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 30,2006
姆媽和佢生活的年代
海岸山脈面向知亞干溪交會處的宏華寺，供著父親和姆媽的靈位。每次回花蓮我總會到這裡來，一個錯把他鄉當故鄉的遊子，總是心心念念故鄉的父親和姆媽。
車子沿著臺九線往南走，到壽豐鯉魚尾的地方左轉；行經魚池稻田交錯的開發處；越過米棧橋，右轉海岸山脈，開上產業道路，行約兩公里就是宏華寺了。一九九四年春天，我和三姊將父親和姆媽的靈位供在這裡，讓倆老可以生生世世廝守在一起，那是姆媽身前的最後一樁心願。
一九八九年春天，陽光溫柔地灑在屋後的溪流上，我正忙著準備博士班入學考試，三姊從故鄉花蓮打電話來，告訴我姆媽病重的消息；我匆忙收拾簡單的衣物，到松山機場接姆媽與三姊，一路飛馳到林口長庚醫院。經過煩瑣的檢查手續，醫生通知我們惟一的辦法是動截肢手術。
手術在台北國泰醫院進行，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那一天也是我遞辭呈的日子；在病房，我一邊忙著照顧姆媽，一邊倚著病人進食用的餐車寫研究計畫，晚上則藉醫院微弱的燈光看書，準備考試。我不知道那段日子是怎麼熬過來的？祇記得姆媽的手術很成功，康復後回花蓮休養；我則通過考試，再度到指南山下做一名歷史學徒。我總是想起那些年的悲苦歲月，姆媽病歪歪地躺在床上，三姊辭掉工作全心照顧，還未完成學業的我一邊在報社打工，一邊研讀博士課程。
一千多個日子過去了，姆媽依舊祇能坐在籐椅上發獃，一切的生活瑣事都需要人照顧；我忙忙碌碌地上班，上學，修課，考試，寫報告，做論文；一切的一切，彷彿還是昨天。然而，就在論文通過學位考試的那年冬天，姆媽撒手人寰，遠離伴隨佢二十年的病痛，留下未曾盡過孝道的兒子的我。
如果親情是生命的倚靠，父母與我之間的情分竟薄如桑紙；大學畢業那年秋天，賦別三月，父子已人天永隔；而獲得博士學位那年，姆媽又等不及我邁向新的生命旅程，即匆匆告別人世，為人子的我亦惟把缺憾還諸天地。我想很少有人如我之遭逢，父子緣淺，母子相隔，縱是千萬呼喚亦尋不回家的溫暖。雖然父母遺傳給我樂天知命的性格，讓我在死命的樂觀主義支撐下走過人生種種苦難，並且學會用微笑面對一切的困難。而每當午夜夢回想起這些，時覺人生多苦，憂患實多。而我仍昂首闊步，迎向生命的每一場遭逢，就像當年父親和姆媽，背著襁褓中的二姊，走過長長的臨海路到後山拓荒。
父親是臺灣東部拓荒的第三波移民，在戰後的艱困年代，湖口山上的茶樹因戰爭期的荒廢，已無法養家活口，父親在大伯的聳恿下到花蓮拓荒。在前兩波移民闢剩的僅存少許荒埔地，挖樹根，闢草萊，尋覓些許可耕之地，插幾畦番藷，養豬餵雞，以及耕種鯉魚尾的那片田。姆媽亦是窮苦人家出身，跟著父親除草挖地，默默吃苦。直到許多年後我隻身回到外婆家，外婆猶自淚眼婆娑訴說當年阿桃妹到後山討生活的陳年舊事。外婆說阿桃妹到後山以後，佢整整哭了一個月，耽心掛意後山的生番不知還吃不吃人。尤其彼時大舅被拉去做軍伕，滯留南洋，生死未卜，大妹仔(大妹仔：客語稱女兒為妹仔，大妹仔即大女兒之意)阿桃妹又到後山去，外婆日日心肝像針蕊，刺著隱隱作痛。當我第一次隻身出現在外婆面前，外婆真是高興極了，逢隔壁鄰舍就說我是阿桃妹的大賴仔(大賴仔：客語稱兒子為賴仔，大賴仔即大兒子之意)，從花蓮來看佢。彼時猶未熟悉臺灣東部拓荒史的我，並不是很能體會外婆的心情，直到許多年後我為洄瀾文教基金會撰寫歷史通俗讀本《歷史花蓮》，始知當日到後山拓荒的艱苦。
一九四七年春天，父親帶著姆媽，背著襁褓中的二姊來到花蓮豐田。將賣掉湖口山上茶園所得，在鯉魚尾買了八分瀾仔地，從此定居豐田，一個地圖上不太找得到名字的小山村。十年後我和三姊方始先後出世，拓荒年代的艱苦歲月殆可想見。
姆媽天性開朗樂觀，我從不曾在佢臉上看過愁苦，縱使物質生活如此窮困，佢仍是每天開心地和父親一起下田耕種，屋前的菜畦永遠有採摘不完的各式蔬果。春秋二季蒔田時節，姆媽會參加父親和村人合組的蒔田班，負責鐐秧仔，挑秧苗，像蒔田班的大阿姊。父親木訥少言，姆媽則是風趣幽默，永遠帶著燦燦然的笑容。我一直喜歡看姆媽戴著斗笠，斗笠上包一條彩色大頭帕的模樣，甚至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以為天下的姆媽都應該是那個樣子。姆媽因為手腳利落，在蒔田班博得班友的好評，每年組蒔田班時，第一個想到的挑秧娘就是佢。尤其因為姆媽不僅是左撇子，而且工作時可以左右開弓，右手鐐秧仔鐐酸了就換左手，右肩膀挑累了就換左肩；舉凡一切使刀挑擔之類的工作，姆媽好像都可以一人當兩人用。我第一次發現姆媽有這個本事是在曬菜脯時，姆媽在大腳盆上置一塊砧板，右手握菜頭，左手拿菜刀，悉悉刷刷地切將起來；過了一段時間，換成左手握菜頭，右手拿菜刀，繼續切將下去；坐在門前墀階上的我，簡直看得目瞪口呆。後來我才發現砍蔗尾，剁蔗栽，撒肥，鐐秧苗，姆媽都有本事左右開弓，難怪可以一人當兩人用。
身為客家布娘人(客語稱婦人為布娘人)，姆媽可說是一個非常標準的典型，家事一手包，還要跟上跟下隨父親耕種，我很少看到像姆媽身手這麼利落的婦人，農事做得幾乎比男人還好，家事更是一把好手。做飯燒菜當然是基本功夫，難得的是姆媽做粄深得外婆真傳，菜包、紅粄、蟻粄(蟻粄：客語稱艾草糕為蟻粄，蓋艾草揉碎後的斑點像螞蟻故名)、粄粽，無一不佳；尤其姆媽做的菜包，用柚葉襯底，那種獨特的香味，令我數十年後猶自口頰留香。姆媽包的粄粽，有時用麻竹葉，有時用月桃葉，月桃葉包的粄粽尤其好吃，許多年以後，我在外地祇能買到麻竹葉包的粄粽，雖然那已是難得的客家吃食。
我想如果不是鄉下人家的醫學常識不足，姆媽亦不會因退化性關節炎而不良於行二十年，對現代醫學而言，這並不是太嚴重的病，甚至換個人工關節亦不是什麼不得了的大事；但姆媽初病之時，三姊和我識世未深，二十歲的年紀，什麼事都懵懂，姆媽就此一路耽誤，等我略識人世，姆媽兩腳已糾屈難行，各種慢性病纏身，從糖尿病到高血壓，無一倖免；從退化性關節炎到心肺衰竭，舉凡老人家身上可能出現的所有慢性病都已齊集，三姊與我亦惟徒喚奈何。雖然不曾費心統計，但我想姆媽進出醫院總不下兩百次，如此漫長的歲月，我和三姊不曾向任何人訴苦，因為訴苦也沒有什麼用，要面對的仍須面對，我尤不願露出悲苦的容顏，因為姆媽生病以前從不曾對命運遭逢有何怨言，我知道佢老人家一定不願意看到我為此愁苦。
許多年又許多年過去了，母親截肢後的日子祇能坐在輪椅上發呆，我每次返家亦惟暫時做做三姊的替手，為姆媽洗身換尿片；研究所課業和晚上的打工耗費太多精神，使我連抱怨的力氣都沒有，尤不想對命運低頭。我總是用父親和姆媽到花蓮拓荒的精神鼓舞自己，如果那樣艱困的歲月都可以度過，眼前的遭逢又有什麼度不過的呢？我一次又一次地努力為自己打氣，相信長夜漫漫終將黎明。
然而，當黎明來臨的時候，姆媽已經看不到了。在我完成學位返回母校任教那年冬天，姆媽撒手人寰，連差一天的新年都沒能趕得及。我常常想，如果不是父親意外過身，如果不是我執意要走學術之路，一切的一切是不是會有所改變？在生命轉彎的地方，我並沒有太多選擇，姆媽也是。如果那一年佢不隨父親到後山拓荒，如果那一年退伍後我沒有離鄉負笈異地，如果那一年佢沒有不良於行，是不是生命可以有另一種選擇？而生命的程途繼續往前，我並沒有太多停佇思考的機會，祇是一路行去，直到姆媽離開這世界，離開佢那未曾盡過孝道的兒子的我。
一九八三年，從軍中退役的那年暑假，姆媽說想回竹北豆仔埔看外婆，我背著背包，扶著母親坐上北迴鐵路的火車，循著當年姆媽隨父親到後山拓荒的路往回走，不同的是汽車換成了火車。姆媽臉上喜孜孜的，感覺像是去遠足。在臺北車站換車的時候，我看錯月臺，扶著不良於行的姆媽上下兩次天橋，總算在火車開動前上了車。看著姆媽額頭上的汗珠，第一次我覺得對姆媽有著深沈的愧欠。許多年來，臺北車站走錯月臺的場景，不時在我腦海浮現，如同我一直覺得自己愧欠著姆媽。從年少懵懂到成年，從不曾帶給姆媽任何的安慰。我更沒有想到那會是姆媽最後一次看到外婆，從此母女山水迢遙，至死未曾再見一面；甚至外婆過身時，姆媽已患老年痴呆，無法真切知曉外婆已蒙主寵召。
樂天開朗的姆媽，一天比一天消瘦；每次送佢去醫院，抱著上下車時，胸口總是一陣刺痛。曾經多麼強壯的姆媽，而今瘦弱得祇剩皮包骨。酷似年輕時代姆媽的我，遺傳自佢壯碩的身軀，卻祇能抱著佢上車下車，上下病床，以及在暗處偷偷拭去眼角的淚水。我知道姆媽不願看到我流露悲傷的樣子，因為在佢清醒的時候，從不曾向命運訴苦。我想這就是客家精神吧！在姆媽身上，我學習到永遠奮鬥的不屈意志。
然而再堅強的意志亦敵不過身體的病痛，姆媽終於離我遠去，在歷經十五年的折磨之後，姆媽告別了這片佢曾經努力打拼過的土地，伴隨父親到天國去了。就像當年佢隨父親到後山拓荒的時候一樣，繼續陪伴父親到天國，祇是這次不再是去拓荒，而是永遠陪伴在老伴身邊。
歲月迢遞，知亞干溪的水繼續向太平洋緩緩流去，當年到後山拓荒的姆媽和父親，永遠留在這片佢等打拼過的土地。日頭依舊從對門山升起，日先照的後山，歲月繼續流轉。
June 29,2006
祖父和他的兒孫們
我是有點恨祖父的，雖然我沒有見過他。
我出生的時候，祖父已經過身了。對祖父的印象，完全來自母親和堂哥們的口述。
祖父名彭阿相，新竹湖口人。天下無二彭，姓彭的都是客家人，如果不是，那可能只是不會講客家話，骨子裡還是客家人的，這類不會說客家話的客家人，即民族學所謂的「奧客」。
彭姓是祝融八姓之一，史書上說是祝融、蚩尤的後代。祝融，名黎，為帝嚳時的火官，掌管民事，後人尊為火神，因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祝融的後裔分為八姓，即己、董、彭、秃、妘、曹、斟、芈等，史書稱為祝融八姓。但歷史上最有名的大概是彭祖，據說他活了八百多歲；也有人說這位彭祖就是《論語．述而》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的“老彭”。有一回我任教的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到中國大陸做古都考察，其中一站是黃陵，系上同事都去上香祭拜了，獨獨我不能祭拜黃帝，因為黃帝是我的祖先蚩尤之仇敵，子孫再不肖也不能去拜祖先的仇敵吧！雖然在國族建構的時代(約1890-1945)，各種中國歷史教科書上都寫著黃帝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祖先，但我知道黃帝在血統上和我是沒什麼瓜葛的，任他血緣國族論者說得多麼冠冕堂皇，黃帝和我不相干就是不相干，要說有相干也可以，至多是我祖先的仇人。
新竹的客家人甚多，彭亦算大姓，祖父當年在湖口當塾師，日治時代的漢學書院，約莫是童蒙教師之類。
為何我對未曾見面的祖父會懷著隱隱的恨意？這得話說從頭。
小時候，屘叔家的堂哥們最愛說我長得像阿公(客家人稱祖父為阿公)，高大，四方臉，看起來像個讀書人。每當堂哥們這樣說的時候，我就和他們翻臉。為什麼會這樣，我也說不上來。直到許多年以後，我才遽然驚覺我是對祖父沒有讓父親念書而感到憤怒。想想，塾師之子不識之無，是多大的嘲諷？而父親的五個兄弟中，只有父親不識字，這一點委實很難獲得我的諒解。據母親口述，當年祖父因為吸食鴉片，把家產都敗光了，所以沒能讓父親讀書。因此，我對日治時期四大家族販賣鴉片的事，可謂深惡痛絕。如果不是那樣，祖父亦不至因吸食鴉片而傾家當產，導致無法送父親上學。
說起家族的歷史，我常常覺得祖父和他們兒孫們，實在是一部典型的台灣家族史，甚至是一部台灣史的縮影。我不清楚祖父是否二娶，但祖母二嫁是可以確定的。因為祖母劉桂妹嫁給祖父的時候，已經生了三個孩子，即我的大伯、二伯和大姑媽。
祖母的前夫姓莊，生了兩個兒子，大伯叫莊金生，二伯叫張仁添。也許有人會覺得奇怪，為什麼大伯、二伯不同姓。那是因為祖母在前夫家時，家境窮困，將二伯分給人家養，因此從養父的姓，姓張。祖母嫁到彭家後，久未懷孕，祖父於是領養了一個男孩子，取名彭鳳枝，在排行上算是我的二伯。所以這中間就很微妙了，有血緣關係(同祖母)的二伯姓張，沒有血緣關係的二伯反倒姓彭。後來父親出世，依大排行算行三，因此大伯和兩位二伯家的堂兄弟姊妹稱父親為三叔；四叔、屘叔家的堂兄弟姊妹，喊父親三伯。至於有兩位二伯／二叔的事，家族裡好像也沒有特別去在意，平常亦不叫二伯，直接加上名字稱仁添伯和鳳枝伯。
四叔彭訓添和屘叔彭富廷接連出生，在排行上反倒沒有什麼問題，堂兄弟姊妹稱阿添叔或阿添伯；屘叔排行最小，當然亦就順理成章地被稱作屘叔。
大姑媽是祖母和前夫生的，嫁給竹北豆仔埔的楊阿五，我們直接叫五姑丈。五姑丈和同村的劉邦墻先生交誼彌篤，後來更進一步結為親家，即五姑丈的小舅子彭凰枝(我的父親)，娶了好朋友劉邦墻的女兒劉桃妹，就交誼而言，算是差了一輩，但因為沒有血緣關係，本來就不論輩，倒也無傷大雅。
父親結婚之前，其實是在五姑丈家當長工。據母親口述，因為祖父吸食鴉片將家產敗光之後，將十三歲的兒子彭凰枝送到女婿家做長工。對於父親如此悲慘的遭遇，我內心深處對祖父是很不能諒解的，想想，塾師之子不識字已經是笑話一樁，還將兒子送去做長工，實有虧父道。所以在我小時候，只要堂哥們一提到我長得像祖父，幼小心靈就嚴重地受到傷害，這種傷害卻又難以啟齒。
父親在五姑丈家做長工做到二十歲，上插天山做伐木工人，砍伐台灣檜，運送到日本去。有一回在拖「木馬」時，人差一點摔到崩崗下，嚇得父親不敢再拖木馬。後來尋得機緣，跟隨不知何許人到花蓮天祥開築橫貫公路。在我對日治時期的台灣史略有涉獵之後，知曉中部橫貫公路非戰後方始動工，而是日治時期已開始築路基。這是太平洋戰爭末期的事，根據我的瞭解，父親在天祥參與開築橫貫公路，除了糊一口飯吃外，可能也有逃避被日本殖民官廳抓去當軍伕的恐懼。
戰後父親回到新竹湖口，這時祖父已從老湖口街上搬到新湖口地名長安的地方。湖口山上的地為茶園，因戰爭而荒廢，加上戰後茶業一蹶不振，父親在湖口山上找不到生計，只好到花蓮拓荒。
先此大伯莊金生已經在日治時期的東部移民潮中，到花蓮拓荒，定居鯉魚尾，即戰後的壽豐鄉，戰後，父親在湖口茶園無法生計之時，帶著母親和襁褓中的二姊彭素英到鯉魚尾依附大伯。隨行的有祖父母、四叔彭訓添和屘叔彭富廷，當時四叔和屘叔都還沒結婚，他們是到花蓮拓荒以後才婚配的。
初到壽豐時，經過大伯的介紹，在鯉魚尾買了八分濫仔地。濫仔就是那種水圳排水區的軟質地，腳踩上去會深陷其間，屬三等則，殊非良田。但拓荒者亦是無奈，能買到濫仔地耕種，至少吃的米糧暫時有著落，父母妻女和阿弟們不必挨餓。
拓荒是辛苦的，父親在戰後的1947年移民花蓮，時年二十四歲(父親出生於1923年，生肖屬狗)，初期想係因水土不服，加上生活條件亦差。住屋是村民們合作幫忙搭建的茅草屋子，蔗葉為蓋，黃土為牆，屋內亦惟泥土地，一家子七口人擠在小茅草屋裡。所以一直要到10年後的1957年三姊彭素梅方始出生，我則是又隔年的1959年出生(我和父親同一生肖，且農曆生日在同一天，即父親在他三十六歲生日這一天，母親生下了我)，下面還有一個妹妹彭素雲，1961年出生。
拓荒者的無奈非僅如此，四叔彭訓添到適婚年齡時，因為沒錢娶媳婦兒，於是入贅高家，婚書上載明生男育女單數排行姓彭，偶數排行姓高，四叔家有四個堂兄弟，大堂哥彭榮華，花蓮高農畢業後在壽豐鄉農會做事，任職農會四十年；二堂哥高文秀任台北科技大學電機系教授，2004年接任台北科技大學機電學院院長，是家族中書念得比較好的；三堂哥彭進賢在貨運行做事，四堂弟高顯榮任職桃園縣環保局。大堂姊彭秋蘭、二堂姊高慧蘭、三堂妹彭阿柑；我常常想，幸好阿添嬸會生，否則姓彭姓高還真分不平。但我有點不了解的是，平常我們不太喊阿添嬸，而喊阿藤嬸，想係入贅之故，阿藤是阿添嬸的本名。
前面提到祖母的第二個兒子仁添伯分人養，姓張；大伯家的大堂姊亦分人養，養父為花蓮鳳林名醫張七郎，因從養父姓，大堂姊名張玉蟬。1947年舊曆年前，張玉蟬與養父的三子張果仁送作堆，年後發生二二八事件，張家一門三父子(均為醫生)半夜被槍殺於墳場邊，史稱「張七郎事件」。張果仁受難時，玉蟬姊已懷孕，產下一子名張至滿，赴美求學，獲體育博士，曾任教育部體育司長，中華台北奧會秘書長。玉蟬姊在果仁姊夫受難後再嫁，生一女名陳惠操。於花蓮女中念書時，遇台灣師範大學畢業到花蓮女中實習的顏崑陽老師。其後顏崑陽任教於淡江文理學院中文系，陳惠操負笈淡江中文系就讀，大學畢業後與顏崑陽結婚。1995年我為洄瀾基金會撰寫《歷史花蓮》時，要用幾張張七郎父子的照片，玉蟬姊囑咐我去找她的女兒陳惠操拿。適我返回花蓮在文化中心演講，擬順道找陳惠操拿照片，花蓮友人邱榮華(作家邱上林)說陳惠操是他同學，他的先生就是顏崑陽(時任教東華大學中文系)。於是約顏崑陽出來小酌，顏崑陽笑稱是半路認親戚。其實顏崑陽在文學界和學術界都算我的老大哥，因著玉蟬姊是他岳母之故，反倒得叫我舅舅。但在文學界或學術界相遇時，我亦不敢讓顏崑陽叫我舅舅。
人世間的事，有時難以言詮。父母親到花蓮拓荒時，未攜大姊同行，緣由為何，殊難考據。但這事卻帶給大姊極大的陰影，直到母親晚年，仍不諒解。事實上大姊是因台灣習俗抽豬母稅之故，從舅舅姓，叫劉素錦，從小在大舅家長大。但大姊身分證上的父母欄卻記載父不詳，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不是很瞭解日治時期的戶籍制度，從母姓的大姊為什麼要在身分證上記載父不詳？我曾為此事詢問大舅劉得春，大舅亦說不知。母親晚年患老年痴呆症，常說為什麼她的兩個兒子沒有來看她？照顧母親生活起居的三姊彭素梅同母親說：「你不係一個賴仔阿輝而已？」(客家人稱兒子為賴仔)母親說：「還有阿霖啊！」阿霖是小舅劉德霖。為什麼母親會說小舅是她的兒子？其中有何隱情？我曾推測可能大姊劉素錦出生時，外婆正好也懷孕，而當時大舅被日本殖民政府抓去南洋當軍伕，外公憂心大舅已戰死異鄉，劉家可能斷後；於是將母親生的兒子和外婆生的女兒交換，我的哥哥變成我的舅舅，我的阿姨變成我的大姊。雖然我的想像有點匪夷所思，但亦未始不可能。我曾就此事詢問大舅，大舅說哪會恁樣，而當時大舅在南洋當軍伕，當然不可能知道；小舅在襁褓，更不可能知道自己的身世，如今母親已經過身，外公外婆亦已蒙主寵召，這秘密恐怕再也無從查考了。
二姊彭素英十七歲時嫁給隔壁村胡士雄，育有二子二女；大女兒胡秋蓉嫁給警察，育有一女；二女兒胡淑琴在門諾醫院當護理人員；大兒子胡遠城二兒子胡遠業開網咖連鎖店，一家子生活尚稱小康，和樂生活。
大姊劉素錦嫁給來臺的桂系少校軍官湖南人吳丹桂，育有二子一女，大女兒吳雅鳳為英國格拉斯哥大學英國文學博士(Ph.D., Glasgow University)，任教於臺灣大學外文系，專長為英國浪漫文學與藝術；長子吳子聖任職資訊業；次子吳子斌大學時代喜騎自行車，曾是自行車環臺紀錄保持人。臺灣大學機械研究所碩士，任職捷安特公司，負責研發自行車避振器系統。
分養的二伯張仁添住桃園新屋，後來認親但未歸宗，有一堂哥任檢察官。認養的二伯彭鳳枝住湖口，育有二子一女。因兩位二伯居住在桃園、新竹，平素往來較少，加上一分養一領養，在親友中略疏而不親。
大伯莊金生因為住在同村(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平日往來較多。大伯育有三子四女，三位堂哥均世居豐山村，大堂哥莊玉民、三堂哥莊玉麟務農；二堂哥莊玉忠做玉石生意，即1960-1970年代豐田石綿山所產的臺灣玉(豐田玉)，某次到台北交貨時，與客戶上酒家應酬，因隔壁桌吵架，阿忠哥上前勸架，遭人意外砍死。
屘叔彭富廷曾任壽豐鄉民代表會副主席，育有三子一女；大堂哥本名彭木生，其後改名彭金蒼，想係算命仙所改；再後又改名彭群元；但平常我們都喊他木生哥。木生哥花蓮高農畢業後，任職壽豐鄉自來水廠，是吾鄉著名的玫瑰石收藏家。二堂哥彭石松，其後改名彭信華，花蓮高農畢業後，在河壩邊養雞，算是學以致用。小堂哥彭勝田萬能工專畢業，開玻璃行。堂姊彭紅梅任職壽豐鄉自來水廠，嫁同村張 燕。
三姊彭素梅大我兩歲，花蓮高商畢業後任職聲寶公司，曾是聲寶花東地區的超級業務員，年營業額數億元，列名聲寶公司英雄榜。其後因照顧晚年多病的母親辭去工作；母親過身後返回豐田老家，2004年以後，幫壽豐鄉農會銷售有機蔬菜，開展事業第二春。
新竹湖口的塾師彭阿相，百年之後，兒孫枝葉繁茂，雖然我對他吸食鴉片導致敗光家財，甚至未能讓親生兒子進學，身為孫輩的我，心中有著隱隱的恨意，但終究我身上流著祖父的血，再怎麼不肖，亦不敢多所含怨。也許真正該抱怨的是先父彭凰枝先生，而他在二十四歲時舉家遷居後山拓荒，終身是一個快樂的農夫。同樣在二十四歲那年，我從軍中退伍，來到指南山下，開啟我讀史學文的生涯。相較於不識字的父親，半生與書卷為伴的我，是否真的比較快樂？古人有云：「人生憂患自識字始。」到底是做農夫的父親比較快樂，還是與書卷為伴的我比較快樂？坦白說，我實在不是很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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