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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2,2007

評古偉瀛教授〈撰史憑誰定良窳？－試論「良史」的變與不變〉

　
　
　　主持人徐泓教授、論文發表人古偉瀛教授，在場的各位女士先生，承蒙李聖光主任的盛情雅意，要我擔任古偉瀛教授〈撰史憑誰定良窳？－試論「良史」的變與不變〉的評論，讓我有機會對傳統中國史學到現代史學的良史，有進一步的認識，個人感到非常開心。

　　擔任評論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重砲手，右手食指扣在鈑機上，上得臺來，拼命扣鈑機，打得論文發表人有如置身槍林彈雨，殺得血肉橫飛，沙塵迷濛。另一種是和音天使，與論文發表人唱和。有些朋友知道我很喜歡音樂，所以總是扮演和音天使。在臺灣史學界，論文發表人一聽到是我擔任評論，都開心得不得了。

　　陳寅恪先生75歲時所寫的〈贈蔣秉南序〉，其中「默念平生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不「侮食自矜」與不「曲學阿世」，成為寅恪先生晚年的最佳自述。逯耀東老師晚年出版糊塗齋文稿、史稿的作者簡介，就借用了「平生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這兩句話，對陳寅恪先生和逯耀東老師而言，不「侮食自矜，曲學阿世」，就是一個現代史家的標準吧！

　　古偉瀛老師這篇〈撰史憑誰定良窳？－試論「良史」的變與不變〉，將傳統中國史學的良史，做了系統的整理，是一篇既廣且深的文章，我拜讀之後，受益良多。

　　古偉瀛老師此文將良史在各時代所代表的意義加以分析討論，說明「良史」的標準有其變與常，常的是其基本精神，變的則是呈現該時代及人物的文化特色與歷史意識。

　　本文分為六段，一、「良史」的出現；二、宋以前的「良史」觀；三、宋以後的變化；四、明清的良史討論；五、二十世紀以來的新「良史」；六、結束語。

　　作者指出，先秦史學的良史，最初有二義，一是據事直書，一為求道，作者認為此即實錄的歷史與義理的歷史，構成傳統史學的兩大傳統。

　　秦漢的良史是善於敘事，且善於敘其「理」；魏晉史學的「良史」，特點在於才學，而非不畏強權的精神。三國時期敢於對抗魏晉皇室者，結局都十分悲慘，良史的重心有所轉移是可以理解的。魏晉南北朝時期，許多史家把宣揚儒家倫理觀視為編撰史著的目的。

　　劉勰認為，編撰史著的目的是為了彰善癉惡，垂訓後世。歷史著作只有作到實錄，才能實現這一目的，因此，劉勰提出歷史認識的標準是實錄。張輔認為良史的長處有三，一為文字簡省，二為敘事傳人精要恰當，三為體例創新。

　　唐代劉知幾《史通》劉知幾對魏晉的史學批評，認為：「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銓綜之職，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舉俗共以為能，當莫之敢侮。」劉知幾批評魏晉史學過分注重辭藻，這正是魏晉史學脫離經學發展過程中，與文學結合過渡期間特殊的現象，這部分古偉瀛老師未提及，乃略作補充。

　　古偉瀛老師文中說明宋代的良史與宋以前不同，但我在文章裡未看出明顯的差異，或許待會可以請古偉瀛老師說明清楚一些。

　　宋代的良史，為史者目的乃為統治服務，作為體制內的「史官」，他要服從政治權威的支配，接受體制的規定，是非褒貶不能「謬於聖人」。因而司馬遷的看法遭到批評，據事直書，不虛美不隱惡，不畏強權的精神無由強調，因而採取一種極高調的標準談「良史」，到了聖人的地步。

　　吳縝《新唐書糾謬》 一書可看出當時對於史書的要求。他指出構成歷史的主要部分有三：「事實」、「褒貶」及「文釆」。

　　宋代程朱理學對經史關係的看法基本上是「經本史末」、「先經後史」。

　　馬端臨(1254-1323)所著《文獻通考》，〈自序〉中提出了「會通因仍」的宗旨。首先，他強調史學的「會通因仍之道」。貫通相因的通史家風，是司馬遷所創立的優良史學傳統，為唐宋史家劉知幾、鄭樵所表彰，更為司馬光的通鑑所發揚。

　　明代王褘〈文訓〉將良史視為公議持守者，而將其權置於君權之上，雖君親不能動搖。

　　胡應麟(1551-1602)則強調史學主體對於史學的影響，提出「公心」、「直筆」二善說，發展了唐劉知幾有關史家應具「才、學、識」三長的史學理論。在整個史學理論的體系中格外注重對於史學家素養中道德意識的探討。

　　顧炎武(1613-1682)認為語言的繁簡，不能刻意追求，要順其自然，該簡即簡，該繁即繁，最關鍵的是要「達」。

　　萬斯同(1638-1702)認為，史書是由史家撰寫的，史家主觀的「好惡之心」必然影響到史事記戴及評價的正確，為防止「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指出只有史家在主觀上做到「平心」，不偏不倚，才能修出萬世信史。

　　清代名史家王鳴盛(1722-1797)的史學主張屬於反對褒貶的主流。

　　章學誠提出「史德」，超越主客觀的二分法，對於人性的表理精粗有深刻的認識，良史最根本是要能氣平情正，盡其天而不益以人，是一種不斷磨練的修養工夫。即章學誠所謂「著史者之心術」。

　　梁啟超的「良史」觀是將其看成理想的歷史文本，而非一般學者的又可指「史家」，也可指「史書」模稜兩可的情形。更重要的是他的良史觀由「主客交融」到「客觀撰史」，乃充分表露其思想的變化以及當時的時代需求。

　　錢穆(1895-1990)提及古代史官在政府中，其地位是超然獨立的，董狐被孔子贊賞為良史，「那便是中國史學上之所謂筆法了。用現代人的觀念來說，記錄歷史，不僅要據事直書，而且當記出那事件之內裏的實情來，此始謂之良史也。」直書內情自是合於最古的良史觀。

　　古偉瀛老師引述汪榮祖老師的論文，指出史學經歷了歐美化的過程，歷史學成為大學學科裏的一支，受到十九世紀西方大學教育的影響，開始形式化、專業化及學院化。 西方的文化霸權下，歷史學的規範與訓練在世界上成為了一種標準，西方所樹立的標準成為各國史學家所模仿的目標。對於檔案史料的追求，對於原手史料與二手史料的區別以及史料的批判，加上自然科學的啟發，歷史研究愈來愈走向科學化，往往造就出來專題研究的學者，以社會科學的分析架構進行歷史書寫，造成史料豐富，推論謹嚴但多半枯燥無味的作品。以往重視文字優雅的傳統，在專題研究的形式下無法表現(汪榮祖，〈五四與民國史學之發展〉，載汪榮祖編《五四研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79)，221-233)。實在是非常值得我們今天深思的。

　　古偉瀛老師指出，若能以廣蒐域內外史料，宏觀及微觀兼具的視野及流暢的白話文所撰寫的史著，倒能得到許多人的肯定。陳寅恪(1890-1969)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張蔭麟(1905-1942)的《中國上古史綱》都被認為是好的史著， 然而並未被稱為「良史」。二十世紀後期為人稱道的「良史」是文革時自殺的翦伯贊。學者稱其能將唯物史觀與史料學派融合治史，更重要的是他的強項精神，侯外廬說：翦伯贊(1898-1968)是我們這個時代「德才學識四者兼備的良史」。我想，古偉瀛老師是非常感慨的吧！

　　本文結論說：史料上應中外文兼備，在解釋分析上應該全方位注意到弱勢及不同性別，在表述上，應該同時有敘述及分析 、引文與論述並重 ，並且最好能質性敘述及量化分析並重的兩全方法。有人認為比較受歡迎的可能是在問題意識上較能創新的， 在選題上較能使人引起認同感的，在解釋上較能包容多樣的，「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的，而在書寫上，推論合理，而又能表現出變遷過程的，將是受歡迎的「良史」。

　　雖然古偉瀛老師這篇文章的主體分為四段「二、宋以前的「良史」觀；三、宋以後的變化；四、明清的良史討論；五、二十世紀以來的新「良史」；但我在閱讀時，並未特別明顯看出各時代之間的差異性，大部分是史家個人的觀點差異，亦即後代史家可能提出與前代史學同樣的良史論。而同時代史家所謂良史亦是理一分殊，未有定說。

　　我個人的觀察，宋代和前代最大的不同，可能是民族主義和正統論，但古偉瀛老師似未特別著墨。

　　現代中國史學和臺灣史學的最大問題，是通史派的退出學院，這是史學專業化以後，過度向社會科學報告傾斜的結果。邯鄲學步，令人慨嘆。而目前臺灣史學訓練最大問題，在於祇訓練學生寫社會科學報告，而非寫史。將來出現史學家的可能性，將愈來愈低，祇下歷史學者和歷史工作者。文學至少還分為創作和文學評論，臺灣史學祇剩得社會科學報告，將來的史書誰來寫呢？沒有史書，何有史家，這是很悲哀的事。

　　另外，一些書寫上的問題，這些問題有些可能是趕稿倉促所造成的，有些可能是作者平日的書寫習慣，想就教於古偉瀛老師：

1.注5的寫法「新校本史記三家注/三家注序/史記正義序，11。」和注7的寫法「新校本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上 班彪列傳第三十上/班彪 – 1325」，「新校本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下 班彪列傳第三十下 - 1386 -」注29的寫法「新校本北史/列傳/卷四十 列傳第二十八/韓麒麟/麒麟子顯宗 1448 -」，可能統一會比較好。

2.注12「吳懷祺主編，龐天佑著，《中國史學思想通史魏晉南北朝卷》(合肥：黃山書社，2002.2)，181。」注13「禚夢庵，〈陳登與孔融〉，《三國人物論集》(台灣商務，1969)，39．」寫法宜統一。

3.注18「吳懷祺主編，龐天佑著，前揭書，218。」這類寫法對閱聽人來說是很不方便的。1985年以後的MLA論文格式已不使用ibid, op. cit. 之類的寫法；Chicago 要求同頁或連續方允使用，但文章很難確定會在同一頁，因此，1985以後，ibid, op. cit.的寫法，在歐美論著已經很少被使用；中文的同上、同前揭書，亦是如此。

4.注103「前氏著，前揭文，1104」，應是「錢氏著，前揭文，1104」。

5.網路資料的使用，可能需要注明取得時間，因為網路資料很可能隨時消失，在使用上必須很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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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WSGD at May 22,2007 08:45
因為研究王羲之，所以讀晉史，一直以來總是覺得有些說不上來的感覺，「劉知幾批評魏晉史學過分注重辭藻，這正是魏晉史學脫離經學發展過程中，與文學結合過渡期間特殊的現象」，吳鳴兄三言兩語就把我的「感覺得到說不出來」的感覺點撥得清清楚楚。厲害。
Posted by 侯吉諒 at May 25,2007 00:13
吉諒師父，

史學史、史學思想、史學方法與方法論，是我混飯吃的勾當，不能連這個都鬼混唄！

魏晉史學是上課要講的東西，劉知幾《史通》已經說的很清楚，逯耀東老師的《魏晉史學及其他》尤多宏論，我祇是拾人牙慧。

如果要說我真正當行的，其實是對清代史學提出多旋律線，複音音樂、主題與變奏的解釋，現在被徵引較多的是這部分。魏晉史學自有陳寅恪、逯耀東老師這些大家。

昨天學磨墨，才真的讓我覺得天地間皆學問，今天試了一下，略有進境。寫字還是得要有人引領，可以省二十年摸索歲月。感謝。
　
Posted by phil at May 25,2007 17:42
吳鳴兄：

磨墨學問大，墨裡面的學問也大，找對人，省時是小事，最主要是才學到對的東西。

我一直想寫磨墨的文章好多年了，有機會還是得寫一下。
Posted by 侯吉諒 at May 25,2007 23:21
吉諒師父，

期待您寫磨墨的文章，對我和學書法的人都太重要了。

下次得再向您請教選墨的方法。

感心。
　
Posted by phil at May 26,2007 01:30
吳鳴兄：

選墨只有一個方法──磨了再說。

會黑才能用。

咦，這不是你說的話嗎？
Posted by 侯吉諒 at May 26,2007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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