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部落格

　



　　新買的唱盤接上唱頭以後，我用奧圖．克倫培勒(Otto Klemperer)指揮愛樂管弦樂團的貝多芬《第六號交響曲》開聲。

　　當《田園》第一樂章自揚聲器傳來，優雅的雙簧管與第一小提琴此呼彼應地對話著，我的心裡真是感動極了。這是我最常聽的兩次《田園》錄音之一，另外一次是卡爾．貝姆(Karl Boehm)指揮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的演奏。

　　接在十二吋唱臂上的唱頭，是摰友康樂所贈。一九八三年秋天康樂自美歸來，帶著幾箱書、幾疊唱片、一套音響和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的頭銜。彼時甫告別軍旅的我，來到指南山下重拾讀史學文之路，預擬研究的主題是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大學時代的老學長張榮芳帶我去見康樂，介紹我說是東海歷史系學弟中認真好學的小老弟。那天約在台大對面的一家海產火鍋店見面，喝了點小酒，談些什麼已不復記憶，大約不外是要我加強社會科學的訓練之類，五十歲這一代台灣史學工作者極強調這方面的基本素養，康樂尤是其中的身體力行者。後來他和妻子簡惠美將許多韋伯(Max Weber)的著作譯為中文，並主持一項大型翻譯計畫，對西方學術名著中譯獻力甚多。不過這方面的工作我並未追隨，一方面是外語能力不足以勝任，再者也是太懶。而且因為種種緣故，我後來也沒有從事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方面的研究，而改做現代學者的古史研究，進而轉向史學史與學術史領域，但這並不影響後來與康樂間的情誼。

　　事實上，一九八三年那次見面並非我與康樂的初會；更早以前，一九七七年秋天我初負笈東海，到大度山報到當天晚上，幾位二年級的學長姐說要帶我們去看康樂哥哥。彼時康樂甫獲台大歷史碩士學位，返回母系擔任講師，同學以康樂哥哥稱之，可能是因為前一年寫論文時祁樂同老師請他擔任系上助教的緣故。那天晚上一大夥人簇擁在東海教職員單身宿舍男白宮靠近草地的康樂住處聊天，我記得屋內掛了一盞白色的中國大燈籠，發出溫暖的暈黃燈光，有一種回到舊時情懷的氛圍。學長介紹我是新生中最小的男生，康樂說了句：「那不是豬小弟嗎？」因為我念書這一屆生肖屬豬，雖然以農曆計算我是狗尾巴，但被康樂這句「豬小弟」一喊，「小弟」竟然成為我大學時代的綽號，甚至到大四時，低年級的學弟妹仍喊我「小弟學長」而不名。畢業二十年後的同學會，班上一位叫「小不點」的女生，見了我仍叫「小弟」，令人不禁莞爾。一個四十歲的「小弟」，大概早已變成「老哥」了。

　　康樂當年開隋唐史，我們大一新鮮人不能選，只是常常看到他戴頂大草帽在校園走來走去，有時旁邊還有漂亮女生同行，令人羨慕極了。等到升上大二可以選中國斷代史課程時，康樂已經到耶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隔年康樂返回東海，在中國現代史課堂上為我們介紹紹法國年鑑學派的史學，擔任這門課的林載爵老師是他大學同班同學。對大二的我而言，年鑑學派似乎僅止於浮光掠影，並沒有太深刻的印象，記得好像講了皮欒(Henry Pirrene)和布洛克(Marc Bloch)到斯德哥爾摩開會，選擇參觀市政廳而未先前往博物館的故事。許多年後當我在課堂上向學生講述布洛克這段故事時，當日情景似乎又浮現眼前。總是這樣瑣瑣碎碎的記事，牽連著二十年的雨露風霜。許多當時覺得有如天崩地裂的大事，如今已不復憶，卻是瑣事點滴歷歷如繪。一九八三年再見康樂時，這些我銘記心版的事對他其實已是飛鴻雪泥，不計東西，對我而言卻是成長的印記。人與人的情分，總在似有若無間。

　　那年秋日，康樂臨時約我共進消夜，小飲一番。因兩人住處甚近，步行僅三分鐘，乃時相過往。杯飲之際我問康樂家裡的收音擴大機是否尚在使用，康樂說現仍服役中，問我為何有此一問，我答說想弄一部簡單的唱盤，聽手邊珍藏多年的黑膠唱片。康樂表示他返台時攜回的老唱盤或許可以一試，於是康樂的唱盤就到了我的手上。

　　我常常想，人和人的關係真是微妙，我才計畫找一個類比唱盤，就有了一個現成的。於是我把唱盤搬回家，插上電，轉盤還會動。唱盤發出聲音來了，溫溫的，帶著老唱片的炒豆子聲，這就是我的第一部類比唱盤。

　　康樂將三十年來收藏的黑膠唱片清理出來，要我去拿，幾十張唱片提在手上還真有些重。這些唱片不乏錄音史上的名盤，諸如祖賓．梅塔(Zubin Mehta)指揮的普契尼(Puccini)歌劇《杜蘭朵公主》，這是三十年來雄倨美國發燒天書TAS榜上的名片，在音樂和音響族中都具有崇高的地位，這也是我最喜愛的一次《杜蘭朵公主》錄音，其中〈公主徹夜未眠〉一段，尤令人動澈心肺。康樂說這套唱片是當年在耶魯念書時同學兼室友柯嬌艷(Pamela)所贈，柯嬌艷是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專家，一九九九年曾到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開會，康樂夫婦陪同遊烏來洗溫泉，對台灣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惜當時我諸事煩瑣，南北奔波，終致緣慳一面；後來她的前夫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但既已時移事往，亦無庸細述。我在唱片內套找尋柯嬌艷的簽名，並無所得，連康樂的簽名亦無，我只好自行註記，略述因由。

　　帕爾曼(Itzhak Perlman)和阿胥肯納吉(Valdimir A. Shkenazy)合作的貝多芬《小提琴奏鳴曲全集》，是英國《企鵝評鑑》指南三星帶花的版本，長期為愛樂者所蒐尋、珍藏，這個版本被列為一九七○年代貝多芬《小提琴奏鳴曲全集》的代表；和一九五○年代代葛羅米歐／哈絲吉爾(Arthur Grumiaux / Clara Haskil)，一九六○年代大衛．歐伊斯特拉赫／歐柏林(David Oistrakh / Lev Oberin)的錄音鼎足而三，早已名垂古典音樂錄音史。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指揮柏林愛樂的一九七○年代版《貝多芬交響曲全集》，是他一生五次錄音《貝多芬交響曲全集》中的第四次，評價雖不若第三次錄音的一九六三年版，卻亦是版本比較中不可或缺的演奏，而且也不像一九八○年代以後的卡拉揚，因過度講求音響效果，而忽略了貝多芬音樂的本質。

　　康樂最念茲在茲的是愛爾蘭長笛演奏家高威(James Galway)吹奏的日本民謠集(Song of the Seashore and Other Melodies of Japan)，以及林克昌／西崎崇子／名古屋愛樂的《梁祝小提琴協奏曲》。高威的日本民謠集包括一般人所熟悉的〈荒城之夜〉等曲目，長笛的音色溫潤而厚實，殊無金屬味，部分樂段以古箏加管弦樂伴奏。由於大部分樂段以五聲音階寫作，高威的長笛吹奏方式，亦略帶日本尺八洞簫的悲涼。康樂說高威的日本民謠集是返台前赴紐約與友人話別，友人播放這張唱片，康樂聽了很喜歡，朋友即持以相贈，頗有寶劍贈名士的古意。

　　我想起康樂家掛在客廳牆上的一幅字，乃其業師在他返國時所書贈梁啟超的一首詩：「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那一代人的那一代事，蘊涵著舊時風範，點滴在心。《梁祝小提琴協奏曲》曾是海峽橫斷年代，台灣青年學子嚮慕中國情懷的印記，似乎是四、五十歲友人們的共同記憶，傳自二胡的小提琴主奏旋律，由五聲音階所衍化，有一種悠遠的情懷。而康樂送我的這些唱片，延續了上一代人的情義，卻是千言萬語道不盡。

　　撰寫博士論文那段時間，康樂每周或隔周便邀我共飲，兩人對飲完一瓶威士記後各自安寢。直到我完成論文謀得教職，兩人再度共坐對飲，我發現康樂喝沒多少酒即停杯，乃問何故？康樂笑答當時是捨命陪我，如今何須同量對飲。想來我真是其蠢如豬，長者厚愛如此，卻猶懵懂不知。如果真算輩分的話，康樂當然是我的長輩，他的同學是我老師，我只因當年班次太低無緣受業門下，惟其妻惠美與我同歲，且有許多共同的同學朋友，乃未依年歲論輩，稱康公而不名。

　　歲月倏忽而逝，初識康樂迄今已逾二十載，從論道問學到唱片相與還，受多施少的我，有朋若此實託上蒼之眷顧。唱盤傳來《田園交響曲》第四樂章，雨過天青雲破時的明媚風光，縷縷細述人世的好山好水好情義。

　　　　　　　　　　二○○○年八月十六日寫於景美溪畔


　　(2007年10月26日深夜，簡惠美來電告知摰友康樂兄遽逝，心中大慟，悲傷曷極。康樂兄是我最摰愛的兄長，三十年來提攜照顧，永銘於心。而今蒙主寵召，個人內心難忍哀慟。本文寫於2000年，記不得是否在報紙副刊發表過。 吳鳴 附記 2007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