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部落格

　


　　第四屆文化交流史：「文化衝擊與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ulture-Exchanges: Cultural Impact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輔仁大學歷史系主辦 2008/5/16


　
　　感謝輔仁大學歷史系雷俊玲主任的盛情雅意，讓我有機會在這裡對李紀祥教授的論文提出一點秋毫之見。

　　閱讀李紀祥教授的論文，是一樁非常享受的事情，有如一場歷史的探險，其中經歷的過程是很微妙的。

　　李紀祥教授的論文有三條軸線：

　　1. 利瑪竇(Matteo Ricci)將《坤輿萬國全國》帶到中國，與羅明堅(Michel Ruggieri)將《中國地圖集》(羅洪先《廣輿圖》)帶入西方世界。討論重心為同時代的其他輿圖，何以被忽略。

　　2. 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國》與魏源《海國圖志》的關連性。

　　3. 魏源《海國圖志》與葉子佩《萬國大地全圖》的冷熱之別。

　　透過這三條軸線，李紀祥教授的論文，解析三個現象：歷史事實，歷史圖像的建構，歷史的解讀。

　　布洛克曾說：研究歷史猶如倒著看電影，李紀祥教授的文章，猶似引領我們倒著看電影，一邊是歷史事實，一邊是歷史想像，其論文之敘事宛如小說情節般精采。一般學術論文所採取的書寫策略，大抵為全知觀點的單一敘事眼睛，李紀祥教授這篇論文顯然並非如此，而採用多視角的敘述方式，作者穿梭於史料、歷史事實、歷史想像之間，有時是編劇，有時是演員，有時是提詞人，各種角色在戲台上穿梭，精采萬分。這樣的書寫型式，可能是受到現今歐美後現代史學，以及甚為紅火的文化史之影響。

　　我並不想在評論中重述李紀祥教授的論點，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大抵同意李紀祥教授的冒險旅程，其歷史想像精采絕輪，極具閱讀歷史的樂趣，這是我近年所閱讀少數興味盎然的史學論文。但我也有些觀點和李紀祥教授持不同意見，在這裡提出，以就教於李紀祥教授。

　　由於收到論文的時間稍晚，我並未仔細校讀李紀祥教授這篇論文，僅發現兩個微不足道的錯字，在正式評論前，稍做說明，一是頁25注13，「一次談化的記錄性內容」，應該是「一次談話的記錄性內容」，另一個是頁42行10「以西洋人談西洋」，應為「以西洋人譚西洋」，「談」和「譚」音同義同，本來沒什麼關係，但李紀祥教授既然用引號標出，似仍以魏源原本的用字為佳。

　　李紀祥教授在文中一再強調吾人今日對晚清輿圖史的接受，主要受梁啟超、魏源、利瑪竇的影響，即梁啟超往前追溯的輿圖史，成為利瑪竇╱魏源這兩個「第一」之間的重要鉸鍊。在西方則是羅明堅引介羅洪先的《廣輿圖》；李紀祥教授指出，這樣的線索是後人定義的，事實上並非如此。譬如在羅明堅以前，已經有其他人的地圖將中國介紹到西方；魏源之前(或同時)亦有許多學者介紹西方輿圖，但這些都被歷史洪流凐沒了。我同意李紀祥教授所爬梳、勾勒出來的歷史圖像，這些歷史事實確然存在。但我要問的是：歷史事實的存在和影響是不是同一回事。我們可能在某圖書館、博物館找到一幅(本)較一般學術界所熟悉的更早的某物，譬如地圖，但這並不表示這幅地圖曾被當時的許多人閱讀過，或曾經普遍流傳。如果真是這樣，那麼這幅地圖的是否存在，就不具有歷史意義了。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譬如我們研究某位學者的學術思想，在他的書架上發現了許多某人的著作，我們並不能據以推測其人受某人之影響。除非我們能看到在其著作中援引某學者之著作。因此，李紀祥教授的論文，找出了許多更早的地圖，並不表示這些地圖被廣泛流傳、推廣，故而這些地圖恐怕不宜被解讀成當時人的世界觀或中國觀。

　　事實上，我們可能還有另一個想像的盲點或類比之謬誤，即少數人或多數人的問題，譬如某觀點出現於某人之著作，則某觀點的流傳究竟多廣，這是很難解決的問題。我們無法將歷史場景的所有人物重新叫起來，一一詢問其認知如何？亦無法有效統計其傳布之廣度，只能依恃想像，而想像和真理恐怕是有一段距離的。

　　李紀祥教授指出，魏源《海國圖志》之所以受到重視，而葉子佩《萬國大地全圖》(《皇朝一統輿地全圖》)之所以被歷史洪流所湮沒，有其脈絡可循。葉子佩的世界全圖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中國自身的，以李兆洛《皇朝一統輿地全圖》為藍本；另一部分是域外新世界，以南懷仁《坤輿全圖》為藍本。關鍵即在魏源式的「海國圖像」，是當時和以後中國人所關注的，故受到重視。葉子佩模式的「大地圖像」，則是不合時代潮流的，故為時代洪流所湮沒。而類似的情形，亦表現於魏源對李兆洛既推崇又漠然的意涵上。

　　歷史工作者都知道，我們工作時所找尋到的史料，乃渺滄海之一粟，藉此所建構的歷史圖像往往是殘缺不全的。或許歷史研究在許多時候其實是盲人摸象，但這摸象的過程，卻是趣味無窮的。李紀祥教授的論文，植基於諸多翔實的史料，這一點毋庸置疑。問題在於史料殘缺的部分，我們只能依憑想像，就這一點來說，李紀祥教授的論文，是一個精采的歷史冒險旅程，帶給我極大的閱讀樂趣與啟發。
　
　

　
　
　　主持人徐泓教授、論文發表人古偉瀛教授，在場的各位女士先生，承蒙李聖光主任的盛情雅意，要我擔任古偉瀛教授〈撰史憑誰定良窳？－試論「良史」的變與不變〉的評論，讓我有機會對傳統中國史學到現代史學的良史，有進一步的認識，個人感到非常開心。

　　擔任評論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重砲手，右手食指扣在鈑機上，上得臺來，拼命扣鈑機，打得論文發表人有如置身槍林彈雨，殺得血肉橫飛，沙塵迷濛。另一種是和音天使，與論文發表人唱和。有些朋友知道我很喜歡音樂，所以總是扮演和音天使。在臺灣史學界，論文發表人一聽到是我擔任評論，都開心得不得了。

　　陳寅恪先生75歲時所寫的〈贈蔣秉南序〉，其中「默念平生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不「侮食自矜」與不「曲學阿世」，成為寅恪先生晚年的最佳自述。逯耀東老師晚年出版糊塗齋文稿、史稿的作者簡介，就借用了「平生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這兩句話，對陳寅恪先生和逯耀東老師而言，不「侮食自矜，曲學阿世」，就是一個現代史家的標準吧！

　　古偉瀛老師這篇〈撰史憑誰定良窳？－試論「良史」的變與不變〉，將傳統中國史學的良史，做了系統的整理，是一篇既廣且深的文章，我拜讀之後，受益良多。

　　古偉瀛老師此文將良史在各時代所代表的意義加以分析討論，說明「良史」的標準有其變與常，常的是其基本精神，變的則是呈現該時代及人物的文化特色與歷史意識。

　　本文分為六段，一、「良史」的出現；二、宋以前的「良史」觀；三、宋以後的變化；四、明清的良史討論；五、二十世紀以來的新「良史」；六、結束語。

　　作者指出，先秦史學的良史，最初有二義，一是據事直書，一為求道，作者認為此即實錄的歷史與義理的歷史，構成傳統史學的兩大傳統。

　　秦漢的良史是善於敘事，且善於敘其「理」；魏晉史學的「良史」，特點在於才學，而非不畏強權的精神。三國時期敢於對抗魏晉皇室者，結局都十分悲慘，良史的重心有所轉移是可以理解的。魏晉南北朝時期，許多史家把宣揚儒家倫理觀視為編撰史著的目的。

　　劉勰認為，編撰史著的目的是為了彰善癉惡，垂訓後世。歷史著作只有作到實錄，才能實現這一目的，因此，劉勰提出歷史認識的標準是實錄。張輔認為良史的長處有三，一為文字簡省，二為敘事傳人精要恰當，三為體例創新。

　　唐代劉知幾《史通》劉知幾對魏晉的史學批評，認為：「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銓綜之職，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舉俗共以為能，當莫之敢侮。」劉知幾批評魏晉史學過分注重辭藻，這正是魏晉史學脫離經學發展過程中，與文學結合過渡期間特殊的現象，這部分古偉瀛老師未提及，乃略作補充。

　　古偉瀛老師文中說明宋代的良史與宋以前不同，但我在文章裡未看出明顯的差異，或許待會可以請古偉瀛老師說明清楚一些。

　　宋代的良史，為史者目的乃為統治服務，作為體制內的「史官」，他要服從政治權威的支配，接受體制的規定，是非褒貶不能「謬於聖人」。因而司馬遷的看法遭到批評，據事直書，不虛美不隱惡，不畏強權的精神無由強調，因而採取一種極高調的標準談「良史」，到了聖人的地步。

　　吳縝《新唐書糾謬》 一書可看出當時對於史書的要求。他指出構成歷史的主要部分有三：「事實」、「褒貶」及「文釆」。

　　宋代程朱理學對經史關係的看法基本上是「經本史末」、「先經後史」。

　　馬端臨(1254-1323)所著《文獻通考》，〈自序〉中提出了「會通因仍」的宗旨。首先，他強調史學的「會通因仍之道」。貫通相因的通史家風，是司馬遷所創立的優良史學傳統，為唐宋史家劉知幾、鄭樵所表彰，更為司馬光的通鑑所發揚。

　　明代王褘〈文訓〉將良史視為公議持守者，而將其權置於君權之上，雖君親不能動搖。

　　胡應麟(1551-1602)則強調史學主體對於史學的影響，提出「公心」、「直筆」二善說，發展了唐劉知幾有關史家應具「才、學、識」三長的史學理論。在整個史學理論的體系中格外注重對於史學家素養中道德意識的探討。

　　顧炎武(1613-1682)認為語言的繁簡，不能刻意追求，要順其自然，該簡即簡，該繁即繁，最關鍵的是要「達」。

　　萬斯同(1638-1702)認為，史書是由史家撰寫的，史家主觀的「好惡之心」必然影響到史事記戴及評價的正確，為防止「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指出只有史家在主觀上做到「平心」，不偏不倚，才能修出萬世信史。

　　清代名史家王鳴盛(1722-1797)的史學主張屬於反對褒貶的主流。

　　章學誠提出「史德」，超越主客觀的二分法，對於人性的表理精粗有深刻的認識，良史最根本是要能氣平情正，盡其天而不益以人，是一種不斷磨練的修養工夫。即章學誠所謂「著史者之心術」。

　　梁啟超的「良史」觀是將其看成理想的歷史文本，而非一般學者的又可指「史家」，也可指「史書」模稜兩可的情形。更重要的是他的良史觀由「主客交融」到「客觀撰史」，乃充分表露其思想的變化以及當時的時代需求。

　　錢穆(1895-1990)提及古代史官在政府中，其地位是超然獨立的，董狐被孔子贊賞為良史，「那便是中國史學上之所謂筆法了。用現代人的觀念來說，記錄歷史，不僅要據事直書，而且當記出那事件之內裏的實情來，此始謂之良史也。」直書內情自是合於最古的良史觀。

　　古偉瀛老師引述汪榮祖老師的論文，指出史學經歷了歐美化的過程，歷史學成為大學學科裏的一支，受到十九世紀西方大學教育的影響，開始形式化、專業化及學院化。 西方的文化霸權下，歷史學的規範與訓練在世界上成為了一種標準，西方所樹立的標準成為各國史學家所模仿的目標。對於檔案史料的追求，對於原手史料與二手史料的區別以及史料的批判，加上自然科學的啟發，歷史研究愈來愈走向科學化，往往造就出來專題研究的學者，以社會科學的分析架構進行歷史書寫，造成史料豐富，推論謹嚴但多半枯燥無味的作品。以往重視文字優雅的傳統，在專題研究的形式下無法表現(汪榮祖，〈五四與民國史學之發展〉，載汪榮祖編《五四研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79)，221-233)。實在是非常值得我們今天深思的。

　　古偉瀛老師指出，若能以廣蒐域內外史料，宏觀及微觀兼具的視野及流暢的白話文所撰寫的史著，倒能得到許多人的肯定。陳寅恪(1890-1969)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張蔭麟(1905-1942)的《中國上古史綱》都被認為是好的史著， 然而並未被稱為「良史」。二十世紀後期為人稱道的「良史」是文革時自殺的翦伯贊。學者稱其能將唯物史觀與史料學派融合治史，更重要的是他的強項精神，侯外廬說：翦伯贊(1898-1968)是我們這個時代「德才學識四者兼備的良史」。我想，古偉瀛老師是非常感慨的吧！

　　本文結論說：史料上應中外文兼備，在解釋分析上應該全方位注意到弱勢及不同性別，在表述上，應該同時有敘述及分析 、引文與論述並重 ，並且最好能質性敘述及量化分析並重的兩全方法。有人認為比較受歡迎的可能是在問題意識上較能創新的， 在選題上較能使人引起認同感的，在解釋上較能包容多樣的，「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的，而在書寫上，推論合理，而又能表現出變遷過程的，將是受歡迎的「良史」。

　　雖然古偉瀛老師這篇文章的主體分為四段「二、宋以前的「良史」觀；三、宋以後的變化；四、明清的良史討論；五、二十世紀以來的新「良史」；但我在閱讀時，並未特別明顯看出各時代之間的差異性，大部分是史家個人的觀點差異，亦即後代史家可能提出與前代史學同樣的良史論。而同時代史家所謂良史亦是理一分殊，未有定說。

　　我個人的觀察，宋代和前代最大的不同，可能是民族主義和正統論，但古偉瀛老師似未特別著墨。

　　現代中國史學和臺灣史學的最大問題，是通史派的退出學院，這是史學專業化以後，過度向社會科學報告傾斜的結果。邯鄲學步，令人慨嘆。而目前臺灣史學訓練最大問題，在於祇訓練學生寫社會科學報告，而非寫史。將來出現史學家的可能性，將愈來愈低，祇下歷史學者和歷史工作者。文學至少還分為創作和文學評論，臺灣史學祇剩得社會科學報告，將來的史書誰來寫呢？沒有史書，何有史家，這是很悲哀的事。

　　另外，一些書寫上的問題，這些問題有些可能是趕稿倉促所造成的，有些可能是作者平日的書寫習慣，想就教於古偉瀛老師：

1.注5的寫法「新校本史記三家注/三家注序/史記正義序，11。」和注7的寫法「新校本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上 班彪列傳第三十上/班彪 – 1325」，「新校本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下 班彪列傳第三十下 - 1386 -」注29的寫法「新校本北史/列傳/卷四十 列傳第二十八/韓麒麟/麒麟子顯宗 1448 -」，可能統一會比較好。

2.注12「吳懷祺主編，龐天佑著，《中國史學思想通史魏晉南北朝卷》(合肥：黃山書社，2002.2)，181。」注13「禚夢庵，〈陳登與孔融〉，《三國人物論集》(台灣商務，1969)，39．」寫法宜統一。

3.注18「吳懷祺主編，龐天佑著，前揭書，218。」這類寫法對閱聽人來說是很不方便的。1985年以後的MLA論文格式已不使用ibid, op. cit. 之類的寫法；Chicago 要求同頁或連續方允使用，但文章很難確定會在同一頁，因此，1985以後，ibid, op. cit.的寫法，在歐美論著已經很少被使用；中文的同上、同前揭書，亦是如此。

4.注103「前氏著，前揭文，1104」，應是「錢氏著，前揭文，1104」。

5.網路資料的使用，可能需要注明取得時間，因為網路資料很可能隨時消失，在使用上必須很小心。
　

　
　
　　2003年秋天，一通來自校長室的電話，促成這本校史的誕生。

　　擔任校長主任秘書的魏艾教授打電話給我，徵詢我的意見，問我是否可以接下撰寫政治大學校史的工作。

　　當時我有點猶豫，一方面是我個人甫於那年春天升完正教授，並且在夏天時出版了兩本文學創作的小書，在精神上略覺疲累。另一方面，我在政大教書的十年間，很少參與學校的公共事務，殆屬校園裡比較閑散不積極的教員。平時除了例行的授課、研究之外，研究室的黑膠唱片，是我工作之餘的賞心樂事。而山上網球場，亦常出現我奔馳身影。我覺得自己在校園裡，歲月無波，安穩自適。雖然對即將實施的教師評鑑，心裡老覺著不痛快，但不去想這類事情的時候，日子倒也還過得悠游自在。所以當主任秘書魏艾兄打電話給我的時候，我著實頗掙扎了一段時間。

　　想了幾天，我覺得自己從1983年到政大就讀歷史研究所碩士班以後的20年間，從研究生到返回母校乞食講堂，讓我這個來自花蓮鄉下的農家子弟得以在此安身，對政大有著深深的感念。心裡覺得似乎該為政大做一點什麼吧！於是答應魏艾兄撰寫政大1987-2006年間的校史。

　　最初魏艾兄和我談到校史構想時，是希望我能接續《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稿》，撰寫1987年以後的校史，並且在鄭瑞成校長卸任時出版。我個人認為校史宜有一可傳承之制度，最好以十年為期，每十年編撰一本校史，讓後繼者有例可循。於是草擬了一分校史編撰計畫書，每十年編為一冊，每一次執筆者負責撰寫二十年，即寫最近的十年，並往前推十年，即1997-2006年的執筆者，同時撰寫1987-1996年的校史；2007-2014年的執筆者，同時撰寫1977-1986年的校史；那麼在政大140周年校慶時，將會有14本校史，每十年一本，這樣政大就可以有完整的校史了。而適巧由我的恩師閻沁恆老師(碩、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所主持編寫之《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稿》，正好寫到1986年結束，加上我所接手的1987-2006，至少暫時政大80年的校史是接續的，至於未來改寫1986年以前之校史，乃後繼者的事。縱使下一位執筆者未撰寫1977-1986年間的校史，已出版的《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稿》，加上這本《政治大學校史(1987-1996)》，和2007年底以前將出版的《政治大學校史(1997-2006)》，至少包括政治大學前世今身80年的校史，暫時可以有書為證。

　　昔往各大學編寫校史時，常是校長卸任前為了留下在任時的政績而編撰，有的是編寫任期年代的校史，有的則從創校寫起。常易造成斷代紊亂，後繼者難以承續的情形。鄭瑞城校長認為我的校史編撰計畫書頗為未來思考，於是送交行政會議討論，獲得通過，編寫工作於焉正式展開。我在這裡要特別感謝鄭瑞城校長的雅量，其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使往後政大校史的編撰，緣此建立稍較良善的制度。

　　2005年1月正式動手蒐集資料和撰寫文稿，初期研究助理為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學生張孟珠、歷史系大學部學生蕭淑慧、陳品鳳。張孟珠同學工作半年後，因個人學業忙碌請辭，陳品鳳同學大學畢業後赴笈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改由政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學生洪宜嫃接手，此時蕭淑慧同學亦進入政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就讀。因此，自2005年7月以後，主要的助理即為蕭淑慧與洪宜嫃同學。在撰寫過程中，淑慧與宜嫃工作極為認真，查考文獻不厭其詳，使得這本校史在內容上尚稱豐富。

　　由於政大並未有良好的校史資料保存制度，部分文獻查考極為困難，淑慧與宜嫃不辭辛勞，殆已竭盡所能。部分院系所、行政單位、附屬單位，因資料詳略不一，在敘述上並未能完整呈現，且有失公允，這方面我必須向各單位同仁致歉。但在能力範圍內，兩位助理和我已儘量蒐羅我們所能找得到的所有資料，用資撰寫這本校史。

　　在撰寫過程中，我要特別感謝鄭瑞城校長時代的主任秘書魏艾教授、秘書葉玲鈺、張惠玲小姐，他們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費心盡力地幫我們解決許多問題。2006年8月1日新接任的吳思華校長，鼎力支持校史之編寫，使這本校史能順利完成。主任秘書樓永堅教授，秘書盧世坤先生、張惠玲小姐、劉映晨小姐，在工作上給了我們許多的協助，在此一併致謝。由林碧炤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的諮詢委員會，成員包括王梅玲、林元輝、彭立忠、董金裕、劉吉軒、樓永堅、蔡連康、薛化元教授，與校友會總幹事鄭安國先生。委員們在諮詢會議中提出許多修訂意見，部分委員則提出書面意見，均已採納修正，使這本校史減少許多錯誤，在此特致謝悃。惟書中所有錯誤仍由我個人負責，尚乞讀者諟正。

　　這本校史以比較簡單明瞭的《政治大學校史(1987-1996)》為書名，主要是為了以後撰寫者的方便，每十年編寫一本，書名均用《政治大學校史》，後面加上年代，使讀者看到書名即知是哪個年代的校史。此外，我們沒有用「校史稿」做書名，主要是覺得不論校史或校史稿，內容反正就是校史，加不加「稿」字，並沒有實質的影響，而且將來重修這十年校史的可能性也不太高，亦就不必費心在「校史」與「校史稿」之間大作文章。

　　本書在體例上符合一般學術論文規範，雖不敢說無一字無來歷，至少書中所述均詳注出處，以備查考。我們希望這是一本經得起檢驗的校史，而非如一般所見各校過度偏向官方說法，或徒然歌功頌德之校史。

　　在執筆撰寫之初，我不斷提醒自己要寫一本所有政大人的校史，而非官方說法。因此，在這本校史中，讀者將會發現我們用相當多篇幅敘述同學們的活動，包括學運、代聯會、學生會，以及校園內的各種抗爭。對於習於官方說法的讀者來說，或許會覺得這本校史好像有點不太一樣。我想，我們試圖寫的是一本所有政大教職員工生共有的校史，而非如昔往校史的過於偏向校方觀點。雖然我們如此期許自己，惟所呈現出來的或許與理想仍差距甚遠。但我想我們已經盡力，尚乞讀者諒察。

　　值此政大八十周年校慶之際，出版這本《政治大學校史(1987-1996)》以為祝賀之意。至於《政治大學校史(1997-2006)》，正緊鑼密鼓撰寫中，將在2007年年底以前出版，應該趕得上政大80周年這一整年的校慶活動。
　

　
　
　　日前二二八事件一甲子，各政黨紛紛炒作相關議題，犯錯的不道歉，繼續硬抝；有野心的繼續挖瘡疤，在傷口灑鹽。

　　當我在電視上，一再重複看到花蓮張七郎事件遺族張安滿，帶著他的孫女向馬英九獻花的時候，我的心汩汩淌出血來。據側面了解，張安滿意圖向國民黨爭取不分區立委，因而安排了這場令心心疼的醜劇。張安滿是張宗仁醫師的兒子，二二八事件時，張宗仁醫師、張果仁醫師與父親張七郎醫師一門三父子，半夜被槍殺於墳場邊，史稱「張七郎事件」。

　　說起來我和張七郎親家頗有淵源，因為大伯家的大堂姊分人養，養父即花蓮鳳林名醫張七郎，因從養父姓，大堂姊名張玉蟬。1947年舊曆年前，張玉蟬與養父的三子張果仁送作堆，年後發生二二八事件，張家一門三父子(均為醫生)半夜被槍殺於墳場邊，史稱「張七郎事件」。張果仁受難時，玉蟬姊已懷孕，產下一子名張至滿。雖然我和張安滿沒有直接血緣關係，但按輩分來算，張安滿如果跟張至滿喊的話，該稱我一聲舅舅。所以當我看到張安滿以父祖之血為干祿之階時，心裡的傷痛實無可言說。類似的情形還有吳伯雄，吳伯雄的二伯吳鴻祺是二二八受難者，吳伯雄卻去和施暴者握手，成為國民黨代主席，兩個兒子亦隨父從政，令人感到不勝唏噓。

　　小時候，玉蟬姊過年時會帶外甥張至滿到家裡來，算是回娘家。因為大伯認為玉蟬姊年前才和果仁姊夫送做堆，年後公公張七郎、夫君張果仁，就被銃殺，剋夫剋父，不准玉蟬姊回娘家，因此印象裡有幾年玉蟬姊都是帶外甥張至滿到家裡來回娘家。我父親是玉蟬姊的三叔，因為二叔在西部，大伯之外，我父親是兄弟中最年長的。

　　張至滿其後赴美求學，獲體育博士，曾任教育部體育司長，中華台北奧會秘書長。玉蟬姊在果仁姊夫受難後再嫁，生一女名陳惠操。於花蓮女中念書時，遇台灣師範大學畢業到花蓮女中實習的顏崑陽老師。其後顏崑陽任教於淡江文理學院中文系，陳惠操負笈淡江中文系就讀，大學畢業後與顏崑陽結婚。

　　二二八事件遍及台島，花蓮地區自不能倖免；就文獻資料所得，比較重大的案件有三：鳳林張七郎醫師事件、三民主義青年團許錫謙事件、花蓮商業學校校長梁阿標事件。

　　二二八事件後，陳儀向省民表示，如果大家認為治安不好，可以自行出來組織處理委員會，花蓮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是在省參議員馬有岳號召下組成的。

　　和台灣其他地區比較起來，花蓮在二二八事件中堪稱平靜；但青年學生對政治改革的要求，關心程度並不下於其他地區。1947年3月5日，花蓮各界代表在馬有岳召集下齊集中山堂，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花蓮分會，其主旨為維持治安，防止傷亡，因而派人前往營區要求沒收憲警武器，但遭拒絕；部分青年想轉往鳳林、玉里調借武器，被處委員會所阻止。花蓮處委會提出“以不流血解決政治問題”，“不獨立，不共產”等主張。就這些內容來看，可以說是相當溫和的。但在3月9日國軍抵達台灣，全省處委會同時撤銷後，各地處委會的重要核心分子仍紛紛遭到迫害。

　　在花蓮地區，二二八事件中遭遇最慘絕人寰的是鳳林張七郎一門三父子血案。

　　張七郎是花蓮地區很有名望的醫師，新竹楊梅人，1888生，日據時代畢業於總督府醫學校，行醫花蓮鳳林，終戰後曾任國大代表、花蓮縣議會議長。戰前，張七郎曾幾度遠赴中國大陸，遊歷滿洲、上海，他所到之處大多是當日本的勢力範圍。但他幾次赴中國大陸回來後，日警則以“間諜”懷疑他。

　　大戰結束後，張七郎對於新來的“祖國”極表歡迎。他在花蓮籌建一個高大的牌樓，兩邊對聯為“萬眾回春事事須把握現在；一元復始處處要策勵將來”，上款“天下為公”、“國為民有”。

　　1946年3月24日，花蓮縣參議員選舉，選出十名參議員，張七郎亦在其中。他在22名選舉人(鄉民代表)當中，獲17票。開議當天，他並且被推為議長。同年10月底，台灣省辦制憲國大代表選舉，由30名省參議員投票，選出17名台灣省的制憲國大代表，張七郎獲21票當選，名列第八名，比李萬居(15票)還高。可見他當時的全島性聲望。

　　當選制憲國大代表後，張七郎於是年年底赴南京參加制憲國民代表大會，翌年(1947年)初返台。兩個月後，他便連同兩個兒子一起喪於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洪流中。

　　二二八事件爆發，花蓮地區以“三民主義青年團花蓮分團”為中心，召開市民大會，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由省參議會馬有岳任主任。身為制憲國代、花蓮縣參議會議長的張七郎，並沒有任委員會的要角。根據張妻詹金枝在〈訴冤狀〉中的敘述，事件發生時，張七郎正臥病在家。

　　事件中，行政長官陳儀應全島各地“縣市長民選”的要求，准許各縣市推選縣市長候選人三名，再呈報陳儀圈定。因此，花蓮縣也推舉候選人，結果，張七郎以最高票被推選為花蓮縣長候選人。沒想到，這份民眾的愛戴，卻埋下張七郎不幸的禍根。

　　4月1日，國府整編第廿一師獨立團開扺花蓮，成立台灣東部綏靖司令部。當天，該獨立團第二營第五連連長董志成、指導員盧先林所率領的國軍，開駐鳳林鎮，隨即築造陣地，類如交鋒對壘。在鳳林鎮各通衢十字路旁，連築十餘軍壘，民心為之惶惶。鎮民各自力作鎮靜，並向軍隊表示歡迎，乃於4月4日下午，設宴招待駐軍，以示誠意。當天，張七郎因病軀未癒，乃囑長男張宗仁醫師(時甫繼其父擔任鳳林初中校長。鳳林初中為張七郎籌資創辦，並任第一任校長)代理參加晚宴。張宗仁參加歡迎“國軍”的晚宴，至下午六時餘，宴畢散席，回到仁壽醫院的住處(張宗仁與三弟張果仁住於仁壽醫院處，父親張七郎則另外住於郊區山腳下的住處)。宗仁回醫院不久，就有該連士兵來到仁壽醫院，對宗仁謊稱，連部有兵士多人患病，特請張醫師(宗仁)多帶藥品及注射藥類，前去連部診治。張宗仁立刻前往，去後卻立刻被拘押起來。約八時多，三男張果仁(醫師)從外購物回院，連部士兵又到醫院，將果仁押解綁赴連部。大約在同一時間，另一批士兵約十餘人荷槍實彈到住在山腳下的張七郎住處，準備捉拿張七郎。當時張七郎剛甫浴後換上睡衣，聞緊急叩門聲，打開門一看，見十幾名士兵，張七郎正欲向他們握手寒喧，卻立刻被綁押起來，同時，二男張依仁醫師也在家，同遭押解，送往連部。

　　當天夜晚11時，張七郎、張宗仁、張果仁父子三人，被押解到鳳林郊外約二台里的公墓東側槍斃，士兵在他們身上各開兩槍。

　　翌日，張妻詹金枝攜帶四分早餐赴連部探望夫婿及三名愛子，軍方僅收下一分早餐，其餘三分退回。張妻始知噩耗……

　　經過一天的探尋，張妻終於在4月5日下午5時許，在郊外的公墓找到了張七郎父子三人的遺體。他們所穿著的衣物都被剝洗一空，僅剩內衣褲護體，遺體狀極悽慘：張七郎受兩槍背貫前胸；張宗仁眼眶有層層密密劍刺傷痕，右手腕下骨折，亦受兩槍背貫前胸；張果仁，也是背貫前胸，受兩槍創，腹部更受劍刺，以致大腸外露。

　　張妻詹金枝僱用牛車運屍，一部牛車，載運著三具沾滿血跡與泥土的冰冷屍體，回到山腳下的家宅，詹金枝為他們清洗……。父子三人後來合葬於家宅後院。

　　據張妻後來在〈訴冤狀〉中分析張七郎冤死的因素有三：(1)在花蓮縣參議會議長任內，張七郎對於縣預算數字不符，曾力加除斥；(2)張七郎常因縣政與鳳林初中校務，以直言諫阻；(3)於二二八事件中，被選為縣長候選人，因而遭嫉。“有此三大原因，故縣長目為眼中釘，遂捏造事實，假手國軍”。

　　詹金枝在〈訴冤狀〉中，嚴責當時的暴政說：

　　日政雖曰專政，尚可吳越同舟，循循就範，不敢肆意捕殺；而美其名民主，竟無生命保障，為所欲為！官既不循法律綱紀，民將從何說起守法？哀哉！民夫父子何不死之光復以前？不致污辱一生潔白清廉，今死於光復以後，被誣臭名難堪，惟聞有人嘆曰：「父子忠國死銜冤，天道昭昭自可憐，留得青青公道史，是非千歲在人間。」然此三人到底是故殺，還是誤殺？由普通常識就可以明白矣。久聞此等人常用先殺手段，殺了以後始研究搜尋罪名，可憐此三名，竟遭一貫作風之莫須有三字捐軀。

　　依據張果仁醫師遺孀張玉蟬口述，張七郎醫師次男依仁之所以幸免於難，是因為他的太太事前感到凶兆，將軍醫的證明文件放進丈夫口袋。軍方可能因為看到這分軍醫證明而放回張依仁醫生，乃逃過一劫。張玉蟬為張七郎醫師的養女，1946年與張七郎醫師三男果仁結婚，次年發生二二八事件，一門三父子同日遇難，留下一遺腹子張至滿。張至滿其後於體育界服務，曾任教育部體育司長，中華奧會秘書長。

　　二二八事件中花蓮地區另一慘案為許錫謙事件，許錫謙是作家楊照的外祖父，他在由台北歸鄉的路上，斷魂於南方澳。

　　許錫謙，花蓮人，1915年生，為花蓮富商許柳枝獨子，日據時代畢業於台北二中，1931年組織“台灣經濟外交會花蓮支部”，1946年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花蓮分團時擔任宣社股長，並曾任《青年週刊》與《青年報》編輯。而其本身經營的事業有木材工廠、醬油工廠等。二二八事件波及花蓮時，他與馬有岳等人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花蓮分會。由於許錫謙的活動力和組織力都很強，在處委會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1947年3月9日以後，國軍二十一師抵台，在各地濫捕及屠殺的消息紛紛傳出，並傳聞將在花蓮捕殺異議分子。許錫謙獲知自己列名其中，為了躲避風聲，免於遭受被濫捕的命運，於是前往台北避難。憲兵隊到許家逮捕撲空，乃協商縣長與憲兵隊長向許錫謙的叔叔許屘輝遊說，希望勸說許錫謙返回花蓮，並允諾不予追究。許屘輝連絡上許錫謙勸其返家。許錫謙在返回花蓮途中，卻在南方澳附近遭原先埋伏的軍憲人員就地捕殺，死時猶是三十三歲的英年。許錫謙長女許純子(楊照的母親)敘述找尋許錫謙死體的經過說道：

　　經翻開無數的屍體，終於在南方澳附近的海邊找到家父的屍體。時已隔好幾天，屍體是用樹枝伏蓋，眼睛被矇住，頭部、手肘各中一槍，頭部後腦剩不到三分之一，手被綑綁，慘不忍睹。

許錫謙死狀之慘，與張七郎一門三父子血案如出一轍，二二八事件中的花蓮血，就這樣灑向無情的大地。

　　梁阿標是少數入獄後，倖免於難的二二八事件生還者。事發當時為花蓮商業學校校長，獲釋後曾擔任第二、三、四屆縣議員，也在花蓮高農教英文。

　　根據梁阿標的自述，他是在1947年4月5日(清明節)被捕的，在刑務所接受訊問時，軍法官楊蔭清對梁阿標表示，有人告密他帶領學生罷課、插日本國旗、唱日本國歌。梁阿標辯解他是否帶領學生罷課，學校有出席簿的資料可查；至於是否升日本國旗、唱日本國歌，則可向學校的師生調查。後來經學校劉姓訓導主任和全體師生的聯署，證明並無其事，才得以洗清罪名。

　　除了被誣指帶領學生罷課之外，梁阿標的另一項罪名是盜賣軍糧。梁阿標在自述中指出，當時的實際情形是因為花蓮當時市面缺糧，許聰敏先向糧食局借了三千包米，將出售米糧所得款項，做為米糧週轉金，再派人前往外地買米。在這個事件中，許聰敏邀請梁阿標一同前往採購，但梁阿標表示採購事務他並不熟悉，因而加以推辭，許聰敏則要梁阿標負責管理帳目，以證明其中並無假公濟私情事。梁阿標說明當時許多花蓮人(包括大多數的外省人)，均因這次借用米糧，才得以度過那段人心惶惶、米糧欠缺的日子，而他和許聰敏卻被誣指為盜賣軍糧。

　　擔任審判的軍法官，以這兩件事的罪行輕微為由，准梁阿標自新，領了一張自新證後，獲得釋放。

　　上述三件事例，或許僅為二二八事件中的冰山一角。張七郎一門三父子的慘案，許錫謙的魂斷南方澳，是二二八事件中的蓮花血。到了1990年代，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的平反運動中，這兩個案例猶自在人們的記憶深處升起。

　
　

　
　
　　我一向不認為自己是知識分子，因為我不具備知識分子的基本條件。顧炎武說：「士當以天下為己任，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少年時讀到《亭林文集》這段話，直是觸目心驚，覺得顧炎武根本在罵三百年後的我。由於長期以來，我對社會並未懷抱改革的良知，完全沒有資格做一個知識分子，亦就安然自適。蓋知識分子源自法文的Intelligentsia，漢文有一個很靠近的詞「士人」，傳統漢文化的士人是以天下為己任的，我太耽溺於自己的喜好，壓兒沒有資格當知識分子，幸好我亦未曾如此期許自己。

　　二十年來，讀書，教書，做研究，寫文章，勉強算個讀書人，至於知識分子距離我是很遙遠的，雖然我曾參與過很小一部分的教改工作，幫李遠哲主持的教改會整理《教改總諮議報告書》；曾和林富土教授共同執筆第一本與臺灣有關的國中教科書《認識臺灣：社會篇》；協助黃炳煌教授規劃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綱要，撰寫〈人與時間〉主題軸能力指標。但這些事在近十年間(1996-2007)幾乎被媒體照三餐罵，搞得我頗有些灰心喪志，對公共事務的參與亦就興趣缺缺，祇剩得一些研究教學上的細碎瑣事，距離知識分子亦就愈來愈遠。

　　但這兩天我的心情是沈重的，當我讀到昔日老友張大春在部落格所發表的〈預輓某公〉，我真的很難相信這是我所認識的小說家張大春，當年寫《四喜憂國》的張大春，他的〈公寓導遊〉、〈四喜憂國〉、〈寫作百無聊賴的方法〉，都是在我擔任《聯合文學》執行主編時發表的。我一直認為張大春和楊照是我這一代最有希望的小說家。而當我看到張大春諷刺教育長杜正勝的〈預輓某公〉，心情是極其沈重的：

　　聖代即今無禮部／功稱教育亦掄才／音容不礙深苑入／輿地有圖橫卷開／領袖唐衫誇事漢／梳妝秦火照登臺／乩家人漸宮廷老／猶庇賢郎抱妹來。

　　所謂預輓者，即咒人以死也。我的朋友張大春怎麼會做這樣的事？難道張大春和教育部長杜正勝有不共戴天之仇？殺妻奪子之恨？更不可思議的是，部落格裡居然還有讀者回應叫好！我不知道漢文化的溫柔敦厚哪裡去了。近年致力於提倡對聯和書法的小說家張大春，難道這就是漢文化的精神？或者張大春所謂中國文化的底蘊？

　　我不想在這裡大肆討論〈預輓某公〉的所有內容，我祇說兩件事：

　　一件是「輿地有圖橫卷開」，這是被媒體大加撻伐的一樁公案，媒體工作者之無知，記者之無知，殆已非一日。博學如張大春，怎麼會不知道當年杜正勝院士在中央研究院那場學術演講所舉例的地圖，是荷蘭人所繪的第一張臺灣地圖？而清代的臺灣地圖／采風圖，有很多就是躺著的，因為當時三角錐投影法尚未輸入清王朝，經緯線地圖亦尚未普遍，從中國大陸看台灣本來就是躺者的，媒體以此羅織小杜公之罪名，已然令人啼笑皆非。碩學如張大春，不會連這點基本常識都沒有吧！

　　另一件是「猶庇賢郎抱妹來」，此句係指小杜公的兒子杜明夷到招待所慶生。媒體沸沸湯湯報導說是在招待所找辣妹服務生陪酒(請注意我用的是「沸沸湯湯」(fei fei sang sang)，不是「沸沸揚揚」，「沸沸揚揚」不知是誰創的詞，字典裡是沒有的，「沸沸湯湯」典出《山海經．西山經》：「[峚山]丹水出焉，西流注於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湯湯。」)事實真象是在心戰總隊服役的杜明夷那天放榮譽假，和朋友到招待所慶生，所謂陪酒辣妹其實是杜明夷的中學同學，亦是其女友。放榮譽假和女友慶生被說成是找辣妹陪酒，已經夠倒楣了，還要被禁足五天，並且調單位。在我來看，杜明夷才是受害者，祇因媒體的錯誤報導，不但被懲罰還被調職，其原罪乃父親是教育部長。我認為張大春是知道事實真象的，竟然寫出「猶庇賢郎抱妹來」的句子，寧不可嘆？斯亦心中祇有藍綠，沒有真理之一例也。

　　張大春的〈預輓某公〉已使我心情沈重，2007年2月5日，《中國時報》刊出龍應台的〈自首報告：路走得寬闊，人顯得從容〉，來合理化馬英九的特別費案，更令我瞠目結舌。我真的不知道自許為知識分子的龍應台怎麼敢寫這樣的文章？我們來看看龍應台是怎麼說的？

　　「拿到第一張薪水單時，非常驚訝，發現原來中華民國的直轄市政務官首長月薪才十萬塊上下，跟每天至少十幾個小時的工作時數和巨大的政治壓力還真不成比例。我笑說，『比我的稿費還低。』同仁笑答，『還好特支費的一半可以補上一點點。』

　　「如果馬英九因為那一半特支費匯入薪資而以貪汙罪起訴，那麼我該怎麼辦？我們六千五百位歷任和現任的中華民國政務官該怎麼辦？或者說，在一個現代的法治社會裡，一個好的公民該怎麼辦？」

　　自許為知識分子的龍應台，可以無知到聽市府同仁的一句話就相信特支費是薪水的一部分？未免太可笑了吧！不僅如此，還要拉「六千五百位歷任和現任的中華民國政務官」下水，來證明將特支費匯入自己帳戶的正當性。拜託龍應台女士，別逗了，你和馬英九如此，但並非所有政務官都如此好嗎？

　　明眼人當然一眼就看出龍應即這篇文章是在為馬英九選2008年總統舖路，所以狐狸尾巴一下子就露出來了：

　　「如果馬英九被起訴，如果馬英九因為自己的「道德潔癖」而決定退出二○○八大選，這樣一個人，作這樣一個決定，在台灣民主的進程中，意味著什麼？

　　「誰在乎馬英九，但是台灣的未來，不能不在乎。這個政治人物在或不在二○○八的歷史裡面，對台灣的未來是不一樣的。

　　「因此我對馬英九的所謂『道德潔癖』，是不以為然的。為了維護自己的道德形象而退出大選，是不是把那個微小的自己看得太重了？難道馬英九不該和我們任何一個公民一樣，關心長程的台灣的民主未來，而不是馬英九的一己形象？跟台灣的前途比起來，個人形象算什麼？

　　「台灣的民主，在大歷史座標上今天走到了哪一個位置？未來對台灣，尤其在兩岸關係裡，隱藏了怎樣嚴峻又可怕的挑戰？這些嚴肅的問題逼在眼前，競選二○○八，難道是為了個人仕途，而不是因為對於台灣篳路藍縷的歷史和它艱辛無比的前途，有深情，有承擔，有責任？如果是出自對於台灣這塊孕育了我們的土地和人民的深情、承擔和責任，有什麼阻礙是必須畏懼的，有什麼失去是需要擔憂的，有什麼忍辱負重是不能扛起的呢？」

　　我不想再引下去了，閱聽人諸君看到這裡，應該很清楚這篇文章通篇祇有一個意思，就是不管特支費案起不起訴，馬英九你就是一定要選總統，臺灣沒有你不行。是這樣嗎？沒有馬英九台灣就無路可走了嗎？東晉時劉琨的〈勸進表〉不也是這樣寫的嗎？為了勸東晉元帝即位，劉琨〈勸進表〉是這樣寫的：

　　「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況茂勳格於皇天，清輝光於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

　　龍應台寫的真是異曲同工：「如果是出自對於台灣這塊孕育了我們的土地和人民的深情、承擔和責任，有什麼阻礙是必須畏懼的，有什麼失去是需要擔憂的，有什麼忍辱負重是不能扛起的呢？」

　　接著劉琨連舜禹都搬出來了：「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於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眾，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

　　龍應台同樣認為祇有馬英九能引領台灣，「誰在乎馬英九，但是台灣的未來，不能不在乎。這個政治人物在或不在二○○八的歷史裡面，對台灣的未來是不一樣的。」這不但是說馬英九必須選2008年的總統，而且還必須選上，因為「這個政治人物在或不在二○○八的歷史裡面，對台灣的未來是不一樣的。」這是什麼邏輯？

　　龍應台勸進馬英九選總統(甚至最好當皇帝)，猶如劉琨寫「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龍應台亦理直氣壯地這樣寫：「因此我對馬英九的所謂『道德潔癖』，是不以為然的。為了維護自己的道德形象而退出大選，是不是把那個微小的自己看得太重了？難道馬英九不該和我們任何一個公民一樣，關心長程的台灣的民主未來，而不是馬英九的一己形象？跟台灣的前途比起來，個人形象算什麼？」

　　我好害怕，害怕東晉元帝之復見於今日，而龍應台的〈自首報告：路走得寬闊，人顯得從容〉，和東晉劉琨的〈勸進表〉又有什麼差別呢？民國初年袁世凱稱帝前，楊度搞了一個籌安會勸進，鬧了83天的洪憲帝制歷史爆笑劇，莫非龍應台想效法楊度之行乎？

　　1915年8月14日，楊度串聯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及嚴復，聯名發起成立「籌安會」。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4人都曾參加過同盟會，是名噪一時的革命黨。楊度用了許多手段把嚴復列為發起人，使袁世凱極為歡悅。8月23日，由楊度親自起草的籌安會宣言發表，籌安會宣佈正式成立。楊度為理事長，孫毓筠為副理事長，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4人為理事。在籌安會宣言裡，楊度說：「彼外人之軫念吾國者，且不惜大聲疾呼，以為吾民忠告，而吾國人士乃反委生任運，不思為根本解決之謀，甚或明知國勢之危，而以一身譭譽利害所關，瞻顧徘徊，憚於發議，將愛國之謂何？國民義務之謂何？我等身為中國人民，國家之存亡，即為身家之生死，豈忍苟安漠視，坐待其亡。度特糾集同志，組成此會，以籌一國之治安。」

　　於是為期83天的洪憲帝制就這樣登場了。

　　龍應台的〈自首報告：路走得寬闊，人顯得從容〉，讓我想起劉琨〈勸進表〉，楊度的籌安會，豈真應驗了《聖經》所說的「太陽底下無新事」？

　　2007年1月6日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找來和籌安會發起人楊度同音不同字的楊渡擔任國民黨文傳會主委，是否又是一個歷史的巧合？而楊渡亦為我老友，在革命的年代，楊渡曾是反國民黨最力的台灣左派，而今為國民黨操文傳會兵符，怎不令人唏噓。

　　時光飛逝，少年時代的友人如今各奔東西，左派右派，分道揚鑣；本土中國，各擁其主。我祇能揮一揮手，告別昔日年少的浪漫情懷。
　

　
　
　　江政寬教授近年從事當代史學的研究，不僅在翻譯方面成績斐然，在論著上亦引領風潮，是新一代歷史學者中的佼佼者。雖然我個人也做一點史學理論或方法論的研究，但對1980年代以後的歐美史學，並未能窺其堂奧，因此，在閱讀江政寬教授這篇論文時，可以說是帶著學習的心情。我很高興因著江政寛教授的論文，對敘述史學能有一個較全面的認識。所以，就評論者的腳色而言，今天我基本上所扮演不是砲手，手握機槍，右手食指拼命扣鈑機，而是一個和音天使。

　　江政寛教授的論文分為四個部分：一、前言，二、敘事的復興，三、西方世界的敘事史學：以小歷史為例，四、中文世界的敘事史學。關於文章的內容，各位手上都有論文，江政寛教授剛剛也做了精要的報告，我這裡就不再重述了。

　　我個人認為這是一篇條理非常清晰的敘述史學發展史，從中西傳統史學到19世紀的西方史學發展，到1970年代以降歐美史學的主軸，作者都做了極佳的提要勾玄，對想了解敘述史學的人來說，是一篇很好的入門導引。雖然我認為這篇論文在書寫上，仍然屬於分析式的論文，而非敘述史學的文本形式。我想，這是非常弔詭的，一篇討論敘述史學的論文，無法用敘述史學的文本形式呈現，是否說明敘述史學在文本書寫上仍有他的侷限。希望我和江政寛教授開的小玩笑，不會構成音樂上的不和協音。

　　江政寛教授在論文第四節中文世界的敘事史學，以盧建榮教授的《鐵面急先鋒》(2004)為例，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長久以來，臺灣史學界在引述同行論文時，往往是站在負面批評的角度，鮮少有人推崇同行的著作(雖然並非完全沒有，而是不多)，總是在文獻回顧或注腳中，指出別人研究之不足，我的研究如何突破前人的研究，像江政寛教授在論文中如此推崇同行的著作，我在閱讀時是相當感動的。

　　敘述史學不論在東方或西方，都有其悠遠的傳統，中國史學從太史公司馬遷以降，一直維持極佳的敘述傳統。在西方近代史學輸入中國之前，大部分的傳統中國史學，可以說都維持了良好的敘事筆法。而且有許多史學家本身也是文學家，雖然劉知幾在《史通》中對魏晉史學過度重視翰藻，頗有微詞。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亦曾批評文人寫史，有若茅黃葦白，但史家優美的文筆，良好的敘事傳統，卻是一直維持著的。歐洲史學亦然，在Leopold von Ranke以前，從希羅多德以降，敘述史學一直是歐洲史學的傳統，直到Ranke以後，所謂科學派史學出現，才改變了這個傳統。

　　中國現代史學的發展顯然受到Ranke史學深刻的影響，由傅斯年所主導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般被視為繼承此傳統的代表，但事實上根據王汎森的研究，傅斯年藏書中完全沒有Ranke的著作，雖然在一分書單中，傅斯年曾有意購買Ranke全集，但後來似乎並未買成。關於這個問題，江政寛教授的論文指出，當時介紹到中國來的Ranke史學，其實已非當之顯學，但卻影響了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這個論點我個人覺得饒富興味。而因為江政寛教授的論文，引發了我個人的一些想法。以1920-1930年代而言，先引介到中國的其實是反Ranke史學的美國新史學，1920年何炳松應北大史學系主任朱希祖之請，開設“歷史研究法”課程，以魯賓遜《新史學》為教材，並用該書為“西洋史學原理”課的教材。何炳松曾任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授課所用課本，多為哥倫比亞大學“新史學”派教授的著作，如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A. Beard)《歐洲史綱》(An Outline of European History)、《現代歐洲史》(History of European, Our Own Time)，詹姆士‧魯賓遜(James H. Robinson)《西歐史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可以看出由何炳松此時期的主要在於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新史學引介到中國。

　　我曾開笑說，五四時期引介到中國的各種理論、方法，都是無系統的，撿到籃子都算菜。因此，反Ranke學派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史學先引進到中國，Ranke學派才由傅斯年於1926年引入中國。魯賓遜所主張的“新史學”特點有四：1.歷史的實用性：要求史學工作者注意那些與現實有關的史實，反映了美國進步史學的實用主義傾向。2.擴大歷史學的研究範圍，注意歷史上社會力量的發展，不能只研究一些偉大人物。3.加強與其他社會科學的聯繫，運用社會科學方法研究和預測歷史的發展。4.重申歷史學研究的客觀性，雖然“新史學”派的歷史學者並不認為歷史是一門不折不扣的科學 。

　　這些主張事實上是美國“新史學”派對德國蘭克(Leopold von Ranke)學派的反動，亦即對19世紀以來科學派史學的反動。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反蘭克科學派的史學於1921年何炳松先引介到中國，而蘭克史學輸入中國則是1928年傅斯年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事，雖然較早或可上溯至1926年傅斯年於廣州中山大學創辦語言歷史研究所 。

　　關於傅斯年引介Ranke史學的事，我曾與王汎森教授討論過，他的說法很有趣。王汎森教授說，傅斯年到德國的時候，大學已不講授Ranke史學，因為此時Ranke史學是德國史學的普遍性知識，已經「化作春泥更護花」，我覺得王汎森教授的比喻很有趣，可以和江政寛教授的論點相互輝印。

　　臺灣史學在理論和方法論上，一般落後歐美史學約二十年，近年我在一些臺灣史學量化分析的文章中，發現了這個現象。特別是兩個傳統對臺灣史學的影響，一個是史語所主導的史料學派，一個是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的聯姻，這兩個主流影響了臺灣史學50年的發展。而因為這兩個主流，使臺灣史學在論著形式上幾乎一面倒地向社會科學報告傾斜，而忽略了歷史學的敘述傳統。我們的歷史論著如非引文冗長的城垛式論文，就是冷血無清的社會科學報告，一般人固避之唯恐不及，縱使同行鮮少彼此閱讀，除非自己的研究必須徵引。在這樣的情形下，歷史學如何復興？歷史研究如何與大眾對話？或者與同行對話？

　　1980年代中期以後，因著古偉瀛教授、杜正勝教授、盧建榮教授、江政寛教授和林正珍教授的努力，使新文化史、新社會史、敘述史學和後現代史學，新綠勃發，雖然尚未長成大樹，但我已看到一片欣欣向榮。因著江政寛教授的論文，我期待一個更多元、更多面向的歷史學，不僅復興敘述史學，更期待復興整體的歷史學。「沒有故事，沒有歷史」，我希望未來臺灣的史學研究不祇是社會科學報告，更是動人的故事。

　　最後，在我的評論結束之前，要向江政寛教授請教的是：

　　1.敘述史學如何與小說分野？因為我看到一些可以稱之為敘述史學的著作，在內容和形式上，和小說創作極為類近。雖然在江政寛教授的論文中已略有說明，但我仍未能確實掌握其意，可否請江政寛教授說得仔細一些。

　　2.1968年法國年鑑學派第3代史家雷．華．勞杜里(Le Roy Ladurie)曾預言，1980年代以前「史家要不就是一位電腦程式設計師，要不他就一無是處」 ；而江政寛教授文中提到史東(Lawrence Stone)的〈敘事體的復興：對於新的傳統史學的反思〉(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我知道Lawrence Stone亦曾大量使用量化資料來進行研究，雖然後來他大肆批評這類新的「科學方法」，認為史學量化只是一個未曾兌現的諾言，而其「結果之有用性也似乎是在一定的程度之下，與其所用的方法上數學的複雜度和史料搜集的規模度成反比」 。由於史學研究所牽涉的變項太多，無法以量化模式來解釋，Lawrence Stone呼籲回歸史學的敘述傳統，並認為Max Weber的「選擇性親近」(Elective Avidity)的解釋模式更有力量。我要向江政寛教授請教的是，臺灣史學受歐風美語的景影響極大，當他們呼籲量化時，我們隨其起舞，當敘述史學復興時，我們再次隨之改變，那麼臺灣史學的主體性在哪裡？

　　3.五四時期反Ranke的美國哥倫比亞新史學，在中國顯然失敗了，獲勝的是傅斯年所提倡的史料學派；1980年代，臺灣史學受年鑑學派影響的作品並不多，而反年鑑學派的敘述史學又迎面而來，就我的觀察，敘述史學顯然受到比較多的青睞，我要向江教授請教的是，這種跳躍式的移植，是否會產生問題？

　　4.敘述史學引述的材料常是宗教裁判所之類的檔案或法院判例，其內容一般而言較為幽黯(盧建榮教授的《鐵面急先鋒》(2004)亦屬歷史的幽黯面)，我想向江政寛教授請教的是：當這類作品不斷出現的時候，研究者或閱聽人是否會容易陷入歷史的幽黯意識？那麼，歷史的光輝是否就此消失？也許這是我過度憂慮。

　
　
　　教育部二○○年十二月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以後，引起社會各界的諸多討論；部分國中老師為課程將採取協同教學或個人教學多有疑慮，甚至用歷史老師教地理，公民老師教歷史之類的論述，質疑「九年一貫課程」的可行性，有些歷史學者和國中歷史老師認為歷史課併入社會學習領域將對歷史教育造成傷害，我不想在這裡討論此類問題，因為在我們尚未解決過去五十年來歷史教育的正確性以前，很難有一個至當歸一的說法。

　　過去五十年來臺灣的歷史教育，基本上建構在歷史會給我們教訓這個假設上；而在我們核對歷史的功用時，往往最先想到的是鑑往知來。鑑往知來固為歷史的重要功能之一，我們相信任何一位史學工作者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侯，最先想到的一定是這個解答。太史公自序說《史記》之作，是「述往事，知來者」，《舊唐書．魏徵傳》也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都說明了這個意思。這些都是歷史教育之所以存在的重要理論，也是歷史學者和歷史教師耳熟能詳的說法。在傳統中國史學中，「鑑戒」可能是在討論歷史功用時最重要的一項，特別是政治上的鑑戒功能。

　　但在強調歷史教訓的同時，我們發現臺灣歷史教科書上出現的民族英雄，大部分是失敗的英雄；他們不是在亡國時表現忠烈之義，就是在兩國對峙時失敗的一方；少數的成功者則是對征伐邊疆民族做出貢獻；這些型塑民族主義精神的教材充斥在我們的教科書中，在現代史學來看其實是有點負面意義的。

　　從文化多元和民族平等的角度來看，過去太過強調漢文化民族主義的思維，確有修正的必要；諸如左宗棠平回亂、福康安平定林爽文之亂等等說法，都已不符時代思潮；在我們的時代，歷史教育太過強調形塑民族主義的意涵，而忽略了歷史做為眾學科之母的通識意涵，以及如何呈現人類生活的實體面。在未來的歷史教學中，社會生活史應該成為重心，過度強調政治軍事史，過度強調民族主義的歷史教學，是到了該修正的時候了。如果能夠做到這樣，社會學習領域的合科、分科之爭，就顯得不是那麼重要了。

　

　

　　年少時讀《張愛玲短篇小說集》，早年皇冠出版社綠色封面的版本，蒐錄了張愛玲大部分的短篇小說，約莫就是《傳奇》的原始版本，書序裡寫著：成名要趁早，晚了就來得不那麼痛快了。於是年少的心情亦覺得焦切起來，急著趕路，急於成名。

　　可成名亦不是說成名就成名，走馬江湖二十載，同年代的友人們早已名滿天下，我卻半途而廢，一個人偷偷躲在山邊讀書養性，做一個時代的邊緣人。遙想當日楊柳青青，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卻亦誤以為從此落拓江湖載酒行，揮刀斬劍，一心以為鴻鵠之將至。不意所嚮往的張潮《幽夢影》所云：「胸中小不平，可以酒銷之；世間大不平，非劍不能銷也。」亦不可得。卻是小不平、大不平都銷不得，只好收拾心情，躲進書堆裡，做一個無何做為的書生。

　　要安心無何做為亦是不易，總還有年少時江湖上的友人催東催西，我又臉皮子薄，不免繼續搖搖筆桿，敲敲鍵盤，說是退隱江湖，卻亦偶爾走馬，欲拒還迎，雖是少年子弟江湖老，卻道不得天涼好個秋。

　　日前因答應錢賓四文化基金會做一場簡單的演講，導讀賓四先生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因而重讀此書，發現賓四先生對歷史人物的觀察頗有新解。在第六講〈如何研究歷史人物〉中，討論盛世與衰世人物，賓四先生即認為衰世生出更多更具偉大價值的人物：「惟有中國，卻能在衰亂世生出更多人物，生出更多更具偉大價值的人物，由他們來持續上面傳統，來開創下面新歷史。他們的歷史性價值，雖不表現在其當身，而表現在其身後。此即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精神真價值所在，亦即是中國歷史上一項最有意義的特殊性。」確實點出中國歷史的某些特色。尤值得我們深思的是，賓四先生提出無表現人物的重要性；「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在政治上得志成功的人，伊尹為湯相，亦是政治上一大得志成功人物。但伯夷、柳下惠則並無表現，孟子卻將他二人與堯、舜、禹、湯、伊尹相提並論，同稱之為聖人。」即如屈原是一位在政治上不得志而失敗的人物，陶淵明是一位不願有所表現的人物，杜甫則是意欲求有表現而終無機會讓他表現的人物，這些無表現的人物，卻成為中國歷史人物的另一種典範。

　　賓四先生對歷史人物的觀察，讓我重新思考生命的進退出處。一如年少時受到十九世紀俄國知識分子的影響，一心以改革社會為己任，思索著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參與各式社會運動，執筆屬文，對時代多所針貶。到如今重思考自己的定位，有表現與無表現，中心與邊緣，似乎亦毋須斤斤在意。即或身處邊緣，即或退如處士，未嘗不可以安身立命。長路且行且沈吟，邊緣或許正是我生命情調最好的抉擇。

　

　　真理不是靠想像得來的，它必須具有某種程度的客觀性，資料、數據，以及足以說服學術界的理論基礎。就歷史的範疇來說，想像不一定假，史料不一定真。最為研究者所重視的一手史料，常常也有做假的可能。以清季所發生的戊戌變法為例，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有其特殊之政治目的，故不全然可信，袁世凱的日記有問題，縱使翁同龢的日記，本來被視為最可靠的史料，經過蕭公權的研究，也有許多是曾經重鈔或刻意竄改的痕跡(注1)，就此而言，一手史料固彌足珍貴，在使用上卻也處處陷阱，不可不慎。

　　中國的史官制度設置極早，至遲在周代已有可信的相關記載(商代以設立史官制度，但其執掌主要為卜筮，與今日所謂「史」略有所異。)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雖不一定為真，卻也大抵說明了史官的職掌。自周代而後，中國的歷代皇帝都有史官隨侍在側，記錄皇帝的生活起居與國家大事。事實上，不僅皇帝有史官，太子也有史官，甚至后妃也有女史在側，隨時記錄。這些史官所記錄的就是「起居注」。「起居住」是編「實錄」的重要依據，「實錄」則為正史所本。這樣說來，正史的「本紀」應屬可信。事實卻不盡然，其間之出入殆非史官所能全權掌握，為君王諱者比比皆是。以故，齊太史與董狐筆纔彌足珍貴。如果每個史官都像齊太史和董狐一樣，便沒有甚麼可值得為典範的了。

　　歷史如此，新聞和小說就更難免於捕風捉影之事。每天發生的新聞，經過記者的追蹤報導，彷彿身歷其境，聲光效果如同步攝影，試究其實，羼水不免，故做驚人之語亦所在多有。一位史學界的前輩所曾慨言：「以後從事歷史研究的，在應用報紙材料時，只要從反面去想，大概就距離事實不太遠了。這可能會成為新的史學方法論。」雖不免是過激之論，報紙新聞之隱諱與造假，由此可見一斑。當然，我們也還有一些謹守新聞道德的記者與編輯，有一些敢言的知識份子，以及殫精竭智探索真象的歷史工作者，這是真正的社會良心。

　　以故，歷史記事並非全然真實，今日之新聞報導亦復如此。但是，並不是靠完整的史料，纔能寫出偉大的歷史著作；同樣的，也不是目睹全局的記者，方能寫出可信的新聞，其間之拿捏，常需賦予想像。所以，有時想像和史料具有同樣重要的地位。就史學而言是歷史想像與史識，就新聞而言便是判斷與見識了。例如，大陸東北發現一史前文化遺址，挖出人頭骨、陶器、蠶繭、陪葬器等等，那麼，這些東西要如何來加以解釋？在所發現的考古材料無法串連時，便需要靠歷史想像了。所以，當英國史家比瑞(J.B. Burry)說：「歷史是科學， 一點不多，一點也不少。」不免於是相信史料太過的論調。艾克頓爵士(Lord Acton)曾發豪語：「如有足夠史料，定論的世界通史必將出現。」終於也沒有能夠成功，畢竟完整史料可遇而不可求。史料不完備，史事與史事之間的空隙，乃需史學家運用想像力來加以彌補。

　　但歷史想像並非憑空而來，而是必須將橫陳於前的史料做適當的批評與透視，方能洞察歷史的真象，並從而對歷史進行考訂與解釋。最講究方法論的史學，事實上常常是史無定法。僅僅靠這些客觀細密的研究方法，所獲得的歷史真象其實是有限度的。資料的欠缺固無須多論，縱使資料是實錄，而且完整無缺(雖然就史學研究而言，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畢竟歷史是經過選擇的，史料也是經過層層篩選，方纔保存下來)；但是，史料中所涉及的人與事，變幻無端；當事人的思想，濃厚的情感，以及人世間難以筆墨盡述的奧秘，都非史料所能夠完全披露。所以，史學家除了博覽群籍，以殫心竭力於歷史研究之外，更要進一步對歷史做註解。易言之，即歷史資料所不能獲得的部份，要靠這些理解來加以彌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想像」、「投射」與「同情」。

　　歷史是人類過去生活的紀錄，而自有史時代以來，人類的變化極為有限，人類心靈的共通性，大抵無何差異，史學家能夠理解歷史，這是最重要的關鍵。王夫之《讀通鑑論》說：「古今之世殊，古今人之心不殊；居今之世，以今人之心，上通古人之心，則心心相印，古人之心，無不灼然可見。」所以，史學家必須將自己「投射」到歷史裡面，用自己的想像來印證古人思想，以自己的感情印證古人感情，以自己行為印證古人行為，達到今人與古人心靈對話的境地；所以克羅琪(Croce)纔會說：「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科靈吾(R.G. Collingwood)也說：「一切的歷史都是思想史。」史學家以己身所處的社會，印證歷史上的社會，雖然比較容易落入曲解或附會的圈套，但社會上所發生的事件，古代與現代之間，常會有許多相類似之處。而所謂的相類似並非相同，畢竟因時代差異，所發生的事是很難全然相同的。因此，生活經驗豐富，瞭解當代最深的史學家，也是最能瞭解過去的史學家，法國年鑑學派的開山祖師布洛克(Marc Bloch)才會說；「不瞭解現代即無以瞭解古代。」誠哉斯言。

　　史學家可以將自己「投射」到歷史的情境裡面，也可以適度的運用想像。歷史上有很多地方是割裂的，不連貫的，由於資料的殘缺不全，加上年代久遠，史實湮沒，使得斷簡殘篇的情形非常普遍。因而，一部上下數千年綿延發展不絕的連貫歷史，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歷史的連貫，其實是出之於史學家的想像。這種想像於史學而言，是一種建設。譬如根據史料，楚漢相爭之際，今天項羽在彭城，下一天就到了垓下之圍，烏江自刎，其中的空白便祇有賴史學家的想像了。

　　真理並非完全靠數據與資料，適鍍的想像往往可以補材料之不足。西方的學術界有許多科學家晚年轉向哲學思考，說明了想像空間之必要。中國的史學家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以成一家之言」，除了史料的整齊排比之外，如何發揮想像空間，也是其人是否能為史學大家的關鍵。所以，當章實齋提出史學著作要達「圓而神」之境的時候，歷史的想像已經在其中了。真理非一蹴可即，史家多年浸淫史料，進入歷史情境之中，方可得「較接近真理之事實。而歷史想像之妙，亦惟存乎一心而已。

註(1)參考：蕭公權，《翁同龢與戊戌維新》(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頁30。

　　臺灣地區的歷史學研究，因為長期以來受到史料學派的影響，競以史料之珍貴與否為判準，在各種歷史學的學術研討會中，最常聽到的批評就是某種史料未用，某條史料未引，評論者因此認為該論文學術價值有待商榷云云。

　　余英時教授曾在〈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回顧與展望〉中指出，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影響最大的有兩派：一是史料學派，乃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訂與辨偽為史學的中心工作；另一派是史觀學派，係以系統觀點通識中國史全程為主要任務。余英時教授認為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的分途發展，是「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的。因此他希望現階段的史學工作者能夠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一方面用嚴格的實證方法建立史實，另一方面則要通過現代各種學科的最新成果和時代的眼光，來疏通史實與史實之間的關係，以解決「證而不疏」和「疏而不證」的問題。這裡的史料學派係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而臺灣史學顯然在史料學派的主導下發展，因此，史料常常成為學術真理的判準。

　　史料當然是史學研究的基礎，傅斯年曾說「沒有史料，沒有史學」，誠是的論。但我們也不必太過度唯史料是尚，史學工作者的殫精竭智尤為史學發展之所依憑。我在初入史學之門時，受當代史學大師陳寅恪的影響很大，雖然他也是史料學派的奠基者之一，其論著往往三條史料已足證明史實者，卻用了三十條，閱聽人難免目迷五色，陳寅恪卻好整以暇地穿針引線，千里來龍到此結穴。

　　我最佩服陳寅恪的地方，並非如崇山堆積的史料，而是他做研究時所用書籍、史料，常以通行本為主。熟悉陳寅恪著作者都知道，他老人家用的書和史料都是一般所謂通行本，很少特別去找珍本。所以雖然是史料學派的重要奠基者，陳寅恪這種用通行本從事歷史學研究的方法，一直深深影響著我，從少年時代到歲入中年，我習慣性地以通行本做我研究的材料，我的想法是能夠用一般材料做出新解方為高明，而非用了一堆少見的史料，或珍藏不易見的史料，卻做出人人想得到的結論。

　　在通行本與珍本之間，我寧取通行本，運用唾手可得的通行本，做出具有個人觀點的研究，是我多年來努力的目標。就像聽音樂的時候，我亦是選擇通行本的唱片錄音，而非刻意追尋難得的珍本，對我而言，進入音符裡的境界，比擁有珍版唱片更有意義。至於史學研究，我總是在人人見得著的史料中，找尋新的歷史解釋，因為我一直認為靠罕見史料和珍本做出來的研究成果難以驗證，學問功力如何得知？反倒是在平凡處看出深意，方為學術工作者所應努力追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