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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身的背影：懷念大師兄廖風德〉，原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80609






◎廖風德(右)與吳鳴合照，一九八三年十月，政治大學中正圖書館前。




　　人生須有盡，終將轉身。惟願轉身的背影，是美麗的。


　　二○○八年五月十日，午後四點，臺北木柵一四○高地，廖風德師兄最後的身影，依舊是陽光燦然。回眸，臉上堆滿了笑。是的，這就是我熟悉的大師兄廖風德。縱使告別，身影也是美麗的。

　　一九八三年九月，甫告別軍旅的我來到指南山下，重拾讀史學文之路。在此之前，我曾想過到媒體混一碗飯吃，或到鄉下學校教書，種幾分地，像陳映真筆下的白色社會主義青年。但終因種種機緣，我沒有成為鄉村教師，亦未乞食於編，而是重拾讀史學文之路。

　　赴笈指南山下之前，小說家履彊(蘇進強)大哥寫信告知我其好友廖蕾夫(廖風德)在政大教書，要我到學校以後向廖蕾夫致意。一九八三年九月我來到指南山下，稍事安頓後，到位於校門進口右側的果夫樓拜訪廖風德，彼時廖風德任職於訓導處課外活動組。早期政大有一些同事，在取得碩士學位之後，返校服務，先在訓導處工作，並在某系掛單，慢慢再轉成專任講師，讀博士班，取得博士學位後，繼續在學校任教，廖風德師兄即循此一模式。

　　廖風德聽說是蘇進強大哥要我去拜訪他，非常高興，請我到學校附近的館子吃飯，這就我和廖風德的初識了。

　　一九八五年五月，我通過碩士班學科考試，準備撰寫碩士論文，所擬題目為〈疑古思想與現中國史學的發展〉，討論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與影響，屬於史學史、史學理論與方法論範疇，英文名之曰Historiography，對應的中文或可稱之為史學或史學論題。政大歷史研究所師長專攻史學論題者無多，閻沁恒老師為其中之專家。閻老師是臺灣最早將英國歷史哲學大師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介紹到臺灣的學者，寫了幾篇介紹湯恩比《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的論文。我因為曾修過閻老師的「史學理論與研究實習」課，故在決定碩士論文題目後，想請閻老師擔任我的論文指導教授。

　　記得去找閻沁恒老師指導論文時，閻師父問了我一句話：「你酒量好不好？」我說約莫可以喝一瓶白金龍金門高粱，閻師父聽了很高興，就收了我這個徒弟。由於廖風德在政大新聞研究所碩士班的論文〈中共香港「大公報」之宣傳分析(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五年)〉(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七六)，是閻師父指導的，於是成為我的師兄。

　　閻師父早期在政大新聞研究所曾指導過幾篇碩士論文，譬如曾擔任香港聯合報總編輯的賴清松，碩士論文即為閻師父所指導，廖風德師兄在政大新聞研究所的碩士論文亦然。雖然閻師父是政大歷史研究所的創辦人，並擔任首任所長，但實際指導的碩士論文並不多，印象裡在我前後曾指導過幾篇，惟均為女弟子，男徒弟僅廖風德師兄和我，以及後來到臺大歷史研究所讀博士班的小師弟潘光哲。潘光哲師弟的碩士論文〈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為中心的討論〉(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一)，在臺灣解嚴初期猶屬禁忌，鮮少有老師願意指導，於是我將光哲引介給閻師父，那是一九九○年的事，我讀博士班一年級，光哲師弟讀碩士班二年級。

　　廖風德師兄當時在政大訓導處課外活動組工作，負責處理學生社團與刊物。而一九八六年烽火燎原的政大地下刊物《野火》，就是這個時期出版的。潘光哲雖然不是《野火》的重要成員，但和《野火》的林鳳飛、顏萬進等人相熟，亦為一九九○年中正紀念堂野百合學運領袖，負責扛大旗將政大學生帶回。我常常想，閻師父的胸襟真是有容乃大，大師兄廖風德屬藍營，潘光哲師弟穿淺綠色內衣，我傾向以臺灣為主體的文化思考，三人卻均為閻師父的徒弟。

　　閻師父的徒弟有一共同特色，即筆下能寫。廖風德師兄寫小說，曾兩度獲得聯合報短篇小說獎；我寫散文，曾獲一九八二年第五屆時報散文首獎；潘光哲師弟在報紙副刊寫文化評論，三個師兄弟各有所長。至於閻師父自己，有一段時間擔任《中央日報》總主筆，主掌國民黨言論。在祝基瀅接任文工會主任時期，乃其重要謀士之一。此外，閻師父亦曾任國民黨考紀委員，林洋港和宋楚瑜的黨紀案，即在其擔任國民黨考紀委員時所處理。

　　廖風德師兄在宋楚瑜擔任國民黨文工會主任時，應宋楚瑜之請擔任其秘書，此為風德師兄從政之始。

　　一九八七年政大歷史研究所成立博士班，卅六歲的廖風德師兄提筆上陣應考，乃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第一屆榜首。彼時廖風德師兄已經是政大歷史系副教授，其升等論文為《清代之噶瑪蘭：一個臺灣史的區域硏究》(臺北：里仁書局，一九八二)。我亦在一九八七年取得碩士學位，但礙於報考博士班須有碩士論文口試成績，我的碩士論文雖然已經完成，但因尚未口試，故無法報考。第二年我又因工作忙碌，錯過報名時間，到一九八九年時，風德師兄特別寄招生簡章給我，讓我得以順利報考，成為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第三屆學生。

　　就讀博士班期間，廖風德師兄有時在政大歷史系專任副教授，有時借調國民黨文工會擔任秘書，但始終認真上課。有些歷史系老師在風德師兄念博士班時，成為其業師，風德師兄始終執弟子之禮，如蔣永敬老師、王壽南老師、閻沁恒老師等。另外，當時有許多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學者到政大歷史研究所開課，如呂實強老師、張朋園老師、張玉法老師、蘇雲峰老師等，有些曾教過風德師兄，有些教過我。

　　廖風德師兄花了兩年時間修完博士課程，一九九○年五月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並於博士班四年級時開始撰寫論文，指導教授仍為閻沁恒老師。一九九一年六月，廖風德師兄以〈學潮與戰後中國政治(1945-1949)〉(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一九九一)通過博士論文口試，成為政大歷史研究所第一位博士，亦為政大歷史研究所名符其實的大師兄。兩年後我在閻師父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於一九九三年四月通過論文答辯，成為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第二位博士。由於廖風德師兄和我的博士論文均由閻師父指導，誼屬同門師兄弟，與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其他學長姊或學弟妹相較，關係有深淺之別。加上閻師父指導的徒弟不多，同門師兄弟間感情極親，每每相約餐敘，其樂融融。特別是每年農曆七月十五日閻師父生日時，同門師兄弟輪流作東為師父慶生，較常出席者除了廖風德大師兄之外，尚有閻師父早年在新聞研究所的學生吳圳義老師，惟吳圳義老師長我近二十歲，誼屬師生。

　　一九九○年代是同門師兄弟和閻師父共歡相聚最頻繁的歲月，廖風德師兄雖然從政，惟恆保赤子之心。風德師兄每在杯觥交錯之際，笑譚政壇見聞佐酒，引閻師父與同門師兄弟會心一笑。

　　師門共歡相坐，只要有廖風德師兄在，總是歡聲笑語不斷。風德師兄燦爛的笑臉，天真得像個孩子。無論政壇幾多險惡，風德師兄恆為風趣幽默。且因拜師之時，風德師兄與我均已失怙，視閻師父如父，感情上非僅師徒，且更像父子。不僅閻師父如是，閻師母林瑞炳老師對我們這些徒弟亦是疼惜有加，視如己出，師徒間猶若家人。

　　一九九六年廖風德師兄的令愛廖箴從政大民族系轉來歷史系，須補修歷史系之必修課，其中的「史學導論」乃我所承乏，於是平日喊我叔叔的廖箴改口喊我老師。與風德師兄的兩代交誼，更添佳話。不僅廖箴是我的學生，師嫂郭芳美亦為我的學姊。郭芳美是政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第一屆畢業生，我是第八屆，算是小學弟，因著風德師兄的緣故，對我這個師弟照顧有加。一九九○年我就讀博士班一年級時，租屋南港，到政大上課要走南深路(彼時北二高尚未通車)，往返甚為費事，適巧閻師母在木柵國小附近有一棟公寓，房客剛剛退租，郭芳美學嫂於是向閻師母說明我的情形，閻師母乃將房子租給我，租金約僅附近房租之半數。我和家人在這棟公寓住了七年，直到取得博士學位，返回母系乞食講堂後，始在景美女中附近買了生平的第一棟房子。

　　雖然風德師兄並非閻師父指導的第一個學生，但在長年往來的徒弟中，風德師兄班次最高，亦最得師父、師母疼愛。師父家無論大小事，風德師兄均照顧有加。而我則是小跟班，跟著跑上跑下，因為有大師兄頂著，我亦毋須擔負幾多事。風德師兄處事平和，待人溫文有禮，都是我必須努力學習的。一九九九年以後，風德師兄擔任立法委員，諸事忙碌，閻師父家裡的事才偶爾由我跑腿。但相較於風德師兄，我所做的實百不及一。

　　我是三個師兄弟中最不成材的，風德師兄在政壇大放異彩，曾兩任立法委員，二○○四年以後，擔任國民黨組發會主任委員，戰功彪炳，為國民黨連續打贏了八場選戰(僅輸掉高雄市長選舉)，可謂是國民黨的福將。潘光哲師弟任職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乃年輕一代史學工作者之佼佼者。笨鳥在林，三個師兄弟中，我因返回母系乞食講堂，乃得以與師父、師母長相左右。

　　每個人有自己的生命情調，風德師兄從政固為其所選擇，但我仍認為他沒有繼續寫小說，是臺灣文學界的損失。風德師兄的短篇小說寫得極好，發表於一九七六年的〈見習官〉，是其初試啼聲之作；一九七九年〈竹子開花〉獲聯合報短篇小說獎；一九八○年〈隔壁親家〉再度獲聯合報短篇小說獎。這些短篇小說其後結集為《隔壁親家》(臺北：九歌出版社，一九九一)；用廖蕾夫的筆名出版。華視曾將〈隔壁親家〉改編為同名連續劇；其後民視又將〈隔壁親家〉改編為〈親戚不計較〉電視劇，播映超過兩千集，殆為臺灣電視史上之奇蹟。雖然嚴格說來，〈親戚不計較〉只有前幾集故事依據〈隔壁親家〉改編，後面的故事乃編劇所寫，可謂與〈隔壁親家〉風馬牛不相及。廖風德師兄遽逝之後，媒體大肆報導其小說創作，將三篇短篇小說，誤寫成三本小說集，實在錯得有點離譜，但似乎亦無人提出糾正。臺灣的媒體好像已習慣將錯就錯，而殊乏社會責任。不僅媒體有關廖風德師兄的小說創作資料有誤，連學歷亦是張冠李戴。風德師兄畢業於淡江歷史系而非政大歷史系；到政大讀的是新聞研究所碩士班，博士則為政大歷史系研究部博士班。雖然這些均屬雞毛蒜皮之事，但看到媒體連基本的查考工夫都不做，實令人不勝唏噓。

　　學歷弄錯殆屬尋常，有關廖風德師兄的學術著作，亦多有誤解者。風德師兄的碩士論文為〈中共香港「大公報」之宣傳分析(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五年)〉，雖然其後風德師兄並未繼續在此領域耕耘。史學界習慣將風德師兄視為臺灣史專家，惟其治臺灣史悉來自一己之研究，未有師承。《清代之噶瑪蘭》乃其副教授論文，此後風德師兄在政大歷史系所開課程，即以臺灣史為主。事實上，風德師兄的博士論文為〈學潮與戰後中國政治(1945-1949)〉，乃臺灣少數研究現代中國學運之專家。但因當時政大歷史系有幾位中國現代史專家，如蔣永敬老師、胡春惠老師與林能士老師，故風德師兄的博士論文雖屬中國現代史，卻從未開設這方面的課程，而且臺灣史學界一般亦將風德師兄視為臺灣史專家。廖風德師兄的博士論文改寫後正式出版，書名為《學潮與戰後中國政治(1945-1949)》(臺北：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四)，列入「中國現代史叢書」，該叢書主編為張玉法老師。在臺灣學術界，有些學者升上副教授後再念博士班，即以博士論文改寫之專書升等教授，嚴格說來其實是不合學術倫理的。廖風德師兄的博士論文正式出版後，並未以此書升等教授，就此而言，是值得尊敬的。一九九五年七月，我的博士論文改寫完成，亦收入張玉法老師主編的「中國現代史叢書」，書名為《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五)。

　　史學界師友對廖風德師兄未繼續從事研究與教學工作，不免有些惋惜。而廖蕾夫未繼續小說創作，文學界友人亦常引以為憾。但人生之事殊難言矣！風德師兄從政歷程的成就，或許更為人所津津樂道。在臺灣史學界，六十歲以下的學者群中，同時從事文學創作者鮮少，不若上一世代學者豐碩。逯耀東師父的散文、飲食文化札記，如《出門訪古早》(臺北：東大圖書公司，二○○六) 《肚大能容：中國飲食文化散記》(臺北：東大圖書公司，二○○一)，《那年初一》(臺北：東大圖書公司，二○○○)，均膾炙人口；汪榮祖教授的隨筆，以庸椽樓主筆名於《時報．人間副刊》撰寫的專欄，其後結集為《學林漫步》(臺北：時報文化，一九八三)；均為學界所津津樂道。一九七○年代歷史學與社會科學聯姻後，臺灣新一代的史學工作者，大部分只會撰寫社會科學報告，能悠遊於文史之間者幾希。風德師兄的遽爾大去，史學界工文學創作者又少一人矣！思之憮然。

　　彷彿仍看到廖風德師兄燦爛的笑容，如和煦春陽，帶來生命的光和熱。日本文學形容武士之死有云：男兒之死當如櫻花凋落，如此燦爛，如此壯烈。遽聞風德師兄忽爾大去的消息，我腦海裡浮現的就是這些文字。是的，廖風德師兄就是在他人生的最高點，生命最璀燦的時刻，告別人世。郭芳美師嫂在政大歷史系同仁前往弔唁時說：「風德總是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做最正確的選擇，這次在接任內政部長前夕告別人世，或許也是他覺得這是他最好的選擇。」

　　往者已矣！瀟灑以行。生者何堪，唯有傷痛。而就廖風德師兄而言，此時轉身，或許正是留下最美麗的背影。


　　昔日的歡聲笑語猶在，廖風德師兄已告別人世。依稀彷彿仍看到那陽光般燦爛的笑容，在我眼前浮現。人生苦短，憂患實多，廖風德師兄轉身的背影，如此瀟灑，彷彿只是到遠方去旅行。



　　　　　　　　　　　　　　　　　　二○○八年五月十三日寫於指南山下

　　
]]> http://blog.roodo.com/wuming/archives/6155671.html http://blog.roodo.com/wuming/archives/6155671.html 文字奏鳴曲 Tue, 10 Jun 2008 11:35:28 +0800


　　每個朋友離開的時候，都帶走我們的一部分記憶。情誼愈深，帶走的記憶就愈多。

　　送走康樂的同時，也送走了我記憶深處的某些片斷。

　　二００七年十一月廿一日，告別式結束，我收拾傷痛的心情，回想與康樂相識三十年來種種，於是決定寫幾個小故事，懷念提攜我、照顧我最多的老大哥。

　　康樂的率性、豁達，是大部分朋友所深知的，他的心細如絲則鮮少人知曉。一九九五年，康樂將他歷年有關北魏研究的論文結集為《從西郊到南郊──國家祭典與北魏政治》，雖然書中大部分論文已經在學術期刊發表過，但康樂卻花了很長時間將所有論文改寫，刪除重複敘述的部分，重新將專書的環扣拉緊。因此，這本書其實可以說完全改寫為專書的形式，而非論文集。並且在改寫過程中，康樂亦重新繪製統計圖表。由於康樂對統計不是太熟悉，找我幫忙，我將試算表的基本原理對康樂說明之後，他親自操作電腦繪製統計圖，我在旁加以協助，書中的統計圖就是這樣畫出來的。

　　不僅如此，康樂嫌當時的大型電腦排版排學術書不好看，要我幫忙寫一個二十五開本的Word格式檔讓他排書。所以，《從西郊到南郊》整本書，從寫作到排版，康樂一個人完全包辦。而一般學術書有索引，《從西郊到南郊》的索引，亦都是康樂親手在電腦上做出來的。在編輯《從西郊到南郊》時，電腦排版的技術性問題大部分由我支援，但在編排的要求上，康樂可以說極為細心，從目錄到索引，一絲不苟。我教過一些朋友用個人電腦排書和製作索引，康樂是完成度最高的一個。

　　有過《從西郊到南郊》的經驗後，一九九五年以後出版的十幾種「新橋譯叢」，康樂都是一手包辦翻譯、修訂、排版、製作、索引，在史學界殆無出其右者。雖然我是「新橋譯叢」的格式檔設計者，但我在編排上有時並非錙銖必較。如果說吹毛求疵，康樂絕對是第一名。我想，許多新橋譯叢的讀者，大概不知道這套書從翻譯到排版都是康樂一個人親手完成的。

　　其實在稍早以前的一九九四年春天，王汎森主編《新史學》第五卷，康樂就主張《新史學》應該要自己用電腦排版。原本《新史學》是交由大電腦系統排版，既不方便又不好看，康樂於是向主其事者的黃寬重建議自行排版。幾個人討論的結果，最後決定找我負責設計格式檔。康樂請我到成家小館吃了一頓飯，我就動手設計了。原本我熟悉的是天蠍星排版系統，為了設計《新史學》的格式檔，我臨時惡補M.S. Windows 3.1版，大約花了半個月。熟悉Windows作業系統後，我開始研究Word的編輯功能，當時使用的是Word 1.2中文版。Word 1.2中文版是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上市，當時我的博士論文已完成百分之六十，是用天蠍星寫的，臨時來不及換程式，仍繼續用天蠍星寫完博士論文。在替《新史學》寫格式檔時，曾考慮過兩個套裝軟體，一個是Word 1.2中文版，一個是　　，最後考慮普及性，選擇了Word。我大約花了一個月的時間熟悉Word，並設計出符合《新史學》要求的格式檔。但就在我設計完成格式檔的同時，Micro Soft公司於一九九四年一月發行了Word 5.0中文版，我又重新熟悉Word 5.0，花了一個多禮拜時間改寫格式檔。

　　一個春寒料峭的周末，《新史學》主編王汎森，始作俑者康樂，和《新史學》五卷一期作者之一的陳弱水，齊聚我在政大井塘樓的研究室，編輯《新史學》五卷一期。我負責電腦操作，康樂負責校稿，王汎森負責看樣，陳弱水負責校他自己的稿子。其間弱水兄頻頻說笑話，我才知道他是淳于髠者流。汎森兄抽著菸斗，康樂則是眼睛盯著校樣，一字不肯放鬆。從下午到晚上。接近午夜時分，《新史學》五卷一期的相紙輸出完成，其間康樂還請我們到成家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事後想想，康樂和弱水是耶魯博士，汎森是普林斯頓博士，這大概是《新史學》最豪華的一次編輯排版陣容，因為五卷二期以後就由助理編輯負責排版事宜了。

　　康樂很多事情喜歡自己做，包括下廚，他發明了一種烤烏魚子的方法，可以將烏魚子烤得油油亮亮的，而且維持溼潤，不會太乾，夾白蘿蔔片和蒜苗吃，真是棒極了，是我吃過最好吃的烏魚子。

　　我和康樂喝酒時，偶爾會談起我當時正在玩的各種新鮮花樣，康樂於是說：「吳鳴噢！除了歷史，其他都是他的專長。」這句話親近的朋友們都聽過，我本即花樣繁多，就是不肯專心做歷史研究。有人問我會不會生氣，我說：「康樂講得完全正確。」也祇有至交好友如康樂者，才形容得這麼貼切，我還不至於會小器到去生這個氣。

　　康樂對朋友極熱心，朋友有事，總是鼎力相助。有許多到中央研究院工作的朋友，即受益於康樂的引薦。康樂不僅對同輩如此，對晚輩亦是費心盡力。有一位小學弟申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工作，許久不見回音。康樂探聽的結果是尚未安排審查，於是打電話給主其事者，表達他的意見，認為申請者適不適任是一回事，起碼要先送審，經過正常程序，就算不通過也要早點給人家答案。後來這位小老弟終於順利通過審查，到史語所任職。

　　喜歡讀武俠小說的康樂，有一部武俠小說一直讀不終篇，即金庸的《天龍八部》，每次讀到蕭峯自殺那一段，康樂就掩卷嘆息，再也讀不下去。我常常想，康樂真是把武俠小說當成人生來看待的，莫怪乎讀到蕭峯自殺的情節要讀不下去。

　　康樂不僅讀傳統武俠，也讀新派武俠，有一段時間他沈迷於黃易的《尋秦記》，他把《尋秦記》從網路上列印下來，常常讀得廢寢忘食。有一度康樂甚至準備要寫武俠小說，那是在他一九八三年返台初期，矢志要好好寫一部武俠小說，可惜後來翻譯韋伯(Max Weber)著作，占去他大部分時間，始終未動手寫他最愛的武俠小說。

　　但所有小說中，康樂讀最多遍的應該是美國作家密契爾(Margarent Mitchell)的《飄》(Gone with the Wind)，康樂看了四十幾遍，熟到看上一句就知道下一句是什麼。康樂常說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在裡面。我想康樂的處世哲學，有很多就是來自《飄》。

　　現代人強調養身，康樂完全不理會這一套，一壁吃著高血壓藥，一壁照常抽菸喝酒，除了按時回診，按時吃高血壓藥之外，康樂從不做健康檢查，因為他實在太討厭去醫院。康樂說：「一做健康檢查，這個也不能吃，那個也不能吃，活著幹嘛！」我覺得康樂說得非常有道理，現代人為了延長壽命，真是用盡各種方法，而種種養身之道，不一而足。康樂可是不來這一套的，要活就要活得痛快。他常說自己練的是龜息大法，唯一的養身之道就是睡覺。有一段時間康樂還聽我的話，傍晚時分會和惠美到景美溪河堤散步，但好像也祇走一兩次就收攤了。康樂常笑我這麼愛運動還不是常常這裡痛那裡痛，尤其愛笑我把休閒當功課，又不是要出國比賽。

　　因為很早就認識康樂，對他的情史瞭若指掌。最令人羨慕的是康樂每一任女朋友都很漂亮，我不但佩服他的眼光，更佩服他追女朋友的本事，猶如桌上取柑，手到擒來，看得我們這些魯男子祇有嚥口涎的分。一九七八年春天我大一的時候，康樂和一位穿布袋看起來都漂亮的女生談戀愛。彼時東海校長是無為而治的謝明山，校園還沒有禁止騎摩托車。有一天晚上，幾個同學知道康樂和女友在陽光草坪的樹叢邊喁喁私語，於是把摩托車推到樹叢邊，然後突然打開大燈，照在康樂和女友身上。康樂嚇得站了起來，一夥人哄然大笑。康樂看到是我們，也祇好搖搖頭苦笑。

　　東海男生有時會調皮跑去鐘樓敲鐘，那是一口很大的銅鐘，要用繩子拉動鐘身，由鐘身搖晃碰觸鐘錘發出聲音，平常繩子並不掛上，偷敲鐘時是用疊羅漢的方式，手握鐘錘敲打鐘壁。有一回大夥兒喝了酒，起意去敲鐘，因為那天是一位女同學的生日。於是一夥人來到鐘下，由最瘦小的三年級學長踩在粗壯同學的肩膀上，抓起鐘錘用力給它敲下去。鐘聲噹噹，響徹整個大度山。團契的同學聽到鐘聲，由校牧室迅速趕到現場，我們把康樂推到前面當擋箭牌。團契同學來到鐘樓，看到康樂喊了聲「老師好」，吶吶地說不出話來。康樂剛好是這位同學的中國通史老師。弄得兩個人都尷尬極了。康樂拍拍學生的肩膀，表示敲幾下好玩，不會再敲了，才結束這場敲鐘的遊戲。

　　康樂喜歡喝酒，他是真正享受喝酒樂趣的。我酒量甚宏，但說不上愛喝，湊趣而已。一九八○年代末期到一九九○年代之間，康樂喜歡到伊通街的「小蜜房」喝酒，這是一家附有卡拉OK的小酒館，是當時文化界朋友和黨外運動人士常聚會的場所。有時我和康樂在那兒碰頭，喝點小酒，椪柑(江鵬堅)偶爾會來，小子(吳祥輝)亦偶然出現，登昆艷總是忙著找伴，林耀堂唱著〈快樂的出帆〉，錢永祥高歌〈杯底不可飼金魚〉。中國時報和聯合報記者亦常在那兒出沒。某屆時報文學獎頒獎後，一些得獎的朋友在小蜜房慶功，張大春和李永平還大打出手。

　　康樂第一次去小蜜房是錢永祥帶的，後來和店主人呂姐混熟了，每個周末會去喝點小酒。呂姐人極四海，有五嶽三江的好朋友，每當〈鄉村搖滾〉的旋律響起，呂姐上台高歌，店裡的酒客們就紛紛離開座位，到舞池中跳將起來。這往往成為當晚的高潮。康樂喜歡唱〈咱著打開心內的門窗〉和〈快樂的出帆〉，常常唱得渾然忘我。呂姐曾將她的日記拿給某位女作家看，這位女作家把故事寫成小說，成為暢銷書，很風行了一時。但我們對這位女作家的作法甚不以為然，呂姐心裡好像也不是太舒服，因此不太談論此事。後來呂姐不做了，康樂還接手了小蜜房一段時間，委由小胖負責管理經營。本來是想保留一個可以讓好友相聚，小酌談心的地方。但因KTV迅速盛行，這類沒有包廂的卡拉OK店經營不易。大約接手一年之後，因賠累過甚，小蜜房也就歇業了。

　　小蜜房歇業以後，隔了很長一段時間，東海建築系畢業的小學弟羅光，介紹我們到位於安和路巷子裡的「貓」，一家由三個女生經營的小酒館，性質和小蜜房差不多。這時約為一九九三年前後，我已取得博士學位返回政大歷史系教書。貓店的英文名字為CAT，但為了方便，我們稱之為貓店，店裡養了幾隻大肥貓，其大如狗，在桌子間晃來晃去。貓店出入的朋友，有許多是台大城鄉所的，滿腔理想與抱負，常常聽他們講得口沫潢飛，至於後來有沒有做出成績來，不得而知。因為在貓店結束營業後，酒友們鮮少往來，故不知其詳。

　　在貓店偶爾會遇到田麗來喝酒，酒酣耳熱之際，伊會拿起麥克風唱歌，印象裡歌聲平平，有時會走音，反正喝了酒，音準不準，亦屬尋常。但近距離看田麗，身材凹凸有致，喝了酒以後，煙視媚行，甚是妖冶，平添幾分小酒館的風情。

　　貓店結束營業後，康樂找到金山南路、信義路口的雙月，這是一家有Keyboard伴奏的卡拉OK店，店中出入的客人以中年居多，康樂在這裡頗能自得其樂，在鍵盤伴奏下繼續高歌〈快樂的出帆〉和〈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一般情形是康樂、惠美進城和朋友聚餐，餐後續攤輒到雙月，有時也直接和朋友約在雙月見面小酌，大約在二○○○年以後，雙月即成為康樂喝酒的重要基地。如果那天康樂聚會的朋友我也認識，康樂也會邀我一起去，結束時由我載康樂和惠美回家。

　　一九九五年夏天的一個夜晚，我在康樂家喝酒。彼時由黃清連主編的台北縣鄉土文化大系六冊剛剛出版，一起寫書的黃清連、康樂、惠美、林富士和我算是鬆了一口氣。那天晚上正喝得興高采烈時，林富士打電話來，說小杜公接了一本國中教科書，希望康樂能幫忙寫幾課。康樂與 小杜公結識於就讀台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時期，小杜公高康樂兩班，從此結為一生相與問學的摯友。小杜公接編國中教科書，找徒弟林富士執筆，是天經地義的事。林富士耽心一個人寫不來，於是找老大哥康樂幫忙。康樂說自己是老歐吉桑了，寫什麼教科書，「你不會找彭老大，他剛好在我這兒。」就把電話交給我。我右手握著威士忌，左手拿話筒，根本無心和林富士多說，就隨口答應了。這就是我後來和林富士聯手撰寫國中教科書《認識臺灣：社會篇》的因緣。沒想到因為貪杯，竟因此搗了螞蜂窩。

　　一九九七年夏天，《認識臺灣》教科書在九月正式起用前，引發學者的熱烈討論，甚而引發統獨爭議，小杜公後來寫了一篇〈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詳述其始末。小杜公說，「過去以大中國主義為主體而編撰的教科書，臺灣人宿命地忍受，不曾反抗或抱怨，而今不過是要讓臺灣青少年認識他所生活的土地的歷史和文化，卻引來這麼大的反彈，我想只有結合過去歷史教育所塑造的意識形態和現在臺灣政治黨派的鬥爭，才比較容易理解。」(杜正勝，〈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臺灣心．臺灣魂》，158-160)。

　　我和林富士當然被捲入這場教科書風波中，小杜公為了保護我們，把我和林富士叫到史語所所長室，要我和林富士噤聲，因為當時林富士是史語所副研究員，我是政大歷史系副教授，小杜公耽心影響我們的升等審查。不過這個耽心是多餘的，就算林富士和我不登場打仗，對手可不會忘了我們，有事沒事總是會被叫出來罵一罵。林富士有史語所當保護傘，情形還好，而且他做中古宗教研究，比較不涉及認同問題。我做近現代中國史學和台灣史學，很容易碰觸統獨論題。有將近十年時間，我一直處在教科書統獨之爭的泥淖裡。如今事過境遷，我亦已升等教授，這些煙塵往事亦隨風飄散。沒想到因為自己貪杯，那天晚上剛好在康樂家喝酒，引來這一場風波。十年歲月，回首，也無風雨也無晴。

　　二００六年夏天，我決定練書法，每周到老友侯吉諒家學習寫字，從握筆、調墨開始，一步一步學書習書法的基礎。半年後我向康樂談到我練習書法的事，告訴他有老師教果然不太一樣。康樂說：「你從小寫書法，吹喇叭，本來就有基礎，學起來當然快。」我再三說明那是不一樣的，有師父教和沒有人引領差很多的。康樂說：「不然等你練告一段落後，來教我永字八法，能把我教會我就相信。」可惜後來康樂整修舊房子，搬到大哥康莊位於忠孝東路的套房暫住，我一直沒機會教他永字八法。二○○七年十月廿六日惠美打電話告知康樂遽逝的消息，我寫了一通《心經》為康樂送行。本來答應兩年後寫一幅字送康樂的，他卻等不及了。

　　康樂每每喜笑我凡事認真，把一般人的休閒當功課，我亦惟莞爾一笑。他倒津津樂道一九七七年在東海教書時，有一位學生林青峰陪他打網球的事，康樂說那是他打網球最開心的一次。林青峰總是把球送到他的右手擊球位置，一揮拍就打到球，打得過癮極了。但卻苦了林青峰，一路替他撿球。康樂說：「雖然打得很爽，總不能老是讓林青峰撿球，所以後來就不打了。」我想這是康樂一生最靠近運動的一次。

　　摯友辭世，我們的記憶從此缺了一塊拼圖。與康樂相識三十年，較親密往來逾二十載，生命裡的各種場景，時時穿插著康樂的身影。如今康樂遠行，逍遙天際，我祇好略記與康樂之間種種，留予他日說夢痕。


　　　　　　　　　　　　　　　　　　　　　　二００七年十一月廿三日
　 ]]> http://blog.roodo.com/wuming/archives/4544395.html http://blog.roodo.com/wuming/archives/4544395.html 文字奏鳴曲 Mon, 26 Nov 2007 21:42:11 +0800


　　新買的唱盤接上唱頭以後，我用奧圖．克倫培勒(Otto Klemperer)指揮愛樂管弦樂團的貝多芬《第六號交響曲》開聲。

　　當《田園》第一樂章自揚聲器傳來，優雅的雙簧管與第一小提琴此呼彼應地對話著，我的心裡真是感動極了。這是我最常聽的兩次《田園》錄音之一，另外一次是卡爾．貝姆(Karl Boehm)指揮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的演奏。

　　接在十二吋唱臂上的唱頭，是摰友康樂所贈。一九八三年秋天康樂自美歸來，帶著幾箱書、幾疊唱片、一套音響和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的頭銜。彼時甫告別軍旅的我，來到指南山下重拾讀史學文之路，預擬研究的主題是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大學時代的老學長張榮芳帶我去見康樂，介紹我說是東海歷史系學弟中認真好學的小老弟。那天約在台大對面的一家海產火鍋店見面，喝了點小酒，談些什麼已不復記憶，大約不外是要我加強社會科學的訓練之類，五十歲這一代台灣史學工作者極強調這方面的基本素養，康樂尤是其中的身體力行者。後來他和妻子簡惠美將許多韋伯(Max Weber)的著作譯為中文，並主持一項大型翻譯計畫，對西方學術名著中譯獻力甚多。不過這方面的工作我並未追隨，一方面是外語能力不足以勝任，再者也是太懶。而且因為種種緣故，我後來也沒有從事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方面的研究，而改做現代學者的古史研究，進而轉向史學史與學術史領域，但這並不影響後來與康樂間的情誼。

　　事實上，一九八三年那次見面並非我與康樂的初會；更早以前，一九七七年秋天我初負笈東海，到大度山報到當天晚上，幾位二年級的學長姐說要帶我們去看康樂哥哥。彼時康樂甫獲台大歷史碩士學位，返回母系擔任講師，同學以康樂哥哥稱之，可能是因為前一年寫論文時祁樂同老師請他擔任系上助教的緣故。那天晚上一大夥人簇擁在東海教職員單身宿舍男白宮靠近草地的康樂住處聊天，我記得屋內掛了一盞白色的中國大燈籠，發出溫暖的暈黃燈光，有一種回到舊時情懷的氛圍。學長介紹我是新生中最小的男生，康樂說了句：「那不是豬小弟嗎？」因為我念書這一屆生肖屬豬，雖然以農曆計算我是狗尾巴，但被康樂這句「豬小弟」一喊，「小弟」竟然成為我大學時代的綽號，甚至到大四時，低年級的學弟妹仍喊我「小弟學長」而不名。畢業二十年後的同學會，班上一位叫「小不點」的女生，見了我仍叫「小弟」，令人不禁莞爾。一個四十歲的「小弟」，大概早已變成「老哥」了。

　　康樂當年開隋唐史，我們大一新鮮人不能選，只是常常看到他戴頂大草帽在校園走來走去，有時旁邊還有漂亮女生同行，令人羨慕極了。等到升上大二可以選中國斷代史課程時，康樂已經到耶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隔年康樂返回東海，在中國現代史課堂上為我們介紹紹法國年鑑學派的史學，擔任這門課的林載爵老師是他大學同班同學。對大二的我而言，年鑑學派似乎僅止於浮光掠影，並沒有太深刻的印象，記得好像講了皮欒(Henry Pirrene)和布洛克(Marc Bloch)到斯德哥爾摩開會，選擇參觀市政廳而未先前往博物館的故事。許多年後當我在課堂上向學生講述布洛克這段故事時，當日情景似乎又浮現眼前。總是這樣瑣瑣碎碎的記事，牽連著二十年的雨露風霜。許多當時覺得有如天崩地裂的大事，如今已不復憶，卻是瑣事點滴歷歷如繪。一九八三年再見康樂時，這些我銘記心版的事對他其實已是飛鴻雪泥，不計東西，對我而言卻是成長的印記。人與人的情分，總在似有若無間。

　　那年秋日，康樂臨時約我共進消夜，小飲一番。因兩人住處甚近，步行僅三分鐘，乃時相過往。杯飲之際我問康樂家裡的收音擴大機是否尚在使用，康樂說現仍服役中，問我為何有此一問，我答說想弄一部簡單的唱盤，聽手邊珍藏多年的黑膠唱片。康樂表示他返台時攜回的老唱盤或許可以一試，於是康樂的唱盤就到了我的手上。

　　我常常想，人和人的關係真是微妙，我才計畫找一個類比唱盤，就有了一個現成的。於是我把唱盤搬回家，插上電，轉盤還會動。唱盤發出聲音來了，溫溫的，帶著老唱片的炒豆子聲，這就是我的第一部類比唱盤。

　　康樂將三十年來收藏的黑膠唱片清理出來，要我去拿，幾十張唱片提在手上還真有些重。這些唱片不乏錄音史上的名盤，諸如祖賓．梅塔(Zubin Mehta)指揮的普契尼(Puccini)歌劇《杜蘭朵公主》，這是三十年來雄倨美國發燒天書TAS榜上的名片，在音樂和音響族中都具有崇高的地位，這也是我最喜愛的一次《杜蘭朵公主》錄音，其中〈公主徹夜未眠〉一段，尤令人動澈心肺。康樂說這套唱片是當年在耶魯念書時同學兼室友柯嬌艷(Pamela)所贈，柯嬌艷是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專家，一九九九年曾到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開會，康樂夫婦陪同遊烏來洗溫泉，對台灣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惜當時我諸事煩瑣，南北奔波，終致緣慳一面；後來她的前夫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但既已時移事往，亦無庸細述。我在唱片內套找尋柯嬌艷的簽名，並無所得，連康樂的簽名亦無，我只好自行註記，略述因由。

　　帕爾曼(Itzhak Perlman)和阿胥肯納吉(Valdimir A. Shkenazy)合作的貝多芬《小提琴奏鳴曲全集》，是英國《企鵝評鑑》指南三星帶花的版本，長期為愛樂者所蒐尋、珍藏，這個版本被列為一九七○年代貝多芬《小提琴奏鳴曲全集》的代表；和一九五○年代代葛羅米歐／哈絲吉爾(Arthur Grumiaux / Clara Haskil)，一九六○年代大衛．歐伊斯特拉赫／歐柏林(David Oistrakh / Lev Oberin)的錄音鼎足而三，早已名垂古典音樂錄音史。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指揮柏林愛樂的一九七○年代版《貝多芬交響曲全集》，是他一生五次錄音《貝多芬交響曲全集》中的第四次，評價雖不若第三次錄音的一九六三年版，卻亦是版本比較中不可或缺的演奏，而且也不像一九八○年代以後的卡拉揚，因過度講求音響效果，而忽略了貝多芬音樂的本質。

　　康樂最念茲在茲的是愛爾蘭長笛演奏家高威(James Galway)吹奏的日本民謠集(Song of the Seashore and Other Melodies of Japan)，以及林克昌／西崎崇子／名古屋愛樂的《梁祝小提琴協奏曲》。高威的日本民謠集包括一般人所熟悉的〈荒城之夜〉等曲目，長笛的音色溫潤而厚實，殊無金屬味，部分樂段以古箏加管弦樂伴奏。由於大部分樂段以五聲音階寫作，高威的長笛吹奏方式，亦略帶日本尺八洞簫的悲涼。康樂說高威的日本民謠集是返台前赴紐約與友人話別，友人播放這張唱片，康樂聽了很喜歡，朋友即持以相贈，頗有寶劍贈名士的古意。

　　我想起康樂家掛在客廳牆上的一幅字，乃其業師在他返國時所書贈梁啟超的一首詩：「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那一代人的那一代事，蘊涵著舊時風範，點滴在心。《梁祝小提琴協奏曲》曾是海峽橫斷年代，台灣青年學子嚮慕中國情懷的印記，似乎是四、五十歲友人們的共同記憶，傳自二胡的小提琴主奏旋律，由五聲音階所衍化，有一種悠遠的情懷。而康樂送我的這些唱片，延續了上一代人的情義，卻是千言萬語道不盡。

　　撰寫博士論文那段時間，康樂每周或隔周便邀我共飲，兩人對飲完一瓶威士記後各自安寢。直到我完成論文謀得教職，兩人再度共坐對飲，我發現康樂喝沒多少酒即停杯，乃問何故？康樂笑答當時是捨命陪我，如今何須同量對飲。想來我真是其蠢如豬，長者厚愛如此，卻猶懵懂不知。如果真算輩分的話，康樂當然是我的長輩，他的同學是我老師，我只因當年班次太低無緣受業門下，惟其妻惠美與我同歲，且有許多共同的同學朋友，乃未依年歲論輩，稱康公而不名。

　　歲月倏忽而逝，初識康樂迄今已逾二十載，從論道問學到唱片相與還，受多施少的我，有朋若此實託上蒼之眷顧。唱盤傳來《田園交響曲》第四樂章，雨過天青雲破時的明媚風光，縷縷細述人世的好山好水好情義。

　　　　　　　　　　二○○○年八月十六日寫於景美溪畔


　　(2007年10月26日深夜，簡惠美來電告知摰友康樂兄遽逝，心中大慟，悲傷曷極。康樂兄是我最摰愛的兄長，三十年來提攜照顧，永銘於心。而今蒙主寵召，個人內心難忍哀慟。本文寫於2000年，記不得是否在報紙副刊發表過。 吳鳴 附記 2007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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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朋友康樂，永遠離開我們到天國去了。

　　彷彿仍看到那如春風和煦的笑臉，吧噠吧噠抽著菸斗，一頭亂髮，低沈的嗓音，一逕兒開心地笑著。

　　二○○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早上七點，臺大醫院急診室。醫護人員忙著為康樂CPR急救了半個小時，醫師宣布已無生命跡象。此時簡惠美剛辦完掛號手續回到急診室，前後不到十分鐘時間，康樂已神遊天外。也許是康樂不忍與惠美道別，因此選擇在惠美替他辦理掛號手續時，撒手人寰。

　　二○○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康樂和惠美到臺大醫院加護病房探視病中彌留的母親，深夜返回木柵。倆人在一家海產店，點了幾道小菜，蒸了一條魚，這是康樂和惠美例行的消夜。平常康樂和惠美工作到深夜時分，夫妻倆會煮些東西，小酌聊天，這是他們一天最開心的時刻。夫妻倆鶼鰈情深，不知羡煞多少相識的友人。這一天因為到醫院探視母親，無法在家裡煮消夜，於是到附近的小海產店來。大概在醫院探視母親待太久了，康樂覺得有點口渴，點了一瓶啤酒當飲料。

　　吃完消夜回到家裡，康樂繼續校訂即將出版的韋伯(Max Weber)《宗教社會學論文集》。凌晨四點左右，康樂倒了一杯白蘭地，這是他近年最喜愛的酒品。喝了一口，康樂覺得胸口有點不舒服，於是準備先洗澡。心裡想著，洗好澡，喝完這杯白蘭地，就準備上床睡覺了。沐浴時，康樂覺得胸口仍然不太舒服，惠美替康樂擦乾頭髮與身體，穿好衣服，臥床休息。惠美兩度問康樂要不要送醫院，康樂堅持說：「我要度過這一關，我一定要自己度過這一關。」不適的狀況持續了兩個多小時。康樂變換各種姿勢，希望身體的不適得到緩解，並要惠美幫忙按摩脊椎、撫摸肚子、拍打背部。康樂表示很想吐，卻吐不出東西。經過兩個小時的折騰，天濛濛亮時，康樂覺得胸痛稍解，主動要惠美叫救護車，不再堅持拒絕送醫。康樂自己起床穿衣，出門下樓，並自行坐上救護床架。在救護車上，康樂一路撫著胸口，惠美憂心如焚。康樂卻說：「現在沒那麼痛了。」

　　抵達臺大醫院後，醫護人員問了幾個簡單的問題，康樂尚能自己回答。醫護人員於是要惠美去辦掛號手續，由他們將康樂推到急診室。惠美辦好掛號手續，趕到急診室時，祇見康樂躺在病床上，兩眼無神，半開，護士急呼：「沒有脈搏了，醫師趕快！」醫師大喊：「CPR。」按摩心室的搶救行動進行約半小時後，醫護人員表示，病人的心臟不曾自主性地跳動，於是醫師在徵得家屬同意後宣告停止急救。生性開朗樂觀的康樂，轉瞬間告別人世，瀟灑行去，留下桌上那杯未喝完的白蘭地。

　　或許康樂本來想要自力救濟，不願讓病體交由醫護人員處置。但胸口的疼痛讓他感覺事態嚴重，初不願送醫，是不想就此投降，任人宰割。而當康樂主動要求惠美叫救護車時，心裡或許已有覺悟。而康樂最後終於決定送醫就診，則是體貼惠美，不願最後倒在家中，添增妻子的麻煩。而選擇在惠美回到急診室前告別人世，則是怕捨不得牽掛，徒然拖棚。康樂一生處世率性，一切操之於己，連最後要怎麼走，亦是直載了當，乾淨利落，一派瀟灑。

　　我們的朋友康樂，就這樣在彈指間神遊天外，彷彿武俠小說的場景搬到現實人生來。而永遠急人之急的康樂，行止完全是一副大俠模樣。是的，大俠，在朋友們眼中，康樂就像武俠小說裡走出來的大俠，與朋友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總是在朋友有難的時候伸出援手，不論他自己是否正走在淒風苦雨的黯夜。摰友黃寬重形容康樂「一生為朋友兩肋插刀」，信哉斯言。

　　乍聞康樂遽逝，相識友人無不驚愕，感覺彷彿還是昨天，大夥兒在康樂木柵的家，開心地喝著各自喜愛的酒，大聲講話，擊節酣暢；淺酌低吟，共歡相坐。康樂喜歡熱鬧，而且不怕麻煩。好友相聚，餐後輒至康家續攤，而這才是聚會真正的開始。坐在旋轉椅上的康樂，吧噠吧噠抽著菸斗，濃郁的菸草味彌漫整個空間。康樂總是體貼地為每個好朋友備有他們各自喜愛的酒，家裡恆常存有威土忌、白蘭地、葡萄酒、啤酒和其他酒品，以待客之來。康樂，人如其名，有康樂在的地方，永遠有歡樂。不論在大度山東海男白宮，在德國海德堡羈旅的住居，在臺北木柵的家，康樂家永遠像朋友們的餐廳，隨時儲備豐富的吃食和好酒，等著好友相聚。曾經，多少個夜晚，好友們與康樂促膝長談。多少次的歡聲笑語，如今隨風飄逝。多少的不捨，多少的惦念，再喚不回康樂永遠如春風和煦般的笑臉。

　　一九五○年九月廿三日，康樂出生於臺南車路墘糖廠。父親康爾珪先生畢業於中山大學農經系，一九四五年中日戰爭結束，康爾珪先生參與來臺接收糖廠的任務，從此落地生根。戰後初期，經濟蕭條，康爾珪先生在糖廠宿舍院子裡種香蕉、白柚、芒果，和其他各種果樹，並自行養蜂和養雞，貼補家用。許多年後，康樂猶記得童幼時，家裡生活拮据，母親常要他抱著一盒雞蛋，到糖廠福利社交換米、鹽、醬油等生活所需的往事。

　　童年的康樂喜歡家裡那隻不請自來的大白貓，常常抱著貓玩耍。小學六年級時，大白貓死了，康樂悲傷逾恆，為大白貓蓋了一個墳墓，以為悼念。在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研究所念書時，室友柯嬌艷(Pamela)養了三隻貓，這下康樂可樂了，有事沒事就幫柯嬌艷餵貓，替貓洗澡，和貓戲耍，並與柯嬌艷結下三十年的情誼。

　　念小學時，康樂喜讀武俠小說，家裡的書拿到就看。讀到無書可讀時，康樂居然背起國語辭典來。多年以後想起這些，康樂覺得自己真是無聊得可以。大哥康莊初中時到臺南市就讀臺南一中，住校，暑假返家，康樂常講武俠小說給大哥聽。康莊說，康樂講武俠小說不祇是講故事大要，而是整部背下來。回憶起這些童年往事，大哥康莊一直驚訝康樂的好記性，可以背下整部武俠小說。康樂不僅愛看武俠小說，甚至將自己的人生過成像武俠人物般。念小學時，康樂有一回決定上山拜師學藝，於是一個人往上山走去，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深深的山上。天黑了，康樂看到一個非常深的懸崖，心裡覺得很害怕，於是祇好打退堂鼓，拜師學藝的念頭方始煙消雲散。

　　父親康爾珪先生是一位嚴肅長者，康樂記得念小學時，有一次將書包搞丟了，回家後被父親痛打一頓。父親說：「學生掉了書包，就像士兵掉了槍。」後來康樂每次想起這件事，覺得父親講得真的是非常有道理，掉了槍的士兵還算軍人嗎？而掉了書包的學生還像學生嗎？或許正因為父親的嚴格要求，康樂在玉井初中畢業後，考上臺北建國中學，於是負笈北上。

　　在建國中學念書時，同學溫肇東、張復等人參加建中青年社，成為浪漫的文藝青年。康樂卻在街頭混俠義的竹劍少年，有幾次甚至手握日本木劍，在街上為友拼鬥。直到有一天，大哥康莊對康樂說：「你個子小，打起來又不夠兇狠，加上沒有黑道背景，最多祇能當個小囉嘍，大條不起來的啦！」康樂聽了恍然大悟，於是收心讀書，大學聯考時考上東海大學歷史系。而當初選擇念文組時，母親要求康樂，如果念文組就一定要拿到博士，康樂答應了。後來康樂果然在耶魯大學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雙親亦非常引以為榮。

　　在東海大學歷史系時，與林載爵、沈松僑同班，常一起討論功課，其後三人在史學界各有發展。當時東海歷史系教授有三老，祁樂同教授教中國通史和秦漢史，楊紹震教授教西洋通史和西洋近古史，藍文徵教授教魏晉南北朝史。祁樂同老師的課開在早上第一節，晏起的康樂常常跳過山溝趕去教室，上完祁老師的課再回宿舍睡回籠覺。楊紹震教授在校園裡騎著四十九ＣＣ的小綿羊摩托車，同學戲稱曰「草原騎士」，是當時大度山一景。藍文徵教授畢業於清華國學研究院，治學受陳寅恪先生影響甚深。藍老師教魏晉南北朝史，對康樂後來選擇研究中國中古史多有啟發。大學時代的康樂，對西方經典極有興趣，尤傾心於韋伯(Max Weber)的著作，常請東海大學的外籍教授返回母國時，為他帶西方經典原文書。康樂從事翻譯西方學術經典的初發心，即植基於此時。

　　東海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康樂考上臺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與林瑞明、黃進興、陳秋坤等人同學；並結識學長杜正勝、黃清連，其後成為一生相與問學的摰友。康樂記得沈剛伯先生上課時常說：「不需要寫這麼多著作啦！寫得再好不會比古蘭吉 (Fustel de Coulanges) 偉大。」同學們將古蘭吉誤聽為《古蘭經》，直到康樂負笈耶魯大學，師從余英時教授，余老師方始糾正其錯誤，康樂亦惟莞爾一笑。康樂碩士論文《唐代前期的邊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一九七九，臺大文史叢刊五十一)，由傅樂成教授指導。傅樂成教授人稱傅爺，斯時病重，猶自細心為康樂批改碩士論文。感念師恩浩蕩，康樂一直將這分手稿留在身邊。

　　撰寫碩士論文期間，康樂因藍文徵教授的推薦，返回東海大學歷史系擔任助教。取得碩士學位後，任東海大學歷史系講師，開隋唐史課程，張榮芳就是這一班的學生，自此與康樂時相往還，頗得相與問學之樂。其後張榮芳以研究唐史為志業，或即奠基於大學時代選修康樂之隋唐史。一九九三年，張榮芳承乏東海大學歷史系主任，請康樂返回母系兼課。在東海兼課期間，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學生陳識仁，請康樂擔任指導教授，完成碩士論文〈十六國都城研究〉(一九九六)，建立此後之師生情誼。其後陳識仁考上臺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師從逯耀東教授，於二○○一年取得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北魏修史事業與水經注的形成〉。取得博士學位後，陳識仁任教於萬能科技大學，繼續從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

　　話說在東海大學歷史系任講師這一年(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康樂一面教書，一面準備申請赴美留學的資料。日子雖然忙碌，卻過得熱鬧開心。康樂在男白宮擺了一套小音響(東海男教職員單身宿舍外牆為白色，師生戲稱曰男白宮，女教職員單身宿舍外牆同樣為白色，名曰女白宮)，沒課的午後，康樂會啟動唱盤，播放一些古典音樂唱片，然後坐在男白宮外的草地上，邊聽音樂邊看書。微風吹過，樹影婆娑，這是康樂一天中的快樂時光。此時期的康樂極喜歡《草原小姊妹》琵琶協奏曲(吳祖強、王燕樵、劉德海作曲／小澤征爾指揮美國波士頓交響樂團／劉德海琵琶)。這首曲子以琵琶為主奏樂器，交響樂團協奏，內容描寫蒙古族少年龍梅和玉榮小姊妹倆與風雪搏鬥，保護羊群的英雄事蹟。全曲分五個部分，不間段連續演奏。(一)草原放牧，(二)與暴風雨搏鬥，(三)在寒夜中前進，(四)關懷記心間，(五)千萬朵紅花遍地開。康樂常常坐在草地上，聆聽屋裡的音響傳來《草原小姊妹》的旋律，樂音在風中迴盪，康樂覺得這真是美好的午後。後來康樂常常談起這段時間聆聽音樂的心情，而昔日悠閒的場景已隨風遠颺。赴美留學前，康樂將手邊的黑膠唱片悉數送給學弟蔡英文，收到這些原版唱片的蔡英文，真是開心極了。

　　入冬以後，康樂常在宿舍煮火鍋祭五臟廟，同事、學生聞風而至，戲稱曰「康樂火鍋店」。初時人少，圍坐一圈；人多後坐兩圈，人更多以後坐三圈。坐在第三圈的吃客手不夠長，夾不到菜，將碗遞到前面，請第一圈的人幫忙夾菜，再傳回後排，場面好不熱鬧。康樂這種好客的風格，歷三十年而不衰。康樂人在哪裡，哪裡就是朋友們相聚的所在。總是如此的宴飲歡聚，喧鬧著人世的好情義。

　　任教東海大學歷史系一年後，一九七八年九月，康樂負笈美國康乃迪克州耶魯大學歷史系，師從余英時教授。就讀耶魯期間，康樂與夏伯嘉、柯嬌艷同學，且曾為室友，情誼深切，老而彌篤。有一回，柯嬌艷出門參加研討會，康樂和夏伯嘉到市場買了一大堆菜，在廚房弄將起來，準備大快朵頤。柯嬌艷原本要參加的研討會臨時取消，回得家來，看到滿桌子的菜，各種調味料零落散置。柯嬌艷笑說：「中國就是被你們這些人給吃窮的。」康樂與夏伯嘉諤然大笑。而這位洗手作羹湯的夏伯嘉，其後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康樂則成為中國中古史專家。

　　在耶魯大學歷史研究所期間，康樂弄了一套在當時頗具規模的音響，即使以今日的水準來看，也是很高檔的。音響組合如下：Technicks唱盤，Marantz收音擴大機，JBL 4312剌叭。這套音響發出來的聲音，相較於東海男白宮那套小音響，當然不可同日而語。康樂時常播放卡拉揚(Herbertvon Karajan)一九七○年代在ＤＧ唱片公司錄音的貝多芬交響曲全集；以及柯爾提斯(Istvan Kertesz)指揮的德佛札克(Antonín Dvořák)《第九號交響曲．來自新世界》。康樂尤其喜歡《來自新世界》第二樂章的慢版，即李抱忱曾填詞改編為〈念故鄉〉的原曲：

　　　念故鄉，念故鄉，故鄉真可愛，
　　　天清清，風涼涼，鄉愁陣陣來。
　　　故鄉人今如何，常念念不忘，
　　　在他鄉一孤客，寂寞又淒涼。
　　　我願意回故鄉，重返舊家園，
　　　眾友聚一堂，同享從前樂，同享從前樂。

　　不知是否因為這首曲子，讓康樂常懷想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