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 4,2006
想像與真理
真理不是靠想像得來的，它必須具有某種程度的客觀性，資料、數據，以及足以說服學術界的理論基礎。就歷史的範疇來說，想像不一定假，史料不一定真。最為研究者所重視的一手史料，常常也有做假的可能。以清季所發生的戊戌變法為例，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有其特殊之政治目的，故不全然可信，袁世凱的日記有問題，縱使翁同龢的日記，本來被視為最可靠的史料，經過蕭公權的研究，也有許多是曾經重鈔或刻意竄改的痕跡(注1)，就此而言，一手史料固彌足珍貴，在使用上卻也處處陷阱，不可不慎。
中國的史官制度設置極早，至遲在周代已有可信的相關記載(商代以設立史官制度，但其執掌主要為卜筮，與今日所謂「史」略有所異。)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雖不一定為真，卻也大抵說明了史官的職掌。自周代而後，中國的歷代皇帝都有史官隨侍在側，記錄皇帝的生活起居與國家大事。事實上，不僅皇帝有史官，太子也有史官，甚至后妃也有女史在側，隨時記錄。這些史官所記錄的就是「起居注」。「起居住」是編「實錄」的重要依據，「實錄」則為正史所本。這樣說來，正史的「本紀」應屬可信。事實卻不盡然，其間之出入殆非史官所能全權掌握，為君王諱者比比皆是。以故，齊太史與董狐筆纔彌足珍貴。如果每個史官都像齊太史和董狐一樣，便沒有甚麼可值得為典範的了。
歷史如此，新聞和小說就更難免於捕風捉影之事。每天發生的新聞，經過記者的追蹤報導，彷彿身歷其境，聲光效果如同步攝影，試究其實，羼水不免，故做驚人之語亦所在多有。一位史學界的前輩所曾慨言：「以後從事歷史研究的，在應用報紙材料時，只要從反面去想，大概就距離事實不太遠了。這可能會成為新的史學方法論。」雖不免是過激之論，報紙新聞之隱諱與造假，由此可見一斑。當然，我們也還有一些謹守新聞道德的記者與編輯，有一些敢言的知識份子，以及殫精竭智探索真象的歷史工作者，這是真正的社會良心。
以故，歷史記事並非全然真實，今日之新聞報導亦復如此。但是，並不是靠完整的史料，纔能寫出偉大的歷史著作；同樣的，也不是目睹全局的記者，方能寫出可信的新聞，其間之拿捏，常需賦予想像。所以，有時想像和史料具有同樣重要的地位。就史學而言是歷史想像與史識，就新聞而言便是判斷與見識了。例如，大陸東北發現一史前文化遺址，挖出人頭骨、陶器、蠶繭、陪葬器等等，那麼，這些東西要如何來加以解釋？在所發現的考古材料無法串連時，便需要靠歷史想像了。所以，當英國史家比瑞(J.B. Burry)說：「歷史是科學， 一點不多，一點也不少。」不免於是相信史料太過的論調。艾克頓爵士(Lord Acton)曾發豪語：「如有足夠史料，定論的世界通史必將出現。」終於也沒有能夠成功，畢竟完整史料可遇而不可求。史料不完備，史事與史事之間的空隙，乃需史學家運用想像力來加以彌補。
但歷史想像並非憑空而來，而是必須將橫陳於前的史料做適當的批評與透視，方能洞察歷史的真象，並從而對歷史進行考訂與解釋。最講究方法論的史學，事實上常常是史無定法。僅僅靠這些客觀細密的研究方法，所獲得的歷史真象其實是有限度的。資料的欠缺固無須多論，縱使資料是實錄，而且完整無缺(雖然就史學研究而言，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畢竟歷史是經過選擇的，史料也是經過層層篩選，方纔保存下來)；但是，史料中所涉及的人與事，變幻無端；當事人的思想，濃厚的情感，以及人世間難以筆墨盡述的奧秘，都非史料所能夠完全披露。所以，史學家除了博覽群籍，以殫心竭力於歷史研究之外，更要進一步對歷史做註解。易言之，即歷史資料所不能獲得的部份，要靠這些理解來加以彌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想像」、「投射」與「同情」。
歷史是人類過去生活的紀錄，而自有史時代以來，人類的變化極為有限，人類心靈的共通性，大抵無何差異，史學家能夠理解歷史，這是最重要的關鍵。王夫之《讀通鑑論》說：「古今之世殊，古今人之心不殊；居今之世，以今人之心，上通古人之心，則心心相印，古人之心，無不灼然可見。」所以，史學家必須將自己「投射」到歷史裡面，用自己的想像來印證古人思想，以自己的感情印證古人感情，以自己行為印證古人行為，達到今人與古人心靈對話的境地；所以克羅琪(Croce)纔會說：「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科靈吾(R.G. Collingwood)也說：「一切的歷史都是思想史。」史學家以己身所處的社會，印證歷史上的社會，雖然比較容易落入曲解或附會的圈套，但社會上所發生的事件，古代與現代之間，常會有許多相類似之處。而所謂的相類似並非相同，畢竟因時代差異，所發生的事是很難全然相同的。因此，生活經驗豐富，瞭解當代最深的史學家，也是最能瞭解過去的史學家，法國年鑑學派的開山祖師布洛克(Marc Bloch)才會說；「不瞭解現代即無以瞭解古代。」誠哉斯言。
史學家可以將自己「投射」到歷史的情境裡面，也可以適度的運用想像。歷史上有很多地方是割裂的，不連貫的，由於資料的殘缺不全，加上年代久遠，史實湮沒，使得斷簡殘篇的情形非常普遍。因而，一部上下數千年綿延發展不絕的連貫歷史，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歷史的連貫，其實是出之於史學家的想像。這種想像於史學而言，是一種建設。譬如根據史料，楚漢相爭之際，今天項羽在彭城，下一天就到了垓下之圍，烏江自刎，其中的空白便祇有賴史學家的想像了。
真理並非完全靠數據與資料，適鍍的想像往往可以補材料之不足。西方的學術界有許多科學家晚年轉向哲學思考，說明了想像空間之必要。中國的史學家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以成一家之言」，除了史料的整齊排比之外，如何發揮想像空間，也是其人是否能為史學大家的關鍵。所以，當章實齋提出史學著作要達「圓而神」之境的時候，歷史的想像已經在其中了。真理非一蹴可即，史家多年浸淫史料，進入歷史情境之中，方可得「較接近真理之事實。而歷史想像之妙，亦惟存乎一心而已。
註(1)參考：蕭公權，《翁同龢與戊戌維新》(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頁30。
中國的史官制度設置極早，至遲在周代已有可信的相關記載(商代以設立史官制度，但其執掌主要為卜筮，與今日所謂「史」略有所異。)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雖不一定為真，卻也大抵說明了史官的職掌。自周代而後，中國的歷代皇帝都有史官隨侍在側，記錄皇帝的生活起居與國家大事。事實上，不僅皇帝有史官，太子也有史官，甚至后妃也有女史在側，隨時記錄。這些史官所記錄的就是「起居注」。「起居住」是編「實錄」的重要依據，「實錄」則為正史所本。這樣說來，正史的「本紀」應屬可信。事實卻不盡然，其間之出入殆非史官所能全權掌握，為君王諱者比比皆是。以故，齊太史與董狐筆纔彌足珍貴。如果每個史官都像齊太史和董狐一樣，便沒有甚麼可值得為典範的了。
歷史如此，新聞和小說就更難免於捕風捉影之事。每天發生的新聞，經過記者的追蹤報導，彷彿身歷其境，聲光效果如同步攝影，試究其實，羼水不免，故做驚人之語亦所在多有。一位史學界的前輩所曾慨言：「以後從事歷史研究的，在應用報紙材料時，只要從反面去想，大概就距離事實不太遠了。這可能會成為新的史學方法論。」雖不免是過激之論，報紙新聞之隱諱與造假，由此可見一斑。當然，我們也還有一些謹守新聞道德的記者與編輯，有一些敢言的知識份子，以及殫精竭智探索真象的歷史工作者，這是真正的社會良心。
以故，歷史記事並非全然真實，今日之新聞報導亦復如此。但是，並不是靠完整的史料，纔能寫出偉大的歷史著作；同樣的，也不是目睹全局的記者，方能寫出可信的新聞，其間之拿捏，常需賦予想像。所以，有時想像和史料具有同樣重要的地位。就史學而言是歷史想像與史識，就新聞而言便是判斷與見識了。例如，大陸東北發現一史前文化遺址，挖出人頭骨、陶器、蠶繭、陪葬器等等，那麼，這些東西要如何來加以解釋？在所發現的考古材料無法串連時，便需要靠歷史想像了。所以，當英國史家比瑞(J.B. Burry)說：「歷史是科學， 一點不多，一點也不少。」不免於是相信史料太過的論調。艾克頓爵士(Lord Acton)曾發豪語：「如有足夠史料，定論的世界通史必將出現。」終於也沒有能夠成功，畢竟完整史料可遇而不可求。史料不完備，史事與史事之間的空隙，乃需史學家運用想像力來加以彌補。
但歷史想像並非憑空而來，而是必須將橫陳於前的史料做適當的批評與透視，方能洞察歷史的真象，並從而對歷史進行考訂與解釋。最講究方法論的史學，事實上常常是史無定法。僅僅靠這些客觀細密的研究方法，所獲得的歷史真象其實是有限度的。資料的欠缺固無須多論，縱使資料是實錄，而且完整無缺(雖然就史學研究而言，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畢竟歷史是經過選擇的，史料也是經過層層篩選，方纔保存下來)；但是，史料中所涉及的人與事，變幻無端；當事人的思想，濃厚的情感，以及人世間難以筆墨盡述的奧秘，都非史料所能夠完全披露。所以，史學家除了博覽群籍，以殫心竭力於歷史研究之外，更要進一步對歷史做註解。易言之，即歷史資料所不能獲得的部份，要靠這些理解來加以彌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想像」、「投射」與「同情」。
歷史是人類過去生活的紀錄，而自有史時代以來，人類的變化極為有限，人類心靈的共通性，大抵無何差異，史學家能夠理解歷史，這是最重要的關鍵。王夫之《讀通鑑論》說：「古今之世殊，古今人之心不殊；居今之世，以今人之心，上通古人之心，則心心相印，古人之心，無不灼然可見。」所以，史學家必須將自己「投射」到歷史裡面，用自己的想像來印證古人思想，以自己的感情印證古人感情，以自己行為印證古人行為，達到今人與古人心靈對話的境地；所以克羅琪(Croce)纔會說：「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科靈吾(R.G. Collingwood)也說：「一切的歷史都是思想史。」史學家以己身所處的社會，印證歷史上的社會，雖然比較容易落入曲解或附會的圈套，但社會上所發生的事件，古代與現代之間，常會有許多相類似之處。而所謂的相類似並非相同，畢竟因時代差異，所發生的事是很難全然相同的。因此，生活經驗豐富，瞭解當代最深的史學家，也是最能瞭解過去的史學家，法國年鑑學派的開山祖師布洛克(Marc Bloch)才會說；「不瞭解現代即無以瞭解古代。」誠哉斯言。
史學家可以將自己「投射」到歷史的情境裡面，也可以適度的運用想像。歷史上有很多地方是割裂的，不連貫的，由於資料的殘缺不全，加上年代久遠，史實湮沒，使得斷簡殘篇的情形非常普遍。因而，一部上下數千年綿延發展不絕的連貫歷史，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歷史的連貫，其實是出之於史學家的想像。這種想像於史學而言，是一種建設。譬如根據史料，楚漢相爭之際，今天項羽在彭城，下一天就到了垓下之圍，烏江自刎，其中的空白便祇有賴史學家的想像了。
真理並非完全靠數據與資料，適鍍的想像往往可以補材料之不足。西方的學術界有許多科學家晚年轉向哲學思考，說明了想像空間之必要。中國的史學家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以成一家之言」，除了史料的整齊排比之外，如何發揮想像空間，也是其人是否能為史學大家的關鍵。所以，當章實齋提出史學著作要達「圓而神」之境的時候，歷史的想像已經在其中了。真理非一蹴可即，史家多年浸淫史料，進入歷史情境之中，方可得「較接近真理之事實。而歷史想像之妙，亦惟存乎一心而已。
註(1)參考：蕭公權，《翁同龢與戊戌維新》(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頁30。
珍本與通行本
臺灣地區的歷史學研究，因為長期以來受到史料學派的影響，競以史料之珍貴與否為判準，在各種歷史學的學術研討會中，最常聽到的批評就是某種史料未用，某條史料未引，評論者因此認為該論文學術價值有待商榷云云。
余英時教授曾在〈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回顧與展望〉中指出，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影響最大的有兩派：一是史料學派，乃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訂與辨偽為史學的中心工作；另一派是史觀學派，係以系統觀點通識中國史全程為主要任務。余英時教授認為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的分途發展，是「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的。因此他希望現階段的史學工作者能夠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一方面用嚴格的實證方法建立史實，另一方面則要通過現代各種學科的最新成果和時代的眼光，來疏通史實與史實之間的關係，以解決「證而不疏」和「疏而不證」的問題。這裡的史料學派係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而臺灣史學顯然在史料學派的主導下發展，因此，史料常常成為學術真理的判準。
史料當然是史學研究的基礎，傅斯年曾說「沒有史料，沒有史學」，誠是的論。但我們也不必太過度唯史料是尚，史學工作者的殫精竭智尤為史學發展之所依憑。我在初入史學之門時，受當代史學大師陳寅恪的影響很大，雖然他也是史料學派的奠基者之一，其論著往往三條史料已足證明史實者，卻用了三十條，閱聽人難免目迷五色，陳寅恪卻好整以暇地穿針引線，千里來龍到此結穴。
我最佩服陳寅恪的地方，並非如崇山堆積的史料，而是他做研究時所用書籍、史料，常以通行本為主。熟悉陳寅恪著作者都知道，他老人家用的書和史料都是一般所謂通行本，很少特別去找珍本。所以雖然是史料學派的重要奠基者，陳寅恪這種用通行本從事歷史學研究的方法，一直深深影響著我，從少年時代到歲入中年，我習慣性地以通行本做我研究的材料，我的想法是能夠用一般材料做出新解方為高明，而非用了一堆少見的史料，或珍藏不易見的史料，卻做出人人想得到的結論。
在通行本與珍本之間，我寧取通行本，運用唾手可得的通行本，做出具有個人觀點的研究，是我多年來努力的目標。就像聽音樂的時候，我亦是選擇通行本的唱片錄音，而非刻意追尋難得的珍本，對我而言，進入音符裡的境界，比擁有珍版唱片更有意義。至於史學研究，我總是在人人見得著的史料中，找尋新的歷史解釋，因為我一直認為靠罕見史料和珍本做出來的研究成果難以驗證，學問功力如何得知？反倒是在平凡處看出深意，方為學術工作者所應努力追求者。
余英時教授曾在〈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回顧與展望〉中指出，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影響最大的有兩派：一是史料學派，乃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訂與辨偽為史學的中心工作；另一派是史觀學派，係以系統觀點通識中國史全程為主要任務。余英時教授認為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的分途發展，是「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的。因此他希望現階段的史學工作者能夠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一方面用嚴格的實證方法建立史實，另一方面則要通過現代各種學科的最新成果和時代的眼光，來疏通史實與史實之間的關係，以解決「證而不疏」和「疏而不證」的問題。這裡的史料學派係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而臺灣史學顯然在史料學派的主導下發展，因此，史料常常成為學術真理的判準。
史料當然是史學研究的基礎，傅斯年曾說「沒有史料，沒有史學」，誠是的論。但我們也不必太過度唯史料是尚，史學工作者的殫精竭智尤為史學發展之所依憑。我在初入史學之門時，受當代史學大師陳寅恪的影響很大，雖然他也是史料學派的奠基者之一，其論著往往三條史料已足證明史實者，卻用了三十條，閱聽人難免目迷五色，陳寅恪卻好整以暇地穿針引線，千里來龍到此結穴。
我最佩服陳寅恪的地方，並非如崇山堆積的史料，而是他做研究時所用書籍、史料，常以通行本為主。熟悉陳寅恪著作者都知道，他老人家用的書和史料都是一般所謂通行本，很少特別去找珍本。所以雖然是史料學派的重要奠基者，陳寅恪這種用通行本從事歷史學研究的方法，一直深深影響著我，從少年時代到歲入中年，我習慣性地以通行本做我研究的材料，我的想法是能夠用一般材料做出新解方為高明，而非用了一堆少見的史料，或珍藏不易見的史料，卻做出人人想得到的結論。
在通行本與珍本之間，我寧取通行本，運用唾手可得的通行本，做出具有個人觀點的研究，是我多年來努力的目標。就像聽音樂的時候，我亦是選擇通行本的唱片錄音，而非刻意追尋難得的珍本，對我而言，進入音符裡的境界，比擁有珍版唱片更有意義。至於史學研究，我總是在人人見得著的史料中，找尋新的歷史解釋，因為我一直認為靠罕見史料和珍本做出來的研究成果難以驗證，學問功力如何得知？反倒是在平凡處看出深意，方為學術工作者所應努力追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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