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部落格

　
　

　 　 乞食講堂，學生有所成就是最開心的事。

　　2009年5月間，我15年前的學生劉哲宏來我的部落格留言，說即將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準備返臺找工作。

　　過不多時，哲宏告知我已經找到工作了，是台北的一所傳統私立大學。聽到這個消息，我心裡著實開心了許久。哲宏是我返回母系教書以後的第二班學生，江湖上俗稱黃埔二期。我是這一班的大一班導師，甫返回母系教書時，我連續接了四年大一班導師，所以我和黃埔一期到黃埔四期的學生特別親。

　　哲宏在學校時並不是太用功的學生，或許是因為對歷史學沒有興趣，也許是其他的原因。但學生的功課好壞，我並不是很在意，我和哲宏是親近的。我大學時代功課也不好，大二上學期還補考了兩科，所以對功課表現不傑出的學生，很能有同情的了解。就記憶所及，哲宏大學時代很想去打棒球，當職棒選手，雖然他也知道那是非常困難的事，職棒選手大部分都從小是練家子，像哲宏這樣半路出家的棒球喜好者，是很難成為職棒選手的。大二以後，哲宏對學校事務極為熱中，好像還當選過學生會長之類的。

　　哲宏到美國念書頗令我意外，在大學時代他看起來不像特別愛念書的樣子，但我是那種不太有眼光的老師，所以我的判斷常常不準。幾年過去了，除了偶爾從同學口中得知哲宏在美國念書的情形，我並不是很清楚他的狀況，直到哲宏來我的部落格留言，說就要取得博士學位了。雖然這並非我第一個取得博士學位的學生，但如果從大一帶起的學生，哲宏算是是第一個。我心裡當然非常高興，乞食講堂十六年，終於有一位學生取得博士學位，並且獲得教職，這是非常不容易的。雖然哲宏取得的是資訊管理博士，和大學讀的歷史學一點關係也沒有。

　　好事成雙，2009年6月，我的另一個學生林果顯在我任教的母系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隨即通過母校臺灣史研究所教評會，接著通過院、校教評會，應聘為政大臺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兩個同班同學，十五年後同年取得博士學位，並應聘教職，身為老師的我，心裡的喜悅實無以言喻。

　　果顯從大一開始即對歷史學興趣濃厚，在我承乏的「史學導論」課表現優秀，常為同學影印我指定的閱讀資料，報告的撰寫亦極為認真。我在課堂上希望同學可以多讀點文學作品，果顯是少數身體力行者。我希望同學學會一種非注音輸入法，果顯也乖乖地去學了嘸蝦米。我教過的學生都知道我非常厭惡注音輸入法，因為漢字的同音字太多，選字很麻煩；而且做歷史研究有很多會讀的字，古文也好，人名也好，總有許多不會念的音，打注音寫報告是很不方便的。更重要的是，因為同音字太多，大家選的都是那幾個字，寫出來的文章，很難有自己的風格。每年我都對大一新生說，一定要學會一種非注音輸入法，可惜言者諄諄，聽者渺渺，從學期初到學期末，學生不鳥我就是不鳥我，我亦惟徒呼負負。

　　有時我會特別要求學生用手寫報告，學生常常哇哇叫。其實手寫報告是很好的訓練方式，現在的學生太倚賴電腦，沒有電腦什麼都寫不了，這是很可怕的。因為網路資料太方便，東copy一段，西copy一段，寫的報告常常沒有統一的調子，更不要說個人文體。一篇沒有個人風格的文章，寫了跟沒寫有什麼差別呢？特別因為有許多古籍已全文上網，學生寫報告連引文都不用打，直接剪貼就可以。於是報告中常常出現超過一半的引文，形成城垛式論文。我們閱讀專書或論文，看到引文大部分時候是跳過不讀，那麼，我們又為什麼要寫這些處處是引文的論文呢？如果用手寫，抄引文亦是很費事的，或許會節制一些。

　　不論在大學時代或研究所期間，果顯的學習都是認真的，在老師和同學眼中，他就是一個乖乖的好學生。有一年果顯到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科交換學習，回來後日文大為精進。他的日文並非一般使用的日文，而是學習日本人用的日文。我很難說清楚這是怎麼回事，簡單地說就是讓自己的日文像道地的日本人。我日文太爛，無法評價果顯的日文究竟好到什麼程度，但我想應該相當不錯。

　　兩個同班同學，一個是功課很好的乖學生，一個對本學門沒有興趣，十五年後各自取得博士學位，到大學任教。對曾擔任他們導師的我而言，感覺像秋天成熟的果實。雖然踏上講台是學術之路的啟始，路漫漫其修遠兮，亦將上下而求索。哪條路通羅馬，條條大路通羅馬，我十五年前的兩個學生實踐了這句俗諺。我相信未來會有更多的學生，走不同的路，而他們都將抵達羅馬。

　　再一次恭喜林果顯和劉哲宏，雖然我的這篇文章來得遲了，但我想哲宏和果顯會了解我衷心的祝福。
　
　

　　
　　

說明：

1.這篇小文是我為《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1911-1945)》撰寫的導論，原載：《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9(台北，2008.05): 51-84。《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1911-1945)》專書，預計於2011年完成。

2.本文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下完成，〈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1911-1945)〉(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2005)；編號NSC 93-2411-H-004-024，執行期限：2004.08.01-2005.07.31；計畫主持人；完成日期：2005.10.28; 94pp；53,375字，部分內容曾以〈現代中國史學南方學術網絡的形成(1911-1945)〉(The Southern Academic Network”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1911-1945))為題，發表於 “The Writing of History in 20th Century East Asia: Between Linear Time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Leiden: Chinese Department, Modern East Asia Research Centre, June 4 to June 7, 2007).

3.包括注腳的全文，在吳鳴弄堂：http://wuming.nongtong.com/history/paper12.html，有興趣的閱聽人或可前往點閱。





摘要

　　現代中國的南方學術網絡，係指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包括後來的東南大學、中央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教授為主體的文史學者們，包括：柳詒徵、吳宓、竺可楨、劉伯明、徐則陵等人；畢業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學者們，包括：張其昀、繆鳳林、陳訓慈、向達、鄭鶴聲等人；以及在治學取向上接近南學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如：王國維、呂思勉、張蔭麟、蔡尚思、湯用彤、陳寅恪、錢穆等人。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有關研究中，北方學統無疑較受青睞，不論從北京大學國學門發展下來的北大國學傳統，或從現代學科體制論析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甚或討論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包括古史辨運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代表的史料學派，北方學統的研究可謂漪歟乎盛哉，而有關南方學統的研究則寥若晨星。

　　這一方面固然是北方學統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一直處於領導性的地位，且相關論題所引導的風潮，較受史學工作者重視。有關南方學術網絡的研究，向來較受忽略，雖然在有關北方學統的研究中，部分論著亦帶及南方學術網絡，但大抵均屬陪襯性質，或視之為主流學術的反對者。本文論析現代中國南方網絡的諸種面向，冀期建構南方學術網絡的可能性。

關鍵詞

北方學統、北大、南方學統、南方網絡、南高、學衡派

一、 引論

　　在現代中國學術的發展過程中，北方學統無異較受研究者重視，本文所謂北方學統，係指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以及以北方學統為中心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於長期以來，北方學人在現代中國學術史上較受研究者青睞，不論從北京大學國學門發展下來的北大國學傳統 ，或從現代學科體制論析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 ；甚或討論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包括古史辨運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相關研究，我們發現北方學統的研究可謂漪歟乎盛哉，而有關南方學統的研究則寥若晨星。

　　這一方面固然是北方學統在現代中國學術的發展過程中，一直處於主導性地位，且相關論題所引發的風潮，較受史學工作者重視。一般研究現代中國史學的論著，大抵以影響較大的主流為討論重心，如古史辨運動和中國社會史論戰等主題，即為史學工作者較注意之焦點；個別史家的研究，亦較獲青睞。

　　無可置疑的，古史辨運動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第一個引起討論的主題。美國漢學家Laurence A. Schneider教授《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是第一本研究古史辨運動的專著，此書從走向民間的觀點，強調古史辨運動與民俗運動之間的關係 ，局部地代表了美國學者從事近代中國研究的觀點；王汎森教授《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論析清季今文家的歷史解釋，與古史辨運動的一脈相承，見解鞭辟入裏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以雞尾酒式論述，探討古史辨運動在現代中國史學所扮演的腳色，在方法論的檢討上，著重清代樸學對古史辨運動的影響，以及白話小說研究在古史討論時的彼此相互為用 ；陳志明先生《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以顧頡剛為中心，探討顧頡剛各階段的疑古史學 。這些著作大抵為古史辨運動的形成及其影響，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礎。

　　由傅斯年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而發展出來的史料學派，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另一個值得探討的主題，王汎森教授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傅斯年：近代中國的歷史與政治〉)，對傅斯年思想的重建，以及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而形成的史料學派，有精闢分析 ；劉龍心教授〈史料學派與現代中國史學之科學化〉，從科學化的角度論析史料學派的形成與發展 ；Axel Schneider教授 “Die Rolle der Historiographie und des Intellektuell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Verdeutlicht anhand der Historiographie Fu su-niens und Ch’en Yin-ch’üehs vom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und Philologie”(〈史學與知識分子在科學、政治與哲學間的角色：以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傅斯年與陳寅恪的史學為例〉)，對史料學派進行了全面性的探討 。

　　史觀學派的研究向來較為棘手，因為現實政治常易左右研究的方向，中國史學工作者礙於意識形態，所論難免偏頗；臺灣史學工作者的研究又係隔岸觀火；目前較具規模的著作是逯耀東教授《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和《史學危機的呼聲》二書，以漢儒“注經”與宋明儒“解經”的觀點，解釋大陸史學工作者的研究方式，點出馬克思主義史學在解釋中國歷史時的框限 ；研究社會史論戰及其影響的著作，有Arif Dirlik教授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1919-1937》)，此書對社會史論戰的過程，以及中國初期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狀況有深入分析 ；潘光哲教授〈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以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為中心，探討馬克思主義史學之起源與發展態勢 ；此外，以陶希聖為首的《食貨半月刊》和在臺灣復刊的《食貨月刊》，代表以社會經濟為歷史主體之研究方向 。

　　至於論述整體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的專著，出現最早的是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 ，可惜提倡以科學方法治史的顧頡剛，在這本書中，雖列舉自1845年迄1945年間中國的各類史學著作，卻未進一步分析著作的特色與價值 ；此外，有類現代中國史學史的著作尚有許冠三教授《新史學九十年》，此書將現代中國史學人物分為“史學新義”、“考證學派”、“方法學派”、“史觀學派”、“史建學派”等加以討論，其中“史料學派”指傅斯年與陳寅恪，胡適、顧頡剛為“方法學派”，與一般現代中國史學的分類略有所異，而“史觀學派”不及於陶希聖，“史學新義”未論柳詒徵，諸派中均未論及錢穆，反而在“史建學派”中討論殷海光與作者本人，略有析異者多而通同者少之失 。

　　上述研究現代中國史學之論著，不論學派或個別史家均有一共同之現象：著眼於主流學派或顯而易見之史學發展，而鮮少及於史學之河的深處或其分支。相關研究中，唯一論及南方學者的僅黎華趙先生〈張蔭麟研究〉；其餘論著之焦點均集中於北方學派。本文無意過度誇大現代中國學術的南北之分，但要說完全沒有南北之分，恐亦係掩飾之詞。而不論海峽兩岸，均因當家者為北方學派，而稍稍忽略南方學派在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的影響力。以1920年代前後的中國學術界來看，胡適為北方學人的精神導師，新文化運動的燃燈人；柳詒徵則是南高的學術領袖，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統帥；如果說《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催生者，那麼，《學衡》雜誌顯然是古典主義的堡壘 ；如果古史辨運動代表以北大為中心的新史學發端，那麼，《史地學報》顯然是主要的反對陣營。這種南北對峙的情形 ，不僅五四時期如此，甚至一直影響到1949年後的海峽兩岸。

　　雖然南京大學並非全屬當年中央大學的後繼者，但浙江大學為中央大學的學術延伸，應為一般熟知現代中國學術發展者的常識；而1952年中國高校院系調整後的復旦大學，至少在歷史系部分接收了當年浙江大學的教授們。所以，從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其後的東南大學、中央大學)、浙江大學到復旦大學一脈相承的學術網絡，有其明顯的軌跡可循。至於隨中華民國政府遷臺的學者，北大系統接收臺灣大學，南高系統接收省立師範學院(即其後的臺灣師範大學)，亦為眾所周知之事。臺大歷史系與臺師大歷史系無論在研究領域和治學方法上，顯然有相當程度的差異。至少就中國史研究而言，臺大歷史系強調古代史，臺師大歷史系集中於中國近現代史，似為毋庸爭辯之事實。

二、 南北新舊

　　在相關研究中，王汎森教授是少數較直接正面論析南北之爭的學者，在〈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王汎森教授指出，在1949年以前，胡適、傅斯年、顧頡剛等人所領導的研究工作，在學院中占據主流地位，是1920-1930年代最有力量的學派，王汎森教授以“新派”名之。王汎森教授說明“新派”史學的來源，與三種因素有密切關連：(一)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思想解放；(二)胡適所提倡的實用主義方法論；(三)西方史學的引進，尤其是德國史學 。

　　王汎森教授指出，“新派”的批評者散在全國各地，其中南京的中央大學(即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最有組織，他們有時被稱為南派或東南學派，王汎森教授以“傳統派”稱之 。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中國學術界隱然分成兩種意見，即王汎森教授所謂的“新派”與“傳統派”(一般亦以北大、南高，或北派、南派稱之)；而兩派之間顯然很少交集，他們在新文化運動、古史辨運動、新史學運動中，一直處在相對立的位置。叔諒(陳訓慈)在〈中國之史學運動與地學運動〉中，即指出兩派學者逈不相侔的現象 ；亦有學者以“北方”、“南方”為分 ；王汎森教授所謂“新派”係指北方的整理國故運動，“傳統派”則以中央大學師生為中心的學者們 。但事實上有些被視為新派或被新派所欣賞的史家，在文化理想上卻是以傳統派自居的，如陳寅恪、湯用彤即是 。本文的南北學派之分，並不完全以地理上的南北為界，而以思想文化與治學取向為別 ；因此，在治學方法和文化理念上，與南學較近而遠於北學的學者，如陳寅恪、湯用彤和王國維，亦歸入南方學術網絡討論，類似的情形還有錢穆。

　　余英時教授在〈猶記風吹水上鱗〉中，談到1930年錢穆赴北京後，表面上已經進入中國史學的主流，但他和反主流派的學人卻更投緣，與南方以中央大學為中心的史學家如繆鳳林、張其昀交往亦甚密切 。桑兵教授在《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中亦指出，錢穆反對以傅斯年為中心的新史學，認為通人之學比專家之學更為重要，而與錢穆志同道合者，有張蔭麟、張其昀、陳夢家等人；桑兵教授並且認為陳寅恪雖然加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但與傅斯年的志同道合實有一定限度 。

　　王汎森教授在〈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一文中，亦提及南北之爭。王汎森教授敘述傅斯年的《東北史綱》出版後，引起學者們的大量批評，其中繆鳳林與鄭鶴聲的批評非常嚴厲；繆鳳林與鄭鶴聲皆屬中央大學，亦即南高系統，他們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抱持敵意，對傅斯年所標示的治史方法亦極反感，而刊載繆鳳林評《東北史綱》的《大公報．文學副刊》主編吳宓，正是反新文化運動的要將。王汎森教授認為，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涉及當時思想界兩個陣營的競爭 。

　　筆者在《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中，曾就《史地學報》與歷史地理學的形成做過討論 ，但該書主要著眼於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關係，並未於南北之爭多所著墨；亦未就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做進一步分析。

　　在現代中國學術的發展過程中，南方學術網絡雖非耀眼巨星，但亦有其一定的影響，不論當時或對1949年以後海峽兩岸的史學，均具有時代性的意義。雖然學者們對主流學派的北方學統，投以較多關愛的眼神，但對歷史的伏流，學術發展的非主流思潮，似亦不能視若無睹。

三、 《學衡》與《新青年》

　　五四運動前後，部分留美學生對陳獨秀、胡適等人透過《新青年》批判傳統，擁護西方文化的態度，甚為不滿。儕輩認為陳獨秀、胡適等人對中國傳統文化「全面抨擊、徹底否定、破舊立新」的行逕 ，過度偏激，「更痛感欲融會西方文化，以浚發國人的情思，必須高瞻遠囑，斟酌損益」 ，主張應「昌明國粹，融化新知，重視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繼承性，在現有的基礎上完善改進」 。故吳宓、梅光迪等人在美國時，即決定將來返國後，擬集合同志創辦雜誌，與胡適、陳獨秀等人捉對鏖戰 。

　　1919年，梅光迪自美返國，赴天津南開大學擔任英文系主任，並與聶雲臺等人在上海創辦《民心週報》。梅光迪在《民心週報》撰文，批評胡適等人所提倡的白話文運動，引發胡適的反駁 。1920年梅光迪應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文理科主任劉伯明之邀，轉往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任教。1921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升格為東南大學，梅光迪出任西洋文學系主任。梅光迪寄信給吳宓，力邀其擔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英語兼英國文學教授 。吳宓於1921年6月啟程返國，8月抵達上海，9月轉往南京東南大學履新。此時，柳詒徵、胡先驌等人亦同在東南大學任教。故由劉伯明、梅光迪、吳宓、柳詒徵、胡先驌等人發起創辦《學衡》雜誌，欲以該刊為保存中國傳統文化之堡壘。《學衡》諸子對新文化運動一意毀棄傳統，競言西學，卻不知究其本原，唯新是騖，亟思加以匡正，以振溺挽頹，斡旋時運 ，故而創辦《學衡》雜誌，並請吳宓擔任總編輯 。

(一) 《學衡》與南方學統

　　1922年1月《學衡》創刊，初期以月刊形式出版，迄1926年12月止，均按時出版，計發行60期。《學衡》初期各方俊彥雲集，士氣風發。惟榮景並未持續太久，1923年底，年僅38歲的劉伯明患腦膜炎遽逝，使得《學衡》頓失來自東南大學校方的有力支持。同時因梅光迪與吳宓兩人對《學衡》欄目內容安排，意見不同，爭執激烈。而吳宓逕自署名為《學衡》編輯的動作，違背了《學衡》同人最初的約定，引起力倡學術人格的梅光迪不滿 ，此乃造成梅光迪憤而出走之主因。梅光迪甚至宣稱：「《學衡》內容愈來愈壞，我與此雜誌早無關係矣！」 1924年，梅光迪離開東南大學，前往美國。另一位重要撰稿人胡先驌，亦於1924年離開東南大學，重返美國。有志於保存中國傳統文化命脈的《學衡》創刊諸子，遂漸分道揚鑣，《學衡》亦面臨雜誌存亡之關鍵時刻。此時，吳宓在不得已情況下，離開東南大學，先就聘於奉天東北大學擔任英語系教授，一學期後轉往北京，於1925年初受聘負責主持創辦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

　　舊人離散後，《學衡》全賴吳宓一人獨力支撐；縱使離開東南大學，仍由吳宓在北方遙控。1927年，因北伐戰爭爆發，加上原先與《學衡》合作的中華書局不願續辦等原因 ，《學衡》被迫停刊1年。其後在梁啟超斡旋下，加上吳宓的條件交換，《學衡》於1928年1月復刊 。《學衡》復刊後改為雙月刊，至1929年12月均按期出版，前後總計發行72期。1930年《學衡》再度停刊一年，1931年1月再度復刊，但在5月發行第75期後，三度停刊。此後則是不定期出版。1933年7月《學衡》出版第79期，雜誌刊登啟事云將改由繆鳳林擔任編輯繼續出版，但自此以後，《學衡》遂不再出刊。學者們的研究指出，造成《學衡》解散的原因，主要是人事、經費、內部傾軋等因素，其中內部傾軋，尤為造成《學衡》一蹶不振的致命傷 。

　　《學衡》創刊之初，吳宓等人規劃刊物欄目，主要包括：(一)插畫：以介紹古今中外人物為主，間或介紹某些特殊建築物，大抵皆以表明《學衡》立論精神或配合正文內容為主；(二)通論：內容多為評論時事、介紹新知；(三)述學：內容多屬訓詁、考據、義理等舊學，譯介西方名著者亦多；(四)文苑：又可細分為文錄、詩錄、詞錄、戲劇、小說等項，內容以傳統詩詞為主，時而穿插若干譯詩與翻譯小說；(五)雜綴：內容多為遊記、詩話等類文章；(六)書評：所評對象兼及古今著作，尤以詩詞為主 。從1922年1月創刊到1933年7月為止，發行時間12年，刊載文章1,708篇 。

(二) 從《青年雜誌》到《新青年》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法租界創辦《青年雜誌》 。1916年2月出版第1卷第6號後，因戰事爆發而陷入困境，停刊半年。1916年9月復刊，改名為《新青年》 ，其後以月刊形式出版至1922年7月第9卷第6號 。在中國共產黨內部運作的考量下，《新青年》宣布停刊 。1923年6月《新青年》再度復刊，改為“季刊”形式出版，分別於1923年的6月、12月以及1924年的8月、12月陸續出版4期。1925年4月起，改為“不定期刊”形式繼續出版，分別在1925年的4月、6月、1926年的3月、5月以及7月不定期發行。1926年7月發行完第5期後，因為國民革命軍北伐，再度宣布停刊，此次停刊使《新青年》正式劃下句點。

　　《青年雜誌》創刊伊始，由陳獨秀一人獨立編輯，僅部分皖籍人士與陳獨秀友人協助 。此外，《青年雜誌》亦受《甲寅雜誌》影響，並獲其資助 。改名為《新青年》後，第2-3卷的封面上仍標明「陳獨秀先生主撰」字樣，可見仍由陳獨秀一人獨立負責。

　　1917年陳獨秀接受蔡元培邀請，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自第3卷起，陳獨秀將《新青年》由上海租界帶進北京大學。《新青年》移往北京後，除原本支持《新青年》的皖籍知識分子，《甲寅雜誌》編輯與作者群之外，《新青年》作者群，加入了北京大學師生。同時，北大教授胡適、錢玄同、劉復、沈尹默、李大釗等人，亦分擔編輯工作。注入北京大學的新血後，《新青年》聲勢愈加浩大，故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

　　1920年，陳獨秀受到來自蘇聯共產國際魏金斯基的影響，致力籌組中國共產黨 。在《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出版時，陳獨秀已將《新青年》由北京遷回上海，另組“新青年社”，取代過去負責印刷、發行事務的“群益書社” 。此舉引發胡適等人的強烈不滿，但陳獨秀未予理會。故《新青年》自第8卷第1號起，成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並開始系列介紹有關蘇俄革命的理論與實際情況 。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後，《新青年》遷往廣州持續出版，至第9卷第6號出刊後，宣布停刊。其後在1923年6月再度復刊，自1923至1926年期間，發行9期，其內容與立場完全殆為中國共產黨中央之機關刊物，與新文化運動時期以“同人雜誌”型態出現的《新青年》，已然無涉 。

　　《新青年》的內容，除一般通論性、政論性文章之外，設有通信、讀者論壇、國內大事紀、國外大事紀、隨感錄等欄目，刊載記者和讀者投稿。此外，亦以“專號”形式，集中介紹來自西方的思想與各種問題、研究，如第4卷第6號的“易卜生號”、第6卷第5號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第7卷第4號的“人口問題號”、以及第7卷第6號的“勞動節紀念號”等；有時則以長時段、大規模的形式，專門介紹某一主題，如“馬克思主義宣傳”、“社會主義討論”、“俄羅斯研究”、“羅素著作介紹和評論”、“工讀互助團問題”等。《新青年》以“季刊”和“不定期刊”發行時期，常以一明確主題為當期的主軸，如季刊第1期的“共產國際號”，季刊第4期的“國民革命號”，不定期刊第1期的“列寧號”、以及不定期刊第5期“世界革命號”。從1915年9月《青年雜誌》創刊到1926年7月《新青年》停刊，發行時間約12年，刊載文章計1,419篇 。對共產革命，對中國日後的歷史發展，均產生關鍵性的影響。

(三) 小結

　　就內容而言，《新青年》和《學衡》並非中西之爭，而是文化取向之異。昔往將新文化運動與反新文化運動視為中西之爭，部分可能來自先驗的成見。以《新青年》和《學衡》引介新知的內容而言，兩者的差別主要在於古典或現代，亦即引介內容的方向有別。《新青年》偏向當代，《學衡》偏向古典；《新青年》以俄為師，《學衡》以英美為師；《新青年》主張大眾文化，提倡白話文運動；《學衡》主張菁英文化，提倡典雅文言；《新青年》提倡杜威實驗主義、易卜生主義、馬克思主義；《學衡》取法白璧德新人文主義、新古典主義；在引介美國新知部分，《新青年》是杜威實驗主義的中國代理人，《學衡》是白璧德新人文主義的傳承者。新文化運動與反新文化運動的論爭，就部分視角而言，或可視為美國古典(保守)陣營哈佛大學白璧德新人文主義，與實用陣營哥倫比亞大學杜威實驗主義，在現代中國的代理人之爭。

　　《學衡》的發行，代表一群同時兼具中國傳統學術訓練，並受良好西方新式教育洗禮的精英分子。儕輩不僅具備深厚的國學根柢，且長年求學海外，故而舊學深邃，西學精湛。惟《學衡》諸子的孤高，適足以造成他們在這場思想論爭中，無法與社會大眾結合，乃與當時的學術主流漸行漸遠，終至被時代的洪流所淹沒。

四、 《史地學報》與反古史辨運動

　　就文學和思想而言，《學衡》與《新青年》捉對廝殺，就現代中國史學而言，古史辨派與史地學報派壁壘分明。

　　古史辨運動是現代中國新史學的重要源頭，顧頡剛提出“大禹是蜥蜴類”的時間點，正是1920年代中國學術界南北之爭的關鍵時刻，而《史地學報》顯然是古史辨運動初期的重要反對陣營。

　　《史地學報》是“史地研究會”的機關刊物，史地研究會則是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文史地部及其他科系所聯合組成的學生組織 。史地研究會的前身為“地學研究會”，在地學研究會時代，首任總幹事為龔勵之，第二屆為諸葛麒。在諸葛麒擔任總幹事的第二屆通過簡章，改名為史地研究會，並請柳詒徵、朱進之與童季通擔任指導員，因此，地學研究會的第二屆即為史地研究會的第一屆。

　　地學研究會初成立於1919年10月，至1921年11月創刊《史地學報》，1926年10月出版第4卷第1期停刊，總計近五年時間共出版20期。

　　《史地學報》在五四的學術風氣下創立，而五四時期的學術風氣與兩條線索關連密切，其一是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再生，其二為引進西方學術思想。做為五四時期史學代表性刊物之一的《史地學報》，一方面承繼傳統中國史學的特色，另一方面也嘗試向西學取經，其間的過程是相當微妙的 。

　　《史地學報》第3卷捲入古史辨運動的論辨，自此，《史地學報》成為反古史辨運動的大本營 。《史地學報》第3卷1.2合期 ，發表了四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1.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2.顧頡剛，〈與錢玄同論古史書〉；3.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4.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使得史地學報派在古史辨運動初期，與《讀書雜誌》的古史辨派交戰激烈 ，《史地學報》與《學衡》雜誌亦成反古史辨運動的主要陣地 。

　　就一般研究現代學術思想史學者的分法，以南高為保守派或傳統派，將北大視為革新派或西化派，那麼很可能會犯了形式主義的繆誤 。因為分析以北大為主的古史辨運動，在治學方法上其實植基於傳統多，而引介西方學術者少；亦即古史辨運動實際上繼承清代樸學傳統者多，受西學影響者少。縱使在新文學運動方面，反對陣營的《學衡》雜誌，在引介外國文學理論方面，亦非少於文學革命派 。因此，在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的過程中，一個值得探討的現象是：古史辨派是植基於傳統而反傳統，史地學報派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是保守的、傳統的，但在引介西方學術上卻亦著墨甚多，中國現代學術思想發展過程中，傳統與反傳統的弔詭，便常常以這樣的面貌出現。

　　1924年2月，劉掞藜在《史地學報》2卷8期發表〈儒家所言堯舜事偽耶真耶〉，對胡適《中國哲學史》書中的說法提出質疑 ，這是劉掞藜擎舉反古史辨運動大旗之肇端。接下來的第3卷1-2合期中，劉掞藜發表〈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 ，加上該期《史地學報》刊出三篇相關附錄：顧頡剛〈與錢玄同論古史書〉、錢玄同〈答顧頡剛書〉、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以及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掀起有關古史研究的論戰 。

　　1923年4月27日，顧頡剛寫了一封信給錢玄同，信中引述許慎《說文解字》，說大禹「以蟲而有足蹂地，大約是蜥蜴之類」 ，就是這段話點燃了古史辨運動的火藥線。其後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即緊咬“大禹是蜥蜴類”的論題不放，不論顧頡剛的觀點如何改變，反對者完全不予理會。收到這封信的錢玄同，在〈答顧頡剛先生書〉中亦表示他並不贊成顧頡剛“大禹是蜥蜴類”的論點 ；而顧頡剛亦將“大禹是蜥蜴類”的假設拋棄 ，但顯然未被反對者所接受。

　　反對者中以出身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即後來的東南大學)的師生為主體，包括當時擔任教授的柳詒徵，尚屬學生身分的劉掞藜、陸懋德，就讀於清華學校的張蔭麟，以及胡適的族叔胡堇人等。

　　雖然《古史辨》第1冊出版於1926年，但顧頡剛與胡適、錢玄同討論古史的來往書信早在1920底到1921年初之間就已經開始 。

　　顧頡剛“層累造成地古史”，是古史辨運動過程中的重要理論，並且是貫穿7冊《古史辨》的中心題旨 。“層累造成說”的觀念，最早出現於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 ，這封信是《古史辨》的真正導火線。顧頡剛說明“層累造成”的中國古史包涵3個意義：(一)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二)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三)雖然無法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故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狀況 。為了證明這些理論，顧頡剛認為應從整理各時代的古史記載著手，以漢還漢，以先秦還先秦，這樣古史的面貌就不致混淆了 。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在1923年5月6日出版的《努力》周報增刊《讀書雜誌》第9期發表後，反對陣營中最先開火的是胡堇人與劉掞藜。

　　胡堇人於1923年7月1日出版的《讀書雜誌》第11期發表〈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 ，認為古史比較龐雜的只是堯舜以前 ，理由有三：(一)古史官是世傳的，容易保存史料；(二)虞夏彝器上的款識在春秋時代存者尚多，是考古的好資料；(三)就天文曆法證明〈堯典〉的天象暗合歲差。這三個理由，使胡堇人相信堯舜以後的古代歷史有比較可信之處 。

　　1923年7月1日出版的《讀書雜誌》第11期，同時刊出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 、胡堇人〈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和顧頡剛的〈答劉胡二先生書〉 ，使得《讀書雜誌》成為古史辨運動的主戰場，而古史辨運動另一個戰場則是東南大學史地系學生所編輯發行的《史地學報》 。

　　1924年6月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卷第1-2合期，發表了5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1.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2.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3.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4.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5.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 ；1924年10月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卷第3期，發表了3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1.劉掞藜，〈與顧頡剛討論古史第二書〉；2.顧頡剛，〈討論古書答劉胡二先生書〉；3.錢玄同，〈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 ；這項討論一直進行到第3卷第4期。1924年12月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卷第4期，發表了2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1.劉掞藜，〈與顧頡剛先生書〉；2.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續)〉 ；使得史地學報派成為古史辨運動前期的主要反對力量 ，與《讀書雜誌》的疑古派交戰激烈，《史地學報》與《學衡》雜誌 ，亦成反古史辨運動的主要基地。

五、 一種米煮兩樣飯

　　反對陣營的學者們，已經注意到論辨雙方採用相同材料，卻推論出不同解釋的現象；同屬南方學派的陸懋德，在〈評顧頡剛古史辨〉一文中指出，大禹問題之所以沒有結論，主要是因為論辨雙方所根據的材料，均不出故紙堆中的舊文字，這種以相同材料為證據所進行的討論，無非各說各話，言人人殊，事實真相難覓，故須依賴考古學家用地下出土材料加以證明 。陸懋德指出，顧頡剛因《說文》訓禹為蟲，遂疑禹為蜥蜴；因〈商頌〉“禹敷下土方”，遂疑禹為天神；因《論語》“禹稷躬耕而有天下”，遂疑禹為耕稼的國王。那麼，禹究竟是“蜥蜴”？是“天神”？抑是“國王”？陸懋德說他試圖在顧頡剛的文章中找出結論，卻杳不可尋 。

　　顧頡剛並未正面答覆陸懋德的質疑，而用“態度”而非“結論”的方式回應。顧頡剛認為如果他“隨便舉出幾句話”作為結論，他就是“偽史的造作家” 。顧頡剛所主張的“層累造成說”，存在著“作偽”的陰謀理論，故他本人絕不用同樣手段達成一個作偽的“結論”。顧頡剛進一步說明“層累造成”的古史，乃各時代學者對古史的想像，層層積累以成。顧頡剛指出《論語》中二次連稱堯舜，一次連稱舜禹；《論語》之後，堯舜的事蹟編造得更為完備，於是有〈堯典〉、〈皐陶謨〉、〈禹貢〉的出現，堯與舜因此有了翁婿關係，舜與禹也有了君臣關係。這些說法與《論語》相較，殆屬後起之說 。在這裡我們看到顧頡剛是先肯定《論語》，而後以此為標準來論斷古史的可信度。這個“大膽的假設”，獲得錢玄同的擊掌喝采，以為是“精當絕倫”，並且希望顧頡剛用這個方法，常常考查，多多發明，以便能夠廓清雲霧，斬盡葛藤，使偽史還其本來面目。錢玄同甚至認為堯舜是“無是公”、“烏有先生”，所以中國的歷史應該從禹說起 。錢玄同用《說文》解釋堯舜的說法，遭來反對者的攻擊。劉掞藜在〈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中，批評錢玄同用後出之說否定古史，實乃不諳《說文》誼例所致 。

　　考察收錄於《古史辨》第1冊論辨雙方有關“禹”所引證的材料，我們對雙方的各種解釋，實難理出清楚的頭緒。疑古派與反對陣營所用的材料幾乎完全相同，而在論證時各自引述的材料卻頗為雜亂，辨證方式亦欠缺一定軌跡，不免令人覺得有點像意氣之爭。

　　古史辨運動之所以激起如此大的巨浪狂濤，並不在這個運動肯定或否定了局部古史的真偽，而是針對古史所做的全面性探討，造成古史黃金時代的破滅。顧頡剛認為中國古史黃金時代的偽造，大部分成於戰國──秦漢間學者之手，而這種造偽乃蓄意為之者 。反對陣營並未對此提出整體性的辯難，而將焦點放在“禹的屬性”問題上進行討論。

　　“層累造成說”是古史辨運動的重要樞紐，《古史辨》第7冊關於中國上古史的討論文字，三皇五帝的考辨，均源自“層累造成說”。但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所引發的戰火，卻集中於“禹”的討論，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禹的屬性問題，才是真正整個古史辨運動的導火線。

　　劉掞藜〈討論古史再質顧頡剛先生〉於1923年9月20日-1923年12月2日出版的《讀書雜志》第13-16期刊出後，顧頡剛於《讀書雜志》第14, 15, 17期發表〈啟事三則〉 ，仍堅持其“層累造成”的觀點，甚至認為“中國的古史全是一篇糊塗賬” 。顧頡剛的這項主張，受到其業師胡適的喝采與聲援，於1924年2月22日出版的《讀書雜誌》第18期，發表〈古史討論的讀後感〉，稱讚顧頡剛、錢玄同、劉掞藜、胡堇人等的古史討論，是中國學術界一件可喜之事，並且認為這個討論，在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性，不亞於丁文江等人所發起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 。

　　反對陣營中學術地位最高、輩分最高的，應屬當時任教東南大學的柳詒徵 。以1920年代的中國學術思想界而言，有所謂“北大”、“南高”之爭；顧名思義，“北大”係指北京大學，“南高”則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亦即東南大學的前身(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於1923年併入東南大學，東南大學於1928年改名中央大學)。就當時引進的西方思潮而言，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東南大學則是文化保守主義的重鎮；白話文運動發源於北京大學，“學衡派”則以任教東南大學教授為主幹 ；在古史辨運動中，北京大學是疑古派的中心，東南大學則是反對派的重鎮，兩者間的對立關係可見一斑。由於北京大學與東南大學教授間對歷史研究的取向不同，形成古史辨運動中絕然對立的兩橛，攻擊疑古派最力的柳詒徵與張蔭麟即均屬南方學派。

　　柳詒徵在1924年4月1日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卷1-2合期上發表〈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 ，闡述以《說文》證經考史必先明《說文》誼例的見解 。柳詒徵甚至以有點教訓的語氣對顧頡剛說：「今之學者欲從文字研究古史，盍先讀熟許書，潛心於清儒著述，然後再議疑古乎？」 柳詒徵此文刊出後，顧頡剛於1926年1月13日出版的《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第14期發表〈答柳翼謀先生〉加以回應，說明他引《說文解字》未能依柳詒徵的例根本無關緊要，因為許慎的書本來就沒有例，所有《說文解字》的例，都是後人替它尋出來的，如同春秋家替《春秋》尋例一般 。顧頡剛甚至直接否定許慎的《說文解字》，認為《說文解字》中“禹”的解釋，並不足以代表古義，但仍強調他並非放棄整個有關“禹”的見解，而是認為「失掉說文的一證，正如失掉帝王世紀和偽《古文尚書》的證據一樣，是無關輕重的」 。

　　此時錢玄同將自己的姓改為“疑古”，於1926年1月13日出版的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第14期，發表〈論《說文》及壁中古文經書〉 ，即署名“疑古玄同”。此文對柳詒徵的“說文誼例”大力抨撃，疑古玄同表示，疑古派正想改變“信而好古”的態度，不料反對陣營卻倒過來勸疑古派做“許老爹的忠奴”，這種盛情只好璧還 。在此文中，連孔子亦遭池魚之殃，疑古玄同認為孔子根本沒有“訂六經”這回事，至於許慎的《說文解字》，只是一部“偽字舉要” ，於是雙方論辨的方向轉為《說文解字》。

　　本文雜引各家說法，並分析顧頡剛前後論述的矛盾所在，旨在說明顧頡剛本身並無一完整、自足的思想體系，其中心思想為全盤推倒上古信史，理論中心為“層累造成說”，方法則是胡適所盛贊的“剝皮主義”；因此，在整個古史辨運動過程中，我們看到顧頡剛引述證據的前後矛盾，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忙亂，均顯示他在古史辨運動一開始即全面否定古史，導致左支右絀的局面，是如何的難以收拾。但終其一生，顧頡剛“層累造成說”的基本觀點並未有所修正，甚至連論敵張蔭麟在方法論上加以攻擊時，顧頡剛仍無動於衷。

　　張蔭麟早歲負笈清華學校，畢業後遊學美國，入史丹福大學，主攻西洋哲學與社會科學 。1925年4月，年僅二十歲，猶就讀清華學校的張蔭麟於《學衡》第40期發表〈評近人對於古史之討論〉(古史決疑錄之一) ，對顧頡剛濫用“默證”討論古史有所評騭。張蔭麟認為默證的運用有其限度，而顧頡剛的論證顯然已違反其限度 。張蔭麟說明運用默證必須在少數界限極清楚的情形下方可，並引用法國史家色諾波(Ch. Seignobos)的說法，闡述適用默證的充分條件有二：(一)未稱述某事之載籍，其作者立意將此類之事實為有統系的記述，而於所有此類事皆習知之。(二)某事蹟足以影響作者之想像甚力，而必當入於作者之觀念中 。

　　張蔭麟批評顧頡剛運用默證法研究古史時，並未遵守這兩條規則，並以顧頡剛〈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中的一段敘述為例說明。顧頡剛的原文是：《詩經》中有若干禹，但堯舜不曾一見。《尚書》中(除了〈堯典〉、〈皐陶謨〉)有若干禹，但堯舜也不曾一見。故堯舜禹的傳說，禹先起，堯舜後起，應無疑義。張蔭麟批評顧頡剛的推論完全違反默證適用之限度 。

　　這段論辨文字隱藏著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即傳統儒學以“六經”為中國上古信史結構的精神，似乎在顧頡剛身上復活了。顧頡剛雖然將“六經”視為材料／文獻看待，但因他信《論語》和《詩經》太過(尤其是《論語》中引述的《詩經》)，使其立論難免受到束縛。崔述與康有為的著作固奉“六經”為圭臬，顧頡剛卻亦緊抱《論語》、《詩經》不放。所以，在思想理路上其實是治一經焚一經，亦即顧頡剛仍無法完全擺脫“六經”所建構的古史系統之枷鎖。反觀張蔭麟雖隸屬文化取向上較為保守的學衡派(此為一相對的稱呼，非意指其為實質之保守)，卻說出“《詩》、《書》非堯舜禹事跡之[完整]記錄”的話 。因此，創新與保守其實常常以這樣模糊的面貌彼此寄生。顧頡剛立意要打破儒學經典所建構的中國上古信史結構，卻陷入其自設的網羅(以《論語》和《詩經》證史)而不自知；張蔭麟則在反駁顧頡剛“層累造成說”的同時，將典籍史料化的工作更向前推進一步。

　　張蔭麟批評“層累造成說”方法上的謬誤後，顧頡剛並未加以反擊，也未見他對“層累造成說”有若何修正，一如與劉掞藜的論辨，顧頡剛亦僅放棄“大禹是蜥蜴類”的假設，至於禹的天神性與“層累造成說”，並未做太多的修正。顧頡剛在《古史辨》第2冊〈自序〉明白表示，那些個別史實的論辨，只是枝葉而非本幹 ，論敵們反駁或否定他某一事件、某一材料的解釋有誤，並未影響其基本架構，這個基本架構就是顧頡剛一生所信奉不渝的“層累造成說”。

　　在古史辨運動過程中，另一個值得探討的現象是：何以論辨雙方引述的材料如出一轍，推論的方向卻大相逕庭？在這方面，魏建功的〈新史料與舊心理〉，為我們找出了某種層面的解答 。

　　魏建功認為“科學方法”的目的在於求真和勇於懷疑 ，因為柳詒徵不贊成勇於懷疑，所以自棄於科學之外；相反的，顧頡剛則符合這個條件，其治學方法來自清代經師，而清儒的治學方法是很科學的 。魏建功的論點，闡明了古史辨運動的宗旨，亦略可說明古史辨派和史地學報派的分殊所在。

六、 結論

　　以1920年代的中國學術界而言，研究中國上古史的學者，約略可分為文獻考證學派、文物考證學派(考古派)、釋古學派(二重證據法)等；縱使同為文獻考證學派，錢穆的治學取向，顯然有異於疑古派，更遑論治學取向迥異的文物考證學派和釋古學派。文獻考證學派、文物考證學派和釋古學派的分野，主要是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不同所造成，基本上比較容易理解。而其中比較值得深思的是，使用相同方法(樸學考據)與材料(儒學經典)，同屬文獻考證學派，卻做出不同結論的南方學派。

　　包括柳詒徵、劉掞藜、陸懋德、張蔭麟等人在內的南方學派，在古史辨運動過程中，扮演忠實反對者的腳色，對顧頡剛“大禹是蜥蜴類”的說法反複攻詰。值得注意的是，反對者們所引述的材料，與疑古派幾乎相同，為何卻做出完全不同的結論？關於這一點，我們必須回到1920年代的中國學術界來加以觀察。

　　顧頡剛在1923年5月6日出版的《讀書雜誌》第9期發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後，1923年7月1日出版的《讀書雜誌》第11期，同時刊出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胡堇人〈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和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使得《讀書雜誌》成為古史辨運動的主戰場；而北京大學國學門則為疑古派的重要基地，收錄於《古史辨》中的許多文章，最初即發表於《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此外，古史辨運動另一個戰場是《學衡》雜誌和東南大學史地系學生所編輯發行的《史地學報》。1924年6月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卷第1-2合期，發表了5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 ；1924年10月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卷第3期，發表了3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 ；1924年12月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卷第4期，發表了2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 ；《學衡》第40期發表〈評近人對於古史之討論〉(古史決疑錄之一) ；使得南方學派成為古史辨運動前期的主要反對力量，與《讀書雜誌》、《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的疑古派交戰激烈，《史地學報》與《學衡》雜誌亦成反古史辨運動的主要基地。

　　疑古派是北方學派的化身，反對者則以南方學派為主體，這種北大南高明顯對立的情形，不僅表現在史學領域，文學方面的主張尤南轅北轍。胡適是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運動的燃燈人，亦為北方學人的精神導師；柳詒徵是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統帥，亦為南高的學術領袖；《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催生者，《學衡》雜誌和《大公報．文學副刊》 ，顯然是古典主義的堡壘；《讀書雜誌》與《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是疑古派的主要陣地，《史地學報》則是反古史辨運動的重要戰場。《古史辨》1-7冊的出版時間為1926-1941年；《學衡》第1-79期刊行的時間為1922. 01-1933. 07；《史地學報》1.1-4.1刊行時間為1921.11-1926.10；從期刊發行年代與《古史辨》7冊出版的年代，略可看出1920年代中國學術界南北對立的如影隨形。而這種對峙的情形，揭開了現代中國學術南北之爭的序幕，從五四到後五四時期，甚至1949年以後的海峽兩岸，南北之爭繼續在歲月裡流轉。

七、 徵引書目

(一) 期刊

1. 《史地學報》，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影印，1960。
2. 《青年雜誌》，上海：上海書店，1915-1916。
3. 《新青年》，上海：上海書店，1916-1926。
4. 《學衡》，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影印，1971。

(二) 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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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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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hneider, Axel. “Die Rolle der Historiographie und des Intellektuell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Verdeutlicht anhand der Historiographie Fu su-niens und Ch’en Yin-ch’üehs vom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und Philologie,” Bochum: Universität Bochum, Ph.D. Dissertation, 1994.
3. 李剛、張厚生，〈《學衡》雜誌初探〉，《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3(南京，2002.05): 11- 24。
4. 杜正勝，〈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探索──特從理論、方法與資料、課題論〉，收入：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編)，《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青峰出版社，1991)，25-76。
5. 段懷清，〈梅光迪的人文思想與人文批評〉，《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0.1(杭州，2000.02): 13-20。
6. 唐屹軒，〈《新青年》與《學衡》引介新知的量化分析〉，《政大史粹》，6(臺北，2004.06): 141-177。
7. 烏惟揚，〈“食貨半月刊”與現代中國史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8. 張其昀，〈吾師柳翼謀先生〉，收入：《張其昀先生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張其昀先生文集》，9(臺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文化大學，1988)，4710-4718。
9. 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收入：梁啟超，《飲冰室專集》，9(臺北：中華書局，1972)，3-33。
10. 楊琥，〈《新青年》與《甲寅》月刊之歷史淵源──《新青年》創刊史研究之一〉，《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9.6(北京，2002.11): 124-129。
11. 劉龍心，〈史料學派與中國史學之科學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所碩士論文，1993。
12. 潘光哲，〈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13. 操國勝，〈《新青年》創辦於上海初探〉，《贛南師範學院學報》，1(贛州，1999): 97-100。


“The Southern Academic Network”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1911-1945)

Abstract

　　We usually refer “the Southern Academic Network”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mainly to those historians at Nanking Normal College (including modern Tung-nan University, Central University, Che-chiang University, and Nanking University), including those scholars like Liu I-cheng, Wu Mi, Chu K’o-chen, Liu Po-ming, Hsu Tse-ling, and those graduated from the College, such as Chang Ch’i-yun, Miu Feng-lin, Ch’en Hsun-tz’u, Hsiang Ta, Cheng Ho-sheng, and those whose academic approach close those at the College, such as Wang Kuo-wei, Lü Ssu-mien, Chang Yin-lin, Ts’ai Shang-ssu, T’ang Yung-t’ung, Ch’en Yin-k’o, and Ch’ien Mu.
Doubtlessly, researches in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among “the Northern School” attract more attention than those among “the Southern School” over the years. When we mention works on the tradition established by historians at Peking University, especially by those in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at Peita, or studie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angle of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 or discuss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represented by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Northern School” usually catches many scholars’ eyes. Studies on the Southern School, however, still wait to be done.
We have such a picture is because, on the one hand, the Northern School had long taken the lead in the field. On the other hand, the issues brought up by the school gained more attention. Although works on the Northern School also men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Southern School, the latter is usually considered as the ramification of the former, or the “opponents” of the former. This article shall give a full survey on the Southern School, including what is new and old in both groups, their discourse on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historiography under nationalism, source materials about historical methods, and discourses by the cultural conservatists. In this research I will paint the picture of the network of the Southern School.
Key Word
The Northern School, Peking University, the Southern School, the Southern Network, Nanking Normal College, the Hsueh-heng School

　


　　第四屆文化交流史：「文化衝擊與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ulture-Exchanges: Cultural Impact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輔仁大學歷史系主辦 2008/5/16


　
　　感謝輔仁大學歷史系雷俊玲主任的盛情雅意，讓我有機會在這裡對李紀祥教授的論文提出一點秋毫之見。

　　閱讀李紀祥教授的論文，是一樁非常享受的事情，有如一場歷史的探險，其中經歷的過程是很微妙的。

　　李紀祥教授的論文有三條軸線：

　　1. 利瑪竇(Matteo Ricci)將《坤輿萬國全國》帶到中國，與羅明堅(Michel Ruggieri)將《中國地圖集》(羅洪先《廣輿圖》)帶入西方世界。討論重心為同時代的其他輿圖，何以被忽略。

　　2. 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國》與魏源《海國圖志》的關連性。

　　3. 魏源《海國圖志》與葉子佩《萬國大地全圖》的冷熱之別。

　　透過這三條軸線，李紀祥教授的論文，解析三個現象：歷史事實，歷史圖像的建構，歷史的解讀。

　　布洛克曾說：研究歷史猶如倒著看電影，李紀祥教授的文章，猶似引領我們倒著看電影，一邊是歷史事實，一邊是歷史想像，其論文之敘事宛如小說情節般精采。一般學術論文所採取的書寫策略，大抵為全知觀點的單一敘事眼睛，李紀祥教授這篇論文顯然並非如此，而採用多視角的敘述方式，作者穿梭於史料、歷史事實、歷史想像之間，有時是編劇，有時是演員，有時是提詞人，各種角色在戲台上穿梭，精采萬分。這樣的書寫型式，可能是受到現今歐美後現代史學，以及甚為紅火的文化史之影響。

　　我並不想在評論中重述李紀祥教授的論點，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大抵同意李紀祥教授的冒險旅程，其歷史想像精采絕輪，極具閱讀歷史的樂趣，這是我近年所閱讀少數興味盎然的史學論文。但我也有些觀點和李紀祥教授持不同意見，在這裡提出，以就教於李紀祥教授。

　　由於收到論文的時間稍晚，我並未仔細校讀李紀祥教授這篇論文，僅發現兩個微不足道的錯字，在正式評論前，稍做說明，一是頁25注13，「一次談化的記錄性內容」，應該是「一次談話的記錄性內容」，另一個是頁42行10「以西洋人談西洋」，應為「以西洋人譚西洋」，「談」和「譚」音同義同，本來沒什麼關係，但李紀祥教授既然用引號標出，似仍以魏源原本的用字為佳。

　　李紀祥教授在文中一再強調吾人今日對晚清輿圖史的接受，主要受梁啟超、魏源、利瑪竇的影響，即梁啟超往前追溯的輿圖史，成為利瑪竇╱魏源這兩個「第一」之間的重要鉸鍊。在西方則是羅明堅引介羅洪先的《廣輿圖》；李紀祥教授指出，這樣的線索是後人定義的，事實上並非如此。譬如在羅明堅以前，已經有其他人的地圖將中國介紹到西方；魏源之前(或同時)亦有許多學者介紹西方輿圖，但這些都被歷史洪流凐沒了。我同意李紀祥教授所爬梳、勾勒出來的歷史圖像，這些歷史事實確然存在。但我要問的是：歷史事實的存在和影響是不是同一回事。我們可能在某圖書館、博物館找到一幅(本)較一般學術界所熟悉的更早的某物，譬如地圖，但這並不表示這幅地圖曾被當時的許多人閱讀過，或曾經普遍流傳。如果真是這樣，那麼這幅地圖的是否存在，就不具有歷史意義了。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譬如我們研究某位學者的學術思想，在他的書架上發現了許多某人的著作，我們並不能據以推測其人受某人之影響。除非我們能看到在其著作中援引某學者之著作。因此，李紀祥教授的論文，找出了許多更早的地圖，並不表示這些地圖被廣泛流傳、推廣，故而這些地圖恐怕不宜被解讀成當時人的世界觀或中國觀。

　　事實上，我們可能還有另一個想像的盲點或類比之謬誤，即少數人或多數人的問題，譬如某觀點出現於某人之著作，則某觀點的流傳究竟多廣，這是很難解決的問題。我們無法將歷史場景的所有人物重新叫起來，一一詢問其認知如何？亦無法有效統計其傳布之廣度，只能依恃想像，而想像和真理恐怕是有一段距離的。

　　李紀祥教授指出，魏源《海國圖志》之所以受到重視，而葉子佩《萬國大地全圖》(《皇朝一統輿地全圖》)之所以被歷史洪流所湮沒，有其脈絡可循。葉子佩的世界全圖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中國自身的，以李兆洛《皇朝一統輿地全圖》為藍本；另一部分是域外新世界，以南懷仁《坤輿全圖》為藍本。關鍵即在魏源式的「海國圖像」，是當時和以後中國人所關注的，故受到重視。葉子佩模式的「大地圖像」，則是不合時代潮流的，故為時代洪流所湮沒。而類似的情形，亦表現於魏源對李兆洛既推崇又漠然的意涵上。

　　歷史工作者都知道，我們工作時所找尋到的史料，乃渺滄海之一粟，藉此所建構的歷史圖像往往是殘缺不全的。或許歷史研究在許多時候其實是盲人摸象，但這摸象的過程，卻是趣味無窮的。李紀祥教授的論文，植基於諸多翔實的史料，這一點毋庸置疑。問題在於史料殘缺的部分，我們只能依憑想像，就這一點來說，李紀祥教授的論文，是一個精采的歷史冒險旅程，帶給我極大的閱讀樂趣與啟發。
　
　

　
　
　　主持人徐泓教授、論文發表人古偉瀛教授，在場的各位女士先生，承蒙李聖光主任的盛情雅意，要我擔任古偉瀛教授〈撰史憑誰定良窳？－試論「良史」的變與不變〉的評論，讓我有機會對傳統中國史學到現代史學的良史，有進一步的認識，個人感到非常開心。

　　擔任評論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重砲手，右手食指扣在鈑機上，上得臺來，拼命扣鈑機，打得論文發表人有如置身槍林彈雨，殺得血肉橫飛，沙塵迷濛。另一種是和音天使，與論文發表人唱和。有些朋友知道我很喜歡音樂，所以總是扮演和音天使。在臺灣史學界，論文發表人一聽到是我擔任評論，都開心得不得了。

　　陳寅恪先生75歲時所寫的〈贈蔣秉南序〉，其中「默念平生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不「侮食自矜」與不「曲學阿世」，成為寅恪先生晚年的最佳自述。逯耀東老師晚年出版糊塗齋文稿、史稿的作者簡介，就借用了「平生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這兩句話，對陳寅恪先生和逯耀東老師而言，不「侮食自矜，曲學阿世」，就是一個現代史家的標準吧！

　　古偉瀛老師這篇〈撰史憑誰定良窳？－試論「良史」的變與不變〉，將傳統中國史學的良史，做了系統的整理，是一篇既廣且深的文章，我拜讀之後，受益良多。

　　古偉瀛老師此文將良史在各時代所代表的意義加以分析討論，說明「良史」的標準有其變與常，常的是其基本精神，變的則是呈現該時代及人物的文化特色與歷史意識。

　　本文分為六段，一、「良史」的出現；二、宋以前的「良史」觀；三、宋以後的變化；四、明清的良史討論；五、二十世紀以來的新「良史」；六、結束語。

　　作者指出，先秦史學的良史，最初有二義，一是據事直書，一為求道，作者認為此即實錄的歷史與義理的歷史，構成傳統史學的兩大傳統。

　　秦漢的良史是善於敘事，且善於敘其「理」；魏晉史學的「良史」，特點在於才學，而非不畏強權的精神。三國時期敢於對抗魏晉皇室者，結局都十分悲慘，良史的重心有所轉移是可以理解的。魏晉南北朝時期，許多史家把宣揚儒家倫理觀視為編撰史著的目的。

　　劉勰認為，編撰史著的目的是為了彰善癉惡，垂訓後世。歷史著作只有作到實錄，才能實現這一目的，因此，劉勰提出歷史認識的標準是實錄。張輔認為良史的長處有三，一為文字簡省，二為敘事傳人精要恰當，三為體例創新。

　　唐代劉知幾《史通》劉知幾對魏晉的史學批評，認為：「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銓綜之職，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舉俗共以為能，當莫之敢侮。」劉知幾批評魏晉史學過分注重辭藻，這正是魏晉史學脫離經學發展過程中，與文學結合過渡期間特殊的現象，這部分古偉瀛老師未提及，乃略作補充。

　　古偉瀛老師文中說明宋代的良史與宋以前不同，但我在文章裡未看出明顯的差異，或許待會可以請古偉瀛老師說明清楚一些。

　　宋代的良史，為史者目的乃為統治服務，作為體制內的「史官」，他要服從政治權威的支配，接受體制的規定，是非褒貶不能「謬於聖人」。因而司馬遷的看法遭到批評，據事直書，不虛美不隱惡，不畏強權的精神無由強調，因而採取一種極高調的標準談「良史」，到了聖人的地步。

　　吳縝《新唐書糾謬》 一書可看出當時對於史書的要求。他指出構成歷史的主要部分有三：「事實」、「褒貶」及「文釆」。

　　宋代程朱理學對經史關係的看法基本上是「經本史末」、「先經後史」。

　　馬端臨(1254-1323)所著《文獻通考》，〈自序〉中提出了「會通因仍」的宗旨。首先，他強調史學的「會通因仍之道」。貫通相因的通史家風，是司馬遷所創立的優良史學傳統，為唐宋史家劉知幾、鄭樵所表彰，更為司馬光的通鑑所發揚。

　　明代王褘〈文訓〉將良史視為公議持守者，而將其權置於君權之上，雖君親不能動搖。

　　胡應麟(1551-1602)則強調史學主體對於史學的影響，提出「公心」、「直筆」二善說，發展了唐劉知幾有關史家應具「才、學、識」三長的史學理論。在整個史學理論的體系中格外注重對於史學家素養中道德意識的探討。

　　顧炎武(1613-1682)認為語言的繁簡，不能刻意追求，要順其自然，該簡即簡，該繁即繁，最關鍵的是要「達」。

　　萬斯同(1638-1702)認為，史書是由史家撰寫的，史家主觀的「好惡之心」必然影響到史事記戴及評價的正確，為防止「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指出只有史家在主觀上做到「平心」，不偏不倚，才能修出萬世信史。

　　清代名史家王鳴盛(1722-1797)的史學主張屬於反對褒貶的主流。

　　章學誠提出「史德」，超越主客觀的二分法，對於人性的表理精粗有深刻的認識，良史最根本是要能氣平情正，盡其天而不益以人，是一種不斷磨練的修養工夫。即章學誠所謂「著史者之心術」。

　　梁啟超的「良史」觀是將其看成理想的歷史文本，而非一般學者的又可指「史家」，也可指「史書」模稜兩可的情形。更重要的是他的良史觀由「主客交融」到「客觀撰史」，乃充分表露其思想的變化以及當時的時代需求。

　　錢穆(1895-1990)提及古代史官在政府中，其地位是超然獨立的，董狐被孔子贊賞為良史，「那便是中國史學上之所謂筆法了。用現代人的觀念來說，記錄歷史，不僅要據事直書，而且當記出那事件之內裏的實情來，此始謂之良史也。」直書內情自是合於最古的良史觀。

　　古偉瀛老師引述汪榮祖老師的論文，指出史學經歷了歐美化的過程，歷史學成為大學學科裏的一支，受到十九世紀西方大學教育的影響，開始形式化、專業化及學院化。 西方的文化霸權下，歷史學的規範與訓練在世界上成為了一種標準，西方所樹立的標準成為各國史學家所模仿的目標。對於檔案史料的追求，對於原手史料與二手史料的區別以及史料的批判，加上自然科學的啟發，歷史研究愈來愈走向科學化，往往造就出來專題研究的學者，以社會科學的分析架構進行歷史書寫，造成史料豐富，推論謹嚴但多半枯燥無味的作品。以往重視文字優雅的傳統，在專題研究的形式下無法表現(汪榮祖，〈五四與民國史學之發展〉，載汪榮祖編《五四研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79)，221-233)。實在是非常值得我們今天深思的。

　　古偉瀛老師指出，若能以廣蒐域內外史料，宏觀及微觀兼具的視野及流暢的白話文所撰寫的史著，倒能得到許多人的肯定。陳寅恪(1890-1969)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張蔭麟(1905-1942)的《中國上古史綱》都被認為是好的史著， 然而並未被稱為「良史」。二十世紀後期為人稱道的「良史」是文革時自殺的翦伯贊。學者稱其能將唯物史觀與史料學派融合治史，更重要的是他的強項精神，侯外廬說：翦伯贊(1898-1968)是我們這個時代「德才學識四者兼備的良史」。我想，古偉瀛老師是非常感慨的吧！

　　本文結論說：史料上應中外文兼備，在解釋分析上應該全方位注意到弱勢及不同性別，在表述上，應該同時有敘述及分析 、引文與論述並重 ，並且最好能質性敘述及量化分析並重的兩全方法。有人認為比較受歡迎的可能是在問題意識上較能創新的， 在選題上較能使人引起認同感的，在解釋上較能包容多樣的，「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的，而在書寫上，推論合理，而又能表現出變遷過程的，將是受歡迎的「良史」。

　　雖然古偉瀛老師這篇文章的主體分為四段「二、宋以前的「良史」觀；三、宋以後的變化；四、明清的良史討論；五、二十世紀以來的新「良史」；但我在閱讀時，並未特別明顯看出各時代之間的差異性，大部分是史家個人的觀點差異，亦即後代史家可能提出與前代史學同樣的良史論。而同時代史家所謂良史亦是理一分殊，未有定說。

　　我個人的觀察，宋代和前代最大的不同，可能是民族主義和正統論，但古偉瀛老師似未特別著墨。

　　現代中國史學和臺灣史學的最大問題，是通史派的退出學院，這是史學專業化以後，過度向社會科學報告傾斜的結果。邯鄲學步，令人慨嘆。而目前臺灣史學訓練最大問題，在於祇訓練學生寫社會科學報告，而非寫史。將來出現史學家的可能性，將愈來愈低，祇下歷史學者和歷史工作者。文學至少還分為創作和文學評論，臺灣史學祇剩得社會科學報告，將來的史書誰來寫呢？沒有史書，何有史家，這是很悲哀的事。

　　另外，一些書寫上的問題，這些問題有些可能是趕稿倉促所造成的，有些可能是作者平日的書寫習慣，想就教於古偉瀛老師：

1.注5的寫法「新校本史記三家注/三家注序/史記正義序，11。」和注7的寫法「新校本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上 班彪列傳第三十上/班彪 – 1325」，「新校本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下 班彪列傳第三十下 - 1386 -」注29的寫法「新校本北史/列傳/卷四十 列傳第二十八/韓麒麟/麒麟子顯宗 1448 -」，可能統一會比較好。

2.注12「吳懷祺主編，龐天佑著，《中國史學思想通史魏晉南北朝卷》(合肥：黃山書社，2002.2)，181。」注13「禚夢庵，〈陳登與孔融〉，《三國人物論集》(台灣商務，1969)，39．」寫法宜統一。

3.注18「吳懷祺主編，龐天佑著，前揭書，218。」這類寫法對閱聽人來說是很不方便的。1985年以後的MLA論文格式已不使用ibid, op. cit. 之類的寫法；Chicago 要求同頁或連續方允使用，但文章很難確定會在同一頁，因此，1985以後，ibid, op. cit.的寫法，在歐美論著已經很少被使用；中文的同上、同前揭書，亦是如此。

4.注103「前氏著，前揭文，1104」，應是「錢氏著，前揭文，1104」。

5.網路資料的使用，可能需要注明取得時間，因為網路資料很可能隨時消失，在使用上必須很小心。
　

　
　
　　2003年秋天，一通來自校長室的電話，促成這本校史的誕生。

　　擔任校長主任秘書的魏艾教授打電話給我，徵詢我的意見，問我是否可以接下撰寫政治大學校史的工作。

　　當時我有點猶豫，一方面是我個人甫於那年春天升完正教授，並且在夏天時出版了兩本文學創作的小書，在精神上略覺疲累。另一方面，我在政大教書的十年間，很少參與學校的公共事務，殆屬校園裡比較閑散不積極的教員。平時除了例行的授課、研究之外，研究室的黑膠唱片，是我工作之餘的賞心樂事。而山上網球場，亦常出現我奔馳身影。我覺得自己在校園裡，歲月無波，安穩自適。雖然對即將實施的教師評鑑，心裡老覺著不痛快，但不去想這類事情的時候，日子倒也還過得悠游自在。所以當主任秘書魏艾兄打電話給我的時候，我著實頗掙扎了一段時間。

　　想了幾天，我覺得自己從1983年到政大就讀歷史研究所碩士班以後的20年間，從研究生到返回母校乞食講堂，讓我這個來自花蓮鄉下的農家子弟得以在此安身，對政大有著深深的感念。心裡覺得似乎該為政大做一點什麼吧！於是答應魏艾兄撰寫政大1987-2006年間的校史。

　　最初魏艾兄和我談到校史構想時，是希望我能接續《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稿》，撰寫1987年以後的校史，並且在鄭瑞成校長卸任時出版。我個人認為校史宜有一可傳承之制度，最好以十年為期，每十年編撰一本校史，讓後繼者有例可循。於是草擬了一分校史編撰計畫書，每十年編為一冊，每一次執筆者負責撰寫二十年，即寫最近的十年，並往前推十年，即1997-2006年的執筆者，同時撰寫1987-1996年的校史；2007-2014年的執筆者，同時撰寫1977-1986年的校史；那麼在政大140周年校慶時，將會有14本校史，每十年一本，這樣政大就可以有完整的校史了。而適巧由我的恩師閻沁恆老師(碩、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所主持編寫之《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稿》，正好寫到1986年結束，加上我所接手的1987-2006，至少暫時政大80年的校史是接續的，至於未來改寫1986年以前之校史，乃後繼者的事。縱使下一位執筆者未撰寫1977-1986年間的校史，已出版的《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稿》，加上這本《政治大學校史(1987-1996)》，和2007年底以前將出版的《政治大學校史(1997-2006)》，至少包括政治大學前世今身80年的校史，暫時可以有書為證。

　　昔往各大學編寫校史時，常是校長卸任前為了留下在任時的政績而編撰，有的是編寫任期年代的校史，有的則從創校寫起。常易造成斷代紊亂，後繼者難以承續的情形。鄭瑞城校長認為我的校史編撰計畫書頗為未來思考，於是送交行政會議討論，獲得通過，編寫工作於焉正式展開。我在這裡要特別感謝鄭瑞城校長的雅量，其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使往後政大校史的編撰，緣此建立稍較良善的制度。

　　2005年1月正式動手蒐集資料和撰寫文稿，初期研究助理為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學生張孟珠、歷史系大學部學生蕭淑慧、陳品鳳。張孟珠同學工作半年後，因個人學業忙碌請辭，陳品鳳同學大學畢業後赴笈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改由政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學生洪宜嫃接手，此時蕭淑慧同學亦進入政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就讀。因此，自2005年7月以後，主要的助理即為蕭淑慧與洪宜嫃同學。在撰寫過程中，淑慧與宜嫃工作極為認真，查考文獻不厭其詳，使得這本校史在內容上尚稱豐富。

　　由於政大並未有良好的校史資料保存制度，部分文獻查考極為困難，淑慧與宜嫃不辭辛勞，殆已竭盡所能。部分院系所、行政單位、附屬單位，因資料詳略不一，在敘述上並未能完整呈現，且有失公允，這方面我必須向各單位同仁致歉。但在能力範圍內，兩位助理和我已儘量蒐羅我們所能找得到的所有資料，用資撰寫這本校史。

　　在撰寫過程中，我要特別感謝鄭瑞城校長時代的主任秘書魏艾教授、秘書葉玲鈺、張惠玲小姐，他們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費心盡力地幫我們解決許多問題。2006年8月1日新接任的吳思華校長，鼎力支持校史之編寫，使這本校史能順利完成。主任秘書樓永堅教授，秘書盧世坤先生、張惠玲小姐、劉映晨小姐，在工作上給了我們許多的協助，在此一併致謝。由林碧炤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的諮詢委員會，成員包括王梅玲、林元輝、彭立忠、董金裕、劉吉軒、樓永堅、蔡連康、薛化元教授，與校友會總幹事鄭安國先生。委員們在諮詢會議中提出許多修訂意見，部分委員則提出書面意見，均已採納修正，使這本校史減少許多錯誤，在此特致謝悃。惟書中所有錯誤仍由我個人負責，尚乞讀者諟正。

　　這本校史以比較簡單明瞭的《政治大學校史(1987-1996)》為書名，主要是為了以後撰寫者的方便，每十年編寫一本，書名均用《政治大學校史》，後面加上年代，使讀者看到書名即知是哪個年代的校史。此外，我們沒有用「校史稿」做書名，主要是覺得不論校史或校史稿，內容反正就是校史，加不加「稿」字，並沒有實質的影響，而且將來重修這十年校史的可能性也不太高，亦就不必費心在「校史」與「校史稿」之間大作文章。

　　本書在體例上符合一般學術論文規範，雖不敢說無一字無來歷，至少書中所述均詳注出處，以備查考。我們希望這是一本經得起檢驗的校史，而非如一般所見各校過度偏向官方說法，或徒然歌功頌德之校史。

　　在執筆撰寫之初，我不斷提醒自己要寫一本所有政大人的校史，而非官方說法。因此，在這本校史中，讀者將會發現我們用相當多篇幅敘述同學們的活動，包括學運、代聯會、學生會，以及校園內的各種抗爭。對於習於官方說法的讀者來說，或許會覺得這本校史好像有點不太一樣。我想，我們試圖寫的是一本所有政大教職員工生共有的校史，而非如昔往校史的過於偏向校方觀點。雖然我們如此期許自己，惟所呈現出來的或許與理想仍差距甚遠。但我想我們已經盡力，尚乞讀者諒察。

　　值此政大八十周年校慶之際，出版這本《政治大學校史(1987-1996)》以為祝賀之意。至於《政治大學校史(1997-2006)》，正緊鑼密鼓撰寫中，將在2007年年底以前出版，應該趕得上政大80周年這一整年的校慶活動。
　

　
　
　　日前二二八事件一甲子，各政黨紛紛炒作相關議題，犯錯的不道歉，繼續硬抝；有野心的繼續挖瘡疤，在傷口灑鹽。

　　當我在電視上，一再重複看到花蓮張七郎事件遺族張安滿，帶著他的孫女向馬英九獻花的時候，我的心汩汩淌出血來。據側面了解，張安滿意圖向國民黨爭取不分區立委，因而安排了這場令心心疼的醜劇。張安滿是張宗仁醫師的兒子，二二八事件時，張宗仁醫師、張果仁醫師與父親張七郎醫師一門三父子，半夜被槍殺於墳場邊，史稱「張七郎事件」。

　　說起來我和張七郎親家頗有淵源，因為大伯家的大堂姊分人養，養父即花蓮鳳林名醫張七郎，因從養父姓，大堂姊名張玉蟬。1947年舊曆年前，張玉蟬與養父的三子張果仁送作堆，年後發生二二八事件，張家一門三父子(均為醫生)半夜被槍殺於墳場邊，史稱「張七郎事件」。張果仁受難時，玉蟬姊已懷孕，產下一子名張至滿。雖然我和張安滿沒有直接血緣關係，但按輩分來算，張安滿如果跟張至滿喊的話，該稱我一聲舅舅。所以當我看到張安滿以父祖之血為干祿之階時，心裡的傷痛實無可言說。類似的情形還有吳伯雄，吳伯雄的二伯吳鴻祺是二二八受難者，吳伯雄卻去和施暴者握手，成為國民黨代主席，兩個兒子亦隨父從政，令人感到不勝唏噓。

　　小時候，玉蟬姊過年時會帶外甥張至滿到家裡來，算是回娘家。因為大伯認為玉蟬姊年前才和果仁姊夫送做堆，年後公公張七郎、夫君張果仁，就被銃殺，剋夫剋父，不准玉蟬姊回娘家，因此印象裡有幾年玉蟬姊都是帶外甥張至滿到家裡來回娘家。我父親是玉蟬姊的三叔，因為二叔在西部，大伯之外，我父親是兄弟中最年長的。

　　張至滿其後赴美求學，獲體育博士，曾任教育部體育司長，中華台北奧會秘書長。玉蟬姊在果仁姊夫受難後再嫁，生一女名陳惠操。於花蓮女中念書時，遇台灣師範大學畢業到花蓮女中實習的顏崑陽老師。其後顏崑陽任教於淡江文理學院中文系，陳惠操負笈淡江中文系就讀，大學畢業後與顏崑陽結婚。

　　二二八事件遍及台島，花蓮地區自不能倖免；就文獻資料所得，比較重大的案件有三：鳳林張七郎醫師事件、三民主義青年團許錫謙事件、花蓮商業學校校長梁阿標事件。

　　二二八事件後，陳儀向省民表示，如果大家認為治安不好，可以自行出來組織處理委員會，花蓮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是在省參議員馬有岳號召下組成的。

　　和台灣其他地區比較起來，花蓮在二二八事件中堪稱平靜；但青年學生對政治改革的要求，關心程度並不下於其他地區。1947年3月5日，花蓮各界代表在馬有岳召集下齊集中山堂，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花蓮分會，其主旨為維持治安，防止傷亡，因而派人前往營區要求沒收憲警武器，但遭拒絕；部分青年想轉往鳳林、玉里調借武器，被處委員會所阻止。花蓮處委會提出“以不流血解決政治問題”，“不獨立，不共產”等主張。就這些內容來看，可以說是相當溫和的。但在3月9日國軍抵達台灣，全省處委會同時撤銷後，各地處委會的重要核心分子仍紛紛遭到迫害。

　　在花蓮地區，二二八事件中遭遇最慘絕人寰的是鳳林張七郎一門三父子血案。

　　張七郎是花蓮地區很有名望的醫師，新竹楊梅人，1888生，日據時代畢業於總督府醫學校，行醫花蓮鳳林，終戰後曾任國大代表、花蓮縣議會議長。戰前，張七郎曾幾度遠赴中國大陸，遊歷滿洲、上海，他所到之處大多是當日本的勢力範圍。但他幾次赴中國大陸回來後，日警則以“間諜”懷疑他。

　　大戰結束後，張七郎對於新來的“祖國”極表歡迎。他在花蓮籌建一個高大的牌樓，兩邊對聯為“萬眾回春事事須把握現在；一元復始處處要策勵將來”，上款“天下為公”、“國為民有”。

　　1946年3月24日，花蓮縣參議員選舉，選出十名參議員，張七郎亦在其中。他在22名選舉人(鄉民代表)當中，獲17票。開議當天，他並且被推為議長。同年10月底，台灣省辦制憲國大代表選舉，由30名省參議員投票，選出17名台灣省的制憲國大代表，張七郎獲21票當選，名列第八名，比李萬居(15票)還高。可見他當時的全島性聲望。

　　當選制憲國大代表後，張七郎於是年年底赴南京參加制憲國民代表大會，翌年(1947年)初返台。兩個月後，他便連同兩個兒子一起喪於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洪流中。

　　二二八事件爆發，花蓮地區以“三民主義青年團花蓮分團”為中心，召開市民大會，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由省參議會馬有岳任主任。身為制憲國代、花蓮縣參議會議長的張七郎，並沒有任委員會的要角。根據張妻詹金枝在〈訴冤狀〉中的敘述，事件發生時，張七郎正臥病在家。

　　事件中，行政長官陳儀應全島各地“縣市長民選”的要求，准許各縣市推選縣市長候選人三名，再呈報陳儀圈定。因此，花蓮縣也推舉候選人，結果，張七郎以最高票被推選為花蓮縣長候選人。沒想到，這份民眾的愛戴，卻埋下張七郎不幸的禍根。

　　4月1日，國府整編第廿一師獨立團開扺花蓮，成立台灣東部綏靖司令部。當天，該獨立團第二營第五連連長董志成、指導員盧先林所率領的國軍，開駐鳳林鎮，隨即築造陣地，類如交鋒對壘。在鳳林鎮各通衢十字路旁，連築十餘軍壘，民心為之惶惶。鎮民各自力作鎮靜，並向軍隊表示歡迎，乃於4月4日下午，設宴招待駐軍，以示誠意。當天，張七郎因病軀未癒，乃囑長男張宗仁醫師(時甫繼其父擔任鳳林初中校長。鳳林初中為張七郎籌資創辦，並任第一任校長)代理參加晚宴。張宗仁參加歡迎“國軍”的晚宴，至下午六時餘，宴畢散席，回到仁壽醫院的住處(張宗仁與三弟張果仁住於仁壽醫院處，父親張七郎則另外住於郊區山腳下的住處)。宗仁回醫院不久，就有該連士兵來到仁壽醫院，對宗仁謊稱，連部有兵士多人患病，特請張醫師(宗仁)多帶藥品及注射藥類，前去連部診治。張宗仁立刻前往，去後卻立刻被拘押起來。約八時多，三男張果仁(醫師)從外購物回院，連部士兵又到醫院，將果仁押解綁赴連部。大約在同一時間，另一批士兵約十餘人荷槍實彈到住在山腳下的張七郎住處，準備捉拿張七郎。當時張七郎剛甫浴後換上睡衣，聞緊急叩門聲，打開門一看，見十幾名士兵，張七郎正欲向他們握手寒喧，卻立刻被綁押起來，同時，二男張依仁醫師也在家，同遭押解，送往連部。

　　當天夜晚11時，張七郎、張宗仁、張果仁父子三人，被押解到鳳林郊外約二台里的公墓東側槍斃，士兵在他們身上各開兩槍。

　　翌日，張妻詹金枝攜帶四分早餐赴連部探望夫婿及三名愛子，軍方僅收下一分早餐，其餘三分退回。張妻始知噩耗……

　　經過一天的探尋，張妻終於在4月5日下午5時許，在郊外的公墓找到了張七郎父子三人的遺體。他們所穿著的衣物都被剝洗一空，僅剩內衣褲護體，遺體狀極悽慘：張七郎受兩槍背貫前胸；張宗仁眼眶有層層密密劍刺傷痕，右手腕下骨折，亦受兩槍背貫前胸；張果仁，也是背貫前胸，受兩槍創，腹部更受劍刺，以致大腸外露。

　　張妻詹金枝僱用牛車運屍，一部牛車，載運著三具沾滿血跡與泥土的冰冷屍體，回到山腳下的家宅，詹金枝為他們清洗……。父子三人後來合葬於家宅後院。

　　據張妻後來在〈訴冤狀〉中分析張七郎冤死的因素有三：(1)在花蓮縣參議會議長任內，張七郎對於縣預算數字不符，曾力加除斥；(2)張七郎常因縣政與鳳林初中校務，以直言諫阻；(3)於二二八事件中，被選為縣長候選人，因而遭嫉。“有此三大原因，故縣長目為眼中釘，遂捏造事實，假手國軍”。

　　詹金枝在〈訴冤狀〉中，嚴責當時的暴政說：

　　日政雖曰專政，尚可吳越同舟，循循就範，不敢肆意捕殺；而美其名民主，竟無生命保障，為所欲為！官既不循法律綱紀，民將從何說起守法？哀哉！民夫父子何不死之光復以前？不致污辱一生潔白清廉，今死於光復以後，被誣臭名難堪，惟聞有人嘆曰：「父子忠國死銜冤，天道昭昭自可憐，留得青青公道史，是非千歲在人間。」然此三人到底是故殺，還是誤殺？由普通常識就可以明白矣。久聞此等人常用先殺手段，殺了以後始研究搜尋罪名，可憐此三名，竟遭一貫作風之莫須有三字捐軀。

　　依據張果仁醫師遺孀張玉蟬口述，張七郎醫師次男依仁之所以幸免於難，是因為他的太太事前感到凶兆，將軍醫的證明文件放進丈夫口袋。軍方可能因為看到這分軍醫證明而放回張依仁醫生，乃逃過一劫。張玉蟬為張七郎醫師的養女，1946年與張七郎醫師三男果仁結婚，次年發生二二八事件，一門三父子同日遇難，留下一遺腹子張至滿。張至滿其後於體育界服務，曾任教育部體育司長，中華奧會秘書長。

　　二二八事件中花蓮地區另一慘案為許錫謙事件，許錫謙是作家楊照的外祖父，他在由台北歸鄉的路上，斷魂於南方澳。

　　許錫謙，花蓮人，1915年生，為花蓮富商許柳枝獨子，日據時代畢業於台北二中，1931年組織“台灣經濟外交會花蓮支部”，1946年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花蓮分團時擔任宣社股長，並曾任《青年週刊》與《青年報》編輯。而其本身經營的事業有木材工廠、醬油工廠等。二二八事件波及花蓮時，他與馬有岳等人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花蓮分會。由於許錫謙的活動力和組織力都很強，在處委會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1947年3月9日以後，國軍二十一師抵台，在各地濫捕及屠殺的消息紛紛傳出，並傳聞將在花蓮捕殺異議分子。許錫謙獲知自己列名其中，為了躲避風聲，免於遭受被濫捕的命運，於是前往台北避難。憲兵隊到許家逮捕撲空，乃協商縣長與憲兵隊長向許錫謙的叔叔許屘輝遊說，希望勸說許錫謙返回花蓮，並允諾不予追究。許屘輝連絡上許錫謙勸其返家。許錫謙在返回花蓮途中，卻在南方澳附近遭原先埋伏的軍憲人員就地捕殺，死時猶是三十三歲的英年。許錫謙長女許純子(楊照的母親)敘述找尋許錫謙死體的經過說道：

　　經翻開無數的屍體，終於在南方澳附近的海邊找到家父的屍體。時已隔好幾天，屍體是用樹枝伏蓋，眼睛被矇住，頭部、手肘各中一槍，頭部後腦剩不到三分之一，手被綑綁，慘不忍睹。

許錫謙死狀之慘，與張七郎一門三父子血案如出一轍，二二八事件中的花蓮血，就這樣灑向無情的大地。

　　梁阿標是少數入獄後，倖免於難的二二八事件生還者。事發當時為花蓮商業學校校長，獲釋後曾擔任第二、三、四屆縣議員，也在花蓮高農教英文。

　　根據梁阿標的自述，他是在1947年4月5日(清明節)被捕的，在刑務所接受訊問時，軍法官楊蔭清對梁阿標表示，有人告密他帶領學生罷課、插日本國旗、唱日本國歌。梁阿標辯解他是否帶領學生罷課，學校有出席簿的資料可查；至於是否升日本國旗、唱日本國歌，則可向學校的師生調查。後來經學校劉姓訓導主任和全體師生的聯署，證明並無其事，才得以洗清罪名。

　　除了被誣指帶領學生罷課之外，梁阿標的另一項罪名是盜賣軍糧。梁阿標在自述中指出，當時的實際情形是因為花蓮當時市面缺糧，許聰敏先向糧食局借了三千包米，將出售米糧所得款項，做為米糧週轉金，再派人前往外地買米。在這個事件中，許聰敏邀請梁阿標一同前往採購，但梁阿標表示採購事務他並不熟悉，因而加以推辭，許聰敏則要梁阿標負責管理帳目，以證明其中並無假公濟私情事。梁阿標說明當時許多花蓮人(包括大多數的外省人)，均因這次借用米糧，才得以度過那段人心惶惶、米糧欠缺的日子，而他和許聰敏卻被誣指為盜賣軍糧。

　　擔任審判的軍法官，以這兩件事的罪行輕微為由，准梁阿標自新，領了一張自新證後，獲得釋放。

　　上述三件事例，或許僅為二二八事件中的冰山一角。張七郎一門三父子的慘案，許錫謙的魂斷南方澳，是二二八事件中的蓮花血。到了1990年代，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的平反運動中，這兩個案例猶自在人們的記憶深處升起。

　
　

　
　
　　我一向不認為自己是知識分子，因為我不具備知識分子的基本條件。顧炎武說：「士當以天下為己任，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少年時讀到《亭林文集》這段話，直是觸目心驚，覺得顧炎武根本在罵三百年後的我。由於長期以來，我對社會並未懷抱改革的良知，完全沒有資格做一個知識分子，亦就安然自適。蓋知識分子源自法文的Intelligentsia，漢文有一個很靠近的詞「士人」，傳統漢文化的士人是以天下為己任的，我太耽溺於自己的喜好，壓兒沒有資格當知識分子，幸好我亦未曾如此期許自己。

　　二十年來，讀書，教書，做研究，寫文章，勉強算個讀書人，至於知識分子距離我是很遙遠的，雖然我曾參與過很小一部分的教改工作，幫李遠哲主持的教改會整理《教改總諮議報告書》；曾和林富土教授共同執筆第一本與臺灣有關的國中教科書《認識臺灣：社會篇》；協助黃炳煌教授規劃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綱要，撰寫〈人與時間〉主題軸能力指標。但這些事在近十年間(1996-2007)幾乎被媒體照三餐罵，搞得我頗有些灰心喪志，對公共事務的參與亦就興趣缺缺，祇剩得一些研究教學上的細碎瑣事，距離知識分子亦就愈來愈遠。

　　但這兩天我的心情是沈重的，當我讀到昔日老友張大春在部落格所發表的〈預輓某公〉，我真的很難相信這是我所認識的小說家張大春，當年寫《四喜憂國》的張大春，他的〈公寓導遊〉、〈四喜憂國〉、〈寫作百無聊賴的方法〉，都是在我擔任《聯合文學》執行主編時發表的。我一直認為張大春和楊照是我這一代最有希望的小說家。而當我看到張大春諷刺教育長杜正勝的〈預輓某公〉，心情是極其沈重的：

　　聖代即今無禮部／功稱教育亦掄才／音容不礙深苑入／輿地有圖橫卷開／領袖唐衫誇事漢／梳妝秦火照登臺／乩家人漸宮廷老／猶庇賢郎抱妹來。

　　所謂預輓者，即咒人以死也。我的朋友張大春怎麼會做這樣的事？難道張大春和教育部長杜正勝有不共戴天之仇？殺妻奪子之恨？更不可思議的是，部落格裡居然還有讀者回應叫好！我不知道漢文化的溫柔敦厚哪裡去了。近年致力於提倡對聯和書法的小說家張大春，難道這就是漢文化的精神？或者張大春所謂中國文化的底蘊？

　　我不想在這裡大肆討論〈預輓某公〉的所有內容，我祇說兩件事：

　　一件是「輿地有圖橫卷開」，這是被媒體大加撻伐的一樁公案，媒體工作者之無知，記者之無知，殆已非一日。博學如張大春，怎麼會不知道當年杜正勝院士在中央研究院那場學術演講所舉例的地圖，是荷蘭人所繪的第一張臺灣地圖？而清代的臺灣地圖／采風圖，有很多就是躺著的，因為當時三角錐投影法尚未輸入清王朝，經緯線地圖亦尚未普遍，從中國大陸看台灣本來就是躺者的，媒體以此羅織小杜公之罪名，已然令人啼笑皆非。碩學如張大春，不會連這點基本常識都沒有吧！

　　另一件是「猶庇賢郎抱妹來」，此句係指小杜公的兒子杜明夷到招待所慶生。媒體沸沸湯湯報導說是在招待所找辣妹服務生陪酒(請注意我用的是「沸沸湯湯」(fei fei sang sang)，不是「沸沸揚揚」，「沸沸揚揚」不知是誰創的詞，字典裡是沒有的，「沸沸湯湯」典出《山海經．西山經》：「[峚山]丹水出焉，西流注於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湯湯。」)事實真象是在心戰總隊服役的杜明夷那天放榮譽假，和朋友到招待所慶生，所謂陪酒辣妹其實是杜明夷的中學同學，亦是其女友。放榮譽假和女友慶生被說成是找辣妹陪酒，已經夠倒楣了，還要被禁足五天，並且調單位。在我來看，杜明夷才是受害者，祇因媒體的錯誤報導，不但被懲罰還被調職，其原罪乃父親是教育部長。我認為張大春是知道事實真象的，竟然寫出「猶庇賢郎抱妹來」的句子，寧不可嘆？斯亦心中祇有藍綠，沒有真理之一例也。

　　張大春的〈預輓某公〉已使我心情沈重，2007年2月5日，《中國時報》刊出龍應台的〈自首報告：路走得寬闊，人顯得從容〉，來合理化馬英九的特別費案，更令我瞠目結舌。我真的不知道自許為知識分子的龍應台怎麼敢寫這樣的文章？我們來看看龍應台是怎麼說的？

　　「拿到第一張薪水單時，非常驚訝，發現原來中華民國的直轄市政務官首長月薪才十萬塊上下，跟每天至少十幾個小時的工作時數和巨大的政治壓力還真不成比例。我笑說，『比我的稿費還低。』同仁笑答，『還好特支費的一半可以補上一點點。』

　　「如果馬英九因為那一半特支費匯入薪資而以貪汙罪起訴，那麼我該怎麼辦？我們六千五百位歷任和現任的中華民國政務官該怎麼辦？或者說，在一個現代的法治社會裡，一個好的公民該怎麼辦？」

　　自許為知識分子的龍應台，可以無知到聽市府同仁的一句話就相信特支費是薪水的一部分？未免太可笑了吧！不僅如此，還要拉「六千五百位歷任和現任的中華民國政務官」下水，來證明將特支費匯入自己帳戶的正當性。拜託龍應台女士，別逗了，你和馬英九如此，但並非所有政務官都如此好嗎？

　　明眼人當然一眼就看出龍應即這篇文章是在為馬英九選2008年總統舖路，所以狐狸尾巴一下子就露出來了：

　　「如果馬英九被起訴，如果馬英九因為自己的「道德潔癖」而決定退出二○○八大選，這樣一個人，作這樣一個決定，在台灣民主的進程中，意味著什麼？

　　「誰在乎馬英九，但是台灣的未來，不能不在乎。這個政治人物在或不在二○○八的歷史裡面，對台灣的未來是不一樣的。

　　「因此我對馬英九的所謂『道德潔癖』，是不以為然的。為了維護自己的道德形象而退出大選，是不是把那個微小的自己看得太重了？難道馬英九不該和我們任何一個公民一樣，關心長程的台灣的民主未來，而不是馬英九的一己形象？跟台灣的前途比起來，個人形象算什麼？

　　「台灣的民主，在大歷史座標上今天走到了哪一個位置？未來對台灣，尤其在兩岸關係裡，隱藏了怎樣嚴峻又可怕的挑戰？這些嚴肅的問題逼在眼前，競選二○○八，難道是為了個人仕途，而不是因為對於台灣篳路藍縷的歷史和它艱辛無比的前途，有深情，有承擔，有責任？如果是出自對於台灣這塊孕育了我們的土地和人民的深情、承擔和責任，有什麼阻礙是必須畏懼的，有什麼失去是需要擔憂的，有什麼忍辱負重是不能扛起的呢？」

　　我不想再引下去了，閱聽人諸君看到這裡，應該很清楚這篇文章通篇祇有一個意思，就是不管特支費案起不起訴，馬英九你就是一定要選總統，臺灣沒有你不行。是這樣嗎？沒有馬英九台灣就無路可走了嗎？東晉時劉琨的〈勸進表〉不也是這樣寫的嗎？為了勸東晉元帝即位，劉琨〈勸進表〉是這樣寫的：

　　「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況茂勳格於皇天，清輝光於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

　　龍應台寫的真是異曲同工：「如果是出自對於台灣這塊孕育了我們的土地和人民的深情、承擔和責任，有什麼阻礙是必須畏懼的，有什麼失去是需要擔憂的，有什麼忍辱負重是不能扛起的呢？」

　　接著劉琨連舜禹都搬出來了：「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於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眾，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

　　龍應台同樣認為祇有馬英九能引領台灣，「誰在乎馬英九，但是台灣的未來，不能不在乎。這個政治人物在或不在二○○八的歷史裡面，對台灣的未來是不一樣的。」這不但是說馬英九必須選2008年的總統，而且還必須選上，因為「這個政治人物在或不在二○○八的歷史裡面，對台灣的未來是不一樣的。」這是什麼邏輯？

　　龍應台勸進馬英九選總統(甚至最好當皇帝)，猶如劉琨寫「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龍應台亦理直氣壯地這樣寫：「因此我對馬英九的所謂『道德潔癖』，是不以為然的。為了維護自己的道德形象而退出大選，是不是把那個微小的自己看得太重了？難道馬英九不該和我們任何一個公民一樣，關心長程的台灣的民主未來，而不是馬英九的一己形象？跟台灣的前途比起來，個人形象算什麼？」

　　我好害怕，害怕東晉元帝之復見於今日，而龍應台的〈自首報告：路走得寬闊，人顯得從容〉，和東晉劉琨的〈勸進表〉又有什麼差別呢？民國初年袁世凱稱帝前，楊度搞了一個籌安會勸進，鬧了83天的洪憲帝制歷史爆笑劇，莫非龍應台想效法楊度之行乎？

　　1915年8月14日，楊度串聯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及嚴復，聯名發起成立「籌安會」。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4人都曾參加過同盟會，是名噪一時的革命黨。楊度用了許多手段把嚴復列為發起人，使袁世凱極為歡悅。8月23日，由楊度親自起草的籌安會宣言發表，籌安會宣佈正式成立。楊度為理事長，孫毓筠為副理事長，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4人為理事。在籌安會宣言裡，楊度說：「彼外人之軫念吾國者，且不惜大聲疾呼，以為吾民忠告，而吾國人士乃反委生任運，不思為根本解決之謀，甚或明知國勢之危，而以一身譭譽利害所關，瞻顧徘徊，憚於發議，將愛國之謂何？國民義務之謂何？我等身為中國人民，國家之存亡，即為身家之生死，豈忍苟安漠視，坐待其亡。度特糾集同志，組成此會，以籌一國之治安。」

　　於是為期83天的洪憲帝制就這樣登場了。

　　龍應台的〈自首報告：路走得寬闊，人顯得從容〉，讓我想起劉琨〈勸進表〉，楊度的籌安會，豈真應驗了《聖經》所說的「太陽底下無新事」？

　　2007年1月6日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找來和籌安會發起人楊度同音不同字的楊渡擔任國民黨文傳會主委，是否又是一個歷史的巧合？而楊渡亦為我老友，在革命的年代，楊渡曾是反國民黨最力的台灣左派，而今為國民黨操文傳會兵符，怎不令人唏噓。

　　時光飛逝，少年時代的友人如今各奔東西，左派右派，分道揚鑣；本土中國，各擁其主。我祇能揮一揮手，告別昔日年少的浪漫情懷。
　

　
　
　　江政寬教授近年從事當代史學的研究，不僅在翻譯方面成績斐然，在論著上亦引領風潮，是新一代歷史學者中的佼佼者。雖然我個人也做一點史學理論或方法論的研究，但對1980年代以後的歐美史學，並未能窺其堂奧，因此，在閱讀江政寬教授這篇論文時，可以說是帶著學習的心情。我很高興因著江政寛教授的論文，對敘述史學能有一個較全面的認識。所以，就評論者的腳色而言，今天我基本上所扮演不是砲手，手握機槍，右手食指拼命扣鈑機，而是一個和音天使。

　　江政寛教授的論文分為四個部分：一、前言，二、敘事的復興，三、西方世界的敘事史學：以小歷史為例，四、中文世界的敘事史學。關於文章的內容，各位手上都有論文，江政寛教授剛剛也做了精要的報告，我這裡就不再重述了。

　　我個人認為這是一篇條理非常清晰的敘述史學發展史，從中西傳統史學到19世紀的西方史學發展，到1970年代以降歐美史學的主軸，作者都做了極佳的提要勾玄，對想了解敘述史學的人來說，是一篇很好的入門導引。雖然我認為這篇論文在書寫上，仍然屬於分析式的論文，而非敘述史學的文本形式。我想，這是非常弔詭的，一篇討論敘述史學的論文，無法用敘述史學的文本形式呈現，是否說明敘述史學在文本書寫上仍有他的侷限。希望我和江政寛教授開的小玩笑，不會構成音樂上的不和協音。

　　江政寛教授在論文第四節中文世界的敘事史學，以盧建榮教授的《鐵面急先鋒》(2004)為例，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長久以來，臺灣史學界在引述同行論文時，往往是站在負面批評的角度，鮮少有人推崇同行的著作(雖然並非完全沒有，而是不多)，總是在文獻回顧或注腳中，指出別人研究之不足，我的研究如何突破前人的研究，像江政寛教授在論文中如此推崇同行的著作，我在閱讀時是相當感動的。

　　敘述史學不論在東方或西方，都有其悠遠的傳統，中國史學從太史公司馬遷以降，一直維持極佳的敘述傳統。在西方近代史學輸入中國之前，大部分的傳統中國史學，可以說都維持了良好的敘事筆法。而且有許多史學家本身也是文學家，雖然劉知幾在《史通》中對魏晉史學過度重視翰藻，頗有微詞。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亦曾批評文人寫史，有若茅黃葦白，但史家優美的文筆，良好的敘事傳統，卻是一直維持著的。歐洲史學亦然，在Leopold von Ranke以前，從希羅多德以降，敘述史學一直是歐洲史學的傳統，直到Ranke以後，所謂科學派史學出現，才改變了這個傳統。

　　中國現代史學的發展顯然受到Ranke史學深刻的影響，由傅斯年所主導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般被視為繼承此傳統的代表，但事實上根據王汎森的研究，傅斯年藏書中完全沒有Ranke的著作，雖然在一分書單中，傅斯年曾有意購買Ranke全集，但後來似乎並未買成。關於這個問題，江政寛教授的論文指出，當時介紹到中國來的Ranke史學，其實已非當之顯學，但卻影響了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這個論點我個人覺得饒富興味。而因為江政寛教授的論文，引發了我個人的一些想法。以1920-1930年代而言，先引介到中國的其實是反Ranke史學的美國新史學，1920年何炳松應北大史學系主任朱希祖之請，開設“歷史研究法”課程，以魯賓遜《新史學》為教材，並用該書為“西洋史學原理”課的教材。何炳松曾任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授課所用課本，多為哥倫比亞大學“新史學”派教授的著作，如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A. Beard)《歐洲史綱》(An Outline of European History)、《現代歐洲史》(History of European, Our Own Time)，詹姆士‧魯賓遜(James H. Robinson)《西歐史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可以看出由何炳松此時期的主要在於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新史學引介到中國。

　　我曾開笑說，五四時期引介到中國的各種理論、方法，都是無系統的，撿到籃子都算菜。因此，反Ranke學派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史學先引進到中國，Ranke學派才由傅斯年於1926年引入中國。魯賓遜所主張的“新史學”特點有四：1.歷史的實用性：要求史學工作者注意那些與現實有關的史實，反映了美國進步史學的實用主義傾向。2.擴大歷史學的研究範圍，注意歷史上社會力量的發展，不能只研究一些偉大人物。3.加強與其他社會科學的聯繫，運用社會科學方法研究和預測歷史的發展。4.重申歷史學研究的客觀性，雖然“新史學”派的歷史學者並不認為歷史是一門不折不扣的科學 。

　　這些主張事實上是美國“新史學”派對德國蘭克(Leopold von Ranke)學派的反動，亦即對19世紀以來科學派史學的反動。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反蘭克科學派的史學於1921年何炳松先引介到中國，而蘭克史學輸入中國則是1928年傅斯年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事，雖然較早或可上溯至1926年傅斯年於廣州中山大學創辦語言歷史研究所 。

　　關於傅斯年引介Ranke史學的事，我曾與王汎森教授討論過，他的說法很有趣。王汎森教授說，傅斯年到德國的時候，大學已不講授Ranke史學，因為此時Ranke史學是德國史學的普遍性知識，已經「化作春泥更護花」，我覺得王汎森教授的比喻很有趣，可以和江政寛教授的論點相互輝印。

　　臺灣史學在理論和方法論上，一般落後歐美史學約二十年，近年我在一些臺灣史學量化分析的文章中，發現了這個現象。特別是兩個傳統對臺灣史學的影響，一個是史語所主導的史料學派，一個是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的聯姻，這兩個主流影響了臺灣史學50年的發展。而因為這兩個主流，使臺灣史學在論著形式上幾乎一面倒地向社會科學報告傾斜，而忽略了歷史學的敘述傳統。我們的歷史論著如非引文冗長的城垛式論文，就是冷血無清的社會科學報告，一般人固避之唯恐不及，縱使同行鮮少彼此閱讀，除非自己的研究必須徵引。在這樣的情形下，歷史學如何復興？歷史研究如何與大眾對話？或者與同行對話？

　　1980年代中期以後，因著古偉瀛教授、杜正勝教授、盧建榮教授、江政寛教授和林正珍教授的努力，使新文化史、新社會史、敘述史學和後現代史學，新綠勃發，雖然尚未長成大樹，但我已看到一片欣欣向榮。因著江政寛教授的論文，我期待一個更多元、更多面向的歷史學，不僅復興敘述史學，更期待復興整體的歷史學。「沒有故事，沒有歷史」，我希望未來臺灣的史學研究不祇是社會科學報告，更是動人的故事。

　　最後，在我的評論結束之前，要向江政寛教授請教的是：

　　1.敘述史學如何與小說分野？因為我看到一些可以稱之為敘述史學的著作，在內容和形式上，和小說創作極為類近。雖然在江政寛教授的論文中已略有說明，但我仍未能確實掌握其意，可否請江政寛教授說得仔細一些。

　　2.1968年法國年鑑學派第3代史家雷．華．勞杜里(Le Roy Ladurie)曾預言，1980年代以前「史家要不就是一位電腦程式設計師，要不他就一無是處」 ；而江政寛教授文中提到史東(Lawrence Stone)的〈敘事體的復興：對於新的傳統史學的反思〉(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我知道Lawrence Stone亦曾大量使用量化資料來進行研究，雖然後來他大肆批評這類新的「科學方法」，認為史學量化只是一個未曾兌現的諾言，而其「結果之有用性也似乎是在一定的程度之下，與其所用的方法上數學的複雜度和史料搜集的規模度成反比」 。由於史學研究所牽涉的變項太多，無法以量化模式來解釋，Lawrence Stone呼籲回歸史學的敘述傳統，並認為Max Weber的「選擇性親近」(Elective Avidity)的解釋模式更有力量。我要向江政寛教授請教的是，臺灣史學受歐風美語的景影響極大，當他們呼籲量化時，我們隨其起舞，當敘述史學復興時，我們再次隨之改變，那麼臺灣史學的主體性在哪裡？

　　3.五四時期反Ranke的美國哥倫比亞新史學，在中國顯然失敗了，獲勝的是傅斯年所提倡的史料學派；1980年代，臺灣史學受年鑑學派影響的作品並不多，而反年鑑學派的敘述史學又迎面而來，就我的觀察，敘述史學顯然受到比較多的青睞，我要向江教授請教的是，這種跳躍式的移植，是否會產生問題？

　　4.敘述史學引述的材料常是宗教裁判所之類的檔案或法院判例，其內容一般而言較為幽黯(盧建榮教授的《鐵面急先鋒》(2004)亦屬歷史的幽黯面)，我想向江政寛教授請教的是：當這類作品不斷出現的時候，研究者或閱聽人是否會容易陷入歷史的幽黯意識？那麼，歷史的光輝是否就此消失？也許這是我過度憂慮。

　
　
　　教育部二○○年十二月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以後，引起社會各界的諸多討論；部分國中老師為課程將採取協同教學或個人教學多有疑慮，甚至用歷史老師教地理，公民老師教歷史之類的論述，質疑「九年一貫課程」的可行性，有些歷史學者和國中歷史老師認為歷史課併入社會學習領域將對歷史教育造成傷害，我不想在這裡討論此類問題，因為在我們尚未解決過去五十年來歷史教育的正確性以前，很難有一個至當歸一的說法。

　　過去五十年來臺灣的歷史教育，基本上建構在歷史會給我們教訓這個假設上；而在我們核對歷史的功用時，往往最先想到的是鑑往知來。鑑往知來固為歷史的重要功能之一，我們相信任何一位史學工作者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侯，最先想到的一定是這個解答。太史公自序說《史記》之作，是「述往事，知來者」，《舊唐書．魏徵傳》也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都說明了這個意思。這些都是歷史教育之所以存在的重要理論，也是歷史學者和歷史教師耳熟能詳的說法。在傳統中國史學中，「鑑戒」可能是在討論歷史功用時最重要的一項，特別是政治上的鑑戒功能。

　　但在強調歷史教訓的同時，我們發現臺灣歷史教科書上出現的民族英雄，大部分是失敗的英雄；他們不是在亡國時表現忠烈之義，就是在兩國對峙時失敗的一方；少數的成功者則是對征伐邊疆民族做出貢獻；這些型塑民族主義精神的教材充斥在我們的教科書中，在現代史學來看其實是有點負面意義的。

　　從文化多元和民族平等的角度來看，過去太過強調漢文化民族主義的思維，確有修正的必要；諸如左宗棠平回亂、福康安平定林爽文之亂等等說法，都已不符時代思潮；在我們的時代，歷史教育太過強調形塑民族主義的意涵，而忽略了歷史做為眾學科之母的通識意涵，以及如何呈現人類生活的實體面。在未來的歷史教學中，社會生活史應該成為重心，過度強調政治軍事史，過度強調民族主義的歷史教學，是到了該修正的時候了。如果能夠做到這樣，社會學習領域的合科、分科之爭，就顯得不是那麼重要了。

　

　

　　年少時讀《張愛玲短篇小說集》，早年皇冠出版社綠色封面的版本，蒐錄了張愛玲大部分的短篇小說，約莫就是《傳奇》的原始版本，書序裡寫著：成名要趁早，晚了就來得不那麼痛快了。於是年少的心情亦覺得焦切起來，急著趕路，急於成名。

　　可成名亦不是說成名就成名，走馬江湖二十載，同年代的友人們早已名滿天下，我卻半途而廢，一個人偷偷躲在山邊讀書養性，做一個時代的邊緣人。遙想當日楊柳青青，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卻亦誤以為從此落拓江湖載酒行，揮刀斬劍，一心以為鴻鵠之將至。不意所嚮往的張潮《幽夢影》所云：「胸中小不平，可以酒銷之；世間大不平，非劍不能銷也。」亦不可得。卻是小不平、大不平都銷不得，只好收拾心情，躲進書堆裡，做一個無何做為的書生。

　　要安心無何做為亦是不易，總還有年少時江湖上的友人催東催西，我又臉皮子薄，不免繼續搖搖筆桿，敲敲鍵盤，說是退隱江湖，卻亦偶爾走馬，欲拒還迎，雖是少年子弟江湖老，卻道不得天涼好個秋。

　　日前因答應錢賓四文化基金會做一場簡單的演講，導讀賓四先生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因而重讀此書，發現賓四先生對歷史人物的觀察頗有新解。在第六講〈如何研究歷史人物〉中，討論盛世與衰世人物，賓四先生即認為衰世生出更多更具偉大價值的人物：「惟有中國，卻能在衰亂世生出更多人物，生出更多更具偉大價值的人物，由他們來持續上面傳統，來開創下面新歷史。他們的歷史性價值，雖不表現在其當身，而表現在其身後。此即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精神真價值所在，亦即是中國歷史上一項最有意義的特殊性。」確實點出中國歷史的某些特色。尤值得我們深思的是，賓四先生提出無表現人物的重要性；「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在政治上得志成功的人，伊尹為湯相，亦是政治上一大得志成功人物。但伯夷、柳下惠則並無表現，孟子卻將他二人與堯、舜、禹、湯、伊尹相提並論，同稱之為聖人。」即如屈原是一位在政治上不得志而失敗的人物，陶淵明是一位不願有所表現的人物，杜甫則是意欲求有表現而終無機會讓他表現的人物，這些無表現的人物，卻成為中國歷史人物的另一種典範。

　　賓四先生對歷史人物的觀察，讓我重新思考生命的進退出處。一如年少時受到十九世紀俄國知識分子的影響，一心以改革社會為己任，思索著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參與各式社會運動，執筆屬文，對時代多所針貶。到如今重思考自己的定位，有表現與無表現，中心與邊緣，似乎亦毋須斤斤在意。即或身處邊緣，即或退如處士，未嘗不可以安身立命。長路且行且沈吟，邊緣或許正是我生命情調最好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