒絕作陪，怪罪於我，我才是真的冤哉枉也。

　　狀況非僅此一端，臺大歷史所同學負責會議論文打字排版，亦引發齣齬。一般論文打字加排版每千字約一二○元；純打字八○元，排版四○元；臺大歷史所同學將排版費每千字算成一二○元，這是有點問題的；與會學者如果交電腦檔案，祇能算排版費，不能將打字費用也計算在內。在核報工作費時，我要負責財務的政大史系楊小華助教如實核銷，結果引發臺大歷史所研究生的不快，指責我把錢拿去接待大陸學者旅遊，卻苛扣他們的工作費。其間透過我的學弟潘光哲(當時就讀臺大歷史所博士班)向我探詢，我向潘光哲說明情形，並表示當研究生時如此處事，將來難免吃虧。後來我自己掏腰包請臺大歷史所研究生吃飯，才擺平此風波。事過境遷之後，部分同學可能覺得自己似乎並非理直氣壯，請潘光哲找我，希望我保守秘密，不要讓他們的老師知道。我對潘光哲說，我沒那麼多話。多年之後，我仍未將始作俑者的名字告訴他們師長。

　　我常常想，一個人在年輕時真的不要太斤斤計較，尤其當研究生時最好能任勞任怨，千萬不要惹不必要的麻煩，包括對系所務的不滿，插手系所行政事務等等。人生的路很長，也許不經心的一句話，無意間的執抝，都可能會影響自己未來的求職或學術發展。

　　「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是第一次中研院史語所、近史所；臺大、政大、臺師大歷史系所合作召開的學術會議，也是最後一次。也許我這個執行祕書做得不好，使得第一次即成絕響，但歷史學界各學術單位間的合作不易，亦由此可見一斑。

　　一九九四年九月開學時，因為顧立三老師超過七十五歲了，不能夠再在歷史系兼課，於是由我承乏「中國史學史」課程。在一九九六年政大歷史系課程修訂之前，歷史系學生在「中國史學史」和「西洋史學史」之間，必須選修其中一門，因此我第一年開課時約有二十幾名學生。一九九六年課程修訂後，「中國史學史」、「西洋史學史」和「史學方法論」三選一，課堂上常常祇剩個位數學生。有時上課不免上得極為沮喪，反躬自省，我發現自己是非常不會講課的老師，因為口才不佳，我都是在站上講堂之前，寫好逐字稿；走進教室把講稿念一遍，就算上完課了。相較於寫兩張綱要就可以上臺講一百分鐘的老師們，我的口才實在是極不便給的。尤其我的課和杜維運老師「史學方法論」放在同一課群，杜老師上課祇帶兩枝粉筆，講起課來深入淺出，自然吸引大部分同學。有時杜老師的課上百人選修，我的課堂僅有個位數學生，私下不免感到挫折。但一個人課講得好不好，實在很難強求，我亦惟徒呼負負。

　　一九九七年九月，因為原本教「資料處理」課的呂紹理老師要去教「臺灣史」，系主任林能士老師情商我幫忙教「資料處理」，由新來的劉祥光老師教「史學理論」。

　　「資料處理」課的內容，主要是Windows使用，微軟Office的使用，包括Word、Excel、Power Point和Access。這些軟體都是我平常使用的，但要教學仍得重新準備。

　　有些學生在中學時已使用Word打稿，但對各種格式設定是陌生的，大部分都是土法煉鋼。遇到標題要放大字體時，直接highlight(註記)，然後將字體放大。因此常常前一個標題和後一個標題字體不同，大小不同，而且也不能製作目錄；要製作目錄時，不是重新打字，就是用拷貝的方式，一篇文章寫下來，零零落落，殊不齊整。我教學生要學會寫格式檔，將各種會用到的格式先寫好，到寫文章時，用滑鼠點要用的格式即可。大部分學生都躲懶，能完整寫好格式檔者無多，但至少勉強能用來寫學期報告。

　　Excel部分，我希望學生要會寫簡單的計算公式，畫統計圖，至少寫報告會用到的基本功能要會，這部分學生比較進入情況，問題不多。Power Point的訓練，當然不是用現成格式檔製作投影片，而是要求學生由空白投影片開始製作，從背景顏色到標題結構，全部自己動手。有些同學做得不錯，有些同學應付了事，我亦祇能教多少是多少。Access資料庫是教得比較差的，學生們能進入狀況者無多，祇有少數同學可以設計、製作簡單的資料庫。

　　打字練習是學生最令我頭大的部分，因為大部分學生在開始時都圖方便，用注音輸入法，在要求他們學習筆畫式輸入法時，極為困難。因為習慣注音輸入法打字以後，要求他們去背記倉頡、大易或嘸蝦米輸入法的字根，學生是不太理會的。第一次打字考試時，我隨便找一篇文章讓他們打，大部分同學都沒問題；第二次考試時，我影印了《尚書．臯陶謨》讓學生打，百分之八十的同學不及格。於是我再度呼籲，要求學生練習一種筆畫輸入法，學生仍然不鳥我；第三次考試時，我請助理在電腦難字表裡找所有他不會念的字，複製到Word裡，列印給同學考試，這次祇有五個人及格。我於是再三跟同學們說，寫歷史文章有很多字不會念，注音輸入法一定是行不通的。但我言者諄諄，學生聽者渺渺，一個簡單的筆畫輸入法，竟然無法要求學生學習。

　　一九九九年我最後一年教「資料處理」課，上學期有四十五個學生選課，因為打字的要求學生無法達到，不肯學習筆畫型輸入法，到下學期學生集體退選，祇剩十五個學生。系所務會議檢討「資料處理」這門課的必要性，系上有資深教授說：「現在學生都玩電腦遊戲了，哪還需要上電腦課？」我因為是教這門課的老師，不便替自己的課辯護，何況我對教「資料處理」課亦興致缺缺，祇是因為系上排了這門課給我，所以就去教了。雖然我很想說會玩電腦遊戲和懂電腦、能運用電腦寫學期報告，壓根兒是兩回事，但我也懶得說了。系所務會議最後決議不再開「資料處理」課，於是我又回頭去教「史學理論」。

　　在我停止教「資料處理」課的那一年，電算中心廖惠君小姐有一天打電話給我，說電算中心為全校師生開設的「Word使用初階」課，授課老師到高雄去開會，趕不回來上課，問我可不可以代課。我因為在教「資料處理」課時，電算中心很幫我的忙，因此就答應了。沒想到臨時膺命的課，因為學員的意見反應極為良好，滿意度高達97%。第二學期電算中心在開設電腦課程時，情商我幫忙上六小時的「Word使用進階課程」。「Word使用進階課程」在電算中心一直受到好評，尤其許多研究生奔相走告，成為他們寫畢業論文前最想上的課。「Word使用進階課程」一直教到二○○五年廖惠君小姐出國進修，接任的承辦人員不認識我，才未再開班。此外，我也曾應中文系之請，為中文系老師上過三次Word使用的課程，以及膺電算中心之請，為全校教職員開過Word使用課程。一個歷史系教員在電算中心開電腦課，也不知是喜是憂，有時亦覺得自己實在有點不務正業。

　　我的碩士和博士論文都做現代中國史學，當時返回母系任教的專長即為中國史學史、史學理論與史學方法論，所以乞食講堂初登板教的就是「史學導論」(後來這門課改為「史學理論」)。我初返母系任教時，政大歷史系的史學方法論由杜維運老師擔任，顧立三老師教中國史學史。第二年顧立三老師七十六歲了，不能再兼課(當時顧立三老師已退休，是以兼任教授的名義授課)，國立大學規定六十五歲退休，可以延退到七十歲，七十歲以後祇能兼任，到七十五歲以後連兼任也不可以。因此，在顧立三老師七十六歲那年，系主任張哲郎老師安排我上「中國史學史」課。

　　我在博士班時，修習過杜維運老師的「中國史學史專題研究」，當時杜維運老師正在寫《中國史學史》第一冊，按理來說應該由杜維運老師來教這門課，但不知張哲郎主任當時怎麼想的，要我承乏「中國史學史」課。也許張哲郎主任認為杜維運老師已經在研究所開設「中國史學史專題研究」，又在大學部開「史學方法論」。而且杜維運老師的《史學方法論》自一九七八年初版以來，膾炙人口，歷史系學生幾乎人手一冊，所以讓杜維運老師繼續開「史學方法論」。多年以後我始得輾轉得知，當時杜維運老師因為正在寫《中國史學史》第二冊，心裡比較想上「中國史學史」。但我並不知此事，糊里糊塗地就去上「中國史學史」，而今想起來時覺有愧。

　　在一九九七年政大歷史系課程修訂以前，歷史系學生必須在「中國史學史」和「西洋史學史」兩門課中擇一選修，所以大約有二十幾位學生選課。我在一九九四年夏天，幾乎用了半個暑假編寫「中國史學史」講義，到開學前約編好上學期課程的三分之二。我是一個不太會上課的老師，上課以前必須寫好逐字稿，否則站上講臺會很緊張。第一年因為在歷史系祇開「史學導論」，可以專心備課，教了一年，大體沒有出太大差錯；其他課程是大一歷史的共同必修課，上四個班，加上在讀博士班三、四年級時，已經兼任過這門課，以及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一年間，曾在國立體育學院教授過「中國通史」課程，大體已駕輕就熟。因此教書第二年開設「中國史學史」，雖然是一門新課，但因另有兩門課：大一外系「中國通史」和歷史系「史學導論」，已經教過，備課不需要太多時間，可以多花些力氣在新課「中國史學史」上。我每個禮拜準備當周進度，並且編寫暑間未完成的後面三分之一講義，總算戰戰兢兢安然度過上學期。

　　趁寒假編寫下學期「中國史學史」講義，約完成三分之二，剩下的祇好邊教邊編寫講義，勉強度過講授「中國史學史」課程的第一年。第二年以後陸續編寫，到一九九六年時，「中國史學史」講義始大致就緒，每次上課前一天晚上稍事整理即可上臺。

　　由於是返回母系任教，系上同事大部分是我的師長，在系所務會議沒有什麼發言權，我亦樂得輕鬆自在。初登講堂的前四年我都擔任大一班導師，舉凡新生杯各項球類競賽，我幾乎都到場加油；每年十二月的文化杯合唱比賽，五月的文化杯舞蹈比賽，我不但在比賽時到現場，平時亦常去看他們練習，算是很關心學生的老師。或許也因為這樣，我和我的黃埔一期到四期學生感情特別好，他們畢業後有些繼續進修，有些讀博士班，一直維持深厚的師生情誼。

　　教書有時看手氣，我教的黃埔一期那班學生極為優秀，畢業時有十九個學生考上研究所，在我心裡是竊竊私喜的。但考最好的是黃埔三期(一九九五年入學)，那一班有二十五個學生考上碩士班，是我乞食講堂以來考最好的一班。雖然我並不認為考上研究所就是好的，但作為一項教學指標，倒也令人略感欣慰。一九九七年後，我不再擔任大一班導師，改擔任大二班導師，和學生就沒那麼親了，學生們投考研究所的情形，亦稍較不了解。但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一九九九年入學那一班，那是我教「資料處理」課的最後一班。這班學生大四時，二○○三年冬天某日，凌晨三點多，我從研究室回家，在一家豆漿店吃宵夜，遇到四、五個大四學生，他們跟我說：「老師，我們很想選你的課，可是學分夠了，所以就沒有選。」不知怎地，我忽然怒從心上起，學生選不選我的課沒什麼關係，但當場這樣消遣我，未免太沒禮貌。我告訴他們：「你們不必消遣我，你們這一班除了推甄入學之外，如果應屆當年有三個人考上臺、師、政大歷史研究所，我頭砍下來給你們當足球踢。」當場學生們嚇傻了，我也懶得再多說話。事實上，每一屆學生程度如何，當老師的均心中有數，學生以為占便宜，其實可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