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部落格

　

〈轉身的背影：懷念大師兄廖風德〉，原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80609






◎廖風德(右)與吳鳴合照，一九八三年十月，政治大學中正圖書館前。




　　人生須有盡，終將轉身。惟願轉身的背影，是美麗的。


　　二○○八年五月十日，午後四點，臺北木柵一四○高地，廖風德師兄最後的身影，依舊是陽光燦然。回眸，臉上堆滿了笑。是的，這就是我熟悉的大師兄廖風德。縱使告別，身影也是美麗的。

　　一九八三年九月，甫告別軍旅的我來到指南山下，重拾讀史學文之路。在此之前，我曾想過到媒體混一碗飯吃，或到鄉下學校教書，種幾分地，像陳映真筆下的白色社會主義青年。但終因種種機緣，我沒有成為鄉村教師，亦未乞食於編，而是重拾讀史學文之路。

　　赴笈指南山下之前，小說家履彊(蘇進強)大哥寫信告知我其好友廖蕾夫(廖風德)在政大教書，要我到學校以後向廖蕾夫致意。一九八三年九月我來到指南山下，稍事安頓後，到位於校門進口右側的果夫樓拜訪廖風德，彼時廖風德任職於訓導處課外活動組。早期政大有一些同事，在取得碩士學位之後，返校服務，先在訓導處工作，並在某系掛單，慢慢再轉成專任講師，讀博士班，取得博士學位後，繼續在學校任教，廖風德師兄即循此一模式。

　　廖風德聽說是蘇進強大哥要我去拜訪他，非常高興，請我到學校附近的館子吃飯，這就我和廖風德的初識了。

　　一九八五年五月，我通過碩士班學科考試，準備撰寫碩士論文，所擬題目為〈疑古思想與現中國史學的發展〉，討論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與影響，屬於史學史、史學理論與方法論範疇，英文名之曰Historiography，對應的中文或可稱之為史學或史學論題。政大歷史研究所師長專攻史學論題者無多，閻沁恒老師為其中之專家。閻老師是臺灣最早將英國歷史哲學大師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介紹到臺灣的學者，寫了幾篇介紹湯恩比《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的論文。我因為曾修過閻老師的「史學理論與研究實習」課，故在決定碩士論文題目後，想請閻老師擔任我的論文指導教授。

　　記得去找閻沁恒老師指導論文時，閻師父問了我一句話：「你酒量好不好？」我說約莫可以喝一瓶白金龍金門高粱，閻師父聽了很高興，就收了我這個徒弟。由於廖風德在政大新聞研究所碩士班的論文〈中共香港「大公報」之宣傳分析(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五年)〉(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七六)，是閻師父指導的，於是成為我的師兄。

　　閻師父早期在政大新聞研究所曾指導過幾篇碩士論文，譬如曾擔任香港聯合報總編輯的賴清松，碩士論文即為閻師父所指導，廖風德師兄在政大新聞研究所的碩士論文亦然。雖然閻師父是政大歷史研究所的創辦人，並擔任首任所長，但實際指導的碩士論文並不多，印象裡在我前後曾指導過幾篇，惟均為女弟子，男徒弟僅廖風德師兄和我，以及後來到臺大歷史研究所讀博士班的小師弟潘光哲。潘光哲師弟的碩士論文〈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為中心的討論〉(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一)，在臺灣解嚴初期猶屬禁忌，鮮少有老師願意指導，於是我將光哲引介給閻師父，那是一九九○年的事，我讀博士班一年級，光哲師弟讀碩士班二年級。

　　廖風德師兄當時在政大訓導處課外活動組工作，負責處理學生社團與刊物。而一九八六年烽火燎原的政大地下刊物《野火》，就是這個時期出版的。潘光哲雖然不是《野火》的重要成員，但和《野火》的林鳳飛、顏萬進等人相熟，亦為一九九○年中正紀念堂野百合學運領袖，負責扛大旗將政大學生帶回。我常常想，閻師父的胸襟真是有容乃大，大師兄廖風德屬藍營，潘光哲師弟穿淺綠色內衣，我傾向以臺灣為主體的文化思考，三人卻均為閻師父的徒弟。

　　閻師父的徒弟有一共同特色，即筆下能寫。廖風德師兄寫小說，曾兩度獲得聯合報短篇小說獎；我寫散文，曾獲一九八二年第五屆時報散文首獎；潘光哲師弟在報紙副刊寫文化評論，三個師兄弟各有所長。至於閻師父自己，有一段時間擔任《中央日報》總主筆，主掌國民黨言論。在祝基瀅接任文工會主任時期，乃其重要謀士之一。此外，閻師父亦曾任國民黨考紀委員，林洋港和宋楚瑜的黨紀案，即在其擔任國民黨考紀委員時所處理。

　　廖風德師兄在宋楚瑜擔任國民黨文工會主任時，應宋楚瑜之請擔任其秘書，此為風德師兄從政之始。

　　一九八七年政大歷史研究所成立博士班，卅六歲的廖風德師兄提筆上陣應考，乃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第一屆榜首。彼時廖風德師兄已經是政大歷史系副教授，其升等論文為《清代之噶瑪蘭：一個臺灣史的區域硏究》(臺北：里仁書局，一九八二)。我亦在一九八七年取得碩士學位，但礙於報考博士班須有碩士論文口試成績，我的碩士論文雖然已經完成，但因尚未口試，故無法報考。第二年我又因工作忙碌，錯過報名時間，到一九八九年時，風德師兄特別寄招生簡章給我，讓我得以順利報考，成為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第三屆學生。

　　就讀博士班期間，廖風德師兄有時在政大歷史系專任副教授，有時借調國民黨文工會擔任秘書，但始終認真上課。有些歷史系老師在風德師兄念博士班時，成為其業師，風德師兄始終執弟子之禮，如蔣永敬老師、王壽南老師、閻沁恒老師等。另外，當時有許多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學者到政大歷史研究所開課，如呂實強老師、張朋園老師、張玉法老師、蘇雲峰老師等，有些曾教過風德師兄，有些教過我。

　　廖風德師兄花了兩年時間修完博士課程，一九九○年五月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並於博士班四年級時開始撰寫論文，指導教授仍為閻沁恒老師。一九九一年六月，廖風德師兄以〈學潮與戰後中國政治(1945-1949)〉(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一九九一)通過博士論文口試，成為政大歷史研究所第一位博士，亦為政大歷史研究所名符其實的大師兄。兩年後我在閻師父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於一九九三年四月通過論文答辯，成為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第二位博士。由於廖風德師兄和我的博士論文均由閻師父指導，誼屬同門師兄弟，與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其他學長姊或學弟妹相較，關係有深淺之別。加上閻師父指導的徒弟不多，同門師兄弟間感情極親，每每相約餐敘，其樂融融。特別是每年農曆七月十五日閻師父生日時，同門師兄弟輪流作東為師父慶生，較常出席者除了廖風德大師兄之外，尚有閻師父早年在新聞研究所的學生吳圳義老師，惟吳圳義老師長我近二十歲，誼屬師生。

　　一九九○年代是同門師兄弟和閻師父共歡相聚最頻繁的歲月，廖風德師兄雖然從政，惟恆保赤子之心。風德師兄每在杯觥交錯之際，笑譚政壇見聞佐酒，引閻師父與同門師兄弟會心一笑。

　　師門共歡相坐，只要有廖風德師兄在，總是歡聲笑語不斷。風德師兄燦爛的笑臉，天真得像個孩子。無論政壇幾多險惡，風德師兄恆為風趣幽默。且因拜師之時，風德師兄與我均已失怙，視閻師父如父，感情上非僅師徒，且更像父子。不僅閻師父如是，閻師母林瑞炳老師對我們這些徒弟亦是疼惜有加，視如己出，師徒間猶若家人。

　　一九九六年廖風德師兄的令愛廖箴從政大民族系轉來歷史系，須補修歷史系之必修課，其中的「史學導論」乃我所承乏，於是平日喊我叔叔的廖箴改口喊我老師。與風德師兄的兩代交誼，更添佳話。不僅廖箴是我的學生，師嫂郭芳美亦為我的學姊。郭芳美是政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第一屆畢業生，我是第八屆，算是小學弟，因著風德師兄的緣故，對我這個師弟照顧有加。一九九○年我就讀博士班一年級時，租屋南港，到政大上課要走南深路(彼時北二高尚未通車)，往返甚為費事，適巧閻師母在木柵國小附近有一棟公寓，房客剛剛退租，郭芳美學嫂於是向閻師母說明我的情形，閻師母乃將房子租給我，租金約僅附近房租之半數。我和家人在這棟公寓住了七年，直到取得博士學位，返回母系乞食講堂後，始在景美女中附近買了生平的第一棟房子。

　　雖然風德師兄並非閻師父指導的第一個學生，但在長年往來的徒弟中，風德師兄班次最高，亦最得師父、師母疼愛。師父家無論大小事，風德師兄均照顧有加。而我則是小跟班，跟著跑上跑下，因為有大師兄頂著，我亦毋須擔負幾多事。風德師兄處事平和，待人溫文有禮，都是我必須努力學習的。一九九九年以後，風德師兄擔任立法委員，諸事忙碌，閻師父家裡的事才偶爾由我跑腿。但相較於風德師兄，我所做的實百不及一。

　　我是三個師兄弟中最不成材的，風德師兄在政壇大放異彩，曾兩任立法委員，二○○四年以後，擔任國民黨組發會主任委員，戰功彪炳，為國民黨連續打贏了八場選戰(僅輸掉高雄市長選舉)，可謂是國民黨的福將。潘光哲師弟任職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乃年輕一代史學工作者之佼佼者。笨鳥在林，三個師兄弟中，我因返回母系乞食講堂，乃得以與師父、師母長相左右。

　　每個人有自己的生命情調，風德師兄從政固為其所選擇，但我仍認為他沒有繼續寫小說，是臺灣文學界的損失。風德師兄的短篇小說寫得極好，發表於一九七六年的〈見習官〉，是其初試啼聲之作；一九七九年〈竹子開花〉獲聯合報短篇小說獎；一九八○年〈隔壁親家〉再度獲聯合報短篇小說獎。這些短篇小說其後結集為《隔壁親家》(臺北：九歌出版社，一九九一)；用廖蕾夫的筆名出版。華視曾將〈隔壁親家〉改編為同名連續劇；其後民視又將〈隔壁親家〉改編為〈親戚不計較〉電視劇，播映超過兩千集，殆為臺灣電視史上之奇蹟。雖然嚴格說來，〈親戚不計較〉只有前幾集故事依據〈隔壁親家〉改編，後面的故事乃編劇所寫，可謂與〈隔壁親家〉風馬牛不相及。廖風德師兄遽逝之後，媒體大肆報導其小說創作，將三篇短篇小說，誤寫成三本小說集，實在錯得有點離譜，但似乎亦無人提出糾正。臺灣的媒體好像已習慣將錯就錯，而殊乏社會責任。不僅媒體有關廖風德師兄的小說創作資料有誤，連學歷亦是張冠李戴。風德師兄畢業於淡江歷史系而非政大歷史系；到政大讀的是新聞研究所碩士班，博士則為政大歷史系研究部博士班。雖然這些均屬雞毛蒜皮之事，但看到媒體連基本的查考工夫都不做，實令人不勝唏噓。

　　學歷弄錯殆屬尋常，有關廖風德師兄的學術著作，亦多有誤解者。風德師兄的碩士論文為〈中共香港「大公報」之宣傳分析(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五年)〉，雖然其後風德師兄並未繼續在此領域耕耘。史學界習慣將風德師兄視為臺灣史專家，惟其治臺灣史悉來自一己之研究，未有師承。《清代之噶瑪蘭》乃其副教授論文，此後風德師兄在政大歷史系所開課程，即以臺灣史為主。事實上，風德師兄的博士論文為〈學潮與戰後中國政治(1945-1949)〉，乃臺灣少數研究現代中國學運之專家。但因當時政大歷史系有幾位中國現代史專家，如蔣永敬老師、胡春惠老師與林能士老師，故風德師兄的博士論文雖屬中國現代史，卻從未開設這方面的課程，而且臺灣史學界一般亦將風德師兄視為臺灣史專家。廖風德師兄的博士論文改寫後正式出版，書名為《學潮與戰後中國政治(1945-1949)》(臺北：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四)，列入「中國現代史叢書」，該叢書主編為張玉法老師。在臺灣學術界，有些學者升上副教授後再念博士班，即以博士論文改寫之專書升等教授，嚴格說來其實是不合學術倫理的。廖風德師兄的博士論文正式出版後，並未以此書升等教授，就此而言，是值得尊敬的。一九九五年七月，我的博士論文改寫完成，亦收入張玉法老師主編的「中國現代史叢書」，書名為《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五)。

　　史學界師友對廖風德師兄未繼續從事研究與教學工作，不免有些惋惜。而廖蕾夫未繼續小說創作，文學界友人亦常引以為憾。但人生之事殊難言矣！風德師兄從政歷程的成就，或許更為人所津津樂道。在臺灣史學界，六十歲以下的學者群中，同時從事文學創作者鮮少，不若上一世代學者豐碩。逯耀東師父的散文、飲食文化札記，如《出門訪古早》(臺北：東大圖書公司，二○○六) 《肚大能容：中國飲食文化散記》(臺北：東大圖書公司，二○○一)，《那年初一》(臺北：東大圖書公司，二○○○)，均膾炙人口；汪榮祖教授的隨筆，以庸椽樓主筆名於《時報．人間副刊》撰寫的專欄，其後結集為《學林漫步》(臺北：時報文化，一九八三)；均為學界所津津樂道。一九七○年代歷史學與社會科學聯姻後，臺灣新一代的史學工作者，大部分只會撰寫社會科學報告，能悠遊於文史之間者幾希。風德師兄的遽爾大去，史學界工文學創作者又少一人矣！思之憮然。

　　彷彿仍看到廖風德師兄燦爛的笑容，如和煦春陽，帶來生命的光和熱。日本文學形容武士之死有云：男兒之死當如櫻花凋落，如此燦爛，如此壯烈。遽聞風德師兄忽爾大去的消息，我腦海裡浮現的就是這些文字。是的，廖風德師兄就是在他人生的最高點，生命最璀燦的時刻，告別人世。郭芳美師嫂在政大歷史系同仁前往弔唁時說：「風德總是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做最正確的選擇，這次在接任內政部長前夕告別人世，或許也是他覺得這是他最好的選擇。」

　　往者已矣！瀟灑以行。生者何堪，唯有傷痛。而就廖風德師兄而言，此時轉身，或許正是留下最美麗的背影。


　　昔日的歡聲笑語猶在，廖風德師兄已告別人世。依稀彷彿仍看到那陽光般燦爛的笑容，在我眼前浮現。人生苦短，憂患實多，廖風德師兄轉身的背影，如此瀟灑，彷彿只是到遠方去旅行。



　　　　　　　　　　　　　　　　　　二○○八年五月十三日寫於指南山下

　　

　



　　每個朋友離開的時候，都帶走我們的一部分記憶。情誼愈深，帶走的記憶就愈多。

　　送走康樂的同時，也送走了我記憶深處的某些片斷。

　　二００七年十一月廿一日，告別式結束，我收拾傷痛的心情，回想與康樂相識三十年來種種，於是決定寫幾個小故事，懷念提攜我、照顧我最多的老大哥。

　　康樂的率性、豁達，是大部分朋友所深知的，他的心細如絲則鮮少人知曉。一九九五年，康樂將他歷年有關北魏研究的論文結集為《從西郊到南郊──國家祭典與北魏政治》，雖然書中大部分論文已經在學術期刊發表過，但康樂卻花了很長時間將所有論文改寫，刪除重複敘述的部分，重新將專書的環扣拉緊。因此，這本書其實可以說完全改寫為專書的形式，而非論文集。並且在改寫過程中，康樂亦重新繪製統計圖表。由於康樂對統計不是太熟悉，找我幫忙，我將試算表的基本原理對康樂說明之後，他親自操作電腦繪製統計圖，我在旁加以協助，書中的統計圖就是這樣畫出來的。

　　不僅如此，康樂嫌當時的大型電腦排版排學術書不好看，要我幫忙寫一個二十五開本的Word格式檔讓他排書。所以，《從西郊到南郊》整本書，從寫作到排版，康樂一個人完全包辦。而一般學術書有索引，《從西郊到南郊》的索引，亦都是康樂親手在電腦上做出來的。在編輯《從西郊到南郊》時，電腦排版的技術性問題大部分由我支援，但在編排的要求上，康樂可以說極為細心，從目錄到索引，一絲不苟。我教過一些朋友用個人電腦排書和製作索引，康樂是完成度最高的一個。

　　有過《從西郊到南郊》的經驗後，一九九五年以後出版的十幾種「新橋譯叢」，康樂都是一手包辦翻譯、修訂、排版、製作、索引，在史學界殆無出其右者。雖然我是「新橋譯叢」的格式檔設計者，但我在編排上有時並非錙銖必較。如果說吹毛求疵，康樂絕對是第一名。我想，許多新橋譯叢的讀者，大概不知道這套書從翻譯到排版都是康樂一個人親手完成的。

　　其實在稍早以前的一九九四年春天，王汎森主編《新史學》第五卷，康樂就主張《新史學》應該要自己用電腦排版。原本《新史學》是交由大電腦系統排版，既不方便又不好看，康樂於是向主其事者的黃寬重建議自行排版。幾個人討論的結果，最後決定找我負責設計格式檔。康樂請我到成家小館吃了一頓飯，我就動手設計了。原本我熟悉的是天蠍星排版系統，為了設計《新史學》的格式檔，我臨時惡補M.S. Windows 3.1版，大約花了半個月。熟悉Windows作業系統後，我開始研究Word的編輯功能，當時使用的是Word 1.2中文版。Word 1.2中文版是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上市，當時我的博士論文已完成百分之六十，是用天蠍星寫的，臨時來不及換程式，仍繼續用天蠍星寫完博士論文。在替《新史學》寫格式檔時，曾考慮過兩個套裝軟體，一個是Word 1.2中文版，一個是　　，最後考慮普及性，選擇了Word。我大約花了一個月的時間熟悉Word，並設計出符合《新史學》要求的格式檔。但就在我設計完成格式檔的同時，Micro Soft公司於一九九四年一月發行了Word 5.0中文版，我又重新熟悉Word 5.0，花了一個多禮拜時間改寫格式檔。

　　一個春寒料峭的周末，《新史學》主編王汎森，始作俑者康樂，和《新史學》五卷一期作者之一的陳弱水，齊聚我在政大井塘樓的研究室，編輯《新史學》五卷一期。我負責電腦操作，康樂負責校稿，王汎森負責看樣，陳弱水負責校他自己的稿子。其間弱水兄頻頻說笑話，我才知道他是淳于髠者流。汎森兄抽著菸斗，康樂則是眼睛盯著校樣，一字不肯放鬆。從下午到晚上。接近午夜時分，《新史學》五卷一期的相紙輸出完成，其間康樂還請我們到成家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事後想想，康樂和弱水是耶魯博士，汎森是普林斯頓博士，這大概是《新史學》最豪華的一次編輯排版陣容，因為五卷二期以後就由助理編輯負責排版事宜了。

　　康樂很多事情喜歡自己做，包括下廚，他發明了一種烤烏魚子的方法，可以將烏魚子烤得油油亮亮的，而且維持溼潤，不會太乾，夾白蘿蔔片和蒜苗吃，真是棒極了，是我吃過最好吃的烏魚子。

　　我和康樂喝酒時，偶爾會談起我當時正在玩的各種新鮮花樣，康樂於是說：「吳鳴噢！除了歷史，其他都是他的專長。」這句話親近的朋友們都聽過，我本即花樣繁多，就是不肯專心做歷史研究。有人問我會不會生氣，我說：「康樂講得完全正確。」也祇有至交好友如康樂者，才形容得這麼貼切，我還不至於會小器到去生這個氣。

　　康樂對朋友極熱心，朋友有事，總是鼎力相助。有許多到中央研究院工作的朋友，即受益於康樂的引薦。康樂不僅對同輩如此，對晚輩亦是費心盡力。有一位小學弟申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工作，許久不見回音。康樂探聽的結果是尚未安排審查，於是打電話給主其事者，表達他的意見，認為申請者適不適任是一回事，起碼要先送審，經過正常程序，就算不通過也要早點給人家答案。後來這位小老弟終於順利通過審查，到史語所任職。

　　喜歡讀武俠小說的康樂，有一部武俠小說一直讀不終篇，即金庸的《天龍八部》，每次讀到蕭峯自殺那一段，康樂就掩卷嘆息，再也讀不下去。我常常想，康樂真是把武俠小說當成人生來看待的，莫怪乎讀到蕭峯自殺的情節要讀不下去。

　　康樂不僅讀傳統武俠，也讀新派武俠，有一段時間他沈迷於黃易的《尋秦記》，他把《尋秦記》從網路上列印下來，常常讀得廢寢忘食。有一度康樂甚至準備要寫武俠小說，那是在他一九八三年返台初期，矢志要好好寫一部武俠小說，可惜後來翻譯韋伯(Max Weber)著作，占去他大部分時間，始終未動手寫他最愛的武俠小說。

　　但所有小說中，康樂讀最多遍的應該是美國作家密契爾(Margarent Mitchell)的《飄》(Gone with the Wind)，康樂看了四十幾遍，熟到看上一句就知道下一句是什麼。康樂常說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在裡面。我想康樂的處世哲學，有很多就是來自《飄》。

　　現代人強調養身，康樂完全不理會這一套，一壁吃著高血壓藥，一壁照常抽菸喝酒，除了按時回診，按時吃高血壓藥之外，康樂從不做健康檢查，因為他實在太討厭去醫院。康樂說：「一做健康檢查，這個也不能吃，那個也不能吃，活著幹嘛！」我覺得康樂說得非常有道理，現代人為了延長壽命，真是用盡各種方法，而種種養身之道，不一而足。康樂可是不來這一套的，要活就要活得痛快。他常說自己練的是龜息大法，唯一的養身之道就是睡覺。有一段時間康樂還聽我的話，傍晚時分會和惠美到景美溪河堤散步，但好像也祇走一兩次就收攤了。康樂常笑我這麼愛運動還不是常常這裡痛那裡痛，尤其愛笑我把休閒當功課，又不是要出國比賽。

　　因為很早就認識康樂，對他的情史瞭若指掌。最令人羨慕的是康樂每一任女朋友都很漂亮，我不但佩服他的眼光，更佩服他追女朋友的本事，猶如桌上取柑，手到擒來，看得我們這些魯男子祇有嚥口涎的分。一九七八年春天我大一的時候，康樂和一位穿布袋看起來都漂亮的女生談戀愛。彼時東海校長是無為而治的謝明山，校園還沒有禁止騎摩托車。有一天晚上，幾個同學知道康樂和女友在陽光草坪的樹叢邊喁喁私語，於是把摩托車推到樹叢邊，然後突然打開大燈，照在康樂和女友身上。康樂嚇得站了起來，一夥人哄然大笑。康樂看到是我們，也祇好搖搖頭苦笑。

　　東海男生有時會調皮跑去鐘樓敲鐘，那是一口很大的銅鐘，要用繩子拉動鐘身，由鐘身搖晃碰觸鐘錘發出聲音，平常繩子並不掛上，偷敲鐘時是用疊羅漢的方式，手握鐘錘敲打鐘壁。有一回大夥兒喝了酒，起意去敲鐘，因為那天是一位女同學的生日。於是一夥人來到鐘下，由最瘦小的三年級學長踩在粗壯同學的肩膀上，抓起鐘錘用力給它敲下去。鐘聲噹噹，響徹整個大度山。團契的同學聽到鐘聲，由校牧室迅速趕到現場，我們把康樂推到前面當擋箭牌。團契同學來到鐘樓，看到康樂喊了聲「老師好」，吶吶地說不出話來。康樂剛好是這位同學的中國通史老師。弄得兩個人都尷尬極了。康樂拍拍學生的肩膀，表示敲幾下好玩，不會再敲了，才結束這場敲鐘的遊戲。

　　康樂喜歡喝酒，他是真正享受喝酒樂趣的。我酒量甚宏，但說不上愛喝，湊趣而已。一九八○年代末期到一九九○年代之間，康樂喜歡到伊通街的「小蜜房」喝酒，這是一家附有卡拉OK的小酒館，是當時文化界朋友和黨外運動人士常聚會的場所。有時我和康樂在那兒碰頭，喝點小酒，椪柑(江鵬堅)偶爾會來，小子(吳祥輝)亦偶然出現，登昆艷總是忙著找伴，林耀堂唱著〈快樂的出帆〉，錢永祥高歌〈杯底不可飼金魚〉。中國時報和聯合報記者亦常在那兒出沒。某屆時報文學獎頒獎後，一些得獎的朋友在小蜜房慶功，張大春和李永平還大打出手。

　　康樂第一次去小蜜房是錢永祥帶的，後來和店主人呂姐混熟了，每個周末會去喝點小酒。呂姐人極四海，有五嶽三江的好朋友，每當〈鄉村搖滾〉的旋律響起，呂姐上台高歌，店裡的酒客們就紛紛離開座位，到舞池中跳將起來。這往往成為當晚的高潮。康樂喜歡唱〈咱著打開心內的門窗〉和〈快樂的出帆〉，常常唱得渾然忘我。呂姐曾將她的日記拿給某位女作家看，這位女作家把故事寫成小說，成為暢銷書，很風行了一時。但我們對這位女作家的作法甚不以為然，呂姐心裡好像也不是太舒服，因此不太談論此事。後來呂姐不做了，康樂還接手了小蜜房一段時間，委由小胖負責管理經營。本來是想保留一個可以讓好友相聚，小酌談心的地方。但因KTV迅速盛行，這類沒有包廂的卡拉OK店經營不易。大約接手一年之後，因賠累過甚，小蜜房也就歇業了。

　　小蜜房歇業以後，隔了很長一段時間，東海建築系畢業的小學弟羅光，介紹我們到位於安和路巷子裡的「貓」，一家由三個女生經營的小酒館，性質和小蜜房差不多。這時約為一九九三年前後，我已取得博士學位返回政大歷史系教書。貓店的英文名字為CAT，但為了方便，我們稱之為貓店，店裡養了幾隻大肥貓，其大如狗，在桌子間晃來晃去。貓店出入的朋友，有許多是台大城鄉所的，滿腔理想與抱負，常常聽他們講得口沫潢飛，至於後來有沒有做出成績來，不得而知。因為在貓店結束營業後，酒友們鮮少往來，故不知其詳。

　　在貓店偶爾會遇到田麗來喝酒，酒酣耳熱之際，伊會拿起麥克風唱歌，印象裡歌聲平平，有時會走音，反正喝了酒，音準不準，亦屬尋常。但近距離看田麗，身材凹凸有致，喝了酒以後，煙視媚行，甚是妖冶，平添幾分小酒館的風情。

　　貓店結束營業後，康樂找到金山南路、信義路口的雙月，這是一家有Keyboard伴奏的卡拉OK店，店中出入的客人以中年居多，康樂在這裡頗能自得其樂，在鍵盤伴奏下繼續高歌〈快樂的出帆〉和〈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一般情形是康樂、惠美進城和朋友聚餐，餐後續攤輒到雙月，有時也直接和朋友約在雙月見面小酌，大約在二○○○年以後，雙月即成為康樂喝酒的重要基地。如果那天康樂聚會的朋友我也認識，康樂也會邀我一起去，結束時由我載康樂和惠美回家。

　　一九九五年夏天的一個夜晚，我在康樂家喝酒。彼時由黃清連主編的台北縣鄉土文化大系六冊剛剛出版，一起寫書的黃清連、康樂、惠美、林富士和我算是鬆了一口氣。那天晚上正喝得興高采烈時，林富士打電話來，說小杜公接了一本國中教科書，希望康樂能幫忙寫幾課。康樂與 小杜公結識於就讀台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時期，小杜公高康樂兩班，從此結為一生相與問學的摯友。小杜公接編國中教科書，找徒弟林富士執筆，是天經地義的事。林富士耽心一個人寫不來，於是找老大哥康樂幫忙。康樂說自己是老歐吉桑了，寫什麼教科書，「你不會找彭老大，他剛好在我這兒。」就把電話交給我。我右手握著威士忌，左手拿話筒，根本無心和林富士多說，就隨口答應了。這就是我後來和林富士聯手撰寫國中教科書《認識臺灣：社會篇》的因緣。沒想到因為貪杯，竟因此搗了螞蜂窩。

　　一九九七年夏天，《認識臺灣》教科書在九月正式起用前，引發學者的熱烈討論，甚而引發統獨爭議，小杜公後來寫了一篇〈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詳述其始末。小杜公說，「過去以大中國主義為主體而編撰的教科書，臺灣人宿命地忍受，不曾反抗或抱怨，而今不過是要讓臺灣青少年認識他所生活的土地的歷史和文化，卻引來這麼大的反彈，我想只有結合過去歷史教育所塑造的意識形態和現在臺灣政治黨派的鬥爭，才比較容易理解。」(杜正勝，〈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臺灣心．臺灣魂》，158-160)。

　　我和林富士當然被捲入這場教科書風波中，小杜公為了保護我們，把我和林富士叫到史語所所長室，要我和林富士噤聲，因為當時林富士是史語所副研究員，我是政大歷史系副教授，小杜公耽心影響我們的升等審查。不過這個耽心是多餘的，就算林富士和我不登場打仗，對手可不會忘了我們，有事沒事總是會被叫出來罵一罵。林富士有史語所當保護傘，情形還好，而且他做中古宗教研究，比較不涉及認同問題。我做近現代中國史學和台灣史學，很容易碰觸統獨論題。有將近十年時間，我一直處在教科書統獨之爭的泥淖裡。如今事過境遷，我亦已升等教授，這些煙塵往事亦隨風飄散。沒想到因為自己貪杯，那天晚上剛好在康樂家喝酒，引來這一場風波。十年歲月，回首，也無風雨也無晴。

　　二００六年夏天，我決定練書法，每周到老友侯吉諒家學習寫字，從握筆、調墨開始，一步一步學書習書法的基礎。半年後我向康樂談到我練習書法的事，告訴他有老師教果然不太一樣。康樂說：「你從小寫書法，吹喇叭，本來就有基礎，學起來當然快。」我再三說明那是不一樣的，有師父教和沒有人引領差很多的。康樂說：「不然等你練告一段落後，來教我永字八法，能把我教會我就相信。」可惜後來康樂整修舊房子，搬到大哥康莊位於忠孝東路的套房暫住，我一直沒機會教他永字八法。二○○七年十月廿六日惠美打電話告知康樂遽逝的消息，我寫了一通《心經》為康樂送行。本來答應兩年後寫一幅字送康樂的，他卻等不及了。

　　康樂每每喜笑我凡事認真，把一般人的休閒當功課，我亦惟莞爾一笑。他倒津津樂道一九七七年在東海教書時，有一位學生林青峰陪他打網球的事，康樂說那是他打網球最開心的一次。林青峰總是把球送到他的右手擊球位置，一揮拍就打到球，打得過癮極了。但卻苦了林青峰，一路替他撿球。康樂說：「雖然打得很爽，總不能老是讓林青峰撿球，所以後來就不打了。」我想這是康樂一生最靠近運動的一次。

　　摯友辭世，我們的記憶從此缺了一塊拼圖。與康樂相識三十年，較親密往來逾二十載，生命裡的各種場景，時時穿插著康樂的身影。如今康樂遠行，逍遙天際，我祇好略記與康樂之間種種，留予他日說夢痕。


　　　　　　　　　　　　　　　　　　　　　　二００七年十一月廿三日
　

　



　　新買的唱盤接上唱頭以後，我用奧圖．克倫培勒(Otto Klemperer)指揮愛樂管弦樂團的貝多芬《第六號交響曲》開聲。

　　當《田園》第一樂章自揚聲器傳來，優雅的雙簧管與第一小提琴此呼彼應地對話著，我的心裡真是感動極了。這是我最常聽的兩次《田園》錄音之一，另外一次是卡爾．貝姆(Karl Boehm)指揮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的演奏。

　　接在十二吋唱臂上的唱頭，是摰友康樂所贈。一九八三年秋天康樂自美歸來，帶著幾箱書、幾疊唱片、一套音響和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的頭銜。彼時甫告別軍旅的我，來到指南山下重拾讀史學文之路，預擬研究的主題是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大學時代的老學長張榮芳帶我去見康樂，介紹我說是東海歷史系學弟中認真好學的小老弟。那天約在台大對面的一家海產火鍋店見面，喝了點小酒，談些什麼已不復記憶，大約不外是要我加強社會科學的訓練之類，五十歲這一代台灣史學工作者極強調這方面的基本素養，康樂尤是其中的身體力行者。後來他和妻子簡惠美將許多韋伯(Max Weber)的著作譯為中文，並主持一項大型翻譯計畫，對西方學術名著中譯獻力甚多。不過這方面的工作我並未追隨，一方面是外語能力不足以勝任，再者也是太懶。而且因為種種緣故，我後來也沒有從事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方面的研究，而改做現代學者的古史研究，進而轉向史學史與學術史領域，但這並不影響後來與康樂間的情誼。

　　事實上，一九八三年那次見面並非我與康樂的初會；更早以前，一九七七年秋天我初負笈東海，到大度山報到當天晚上，幾位二年級的學長姐說要帶我們去看康樂哥哥。彼時康樂甫獲台大歷史碩士學位，返回母系擔任講師，同學以康樂哥哥稱之，可能是因為前一年寫論文時祁樂同老師請他擔任系上助教的緣故。那天晚上一大夥人簇擁在東海教職員單身宿舍男白宮靠近草地的康樂住處聊天，我記得屋內掛了一盞白色的中國大燈籠，發出溫暖的暈黃燈光，有一種回到舊時情懷的氛圍。學長介紹我是新生中最小的男生，康樂說了句：「那不是豬小弟嗎？」因為我念書這一屆生肖屬豬，雖然以農曆計算我是狗尾巴，但被康樂這句「豬小弟」一喊，「小弟」竟然成為我大學時代的綽號，甚至到大四時，低年級的學弟妹仍喊我「小弟學長」而不名。畢業二十年後的同學會，班上一位叫「小不點」的女生，見了我仍叫「小弟」，令人不禁莞爾。一個四十歲的「小弟」，大概早已變成「老哥」了。

　　康樂當年開隋唐史，我們大一新鮮人不能選，只是常常看到他戴頂大草帽在校園走來走去，有時旁邊還有漂亮女生同行，令人羨慕極了。等到升上大二可以選中國斷代史課程時，康樂已經到耶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隔年康樂返回東海，在中國現代史課堂上為我們介紹紹法國年鑑學派的史學，擔任這門課的林載爵老師是他大學同班同學。對大二的我而言，年鑑學派似乎僅止於浮光掠影，並沒有太深刻的印象，記得好像講了皮欒(Henry Pirrene)和布洛克(Marc Bloch)到斯德哥爾摩開會，選擇參觀市政廳而未先前往博物館的故事。許多年後當我在課堂上向學生講述布洛克這段故事時，當日情景似乎又浮現眼前。總是這樣瑣瑣碎碎的記事，牽連著二十年的雨露風霜。許多當時覺得有如天崩地裂的大事，如今已不復憶，卻是瑣事點滴歷歷如繪。一九八三年再見康樂時，這些我銘記心版的事對他其實已是飛鴻雪泥，不計東西，對我而言卻是成長的印記。人與人的情分，總在似有若無間。

　　那年秋日，康樂臨時約我共進消夜，小飲一番。因兩人住處甚近，步行僅三分鐘，乃時相過往。杯飲之際我問康樂家裡的收音擴大機是否尚在使用，康樂說現仍服役中，問我為何有此一問，我答說想弄一部簡單的唱盤，聽手邊珍藏多年的黑膠唱片。康樂表示他返台時攜回的老唱盤或許可以一試，於是康樂的唱盤就到了我的手上。

　　我常常想，人和人的關係真是微妙，我才計畫找一個類比唱盤，就有了一個現成的。於是我把唱盤搬回家，插上電，轉盤還會動。唱盤發出聲音來了，溫溫的，帶著老唱片的炒豆子聲，這就是我的第一部類比唱盤。

　　康樂將三十年來收藏的黑膠唱片清理出來，要我去拿，幾十張唱片提在手上還真有些重。這些唱片不乏錄音史上的名盤，諸如祖賓．梅塔(Zubin Mehta)指揮的普契尼(Puccini)歌劇《杜蘭朵公主》，這是三十年來雄倨美國發燒天書TAS榜上的名片，在音樂和音響族中都具有崇高的地位，這也是我最喜愛的一次《杜蘭朵公主》錄音，其中〈公主徹夜未眠〉一段，尤令人動澈心肺。康樂說這套唱片是當年在耶魯念書時同學兼室友柯嬌艷(Pamela)所贈，柯嬌艷是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專家，一九九九年曾到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開會，康樂夫婦陪同遊烏來洗溫泉，對台灣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惜當時我諸事煩瑣，南北奔波，終致緣慳一面；後來她的前夫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但既已時移事往，亦無庸細述。我在唱片內套找尋柯嬌艷的簽名，並無所得，連康樂的簽名亦無，我只好自行註記，略述因由。

　　帕爾曼(Itzhak Perlman)和阿胥肯納吉(Valdimir A. Shkenazy)合作的貝多芬《小提琴奏鳴曲全集》，是英國《企鵝評鑑》指南三星帶花的版本，長期為愛樂者所蒐尋、珍藏，這個版本被列為一九七○年代貝多芬《小提琴奏鳴曲全集》的代表；和一九五○年代代葛羅米歐／哈絲吉爾(Arthur Grumiaux / Clara Haskil)，一九六○年代大衛．歐伊斯特拉赫／歐柏林(David Oistrakh / Lev Oberin)的錄音鼎足而三，早已名垂古典音樂錄音史。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指揮柏林愛樂的一九七○年代版《貝多芬交響曲全集》，是他一生五次錄音《貝多芬交響曲全集》中的第四次，評價雖不若第三次錄音的一九六三年版，卻亦是版本比較中不可或缺的演奏，而且也不像一九八○年代以後的卡拉揚，因過度講求音響效果，而忽略了貝多芬音樂的本質。

　　康樂最念茲在茲的是愛爾蘭長笛演奏家高威(James Galway)吹奏的日本民謠集(Song of the Seashore and Other Melodies of Japan)，以及林克昌／西崎崇子／名古屋愛樂的《梁祝小提琴協奏曲》。高威的日本民謠集包括一般人所熟悉的〈荒城之夜〉等曲目，長笛的音色溫潤而厚實，殊無金屬味，部分樂段以古箏加管弦樂伴奏。由於大部分樂段以五聲音階寫作，高威的長笛吹奏方式，亦略帶日本尺八洞簫的悲涼。康樂說高威的日本民謠集是返台前赴紐約與友人話別，友人播放這張唱片，康樂聽了很喜歡，朋友即持以相贈，頗有寶劍贈名士的古意。

　　我想起康樂家掛在客廳牆上的一幅字，乃其業師在他返國時所書贈梁啟超的一首詩：「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那一代人的那一代事，蘊涵著舊時風範，點滴在心。《梁祝小提琴協奏曲》曾是海峽橫斷年代，台灣青年學子嚮慕中國情懷的印記，似乎是四、五十歲友人們的共同記憶，傳自二胡的小提琴主奏旋律，由五聲音階所衍化，有一種悠遠的情懷。而康樂送我的這些唱片，延續了上一代人的情義，卻是千言萬語道不盡。

　　撰寫博士論文那段時間，康樂每周或隔周便邀我共飲，兩人對飲完一瓶威士記後各自安寢。直到我完成論文謀得教職，兩人再度共坐對飲，我發現康樂喝沒多少酒即停杯，乃問何故？康樂笑答當時是捨命陪我，如今何須同量對飲。想來我真是其蠢如豬，長者厚愛如此，卻猶懵懂不知。如果真算輩分的話，康樂當然是我的長輩，他的同學是我老師，我只因當年班次太低無緣受業門下，惟其妻惠美與我同歲，且有許多共同的同學朋友，乃未依年歲論輩，稱康公而不名。

　　歲月倏忽而逝，初識康樂迄今已逾二十載，從論道問學到唱片相與還，受多施少的我，有朋若此實託上蒼之眷顧。唱盤傳來《田園交響曲》第四樂章，雨過天青雲破時的明媚風光，縷縷細述人世的好山好水好情義。

　　　　　　　　　　二○○○年八月十六日寫於景美溪畔


　　(2007年10月26日深夜，簡惠美來電告知摰友康樂兄遽逝，心中大慟，悲傷曷極。康樂兄是我最摰愛的兄長，三十年來提攜照顧，永銘於心。而今蒙主寵召，個人內心難忍哀慟。本文寫於2000年，記不得是否在報紙副刊發表過。 吳鳴 附記 2007年11月1日)
　

　


　　我們的朋友康樂，永遠離開我們到天國去了。

　　彷彿仍看到那如春風和煦的笑臉，吧噠吧噠抽著菸斗，一頭亂髮，低沈的嗓音，一逕兒開心地笑著。

　　二○○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早上七點，臺大醫院急診室。醫護人員忙著為康樂CPR急救了半個小時，醫師宣布已無生命跡象。此時簡惠美剛辦完掛號手續回到急診室，前後不到十分鐘時間，康樂已神遊天外。也許是康樂不忍與惠美道別，因此選擇在惠美替他辦理掛號手續時，撒手人寰。

　　二○○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康樂和惠美到臺大醫院加護病房探視病中彌留的母親，深夜返回木柵。倆人在一家海產店，點了幾道小菜，蒸了一條魚，這是康樂和惠美例行的消夜。平常康樂和惠美工作到深夜時分，夫妻倆會煮些東西，小酌聊天，這是他們一天最開心的時刻。夫妻倆鶼鰈情深，不知羡煞多少相識的友人。這一天因為到醫院探視母親，無法在家裡煮消夜，於是到附近的小海產店來。大概在醫院探視母親待太久了，康樂覺得有點口渴，點了一瓶啤酒當飲料。

　　吃完消夜回到家裡，康樂繼續校訂即將出版的韋伯(Max Weber)《宗教社會學論文集》。凌晨四點左右，康樂倒了一杯白蘭地，這是他近年最喜愛的酒品。喝了一口，康樂覺得胸口有點不舒服，於是準備先洗澡。心裡想著，洗好澡，喝完這杯白蘭地，就準備上床睡覺了。沐浴時，康樂覺得胸口仍然不太舒服，惠美替康樂擦乾頭髮與身體，穿好衣服，臥床休息。惠美兩度問康樂要不要送醫院，康樂堅持說：「我要度過這一關，我一定要自己度過這一關。」不適的狀況持續了兩個多小時。康樂變換各種姿勢，希望身體的不適得到緩解，並要惠美幫忙按摩脊椎、撫摸肚子、拍打背部。康樂表示很想吐，卻吐不出東西。經過兩個小時的折騰，天濛濛亮時，康樂覺得胸痛稍解，主動要惠美叫救護車，不再堅持拒絕送醫。康樂自己起床穿衣，出門下樓，並自行坐上救護床架。在救護車上，康樂一路撫著胸口，惠美憂心如焚。康樂卻說：「現在沒那麼痛了。」

　　抵達臺大醫院後，醫護人員問了幾個簡單的問題，康樂尚能自己回答。醫護人員於是要惠美去辦掛號手續，由他們將康樂推到急診室。惠美辦好掛號手續，趕到急診室時，祇見康樂躺在病床上，兩眼無神，半開，護士急呼：「沒有脈搏了，醫師趕快！」醫師大喊：「CPR。」按摩心室的搶救行動進行約半小時後，醫護人員表示，病人的心臟不曾自主性地跳動，於是醫師在徵得家屬同意後宣告停止急救。生性開朗樂觀的康樂，轉瞬間告別人世，瀟灑行去，留下桌上那杯未喝完的白蘭地。

　　或許康樂本來想要自力救濟，不願讓病體交由醫護人員處置。但胸口的疼痛讓他感覺事態嚴重，初不願送醫，是不想就此投降，任人宰割。而當康樂主動要求惠美叫救護車時，心裡或許已有覺悟。而康樂最後終於決定送醫就診，則是體貼惠美，不願最後倒在家中，添增妻子的麻煩。而選擇在惠美回到急診室前告別人世，則是怕捨不得牽掛，徒然拖棚。康樂一生處世率性，一切操之於己，連最後要怎麼走，亦是直載了當，乾淨利落，一派瀟灑。

　　我們的朋友康樂，就這樣在彈指間神遊天外，彷彿武俠小說的場景搬到現實人生來。而永遠急人之急的康樂，行止完全是一副大俠模樣。是的，大俠，在朋友們眼中，康樂就像武俠小說裡走出來的大俠，與朋友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總是在朋友有難的時候伸出援手，不論他自己是否正走在淒風苦雨的黯夜。摰友黃寬重形容康樂「一生為朋友兩肋插刀」，信哉斯言。

　　乍聞康樂遽逝，相識友人無不驚愕，感覺彷彿還是昨天，大夥兒在康樂木柵的家，開心地喝著各自喜愛的酒，大聲講話，擊節酣暢；淺酌低吟，共歡相坐。康樂喜歡熱鬧，而且不怕麻煩。好友相聚，餐後輒至康家續攤，而這才是聚會真正的開始。坐在旋轉椅上的康樂，吧噠吧噠抽著菸斗，濃郁的菸草味彌漫整個空間。康樂總是體貼地為每個好朋友備有他們各自喜愛的酒，家裡恆常存有威土忌、白蘭地、葡萄酒、啤酒和其他酒品，以待客之來。康樂，人如其名，有康樂在的地方，永遠有歡樂。不論在大度山東海男白宮，在德國海德堡羈旅的住居，在臺北木柵的家，康樂家永遠像朋友們的餐廳，隨時儲備豐富的吃食和好酒，等著好友相聚。曾經，多少個夜晚，好友們與康樂促膝長談。多少次的歡聲笑語，如今隨風飄逝。多少的不捨，多少的惦念，再喚不回康樂永遠如春風和煦般的笑臉。

　　一九五○年九月廿三日，康樂出生於臺南車路墘糖廠。父親康爾珪先生畢業於中山大學農經系，一九四五年中日戰爭結束，康爾珪先生參與來臺接收糖廠的任務，從此落地生根。戰後初期，經濟蕭條，康爾珪先生在糖廠宿舍院子裡種香蕉、白柚、芒果，和其他各種果樹，並自行養蜂和養雞，貼補家用。許多年後，康樂猶記得童幼時，家裡生活拮据，母親常要他抱著一盒雞蛋，到糖廠福利社交換米、鹽、醬油等生活所需的往事。

　　童年的康樂喜歡家裡那隻不請自來的大白貓，常常抱著貓玩耍。小學六年級時，大白貓死了，康樂悲傷逾恆，為大白貓蓋了一個墳墓，以為悼念。在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研究所念書時，室友柯嬌艷(Pamela)養了三隻貓，這下康樂可樂了，有事沒事就幫柯嬌艷餵貓，替貓洗澡，和貓戲耍，並與柯嬌艷結下三十年的情誼。

　　念小學時，康樂喜讀武俠小說，家裡的書拿到就看。讀到無書可讀時，康樂居然背起國語辭典來。多年以後想起這些，康樂覺得自己真是無聊得可以。大哥康莊初中時到臺南市就讀臺南一中，住校，暑假返家，康樂常講武俠小說給大哥聽。康莊說，康樂講武俠小說不祇是講故事大要，而是整部背下來。回憶起這些童年往事，大哥康莊一直驚訝康樂的好記性，可以背下整部武俠小說。康樂不僅愛看武俠小說，甚至將自己的人生過成像武俠人物般。念小學時，康樂有一回決定上山拜師學藝，於是一個人往上山走去，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深深的山上。天黑了，康樂看到一個非常深的懸崖，心裡覺得很害怕，於是祇好打退堂鼓，拜師學藝的念頭方始煙消雲散。

　　父親康爾珪先生是一位嚴肅長者，康樂記得念小學時，有一次將書包搞丟了，回家後被父親痛打一頓。父親說：「學生掉了書包，就像士兵掉了槍。」後來康樂每次想起這件事，覺得父親講得真的是非常有道理，掉了槍的士兵還算軍人嗎？而掉了書包的學生還像學生嗎？或許正因為父親的嚴格要求，康樂在玉井初中畢業後，考上臺北建國中學，於是負笈北上。

　　在建國中學念書時，同學溫肇東、張復等人參加建中青年社，成為浪漫的文藝青年。康樂卻在街頭混俠義的竹劍少年，有幾次甚至手握日本木劍，在街上為友拼鬥。直到有一天，大哥康莊對康樂說：「你個子小，打起來又不夠兇狠，加上沒有黑道背景，最多祇能當個小囉嘍，大條不起來的啦！」康樂聽了恍然大悟，於是收心讀書，大學聯考時考上東海大學歷史系。而當初選擇念文組時，母親要求康樂，如果念文組就一定要拿到博士，康樂答應了。後來康樂果然在耶魯大學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雙親亦非常引以為榮。

　　在東海大學歷史系時，與林載爵、沈松僑同班，常一起討論功課，其後三人在史學界各有發展。當時東海歷史系教授有三老，祁樂同教授教中國通史和秦漢史，楊紹震教授教西洋通史和西洋近古史，藍文徵教授教魏晉南北朝史。祁樂同老師的課開在早上第一節，晏起的康樂常常跳過山溝趕去教室，上完祁老師的課再回宿舍睡回籠覺。楊紹震教授在校園裡騎著四十九ＣＣ的小綿羊摩托車，同學戲稱曰「草原騎士」，是當時大度山一景。藍文徵教授畢業於清華國學研究院，治學受陳寅恪先生影響甚深。藍老師教魏晉南北朝史，對康樂後來選擇研究中國中古史多有啟發。大學時代的康樂，對西方經典極有興趣，尤傾心於韋伯(Max Weber)的著作，常請東海大學的外籍教授返回母國時，為他帶西方經典原文書。康樂從事翻譯西方學術經典的初發心，即植基於此時。

　　東海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康樂考上臺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與林瑞明、黃進興、陳秋坤等人同學；並結識學長杜正勝、黃清連，其後成為一生相與問學的摰友。康樂記得沈剛伯先生上課時常說：「不需要寫這麼多著作啦！寫得再好不會比古蘭吉 (Fustel de Coulanges) 偉大。」同學們將古蘭吉誤聽為《古蘭經》，直到康樂負笈耶魯大學，師從余英時教授，余老師方始糾正其錯誤，康樂亦惟莞爾一笑。康樂碩士論文《唐代前期的邊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一九七九，臺大文史叢刊五十一)，由傅樂成教授指導。傅樂成教授人稱傅爺，斯時病重，猶自細心為康樂批改碩士論文。感念師恩浩蕩，康樂一直將這分手稿留在身邊。

　　撰寫碩士論文期間，康樂因藍文徵教授的推薦，返回東海大學歷史系擔任助教。取得碩士學位後，任東海大學歷史系講師，開隋唐史課程，張榮芳就是這一班的學生，自此與康樂時相往還，頗得相與問學之樂。其後張榮芳以研究唐史為志業，或即奠基於大學時代選修康樂之隋唐史。一九九三年，張榮芳承乏東海大學歷史系主任，請康樂返回母系兼課。在東海兼課期間，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學生陳識仁，請康樂擔任指導教授，完成碩士論文〈十六國都城研究〉(一九九六)，建立此後之師生情誼。其後陳識仁考上臺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師從逯耀東教授，於二○○一年取得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北魏修史事業與水經注的形成〉。取得博士學位後，陳識仁任教於萬能科技大學，繼續從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

　　話說在東海大學歷史系任講師這一年(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康樂一面教書，一面準備申請赴美留學的資料。日子雖然忙碌，卻過得熱鬧開心。康樂在男白宮擺了一套小音響(東海男教職員單身宿舍外牆為白色，師生戲稱曰男白宮，女教職員單身宿舍外牆同樣為白色，名曰女白宮)，沒課的午後，康樂會啟動唱盤，播放一些古典音樂唱片，然後坐在男白宮外的草地上，邊聽音樂邊看書。微風吹過，樹影婆娑，這是康樂一天中的快樂時光。此時期的康樂極喜歡《草原小姊妹》琵琶協奏曲(吳祖強、王燕樵、劉德海作曲／小澤征爾指揮美國波士頓交響樂團／劉德海琵琶)。這首曲子以琵琶為主奏樂器，交響樂團協奏，內容描寫蒙古族少年龍梅和玉榮小姊妹倆與風雪搏鬥，保護羊群的英雄事蹟。全曲分五個部分，不間段連續演奏。(一)草原放牧，(二)與暴風雨搏鬥，(三)在寒夜中前進，(四)關懷記心間，(五)千萬朵紅花遍地開。康樂常常坐在草地上，聆聽屋裡的音響傳來《草原小姊妹》的旋律，樂音在風中迴盪，康樂覺得這真是美好的午後。後來康樂常常談起這段時間聆聽音樂的心情，而昔日悠閒的場景已隨風遠颺。赴美留學前，康樂將手邊的黑膠唱片悉數送給學弟蔡英文，收到這些原版唱片的蔡英文，真是開心極了。

　　入冬以後，康樂常在宿舍煮火鍋祭五臟廟，同事、學生聞風而至，戲稱曰「康樂火鍋店」。初時人少，圍坐一圈；人多後坐兩圈，人更多以後坐三圈。坐在第三圈的吃客手不夠長，夾不到菜，將碗遞到前面，請第一圈的人幫忙夾菜，再傳回後排，場面好不熱鬧。康樂這種好客的風格，歷三十年而不衰。康樂人在哪裡，哪裡就是朋友們相聚的所在。總是如此的宴飲歡聚，喧鬧著人世的好情義。

　　任教東海大學歷史系一年後，一九七八年九月，康樂負笈美國康乃迪克州耶魯大學歷史系，師從余英時教授。就讀耶魯期間，康樂與夏伯嘉、柯嬌艷同學，且曾為室友，情誼深切，老而彌篤。有一回，柯嬌艷出門參加研討會，康樂和夏伯嘉到市場買了一大堆菜，在廚房弄將起來，準備大快朵頤。柯嬌艷原本要參加的研討會臨時取消，回得家來，看到滿桌子的菜，各種調味料零落散置。柯嬌艷笑說：「中國就是被你們這些人給吃窮的。」康樂與夏伯嘉諤然大笑。而這位洗手作羹湯的夏伯嘉，其後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康樂則成為中國中古史專家。

　　在耶魯大學歷史研究所期間，康樂弄了一套在當時頗具規模的音響，即使以今日的水準來看，也是很高檔的。音響組合如下：Technicks唱盤，Marantz收音擴大機，JBL 4312剌叭。這套音響發出來的聲音，相較於東海男白宮那套小音響，當然不可同日而語。康樂時常播放卡拉揚(Herbertvon Karajan)一九七○年代在ＤＧ唱片公司錄音的貝多芬交響曲全集；以及柯爾提斯(Istvan Kertesz)指揮的德佛札克(Antonín Dvořák)《第九號交響曲．來自新世界》。康樂尤其喜歡《來自新世界》第二樂章的慢版，即李抱忱曾填詞改編為〈念故鄉〉的原曲：

　　　念故鄉，念故鄉，故鄉真可愛，
　　　天清清，風涼涼，鄉愁陣陣來。
　　　故鄉人今如何，常念念不忘，
　　　在他鄉一孤客，寂寞又淒涼。
　　　我願意回故鄉，重返舊家園，
　　　眾友聚一堂，同享從前樂，同享從前樂。

　　不知是否因為這首曲子，讓康樂常懷想故鄉，因而在取得博士學位後，隨即束裝返臺。

　　同學兼室友柯嬌艷亦喜聆古典音樂，送了康樂一套祖賓．梅塔(Zubin Mehta)指揮的普契尼(Giacomo Puccini)歌劇《杜蘭朵公主》(Turandot)，普契尼在歌劇中，採用了中國民歌〈茉莉花〉的曲調。而歌劇中的〈公主徹夜未眠〉，可能是最為樂友們所熟知的詠嘆調了。這套音響和康樂苦心收集的一百多張黑膠唱片，返國時一齊帶回臺灣。有一段時間，康樂常播放這些唱片，直到CD取代黑膠唱片。康樂和簡惠美結婚後，因惠美工作時易受音樂干擾，康樂改用電腦接小喇叭或用耳機聽音樂，體貼之心，不知羡煞許多女性友人。MP3問世後，康樂用電腦播放音樂更方便了，有時用電腦喇叭聽，有時戴耳機聽。康樂常說：「聽MP3，照樣涅槃。」境界之高，令人望塵莫及。

　　在耶魯大學歷史研究所期間，康樂的副主修為拜占庭史，成績獲得特優，任課教授對康樂指導教授余英時表示，康樂以後有資格開拜占廷史的課。惟其後康樂並未繼續從事研究拜占廷史研究。一九八三年，康樂以論文“An Empire for a City: The Cultural Reform of Emperor Hsiao-Wen (471-499)”(北魏孝文帝的文化革新)，取博士學位。康樂在論文中提出「長城邊疆共同體」的概念，解釋拓跋族南進並且統一中原的歷史，獲得口試委員一致通過。

　　取得博士學位後，康樂帶著柯嬌艷送的一本地圖，赴歐洲旅行一個月，隨即束裝返臺，任職於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臨行前業師余英時教授書一直幅，引梁啟超〈自厲二首〉詩相期許：「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康樂一直將這幅字掛在客廳，以自我惕勵。

　　返臺後，康樂應大學時代業師呂士朋教授(時任東海大學歷史系主任兼歷史研究所所長)之請，返回東海大學歷史系兼課，在歷史研究所開設魏晉南北史，並指導兩篇碩士論文，甘芳蘭〈漢隋之間關中區域的發展與變遷〉(一九八五年)、胡志佳〈兩晉時期西南地區與中央之關係〉(一九八六年)。

　　任職史語所期間，康樂繼續從事北朝史研究，發現其博士論文所提出的「長城邊疆共同體」概念，稍嫌粗疏，於是放棄「地域」，改以「團體」為研究對象。其中主要發現有二：一、提出「代人集團」觀念，說明北魏的國家基礎；二、分疏文明太后和孝文皇帝改革運動的本質差異。

　　一九九五年，康樂將其研究成果匯集為《從西郊到南郊：國家祭典與北魏政治》，分析拓拔魏的國家權力結構，包括構成其政權基礎的代人與鎮人集團；並以文明太后之崛起為個案，深入分析政治權力之取得與運作，以及北魏國家祭典之改革，與孝文帝禮制改革所遭遇之問題，說明北魏以一外來政權，在統治中國時所面臨的困境和對策。書名《從西郊到南郊》，相當傳神地點出北亞草原游牧文化(西郊)，與漢人王朝國家祭典(南郊)之差異。而《從西郊到南郊》的中心問題是，「孝文帝熱烈推動的遷都與漢化，從某個角度來看，反而間接導致了北魏的土崩瓦解，為何如此？」從此一問題之提出，以及所做的解答，可以看出康樂在史識及史學方面的成就。

　　拓跋族本來只是鮮卑民族的一個分支，人口不多，但他們終於能建立國家，統一北方，主要是靠異族的支持。眾多異族所以能凝聚在拓跋族周圍，並且成為北魏政權的基礎，依據康樂的研究，是由於「代人」的意識產生催化作用。康樂從「團體」的角度推出「代人集團」概念，不僅為北魏史研究提供新的視野，對於一個游牧政權如何轉化為定居國家，也具有普遍性的意義。關於此一概念的貢獻，論者以為康樂的研究，「的確是蹊徑另闢，有新的突創，拓展了拓跋氏帝國研究的領域」。

　　《從西郊到南郊》的第二個重點，是關於文明太后與孝文帝的改革。康樂認為兩者難同稱「太和革新」，蓋其間實有本質之差異。康樂指出，文明太后的改革措施，將均田制、三長制與俸祿制三者結合，重新整頓北魏帝國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基礎；孝文帝則更進一步將改革推向文化層面。一般研究孝文帝漢化多集中於易胡服、禁胡語、改官制等方面，康樂則以國家祭典為中心，探討孝文帝改革的用心；從比較北亞與中原兩種祭天系統，指出孝文帝漢化政策最內在的意義。史學界認為此一觀點，使北魏國家史的研究，大大地往前推進。在升等研究員的審查報中，審查委員之一即推崇康樂「有繼續指導學界的資質，而其實際成果也是這門學問的第一人選」。

　　在另一分審查報告中，審查委員認為《從西郊到南郊》：「以中國傳統治學之精神為主導，兼採西方學人之觀點理論，立論行文甚見才氣，引用史料亦甚周詳，且能審慎仔細，不失規矩，故能分析明透，頗多創獲，深為可喜，堪稱為近十餘年來，北魏史研究陣容中最有份量之著作。」並指出康樂的研究，「對孝文帝華化，提出文明皇后的改革作過渡，是其卓識」。審查報告認為，康樂在討論孝文帝改革時，特別突出其對禮制的改革，並與其倡導的《孝經》聯繫起來，是瞭解孝文帝改革之性質與目標的有效方法。因而推崇康樂「獨特的創見和發明，……真正解決了一些問題，讓我們對孝文帝的漢化有一種新的認識」。

　　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後，康樂拓展其注意力至中國中古時代的佛教與政治，特別著眼於佛教中國化的問題，已發表〈從「比丘食粥」到「喫粥養生」〉、〈天子與轉輪王：中國中古「王權觀」演變的一些個案〉等論文；並出版《佛教與素食》(臺北：三民書局，二○○一)，此書援引韋伯的「身分」概念，解決出家眾在中國社會的身分問題。中國社會結構原本分為士農工商四民，那麼，僧尼要如何放進這個由四民所組成的社會結構？梁武帝因而訂定僧尼素食制度，為僧尼別創一種身分，讓出家眾可以在社會上立足。康樂因研究中國中古佛教史，亦關注臺灣佛教，著有《信仰與社會：北台灣的佛教團體》(板橋：臺北縣立文化中心，一九九五)。

　　除研究北魏國家史、中國中古佛教史外，康樂學術工作的另一重心為韋伯(Max Weber)學術之研究及作品翻譯。一九八三年，透過黃進興的介紹，康樂結識新光企業集團第二代吳東昇，三人商討將來可以為臺灣學術界做些什麼。於是在新光吳氏基金會的支持下，康樂企畫了一項名為「新橋譯叢」的翻譯計畫，開列一百本西方學術名著，譯為中文出版。此項翻譯計畫之所以定名為新橋譯叢，係因當時談論計畫的地點為新港(New Haven)，故取名「新」；而以西方學術名著翻譯為橋樑，故取為「橋」，合為「新橋」。康樂企畫新橋譯叢，主要是受到玄奘翻譯佛經的啟發，立志當現代玄奘，迻譯西籍，嘉惠學界，省卻青年學子閱讀原文西學經典之苦。

　　康樂在耶魯取得博士學位返國前，找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學術界友人，啟動新橋譯叢翻譯計畫，簽約之書約有一百本，惟其後履行合約者不及兩成。在新橋譯叢翻譯計畫中，康樂自己翻譯的是韋伯著作，二十餘年於茲，鍥而不捨，始終如一。借用韋伯的話來說，康樂可以說是將翻譯當成一種志業。新橋譯叢的最佳拍擋是妻子簡惠美，倆人長年致力譯事，攜手完成十數種韋伯著作，情節猶似現代版的《神鵰俠侶》。余師母陳淑平女士聞悉康樂去世的消息，寄了一張照片給惠美，照片背面寫道：

惠美賢妹

　你是康樂弟生命中一道彩虹。今年十月一日我們恰好在飛機上攝得這一張雲際彩虹的照片，特贈給你，略表我們的一點心意。

貼切地描繪出惠美在康樂生命中的意義。《舊約．創世紀》，「神說：我與你們並你們這裡的各樣活物所立的永約是有記號的。我把虹放在雲彩中，這就可作我與地立約的記號了。……虹必現在雲彩中，我看見，就要記念我與地上各樣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約。」惠美確實是康樂生命中永約的記號。

　　新橋譯叢最初由新光集團旗下的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一九九五年，康樂結識詹宏志(時任遠流出版公司總經理)，詹宏志對新橋譯叢非常有興趣，於是康樂決定將新橋譯叢轉由遠流出版公司出版，吳東昇仍掛名總策畫。

　　在臺灣史學界，韋伯學說一直具有相當影響力，康樂可謂是介紹韋伯學說最重要的學者。自一九八五年起，這些翻譯工作對康樂的研究方法和觀點，尤具有正面的意義。截至二○○七年十月，新橋譯叢已出版的韋伯著作如下(所列書目以新版為主，並非完全依據初版順序)：

　　　一九八九 《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 遠流
　　　一九九一 《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 I》 遠流
　　　一九八九 《宗教與世界：韋伯選集 II》 遠流
　　　一九九六 《支配的類型：韋伯選集 III》 遠流
　　　一九九○ 《經濟與歷史：韋伯選集 IV》 遠流
　　　一九九三 《支配社會學》 遠流
　　　一九九三 《宗教社會學》 遠流
　　　一九九三 《非正當性的支配：城市的類型學》 遠流
　　　一九九六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與佛教》 遠流
　　　一九九九 《經濟行動與社會團體》 遠流
　　　二○○三 《法律社會學》 遠流
　　　二○○五 《古猶太教》 遠流
　　　二○○七 《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遠流
　　　二○○七 《宗教社會學論文集》 四冊 一五○萬字 (編輯中)

　　原本計畫於二○一○年出版韋伯《經濟與社會》四冊，一五○萬字，目前這項工作由簡惠美接手，期能完成康樂的心願。這些考訂詳確、譯筆流暢精準的韋伯著作中譯本，是學術界的重要資產。

　　康樂熱愛家庭生活，侍親至孝，點子也多，是家裡的軍師，與雙親關係非常親密，且秉承家訓，友于兄妹，疼愛外甥、侄兒、姪女，是晚輩最親愛的叔舅。侄兒康傑念國中時迷上電腦，康樂常到大哥家協助康傑設定電腦程式，並教導康傑如何正確使用電腦。侄女康文於考上大學之前，亦曾寄住叔嬸家一年，由康樂和惠美為她專心指導。康樂常說他與他們是有革命情感的，叔嬸侄之間，感情可見一斑。

　　康樂與朋友交，肝膽相照，頗有古人遺風。摰友黃寬重嘗說：「得罪別人不可以，得罪康樂沒關係。」康樂為人之器度，由此可見。恩師余英時教授獲悉愛徒大去的消息，寄來悼詞曰：

康樂弟

　你的心地如光風霽月，性格灑脫超逸，一生在率情適性中度過，但工作認真，堅持到最後一分鐘。你走得也爽快利落，一彈指間便已神遊天外，我們深信你現在正逍遙雲端，無覊無絆。

　　　　　　　　　　　　　　英時
　　　　　　　　　　　　　　　　同奉 二○○七．十．廿六
　　　　　　　　　　　　　　淑平

率情適性、灑脫超逸，正是康樂給朋友的印象。而其告別人世，亦是爽快利落，彈指間神遊天外。宛如大俠，千山獨行，不必相送。

　　彷彿仍看見康樂開心的身影，倒了一杯白蘭地，緩慢地啜飲著。而最後那一杯未喝完的白蘭地，似乎還在桌上等待康樂回來。

　

　

　　武士的劍，文人的筆，選手的球拍，如人飲水，殊難言詮。

　　一九九六年春天，我在系上舉辦的班際杯籃球賽代表博士班研究生出賽。那時我已取得博士學位，返校乞食講堂，和我帶班的大一學生比賽。那是一個星期六的早晨，下著濛濛細雨，山上球場有些溼滑，一位體重和我差相彷彿的大一同學，在和我搶籃板球時，把我撞飛出場外，我的左腳膝蓋先著地，傷到十字韌帶，從此沒有復原。而且年紀大了，也沒有特別去動手術或復健，我的籃球生涯就結束了。

　　既然不能再打籃球，總得要有一項運動，於是選擇網球。剛好我教的學生中有兩位學校網球校隊，於是找他們教我。對初學者而言，拿到球拍就上場，也沒什麼選擇。剛開始時是林丁國教我，他在嘉義農專念書時打棒球，插班進入大學那年暑假迷上網球，進到學校以後參加學校的網球校隊。林丁國打球很有耐心，但動作不是很標準。反正我是初學者，亦無所謂。後來另一位學生鄭安晞考完碩士班，換他教我。鄭安晞從小打網球，動作按步就班，於是我稍稍比較進入狀況。記得我拿的第一支球拍是Donlop，95拍面，學生借我的。當時並不知球線拉幾磅，反正是胡打一通。後來我買的第一支球拍是Wilson，同樣是95拍面，直線拉65磅，橫線拉62磅，這支球拍我打了很長一段時間。後來換另一支Wilson球拍，同樣是95拍面，直線拉65磅，橫線拉62磅。有一段時間因為手臂受傷，降低球線磅數，直線拉63磅，橫線拉60磅，這個磅數成為我後來固定的球線磅數。這支球拍我打了3年，後來因為球拍剛性退化，另買了Head球拍，同樣是95拍面，直線拉63磅，橫線拉60磅。

　　打了十年網球，除了初期使用過教練的球拍之外，我一直打自己的球拍，別人的球拍拿在手上我根本不會打球。拍面大小不對不會打，球線磅數不對不會打，總之龜毛得自己都覺得好笑。有人問我到底我網球打得好不好？當然打得不好，卅六歲才學的運動，能打得多好？祇不過是當作一項平日可以健身的運動罷了。雖然我的網球打得不好，但教我網球的可都是高手。在初期揮拍練習告一段落後，鄭安晞的哥哥鄭安評退伍了，他是我一九八七年在體育學院初登板時的學生，在木柵附近的一所中學教書，常到學校來打球，每個禮拜約定兩天教我練球。因為鄭安評在體育學院的主修專長是網球，於是依據我的體型，特別設計適合我的揮拍動作，讓我打起來還有點樣子。所以我雖然球技不怎麼高超，動作倒是有模有樣。過了兩年，另一位我在體育學院的學生莊宜達退伍，到附近的中國技術學院教書，他在當研究生時曾打進過全國甲組排名前四強，我每個禮拜四下午到中國技術學院請他教球，有一段時間還頗有幾分架勢。雖然無論技術、體力都差很遠，但站在球場上也打得煞有介事，球友們常說我是球場上最靈活的胖子。

　　因為一場籃球賽意外受傷，我的運動從籃球改成網球，雖然技術不怎麼樣，球拍可是考究得很。我常自我解嘲，就算輸球也得穿上漂亮的球衣。我就是握著考究的球拍，在球場上裝模作樣的球員。直到現在我車子行李箱永遠帶著三支球拍，95拍面，直線拉63磅，橫線拉60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僅球拍如此，其他事事項項亦然。我因為長年書寫，二十年來使用的稿紙筆墨幾乎沒有什麼改變。我祇用Mont Blanc的鋼筆墨水，Tombow 木物語2B鉛筆，100磅模造紙印的200格稿紙。有一段時間很想買一支Mont Blanc古典鋼筆，但實在太貴了，想了二十年一直買不下手，因此手邊一直用著Pelikan鋼筆，一支是我二十年前買的，一支是小老弟涂雋2006年春天送我的。曾經有幾年因為用電腦寫稿，不太考究稿紙。2000年以後，發現用電腦寫稿會有慣用詞句，於是又回復手寫。初時因前些年印的稿紙用罄，臨時用聯合文學每年辦文藝營印的250格稿紙。但說也奇怪，我從未用那種稿紙寫完過任何一篇文章。而聯合文學的稿紙其實是用我的稿紙為底本，每行多印五格，但就因為多了這五格，我老寫不慣，祇好乖乖自己找印刷廠印我習慣的200格稿紙。

　　有一回因為寫論文要用到《胡適日記手稿本》，在查資料時發現胡適日記就是用200格稿紙寫的，一時間竟有著小小的竊喜，彷彿這樣就和胡適有了某種異時代血脈相連。雖然我主要的研究其實比較靠向反五四新文化運動者，那些人剛好和胡適打對臺。

　　2006年夏天心血來潮，決定重新練習書法，於是找了好友侯吉諒兄，約定每周去他那兒上一次書法課。我原本寫一寸以下的字勉強可以應付，一寸以上就不行了。從前練字亦是土法練鋼，不曾好好臨過帖，亦未曾正式拜師學藝，這回倒是下定決心要把字練好。既然要練字，當然得先決定練什麼字。吉諒兄認為我原本的字已經很有型，怕把我已經成型字練壞，所以不讓我一筆一畫地練，直接找我本來字形接近的帖子練，兩個人討論的結果，一致認為歐陽詢和趙孟頫先練其一。吉諒兄翻出他所藏的各種歐陽詢和趙孟頫字帖，最後決定從趙孟頫《閒居賦》入手。選《閒居賦》主要是因為這個帖子是趙字中比較簡化的，初入門者練起來挫折感不會那麼大。於是我每天就拿了大蘭竹和趙孟頫《閒居賦》奮戰，不管晴天陰天下雨天，每天一定挪出一個小時寫字。除非人不在臺北，筆墨不在手邊，否則再忙也要練字。

　　練了一段時間，有一天我問師父，為什麼我的筆好像都不耐用，兩三個月就禿了。師父算了一下我寫字的情形，一天250字，一個月7500字，兩個月15000字，師父說，差不多呀！一支筆寫一萬字筆鋒差不多就禿了。我跟師父說，你不是跟我說一支筆可以可以寫七、八個月的嗎？師父摸摸的腦袋，喃喃自語：「我有這樣說過嗎？我有這樣說過嗎？」我說，別管那個了。有沒有比較耐用的筆。師父說，有呀！於是拿了一支筆給我寫。我蘸了蘸墨，臨著帖寫將起來。忽然我發現以前很辛苦仍寫不出來的線條，用這支筆很容易就寫出來了。我問師父，你故意給我爛筆，害我練得艱苦萬端。師父說，你沒用過差的筆練，怎麼知道好筆壞筆。你是因為曾練過一段時間，所以現在可以分辨筆的好壞。如果沒有那些經驗，給你這支筆你仍然不會寫。想想也對，初習字時，怎分得出筆的好壞，就像剛學打網球時，哪知道球拍的好壞，適合打多大拍面的球拍，球線要拉多少磅數。師父又拿了一支牛角桿的筆讓我試寫，我發現更好寫。但實在太好寫了，我怕自己會躲懶，不肯認真練字。我問師父，剛剛那支筆和現在這支各自多少錢，師父說了兩個數字，我覺得我試寫的前一支筆，應該適合我目前練習的進度，雖然師父說我用那支筆還是很浪費，因為那是寫作品用的筆。

　　但我年近五十才認真練字，用好一點的筆是合理的。於是我到筆墨莊買了兩支師父給我試寫的筆。我發現用這支筆練字，以前寫不出來的線條，現在似乎比較容易做到了，練起字來亦得心應手得多。雖然我的字上不了臺盤，但經過這些時候的練習，倒是略略感覺到習字的樂趣。

　　或許我太習慣自己的方式，球拍也好，筆墨也罷，節奏兀自在方寸之間。
　　

　

　　經過兩度寒流，山上校園的楓樹終於紅了葉子，遠處近處傳來平安夜的歌聲，又到了買冬茶的季節。

　　每年這個季節，我總會在吃午飯或晚餐時，假裝信步來到張協興茶行。幾十年的老茶店，從當研究生在這兒買第一泡鐵觀音算起，也有二十幾年了，和張協興茶行的小老闆張智揚兄從買茶到成為朋友，到每年春冬二季為我烘焙中火鐵觀音，倒真真是少年子弟江湖老。在茶師父頭上的白髮，我照見自己的歲月痕跡。而今豈祇是少年子弟江湖老，直是江湖老了那漢子。

　　二○○六年十二月廿四日，平安夜的午後，我又信步來到張協興茶行。本來是想來補一張CD，吳欣霏演唱的南管《共君斷約》，因著十二月初老友Axel Schneider從荷蘭萊登大學來訪，聽到我正在播放的《共君斷約》，愛不忍釋，於是隨手送給老友，今天想聽這張CD，想到茶行去再買一張。抵達茶行時，已有幾位茶友在試茶。

　　冬茶比賽剛過，老茶客們在比賽前訂的茶，前些時候開始出貨。對老茶客們而言，先訂購比賽茶，等比賽結束後依得獎名次高低付對等茶價，是每年春冬二季茶賽的例行遊戲。有人在遊戲中肯定自己的眼光，有人為買到新茶而歡天喜地。但我的喝茶歲月並沒有這一塊，因為我喜歡的茶有異於比賽茶。比賽茶有時行風氣，「畫眉深淺入時無」，入時的就是好茶，我這種不理會時尚的人，別說畫眉深淺，怎堪茶隨流俗而逐。二十幾年來，臺灣風行的凍頂烏龍我就沒跟到陣。初時因凍頂烏龍茶名氣大，自然亦曾喝過幾年，後來就以鐵觀音為主了。一來是地利之便，二來是喜歡鐵觀音渾厚的喉韻，久而久之就習慣喝鐵觀音了。

　　以音樂為喻，包種茶帶有清香，高頻飄逸；凍頂烏龍中頻裊裊動人，鐵觀音低頻厚實。

　　最初是因為負笈木柵，木柵是產茶區，不喝茶好像很奇怪，於是就喝起茶來。既然在木柵喝茶，當然喝鐵觀音。鐵觀音和烏龍不同，烏龍茶從輕發酵到中發酵，鐵觀音則是重發酵。兩者口感有異，喝不慣的人常覺鐵觀音苦澀，然而祇要懂得如何選茶，鐵觀音其實喉韻甚是甘甜。這幾十年來，烏龍茶顯然通俗得多，每個喝茶的人，都可以說出一大套烏龍茶經。臺灣很有趣，大部分茶君子喝的茶都直接來自茶農，彼此間建立深厚的感情，常常一喝數十年，忠誠度極高。茶君子當然認為自己喝的最好，祇有自己才是專家。就像聽音響的人，永遠覺得自己的音響最好，至於怎麼好，亦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尤其音響自作派(diyer)，每個人說出來的道理都一套又一套，連彼此是自作派都還要廝殺一番，誰也無法說服誰。茶君子間鬥茶亦然，任何愛茶者都會覺得自己懂得比別人多。我是愛樂人，亦屬茶君子，發燒友和茶君子的毛病，我一樣不缺，甚且有過之而無不及。我的偏見掃攏起來，可以堆成一座山。

　　一般選烏龍茶沒什麼訣竅，因為試茶的出水、香氣、口感，覺得符合所需，買回去喝時和試茶的情形差不離，失誤率比較低。鐵觀音則麻煩多多，一來鐵觀音發酵比較重，一般人不太喝得慣口味這麼重的茶。再則傳統鐵觀音以中火為佳，中火茶在試茶時往往火氣稍重，茶買回家後要放在陶罐裡養一個月，利用陶罐的毛細孔退火，少則一個月，多則半年。一般人買了新茶當然先喝為快，哪有心情等一個月後再喝？而且也不是每個人都會在家裡準備陶罐養茶。所以選鐵觀音最難的關鍵在於買茶時，試喝的茶湯要預想一個月或三個月後的情形，並非試茶時是什麼口味，回家喝就是什麼口味，其間有些許落差。於是選鐵觀音需要豐富的經驗，預想擱一個月後的茶味，對一般人來說稍稍比較困難。而且喝茶圖個新鮮，新茶上市，買來放一個月再喝，新鮮感早消逝。因此，培養一個對鐵觀音有判斷力的愛茶人，往往需要比較長的時間，一般人常常是沒有耐心的。

　　相對於文山包種、凍頂烏龍、竹塹白毫烏龍，在臺灣的幾種名茶中，鐵觀音算是出道比較晚的。一九三○年代，文山郡守張福同派兩位茶師張迺妙、張迺乾赴褔建省安溪縣攜回鐵觀音的苗種，在木柵、景美地區交界處的一四○高地附近培植，因土質不適，改在木柵石獅腳、草湳、內樟湖、外樟湖、貓空、待老坑、阿泉坑一帶山區種植成功。因鐵觀音茶種強健，品質優秀，受到一般人的喜愛，茶農競相栽培繁殖，使木柵成為臺灣唯一盛產鐵觀音的地方。木柵年輕一輩製茶師中，張協興茶行張智揚和清泉茶行阿泉，是我所知道的傳統鐵觀音焙製好手。老友陳守實與阿泉師相熟，每年春冬二季阿泉師為守實特製的單茶鐵觀音(即同一批採的茶)，是我所知真正鐵觀音的極品。一般製茶皆取相近時間所採之茶，混為類近的一支茶(烘焙後25斤，如果參加比賽，即取其中的22斤參賽，因而會留下2-3斤的茶節仔，閩南語稱茶班仔，有音無字)。我平日所飲之茶沒這麼講究，祇是請張智揚兄烘焙我習慣的傳統中火鐵觀音。每年春冬二季，在茶賽結束，茶君子們買完他們要的茶之後，張智揚兄才會用文火為我烘焙幾斤我要的中火鐵觀音。

　　平安夜的午後，我來到張協興茶行，張智揚兄看到我來，笑著對我說：「教授，你欲愛的茶還未有咧！」我跟他開玩笑說：「你攏嘛先賣乎別人，拵仔才輪著我。」其實我也知道，茶行總要先應酬主流顧客，才會為我這種嗜痂者流另行烘茶。然而既來之則安之，我仍留下來試了幾種茶，果然沒有我要的。有時春茶或冬茶上市時，買個茶要走十幾趟，沒有適合的，我是寧缺毋濫，張智揚兄亦拿我莫可奈何。有一年冬天跑了二十幾趟，硬是試不到我要的茶，那一年硬是沒有買茶，將春茶省著喝，頂到第二年春茶上市。但有時手氣好，跑一趟就找到我要的茶，當然就皆大歡喜了。

　　想著，想著，要來去買茶。到了茶行，還沒開始試，茶行老闆就說沒有我要的茶。我亦不失望，反正試茶亦惟好玩而已，多走幾趟就多走幾趟，就算整季買不到茶也沒關係。

　　試了三種茶，沒有我要的，帶著吳欣霏演唱的南管《共君斷約》回研究室，用我的呆兒童喇叭唱將起來。
　

　

　　三十年了，我一直記得夏丏尊的《文心》那本書。

　　小學畢業那年暑假，我的心情有點落寞。一些好朋友們都到花蓮市念國中了，只剩下幾個耕種人家的孩子繼續留在鄉下。長長的暑假，除了幫忙父親下田，便是無所是事地在村子裡東晃西晃。

　　開學以後我到壽豐國中報到，上英語課的第一天，高東平老師教我們念廿六個字母，班上有一半的同學在暑假時已上過英語課，所以都會了，我是少數沒有在暑假學英語的學生，我們結結巴巴地跟著老師念。上了一個禮拜，高東平老師不來上課了，聽說轉到花蓮商職教書。英文老師換成陳素美老師，一個戴著膠邊黑框眼鏡，高高瘦瘦的女老師，穿著一件連身式洋裝走進教室，看起來像一隻白鷺鷥。

　　陳老師的英文真好聽，剛從淡江英文系畢業。在一九七○年代的花蓮鄉下，這是很難得的，我們的老師大部分都不是本科出身，九年國教剛開始，老師都是湊合著，鄉下學校更是很難聘到老師。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陳老師的英文很好聽，我居然用功起來，很快地趕上曾經在暑學過英文的同學。

　　第一次月考時，我的英文考了滿分，連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因為全班只有我一個人拿滿分，發考卷時陳老師送了我一本小書做獎品，是夏丏尊的《文心》，開明書店出版的，卅二開本，白色的封面，封面左上角印了幾條綠色的線。

　　《文心》是我擁有的第一本課外書。是夏丏尊教讀者如何寫文章的，和黃永武教授寫的《字句鍛鍊法》類似，但更為淺顯，很適合國中生初學寫作時閱讀。在此之前，除了小學時看過一些童話書，那些書大部分是省政府送給學校的中華兒童文學叢書。我對文學毫無概念，也沒有老師介紹過什麼課外書給我，何況文學書。當陳老師在課堂上送我《文心》時，心裡倒真的有些許感動。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半大不小的，有點靦覥而害羞，那次我卻是清楚記得心底的感動。

　　回家以後，在課廳圓桌上讀著《文心》，第一次我知道寫文章有各種訣竅和訓練方法，雖然只是作文指南之類，但對我的文字書寫，確實幫助極大。後來我因為這本書而廓大閱讀的視野，陸陸續續讀了許多文學作品，甚至在許多年以後，附庸風雅地提筆寫作，而其初因即來自陳老師送我的這本《文心》。

　　陳老師教了我一年英語，第二年就轉到花蓮商職，而且嫁給高東平老師。二○○一年春天，我到花蓮商校演講後山開拓史，陳老師已自花蓮商校退休，高東平老師說陳老師聽到我來，一定要請我吃飯。我帶著剛出版的散文集送給陳老師，和陳老師談起當年的事，感謝她送我《文心》，使我走上文學之路。三十年的雨露風霜，師生相見，我的心裡充滿著感激。
　

　

　　再見到施瓊花老師，我的心裡充滿著感激。

　　上回見到施瓊花老師是一九七八年暑假，我回到豐田時，到學校去看老師。轉眼廿八年過去了，心底一直記著施瓊花老師，卻是無緣相逢。僅在施老師的大兒子李弘祺教授口中，略知老師近況。

　　二○○六年十一月九日，與施瓊花老師相約在粵華軒共進晚餐。看到八十六歲的老師身體依舊健朗，心裡真是高興極了。

　　施瓊花老師是我國中時的音樂老師，胖胖的，講話的聲音很好聽，每天從鯉魚潭搭乘公路局的班車到豐田的壽豐國中來上課。施老師在音樂課教我們唱舒伯特的〈鱒魚〉，輕快的節奏，讓我們沈浸在美好的旋律裡。以及音樂課本裡的〈散塔露琪亞〉、〈山谷裡的燈火〉。施老師上課時喜歡叫同學起來唱歌，鄭貴章、林永新和我是最常被叫起來唱歌的。鄭貴章和林永新都唱得很好，我雖然調皮，但有一點害羞，被施老師叫起來唱歌時，聲音小小的，施老師就罵：「怎麼唱得像蚊子叫？再唱一次。」於是我祇好張大了嘴，繼續唱著：「黃昏遠海天邊，薄霧漫漫如煙，微星疏疏幾點，忽隱又忽現。海浪蕩漾迴旋，入夜靜靜欲眠，何處歌聲悠遠，聲聲逐風轉。夜已深欲何待？快回到船上來，散塔露琪亞，散塔露琪亞。」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聽國中時的班導師洪文瓊老師提起，才知道原來師丈是玉山神學書院的教務長。而玉山神學書院是臺灣原住民族運動的搖籃。我考上東海歷史系後，施瓊花老師介紹我認識她出身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的大兒子李弘祺教授，說我可以給他寫信。當時李弘祺教授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於是我開給和李弘祺教授寫信。李弘祺教授每信必覆，給我許多鼓勵與指導。我記得很清楚，一九七七年時，余英時教授的《歷史與思想》剛出版，一時間洛陽紙貴，許多歷史系的學生受其影響，均有意於學術思想史研究，李弘祺教授卻要我往社會經濟史發展，介紹我看彭信威教授的《中國貨幣史》，全漢昇教授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和《中國經濟史論叢》。我初上研究所時本亦有意從事社會經濟史研究，但卻意外走向史學史、史學思想、史學方法與方法論研究。但我仍深深感念李弘祺教授數十年的提與照顧。想想，一個東海大學歷史系的大一新生，收到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博士的回信，心裡是多麼感動。我後來會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可以說受李弘祺教授的影響非常大。一九八四年我念政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時，李弘祺教授到臺北開會，我才第一次見到李弘祺教授，以後仍持續魚雁往返，直到我取得博士學位，乞食講堂。二○○四年李弘祺教授受臺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之聘，返臺接任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並在臺大擔任講座教授，同事劉祥光教授請李弘祺教授吃飯，邀我作陪。飯後到我研究室泡茶聊天，思及三十年來李弘祺教授對我的指導與提攜，一時真是百感交集。

　　怎麼也不會想到，一位鄉下國中的音樂老師，因著特殊的機緣，竟影響了一個鄉下種田人家的孩子走向讀史之路。而我對人世種種遭逢，亦惟充滿感激之情。
　　
　　

　

　　接到你電話的時候，我嚇了一跳。你說搬了新家，想要買一套音響，希望我陪你去看看。

　　許多年了，除了偶爾打打電話，你我之間彷彿真的已經彼此遺忘，如果不是你搬了新家，或許我們也不會再見面罷！

　　相識二十載，相問冷暖，卻是無語。你說我是天生的遊牧性格，哪裡有水草就遊牧到哪裡，知識的遊牧，生活的浪子，從不知自己下一個腳印會踩在哪裡？而你是戀家的，寧坐在沙發上，守著一方小小的窗櫺，守著流瀉的樂音，翻讀一卷小說或散文，這就是你生活的全部了。然而，縱使這樣簡單的訴求，你依然失去。結了婚，生了孩子；然後，離了婚，再度回到年少時的夢土，買一間小小的山邊住居，繼續守著流瀉的樂音和小說情節。就像許多歲在中年的朋友，有人結婚，有人離婚，有人繼續過著單身日子，每個人心底一把尺，量來量去量不平。沒有人知道結婚的理由是甚麼，也沒有人精確掌握離婚之必要，生涯規劃，選擇的道路，彷彿都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在佇足與前行之間，邁入中年的我們，似乎也不必再虛情假意，是便是，非即非，年少時自以為是的看山看水境界，到這裡都不管用了。我們不再相信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這種弔詭的三段式論調。年過四十，恍然有受騙上當的感覺，走了一半的人生，回顧四十年的雨露風霜，陽光和小雨，悲歡交集。往前看是不是還有四十年？能夠看透繁華落盡，化做春泥？

　　記得那年秋天，你新披嫁裳，搬到紅塵喧鬧的城市，在一所中學教書；我甫卸下草綠色的野戰服重回學院，做一名無何所求的書生。時空上的距離近了，彼此的心靈卻愈來愈遠。人生的際遇，飛鴻雪泥，不計東西。

　　你說婚姻生活是一落用過未洗的碗盤，凌亂而倉惶。沾滿油漬的杯盤狼藉，就算用菜瓜布也搓洗不掉，生活裡的細碎瑣事化做口角齟齬，天空是一脈沉沉的鉛灰，只好頹然坐在布沙發上癡癡發愣。放一曲莫差爾特罷！你說這樣可以讓自己心情愉快一些。然而，生活仍然層層擠壓而來，終於你還是逃了家，重拾年少時的夢想，傍山而居，尋覓哀樂中年的夢土。我不知道在這喧囂的城市，都會男女有多少類似的故事？每每聽到友人中年反思，調整生活步伐，總是遽然心驚。低頭看看自己，發酵已久的身裁，沉重的腳步，走不出昨日的影子。

　　你的住居傍山而築，有一個詩意的名字──舒曼的家，祇是不知道住在裡面的是不是克拉拉？而你那患有精神衰弱症的丈夫舒曼在哪裡？是走向河中找尋自己的身影？還是在紅塵翻滾？你說愛情是美麗的夢幻，婚姻則是殘酷的現實，而現實裡有著惘惘的威脅。年少時遭逢的白馬王子，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結了婚，白馬變黑驢，祇是一逕兒重複著相同的節奏，嘈嘈切切，把日子過得枯索起來。柴米油鹽淹沒了昔日的亮麗與光采，甚至，連言語亦是多餘。每日裡過著一成不變的日子，你說都過得心荒意亂起來了，歲月卻依舊繼續流轉。偶爾坐下來聽一曲貝多芬交響曲，尋覓些許戰鬥的意志，另一半卻還要說無益之事何為。你覺得該拿塊布擦亮生活的調色盤，再這般下去恐怕人都要生銹了。於是你從婚姻裡出走，重新找尋窗外蔚藍的天空。

　　我不知道窗外的天空是否蔚藍，台北的天空總是沉沉的鴿灰，像抹了一層暈的布拉姆斯，縱使歡愉的曲調也揮不去悲意。永遠不快樂的布拉姆斯，從來不曾有過真正的快樂，住在「舒曼的家」，你的心情是布拉姆斯還是舒曼？至少在健康的時候，舒曼偶爾還是快樂的，他的不快樂是發病以後，而你，是發病前的舒曼，或一逕兒的祇是布拉姆斯？輕輕流洩的樂音，新配的音響系統播放著布拉姆斯op. 117鋼琴小品，晶瑩的琴聲，帶著薄霧的輕愁，也許莫差爾特更適合你罷！至少這樣可以把午後陽光敲得明亮起來。

　　無以言說的心情，邁入中年的友人們總有著說不完的心事，年少時長輩教誨諄諄，我們聽者渺渺，如今自己選擇的道路自己負責，我卻還不知道結婚或離婚是不是一種必要。虛假不能填滿空洞的欲望，生命旅程的節奏誰也沒有把握。

　　曾經，在年輕的日子，文學和音樂豐富了青澀的想望；如果一直停格在這樣的想望，該有多好？日月流轉，歲時淪胥，終於年輕的時光不再，中年以後，生活種種自四周壓擠而來，模糊的身影，彷彿看到年輕的日子如流影浮掠而過，於是換上運動服，假裝步履輕快地馳騁於球場，暫時忘卻迎面而來的體能衰退。而生活裡瑣瑣碎碎的事卻是縈繞不去，死纏爛打。中年的心情，思量著自己到底是《失樂園》裡的情欲爭扎？還是《麥迪遜之橋》的美麗邂逅？在夢想與現實之間徘徊，生命裡僅存的夢想一點一滴消退，就像張愛玲筆下所描述的場景，一步一步走向沒有光的世界，而我們是不甘心的，在中年期來臨時，緊緊抓住青春的最後一抹璀璨，縱使那光亮短暫得僅存一抹淡淡的餘暈。

　　那年夏天，我甫通過學位考試，到一所學校兼課，初試講台啼聲的我，有著不安的心情。你問我是否有意從事教學工作，我說像我這樣的遊牧民族，大概不適合校園如此穩定的生活，可能繼續在傳播媒體混一碗飯吃。事過境遷，沒想到最終我仍走上乞食講台之路，人生的變化如此難以捉摸，我卻沒有太多思考的時間，只是任憑自己在歲月裡流轉，期待著明日的陽光。

　　陽光燦爛的午後，開車載著廿一絃古箏陪你奔赴那場演奏的彩排，多年前舊事成為埋藏記憶深處的流影。你總是這樣認真地活著，身體力行生命價值的追求，把日子過得一絲不茍。相對於你的安穩，我則是眾聲喧嘩，急絃嘈切，無一時歇息。生命的程途往前，一場又一場的遭遇戰，把銳氣磨得只剩光禿禿的一把，卻還要整裝待發，準備下一場戰鬥，而戰鬥結束已黃昏。如果說人生如戲，你我的戲碼在大學畢業後截然迥異，你的戲碼四平八穩，我卻是險象環生，高岸危谷。

　　從來沒有想過，像你這樣四平八穩的一齣戲也會亂了板眼！哀樂中年的心情沒有甚麼對與錯，朋友們有人結婚，有人離婚，節奏快慢各憑本事。結婚固佳，離婚也沒甚麼不好，女人到底算不算男人身上的肋骨，男人身上的肋骨可不可以換？諸如此類的問題，永遠沒有標準答案。歲過中年，每個人都有為自己選擇的權利，守著家的不一定是好男人，追求自我的也不一定是壞女人，壞女人更不一定美麗。我相信結束婚姻一定有你的理由，外人似乎亦無須置喙。每個人的道路自己決定，就像長大以後，回家的路上，不必像小學生那樣乖乖排著路隊，也沒有人為我們設定好跑道。

　　新接好的音響，樂音流洩著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協奏曲，大衛．歐伊斯特拉赫(David Oistrakh)五十歲生日時演奏的版本，溫暖中帶著幾許悲涼，豈難道悲歡交集正是中年心情的寫照？

　　不論曲子長不長，指揮棒在自己手上，節奏快慢任憑掌握，童年的節拍器早還給老師。中年的腳步到底要不要邁出，繫乎一心之所向。至於明天的陽光是否依舊燦爛，便顯得不是那麼重要了。

　

　

　　第一次到花園來，是一九七七年秋天，因為學校裏的宿舍整潔比賽，要買些花。問明了方向，我順著約農河往上游走，河的對岸是大度山示範公墓，一排排整齊的墓園，花木扶疏；小徑這邊，從斜坡到谷底，一脈青蔥的相思林子，五節芒花開得秋意深濃。

　　不知怎地，買花的心情當是愉悅，歡欣鼓舞，而觸目所見，我卻有著悲涼的感覺。也許是太接近墓園了罷！或者是那一片莽蒼蒼的林子？路旁的藤蔓攀到樹上，有蛛網迎風飄盪，山谷裹，秋蟲寂寂，更添幾分山野的寥廓。越口琴橋，「東海花園」四個歪歪斜斜的字，釘在坡道旁的鳳凰樹上。火紅的鳳凰花早已凋零，葉間是一條條咖啡色的果筴，地上落滿乾枯了的羽狀複葉，我忽然想起「花徑不曾緣客掃」的詩句。上了坡，一片平臺延伸出去，一畦畦長方形的花圃上植著低矮的含笑與槴子，蔓草和花苗都有些枯黃了，彷彿許久未曾整理。極目四望，竹林與九重葛遮蔽了四野，右手邊有一棟藤蔓籠罩的房子，道旁的龍柏上爬滿了珊瑚藤，屋頂上則是大鄧伯花。

　　未有蓬門，我繞過小屋來到棚下，屋庭前延伸的棚架也爬滿了大鄧伯花，涼蔭下，幾把破舊的藤椅散置，老人就坐在向北的椅子上抽煙，花白稀疏的頭髮，秋陽斜斜透過大鄧伯花，照在老人的臉顏上，感覺似乎更蒼老了。

　　「有花倘賣嘸？」我嚅嚅地說，有點畏懼且羞怯地。

　　「今仔真少了吶！你愛甚麼花？」老人在煙灰缸上彈了一下，桌角放置著一包新樂園。

　　「有就好啦！」

　　「我來剪一夥給你。」老人說著走進屋裹。

　　出來時老人手上拿看花剪和一把鐮刀，帶我找花去。

　　說找，還真是用找的。

　　屋前的花，枯的枯，死的死，有些則埋在草叢深處，要找到花還真不易呢！

　　記得初上山時，懷著年少的浪漫情懷，以為「東海花園」是在學校裏面，楊逵是學校的園丁，有一片地，蒔花種草，靈感來時則寫作。這樣美麗的想像來自小說，以及青澀年歲對文學的熱愛。誰知，上得山來，竟遍覓不看「東海花園」的芳蹤，向學校附近的人家探詢，也莫知所云，最後還是曹銘宗學長指引，方知花園是在學校外面，便獨自尋訪來了。而本意以為既稱花園，當是草木扶疏，繁花似錦，來到此地，竟是一片荒涼，一時間實難以調適。

　　老人在龍柏邊上找到了兩朵玫瑰，剪下來，交到我手上。忽然不知怎地，我想起了老人的作品「春光關不住」(後來改成了「壓不扁的玫瑰花」)，竟覺有些不忍起來。那樣鮮紅的玫瑰，又爭得幾許春光。已經是秋天了，老人頭上稀疏的髮在風裏揚起，更顯得有些落寞。也許人也像季節一樣有春夏秋冬罷！當年首陽農場的主人，今已垂垂老矣！

　　回到棚下，老人在屋角剪了兩枝萬年青，幾節大鄧伯花，實在也沒別的了。老人用塑膠繩隨意紮一下便交到我的手上。我在口袋裏掏出五十塊錢交給老人，老人搖搖手，說道：「嘸免啦！兩蕊花爾。」我硬是把錢塞在老人手上，一束花是買，兩朵花也是買，怎能白拿人家的？

　　然後，老人回復坐到先前的藤椅上，我也搬了張椅子坐下來，一壁抽煙一壁聊天。老人侃侃而談他新近被收入國中課本的作品，許多老師帶著學生來看他，以及小說集《鵝媽媽出嫁》的出版，並出示林梵寫的《楊逵畫像》傳記，說到得意處，臉顏上亦顯得有些容光煥發起來。

　　離開東海花園時，已是夜幕低垂。山風吹來，感覺有幾許涼意。沿著山徑往學校的方向行去，想到河的隔岸就是墓園，不禁斛悚起來。在這般蒼茫的曠野，老人與兩個孫女守著失落的花園，除了星期假日，老師們帶領學生來看看教科書裏的作者(為了考試必須背熟姓名、別號、籍貫及出生年月的作者)，或者，南來北往中過境的編輯、作家們，花園裏慣常是那一棚大鄧伯花陪伴看老人，度過季節迭替裏的春夏秋冬。

　　回到宿舍，室友們看到我帶回來兩朵玫瑰和幾截綠色藤蔓，不禁責怪起來。我苦笑看說：「荒山野地能找到兩朵野玫瑰就不錯了。」

　　「你不是去東海花園買花？」

　　「甚麼花園，東海『荒園』還差不多。」

　　於是我把東海花園的現況和老人的情形說給室友聽。浪莽多情的年少便興致勃勃地要去幫老人鋤草蒔花，說著說著，一夥人竟興奮起來。有的更露出結實的肌肉，表示很有幹活兒的能力。

　　找一個沒課的下午，一行五、六人，浩浩蕩蕩地出發了。循著荒草湮沒的小徑來到東海花園。老人殷勤地接待我們，說明來意之後，向老人要了鋤頭、鐮刀，由老人帶頭，到屋後的苗圃闢草萊，整新地，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樣兒。而那鋤頭實在銹得有點像一級古蹟了，鐮刀也鈍得缺了齒，砍在草們身上，晃了晃，竟不斷折，花園之荒蕪殆非一日。

　　好容易整出一塊地來，露出低低矮矮的含笑花與軟枝黃蟬，大夥兒樂得甚麼似的，彷彿就看到春暖花開了。

　　春未暖，花未開，幾個同學得空就往花園跑，把大地清理得一片井然。可惜仍然沒有看到花，我想，春天的時候應該是花團錦簇了罷！

　　冬去春來，重訪花園已是三月，懷著朝聖的心情，沿約農河往舊時地行去。抵東海花園，放眼望去，蔓草叢生中開出幾朵鵝黃色的軟枝黃蟬，日昔清理的苗圃又長滿了雜草，春雨甘露，花開草發，一脈生機無窮。

　　來到棚下，大鄧伯花開滿一片紫，使小屋顯得稍有生氣些。老人仍然坐在向北的藤椅上，抽著永遠的新樂園。看到我來了，忙不迭地喚著外孫女楊翠為我倒水，穿著綠衣黑裙的小女生，一對眼珠子晶晶亮。老人談著寒間來訪的作家們，以及到青年公園義賣的情形，興致勃勃地計畫著再出發的事。鄧志浩為他譜的「野菊花」自錄音機緩緩傳來，李雙澤譜的「愚公移山」也輕輕唱起，老人講著整理作品的事，說道有一位外文系的女同學正在編纂，以及舊報紙、舊雜誌剪貼等等。我提議不如先編年譜或撰寫回憶錄，口述的也好。老人聽了，也發心起來。於是，耘草蒔花的事兒暫停，在書桌上耕耘的忙碌重新開始，老舊的書櫥裏堆放著泛黃的卷帙，翻開折角處，即是有關老人的作品或報導，小屋潮濕，有些紙質已受潮，縐縐彎彎的，翻了半天，亦無何次序，我想，老人真是需要一個助理了。

　　從此，沒課時便常來花園，為老人編纂資料的外文系同學也時有所遇，然後，孟東籬也上山了，帶看他的妻小，開了一爿大度山房，下午時分總到花園來，砍砍草，鋤鋤地。而過不多時，我因著生活與沉潛之必須，搬到距離花園五、六十公尺的果園裏，一棟紅瓦白牆的小屋。於是我也擁有一片地了。小屋前是一片茅草與五節芒叢生的庭院，兩株蔥鬱的含笑花，以及一些庭園草木，感覺上似乎也有了一個小花園。清理雜草，修剪樹枝，忙得不亦樂乎。漸漸地，東海花園去得少了，雖然進出時若走小徑會經過老人的家，但總是腳步匆匆，祇覺每次都看到好多人，作家、老師、青年、學生，東海花園成為熱鬧的地方，除了沒有花，老人想必也不寂寞。

　　過不多時，花園北面矗立著老人的雕像──手握鋤頭，裝束成種草蒔花的模樣，老人慢跑的照片，澆水的照片。頻頻出現在報紙期刊上，不知為什麼，我竟有一些悲涼的感覺。那一棚蒼老的大鄧伯依舊開著紫色的花朵，老人忙著接待南來北往的朋友。

　　秋去冬來，東海花園更熱鬧了，斜坡左方的池子裏種著稀稀落落的菱角，老人說願把地捐出來，建築民俗館或藝術館，甚或亦可以提供作家在此專心創作，以及文學圖書館。花園裏雜草更多，也更覺荒蕪了。

　　然後，冬天將盡時，花園訪客頓時減少，老人又恢復了孤獨。我總在請老人幫忙付電費(因為電表設在東海花園)時，與老人坐在棚下聊幾句，談到創作和再出發的事，老人不禁又意興湍飛起來。我看到老人的髮更稀疏了，孩子們都長年在外，心底也不免有點寂寞罷！

　　大鄧伯花開了又謝，老人因為身體不好。到大溪的兒子家居住，花園更任其荒蕪了。

　　轉眼間，四年大學生活匆匆而逝。老人的形貌似乎亦隨舊時的浪漫情懷而逝，偶而在報紙上看到老人的消息時，仍然有驚喜之感，便把報紙剪下來，放到資料夾裏。彷彿對老人的感覺就是那樣了，一個曾經熟悉而今遙遠的形影。

　　三年後，在一個偶然的際遇裏和老人重逢，老人正忙著走上講臺，在麥克風前述說著滄海桑田。

　　那一棚蒼老的大鄧伯花在季節裏依舊迭替綻放，最後聽到老人的消息是永眠泉下，一本文學雜誌發表了老人口述的回憶錄片段，以及親友的懷思，並且附錄了一分簡單的年譜，經過刪節的寫作年表，當我看到這分紀念專輯時，心底不禁浮現年少時的浪漫情懷，終於，老人的年譜和回憶錄還是沒有完成，想著當日的熱情與未了心願，內心不禁慚愧起來。

　　二○○四年夏天，自友人處得知當年那穿綠衣黑裙的小女生楊翠，獲臺大歷史學博士，多年心事，我想，楊翠該會為她一生孤苦而不屈的「阿公」編撰令人滿意的年譜或傳記罷！至少親人掌握的材料總比外人多些，不足之處也可以用共同生活的經驗加以補足。以專業的訓練，加上親情的動力，老人和那一棚蒼老的大鄧伯花，將會永遠留存在臺灣的文學史上罷。

　　時移事惘，偶然想起，心底的記憶卻又重新升起。不知何時能再返花園，看那一棚紫花繁茂的大鄧伯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