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ch 31,2008
聲聲慢
歲月于邁，日子忽地慢了下來。
冬天遲遲不肯走，春天的腳步趕不及，彷彿進入樂曲的第二樂章。
諺云「一月櫻，二月杏，三月杜鵑滿山坪」，二○○七年冬天太冷，使得二○○八年一月的櫻花似是花開不對時，殊不妖冶，與日本人所謂妖花相去甚遠。遲到二月櫻花方開，初綻即謝。因著櫻花不對時，杏花亦跟著趕不及春天，都三月了才姍姍來遲。友人來電云欲上山看杏花，彼此諸事煩瑣，加上友人玉體微和，三月中旬上山時已是花末，看到最後綻放的幾枝，殆已非是葳蕤，於是相約明年杏花盛開時。倒是杜鵑趕不及春天的腳步，一路漫山遍野開著，春意喧鬧無已時。
春日遲遲，我心不發，慢板悠然響起，日常生活亦是緩步以行。幾本即將收尾的書，有一搭沒一搭地寫著。每日裡揮毫練字，用長鋒狼毫「劍舞」寫王羲之《十七帖》。「劍舞」直徑9mm，鋒長42mm，寫起來頗有欸乃之姿。友人看了我寫的字，說我的字跟人一丁點兒都不像。我看起來一副北方壯漢的樣子，寫的字卻是嫋嫋婷婷，嫵媚多於英挺。而初習字時練趙孟頫〈閒居賦〉，字形尤嫵媚，簡直步步生蓮。
初習字時，用蕙風堂「大蘭竹」。顧名思義，「大蘭竹」意謂此筆鋒長，適合畫蘭竹。寫字氣須長，用來習字最佳。唯此筆甚不耐寫，寫不到半個月就沒鋒了，於是改用蕙風堂「大蘭竹」最高階的「羲之」。「羲之」以黑檀木為筆桿，格調頗見高雅，寫來柔軟順暢，對我習字甚有助益。可惜仍是不耐寫，一支筆售價一千臺幣，寫不到半個月又沒鋒了。二○○七年二月師父訂製的小沈湖筆寄到，於是改用「惠風」。此筆其快如劍，寫來毫不費力，率直有勁。趙孟頫寫〈閒居賦〉時，甫從宋徽宗趙構的瘦金體超唐入晉，許多字寫得彆扭，練得我時有頓挫。一個帖子練了半年多，從二○○六年七月，練到二○○七年二月仍跌跌撞撞。二○○七年三月改練趙孟頫〈赤壁賦〉，字形愈形秀麗。〈赤壁賦〉應為趙字最易入手者，初用小沈湖筆「惠風」練，後來師父要我試用「神龍」，此筆轉折較「惠風」細緻，寫來頗具婀娜之姿。唯初換筆時，又逢換帖，第一天就把手寫傷了，到天心醫院找陳南州院長，將我扭傷的右手腕調整回去。一般人很難想像，一支二十公克的筆會把手寫受傷。後來我練王羲之《十七帖》時，又因某日用了不對的紙，寫兩頁就把手寫傷了。可能因為師父教我寫字時，強調筆鋒之勾轉，稍一不慎，手腕即甚易受傷。後來我在練字以前，習慣將手腕先做運動，受傷的次數才減低。
二○○七年五月練趙孟頫〈洛神賦〉，這是趙字最流麗婀娜者，加上「神龍」的婉轉欸乃，寫來猶是十三女兒學繡，一絲一線都是風情。
一些朋友聽聞我習趙孟頫，大都嗤之以鼻，以為趙孟頫人格卑下，字乃落流俗。說這些話的朋友，大部分未曾學過趙孟頫，惟以民族主義為依皈，令人不勝唏噓。趙孟頫雖為宋朝官家之後，然距宋太祖趙匡胤已是十代，元朝代興，任官元廷，又有何可指責的？近百年來從國族建構角度書寫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常將民族主義拓展到極致，實殊不可取。
吉諒師父看我練趙字略有幾分神似，建議我上追二王，於是從二○○七年七月轉習王羲之。其初練〈蘭亭序〉，臨馮承素摹本。此本為蘭亭八柱之三，雖為雙鉤摹本，但可能是最接近王羲之〈蘭亭序〉原始字形者。初習時用小沈湖筆「神龍」，寫三公分左右的字；逾月後改用「右將軍」，字大小約五公分。二○○八年九月，吉諒師父要我換用「劍舞」習字，此筆鋒長，蓄墨量甚大，蘸一次墨約可寫八至十字，大小約四公分。二○○七年十月，吉諒師父認為〈蘭亭序〉初階已告一段落，要我改練懷仁集王羲之字〈聖教序〉，這是傳世王羲之作品中字數最多者，約有一千九百餘字，雖是懷仁集字，部分字且用拆字偏旁組合而成，但在王羲之真跡難覓的情況下，〈聖教序〉殆屬較佳之選擇。練〈聖教序〉期間，大部分以「劍舞」為主，字約四分。
〈聖教序〉約得一千九百餘字，每日新練五十字，並反復習練已習之字，約莫四十天走完一過。自二○○七年十一月中旬起，每兩日練一通，有時練得多些，三日練兩通，甚至每日練一通，迄二○○八年一月中，約得五十通，大部分寫於毛邊紙上，亦有書於廣興紙寮黃煥彰所製宣紙上者。
原本計畫二○○八年二月將練王羲之《十七帖》，吉諒師父提早要我在二○○八年一月起練，理由是我繼續練〈聖教序〉進益有限，不如先換帖。然每次換帖前，我都要不安許久，直到正式習練方始安頓。我雖知自己毛病所在，但完全無法控制，每次換帖前的恐懼感，依然無時或已。
初練王羲之《十七帖》時，師父要我用小沈湖筆「雲劍」，長鋒山馬兼毫，直徑11mm，鋒長52mm，像一把日本武士刀。「雲劍」筆毫甚硬，方便我掌握草書字形，這裡那裡的牽絲。逾月後，吉諒師父覺得我對草書的掌握度已進入情況，於是要我換回「劍舞」。因每周四晚上到師父家練字，故吉諒師父對我習字的進度掌握甚佳，有時換筆，有時換帖，有時換紙，用各種可能的變數，讓我順利進入書寫狀態。而我每日習字一千，不論晴天陰天下雨天，除夕大年初一或情人節，每日至少寫足一千字。有一段時間每日習字一千五百字到兩千五百字，無一日稍怠。反正練完這帖還有那帖，距離我第一段的學習至少還有兩年，亦就毋須亟亟。二○○八年三月中旬，王羲之《十七帖》終於走完一過，再習練一個半月，每日寫一至兩通，約可練六十通，五月以後練智永《千字文》和趙孟頫《千字文》，約莫在二○○八年八、九月間，草書初階當可告一段落。吉諒師父打算讓我練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然後上練魏碑。待魏碑初成，再上練隸書和篆書，走完這些約莫剛好是三年四個月，有類小徒弟習藝，三年四個月滿師，以後的修行就得靠個人了。雖然如此，我每周四晚上應仍會去吉諒師父家練字，有師父教總比自己摸索好。
每日習字已經成為生活節奏，反正不論有事無事，每日基本的一千字總要寫完。年近半百，似乎也沒有太多可操心的事，習字，泅水，是每日例行之事，做完這些才是研究和教學。雖然研究和教學是我的本行，但我總是心有旁鶩，東搞搞，西搞搞，把日子過緩慢而逍遙。
中年歲月彷如進入第二樂章的慢板，腦子偶然不經心裡浮現李清照〈聲聲慢〉：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盃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我的慢板固非如此黯然，只是一逕兒低緩的調子。我總是在早上十點到十二點之間到學校研究室，深夜一、兩點鐘回家，大部分醒著的時間都在研究室，回家大略看看書，聽點音樂，亦就入夢了。在學校的時間，步調緩如龜步。先練字，後泅水，如果下午有課就走進教室，沒課的時候聽聽音樂，讀讀書，寫寫稿，一天也就混過去了。幾本等著收尾的書，這裡寫一點，那裡寫一點，好像也不是太急著寫完。心裡殊乏早些完成出版的念頭，寫起來總是油油春雨，滴滴答答。
偶爾提早返家，譬如在晚上十二點以前離開研究室，踏月色而歸。我習慣直接走到樓上的小小書房，打開收音機，讓DJ和樂音陪伴我有點孤單的夜晚。
收音機是友人賴宗佑醫師送的，二○○八年二月，我在網路上想買一部收音機，因為回應稍晚，已被其他網友捷足先登。宗佑兄看到我與那部收音機錯身而過，跟何麗夢學妹說他那兒有一部收音機，因為在花蓮我收訊不佳，準備送給我。過不幾天，收音機即寄到我工作的學校。在此之前，我已經有近三十年沒聽收音機了，平日聆樂以黑膠唱片為主，偶爾聽聽CD，幾乎不曾想到收音機的事。
記得童年時家裡有一部小小的真空管收音機，是村子裡水電行老闆自己裝的，母親用它來聽歌仔戲或閩南語爆笑據，邱罔舍之類的。在家裡還沒有電視以前，有一段時間，燕聲廣播電臺的林寒青與蔡佩如時間，是母親每天必聽的節目，我也跟著母親一塊兒聽。節目內容無非閒話家常，以及播放一些閩南語歌曲。在東臺灣的鄉間農家，這就是最大的享受了。後來家裡買了曲盤和收音機一體的電唱機，裝有拉門，中間是唱盤。電唱機附了一支絨布唱片刷，唱臂唱頭唱針一應俱全，母親用它來聽楊麗花歌仔戲，邱罔舍爆笑劇和客家三腳採茶戲。我偶爾會趁母親不在的時候，偷偷播放曲盤，聽著咿咿嗚嗚的歌仔戲，或者邱罔舍爆笑劇裡的閩南歇後語。記憶最深刻的是收聽「廖添丁故事」，主講者不知何許人也，每天講一個小時廖添丁故事，好像永遠也講不完，直到我不聽收音機了，廖添丁故事還沒有結束。
赴笈大度山以後，三姊送了我一部聲寶牌收錄音機，那是我大學時代一切音樂的來源。主要載體是卡式錄音帶，聽著貝多芬九大交響曲，轉拷過N次的《梁祝小提琴協奏曲》、《黃河鋼琴協奏曲》、《草原上的小姊妹琵琶協奏曲》等等。午夜時分我會打開收音機，聽倪蓓蓓時間，「浩瀚宇宙中，地球是最美的那顆星」，倪蓓蓓那嗲嗲囡囡的聲音，是我那一代的空中情人。雖然後來看到倪蓓蓓照片後，青春夢幻不免煙銷雲散。不過，人生裡的許多事情，不也隨風落雲，一去無影，初不必斤斤於是。服役歸來，重拾讀史學文之路，音樂載體換成黑膠唱片和CD，初期仍聽些卡式錄音帶，後來就聽得少了。至於收音機，好像已自生活中消失，有如青春小鳥一去不回來。
從青年到中年，我的聆樂生活太依賴黑膠唱片和CD。在國家音樂廳開幕後，雖亦為其常客，但平日總以罐頭音樂果腹居多。如果每天聽音樂十小時，一個月就是三百小時，到國家裡樂廳應不會超過六小時。我同意罐頭音樂永遠無法取代現場，但現場猶若鮑魚，無法常吃。偶爾大快朵頣，乃至高享受。平常總亦仍是在路邊炒兩個菜果腹，或隨意吃吃罐頭了事。鼹鼠飲河，不過滿腹。2008年春天，我在網路上看到一部售價甚廉的收音機，向買主表示有意購買，卻為人捷足先登。沒想到小小的失落為友人賴宗佑醫師得知，於是寄贈其手邊的收音機，令人依依。
我把收音機接在書房的小小音響系統，這套音響系統包括： Thorens TD 521唱盤+ SME 3012R+EMT TU -2 special； MacCormack Signature CD Player，TE前級； J.C. Verdier 45後級； Diatone P-610MA喇叭，是我早晚在家時隨意聆樂的音響。接上宗佑兄所贈之AMC調偕器後，發出了溫暖柔美的聲音，伴我深夜的閱讀與書寫。我習慣將電臺轉到FM 99.7愛樂電臺，隨意聽著廣播，並不太注意節目內容。空氣中傳來DJ磁性的聲音，介紹著古典音樂或爵士樂的故事，然後播放相關樂段。我好像不曾注意過主持人是何許人也，男的或女的。不論DJ為誰，聲音總是很好聽，長久以來孤獨聆樂的生活，好像多了一個人相伴，有一種溫暖的感覺。可能我年紀有點大了，半百老翁，午夜夢迴，有一些聲音相伴，好讓自己覺得不那麼孤單。於是收音機成為我生活裡的重要伴侶。毋須選擇唱片，不用起身去換面，音樂持續流泄而出，而且還有DJ的親切對話，生活好像忽然溫暖了起來。
我仍然有一搭沒一搭地寫著即將出版的書，有時寫這一本，有時寫那一本；學術的書用電腦敲打，創作的書用手寫。我一直很喜歡手寫稿的感覺，三十年來一直維持手寫的習慣，自印的兩百格稿紙，用了二十年的德國Pelikan古典鋼筆，在橄欖綠的格子上飛舞，黑色的Mont Blanc墨水，我好像就一直這麼用著。想了很久要去買一支Mont Blanc鋼筆，想了約莫有二十年吧！一直買不下手。沒有很積極的原因，除了實在很貴之外，我也沒試到出水量夠大的Mont Blanc鋼筆。相較而言，Pelikan的出水量大又快，寫起來如輕舟已過萬重山，雖然但我仍心心念念著想買一支Mont Blanc鋼筆。步調如此聲聲慢又慢，想著想著，Mont Blanc鋼筆依稀彷彿就在那兒了。
行道遲遲，前路在遠，我總是閒步晃蕩，悠悠忽忽。每日裡聽聽音樂，看看書，寫寫稿，以及每天找出一個小時去泅水。
即使泅水我亦是很慢方始決心去學，原本我只會抬頭蛙，在水面上載浮載沈，游著好玩。直到二○○六年七月，方始下決心去學捷泳，然而亦學得不頂真，遲遲艾艾混了九個月零三天才游到一千公尺。從此，只要人在學校，每日裡總會找個時間去游泳池混混。每次和同事泳友劉祥光兄相約去泅水，我老愛說去「虛應一下故事」，或說「草草了事」。想想亦真是草草了事，反正跳下水，游個一千公尺上岸，漫漫而游，緩緩前進，每個和我同水道的人都頻頻超車，其他水道的人也都游比我快。我總是緩慢地抓水、推出，依著自己的節奏呼吸，慢慢游著，以及想一些有的沒有的。我心裡安慰自己，反正到對岸還是要轉身游回來，游快游慢又有什麼關係？雖然偶爾會想起我許下的心願，要參加一次鐵人三項。以我的體力，游完一千五百公尺沒什麼問題；但以我的速度，一千五百公尺約須費時60分鐘，主辦當局可能已經關門。不過在不想起鐵人三項時，我倒是游得悠游自在，完全附合漫游的本意。其實年紀大學捷泳本來就很困難，尤其是男生，主要關鍵是踢水。捷泳要求踢水時腳如魚鰭或鞭子般柔軟，年紀大的人腳踝已經硬掉了，踢水直上直下，猶似打鼓。我笑稱自己踢水壓根兒不像鞭子，而是棍子。
有時心血來潮想勵精圖治一翻，練練划手或踢水，總是慵慵懶懶，沒幾下又故態復萌，一個禮拜倒有五天泅水是草草了事，虛應一下故事。反正總有許多理由可以搪塞，諸如不能太花體力，游完還得看書，備課，教書，做研究，寫論文，理由一籮筐，亦就如此這般安之若素。
有一段時間練字倒是積極的，每天早上用心寫字，而且速度飛快，有時一天可以寫一遍一千九百多字的懷仁集王羲之〈聖教序〉，或寫兩遍王羲之〈十七帖〉。後來發現今天寫完了，明天仍須重頭練起，亦就毋須亟亟。反正練個一個半小時到兩小時，寫個一千字到兩千字，慢慢寫去，字看起來亦自在從容些。吉諒師父看到我可以把王羲之〈十七帖〉寫慢，覺得我的字已略有進境，心懷乃一暢。我卻不好意思說是懶，反正每天練的時間就那些，寫快寫慢又有什麼關係。
有些朋友關切我的新書何時出版，我也說不出個確切時間，一壁寫著自己的書，一壁得把《政治大學校史(1997-2006)》改定，每年的研究計畫也要占掉一些時間，總有許多理由合理化自己的慢。反正櫻花不開杏花開，杏花不開杜鵑開。杜鵑開完五月來，桐花猶似雪片飛。時移歲往，四時迭替，我依舊在歲月裡于邁以行。
有一位史學界同儕訪問高去尋先生談治學之道，高先生說了三個字「慢慢來」，誠哉斯言。一九二○年代，高去尋先生參加中央研究院歷史言研究所的西南考古，到了一九九○年代，當年帶回的天葬棺猶未拆封。其實真正的情況是尚未找到拆封後保存之法，拆開何如不拆。不拆至少保存完好，拆開或許即刻風化，灰飛煙滅。此中有真義，欲辯已忘言。而值得吾人深思的是，史語所當年參加殷墟考古和西南考古的學者們均享壽考，不知是勤勞四體所致，抑或得益於「慢慢來」之箴言。
樂曲已進入第二樂章，於是就讓一切的一切，聲聲慢，緩緩行。雖然不免霧失樓台，總亦仍惦念著本立道生。我相信明天的明天，太陽會依舊升起。
December 10,2007
乞食講堂，浮生若夢
在我的生涯規劃裡，從沒有想過要到大學教書。其實我從不曾有過生涯規劃，在成長過程中，總是走一步算一步，過了這個村，沒有那個店，前程茫茫，楚天寥廓，彳亍於天地之間，何處是歸程。
一九八三年春夏之交，退伍前夕，我曾寄了一分履歷表到臺中明道中學給汪廣平校長，表達我希望能到明道中學教書。彼時的想法很簡單，找一所鄉間中學教書，買一塊地，種些五穀雜糧或蔬果花卉，效法陳映真筆下的白色社會主義青年。
年少時我喜讀陳映真的小說，《將軍族》、《第一件差事》、〈我的弟弟康雄〉、〈山路〉、〈鈴鐺花〉，曾深深烙印在我內心深處。白色社會主義青年的理想，對資本主義的控訴，是我年少時的理想。楊逵的東海花園，在某種程度上，亦成為我的理型(Ideal Type)。一點點對文學的執著，左派思想的悲情和理想主義。可我在大學時代並未選修教育學分，為將來擔任中學教師做準備。祇是心理一逕兒地空想著，卻未做好生涯規劃。或許我亦是有意讓自己在各種知識域裡漂泊，沒有太堅實的學識根基，故可以任意游牧，成為浪子。縱使現實人生無法做一個浪子，至少在知識世界可以流浪。
明道中學終於沒有給我任何回音，我祇好繼續讀史學文之路，其間亦曾漂泊江湖怯問津，擔任過《聯合文學》雜誌主編、叢書主任、《聯合報》編輯，乞食於編七年，終究天涯有盡，人世沉浮。告別文字編輯生涯，重返書院，乞食講堂，做一名殊無鴻鵠之志的書生。
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我常向逯耀東老師請益。彼時逯老師甫自香江歸來，任教於臺大歷史系，住在辛亥路、興隆路口，從木柵過去，路程甚近。在討論我的博士論文之餘，逯老師亦在生活上多所教益，記得逯老師常訓勉我的一些話，諸如「每個人吃幾碗飯是固定的，不要貪多嚼不爛」，正好說到我的痛處。我就是文學弄一點，音樂弄一點，歷史弄一點，每碗飯扒幾口，沒有一碗專心吃。又如「飯可以吃得飽，也可以吃得好」，意思是肚子餓的時候，鼴鼠飲河，不過滿腹，先填飽肚子再說，一碗陽春麵不加滷蛋，甚至白飯配菜根，亦可以當得一頓。飢寒的問題解決之後，自然可以考究些，這時就要懂得吃，要吃得好。但逯老師影響我最深的一句話是：「要飯也要在京城要飯。」意思是就算當乞丐亦要在天子腳下討飯吃，至於為什麼要在京城討飯，直到今天我仍無法真切掌握其義。而我卻遵守逯老師的訓示，決定在京城討一碗飯吃。
在撰寫博士論文時，偶爾我會思考未來工作的單位。最先想的是留在政大歷史系任教，以臺灣歷史系所的生態，臺大歷史系不是用他們自己的畢業生，就是用洋博士，我連想都不敢想。臺師大歷史系向來是近親繁殖，我和臺師大完全沒有淵源，壓根兒沒想過要申請他們的教職。清華歷史所除了創所時聘請的教師之外，沒有洋博士殆難叩門。算一算祇有政大歷史系有點機會，於是姑且一試。當時政大歷史系教史學理論、中國史學史、史學方法(論)的老師有兩位，一位是杜維運老師，一位是顧立三老師。杜維運老師教「史學方法論」，顧立三老師教「中國史學史」。那一年顧立三老師七十四歲，退休多年，但仍在系上兼課，但第二年顧老師就七十五歲了，依據教育部的規定，連課都不能兼。因此，系裡考慮補一位史學史，史學理論、史學方法與方法論的教師，我的碩士和博士論文剛好做這個範圍，於是抱著姑且一試的想法，將應徵資料送到政大歷史系。
很幸運地，我通過了系、院、校教評會的三級三審，成為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畢業生中第一位返回母系任教者。在此之前，政大歷史系的廖風德老師，以副教授的身分考上博士班，先我一年畢業，繼續在歷史系任教。但因他本來就是系上老師，很難算在歷史系博士班的帳上。類似的情形還有毛知礪老師，她是我念碩士班時研究所的行政助理，後來不負責研究所行政事務，改聘為專任講師，和我同一年考上博士班，晚我兩年畢業。取得博士學位後，毛知礪老師繼續留在系上擔任副教授，二○○三年退休，那一年我升正教授。
一九九三年九月初返校時，必須教九個學分，但因為大部分課程都是二學分，所以實際上是教十個學分，除了歷史系一年級的必修課「史學導論」兩學分之外，其他八個學分都是外系大一中國通史。記得第一年我教了三個本地生班，另外教一個僑生班。僑生班因為在中學時未曾上過中國史，程度甚差，上起課來備覺辛苦。
歷史系一年級的「史學導論」課，本來由系主任張哲郎老師和林能士老師合開(各自上一學期課)，我擔任這門課以後，上下學期由我一個人教。「史學導論」是歷史系一年級新生的入門課，很不好教，因為另外兩門必修課「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學生在高中時已有基礎，「史學導論」卻是從頭開始。這門課本來就沒有教科書，縱使有同名的教科書，亦不適用，如涂永清翻譯的《史學導論》，適合美國學生，不一定適合臺灣學生；鮑世奮所譯的《史學導論》亦是如此。我又不便向張哲郎老師和林能士老師要他們的授課綱要，祇好自己來。我打電話向我的高中同學王健文求救，他當時在成功大學歷史系擔任「史學導論」課。王健文寄來徐泓老師在臺大歷史系上「史學導論」課的授課大綱(臺大歷史系的「史學導論」課有兩班，一班是徐泓老師教，一班是梁庚堯老師)，以及王健文自己的授課大綱，我就在暑假將這兩分講義稍事整理，增補一些我認為必須加入的內容，當作我的授課綱要。
一九九三年三月廿三日，我將博士論文送交政大歷史研究所，等待口試通知。此時因截肢手術後，長年臥病在床的母親開始洗腎，於是我帶著博士論文口試本返回花蓮，和三姊一起照顧母親。母親截肢後這四年，一直由三姊照顧、看護，我才得以進入博士班就讀，在內心深處，我對三姊一直充滿感激之情。不僅如此，我大學時代負笈東海，亦是由當時任職聲寶電器公司花東營業處的三姊提供生活費。所以在讀博士班期間，我將父親遺留給我的一甲地，過戶給母親，再由母親過戶給三姊，聊表對三姊多年來照顧母親的感心之意，以及年少時對我的照顧。事實上在我就讀博士班期間，母親數度驚傳病危，我總是在深夜時分搭乘北迴鐵路夜車返回花蓮，疾疾奔向省(署)立花蓮醫院，在床邊呼喚姆媽。因著醫學發達，多少次奔喪未成，姆媽繼續忍受佢的病痛。一九九三年九月，開學前夕，姆媽再度病危住院，加上每星期三次洗腎，狀況糟得不能再糟。三姊又因卵巢巧克力囊腫必須到臺北陽明醫院開刀，我於是再度返回花蓮，到慈濟醫院陪伴年邁多病的姆媽。
某日午後，姆媽洗腎的時間，我用輪椅將姆媽推到血液透析室。我們在護理站等了四十分鐘，沒有一個護理人員過來探問。最後終於有一位護士走過來，問我為什麼不把姆媽扶到病床上。我問她哪個病床。護士說空的床就可以。我把姆媽推到角落的一張空床，將姆媽抱上床躺好。又過了三十分鐘，仍然沒有護理人員為姆媽接上血液透析機。我實在忍不住了，走到護理站詢問，哪位護士可以幫姆媽接上洗腎機？護理長問我還沒接上嗎？我一肚子火，對護理長說：「我知道我媽的導管不好打，平常負責的護士今天不在，但你們總不能這樣任我媽乾等吧！我已經等了快一個小時了。」護理長說：「我馬上幫你安排。」我說：「好吧！請您快一點。還有，可不可以借用你們的電話，我要打給精神科主任王浩威醫師。」
護理長把電話交給我，我撥了老友王浩威的研究室號碼。王浩威接了電話。我對王浩威說：「浩威，我在血液透析室，你可不可以下來一趟？」王浩威在電話彼端說他馬上過來。不一會兒，王浩威來了，我用閩南話對王浩威說：「浩威，你病院是安怎？我姆仔欲洗腰仔，阮直這等快一點鐘冇人插，阿到底是安怎？」王浩威問護理長到底怎麼回事，護理長說是因為平常負責替姆媽接導管的護士今天休假，姆媽的導管太難打，沒人敢打，所以才會耽誤這麼久。我當然知道姆媽的導管不好打，而且原先左手做的導管已經塞住，不能打了，祇好在右手臂再做一支導管，如果再塞住就麻煩了。我委實很難接受這種說法，護理人員豈可因為導管難接，就任病人乾等？最後仍然必須有人負責接，不是嗎？王浩威請護理長多幫忙，然後帶我到他的研究室，為我煮一杯咖啡。
在醫院待了一個多禮拜，學校已經開學了，我請二姊來醫院幫忙，因為開學第一星期已經缺課，第二個禮拜無論如何得走進教室上課了。我心裡當然覺得對姆媽有深深的愧疚，另一方面，我也覺得對不起學生。初登板的我就這樣疙疙疤疤地站上講臺，開始乞食講堂生涯。一個星期後三姊手術完成返回花蓮，發現在二姊照顧姆媽期間，因為姆媽失控，牙齒咬到舌頭，慈濟醫院竟然將她老人家整口牙齒拔光，說是避免再度咬到舌頭。三姊和我在電話裡聲淚俱下，亦惟徒呼負負。
初登講堂的心情極為緊張，常常準備了五、六個小時，不到八十分鐘就講完，祇好提早下課，於是幾乎每天都在緊張的備課狀態中。
因為「史學導論」是歷史系大一新生的必修課，系上因而安排我和周惠民老師擔任大一班導師。我要求學生用電腦打字交學期報告，學生們頗不情願，因為別的老師並未如此要求。一九九三年電腦雖尚未普遍，但學校計算機中心已有電腦教室供學生使用，我認為大學生一定要學會使用電腦打學期報告，否則將來出社會將很難找事。我是一九九○年秋天修蘇雲峯老師「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時學會電腦的，在統計和排版上很下了一番功夫，打字速度比手寫還快，因此覺得學習電腦並不是太困難的事。學生們叫歸叫，最後還是都用電腦交了學期報告。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上旬，康樂給我打了一通電話，說《新史學》計畫一九九四年起自行用電腦排版，問我可不可以想想辦法？在此之前我一直使用天蠍星排版系統，這個排版系統無法做隨頁註(腳註)，對學術論著而言實在不太方便。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微軟公司(Micro Soft)將英文版Word 2.0改寫為中文1.2版，做隨頁註較此前方便許多。但當時我的博士論文正如火如荼，臨時改變編輯軟體，對書寫論文是兵家大忌，因此我繼續用天蠍星排版系統完成我的博士論文。在此之前，我的電腦一直使用DOS 6.0作業系統，並未轉向Windows。而為了替《新史學》寫格式檔，我重新學習Windows作業系統，並且依操作手冊試著熟悉Word。前後約花了兩個月時間，熟悉Windows 3.1和Word中文1.2版，寫成適合《新史學》版型的格式檔。然而就在我設計完成格式檔的同時，一九九四年一月，微軟推出Word 5.0中文版，我又花了一個多禮拜時間用Word 5.0中文版重新寫格式檔。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三姊從花蓮打電話來，通知姆媽病危的消息。我匆匆趕回花蓮，姆媽已經靜靜躺在老家客廳的草蓆上。十二年間父母相繼大去，我內心有著無以名之的傷慟。一九八一年十月我大學畢業那年，入伍三月，父子天人永隔；一九九三年我取得博士學位，乞食講堂，母親又撒手人寰。對命運的捉弄，我殆已無力反抗。有些人的人生「輕舟已過萬重山」，我卻總是「兩岸猿聲啼不住」。開學第一節課開天窗，最後一節課再開天窗，初乞食講堂的我，一路倉惶。
辦完母親的告別式，回到臺北租來的公寓居所，我的心裡一片茫然。我的內心多麼企盼人世安穩，然而卻總是風雨飄搖。
短暫的寒假結束後，一九九四年春天，我仰首向天，祈求未來的人生順暢平安。二月下旬的一個周末，《新史學》第五卷執行主編王汎森屈駕政大，由我親自操作排版《新史學》第五卷第一期。康樂因為是始作俑者，亦前來助拳，加上在《新史學》五卷一期發表論文的陳弱水，四個人一起為《新史學》改版操刀。王汎森、陳弱水和康樂負責校稿，我負責排版，一連工作兩天，總算將《新史學》五卷一期完稿，直接在我的印表機列印雪銅紙稿樣，交印刷廠製版印刷，開啟《新史學》自行用個人電腦排版的新頁。而康樂和王汎森推薦我成為《新史學》常務社員，此為我參加《新史學》雜誌社之始。
一九九四年秋天，當時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所長的王汎森再度請我為《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改版操刀，於是我為《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寫了三個試用格式檔，由王汎森副所長和集刊執行祕書王明珂提交歷史語言研究所所務會議，挑選了其中一種作為《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的版型。我為此事專程赴史語所替集刊助理們上Word使用課程，這個格式檔其後成為《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的標準版型，使用多年。
既然為《新史學》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撰寫格式檔，對我所任教的政大歷史系，當然不能厚彼薄此。一九九四年春天，我為《政大歷史學報》撰寫三種格式檔，經歷史學系系所務會議票選其中一種作為《政大歷史學報》之版型。其後政大歷史系出版「政大史學叢書」，格式檔亦由我負責撰寫。康樂的升等論文要出版時，我為《從西郊到南郊》寫了一個格式檔，這個格式檔後來改寫為康樂主編「新橋譯叢」的版型。
康樂《從西郊到南郊》在老友李明仁的稻鄉出版社出版，其後恩師閻沁恆《湯恩比的史學》亦在稻鄉出版，兩種格式檔均成為稻鄉出版社出書的基本版型。
那幾年《新史學》辦得極為成功，屢獲國科會和教育部優良學術期刊獎，加上各歷史系所要求學生撰寫論文時，指導教授常指定以《新史學》為參考範本，一時間臺灣地區各大學歷史系所通行的論文格式幾乎均效法《新史學》。我開玩笑說我好像金庸武俠小說裡的歐陽鋒，流毒無窮。有一回王汎森對我說：「吳鳴，你對史學界最大的貢獻就是統一了歷史學的論文格式。」當時聽到王汎森這麼說，心底頗不是滋味，而今想起來卻有一點點小小的自豪。西方史學輸入中國以後，一百多年來，史學論文格式各行其是，沒想到因為一個小小的意外，替《新史學》撰寫格式檔，以及二○○三年為《新史學》撰寫〈新史學約稿〉(論文格式)，卻使臺灣地區的史學論文格式漸趨統一。也許我的史學論著均卑之無甚高論，但能使史學論文格式趨於統一，亦算是對臺灣史學界略有獻替的罷！至於康樂的名言：「吳鳴除了歷史，其他的都是專家。」如今想來，確實貼切地描繪了我性格上的耽溺，以及恆不務正業的人生歷程。我在性格上是一個天生玩家，極易耽溺。但短短人生數十年，猶如到這個世界上來旅行，貪玩路上的風景，又有什麼不好？
一九九四年春天，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執行長邵玉銘老師找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臺大歷史系、臺師大歷史系和政大歷史系五個單位，籌備「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有：史語所管東貴所長、近史所陳三井所長、張玉法院士、臺大歷史系主任張秀蓉教授、臺師大歷史系主任王仲孚教授、政大歷史系主任張哲郎教授、政大歷史系王壽南教授，召集人是邵玉銘教授，秘書長為王壽南教授，我擔任執行秘書。執行秘書就是打雜的，什麼都做。
合辦的五個單位中，中研院史語所和近史所不可能派出人力，於是由臺大、臺師大、政大歷史研究所負責各項事務。臺大歷史系負責出版組，主要是論文打字、排版工作；臺師大歷史系負責接待組，包括到機場接與會學者、住宿服務、旅遊接待；政大歷史系負責議事組，即開會現場佈置、錄音、紀錄、時間控制；此外，秘書組、財務組和事務組也由政大歷史系負責，主要是因為秘書長、執行秘書都在政大的緣故。
籌備委員會在一九九三年十月組成，擬訂會議題目與邀稿名單，接下來就是秘書處的工作，大部分工作會議由我負責召開，討論各組工作進度。
我因為在一九九四年替《新史學》撰寫格式檔，於是將這個格式檔稍事修改後，交給臺大歷史所的同學做打字、排版之用。臺師大因為在七月召開甲午戰爭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人力支配較緊，故而負責會議期間的接待，這方面的前置作業較少，不會影響他們召開甲午戰爭一百周年學術會議；至於政大歷史系負責的工作項目較多，亦是自然之事。所幸一九九二年的三場學術研討會，把政大歷史所研究生磨練成一支戰鬥部隊，我並沒有太擔心。
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三──十五日，「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在臺北市中央圖書館(當時尚未改名為國家圖書館)召開，開幕式由籌備委員會召集人邵玉銘教授致詞；接著由中央研究院李遠哲院長致詞；然後開始正式的學術研討會。第二天主題演講為許倬雲院士〈體系網絡與中國分合〉；第三天主題演講為余英時院士〈中國歷史上分合的基本動力〉；整個會議總計發表論文廿二篇。
「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算是比較大型的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的學者有九位來自中國大陸，三位來自美國、香港、新加坡；兩位主題演講者來自美國。當時各文化、教育基金會因銀行利息較高，可以舉辦這類比較大型的學術研討會，這次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提供三百萬元經費主辦研討會，而且動用中研院史語所、近史所；臺大、政大、臺師大歷史系所，總計五個單位合辦，在我參加的學術研討會中，殆屬規模龐大，經費較充裕者。
在會議進行期間，臺師大研究所同學，為了安排參觀和旅遊的事有些意見，甚至謠傳是因為我指揮不動政大研究生，才要他們擔任接待。事實上擔任接待是臺師大歷史系王仲孚主任主動要求的，因為臺師大召開甲午戰爭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無法在「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籌備期間派出人力，才要求擔任接待。但在安排旅遊時，政大歷史系張哲郎主任認為沒有老師陪同似乎不妥，特別要我陪同。而且在南下旅遊時，臺中東海大學呂士朋院長和中興大學任育才院長要宴請大陸學者，我告知臺師大歷史系所同學，可能他們沒有安排接待同學的座位；此外，臺大逯耀東教授在大陸學者參觀聯合報系之後做東，在天然臺湘菜館請客，同樣可能沒有安排接待同學的座席，因此我告知師大負責接待的同學，我會到聯合報接大陸學者。臺師大同學認為這樣的安排不尊重他們，因此拒絕作陪；幸好由政大歷史所碩士班畢業，當時就讀臺師大歷史所博士班的王文育同學，願意陪同南下旅遊，以及參觀聯合報系。關於這些細瑣之事，是當初接任執行祕書所未曾料想到的。臺師大研究所有些同學和政大歷史系林能士老師相熟，跑去向林能士老師告狀，弄得我必須向我的業師解釋。輔大歷史系邵台新教授亦與聞其事，我告訴他就是因為呂士朋教授、任育才院長，和邵台新教授的恩師逯耀東教授請客，引起臺師大同學認為自己不受尊重，憤而拒絕作陪，怪罪於我，我才是真的冤哉枉也。
狀況非僅此一端，臺大歷史所同學負責會議論文打字排版，亦引發齣齬。一般論文打字加排版每千字約一二○元；純打字八○元，排版四○元；臺大歷史所同學將排版費每千字算成一二○元，這是有點問題的；與會學者如果交電腦檔案，祇能算排版費，不能將打字費用也計算在內。在核報工作費時，我要負責財務的政大史系楊小華助教如實核銷，結果引發臺大歷史所研究生的不快，指責我把錢拿去接待大陸學者旅遊，卻苛扣他們的工作費。其間透過我的學弟潘光哲(當時就讀臺大歷史所博士班)向我探詢，我向潘光哲說明情形，並表示當研究生時如此處事，將來難免吃虧。後來我自己掏腰包請臺大歷史所研究生吃飯，才擺平此風波。事過境遷之後，部分同學可能覺得自己似乎並非理直氣壯，請潘光哲找我，希望我保守秘密，不要讓他們的老師知道。我對潘光哲說，我沒那麼多話。多年之後，我仍未將始作俑者的名字告訴他們師長。
我常常想，一個人在年輕時真的不要太斤斤計較，尤其當研究生時最好能任勞任怨，千萬不要惹不必要的麻煩，包括對系所務的不滿，插手系所行政事務等等。人生的路很長，也許不經心的一句話，無意間的執抝，都可能會影響自己未來的求職或學術發展。
「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是第一次中研院史語所、近史所；臺大、政大、臺師大歷史系所合作召開的學術會議，也是最後一次。也許我這個執行祕書做得不好，使得第一次即成絕響，但歷史學界各學術單位間的合作不易，亦由此可見一斑。
一九九四年九月開學時，因為顧立三老師超過七十五歲了，不能夠再在歷史系兼課，於是由我承乏「中國史學史」課程。在一九九六年政大歷史系課程修訂之前，歷史系學生在「中國史學史」和「西洋史學史」之間，必須選修其中一門，因此我第一年開課時約有二十幾名學生。一九九六年課程修訂後，「中國史學史」、「西洋史學史」和「史學方法論」三選一，課堂上常常祇剩個位數學生。有時上課不免上得極為沮喪，反躬自省，我發現自己是非常不會講課的老師，因為口才不佳，我都是在站上講堂之前，寫好逐字稿；走進教室把講稿念一遍，就算上完課了。相較於寫兩張綱要就可以上臺講一百分鐘的老師們，我的口才實在是極不便給的。尤其我的課和杜維運老師「史學方法論」放在同一課群，杜老師上課祇帶兩枝粉筆，講起課來深入淺出，自然吸引大部分同學。有時杜老師的課上百人選修，我的課堂僅有個位數學生，私下不免感到挫折。但一個人課講得好不好，實在很難強求，我亦惟徒呼負負。
一九九七年九月，因為原本教「資料處理」課的呂紹理老師要去教「臺灣史」，系主任林能士老師情商我幫忙教「資料處理」，由新來的劉祥光老師教「史學理論」。
「資料處理」課的內容，主要是Windows使用，微軟Office的使用，包括Word、Excel、Power Point和Access。這些軟體都是我平常使用的，但要教學仍得重新準備。
有些學生在中學時已使用Word打稿，但對各種格式設定是陌生的，大部分都是土法煉鋼。遇到標題要放大字體時，直接highlight(註記)，然後將字體放大。因此常常前一個標題和後一個標題字體不同，大小不同，而且也不能製作目錄；要製作目錄時，不是重新打字，就是用拷貝的方式，一篇文章寫下來，零零落落，殊不齊整。我教學生要學會寫格式檔，將各種會用到的格式先寫好，到寫文章時，用滑鼠點要用的格式即可。大部分學生都躲懶，能完整寫好格式檔者無多，但至少勉強能用來寫學期報告。
Excel部分，我希望學生要會寫簡單的計算公式，畫統計圖，至少寫報告會用到的基本功能要會，這部分學生比較進入情況，問題不多。Power Point的訓練，當然不是用現成格式檔製作投影片，而是要求學生由空白投影片開始製作，從背景顏色到標題結構，全部自己動手。有些同學做得不錯，有些同學應付了事，我亦祇能教多少是多少。Access資料庫是教得比較差的，學生們能進入狀況者無多，祇有少數同學可以設計、製作簡單的資料庫。
打字練習是學生最令我頭大的部分，因為大部分學生在開始時都圖方便，用注音輸入法，在要求他們學習筆畫式輸入法時，極為困難。因為習慣注音輸入法打字以後，要求他們去背記倉頡、大易或嘸蝦米輸入法的字根，學生是不太理會的。第一次打字考試時，我隨便找一篇文章讓他們打，大部分同學都沒問題；第二次考試時，我影印了《尚書．臯陶謨》讓學生打，百分之八十的同學不及格。於是我再度呼籲，要求學生練習一種筆畫輸入法，學生仍然不鳥我；第三次考試時，我請助理在電腦難字表裡找所有他不會念的字，複製到Word裡，列印給同學考試，這次祇有五個人及格。我於是再三跟同學們說，寫歷史文章有很多字不會念，注音輸入法一定是行不通的。但我言者諄諄，學生聽者渺渺，一個簡單的筆畫輸入法，竟然無法要求學生學習。
一九九九年我最後一年教「資料處理」課，上學期有四十五個學生選課，因為打字的要求學生無法達到，不肯學習筆畫型輸入法，到下學期學生集體退選，祇剩十五個學生。系所務會議檢討「資料處理」這門課的必要性，系上有資深教授說：「現在學生都玩電腦遊戲了，哪還需要上電腦課？」我因為是教這門課的老師，不便替自己的課辯護，何況我對教「資料處理」課亦興致缺缺，祇是因為系上排了這門課給我，所以就去教了。雖然我很想說會玩電腦遊戲和懂電腦、能運用電腦寫學期報告，壓根兒是兩回事，但我也懶得說了。系所務會議最後決議不再開「資料處理」課，於是我又回頭去教「史學理論」。
在我停止教「資料處理」課的那一年，電算中心廖惠君小姐有一天打電話給我，說電算中心為全校師生開設的「Word使用初階」課，授課老師到高雄去開會，趕不回來上課，問我可不可以代課。我因為在教「資料處理」課時，電算中心很幫我的忙，因此就答應了。沒想到臨時膺命的課，因為學員的意見反應極為良好，滿意度高達97%。第二學期電算中心在開設電腦課程時，情商我幫忙上六小時的「Word使用進階課程」。「Word使用進階課程」在電算中心一直受到好評，尤其許多研究生奔相走告，成為他們寫畢業論文前最想上的課。「Word使用進階課程」一直教到二○○五年廖惠君小姐出國進修，接任的承辦人員不認識我，才未再開班。此外，我也曾應中文系之請，為中文系老師上過三次Word使用的課程，以及膺電算中心之請，為全校教職員開過Word使用課程。一個歷史系教員在電算中心開電腦課，也不知是喜是憂，有時亦覺得自己實在有點不務正業。
我的碩士和博士論文都做現代中國史學，當時返回母系任教的專長即為中國史學史、史學理論與史學方法論，所以乞食講堂初登板教的就是「史學導論」(後來這門課改為「史學理論」)。我初返母系任教時，政大歷史系的史學方法論由杜維運老師擔任，顧立三老師教中國史學史。第二年顧立三老師七十六歲了，不能再兼課(當時顧立三老師已退休，是以兼任教授的名義授課)，國立大學規定六十五歲退休，可以延退到七十歲，七十歲以後祇能兼任，到七十五歲以後連兼任也不可以。因此，在顧立三老師七十六歲那年，系主任張哲郎老師安排我上「中國史學史」課。
我在博士班時，修習過杜維運老師的「中國史學史專題研究」，當時杜維運老師正在寫《中國史學史》第一冊，按理來說應該由杜維運老師來教這門課，但不知張哲郎主任當時怎麼想的，要我承乏「中國史學史」課。也許張哲郎主任認為杜維運老師已經在研究所開設「中國史學史專題研究」，又在大學部開「史學方法論」。而且杜維運老師的《史學方法論》自一九七八年初版以來，膾炙人口，歷史系學生幾乎人手一冊，所以讓杜維運老師繼續開「史學方法論」。多年以後我始得輾轉得知，當時杜維運老師因為正在寫《中國史學史》第二冊，心裡比較想上「中國史學史」。但我並不知此事，糊里糊塗地就去上「中國史學史」，而今想起來時覺有愧。
在一九九七年政大歷史系課程修訂以前，歷史系學生必須在「中國史學史」和「西洋史學史」兩門課中擇一選修，所以大約有二十幾位學生選課。我在一九九四年夏天，幾乎用了半個暑假編寫「中國史學史」講義，到開學前約編好上學期課程的三分之二。我是一個不太會上課的老師，上課以前必須寫好逐字稿，否則站上講臺會很緊張。第一年因為在歷史系祇開「史學導論」，可以專心備課，教了一年，大體沒有出太大差錯；其他課程是大一歷史的共同必修課，上四個班，加上在讀博士班三、四年級時，已經兼任過這門課，以及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一年間，曾在國立體育學院教授過「中國通史」課程，大體已駕輕就熟。因此教書第二年開設「中國史學史」，雖然是一門新課，但因另有兩門課：大一外系「中國通史」和歷史系「史學導論」，已經教過，備課不需要太多時間，可以多花些力氣在新課「中國史學史」上。我每個禮拜準備當周進度，並且編寫暑間未完成的後面三分之一講義，總算戰戰兢兢安然度過上學期。
趁寒假編寫下學期「中國史學史」講義，約完成三分之二，剩下的祇好邊教邊編寫講義，勉強度過講授「中國史學史」課程的第一年。第二年以後陸續編寫，到一九九六年時，「中國史學史」講義始大致就緒，每次上課前一天晚上稍事整理即可上臺。
由於是返回母系任教，系上同事大部分是我的師長，在系所務會議沒有什麼發言權，我亦樂得輕鬆自在。初登講堂的前四年我都擔任大一班導師，舉凡新生杯各項球類競賽，我幾乎都到場加油；每年十二月的文化杯合唱比賽，五月的文化杯舞蹈比賽，我不但在比賽時到現場，平時亦常去看他們練習，算是很關心學生的老師。或許也因為這樣，我和我的黃埔一期到四期學生感情特別好，他們畢業後有些繼續進修，有些讀博士班，一直維持深厚的師生情誼。
教書有時看手氣，我教的黃埔一期那班學生極為優秀，畢業時有十九個學生考上研究所，在我心裡是竊竊私喜的。但考最好的是黃埔三期(一九九五年入學)，那一班有二十五個學生考上碩士班，是我乞食講堂以來考最好的一班。雖然我並不認為考上研究所就是好的，但作為一項教學指標，倒也令人略感欣慰。一九九七年後，我不再擔任大一班導師，改擔任大二班導師，和學生就沒那麼親了，學生們投考研究所的情形，亦稍較不了解。但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一九九九年入學那一班，那是我教「資料處理」課的最後一班。這班學生大四時，二○○三年冬天某日，凌晨三點多，我從研究室回家，在一家豆漿店吃宵夜，遇到四、五個大四學生，他們跟我說：「老師，我們很想選你的課，可是學分夠了，所以就沒有選。」不知怎地，我忽然怒從心上起，學生選不選我的課沒什麼關係，但當場這樣消遣我，未免太沒禮貌。我告訴他們：「你們不必消遣我，你們這一班除了推甄入學之外，如果應屆當年有三個人考上臺、師、政大歷史研究所，我頭砍下來給你們當足球踢。」當場學生們嚇傻了，我也懶得再多說話。事實上，每一屆學生程度如何，當老師的均心中有數，學生以為占便宜，其實可能吃大虧。那一屆當年投考歷史研究所全軍覆沒，身為老師的我心中固感慽然，但學生那樣對老師嗆聲，自食苦果亦預料中事。
一九九九年政大歷史系課程修訂後，學生不必再修史學核心課程，除了大一修兩個學分的「史學理論」(原本四學分後改為兩學分)，中國史學史、史學方法、西洋史學史均改為群修。二○○三年以後，政大歷史系學生考上臺、師、政大歷史研究所者寥寥可數。主要是各歷史系研究所的四題中國史考題中，往往有一題是中國史學史；世界史考題亦可能有一題是西洋史學史(或史學理論、史學方法論，中國史考題亦有可能出理論或方法論的題目)；政大歷史系畢業生常常放棄一題，別的考生考四題，政大歷史系學生考三題，能考多好，恐亦有限。但因我本身教這類課程，不便由我提課程修訂，否則難免有圖利自己之嫌，我亦祇有任其如此。
我初返母系任教時，因為政大歷史系有很長一段時間未新聘年輕教員，僅在一九八七年聘周惠民老師，一九九二年聘朱靜華老師，一九九三年我返系任教，系上年輕老師僅我們三位，其餘老師均較年長。因此，從一九九四年到二○○三年，系上資深老師陸續退休，到二○○四年時，我已晉升三公之列。
一九九七年林能士老師擔任系主任時，情商我承乏「資料處理」課程，並擔任大二班導師。因為大二學生已經有自己的生活樣式，我並沒有參與太多他們的活動。擔任了三年大二班導師後，二○○○年，周惠民主任要我擔任研究部碩士班一、三年級班導師，二○○六年唐啟華主任要我擔任研究部博士班導師。擔任研究部導師期間，我要求碩士班、博士班學生每學期交一分研究計畫或研究報告給我，讓我知道他們的學習情形。說來沉重，我發現臺灣幾十年來的歷史系訓練，幾乎把學生訓練成祇會寫社會科學報告，不會寫歷史，甚至連一般文章都寫不通。尤其有很長一段時間，歷史學界的長輩們習慣寫城垛式論文，即一段敘述之後夾一段引文。長引文又稱獨立引文，必須低三格，遠望之宛若高高低低的城垛。一般閱聽人在讀到長段獨立引文時，往往直接跳過。我不能理解的是，既然自己閱讀時遇到引文就跳過，為什麼還要用這麼多引文來讓閱聽人跳過？在英文世界的學術論文書寫，引文不能超過百分之五，謂之「上帝的罪惡」，今天臺灣的歷史學論文常常看到三分之一以上的引文。我不了解為什麼很少老師在這方面要求學生？我對學期報告的要求非常簡單，廿五頁以下，每頁引文不能超過一段，每段引文不能超過七行。簡單地說就是要自己寫論文，不是堆積史料。
陳寅恪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史學前輩，我甚至認為陳寅恪先生是民國史學第一人。但寅恪先生的論文其實極其難讀，「寅恪案」體實非史學論文書寫的最佳範例。我看到史學界有許多長輩和同儕效寅恪體寫作論文，讀來處處頓挫，真是辛苦萬端。
部分學生受歐風美雨的影响，習慣寫被動式語句，亦令人頭大。加上受日文或日本翻譯小說之影响，修飾語多到可以堆成一座小山，整篇論文讀下來，慘不忍睹。但我也沒有太多時間來修改學生的報告，我一般祇改五頁，剩下的要學生自行修訂。祇有我指導的學位論文，我才會從頭到尾，幾乎每一個句子都改過，因為這樣，所以我不太指導論文。教書十四年，祇指導兩篇碩士論文。當然也因為我的要求比較嚴格，大部分學生都自行打退堂鼓。我對有些老師指導論文時，自己連看都沒看就送口試，亦迭有微詞。有時在口試時直接指出不該出現的錯別字，不通順的句子。我常常想，如果沒有時間看論文、改論文，為什麼要收那麼多學生？指導那麼多論文？但這是每個大學教師的自由心證，我亦毋須越俎代庖。
擔任三年碩士班導師後，系務會議決議找比較關心學生的老師帶大一，於是自二○○三年起我又回頭擔任大一班導師，陪他們打球，參加各項球賽和文化盃合唱比賽。自一九九三年返回母校任教以來，十四年間我參加了十二屆史學盃球賽，僅在二○○五年擔任系主任時，因比賽時間巧逢我幫教育部到臺東做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的深耕輔導，未克到新莊輔仁大學為學生加油。以及二○○六年十二月在嘉義中正大學的第三十屆史學盃，我因有事未克前往，幾乎每年的史學盃比賽，我都到現場為學生加油。有幾年政大歷史系的女排是校內系際盃的常勝軍，亦是史學盃女排的常勝軍；二○○五年和二○○六年男籃和男壘表現甚佳，比賽成績頗為亮眼。我初返校任教時，歷史系的文化盃合唱比賽、舞蹈比賽，均名列前茅。其後舞蹈比賽取消，合唱比賽成績亦乏善可陳。我曾對學生說：「一個人習慣失敗之後，就很難成功了。」二○○○以後，歷史系在文化盃合唱比賽的表現，就像一個習慣失敗的人，已經不知道什麼是勝利的滋味。我常在大一必修課「史學導論」鼓勵學生要多參加系上的各項活動，但近幾年在文化盃合場比賽的表現，是令人失望的。
一九九五年七月，我應林富士兄之請，和他一起撰寫國中教科書《認識臺灣：社會篇》，意外引發一九九七年的教科書論戰。論戰的主角雖然是杜正勝老師，但我亦受池魚之殃，被列為「認識臺灣那批人」，甚至被歸類為杜氏集團的一分子。事實上在撰寫《認識臺灣：社會篇》之前，我與杜正勝老師僅有數面之緣。我既非杜正勝老師的學生，亦非《新史學》的核心分子，我祇是在一九九四年三月為《新史學》設計論文格式檔而成為《新史學》常務委員。但自教科書風波後，我已被史學界列為杜氏集團的一員，我常開玩笑說，我是杜氏集團的門神，打開門在門裡，關了門在門外。但學術界既如此認定，我亦無心抗辯，祇能默認自己是《新史學》的一分子，杜氏集團的門神。我在一九九三年初返校時，以博士論文《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申請國科會甲種優良著作獎，獲得通過；一九九四年以《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獲國科會甲種優良著作獎；一九九五年以《舉頭三尺有神明》獲國科會甲種優良著作獎；一九九五年撰寫國中教科書《認識臺灣：社會篇》，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九年間，申請國科會甲種優良著作獎，全軍覆沒。我當然不敢說那幾年我的學術表現有多好，事實上，那幾年我的研究論文在二○○二年結集為《臺灣史學與中國纏結》論文集，和《晚清的經世史學》專書，《晚清的經世史學》並且是我升教授的主論文。但一九九六到一九九九年之間，我的頭硬是被按到水裡，一點空氣都呼吸不到。有些長輩或同儕好心安慰我，說道風波過去就好了，有些長輩則用教訓的口氣說：「早就跟你說過，在升到正教授前不要惹事生非，你就不聽。」是這樣子嗎？如果連讀書人都要躲著當駝鳥，我們又如何期待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我從不敢自居為知識分子，坦白說，長期以來我並未懷抱改革社會的理想，壓根兒沒有當知識分子的資格，祇不過是接了一通電話，寫了半本國中教科書，歷史學界的同行就可以用這種方式肆意打擊，我對歷史學界的生態多少是有點失望的吧！
一九九七年剛好是七七事變六十周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召開了「七七事變六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我也應邀與會，雖然我並未發表論文。在第一場論文發表結束，進行自由討論時，前兩位提問者尚針對論文發問，從第三位提問人開始，矛頭即指向認識臺灣教科書，提問人一再用「親日反華」來稱呼教科書執筆者，主持人賴澤涵教授特別說明《認識臺灣：社會篇》執筆人之一的彭明輝教授就在現場，向與會學者表示待會兒會給我一點時間來答覆相關問題。提問時間即將結束時，我收拾背包尿遁，從此沒有重回會議現場。因著幾次學術會議場合，《認識臺灣》教科書都會被提出來討論，我在一九九七年到二○○六年間，極少參加歷史學門的學術研討會。雖然我終於在二○○三年二月升等正教授，但那幾年的氛圍讓我潛心回到自己的世界，教書、研究、聽音樂、打網球，占據了我大部分時間。在這期間，我於二○○○年出版《浮生逆旅》散文集，二○○一年出版《中文報業王國的興起：王惕吾與聯合報系》，二○○二年二月出版《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二○○二年七月出版《晚清的經世史學》；並且以《晚清的經世史學》為主論文，升等為正教授。二○○三年應老友陳銘磻之邀，撰寫旅行文學《來去鯉魚尾》和《豐田和風情》，分別在二○○三年五月和七月出版；加上一九九五年出版的《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歷史花蓮》、《舉頭三尺有神明：中和地區的寺廟與聚落發展》；返回母校教書的十年間，總計出版了九本書，數量雖然不多，但亦差強人意。二○○七年五月出版《政大校史1987-1996》，計畫二○○八年春天出版《政大校史1997-2006》。學術專書《臺灣史學的脈動》亦期可於二○○八年夏天出版，編輯中的音樂文集《音樂風景》可望於二○○八年秋天出版，自傳散文《歷史帶我去旅行》亦即將完稿付梓。在二○○八年底以前，我的個人著作(學術與文學創作)應可達到廿四本，距離我期許自己的三十本書，完成度約80%，在產能上算是交代得過去的。
因為編寫國中教科書《認識臺灣：社會篇》，以及一九九八年參與規劃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綱要，政大教育系和師資培育中心請我幫忙上《社會學習領域教材教法》，這門課是開給教育學程學生的。大部分申請修習教育學程的學生，功課都不錯，這門課我上起來尚稱得心應手，有些畢業生已經找到教職，和我一樣以乞食講堂維生。
但教育學程開放之後，有許多獲得教師資格的畢業生找不到教職，媒體稱之曰「流浪教師」。我對這個名詞有不同的意見，取得教師資格和教師是兩回事，如果是教師，表示已經找到工作，又何須流浪？既然在流浪，當然不是教師。就像許多取得博士學位者，未找到理想的工作，我們總不會說他是流浪博士。我常向修《社會學習領域教材教法》說，在取得教師工作之前，我不希望他們人云亦云地說自己是流浪教師，因為不是教師，所以沒有資格說是流浪教師。我也希望他們將來正式教書以後，不要祇會要求學生念書，自己卻幾年看不到一本書。
二○○○年以後，我在研究部開「當代史學專題討論」課，屬政大歷史系第二高階的課。政大歷史系的課程分為五階，第一階為必修課，第二階為群修課，第三階為大學部的專題課與研究部的研究課，第四階為研究部的專題討論課，第五階為研究部的專題研究課，從課程名稱來看，即一目瞭然。「當代史學專題討論」修課的學生很少，一方面是對這個範圍有興趣的學生本來就不多，加上我的要求比較嚴格。幾年下來，修過這門課的學生寥寥可數。有些友人認為我不懂得循循善誘，或許正切中要害。但我的想法很簡單，從事學術研究絕對無法取巧，多下一分工夫即多一分實力，對自己亦多一分信心。而趨易避難乃人性之常，似亦無須斤斤於是。
我在二○○○年再度獲得國科會甲種優良著作獎以後，決定準備升等正教授事宜。在一九九六到一九九九年之間，我連想都不敢想。縱使在送出升等正教授的資料後，仍有好友擔心我的升等問題。我是二○○二年八月底送審升等教授，到二○○三年三月十九日校教評會方始通過我的升等案，許多好友甚至為我捏了好幾把冷汗，包括我自己。一般歷史系教員升等正教授是六篇論文或一本專書，我送了三本專書加十八篇論文，幾乎是一般人的三倍；因為送審資料必須填著作字數，我記得我填的是九十二萬五千多字。
二○○五年五月十一日政大歷史系召開歷史系所會議，我當選歷史系主任，於二○○五年八月上任。
由於系務極為繁忙，上任不久之後，我發現自己的生活習慣很難調適。二十年來我長期維持晚上工作、寫稿的習慣，一般約凌晨一點到五點上床，長久以來並沒有睡眠問題。接行政工作之後，中午常常要開會，一個禮拜平均三到五次，這樣一來，我必須在早上到辦公室處理公事，下午又有課，於是試著早點上床。不料這個生活作息的改變，造成了我的失眠問題，並且引發心血管疾病，血壓驟然升高，醫師為我開了安眠藥，我卻一直不敢吃。二○○五年十一月，系上的退休教授孫鐵剛老師發現胃癌，切除半個胃；十二月，來自日本關西大學的石田浩教授(當時應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之請，在臺灣史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因猛爆型肝癌，造成肝昏迷，客死臺灣。二○○六年春天，舊曆年甫過，聞悉逯耀東老師因動肺部手術，引發心臟舊疾過世。一連串的惡耗，使感到身心俱創。加上二○○五年巧逢酉年，二十幾年前一位深諳八字子平之術的朋友，看過我的命盤之後，說我逢酉不佳；我一向不信術數，但巧合的是一九六九年我右手食指切斷，那年是己酉年；一九八一年父親大去，那年是辛酉年；一九九三年母親告別人世，那年是癸酉年；二○○五年是乙酉年，我心裡一直覺得好像有什麼事要發生。這一年小兒彭博考上東海大學生命醫療系生物科技組，我當選系主任，按理說一切都很順利，但我心裡就是覺得不安。加上行政事務極為瑣碎，教育部的頂尖大學和追求卓越計畫又如火如荼，身為陽春教授固可以置之不理，但擔任行政主管則不得不隨之起舞。那段時間失眠嚴重，心血管問題又揮之不去，於是我下決心辭去系主任工作。我在辭呈上附了醫師證明，包括開列的安眠藥，以及其他處方箋。初時校長不肯簽字，其後勉予同意。
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後，由中央研究院率先實施評鑑制度，不幾年已波及臺灣地區各公私立大學，政大在大學排名算是比較前面的，因此評鑑辦法很快就訂定，而且馬上實施。原本大學教師在升上教授之後，長年以來並沒有評鑑制度，二○○三年制定的教師評鑑辦法中，教授同樣要接受五年一次的評鑑，直到六十歲。我在升上正教授時，剛好新的評鑑辦法拍板定案，我等於一天都沒有快樂過。
二○○○年以後臺灣各大學訂定的教師評鑑辦法，極強調研究的重要性，而且仿照自然科學，以論文為主要評鑑點數，即所謂SSCI論文，這對人文學門是很荒唐的事，但所有人文教授雖然都知道這種評鑑方式不合理，卻無力對抗，而且人人成為共犯結構的一分子，當然也包括我在內。
人文學門的研究成果最重要的當然是書，怎麼會是SSCI論文呢？在現行評鑑辦法中，一本專書的點數，約略等於兩篇期刊論文；就像研究生用兩篇學期報告當作碩博士論文，對人文學門而言，真是很奇怪的事。但在理工當道的臺灣學術界，事情就是這麼發展的。從訂定教師評鑑辦法開始，我的內心一直強烈地對抗著，頗有「孤臣無力可回天」之感。當初選擇到國立大學教書，很重要的一項因素就是沒有考績，不必看人臉色，爭取一點點僅存的獨立人格。教師評鑑開始以後，大學教師同樣被剝開衣服檢查，心裡實在不是滋味。
自一九九三年返校任教以後，我出版了四本學術專書，雖然不是很多，但相較而言，知識產能勉強算是及格的；現行教師評鑑辦法則完全不看你過去的成績，祇看你近五年的研究成果，甚至以近五年的學術成績給予不同薪水，這種短視近利的做法，是令人沮喪的。學校和教育部祇管統計數字，不管實質的研究成果，許多大學教師心裡壓力很大，甚至造成一股退休潮。
研究本來就是大學教師應該做的工作之一，但用點數來檢驗研究成果，就有點殺雞取卵了。師道尊嚴，學術自由何在？
在升等正教授之前，我本來對學術尚懷抱幾許熱情，不意教師評鑑制度卻使我覺得有些心灰意冷。我的研究向來以專書為主，我習慣幾年寫一本專書，不喜歡一年半載發表短篇的期刊論文。因此，在現行制度下，內心是非常掙扎的。在對抗和順服之間，我常左右躑躅。研究當然繼續在做，並且也即將整理成專書出版，但內心深處總是覺得不熨貼。
在我童年的志願中，從未想過有一天會乞食大學講堂；我記得在小學作文課每年例行要寫的〈我的志願〉中，我從未寫過到大學教書的志願。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想當飛行員和文學家，飛行員當然早就不敢想了，文學家也祇做了一半。文學界的朋友常常問，當年那個文字典雅，內容大器的青年散文家吳鳴哪兒去了？其實我一直持續書寫，祇是因為平面媒體的性質改變，我這類動輒五、六千字，甚至上萬字的長篇散文，主編們根本興趣缺缺。我祇好設立一個名為「吳鳴弄堂」的網站，將寫好的作品暫時貼在那裡，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和音樂、音響相關的文字，準備結集為《音樂風景》，預計二○○八年秋天出版。我也在網路上寫時下流行的部落格，名為「吳鳴部落格」，新寫的稿子貼在這裡，過些時候再轉貼到「吳鳴弄堂」。
雖然我大部分的時間用來做研究和教學，但我對鎮日埋首書幄實在興趣不高。上一代的學者比較堅守崗位，我的性格有點遊牧，弄弄這個，弄弄那個，打網球、聽音樂、搞電腦，各種花樣不一而足。
我常常想，我們的社會有太嚴重的目標取向。我們從小被要求考上好的高中，好的大學，熱門的科系，然後出國留學，回來賺大錢，或者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我的想法不太一樣，我所有學習的勾當，都是為了完成我這個人而努力，閱讀、聆樂、運動、書寫，都是完成我這個人的一些過程，我才是最後的成果，而不是那些博士、作家、教授等等頭銜。祇有我才是完整的，那些社會上給我的頭銜，其實是局部的。在晚清的經今文學運動中，有所謂「荃蹄說」、「梯航說」、「薪蒸說」，對我而言，所有的學習都是「荃蹄」、「薪蒸」、「梯航」，在取得我要的火和蹄之後，「薪」和「荃」都是可以抛棄的，而在渡過彼岸後，梯航亦是可以捨棄的，所有的學習，所有的過程，最後都是為了完成我這個人。
雖然我這個人可能是失敗的，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文學界的朋友覺得我跑去做歷史學研究有點可惜；歷史學界的朋友們認為，如果我不舞文弄墨，不玩音樂，我的歷史學研究可能會做得更好。但我從來不這樣想，花自飄零水自流，我自是我，我不會是別人，朱熹說：「為學如扶醉人，扶得東來又西倒。」很可以為我的游牧於文學、歷史、音樂、運動之間做很好的注腳。
我上課要求學生向來嚴格，不過在二○○七年以後，我做了很大的修正。譬如歷史系大一的必修課「史學理論」，我原本的課程設計有兩次考試，三個作業。三個作業依序為「書目查詢」、「研究計畫」和「學期報告」；因為課太重了，大部分同學在修完「史學理論」以後，大學四年從此不再修我的課。有些同學到別的學校念歷史研究所，猶自帶著我大一「史學理論」課的講義，參考其中的「論文格式」寫他們的研究所報告。二○○七年上「史學理論」第一節課時，我讓同學投票表決要不要做作業，同學們選擇祇做「書目查詢」，不做「研究計畫」和「學期報告」，於是我順從同學們投票結果，課程照上，作業不交，至於同學們將來要寫研究計畫和報告時，自然會有別的課程來要求他們，我實在不必把這些訓練都攬在自己身上。有些高年級的同學和研究生耽心將來這批學生怎麼辦，我笑了笑說：「明天的太陽依舊升起。」
一九九二年政大歷史系實施系所合一，我一九九二年返回母系任教時，已經是系所合一了。有時我會承乏碩士班推甄入學或博士班入學的口試委員，看到各校來參加考試的大學畢業生或碩士，交上來的論文有時慘不忍睹。雙節棍式的標題(主題加副題)甚囂塵上，論文格式亦一榻胡塗，不免說幾句批評的話。這些學生回母校向老師們告狀，說到政大歷史系口試挨罵云云。有些不明事理的老師，見面時責問我何以如此，有些老師甚至撰文批判我給學生看。讓我覺得學生不懂事就算了，連老師也不懂事，學生怎麼教得好？我因為擔任過七年編輯工作，而且教史學理論、方法論的課，對格式的要求比較嚴格。有些同學傳言我祇會要求格式，其他老師則要求創意、觀點、結構和問題意識，我聽了祇有苦笑。那些要求創意和問題意識的老師，究竟寫了幾本書呢？我的著作也許卑之無甚高論，但包括學術著作和文學創作，我好歹也寫了二十本書。我總不能靠論文格式來寫書吧！學生們對我的印象，實令我啼笑皆非。其實大學教師在取得博士學位後，大部分人很少會買新版的論文格式來參考，教導學生或批改學期報告時，用的常常是十幾二十幾年前的論文格式。學生們亦常以期刊論文、專書或學位論文為撰寫學期報告的參考，而非以論文寫作手冊(或論文格式)為依據，寫出來的報告怎麼會符合新的學術論文格式呢？但當我這樣說的時候，我相信有許多我同輩的學者是很不高興的。包括我在內，大部分大學教師都有知識的傲慢，這些其實很難改，我祇能隨時提醒自己儘量去除這類知識的傲慢
語言和文字本來就是容易賈禍的東西，而上帝和我開的最大頑笑就是讓我靠乞食講堂維生。乞食講堂焉能不說話？許多朋友常看我寫東西，其實我是很不喜歡寫東西的，卻寫了大半輩子。一個不喜歡教書的人，靠教書吃飯；一個不喜歡寫作的人，長年書寫；想來上帝是幽默的。
從一九九三年返回母系政大歷史系教書以來，乞食講堂，已逾十四年。如果沒有提早蒙主寵召，我大概會繼續教到退休。既是上帝對我開的頑笑，我也就歡喜做、甘願受。我常說「不知明天先到還是死神先到」，既然乞食講堂一天，就上一天課，該敲的鐘仍然會繼續敲下去。
二○○七年十一月廿二日寫於政大
November 10,2006
番仔過年
每當莿桐花燒成一片紅霞時，爸媽就會帶著孩子來到樹下說，看呀！莿桐花開了，就是阿美族的新年喲！
阿美族的豐年祭，俗稱番仔過年。我本來該用一般阿美族豐年祭的標題，特別是在原住民族運動蓬勃發展時刻。但我仍想著如何將我所經歷的時代如實敘述，因此用「番仔過年」的標題，來描述那個年代。我有許多原住民朋友，國中時代的曾春次，高中時代的楊榮川，文學界的瓦歷斯．尤幹，擔任過臺東文化局長的樂友顏志光(Aki)；我相信他們了解我對原住民的尊重，我在這裡祇是呈現一個時代的切片。
就讀大學時，常有人問我是不是阿美族？我總愛編一個故事：我是長老的兒子，我們族裏總共有六位長老，其中一位會被選為酋長。18歲的時候我接受成年禮，帶了一柄番刀到深山裡住一個月。通過考驗以後回到族裏，6位長老每人在我左小臂上烙印族徽，所以我的手臂上有6個印記。然後我會捲起衣袖，露出手臂上的烙印來，聞者莫不驚奇，於是獲得阿美王子的雅號。
我想，許多出身花蓮的人到了異地，不論求學或工作，總會遇到同樣的問題：你是阿美族嗎？有的人搖搖頭，有的人點點頭，也有人跟我一樣編個故事唬唬人。加上我的體型頗為魁梧(當時身高178公分，體重65公斤，現在不可問)，相貌慓悍，長得確實有點原住民的模樣。更重要的是我住在原住民鄉，對阿美族的風土民情頗有幾分熟悉，編起故事宛然煞有介事。
壽豐鄉計有15村，順著臺9丙公路由北而南是池南、光榮；臺9線由北而南是志學、平和、壽豐、共和、豐山(豐裡、豐坪村在豐山村之東，臺9線不經過；新闢的臺11丙穿過豐坪村向南而行)、溪口、樹湖；鹽寮、月眉、水璉3村在海岸山脈之東，與志學、平和、豐坪村隔著海岸山脈；米棧在海岸山脈西側，和豐坪村隔著花蓮溪；15個村落中有13個是原住民村，僅只豐山、志學2村不是。豐山村雖然村名有個山字，卻恰好不是原住民村；我就住在豐山村，除西面是石綿山，北面的壽豐、南面的溪口，東面的豐裡、豐坪等村，都是原住民村。我的童年並不和原住民小孩一塊兒長大，對阿美族其實是相當陌生的。
第一次接觸到阿美族同學是在我念國中時，彼時9年國教已經實施3年，班上有許多原住民，我們大部分時候用國語稱他們阿美族，有時也用閩南話稱他們“阿米族”(阿米族是日治時代的稱謂，戰後因為音轉的原故，將閩南話的“阿米”寫成“阿美”；如同鄒族舊名“曹族”，即因閩南話的“曹”讀為“鄒”，但1990年代正名時鄒族選擇“鄒族”而非“曹族”)，其中並無鄙視意味，因為大家都是同學，平日彼此嬉笑玩鬧，至於族群歧視在那個年紀是不會有的。對外地人而言，花蓮無非是大理石、臺灣玉、花蓮薯和阿美族的代名詞；而對生於斯長於斯的我們，花蓮是故鄉，是我們生長的母親的大地，外地人當我們是阿美族亦毋庸費心解釋。
念國中時，我和班上的阿美族同學一直相處很好，有時他們會送我一些粟薯(閩南話、客家話稱為番仔蔴薯，阿美族語謂之Do Lun)或麵包果(Ban Gi Lu)。粟薯是小米做的，韌性強，頗為耐嚼，和現在花蓮街上賣的粟薯名產頗不相同。一般賣的粟薯較甜，而且大都包豆沙或其他甜餡，吃起來太膩；傳統阿美族粟薯不包餡，其味較淡，卻更香醇而耐嚼。至於麵包果，外型類波羅蜜果而略小，大如手掌，一般加小魚乾煮湯，苦中帶甘，其味甚佳。離開花蓮後，在其他地方我不曾見過此種麵包果，想係花蓮特產。有些村子裡的漢人也種，偶爾阿美族人挑下來賣，因嗜食者眾，銷路頗佳。
國一那年暑假，我第一次參加阿美族的豐年祭。1972年夏天，陽光燦燦然照著，班上同學曾春次帶我到溪口國小參加其族人的豐年祭。
抵達會場時，但見一簇簇穿著傳統服飾的阿美族人，男人們頭上的獸角、鳥羽，婦女們身上的紅衣、紅裙繡著原始圖案，手腕、足踝上掛著牛鈴，看起來真是鮮艷極了。曾春次向父母介紹我是他的好朋友，曾伯伯舀了一竹筒糯米酒請我喝。酒味在甜酸之間，頗似客家人年節時浸存雞鴨魚肉的粥母酒(以糯米煮熟加上紅粷釀成)。但粥母酒色紅，阿美族的糯米酒色白，其味較粥母酒清淡，不像粥母酒那麼甜。我看著曾春次的父兄和弟弟們，一個個粗壯而結實，黝黑的皮膚裸露著胸膛，頗有幾分勇士之貌。他們的牙齒因為抽菸和嚼檳榔的緣故，一脈黑黃，和他們雙眼皮的深目瑩亮恰成鮮明對比。我常常想，如果阿美族人不嚼檳榔和抽菸，那一雙水盈盈的深眸，加上齊垛垛的白牙齒，可能更為健康而美麗罷！不過，這也只是我一廂情願的玄想而已。抽菸和嚼檳榔是他們的習俗，而且和戀愛、婚嫁、身分地位等有密切關係，我卻不免是多事種芭蕉了。喝著糯米酒、吃著粟薯，場中的各種競賽和舞蹈表演已熱烈展開。赤腳舞者配合著樁米節奏加上高揚的歌聲，頭飾、腰飾、手飾與腳上的鈴鐺叮叮，感覺真是熱鬧。
後來每年的豐年祭我都參加，有時到壽豐，有時去豐裡、光榮村，看熱鬧和喝糯米酒的心情，可能比慶豐年的感覺更多些。記得離開花蓮前最後一次參加豐年祭是1975年夏天，彼時我是花蓮中學高一的學生，從前國中時期的同學多數沒有繼續升學，升學的也以念職業學校為多。新環境加上學校煩重的課業，使我和他們的感情漸漸疏離，那次參加豐年祭以後便很少再到阿美族同學家了，而豐年祭也成為逝去歲月裏的美好事物。
高中時通車上學，來自鳳林的楊榮川常常在火車上教我唱阿美族傳統歌謠和創作歌曲，我到現在還記得其中一首包括阿美族語和國語的歌：
Ma Lo Lai Go Fa Lo Zo Si No Ma Go
Ni Ha Lai Den Ki Su Wan Ner Ha Ga Ga
Ma Lo Lai Go Fa Lo Zo Si No Ma Go
Ni Ha Lai Den Ki Su Wan Ner Ha Ga Ga
Na Nai Ma Na Za Fai Si Do Gitar
Ma Lo Lei I Di Ni I Di Ni
Goa Ni Gar Ai Wa Ai Go Fa Lo Zo
Ni Ha La Den Ki Su Wan No Ha Ga Ga
一顆星高掛在天邊
遙望一眼
使我想起了他
我望著那顆星
越想越悲傷
不知何時能相見
楊榮川看起來一副屌屌的樣子，有時躲在車廂交接處抽菸，那時我倒是還不敢跟他一塊兒抽，祇是天南地北聊著。有時楊榮川也把一些歌曲胡亂兜著唱，像〈涼山情歌〉和〈流浪到臺北〉就被他唱成這樣：
走了一步
眼淚掉下來
再會吧！
我的心上人
自從和妳相識了以來
好像妳在我的眼前永遠永遠不分離
青青的高山
茫茫的大海
愛你像大海的那樣深
當妳要離別的那一天
少了妳在我的身邊
遠遠的故鄉
高高的月亮
請你抬起頭來看看那個心月光
走了一步
眼淚掉下來
再會吧！
我的心上人
每天每個晚上
我都在想念你
我在床上想念你
我的爸爸媽媽叫我去流浪
一邊走呀一邊掉眼淚
流浪到哪裡
流浪到臺北
去找我的心上人
我的心裡真難過
找不到我的心上人
每天每個晚上
我都在想念你
我在床上想念你
遠遠的故鄉
高高的月亮
請你抬起頭來看看那個心月光
走了一步
眼淚掉下來
再會吧！
我的心上人
想不通楊榮川是怎麼兜的，害我後來都祇會跟著他這樣唱，簡直搞死人。楊榮川的功課並不好，記不得後來他有沒有考上大學，但高中畢業後，從此沒有再見過他。
1983年從軍中退伍的夏天，因為在家等待秋天重返學校讀研究所，適逢豐年祭季節，於是重拾往日情懷。
清晨時分我從家裏出發，前往鯉魚潭參加阿美族一年一度的豐年祭。抵達鯉魚潭畔的豐年祭會場時，惟見眾山環抱的湖畔聚集著人山人海，我又看到了阿美族人親切的身影；男人們頭上的獸角鳥羽，曾經是我多麼熟悉的飾物；婦女們帽上的鵝毛，衣飾上的原始圖案、綁腿以及帽上、手腕、足踝上的牛鈴，一切如此熟悉而親切，我彷彿又回到了多年前的場景。
自從1982年開始，緣於原住民的自覺，加上政府的提倡，原住民文化及各種節日習俗受到更多的關注，因而有擴大舉辦豐年祭的構想。除了例行的歌舞大會之外，並展出琳瑯滿目的原住民文物。每年從不同的原住民鄉敲起第一聲鑼響開始，每一場豐年祭都聯合擴大舉行。尤其山地文物展在長期籌備之下，頗有可觀；從日用的背籃、彎刀、弓箭、銅錢、樁米臼、牛角螺、頭飾、衣飾，不一而足。
1980年代中期臺灣民主運動蓬勃發展，以族群認同的“部落主義”，爭取原住民的族群權益。其中1986年成立的“原權會”，具有指標性的意義。“原權會”為原住民最大的反對運動團體，象徵泛原住民族群權利議題的開端，亦為原住民邁向一個有組織力量的社會運動團體。1987年原權會發表〈臺灣原住族權利宣言〉，對其後原住民族運動具有引導性的作用。
1987年“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更名為“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開啟另一個階段的“原住民族運動”。。
臺灣原運從“原住民運動”到“原住民族運動”，象徵運動的主要訴求從個人權利轉向“集體權”，從向國家要求平等對待、消除歧視，轉向要求原住民族自決。
1990年代以後，以族群為單位，並強調族群自主自治的“民族議會”，是原住民草根運動的一項轉型。原住民族的自治與自決，一直是原住民族運動團體的重要目標，亦為原住民族運動的基本主軸。
臺灣原住民族運動自1980年代以來，在土地、文化、環境等議題上一直未能得到根本的解決，建立自治區似乎是臺灣原住民目前最大的希望。但自治區能否解決臺灣原住民400多年來，在外來政權統治下所產生的各種問題，仍待歷史證明。
豐年祭的聯合擴大舉行是一樁好事，從前都是一村一村分別舉行，規模較小；現在擴大為鄉豐年祭，參加的人更多，加上各項競賽，優秀青年表揚，文物陳列評比，以及壓軸的各村舞蹈比賽，使得豐年祭更為熱鬧喧騰。
豐年祭的原始意義，從字面上不難瞭解其主題是慶祝豐年，而豐年的含意有二：1.耕稼收穫，包括玉米、蕃薯、小米和稻穀；2.狩獵所得，阿美族人向來農耕狩獵並行，農忙時期耕種，農閒季節上山狩獵；但近年狩獵的事很少了，因為實行禁獵的緣故。因此豐年祭的實質意義，從雙軌的耕獵並行轉為單軌的農耕。而阿美族人從耕獵轉向農耕生活，除了禁獵外，亦因山裡鳥獸漸瀕臨絕跡，狩獵已經不再能養家活口。這種生活形態的變遷，有類歷史上北方民族南下，由捺缽文化轉向農耕文化。而豐年祭的主體是酒和舞，酒是阿美族人的生活必須品，除了公賣局的米酒，還有自釀的糯米酒、小米酒。阿美族人對飲酒的興味甚濃，飲酒的方式有時用大碗，有時以竹筒為爵，頗有幾分原始意味。而阿美族人性好歌舞更是一項優良傳統，許是上蒼對他們特別眷愛，幾乎每一個阿美族人都有一付好嗓子，在日常生活中，在田野工作中，常常歌不離口。而進入阿美村落，隨時隨地都可以聽到優美的歌聲。
阿美族的歌曲，聲韻悠揚而富旋律，適於獨唱也適於群體合唱，舞蹈則適於群體合舞而不適於獨舞，因此跳舞時常是數十人、數百人甚至千人以上合舞。阿美族的舞步簡樸整齊、手牽手，列陣作圓圈狀或長列，時俯首，時仰頭，時前進，時後退，時旋轉，艷麗多采的服飾，斑斕的原始圖案，加上繫在腕上、踝上的銅鈴叮叮，配合舞步與歌聲，極是美麗壯觀。我抵達會場時，場中正在跳豐年舞。歌者立於主席臺前高唱，場正中有一帶頭人，其餘則圍成圓圈環帶頭人而舞。至歌聲激昂處，全體歡呼，四面環山的迴響，聲勢浩浩不絕於耳。在舞圈的環繞中，4名侍衛抬著一頂竹竿做成的椅轎，抬起族中長老或貴賓繞場而行。抬夫最後扛起這次豐年祭的會長繞場一周，全體舞者高呼，其聲震天；一位著紅色短袍的長老吹牛角螺引導，嗚嗚之聲響徹雲霄；吹幾聲牛角，停止，再用鐵鎚敲幾下，如是者三，每當牛角螺響起時，群眾則高聲歡呼。此時來賓們也加入場中跳舞，人愈來愈多，從貴賓到來觀賞的小孩們都上場了，一圈、兩圈、三圈，舞得更熱烈，人也更多了，歌者們賣力地唱者，舞者們盡興地舞著，歌聲舞影拉開豐年祭的序幕。
阿美族人的服飾代表一種階級制度，普通人穿布條編成的裙子，圖案為紅黃藍黑交錯織成；普通人一般分為6個階級，習俗每7年舉行一次成年禮，將30歲以上的青年男子編成一級，設級長一人，原有的第1級往上升為第2級，餘此類推，到第6級以後則脫離編制宣告退休。但現今已經沒有這麼嚴格，只要20歲就算成年，不須再經過7年一次的成年禮。一般所見穿兩截式服裝或只穿裙子者，即為在6級中的普通人；但有些人退休後，仍穿著這種衣服，並沒有嚴格限制；至於貴族階層，如頭目或長老，則穿紅色的一件式衣服，會場中著及地紅袍者即各部落的現任頭目，而穿紅布短袍者即為長老──長老身分須當過頭目方始取得。
文字資料說明阿美族男子區分為9級，但阿美族友人云分為6級，至於何者為是，因無具體資料佐證，此處不擬費心討論。
阿美族人的身分地位、階級，主要以服裝為別，頭飾並不重要；一般而言，獵到任何野獸均可拿來當頭飾；譬如獵到梅花鹿，即可將鹿頭、鹿角戴在頭上；同樣的，獵到山豬即可將豬牙鑲嵌在頭帶上；在會場中，我甚至看到有人頭上戴著一整隻老鷹。
雖然頭飾與階級制度無關，但因阿美族人崇拜勇士和英雄，因此獵得的野獸愈大、愈兇猛，表示愈勇敢，因而受到族人的尊敬。
此時場中正在跳基卡蘇鞍的〈迎親舞〉，我向阿美族友人詢問基卡蘇鞍之含意及是否有搶親習俗。
友人語我搶親是布農族的習俗，阿美族並沒有。阿美族的傳統婚俗，結婚時由女方家裡請客，邀頭目、長老參加，新郎由媒人帶到女方家，然後是巫師祈福，新娘用米糕、檳榔招待來賓，接著是宴席歌舞，大家鼓掌送新郎新娘入洞房，婚禮就完成了。不過現在這套禮俗已經鮮少人採用，而以臺灣一般通行婚禮代替。
至於基卡蘇鞍係指木瓜溪以南的地方，因為從前和泰雅族人爭奪溪水，發生兩部族間的打鬥，成為世仇。基卡蘇鞍一般公認是臺灣原住民中最勇猛慓悍的一支 ，後來將泰雅族趕離木瓜溪。泰雅族向北的一支遷徙到太魯閣附近，向西的一支被趕到中央山脈立霧附近，另外一支則移往清水溪以南的西林，因此從木瓜溪到清水溪之間成為基卡蘇鞍的居住地。但現今各族間已和平相處，互相參加彼此的豐年祭。
場中的舞者在樁臼與歌唱組合的伴奏中盡情跳著，時而歡呼，時而歌者口白“我們來這裏跳舞”，同行的阿美族友人語我，跳舞的伴奏主要以歌為聲韻，以杵臼樁米為節奏，一般情況下唱歌組為4-8人，有時更多；他們唱的是音，不是話，中間插的旁白纔是日常語。
和友人談話時，有一位身上繫著蝸年殼串綴成項飾的守望人(即侍衛)，手握長矛從我們身邊走過，我覺得很奇怪，於是問友人有關飾物的事。友人說：「只要是會響的東西，像貝殼、獸骨、銅錢、牛鈴、鈴鐺、木片、竹片都可以用來當飾品，蝸牛殼是從貝殼演變而來的。」莫怪乎舞者們舉手投足間叮叮作響，清脆悅耳，原來飾品都是一些會發出聲響的東西。此時場中進行著水璉村的〈打獵舞〉，婦女們背著Va lu lu(一種竹籐編成的背籃)圍繞場中間的男人們而舞，場中間的男人們圍成圈，手拿長矛或魚網，作打獵狀。友人告訴我：「一般舞蹈都是以男人為主，婦女只是配舞，外人不曉得，以為我們是以婦女為主要舞者，這是不對的。你看場中跳舞的人，男的一定在中間，女的則在外面圍成圓圈，主體還是中間的部分，他們現在要坐下來燒烤獵物和喝酒慶功了。」
場中的舞者燃起一堆營火，煙霧裊裊中燒烤著一隻土雞(從前該是野鳥、山豬或梅花鹿)，並且用竹筒輪流喝著從葫蘆裏倒出來的小米酒。接到竹筒的人先用指頭沾灑再喝，頗有古人傳酒而飲的況味。
回到基卡蘇鞍壽豐村的休息棚時，友人正準備上場跳〈迎婚聯歡舞〉。當舞蹈進行聯歡時，開啟一罈罈的小米酒宴客，拜友人之賜，我也喝到滿滿一竹筒又香又醇的小米酒，友人更從Kar La wa der(一種男人背的隨身裝，以麻繩編成)掏出檳榔請我吃。
早上的節目到〈迎婚聯歡舞〉告一段落，下午是各村的歌舞表演，率皆樁米慶豐收、打獵舞、迎賓舞、迎婚聯歡舞之類，因為具比賽性質，惟見婦女們竭盡巧思地裝扮自己，從帽子上的鵝毛飾品，到手腕、腳踝的鈴鐺，均極盡華麗之能事；而男人們頭上的飾物從鹿頭、鹿角、松鼠、山豬牙到鷹鳥，不一而足。
各村的歌舞表演之後，是眾人一起歡唱歌舞的〈萬眾歡騰〉，惟見場中穿戴得斑燦多彩的阿美族人和賓客們手拉著手共舞，一圈又一圈的舞者，初估可能有上千人之譜，場面壯觀而熱鬧。我也加入舞者行列，和眾人手拉著手共舞。
響徹雲霄的歡呼，激越飛揚的心情，歌者唱得更投入，舞者更盡情地跳著，歌聲舞影，萬象歡騰，共慶阿美族豐年祭。
September 16,2006
攻讀博士，花落花又開(上)
那時候，春天的風特別溫柔。我坐在忠孝東路一棟大樓的六樓辦公室改著稿子，整理著即將出刊的雜誌目錄。
這是一九八九年春天，陽光和小雨是生命的歌。如果歲月可以停格，我會選擇停格在這樣的畫面。但歲月如流影掠過，做了過河卒子的我，祇有拼命向前。
一九八七年我取得碩士學位時，政大歷史研究所設立博士班，成立宗旨是要研究蔣介石的歷史。理由現在聽起來有點可笑，但當時的真實情形就是這樣。我本來有意報考博士班，想一氣呵成念完學位，但因為我的碩士論文太遲寫完，趕不及在博士班報名截止前取得口試成績，祇得作罷！因為是第一屆博士班，報考者眾，一些畢業多年的學長姊，紛紛重披戰袍，最後錄取了廖風德、薛化元、劉維開、蘇啟明、何思瞇五位；薛化元因同時考取臺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未到政大就讀，因此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第一屆僅四名學生報入學。
碩士論文口試結束後，一九八七年七月，我返回《聯合文學》專職，因為在撰寫碩士論文期間，張寶琴發行人特准我自一九八七年一月起留職半薪，每周到《聯合文學》上班兩個下午，其餘時間在家撰寫碩士論文。但碩士論文才起了個頭，椅子都尚未坐熱，原本擔任叢書主任的梅新接任《中央日報．副刊》主編，此時聯合文學叢書已箭在弦上，張寶琴發行人問我可否接叢書主任一職。張發行人的盛情雅意使我很難拒絕，於是我的職稱變得非常奇怪，「特約撰述兼叢書主任」，特約撰述是我在聯合文學編輯部的身分，叢書主任是我的行政職務。我將梅新留下來的書稿做了一些整理，接著和美術主任黃憲鐘討論叢書版型。當時文學書籍流行三十二開本，包括九歌、洪範、爾雅、純文學、大地、皇冠等文學書店，都採用三十二開本，擺在書架上像穿小鞋似的，我認為文學書應該和其他書籍同一尺寸，故而改為二十五開。沒想到這一改，幾年後竟成為通行的開數，一九九五年以後，我們看到臺灣書店裡的書幾乎都是二十五開本，聯合文學叢書實其始作俑者。
為了出版王禎和的《人生歌王》，我的鄉前輩作家楊牧和洪範書店的老闆葉步榮，對聯合文學有點不諒解，主要是王禎和的作品大部分在洪範書店出版，而現在忽然有一本在聯合文學出版，以後很難整理出版全集。楊牧、葉步榮和王禎和是花蓮中學同學，幾十年的交情因一本書而略有齟齬，坦白說我也有點難過，何況家父初到花蓮豐田拓荒時，是葉步榮令尊葉阿禮世伯的佃農，步榮大哥從小看著我長大。不過王禎和這本書是梅新邀約的，我只是接手處理。
我一邊替聯合文學出版社編輯叢書，一邊為王汎森兄校對《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但我的主要工作其實是撰寫碩士論文。我的碩士論文題目是〈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閻沁恆老師指導。此時我還不會使用電腦，我印了一種綠格子十二開的兩百格稿紙，天地內外很寬，行與行間留和格子一樣寬，方便我改稿。初稿寫完之後進行第一次修訂；修訂後影印在A3紙上，再繼續修訂，幾乎每一頁稿紙都被我改得面目全非，因為我相信蕭伯納所說的，寫作就是要找出最正確的那個字。所以我的稿子在正式出版前，至少都改過七次以上。
碩士論文通過口試後，一九八七年七月，《聯合文學》總編輯丘彥明要我恢復全職上班，我於是回到《聯合文學》擔任「叢書及活動主任」，直到我一九八九年六月底離職。
可能是因為工作太忙或其他不明因素，一九八八年五月，我錯過了博士班入學考試的報名日期。一般博士班報名約訂在五月中旬到六月上旬間，那一年政大的博士班入學考試報名日期和碩士班同時，在五月一、二日就報名，我因為大意疏忽，錯過報名日期，祇能徒呼負負。前一年我曾請同事愛亞(作家，當時任《聯合文學》雜誌副總編輯)為我算命，愛亞是紫薇斗數專家，我問愛亞我考博士班會不會錄取，愛亞仔細分析我的命盤，然後對我說：「吳鳴，你的命盤龍池鳳閣夾命宮，左輔右弼夾命宮，考博士班一定會上的，祇是其間會有一些波折。」我聽了覺得很安心，想說考上就好，管他有沒有波折。後來我遇到愛亞，告訴她我沒考上博士班，愛亞瞪大了眼睛，重複說著：「這怎麼可能！這怎麼可能？吳鳴，告訴我到底怎麼回事？」我告訴愛亞我錯過報名日期，愛亞氣得一拳捶在我肩膀上，一邊打一邊罵：「怎麼會有你這種人！怎麼會有你這種人！」我聳聳肩，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
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成立第一年，我因碩士論文尚未口試不能報考(後來簡章修訂為放榜前有口試成績即可，報名時交碩士論文初稿，不要求先通過口試)；第二年錯過報名日期；我想如果不是我求學命途多舛，就是上帝和我開了個大頑笑。
一九八九年春天，我下定決心無論如何一定要考博士班。簡章一開始發售，大師兄廖風德就寄了一分給我，報名日期同樣訂在五月一、二日，我發誓這次一定不會再錯過報名日期。然而正當我忙著撰寫博士班入學考試研究計畫時，一通三姊彭素梅來自花蓮的電話，在我頭上重重地敲了一記。三姊說姆媽因左腳背潰爛，必須送到林口長庚醫院進行截肢手術(姆媽當時有糖尿病)。一九八九年三月三十日，三姊推著輪椅送姆媽抵達松山機場，我開車直奔林口長庚醫院。
為了方便照顧，姆媽在長庚醫院進行手術前檢查時，我找到東海社工系的學妹滿書芳(當時任職國泰醫院)，為我找到床位和醫師，於是我將姆媽轉到國泰醫院。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姆媽動截肢手術，主治醫師為沈博文，他是一位醫術高超，醫德高尚的骨科醫師，每天準時來巡房，甚至有一回沈醫師南下，晚上十點多猶奔馳中山高速公路，仍趕回臺北查房，直到如今，我對沈醫師仍懷著深深的感念之情。姆媽動手術那天也是我遞辭呈的日子，當時主要是想我可能白天要照顧姆媽，因而辭掉工作，準備另外找晚上的工作，最可能的是到報社擔任新聞編輯。此時我的處境祇能用兵荒馬亂來形容。姆媽動截肢手術，孩子一歲半，我辭去《聯合文學》聯書主任，博士班入學考試的研究計畫還沒寫好，同時九歌出版公司的《中華文學大系》編選工作正如火如荼，張曉風、陳幸蕙和我負責散文部分的主編。時移事惘，我幾乎已經想不起當時是怎麼度過的。祇記得姆媽術後傷口復原良好，我倚著病人進食用的餐檯寫研究計畫。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我開車從國泰醫院趕到政大報名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所幸資料齊全，順利完成報名手序。回到醫院，我一邊陪伴母親，一邊讀書，準備博士班入學考試。一般情形是三姊照顧白天，我負責晚上，就著病床邊白色的日光燈看書，白天則回聯合文學辦公室處理叢書編輯事務，以及準備六月三十日的交接。
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姆媽傷口愈合情況甚佳，三姊決定帶姆媽回花蓮靜養。我將銀行存款幾乎悉數拿去給付國泰醫院的醫藥費，張發行人另外給了我五萬元離職獎金，感謝我這四年在《聯合文學》工作的辛勞。
經過這一程折騰，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我參加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入學考試，以榜首的成績錄取，接獲通知時，我的心裡真是百感交集。
為了養家，我在考完博士班入學考試後，應徵《聯合報》新聞編輯；但因我不曾編過報紙，不知如何下新聞標題，也不會畫版樣，考試的結果當然是落榜了。所幸《聯合報》新聞部編輯中心主任在過濾應徵者資料時，看到我的學資歷，認為我雖然沒有做過新聞編輯，但文字底子不錯，施加訓練後應可勝任，問我願不願意到編輯中心當見習生，我在電話裡同意到編輯中心見習，並感謝賴清松主任的雅意。
一九八九年七月四日，我成為《聯合報》新聞編輯中心的見習生，三個月後正式應聘為助理編輯。接著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開學，於是我白天在政大當研究生，晚上在《聯合報》當新聞編輯，一根蠟燭兩頭燒，燒了三年，直到一九九三年七月三十日離職，回家專心寫博士論文。
有些朋友在我取得博士學位返回母系任教以後，常問我一個問題，為什麼我沒出國念書？故事說起來真的很長，一九八一年大學畢業時我原本打算服役後出國求學，入伍三月，父親大去，出國夢第一次破滅；一九八七年三月我正忙著寫碩士論文時，姆媽第一次輕微中風，我向張寶琴發行人借了十萬元給付省立花蓮醫院的醫療費；一九八九年三月我準備考博士班時，姆媽動截肢手術。經過三次折騰，我已完全放棄出國念書的想法，出國夢亦隨風飄逝。
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必須修習廿八學分，大部分都是中國近、現代史範疇，祇有三門課非此領域，即杜維運老師「中國史學史專題研究」、林天蔚老師「中國典籍研究」和孫鐵剛老師「秦漢史研究」。
博士班有兩門必修課，一門是蔣永敬老師「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另一門是蘇雲峯老師「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
博士班一年級的必修課是「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我因為在碩士班時，修過蔣永敬老師的「中國現代史研究」，「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和「中國現代史研究」的內容相近，唯深淺有別。我入學考試時，歷史研究所所長是文學院長王壽南老師兼任，九月入學後胡春惠老師接任所長，但在所裡開「中國現代史研究」，我碩士班已修過同名課程，所裡規定不能重覆選修，因此沒有機會修到所長胡春惠老師的課。
雖然「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和「中國現代史研究」內容接近，但蔣永敬老師上課採專題式講授，頗能引人入勝。這段時間蔣老師支持新黨，上課觀點和五年前修他的「中國現代史」有很大差異。一九八三年時，蔣老師上的「中國現代史」其實就是中國國民黨黨史。到一九八九年上「中華民國開國史專題」時，蔣老師變得很敢說話，上課內容亦風趣幽默許多，對國民黨的一些秘辛，較無忌憚，敢於大膽批評，有時亦批評執政當局。我們有時在課堂上提出尖銳問題，蔣老師亦侃侃而談，殊少忌諱。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蔣老師開放多了，雖然我對蔣老師的新黨立場不以為然，特別是一九八○年代中期以後，我在政治取向上漸向本土意識傾斜，常在淒風苦雨中聆聽黨外和民進黨的政見會，在某種程度上支持政治反對運動。一九九○年三月野百合學運如火如茶，我亦曾在深夜時分帶著麵包到中正紀念堂，與學生們坐在一起。一九九一年的獨臺案，就讀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的廖偉成，被憲警衝進校園帶走，因為廖偉成研讀史明《臺灣四百年史》及其游擊戰手冊，做了相關筆記。接著是廢除刑法一百條街頭運動，我和學生們坐在火車站，警方的水龍在街頭噴得我們滿地打滾。博士班低我一屆的呂紹理在政大言論廣場貼大字報，聲援廖偉成，胡春惠老師特別找呂紹理約談，告誡呂紹理不要碰觸政治，將來或許有機會返回母系教書。碩士班的學弟潘光哲參加「五二○農民大遊行」，有人密告閻沁恆老師，要閻老師注意指導學生的言行。我參加遊行時總是躲在人群裡不起眼的角落，不上臺，不演講，祇是默默支持著學運、反刑法一百條和政治反對運動，當一個不起眼的小芭樂。
杜維運老師的「中國史學史專題研究」，與我的研究最貼近，一九八四年我讀碩士班二年級時，到臺大歷史研究所旁聽杜老師的「中國史學史研究」，那一年杜老師從香港大學返回臺大擔任客座教授。一九八九年博士班一年級倒是正式選課，成為杜老師的學生。學術界稱杜維運老師為老杜公，因為另有一位小杜公杜正勝老師。老杜公詩酒風流，自詡性近小杜(杜牧)，杜牧有詩云：「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但老杜公實詩酒而不風流，我們因而常陪杜維運老師喝酒。小杜公杜正勝老師反倒像老杜(杜甫)，治學嚴謹，為人嚴肅，一絲不苟。杜維運老師常提及三赴劍橋訪問研究時，適杜正勝老師公費留英，兩人常相約小酌，老杜公說那是小杜公喝酒最多的時期。老杜公不僅愛飲，酒量亦宏，就平常與老杜公喝酒的經驗，大約有兩三瓶紹興的量。我因為喜歡烈酒，對酒精純度四十度以下的酒興趣不高，但總還能陪老杜公喝幾杯。老杜公形容我喝酒是「窮凶極惡」，因為我喝酒從不囉嗦，舉杯即乾，大不了喝醉，碰杯時則是豪情萬丈。
臺灣史學界有所謂天下三劍，係指酒量最好的三位長輩，第一劍是陳捷先老師，閻沁恆老師排名第二，杜維運老師是老三。杜老師常調侃自己做趙翼研究，趙翼是天生的第三命；在乾嘉詩壇，排名第一的是袁枚，第二為蔣士銓，趙翼排第三；乾嘉考據三大家，排名第一的是錢大昕，第二為時王鳴盛，趙翼排第三；縱使參加殿試，明明取中第一，卻因陝西在清王朝未出過狀元，乾隆皇帝硬是把趙翼從狀元移到第三，成了探花郎。杜維運老師說他成為天下第三劍，或即與他研究的趙翼同命。而杜維運老師亦因《趙翼傳》獲得國家文藝獎。從碩士班、博士班，到取得博士學位返回母系任教，二十幾年間，我有許多機會和天下三劍喝酒。就我的觀察，陳捷先老師排名第一當之無愧，這不僅是酒量問題，還有氣勢。喝酒時陳老師會鬧酒、勸酒，許多時候採取主動攻擊，而且喝酒以後講話很大聲，氣勢十足十。陳老師喝酒以後喜拍鄰座肩膀，而且拍得非常用力，坐在他左右的人，得承受得住才行。閻沁恆老師喝酒則是來者不拒，但不主動出擊，感覺在氣勢上不如陳捷先老師。如純以酒量而論，我認為閻老師應不在陳老師之下，只是喝酒風格不同。陳老師和閻老師能喝各式酒品，杜維運老師主攻紹興，相較之下顯然有上下之別。
除了愛飲、善飲，杜維運老師另有兩項本事，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其一是杜老師文筆極其典雅，雄深雅健，溫文古樸，其《史學方法論》歷三十年而不衰，優美文筆可以說居首功。其《趙翼傳》能獲得國家文藝獎，實亦其來有自。以史學家身分獲國家文藝獎，印象裡杜維運老師似乎是唯一之一人。
另外一項我佩服杜維運老師的是記性奇佳，上課時帶兩支粉筆走進教室，遇到要引述材料時，祇見杜老師在黑板上寫著史書上的文字，不論《左傳》、《史記》或《資治通鑑》，杜老師都直接默寫在黑板上。有一次杜維運老師引述〈太史公自序〉，寫了一黑板又一黑板，把我們看得目瞪口呆。另有一次杜老師引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上》，也是寫了一黑板又一黑板，看得我楞在那裡，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因為杜老師的記性如此之佳，我們和老師打麻將時祇有輸的分，我們打的每一張牌，杜老師都熟記如流，怎麼打得過他？實在輸得不甘願時，我們就慫恿杜師母上桌。杜師母財大心粗，喜做大牌，我們這些學生就蠶食鯨吞，把輸給杜老師的在師母手上贏回來。所以，我們這小鬼在牌桌上喜歡杜師母多於杜維運老師。
杜維運老師對學生很好，修杜老師的課祇要正常上課，正常繳交學期報告，成績通常都在九十分起跳，師生皆大歡喜。但我們在杜維運老師課堂上實在學習很多，諸如對學術的虔敬，論文書寫的要訣，用字的典雅溫厚。縱使在史學研究上距離杜維運老師很遠，但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杜維運老師是我仰望的標竿，無時不敢或忘。
念碩士班時，政大歷史研究所除了王壽南老師的「中國政治史研究」之外，幾乎沒有近代以前的課程，所以我在碩士班時到中文研究所選修尉天驄老師的「孟子研究」，和華仲麐老師的「先秦諸子研究」。而當我在課表上看到有古代史課程，便選了林天蔚老師的「中國典籍研究」。
林天蔚老師的上課內容，主要是研讀劉定之《宋論》。一般讀《宋論》大部分是讀王夫之的《宋論》，很少有人特別去讀劉定之的《宋論》(原名《宋史論》，收入《四庫全書》)。上課方式是林天蔚老師每周指定同學閱讀《宋論》章節，在課堂上先進行報告，然後修課同學和老師一起進行討論。就我閱讀劉定之《宋論》的心得，此書實非高明，莫怪知者甚少，如果真要讀《宋論》，我認為仍應以王夫之《宋論》為正道。說實話我不是很理解為什麼林天蔚老師要選劉定之《宋論》讓我們讀。林天蔚老師是一位自學成功的學者，受史學前輩羅香林賞識、提攜，任教於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退休後應政大歷史研究所所長王壽南老師之聘，到政大歷史研究所任教。當時政大歷史系所分治，所長可以全權決定教師聘任，因而有幾年均聘請海外退休教授，使得政大歷史系所合一之後，中生代的教師(按：指一九四五─一九五五年前後出身的史學工作者)，幾付諸闕如，形成極大的斷層，直到一九八九年增聘周惠老兄來系任教，才開啟政大歷史系所教師的新世代。系所聘請資深教師固可立即提升師資水準，但年輕學者亦可能因此失去進入學術工作之機會。二○○○年代前後，許多私立大學院校採用此一方式聘請尋找第二春的公立學校退休教授，固方便該校申請升級為技術學院或大學，但急就章的結果，不免使許多青年學者治學、教學之路更為坎坷，歧路亡羊，令人慨嘆。
上了一學期的《中國典籍研究》，對我而言，收獲無多，甚至不如在東海大學歷史系一年級時，祁樂同老師「中國通史」課要我們點讀的趙翼《廿二史劄記》。
一九八三年我上碩士班時，王爾敏老師自香港返臺休假，到政大歷史研究所開設「中國近代史」和「中國近代學術思想」，沒想到一九八九年進博士班時，王爾敏老師適巧自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又到政大歷史研究所開設「中國近代史料分析」和「近代重大問題研究」，我博一上學期選修「中國近代史料分析」，下學期選修「近代重大問題研究」，前者帶領我們研讀史料，後者提要鉤玄，將近代中國重大問題羅列，分析問題關鍵所在及其對近代中國的影響。當時因王爾敏老師對通俗文化興趣濃厚，在課堂上討論了許多相關議題，後來王爾敏老師出版《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九六)；《明清社會文化生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七)；書中部分內容即曾在課堂上講授，並與選課同學進行討論。
一九八九年再度到政大歷史研究所兼課時，王爾敏老師的眼睛已經極差，多年受白內障之苦，已經看不見小字，須藉助放大鏡。而其上課講義則用粗簽字筆寫在A四影印紙上。縱使如此，王爾敏老師仍治學不輟，其精神實令人感佩。上一代史學前輩中，受眼疾之苦者非僅王爾敏老師一人，以政大歷史系所而言，王壽南老師自青年時代即為眼疾所苦，其後因動白內障手術失敗，一眼失明，仍孜孜矻矻治學。胡春惠老師亦長年為眼疾所苦，讀書、寫作均甚吃力，但情形似較王壽南、王爾敏老師略好。江金太老師亦因白內障導致一眼失明。我常戲稱學術工作者有四大學派：眼睛、腸胃、精神和脊髓學派，眼睛學派最常見的是白內障；腸胃學派常見者為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或腸躁鬱；精神學派在臺灣較少見，德國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乃其著例，他的書序大部分寫於精神病房；脊髓學派分兩種，一種是僵直性脊椎炎，一種是坐骨神經痛。大部分學術工作者都會認養上述一至多個學派(當然也有人得天獨厚，不屬任一學派者)；我屬脊髓學派之坐骨神經痛，曾經三度發作，不能站，不能走，不能坐，不能躺，簡直痛不欲生。有時想想，選擇以學術為志業，真的得有很大的勇氣。
王爾敏老師再度到政大歷史研究所上課時，較為和藹可親，至少比起一九八三年我在碩士班修課時，和學生顯然更為親近。而因我初入博士班就讀時，住在南港，每次王爾敏老師到政大上課，都是我順路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去接老師，一路和老師聊天到學校，當時北二高尚未通車，必須走南深路，約三十到四十分鐘車程，在這段路上我等於比別的同學多上三、四十分鐘課，我常覺得較正式課堂收獲尤多。
博士班二年級修蘇雲峯老師的「中國現化化專題研究」，這是博士班的必修課，蘇雲峯老師自己只上四節課(上下學期八節)，其餘課程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或有關現代化研究的教授上課，諸如張玉法老師、張朋園老師、呂實強老師、黃炳煌老師、藤井志津枝老師、熊秉真老師，以及有些我已不太記得的老師，總計約二十人之譜，上課內容主要是各人的現代化研究。由於老師太多，上起課來有時難免浮光掠影。在政大設立歷史博士班以前，臺灣僅有臺大、臺灣師大、文化大學設有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故政大歷史研究所在草創初期，有這類多位老師合開的課程，希望學生可以接觸更多不同領域／研究範圍的老師。後來博士班開設必修的史料閱讀指導，亦是多人合開。我自己對這類課程持比較保留的態度，太多老師合開一門課，老師上完課就離開，學生上完課後想到有問題要向老師請教，卻已叩問無門。我比較主張多選不同老師、不同範圍的課，而非一門課多位老師講授。
但蘇雲峯老師對我卻產生極大的影響，主要是有關電腦的學習和使用。蘇雲峯老師教我們時，年紀約六十歲上下。上課的第一天，問班上同學有沒有人會用電腦？同學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都搖搖頭。蘇老師說：「我們這門課是『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你們總不會交手寫的報告給我吧！」我覺得蘇老師講得很有道理，修現代化專題，研究報告也應該現代化，至少用電腦打報告是現代化的第一步。一九九○年九月，個人電腦(PC)尚停留在二八六和三八六的轉型時期，開機程式是MS.DOS 三.三，文書編輯軟體停留在PE二和天蠍星排版系統。我心裡想著，蘇老師六十歲了還學電腦，三十歲的我為什麼不能？適巧大易輸入法發明人王贊傑到政大電子計算機中心，介紹、推廣他的輸入法，我去聽了他的講演，覺得大易輸入法是一種符合漢字書寫的輸入法，於是買了一本《大易輸入法》的書，回家做陸地操(因為還沒買電腦，祇能拿了書背部首按鍵)。適巧此時我晚上工作的《聯合報》編輯中心正積極推動電腦化，我被選為種籽隊，報社為我們安排了八個小時的電腦講習，從DOS、輸入法到文書編輯器，我就這樣展開電腦學習之旅。
我第一部電腦買的是旭青三八六SX，算是假三八六電腦，但反正先用著再說。我花了三天時間練習大易輸入法，接著用電腦寫日記。解決中文輸入問題後，買來幾本諸如DOS、PCTOOLS、PE二、天蠍星排版、DBase、C語言之類的書，自己邊看邊學，不到半年居然上手了，而且盡棄手寫，完全用電腦打稿。一年後政大歷史系所主辦的學術研討會，幾乎均由我帶領博、碩士班研究生負責論文打字、排版，博得與會學者的一致好評。一九九三年我返回母系教書後，要求大一同學必須用電腦繳交學期報告，甚至有三年時間在系上開設電腦「資料處理」課，這些都緣於一九九○年秋天蘇雲峯老師要求我們用電腦撰寫學期報告。我在一九九九年到二○○二年的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以量化方法分析一九四五──二○○○年間的臺灣史學，用五百多個統計圖分析臺灣史學期刊的研究動向，最初亦可溯及蘇雲峯老師要我們使用電腦的要求。後來我試著將史學量化做得和自然科學的統計頗為接近，希望讓非歷史學門的人看得懂歷史學論文，亦緣於蘇雲峯老師最初之一念，開啟我歷史學研究的另一個視窗。
如就「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課程本身而言，坦白說我個人是不贊同所謂現代化觀點的，當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花了極大的人力、物力，推動中國現代化研究，雖然研究成果甚為可觀，但我個人對布雷克(E. Black)的現代化理論，是持相當多保留態度的。布雷克《現代化的動力》(The Dynamic of Modernization)幾乎成為現代化研究的基本論述，我對其論點頗有保留，因為事實上我們看到許多未經現代化即邁向後現代的例子(如印度)，因此我認為現代化並非唯一選項。簡單地說，因為我對現代化略有所疑，有關這門課的理論和內容，乃未能窺其堂奧。但這不表示我否定「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這門課，我在這門課其實獲益良多，我祇是不贊同全用現代化理論來涵蓋、解釋中國(或世界)近代發展的歷史。
孫鐵剛老師「秦漢史研究」，是我期盼已久的課，這是我負笈政大歷史研究所以來，從碩士班到博士班，最靠近我原本有意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史的課，雖然我的碩士班論文〈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已將我的興趣轉到現代中國史學，而且我的博士論文〈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已經在進行中，但對中國古代史仍有深深的契情，既然沒有機會選修中國古代史，秦漢史亦可療飢止渴。孫鐵剛老師選擇秦漢史的重大問題講授，上課的形式一半講授一半討論，師生間互動極為良好。其中有部分的課程是分析《鹽鐵論》，我們在上課時選讀了大部分《鹽鐵論》的篇章，將《鹽鐵論》放到漢武帝時代的政治、社會、經濟背景加以分析，使我獲益良多。我的期末報告為〈從《鹽鐵論》看漢代人用《詩經》的方式〉，探討《鹽鐵論》引用《詩經》的時機、《詩經》地位的演變及引用《詩經》的方式、漢代學者應用《詩經》的託古改制意涵；這當然是一篇不成熟的習作，因而從未正式發表，迄今仍存在電腦硬碟裡。明眼人當然一眼就看得出來，這篇報告的研究取逕，完全受到古史辨運動的影響。孫鐵剛老師是一位溫厚的長輩，學期末給了我九十二分的高分，讓我頗覺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