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部落格

　

　　三十年了，我一直記得夏丏尊的《文心》那本書。

　　小學畢業那年暑假，我的心情有點落寞。一些好朋友們都到花蓮市念國中了，只剩下幾個耕種人家的孩子繼續留在鄉下。長長的暑假，除了幫忙父親下田，便是無所是事地在村子裡東晃西晃。

　　開學以後我到壽豐國中報到，上英語課的第一天，高東平老師教我們念廿六個字母，班上有一半的同學在暑假時已上過英語課，所以都會了，我是少數沒有在暑假學英語的學生，我們結結巴巴地跟著老師念。上了一個禮拜，高東平老師不來上課了，聽說轉到花蓮商職教書。英文老師換成陳素美老師，一個戴著膠邊黑框眼鏡，高高瘦瘦的女老師，穿著一件連身式洋裝走進教室，看起來像一隻白鷺鷥。

　　陳老師的英文真好聽，剛從淡江英文系畢業。在一九七○年代的花蓮鄉下，這是很難得的，我們的老師大部分都不是本科出身，九年國教剛開始，老師都是湊合著，鄉下學校更是很難聘到老師。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陳老師的英文很好聽，我居然用功起來，很快地趕上曾經在暑學過英文的同學。

　　第一次月考時，我的英文考了滿分，連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因為全班只有我一個人拿滿分，發考卷時陳老師送了我一本小書做獎品，是夏丏尊的《文心》，開明書店出版的，卅二開本，白色的封面，封面左上角印了幾條綠色的線。

　　《文心》是我擁有的第一本課外書。是夏丏尊教讀者如何寫文章的，和黃永武教授寫的《字句鍛鍊法》類似，但更為淺顯，很適合國中生初學寫作時閱讀。在此之前，除了小學時看過一些童話書，那些書大部分是省政府送給學校的中華兒童文學叢書。我對文學毫無概念，也沒有老師介紹過什麼課外書給我，何況文學書。當陳老師在課堂上送我《文心》時，心裡倒真的有些許感動。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半大不小的，有點靦覥而害羞，那次我卻是清楚記得心底的感動。

　　回家以後，在課廳圓桌上讀著《文心》，第一次我知道寫文章有各種訣竅和訓練方法，雖然只是作文指南之類，但對我的文字書寫，確實幫助極大。後來我因為這本書而廓大閱讀的視野，陸陸續續讀了許多文學作品，甚至在許多年以後，附庸風雅地提筆寫作，而其初因即來自陳老師送我的這本《文心》。

　　陳老師教了我一年英語，第二年就轉到花蓮商職，而且嫁給高東平老師。二○○一年春天，我到花蓮商校演講後山開拓史，陳老師已自花蓮商校退休，高東平老師說陳老師聽到我來，一定要請我吃飯。我帶著剛出版的散文集送給陳老師，和陳老師談起當年的事，感謝她送我《文心》，使我走上文學之路。三十年的雨露風霜，師生相見，我的心裡充滿著感激。
　

　

　　再見到施瓊花老師，我的心裡充滿著感激。

　　上回見到施瓊花老師是一九七八年暑假，我回到豐田時，到學校去看老師。轉眼廿八年過去了，心底一直記著施瓊花老師，卻是無緣相逢。僅在施老師的大兒子李弘祺教授口中，略知老師近況。

　　二○○六年十一月九日，與施瓊花老師相約在粵華軒共進晚餐。看到八十六歲的老師身體依舊健朗，心裡真是高興極了。

　　施瓊花老師是我國中時的音樂老師，胖胖的，講話的聲音很好聽，每天從鯉魚潭搭乘公路局的班車到豐田的壽豐國中來上課。施老師在音樂課教我們唱舒伯特的〈鱒魚〉，輕快的節奏，讓我們沈浸在美好的旋律裡。以及音樂課本裡的〈散塔露琪亞〉、〈山谷裡的燈火〉。施老師上課時喜歡叫同學起來唱歌，鄭貴章、林永新和我是最常被叫起來唱歌的。鄭貴章和林永新都唱得很好，我雖然調皮，但有一點害羞，被施老師叫起來唱歌時，聲音小小的，施老師就罵：「怎麼唱得像蚊子叫？再唱一次。」於是我祇好張大了嘴，繼續唱著：「黃昏遠海天邊，薄霧漫漫如煙，微星疏疏幾點，忽隱又忽現。海浪蕩漾迴旋，入夜靜靜欲眠，何處歌聲悠遠，聲聲逐風轉。夜已深欲何待？快回到船上來，散塔露琪亞，散塔露琪亞。」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聽國中時的班導師洪文瓊老師提起，才知道原來師丈是玉山神學書院的教務長。而玉山神學書院是臺灣原住民族運動的搖籃。我考上東海歷史系後，施瓊花老師介紹我認識她出身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的大兒子李弘祺教授，說我可以給他寫信。當時李弘祺教授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於是我開給和李弘祺教授寫信。李弘祺教授每信必覆，給我許多鼓勵與指導。我記得很清楚，一九七七年時，余英時教授的《歷史與思想》剛出版，一時間洛陽紙貴，許多歷史系的學生受其影響，均有意於學術思想史研究，李弘祺教授卻要我往社會經濟史發展，介紹我看彭信威教授的《中國貨幣史》，全漢昇教授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和《中國經濟史論叢》。我初上研究所時本亦有意從事社會經濟史研究，但卻意外走向史學史、史學思想、史學方法與方法論研究。但我仍深深感念李弘祺教授數十年的提與照顧。想想，一個東海大學歷史系的大一新生，收到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博士的回信，心裡是多麼感動。我後來會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可以說受李弘祺教授的影響非常大。一九八四年我念政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時，李弘祺教授到臺北開會，我才第一次見到李弘祺教授，以後仍持續魚雁往返，直到我取得博士學位，乞食講堂。二○○四年李弘祺教授受臺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之聘，返臺接任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並在臺大擔任講座教授，同事劉祥光教授請李弘祺教授吃飯，邀我作陪。飯後到我研究室泡茶聊天，思及三十年來李弘祺教授對我的指導與提攜，一時真是百感交集。

　　怎麼也不會想到，一位鄉下國中的音樂老師，因著特殊的機緣，竟影響了一個鄉下種田人家的孩子走向讀史之路。而我對人世種種遭逢，亦惟充滿感激之情。
　　
　　

　

　　接到你電話的時候，我嚇了一跳。你說搬了新家，想要買一套音響，希望我陪你去看看。

　　許多年了，除了偶爾打打電話，你我之間彷彿真的已經彼此遺忘，如果不是你搬了新家，或許我們也不會再見面罷！

　　相識二十載，相問冷暖，卻是無語。你說我是天生的遊牧性格，哪裡有水草就遊牧到哪裡，知識的遊牧，生活的浪子，從不知自己下一個腳印會踩在哪裡？而你是戀家的，寧坐在沙發上，守著一方小小的窗櫺，守著流瀉的樂音，翻讀一卷小說或散文，這就是你生活的全部了。然而，縱使這樣簡單的訴求，你依然失去。結了婚，生了孩子；然後，離了婚，再度回到年少時的夢土，買一間小小的山邊住居，繼續守著流瀉的樂音和小說情節。就像許多歲在中年的朋友，有人結婚，有人離婚，有人繼續過著單身日子，每個人心底一把尺，量來量去量不平。沒有人知道結婚的理由是甚麼，也沒有人精確掌握離婚之必要，生涯規劃，選擇的道路，彷彿都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在佇足與前行之間，邁入中年的我們，似乎也不必再虛情假意，是便是，非即非，年少時自以為是的看山看水境界，到這裡都不管用了。我們不再相信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這種弔詭的三段式論調。年過四十，恍然有受騙上當的感覺，走了一半的人生，回顧四十年的雨露風霜，陽光和小雨，悲歡交集。往前看是不是還有四十年？能夠看透繁華落盡，化做春泥？

　　記得那年秋天，你新披嫁裳，搬到紅塵喧鬧的城市，在一所中學教書；我甫卸下草綠色的野戰服重回學院，做一名無何所求的書生。時空上的距離近了，彼此的心靈卻愈來愈遠。人生的際遇，飛鴻雪泥，不計東西。

　　你說婚姻生活是一落用過未洗的碗盤，凌亂而倉惶。沾滿油漬的杯盤狼藉，就算用菜瓜布也搓洗不掉，生活裡的細碎瑣事化做口角齟齬，天空是一脈沉沉的鉛灰，只好頹然坐在布沙發上癡癡發愣。放一曲莫差爾特罷！你說這樣可以讓自己心情愉快一些。然而，生活仍然層層擠壓而來，終於你還是逃了家，重拾年少時的夢想，傍山而居，尋覓哀樂中年的夢土。我不知道在這喧囂的城市，都會男女有多少類似的故事？每每聽到友人中年反思，調整生活步伐，總是遽然心驚。低頭看看自己，發酵已久的身裁，沉重的腳步，走不出昨日的影子。

　　你的住居傍山而築，有一個詩意的名字──舒曼的家，祇是不知道住在裡面的是不是克拉拉？而你那患有精神衰弱症的丈夫舒曼在哪裡？是走向河中找尋自己的身影？還是在紅塵翻滾？你說愛情是美麗的夢幻，婚姻則是殘酷的現實，而現實裡有著惘惘的威脅。年少時遭逢的白馬王子，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結了婚，白馬變黑驢，祇是一逕兒重複著相同的節奏，嘈嘈切切，把日子過得枯索起來。柴米油鹽淹沒了昔日的亮麗與光采，甚至，連言語亦是多餘。每日裡過著一成不變的日子，你說都過得心荒意亂起來了，歲月卻依舊繼續流轉。偶爾坐下來聽一曲貝多芬交響曲，尋覓些許戰鬥的意志，另一半卻還要說無益之事何為。你覺得該拿塊布擦亮生活的調色盤，再這般下去恐怕人都要生銹了。於是你從婚姻裡出走，重新找尋窗外蔚藍的天空。

　　我不知道窗外的天空是否蔚藍，台北的天空總是沉沉的鴿灰，像抹了一層暈的布拉姆斯，縱使歡愉的曲調也揮不去悲意。永遠不快樂的布拉姆斯，從來不曾有過真正的快樂，住在「舒曼的家」，你的心情是布拉姆斯還是舒曼？至少在健康的時候，舒曼偶爾還是快樂的，他的不快樂是發病以後，而你，是發病前的舒曼，或一逕兒的祇是布拉姆斯？輕輕流洩的樂音，新配的音響系統播放著布拉姆斯op. 117鋼琴小品，晶瑩的琴聲，帶著薄霧的輕愁，也許莫差爾特更適合你罷！至少這樣可以把午後陽光敲得明亮起來。

　　無以言說的心情，邁入中年的友人們總有著說不完的心事，年少時長輩教誨諄諄，我們聽者渺渺，如今自己選擇的道路自己負責，我卻還不知道結婚或離婚是不是一種必要。虛假不能填滿空洞的欲望，生命旅程的節奏誰也沒有把握。

　　曾經，在年輕的日子，文學和音樂豐富了青澀的想望；如果一直停格在這樣的想望，該有多好？日月流轉，歲時淪胥，終於年輕的時光不再，中年以後，生活種種自四周壓擠而來，模糊的身影，彷彿看到年輕的日子如流影浮掠而過，於是換上運動服，假裝步履輕快地馳騁於球場，暫時忘卻迎面而來的體能衰退。而生活裡瑣瑣碎碎的事卻是縈繞不去，死纏爛打。中年的心情，思量著自己到底是《失樂園》裡的情欲爭扎？還是《麥迪遜之橋》的美麗邂逅？在夢想與現實之間徘徊，生命裡僅存的夢想一點一滴消退，就像張愛玲筆下所描述的場景，一步一步走向沒有光的世界，而我們是不甘心的，在中年期來臨時，緊緊抓住青春的最後一抹璀璨，縱使那光亮短暫得僅存一抹淡淡的餘暈。

　　那年夏天，我甫通過學位考試，到一所學校兼課，初試講台啼聲的我，有著不安的心情。你問我是否有意從事教學工作，我說像我這樣的遊牧民族，大概不適合校園如此穩定的生活，可能繼續在傳播媒體混一碗飯吃。事過境遷，沒想到最終我仍走上乞食講台之路，人生的變化如此難以捉摸，我卻沒有太多思考的時間，只是任憑自己在歲月裡流轉，期待著明日的陽光。

　　陽光燦爛的午後，開車載著廿一絃古箏陪你奔赴那場演奏的彩排，多年前舊事成為埋藏記憶深處的流影。你總是這樣認真地活著，身體力行生命價值的追求，把日子過得一絲不茍。相對於你的安穩，我則是眾聲喧嘩，急絃嘈切，無一時歇息。生命的程途往前，一場又一場的遭遇戰，把銳氣磨得只剩光禿禿的一把，卻還要整裝待發，準備下一場戰鬥，而戰鬥結束已黃昏。如果說人生如戲，你我的戲碼在大學畢業後截然迥異，你的戲碼四平八穩，我卻是險象環生，高岸危谷。

　　從來沒有想過，像你這樣四平八穩的一齣戲也會亂了板眼！哀樂中年的心情沒有甚麼對與錯，朋友們有人結婚，有人離婚，節奏快慢各憑本事。結婚固佳，離婚也沒甚麼不好，女人到底算不算男人身上的肋骨，男人身上的肋骨可不可以換？諸如此類的問題，永遠沒有標準答案。歲過中年，每個人都有為自己選擇的權利，守著家的不一定是好男人，追求自我的也不一定是壞女人，壞女人更不一定美麗。我相信結束婚姻一定有你的理由，外人似乎亦無須置喙。每個人的道路自己決定，就像長大以後，回家的路上，不必像小學生那樣乖乖排著路隊，也沒有人為我們設定好跑道。

　　新接好的音響，樂音流洩著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協奏曲，大衛．歐伊斯特拉赫(David Oistrakh)五十歲生日時演奏的版本，溫暖中帶著幾許悲涼，豈難道悲歡交集正是中年心情的寫照？

　　不論曲子長不長，指揮棒在自己手上，節奏快慢任憑掌握，童年的節拍器早還給老師。中年的腳步到底要不要邁出，繫乎一心之所向。至於明天的陽光是否依舊燦爛，便顯得不是那麼重要了。

　

　

　　第一次到花園來，是一九七七年秋天，因為學校裏的宿舍整潔比賽，要買些花。問明了方向，我順著約農河往上游走，河的對岸是大度山示範公墓，一排排整齊的墓園，花木扶疏；小徑這邊，從斜坡到谷底，一脈青蔥的相思林子，五節芒花開得秋意深濃。

　　不知怎地，買花的心情當是愉悅，歡欣鼓舞，而觸目所見，我卻有著悲涼的感覺。也許是太接近墓園了罷！或者是那一片莽蒼蒼的林子？路旁的藤蔓攀到樹上，有蛛網迎風飄盪，山谷裹，秋蟲寂寂，更添幾分山野的寥廓。越口琴橋，「東海花園」四個歪歪斜斜的字，釘在坡道旁的鳳凰樹上。火紅的鳳凰花早已凋零，葉間是一條條咖啡色的果筴，地上落滿乾枯了的羽狀複葉，我忽然想起「花徑不曾緣客掃」的詩句。上了坡，一片平臺延伸出去，一畦畦長方形的花圃上植著低矮的含笑與槴子，蔓草和花苗都有些枯黃了，彷彿許久未曾整理。極目四望，竹林與九重葛遮蔽了四野，右手邊有一棟藤蔓籠罩的房子，道旁的龍柏上爬滿了珊瑚藤，屋頂上則是大鄧伯花。

　　未有蓬門，我繞過小屋來到棚下，屋庭前延伸的棚架也爬滿了大鄧伯花，涼蔭下，幾把破舊的藤椅散置，老人就坐在向北的椅子上抽煙，花白稀疏的頭髮，秋陽斜斜透過大鄧伯花，照在老人的臉顏上，感覺似乎更蒼老了。

　　「有花倘賣嘸？」我嚅嚅地說，有點畏懼且羞怯地。

　　「今仔真少了吶！你愛甚麼花？」老人在煙灰缸上彈了一下，桌角放置著一包新樂園。

　　「有就好啦！」

　　「我來剪一夥給你。」老人說著走進屋裹。

　　出來時老人手上拿看花剪和一把鐮刀，帶我找花去。

　　說找，還真是用找的。

　　屋前的花，枯的枯，死的死，有些則埋在草叢深處，要找到花還真不易呢！

　　記得初上山時，懷著年少的浪漫情懷，以為「東海花園」是在學校裏面，楊逵是學校的園丁，有一片地，蒔花種草，靈感來時則寫作。這樣美麗的想像來自小說，以及青澀年歲對文學的熱愛。誰知，上得山來，竟遍覓不看「東海花園」的芳蹤，向學校附近的人家探詢，也莫知所云，最後還是曹銘宗學長指引，方知花園是在學校外面，便獨自尋訪來了。而本意以為既稱花園，當是草木扶疏，繁花似錦，來到此地，竟是一片荒涼，一時間實難以調適。

　　老人在龍柏邊上找到了兩朵玫瑰，剪下來，交到我手上。忽然不知怎地，我想起了老人的作品「春光關不住」(後來改成了「壓不扁的玫瑰花」)，竟覺有些不忍起來。那樣鮮紅的玫瑰，又爭得幾許春光。已經是秋天了，老人頭上稀疏的髮在風裏揚起，更顯得有些落寞。也許人也像季節一樣有春夏秋冬罷！當年首陽農場的主人，今已垂垂老矣！

　　回到棚下，老人在屋角剪了兩枝萬年青，幾節大鄧伯花，實在也沒別的了。老人用塑膠繩隨意紮一下便交到我的手上。我在口袋裏掏出五十塊錢交給老人，老人搖搖手，說道：「嘸免啦！兩蕊花爾。」我硬是把錢塞在老人手上，一束花是買，兩朵花也是買，怎能白拿人家的？

　　然後，老人回復坐到先前的藤椅上，我也搬了張椅子坐下來，一壁抽煙一壁聊天。老人侃侃而談他新近被收入國中課本的作品，許多老師帶著學生來看他，以及小說集《鵝媽媽出嫁》的出版，並出示林梵寫的《楊逵畫像》傳記，說到得意處，臉顏上亦顯得有些容光煥發起來。

　　離開東海花園時，已是夜幕低垂。山風吹來，感覺有幾許涼意。沿著山徑往學校的方向行去，想到河的隔岸就是墓園，不禁斛悚起來。在這般蒼茫的曠野，老人與兩個孫女守著失落的花園，除了星期假日，老師們帶領學生來看看教科書裏的作者(為了考試必須背熟姓名、別號、籍貫及出生年月的作者)，或者，南來北往中過境的編輯、作家們，花園裏慣常是那一棚大鄧伯花陪伴看老人，度過季節迭替裏的春夏秋冬。

　　回到宿舍，室友們看到我帶回來兩朵玫瑰和幾截綠色藤蔓，不禁責怪起來。我苦笑看說：「荒山野地能找到兩朵野玫瑰就不錯了。」

　　「你不是去東海花園買花？」

　　「甚麼花園，東海『荒園』還差不多。」

　　於是我把東海花園的現況和老人的情形說給室友聽。浪莽多情的年少便興致勃勃地要去幫老人鋤草蒔花，說著說著，一夥人竟興奮起來。有的更露出結實的肌肉，表示很有幹活兒的能力。

　　找一個沒課的下午，一行五、六人，浩浩蕩蕩地出發了。循著荒草湮沒的小徑來到東海花園。老人殷勤地接待我們，說明來意之後，向老人要了鋤頭、鐮刀，由老人帶頭，到屋後的苗圃闢草萊，整新地，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樣兒。而那鋤頭實在銹得有點像一級古蹟了，鐮刀也鈍得缺了齒，砍在草們身上，晃了晃，竟不斷折，花園之荒蕪殆非一日。

　　好容易整出一塊地來，露出低低矮矮的含笑花與軟枝黃蟬，大夥兒樂得甚麼似的，彷彿就看到春暖花開了。

　　春未暖，花未開，幾個同學得空就往花園跑，把大地清理得一片井然。可惜仍然沒有看到花，我想，春天的時候應該是花團錦簇了罷！

　　冬去春來，重訪花園已是三月，懷著朝聖的心情，沿約農河往舊時地行去。抵東海花園，放眼望去，蔓草叢生中開出幾朵鵝黃色的軟枝黃蟬，日昔清理的苗圃又長滿了雜草，春雨甘露，花開草發，一脈生機無窮。

　　來到棚下，大鄧伯花開滿一片紫，使小屋顯得稍有生氣些。老人仍然坐在向北的藤椅上，抽著永遠的新樂園。看到我來了，忙不迭地喚著外孫女楊翠為我倒水，穿著綠衣黑裙的小女生，一對眼珠子晶晶亮。老人談著寒間來訪的作家們，以及到青年公園義賣的情形，興致勃勃地計畫著再出發的事。鄧志浩為他譜的「野菊花」自錄音機緩緩傳來，李雙澤譜的「愚公移山」也輕輕唱起，老人講著整理作品的事，說道有一位外文系的女同學正在編纂，以及舊報紙、舊雜誌剪貼等等。我提議不如先編年譜或撰寫回憶錄，口述的也好。老人聽了，也發心起來。於是，耘草蒔花的事兒暫停，在書桌上耕耘的忙碌重新開始，老舊的書櫥裏堆放著泛黃的卷帙，翻開折角處，即是有關老人的作品或報導，小屋潮濕，有些紙質已受潮，縐縐彎彎的，翻了半天，亦無何次序，我想，老人真是需要一個助理了。

　　從此，沒課時便常來花園，為老人編纂資料的外文系同學也時有所遇，然後，孟東籬也上山了，帶看他的妻小，開了一爿大度山房，下午時分總到花園來，砍砍草，鋤鋤地。而過不多時，我因著生活與沉潛之必須，搬到距離花園五、六十公尺的果園裏，一棟紅瓦白牆的小屋。於是我也擁有一片地了。小屋前是一片茅草與五節芒叢生的庭院，兩株蔥鬱的含笑花，以及一些庭園草木，感覺上似乎也有了一個小花園。清理雜草，修剪樹枝，忙得不亦樂乎。漸漸地，東海花園去得少了，雖然進出時若走小徑會經過老人的家，但總是腳步匆匆，祇覺每次都看到好多人，作家、老師、青年、學生，東海花園成為熱鬧的地方，除了沒有花，老人想必也不寂寞。

　　過不多時，花園北面矗立著老人的雕像──手握鋤頭，裝束成種草蒔花的模樣，老人慢跑的照片，澆水的照片。頻頻出現在報紙期刊上，不知為什麼，我竟有一些悲涼的感覺。那一棚蒼老的大鄧伯依舊開著紫色的花朵，老人忙著接待南來北往的朋友。

　　秋去冬來，東海花園更熱鬧了，斜坡左方的池子裏種著稀稀落落的菱角，老人說願把地捐出來，建築民俗館或藝術館，甚或亦可以提供作家在此專心創作，以及文學圖書館。花園裏雜草更多，也更覺荒蕪了。

　　然後，冬天將盡時，花園訪客頓時減少，老人又恢復了孤獨。我總在請老人幫忙付電費(因為電表設在東海花園)時，與老人坐在棚下聊幾句，談到創作和再出發的事，老人不禁又意興湍飛起來。我看到老人的髮更稀疏了，孩子們都長年在外，心底也不免有點寂寞罷！

　　大鄧伯花開了又謝，老人因為身體不好。到大溪的兒子家居住，花園更任其荒蕪了。

　　轉眼間，四年大學生活匆匆而逝。老人的形貌似乎亦隨舊時的浪漫情懷而逝，偶而在報紙上看到老人的消息時，仍然有驚喜之感，便把報紙剪下來，放到資料夾裏。彷彿對老人的感覺就是那樣了，一個曾經熟悉而今遙遠的形影。

　　三年後，在一個偶然的際遇裏和老人重逢，老人正忙著走上講臺，在麥克風前述說著滄海桑田。

　　那一棚蒼老的大鄧伯花在季節裏依舊迭替綻放，最後聽到老人的消息是永眠泉下，一本文學雜誌發表了老人口述的回憶錄片段，以及親友的懷思，並且附錄了一分簡單的年譜，經過刪節的寫作年表，當我看到這分紀念專輯時，心底不禁浮現年少時的浪漫情懷，終於，老人的年譜和回憶錄還是沒有完成，想著當日的熱情與未了心願，內心不禁慚愧起來。

　　二○○四年夏天，自友人處得知當年那穿綠衣黑裙的小女生楊翠，獲臺大歷史學博士，多年心事，我想，楊翠該會為她一生孤苦而不屈的「阿公」編撰令人滿意的年譜或傳記罷！至少親人掌握的材料總比外人多些，不足之處也可以用共同生活的經驗加以補足。以專業的訓練，加上親情的動力，老人和那一棚蒼老的大鄧伯花，將會永遠留存在臺灣的文學史上罷。

　　時移事惘，偶然想起，心底的記憶卻又重新升起。不知何時能再返花園，看那一棚紫花繁茂的大鄧伯花。

　

　


◎景點：銅門發電廠。

◎地點：由花蓮市順省道臺9線南行，經吉安至南華，在省道臺9線212公里處右轉，接臺9丙9公里處，順著臺9丙過仁壽橋，右手邊的路標寫著銅門村，右轉，行約2.8公里即抵銅門發電廠。

◎特點：這裡是寂靜的森林，青山綠水，風景怡人，滌去一身煩囂。銅門發電廠建在山腹之中，戰爭時仍可繼續供電。


　　我一直很喜歡銅門，喜歡這裡的山光水色，喜歡這裡的幽靜，喜歡這裡沒有什麼人來。

　　在花蓮中學念書的時候，班上的好友古慶祥躲在這裡念書，準備聯考。因為他的姊夫在銅門發電廠工作，趁學校已經停課，距離大學聯考還有一個月的時間，到銅門瀾準備考試。

　　中學時期的我有點晃蕩，書愛念不念，鎮日裡東混西混，老不肯乖乖坐在教室；不僅不肯乖乖坐在教室裡，連回家也不安分。都要聯考了還是這裡走走，那裡晃晃，反正考不好明年再來，甚至想著乾脆回家種田算了。畢業典禮時，古慶祥跟我說銅門瀾很美，每天午後他都到溪裡游泳，那水沁涼得什麼似的，林樹裡蟬鳴即即，山鳥啁啾，要我到銅門瀾找他玩。

　　一個微風的午後，我騎著腳踏車從豐田出發，順著省道臺9線往北走，到壽豐三文路附近轉臺9丙，上山，經過我常去游泳的荖溪，繼續往鯉魚潭的方向騎去。這條路我是非常熟悉的，國中3年加高中3年，都不知走過多少回了。彼時的我總是騎著單車，東邊走走，西邊逛逛。

　　住在四面環山的小村，水邊常常是我的樂園。荖腦溪、知亞干溪、木瓜溪、鯉魚潭和荖溪，帶給我無盡意的山水情懷，一部舊式的武型腳踏車，陪我走過山山水水的行腳，騎呀騎呀的，騎到哪兒是哪兒。騎累了，把單車往山邊一靠，掬一把山泉而飲，沁涼從頭頂涼到腳底。

　　我總是騎著單車走過山巔水湄，無所事事，像一個遊手好閒的山野村夫。有時忽爾興致來了，沿著山路騎過池南山，越過木瓜溪，到榕樹的山坳裡，那裡有兩條涇渭分明的溪流。我更常騎單車到知亞干溪的溪埔地，漫天的風沙，感覺有點蒼涼。零零落落的水窪子生長著蘆葦和五節芒，起風的時候溪邊一片白茫茫。暮靄沉沉，楚天寥廓，彷彿那綿延天涯的知亞干溪，穿過山谷，匯入花蓮溪，向大海流去。特別是黃昏起風的時候，獨立溪畔，沙塵迷濛，天地間的悲愴與蒼涼，一時都到眼前來。

　　單車上的日子，在智識未開的年歲，曾經帶著我的遨遊之夢走過山山水水。雖然也還有所縈懷，莊稼農事牽絆，但大半時候我還是優哉游哉，騎著單車行吟於藍天白雲之間，把山水情懷注入生命的脈管。

　　轉過山坳，鯉魚潭已然在望，平常我會把車靠在湖邊的樹下，躺在樹蔭處做一場黃粱之夢。但今天我的目的地是銅門瀾，古慶祥說那裡的溪水特別沁涼，我要和他一塊兒到木瓜溪上游，好好享受微風的夏日午後。


◎銅門村入口。

　　經過文蘭，西面小徑即為銅門村入口；東面有一家打鐵店，店名是銅蘭鐵店。順著銅門村入口小徑往西行，沿路草萊林樹漠漠，頗有幾分荒涼之感。行約400公尺抵銅門葉家鐵店；再往前行約1,000公尺，是另一家著名的鄉野鐵店；他們用汽車的避震鋼版打造各式山刀，諸如鞘刀、刀母和番刀。父親有時會到這裡買店裡打的鞘刀和刀母，用來扑荒埔上的小灌木和劈竹蔑子。鞘刀是一種尖尾刀，適合扑荒埔地上的灌木和雜草；刀母是一種截尾平口刀，尾重頭輕，最適合用來破柴和劈竹蔑子。大學時代的我愛上登山，上山時常帶著一把購自銅門鐵店的番刀。如果你來到銅門村，不妨買一把漂亮的番刀，好看又實用。


◎原野鐵店打造的各式番刀。

　　我騎著腳踏車，有一點探險的興奮之情。因為銅門的對面是榕樹村，那邊的翡翠谷遠近馳名，我往常比較常到那兒玩，銅門瀾這邊卻是頭一回來。從入口處算起，到上銅門村約2公里。位於河階臺地的銅門村視野開廓，銅門山、木瓜溪咫尺可得。

　　古慶祥看到我來了，高興得什麼似的，急急要帶我去溪裡游泳。和姊姊打過招呼後，古慶祥騎了一部腳踏車，帶領我去他的秘密花園。

　　經過從入口處算起3.1公里的檢查哨，到4.3公里的隧道，抵達5.1公里處的龍澗發電廠。我和古慶祥騎得氣喘咻咻，但看到清澈的溪水，頓覺心曠神怡。

　　這裡是龍澗發電廠上游，溪流極為清澈，我們迫不及待地解衣下水。從高山上下來的水沁沁涼，初下水時全身都起雞皮疙瘩，真是爽死了。我用力搥了古慶祥一拳，罵了一句：「好樣的，真會享福。」古慶祥痴痴笑著，用力划向水深的地方。

　　就地理位置而言，這裡是木瓜溪上游。木瓜溪河道經過銅門附近，沖刷形成許多河階地，由於地面平坦，成為人口聚集之處，主要族群為德魯固族，銅門村就在河階地上。銅門對岸的榕樹村屬吉安鄉，是木瓜溪形成的另一個河階地。

　　我的游泳技術奇濫無比，古慶祥比我好多了，只見他像一條魚般竄上鑽下，好不自在。澄澈的溪水，縱使只是泡在水裡，享受一下溪流沁涼的感覺也好。我問古慶祥考試準備得怎樣了？他笑了笑沒有回答。我自己念書的情形才真是亂七八糟，反正到時候去考就是了。山林脈脈，陽光灑在溪流上閃爍著耀眼的光芒，坦白說我真不想理會那些考試的事，對一個鄉下孩子來說，考上和落榜並沒什麼大不了。我想許多四年級生都有跟我一樣的類似經驗，彼時聯考的錄取率只有20%左右，對高中生而言，大概沒有比聯考更重要的大事了。而我的功課向來不好，落榜好像已是命中注定，何不開開心心心地玩。不過常騎著單車到處晃的我，倒是第一次來到銅門瀾。

　　我不知道我們稱銅門的時候為什麼習慣性地加個“瀾”字，是不是因為木瓜溪到這裡會激起溪瀾，如同早期來花蓮移墾的漢人，看到花蓮溪溪水奔注與海浪衝擊作縈迴狀，而呼之為“洄瀾”，而“洄瀾”亦成為花蓮的舊名之一。“洄瀾”凝聲音與形象於一體，是一個生動美麗的名字，銅門瀾或許亦為木瓜溪撞擊巨石激起澗花引發的連想。

　　木瓜溪上游的主要支流清水溪發源於能高南山(3,349公尺)，全河段呈明顯的掘鑿曲流。東南出銅門注入花蓮溪，溪口附近多高位河階。由於主、支流河床坡降且河水流量均大，攜帶砂石能力強，因此在中、下游地區形成河階地、峽谷及沖積扇。階面大致可分為3-4階，海拔高度自200-140公尺，每一階面均有約5-10公尺的階崖，銅門、榕樹、文蘭等部落即建於河階地上。瀧澗附近有龍溪與鳳溪匯流，再與主流匯流。因河川特性適合發電，因此木瓜溪主流及其支流龍溪、鳳溪分別築有水濂壩、龍澗壩及銅門發電廠等，提供東部地區用電需求。

　　銅門以西，溪岸高聳逼仄成斷崖峽谷，形勢瑰偉，不讓太魯閣峽谷專美於前，惟因太魯閣峽谷名聞中外，木瓜溪峽谷不免受到冷落。北岸有天長斷崖，與錐麓大斷崖齊名，能高越嶺路在此鑿隧道而過，即天長隧道所在。北側較大支流有巴托魯溪及巴都蘭溪，蒐集太魯閣群峰的水藏；南側有清水溪，東南出銅門注入花蓮溪。

　　這裡是後山的秘密花園，縱使在生長在鯉魚尾的我，亦因同學古慶祥之邀方始初訪，卻對這裡的山水之美感到驚艷。

　　銅門山舊稱賀田山，海拔1,484公尺，位於知亞干山(海拔3059公尺)東稜線末端。銅門山坡平脊緩，南接大景山，北向木瓜溪緩降止於清水溪、木瓜溪匯流處，隔清水溪對烏帽山；西面向清流溪傾斜對木瓜山北支稜；東面向木瓜溪鯉魚潭傾斜，隔木瓜溪對吉安山，隔鯉魚潭對鯉魚山。山上林相主要為闊葉樹林，耕地在河階山麓。

　　雖然銅門擁有如此美景，但因地質屬中央山脈東斜面的變質岩，岩層屬絹母石墨片岩、石墨片岩、綠泥片岩、結晶石灰岩，土層屬粗骨土類粘壤土，加上構造運動引起的變形作用，在銅門及附近河谷與道路旁，常可觀察到岩石受力作用後，形成的美麗彎曲褶皺圖案。而在前往奇萊山途中的天長斷崖，因受斷層作用的影響，形成大理石岩層破裂呈岩屑狀的特殊斷崖景觀，造成高達900公尺的斷崖。而黑色片岩、綠色片岩容易崩落的特性，大理石、石英燧石岩風化崩解後形成巨型石塊，加上豐沛的雨量，使得銅門地區深受山崩、土石流之苦。日治時期日本殖民政府曾在木瓜溪興建小型水力發電廠，1945年奇萊附近發生大山崩，破碎山岩被水沖刷，短短3-4年間河床上升10餘公尺，將銅門附近的清水第二發電廠及銅門發電廠俱埋於石礫中。

　　銅門地區曾於1916年開採銅礦及生產硫黃，當時稱為銅門──銅文蘭銅礦；礦區主要在銅門、榕樹、文蘭及鯉魚潭西側池南地區。這些礦區主要開採黃銅礦；硫黃則取自夾雜於石英雲母片岩、綠色片岩及矽質片岩之中的黃鐵礦及磁黃鐵礦。但這些開採的痕跡，經過時間的洗禮，今天已經看不太出來。

　　戰後臺灣電力公司繼續利用木瓜溪落差大的水流，由上游而下分別修建龍溪、龍澗、水簾、清水、清流、銅門、榕樹和初英等8座水力發電廠(其中龍澗發電量最大)，供應東部地區用電，古慶祥的姊夫就是在銅門發電廠工作。

　
◎銅門發電廠與通往發電廠的吊橋。


◎銅門發電廠建在山腹之中，戰爭時仍可繼續供電。


　　如果不是枯燥的大學聯考，如果不是午後燦爛的陽光，我可能一輩子也不會到銅門瀾來。夏日的悠閒時光，木瓜溪是我青春生命裡的一抹漣漪。


◎龍澗發電廠上方有一片清澈的溪流，1977年夏天我和古慶祥就是在這裡享受愉快的夏日午後。


◎木瓜溪龍澗發電廠上方的清澈溪流。

　　夏日午後的銅門瀾，泅泳於木瓜溪的往事，成為高三暑假最後的記憶。後來每次經過銅門瀾時，我都會想起那個如敘事詩般的夏日午後，想起我的同窗好友古慶祥，想起銅門瀾沁涼的木瓜溪水。



後記：

　　好友陳列的散文〈在山谷之間〉曾這樣寫道：

　　就在安詳寂靜的縱谷那邊，在那些宏偉的大山腳下，人們散居著，在狹長的平原和起落的山坡上耕作種植。那些地很可能就是這位友人所謂的磽厲之土的一部分了，瘠瘦且多砂礫，若是碰到山洪爆發，更將地移物換，滿目瘡痍。在縱谷遠遠的右前方，紙漿廠正在冒煙，它從早到晚排放的薰人臭氣和污染出海口的廢水，幾乎是每個花蓮人天天咒罵的對象。但是十多年前。他們曾燃放鞭炮，歡迎該廠的設立，以為這樣可以繁榮地方經濟，增加就業人口。這種營生不易者急於賣身謀生求榮的心理，如今仍在重演：他們的民意代表正大力懇求官方讓商人來太魯閣國家公園門前設廠開礦和生產水泥，理由仍是同樣的繁榮地方經濟和增加就業人口。

陳列，《地上歲月》(臺北：漢藝色研，1989)，89-90。

　　這篇文章寫於1984年，1990年6月颱風來襲，一場豪雨，土石流沖垮了陳列所描述的這片土地，被沖垮的就是銅門村。現在所見到的銅門村，乃其後所重建者。


◎重建後的銅門村。

　

　

親愛的東哥：

　　春日微雨，音響傳來LP唱片的沙沙炒豆子聲，慵懶地和窗外的雨滴相互應和。我窩在靠山的研究室，有一搭沒一搭地讀著您新出的散文集《給福爾摩莎寫信》。

　　春雨綿綿了老一陣子，雨溼的心情弄得我有些傷春悲秋起來。

　　這所位於多雨小鎮的學校，校園依山勢而築，學子們老愛抱怨上山下山趕課殊為不便。一九九九年秋天，您的女兒勁秀，就是在這裡選修了我的通識課程「中國歷代史家與史學」，一門我上起來有點高不成低不就，學生又抱怨連連的課。說實話，我剛好是您散文集裡提及的，不喜歡上通識課的大學教員。不僅您這樣批評，許多文學界的友人亦對大學通識課程厥有微詞，有些友人甚至為文大肆批評大學通識課程，認為不如讓他們來上。我完全同意這些批評，因為我和您同樣覺得有太多人把通識課程當成營養學分，老師鬆，學生混，上下交相欺，而美其名曰「通識」。身為一個受過嚴格學術訓練的教師，我對這樣的大學生態是感到有點悲傷的。而校園裡亦存在著許多一知半解，自以為很有人文素養的老師，在課堂上胡說八道一些東西，就當作是通識了。東哥，您知道嗎？不僅對通識課我心有所感，甚至對所謂社區大學，我也是很有一些意見的。我覺得學術訓練本來就應該是一種嚴格的原理、規範(Discipline)，而不是那些輕輕淺淺的五四三。而當速食文化漸次腐蝕島嶼住民的心靈，或許也可以說明，為什麼這些年我變得有些沈寂。

　　當我看到許多昔時在文學、文化界征戰的友人，紛紛投向電子媒體懷抱，東哥，我的心有著隱隱的傷悲。雖然我已退出江湖多年，但看到昔時老友放下手上的筆，拋棄桌上的鍵盤，我仍有著輕微的喟嘆。我自己是文字書寫的逃兵，當然也沒有資格發言，祇能偷偷躲在靠山的地下研究室，美其名曰研究，實際上是卑躬曲膝地乞食講堂。這些年我好像逐漸與社會脈動脫節了，昔時的革命青年，如今祇是一隻躲在象牙塔裡的駝鳥，學校還要每年對教員做各式評鑑，壓得乞食講堂者喘不過氣來。如果這些年您看到我漸次回到自己的世界，而不再有改造社會的理想，或許您會瞭解一個知識傳播者的無奈，或者一個知識生產者的委曲。我當然羡慕那些身居大學講堂，又可以筆耕不輟的友人們，在這方面我顯然是無能的。就像我讀到您的新散文集裡，書寫了許多臺灣史的故事，身為史學工作者的我，是不可能那樣寫文章的。在煩瑣的學術規範要求下，我常常要為論文的一字一句找尋論據，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曾不敢稍懈。所以當我讀到集子裡有關臺灣的記事，用流暢的文字，敘述昔時與今日臺灣種種，就羡慕得不得了，心裡暗忖自己是否亦可以如此書寫，但一轉身就氣餒了。我知道掉進知識生產陷阱裡的我，早已被綑仙索綑得不能動彈了。我很高興您以小說家之筆，為臺灣所寫的各種故事。

　　沒有故事，沒有歷史。這是昔時史學前輩們的名言，而今天的史學工作者，寫的卻是社會科學報告，其間幾乎找不出一丁點人文的氣息，祇是生產一篇又一篇祇有三位讀者的社會科學報告：一位讀者是自己，另兩位是論文發表前的匿名審查者。

　　《給福爾摩莎寫信》寫得如此貼切而感人，我想，這就是大眾所要的歷史文本了。至於專業史學工作者所寫的，常常祇是為了接受評鑑或升等所需。我也常常想著，是不是可以同您一樣，為臺灣的閱聽人多寫一些通俗歷史文章，好讓一般人多了解一些臺灣的歷史。但似乎並不那麼容易，學術的包袱，常使我筆若千鈞，動彈不得。

　　許多友人在這本集子裡出現，讓我讀來親切又感動。陳列是我多年老友，並且以一個嘉義人長居我的故鄉花蓮，我卻成了東臺灣的逃兵。雖然您敘述陳列被抓去遠處旅行的故事，和我所知道的有所不同。您看，我的歷史考據癖又犯了。

　　有許多次，您和陳列都希望我回花蓮教書，我卻遲遲沒有踏上歸鄉之路，近鄉情怯並不是太好的說詞。但我並非對東臺灣的土地沒有感情，我常常回去，常常書寫那片長我育我的土地，可是，畢竟我沒有回去。

　　從中國情懷的柳翱，到為原住民族奮鬥的瓦歷斯．諾幹，一九八二年和我一起在金門服役。春天的時候，我們走在山外的街道上，尋尋覓覓，祇不過是去譚天樓吃酒釀圓子。我也還記得大三那年暑假，在花蓮老家曬榖埕的長條凳上，閱讀著宋澤萊的《糶榖日記》，祇緣於他和我同樣出身歷史系。後來創辦PC Home和城邦集團而聲名大噪的詹宏志，二十年來亟亟於為臺灣出版文化找尋新的出路。在山顛水湄行走的劉克襄，繼續記錄他承襲日本學者傳統的博物誌書寫。一壁乞食大學講堂，一壁擁抱臺灣的向陽，依舊生猛地穿梭於學術與創作之間。已經成為Call in節目名嘴的林文義，游走於藍綠之間，猶保持他一貫的浪子性格。許許多多的人事物躍然紙上，我彷彿在這本散文集裡看到了我們這一代的故事。一些人繼續追尋年少時的理想，一些人早已向現實妥協。至於躲在研究室的我，清風徐來，水波不驚，殆已成為友朋們取笑的LP專家。

　　東哥，說實話，我還是有點佩服您的。在歷經鄉土文學論戰的一九七○年代，歷經臺灣左派與本土派割席的一九八○年代，政治正確與否的一九九○年代，政黨輪替的世紀之交；誤解與諒解，您依然故我，用最生猛的文字與身體力行來愛這座已然七零八落的島嶼。我最愛聽您敘述親歷的航海故事，船員的漂泊，烈日、妓女與酒精，以及在這座島嶼的夜釣，那些生動的故事，是共歡相聚時下酒的佳餚。

　　用您的故事下酒，似乎已經成為暑間聯合文學文藝營的慣例，我總喜歡坐在一旁聽您和陳列談著島嶼、山海和土地的故事，做我一年一度的心理治療。 說心理治療或許有點誇大其詞，但我真喜歡那樣的氛圍。至少我可以自在地聽故事，無須為這些故事加上任何注腳，就像我那些貌似學術的歷史論文般。

　　這些年裡，惟一讓我驚惶失措的，大概是一九九七年去寫了那本引發統獨爭論的國中教科書《認識臺灣：社會篇》。一本今天看來卑之無甚高論，在當時卻引起藍綠統獨辯論的小書，總字數不過兩萬五千字，而我執筆的部分僅一萬兩千多字，卻引發了平面媒體和電子媒體的大肆討論。後來很長一段時間，一家有線電視的Call In節目，每次討論到統獨問題時，主持人就拿著國小社會教科書〈我們都是中國人〉那一課，和國中教科書《認識臺灣：社會篇》的〈我們都是臺灣人〉，然後弄狗相咬地說：「我們到底是中國人還是臺灣人。」而每當這個畫面一出現，我的反射動作就是關掉電視。一些文學界的友人亦常取笑我搗到馬蜂窩，我倒是不那樣想的。祇不過是一本國中教科書，有那麼嚴重嗎？不幸的是，不僅文學界的友人不掬一把同情之淚，學術界的長輩和同儕們更是磨刀豁豁向豬羊。在那之後，我有很長一段時間不願意參加臺灣史學界的各種學術會議，因為在學術會議現場，總會有人指著我說是認識臺灣那批人，並且說我和認識臺灣的作者群是親日反華分子。我想起史學界的長輩們，當他們在教科書裡寫「中華文化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相承的道統，祇有國父孫中山先生和總統蔣公繼承這個道統」時，好像並沒有引發什麼爭議。

　　東哥，您曉得引發爭議的並不是我，從少年時代到現在，朋友們都知道，我一直是不帶種的，每當遇到有爭議的場合，我總是第一個退讓。認識臺灣教科書真正的暴風圈學者其實是小杜公，後來他在二○○○年臺灣第一次政黨輪替時擔任故宮院長，並且在二○○四年接任教育部長。在一篇回應反對者的文章中，小杜公指出，「過去以大中國主義為主體而編撰的教科書，臺灣人宿命地忍受，不曾反抗或抱怨，而今不過是要讓臺灣青少年認識他所生活的土地的歷史和文化，卻引來這麼大的反彈，我想只有結合過去歷史教育所塑造的意識形態和現在臺灣政治黨派的鬥爭，才比較容易理解。」(杜正勝，〈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臺灣心．臺灣魂》，高雄：河畔出版社，1998，頁158-160)。我不想過度討論這次的教科書事件，我祇想向您說明，一個史學工作者，如何在風雨飄搖中，度過懷抱理想的學術初旅。一些學術界的友人，在事後猶諄諄告誡我不要再惹事生非。是的，八年多來我乖得跟狗一樣，安靜地躲在位於山邊的地下研究室喘息，因為一隻受傷的狗祇能偷偷躲在角落舔食自己的傷口。

　　這座美麗的島嶼，是我摰愛的土地，長我育我的母親的大地，同您一樣，我亦曾努力找尋島嶼的身世，找尋先人們曾走過的足跡，一點點歷史工作者的卑微期許，我如此身體力行。但相較於您的《再會福爾摩莎》、《給福爾摩莎寫信》，以及老友簡媜的《福爾摩莎誌》，顯然你們選擇了一種比較柔性而易於被閱聽人接受的方式。您曾在《再會福爾摩莎》的序文中，指責我在《認識臺灣：社會篇》教科書否定客家人是漢民族的論點，以及?殺平埔族在臺灣史上的地位。對這項指控，我並沒有做太多的辯解，因為稍有臺灣史知識的人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而且，祇要翻一翻那本教科書就知道我並沒有那樣寫，自無須多言呶呶。

　　轉眼之間，昔時少年已兩鬢星白，大聲講話，大碗喝酒的時日子也不多了。很高興您在《再會福爾摩莎》之後，出版了這本《給福爾摩莎寫信》，老友在文字裡相逢，亦為生命旅程值得浮一大白之事。

　　下次路過木柵時且停車暫借問，到我山邊的研究室坐坐，我將為您選一張莫差爾特的《法國號協奏曲》LP唱片，那是二○○二年夏天我搭您的便車到雲林科技大學擔任文藝營導師時，您在車上播放的曲子。並且，我將為您泡一壺木柵鐵觀音，好讓您品嚐微雨清明的茶香。

　

　

　　都是因為陳銘磻的緣故，我第三次來到那羅。

　　那羅是陳銘磻的文學原鄉，我尋夢而來，一路哼著歌，彎腰摘了一束迷迭香。

　　一九七○年秋天，陳銘磻帶著新竹教育局的一紙派令，隻身來到尖石鄉那羅部落的錦屏國小任教，從此結下與那羅的不解之緣。二○○五年一月十五日，陳銘磻所規劃的那羅文學屋落成，同時出版了他有關尖石的第十本書《花心那羅》。

　　卅五年完成一個夢，那羅文學屋是陳銘磻的美麗夢土。

　　二○○五年一月十五日，我隨著作家們從台北分乘兩輛遊覽車來到那羅；同行者有陳若曦、管管、愛亞、丘秀芷、林錫嘉、曹又方、丘秀芷、楊小雲、郜瑩、李宜涯和林文義等老少作家友人。寒流來襲，吐氣成霧，山上的氣溫很低，但文友們和原住民的心，卻像盛開的櫻花般沸騰了起來。

　　那羅文學屋的構想，始於二○○四年六月，中國青年創業協會總會成員到尖石旅遊，陳銘磻向該會提及建造文學屋的構想，明暐紙器機械公司董事長劉明創當即允諾捐款一百萬元協助建造。青年創業協會總會另一名會員信義房屋仲介公司董事長周俊吉認捐三十萬元。隨後的幾天，創意人吳念真、導演梁修身、作家白靈、蔡文章、青創總會會長唐雅君、極品軒餐廳董事長陳力榮、青創楷模聯誼會總會長羅清屏等人，陸續慷慨捐款贊助，那羅文學屋的夢想一步一步實現。

　　二○○五年元月十五日下午兩點吉時，泰雅勇士站在靈鳥文學風車瞭望台上，以傳統的自製火銃，朝天鳴槍三響，歌手范俊逸創作的〈看見音樂在草原上飛〉在空氣裡迴盪，那羅文學屋宣告正式開幕。泰雅族部落以辦喜事的心情迎接文學屋，在會場殺豬，藉以彰顯文學屋的神聖，並趕走邪靈，帶來好運。

　　而在文學屋之前，陳銘磻於二○○二年協同吳念真、劉克襄等多位作家在那羅設立文學步道，奠立那羅文學園區的雛形。二○○四年年夏天，艾利颱風來襲，那羅文學步道毀於砂石，回到現場的陳銘磻不禁淚下沾襟。但他並不灰心，繼續尋求各界支持，另覓新址構築那羅文學屋。

　　那羅文學屋以玻璃概念設計，看板記載著作家們的手跡，羅門、朱炎、季季、胡耀恆、愛亞、白靈、林文義、路寒袖等人均親筆留言。文學風景區展示描寫尖石和那羅部落的篇章，文學草堂舉辦部落自然生態、文學創作與戶外教學研習活動，文學舞台每周六由部落歌手演唱泰雅歌謠。

　　屋外文學步道上有愛亞、管管等人的作品，緊鄰的民宿主人謝金祥(香兒)設立陳銘磻文學屋與石番洞書院。對那羅情有獨鍾的作家則有專屬園地，如愛亞小徑、寒袖香草園(路寒袖)、白靈生態池、秀芷花廊，這些將是第二期工程的重點。

　　這間台灣首座的部落文學屋，不僅是原住民的文學教室，亦將不定期舉辦各種藝文活動。

　　如果你到那羅來，別忘了到文學屋走走，融入這裡的山水情懷與部落文學之美

　　卅五年前的一場邂逅，陳銘磻完成了他的夢。我尋夢而來，走進陳銘磻打造的文學夢土。

　　2005年秋天，我在筆記本上寫下這段文字：

　　想望有一間山邊的房子，斜斜的屋頂，密密的林樹，氤氳著田園風景。

　　養一頭牛，綁在屋前的苦楝樹下。夏天的時候，紫色的苦楝花迎風飄搖，蝴蝶展翅飛舞。

　　養一條狗，追著自己的尾巴打轉，繞著繞著，彷彿聽見蕭邦的小狗圓舞曲，自琴鍵輕輕響起。

　　坐在樹下的搖椅上看書，一不小心就睡著了。

　　2005年10月19日，我把這些文字貼在某網路討論區，友人侯吉諒兄讀到，貼了一幅晝睡圖：


　　題畫：一枕清風晝睡 庚辰仲夏 偶有如此無事 如此好夢 侯吉諒

　　闊別多年，文字與畫意竟如此貼近，吉諒兄在貼圖的附筆中，說下次來訪時，將攜畫贈我。

　　2006年4月26日，吉諒夫婦到政大藝文中心看畫展場地，攜來晝睡圖：


　　題畫：疏影微香下 有幽人晝夢長 庚辰午睡圖 侯吉諒

　　吉諒兄云，庚辰年畫晝睡圖兩幅，私心愛極，捨不得賣，一直留在手邊，贈我者乃其一。老友相待如此，深感於心。

　　我想起1982年秋天，自金門返臺領取時報文學獎的往事。那一年我獲散文獎，吉諒兄獲新詩獎。同時獲獎者有廖輝英、柏楊、張錯、林清玄、苦苓、向陽等人，一些後來在文壇熠燿閃亮的名字。得獎者中其後在文學界最寂寂無名的是我，原因錯綜複雜，殊為難言。包括我後來花了十年時間去念學位；我的興趣太過博雜，未能專心一志於文學創作；以及在我內心深處，文學、歷史、音樂、運動，基本上是等量齊觀的，這些都是錘鍊我生命的過程。當然最重要的是，不論在哪個範疇，我本來就只是一莖草，一顆不起眼的小芭樂。

　　清代疑古大師崔述亦有類似故事。1781年，崔述曾與章學誠同在大名縣，卻無緣識荊，胡適在〈科學的史學家崔述〉提及此事，用了「令人悶煞」四個字。 其實崔述的為學雖與章學誠有相近處， 然當時章學誠已享大名，而崔述仍是無名小卒，所謂「南北大史家」，以當時兩人地位而言，毫不相稱，章學誠怎麼會知道有崔述這號人物？

　　梁啟超在《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中，以閻若璩、胡渭、萬斯同、姚際恆、惠棟五人為清初辨偽學的代表，並在乾隆時代的辨偽學中提到「同時出了一位名聲很小的辨偽大家，就是著《考信錄》的崔述」。我個人反倒覺得是比較貼切的敘述。用「名聲很小」來描述崔述，一如用小芭樂形容我，都是妥切的描狀。

　　1983年秋天，我退伍返回學院求學，吉諒兄受詩人洛夫賞識，主編《創世紀詩刊》，其後進入《時報周刊》工作，再轉《聯合報副刊》擔任編輯；我在修完碩士課程後，赴《聯合文學》乞食於編。《聯合報副刊》與《聯合文學》是姊妹刊，與吉諒兄算是廣義的同事，他在聯合報第一大樓上班，我在第三大樓，同時在第三大樓上班的還有蔡詩萍，彼時他是《中國論壇》總編輯。

　　少年子弟江湖老，昔日青青子衿的年少，而今歲近半百，吉諒兄離開《聯合報副刊》後，主持溫世仁創辦的明日工作室；我則幾經轉折，再度返回學院念博士班，到《聯合報》任新聞編輯，最後落腳指南山下，乞食講堂。

　　離開明日工作室後，吉諒兄專心書畫，他是國畫大師江兆申的關門弟子，書畫造詣極高，且與造紙大師王國財合作，以王國財製紙揮灑書畫，悠游藝術天地。

　　二十四橋明月夜，二十四載雨露風霜，吉諒兄與我的翰墨因緣，竟已是千山萬水，欲說還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