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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6,2006

攻讀博士，花落花又開(上)

　

　　那時候，春天的風特別溫柔。我坐在忠孝東路一棟大樓的六樓辦公室改著稿子，整理著即將出刊的雜誌目錄。

　　這是一九八九年春天，陽光和小雨是生命的歌。如果歲月可以停格，我會選擇停格在這樣的畫面。但歲月如流影掠過，做了過河卒子的我，祇有拼命向前。

　　一九八七年我取得碩士學位時，政大歷史研究所設立博士班，成立宗旨是要研究蔣介石的歷史。理由現在聽起來有點可笑，但當時的真實情形就是這樣。我本來有意報考博士班，想一氣呵成念完學位，但因為我的碩士論文太遲寫完，趕不及在博士班報名截止前取得口試成績，祇得作罷！因為是第一屆博士班，報考者眾，一些畢業多年的學長姊，紛紛重披戰袍，最後錄取了廖風德、薛化元、劉維開、蘇啟明、何思瞇五位；薛化元因同時考取臺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未到政大就讀，因此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第一屆僅四名學生報入學。

　　碩士論文口試結束後，一九八七年七月，我返回《聯合文學》專職，因為在撰寫碩士論文期間，張寶琴發行人特准我自一九八七年一月起留職半薪，每周到《聯合文學》上班兩個下午，其餘時間在家撰寫碩士論文。但碩士論文才起了個頭，椅子都尚未坐熱，原本擔任叢書主任的梅新接任《中央日報．副刊》主編，此時聯合文學叢書已箭在弦上，張寶琴發行人問我可否接叢書主任一職。張發行人的盛情雅意使我很難拒絕，於是我的職稱變得非常奇怪，「特約撰述兼叢書主任」，特約撰述是我在聯合文學編輯部的身分，叢書主任是我的行政職務。我將梅新留下來的書稿做了一些整理，接著和美術主任黃憲鐘討論叢書版型。當時文學書籍流行三十二開本，包括九歌、洪範、爾雅、純文學、大地、皇冠等文學書店，都採用三十二開本，擺在書架上像穿小鞋似的，我認為文學書應該和其他書籍同一尺寸，故而改為二十五開。沒想到這一改，幾年後竟成為通行的開數，一九九五年以後，我們看到臺灣書店裡的書幾乎都是二十五開本，聯合文學叢書實其始作俑者。

　　為了出版王禎和的《人生歌王》，我的鄉前輩作家楊牧和洪範書店的老闆葉步榮，對聯合文學有點不諒解，主要是王禎和的作品大部分在洪範書店出版，而現在忽然有一本在聯合文學出版，以後很難整理出版全集。楊牧、葉步榮和王禎和是花蓮中學同學，幾十年的交情因一本書而略有齟齬，坦白說我也有點難過，何況家父初到花蓮豐田拓荒時，是葉步榮令尊葉阿禮世伯的佃農，步榮大哥從小看著我長大。不過王禎和這本書是梅新邀約的，我只是接手處理。

　　我一邊替聯合文學出版社編輯叢書，一邊為王汎森兄校對《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但我的主要工作其實是撰寫碩士論文。我的碩士論文題目是〈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閻沁恆老師指導。此時我還不會使用電腦，我印了一種綠格子十二開的兩百格稿紙，天地內外很寬，行與行間留和格子一樣寬，方便我改稿。初稿寫完之後進行第一次修訂；修訂後影印在A3紙上，再繼續修訂，幾乎每一頁稿紙都被我改得面目全非，因為我相信蕭伯納所說的，寫作就是要找出最正確的那個字。所以我的稿子在正式出版前，至少都改過七次以上。

　　碩士論文通過口試後，一九八七年七月，《聯合文學》總編輯丘彥明要我恢復全職上班，我於是回到《聯合文學》擔任「叢書及活動主任」，直到我一九八九年六月底離職。

　　可能是因為工作太忙或其他不明因素，一九八八年五月，我錯過了博士班入學考試的報名日期。一般博士班報名約訂在五月中旬到六月上旬間，那一年政大的博士班入學考試報名日期和碩士班同時，在五月一、二日就報名，我因為大意疏忽，錯過報名日期，祇能徒呼負負。前一年我曾請同事愛亞(作家，當時任《聯合文學》雜誌副總編輯)為我算命，愛亞是紫薇斗數專家，我問愛亞我考博士班會不會錄取，愛亞仔細分析我的命盤，然後對我說：「吳鳴，你的命盤龍池鳳閣夾命宮，左輔右弼夾命宮，考博士班一定會上的，祇是其間會有一些波折。」我聽了覺得很安心，想說考上就好，管他有沒有波折。後來我遇到愛亞，告訴她我沒考上博士班，愛亞瞪大了眼睛，重複說著：「這怎麼可能！這怎麼可能？吳鳴，告訴我到底怎麼回事？」我告訴愛亞我錯過報名日期，愛亞氣得一拳捶在我肩膀上，一邊打一邊罵：「怎麼會有你這種人！怎麼會有你這種人！」我聳聳肩，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

　　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成立第一年，我因碩士論文尚未口試不能報考(後來簡章修訂為放榜前有口試成績即可，報名時交碩士論文初稿，不要求先通過口試)；第二年錯過報名日期；我想如果不是我求學命途多舛，就是上帝和我開了個大頑笑。

　　一九八九年春天，我下定決心無論如何一定要考博士班。簡章一開始發售，大師兄廖風德就寄了一分給我，報名日期同樣訂在五月一、二日，我發誓這次一定不會再錯過報名日期。然而正當我忙著撰寫博士班入學考試研究計畫時，一通三姊彭素梅來自花蓮的電話，在我頭上重重地敲了一記。三姊說姆媽因左腳背潰爛，必須送到林口長庚醫院進行截肢手術(姆媽當時有糖尿病)。一九八九年三月三十日，三姊推著輪椅送姆媽抵達松山機場，我開車直奔林口長庚醫院。

　　為了方便照顧，姆媽在長庚醫院進行手術前檢查時，我找到東海社工系的學妹滿書芳(當時任職國泰醫院)，為我找到床位和醫師，於是我將姆媽轉到國泰醫院。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姆媽動截肢手術，主治醫師為沈博文，他是一位醫術高超，醫德高尚的骨科醫師，每天準時來巡房，甚至有一回沈醫師南下，晚上十點多猶奔馳中山高速公路，仍趕回臺北查房，直到如今，我對沈醫師仍懷著深深的感念之情。姆媽動手術那天也是我遞辭呈的日子，當時主要是想我可能白天要照顧姆媽，因而辭掉工作，準備另外找晚上的工作，最可能的是到報社擔任新聞編輯。此時我的處境祇能用兵荒馬亂來形容。姆媽動截肢手術，孩子一歲半，我辭去《聯合文學》聯書主任，博士班入學考試的研究計畫還沒寫好，同時九歌出版公司的《中華文學大系》編選工作正如火如荼，張曉風、陳幸蕙和我負責散文部分的主編。時移事惘，我幾乎已經想不起當時是怎麼度過的。祇記得姆媽術後傷口復原良好，我倚著病人進食用的餐檯寫研究計畫。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我開車從國泰醫院趕到政大報名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所幸資料齊全，順利完成報名手序。回到醫院，我一邊陪伴母親，一邊讀書，準備博士班入學考試。一般情形是三姊照顧白天，我負責晚上，就著病床邊白色的日光燈看書，白天則回聯合文學辦公室處理叢書編輯事務，以及準備六月三十日的交接。

　　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姆媽傷口愈合情況甚佳，三姊決定帶姆媽回花蓮靜養。我將銀行存款幾乎悉數拿去給付國泰醫院的醫藥費，張發行人另外給了我五萬元離職獎金，感謝我這四年在《聯合文學》工作的辛勞。

　　經過這一程折騰，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我參加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入學考試，以榜首的成績錄取，接獲通知時，我的心裡真是百感交集。

　　為了養家，我在考完博士班入學考試後，應徵《聯合報》新聞編輯；但因我不曾編過報紙，不知如何下新聞標題，也不會畫版樣，考試的結果當然是落榜了。所幸《聯合報》新聞部編輯中心主任在過濾應徵者資料時，看到我的學資歷，認為我雖然沒有做過新聞編輯，但文字底子不錯，施加訓練後應可勝任，問我願不願意到編輯中心當見習生，我在電話裡同意到編輯中心見習，並感謝賴清松主任的雅意。

　　一九八九年七月四日，我成為《聯合報》新聞編輯中心的見習生，三個月後正式應聘為助理編輯。接著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開學，於是我白天在政大當研究生，晚上在《聯合報》當新聞編輯，一根蠟燭兩頭燒，燒了三年，直到一九九三年七月三十日離職，回家專心寫博士論文。

　　有些朋友在我取得博士學位返回母系任教以後，常問我一個問題，為什麼我沒出國念書？故事說起來真的很長，一九八一年大學畢業時我原本打算服役後出國求學，入伍三月，父親大去，出國夢第一次破滅；一九八七年三月我正忙著寫碩士論文時，姆媽第一次輕微中風，我向張寶琴發行人借了十萬元給付省立花蓮醫院的醫療費；一九八九年三月我準備考博士班時，姆媽動截肢手術。經過三次折騰，我已完全放棄出國念書的想法，出國夢亦隨風飄逝。

　　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必須修習廿八學分，大部分都是中國近、現代史範疇，祇有三門課非此領域，即杜維運老師「中國史學史專題研究」、林天蔚老師「中國典籍研究」和孫鐵剛老師「秦漢史研究」。

　　博士班有兩門必修課，一門是蔣永敬老師「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另一門是蘇雲峯老師「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

　　博士班一年級的必修課是「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我因為在碩士班時，修過蔣永敬老師的「中國現代史研究」，「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和「中國現代史研究」的內容相近，唯深淺有別。我入學考試時，歷史研究所所長是文學院長王壽南老師兼任，九月入學後胡春惠老師接任所長，但在所裡開「中國現代史研究」，我碩士班已修過同名課程，所裡規定不能重覆選修，因此沒有機會修到所長胡春惠老師的課。

　　雖然「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和「中國現代史研究」內容接近，但蔣永敬老師上課採專題式講授，頗能引人入勝。這段時間蔣老師支持新黨，上課觀點和五年前修他的「中國現代史」有很大差異。一九八三年時，蔣老師上的「中國現代史」其實就是中國國民黨黨史。到一九八九年上「中華民國開國史專題」時，蔣老師變得很敢說話，上課內容亦風趣幽默許多，對國民黨的一些秘辛，較無忌憚，敢於大膽批評，有時亦批評執政當局。我們有時在課堂上提出尖銳問題，蔣老師亦侃侃而談，殊少忌諱。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蔣老師開放多了，雖然我對蔣老師的新黨立場不以為然，特別是一九八○年代中期以後，我在政治取向上漸向本土意識傾斜，常在淒風苦雨中聆聽黨外和民進黨的政見會，在某種程度上支持政治反對運動。一九九○年三月野百合學運如火如茶，我亦曾在深夜時分帶著麵包到中正紀念堂，與學生們坐在一起。一九九一年的獨臺案，就讀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的廖偉成，被憲警衝進校園帶走，因為廖偉成研讀史明《臺灣四百年史》及其游擊戰手冊，做了相關筆記。接著是廢除刑法一百條街頭運動，我和學生們坐在火車站，警方的水龍在街頭噴得我們滿地打滾。博士班低我一屆的呂紹理在政大言論廣場貼大字報，聲援廖偉成，胡春惠老師特別找呂紹理約談，告誡呂紹理不要碰觸政治，將來或許有機會返回母系教書。碩士班的學弟潘光哲參加「五二○農民大遊行」，有人密告閻沁恆老師，要閻老師注意指導學生的言行。我參加遊行時總是躲在人群裡不起眼的角落，不上臺，不演講，祇是默默支持著學運、反刑法一百條和政治反對運動，當一個不起眼的小芭樂。

　　杜維運老師的「中國史學史專題研究」，與我的研究最貼近，一九八四年我讀碩士班二年級時，到臺大歷史研究所旁聽杜老師的「中國史學史研究」，那一年杜老師從香港大學返回臺大擔任客座教授。一九八九年博士班一年級倒是正式選課，成為杜老師的學生。學術界稱杜維運老師為老杜公，因為另有一位小杜公杜正勝老師。老杜公詩酒風流，自詡性近小杜(杜牧)，杜牧有詩云：「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但老杜公實詩酒而不風流，我們因而常陪杜維運老師喝酒。小杜公杜正勝老師反倒像老杜(杜甫)，治學嚴謹，為人嚴肅，一絲不苟。杜維運老師常提及三赴劍橋訪問研究時，適杜正勝老師公費留英，兩人常相約小酌，老杜公說那是小杜公喝酒最多的時期。老杜公不僅愛飲，酒量亦宏，就平常與老杜公喝酒的經驗，大約有兩三瓶紹興的量。我因為喜歡烈酒，對酒精純度四十度以下的酒興趣不高，但總還能陪老杜公喝幾杯。老杜公形容我喝酒是「窮凶極惡」，因為我喝酒從不囉嗦，舉杯即乾，大不了喝醉，碰杯時則是豪情萬丈。

　　臺灣史學界有所謂天下三劍，係指酒量最好的三位長輩，第一劍是陳捷先老師，閻沁恆老師排名第二，杜維運老師是老三。杜老師常調侃自己做趙翼研究，趙翼是天生的第三命；在乾嘉詩壇，排名第一的是袁枚，第二為蔣士銓，趙翼排第三；乾嘉考據三大家，排名第一的是錢大昕，第二為時王鳴盛，趙翼排第三；縱使參加殿試，明明取中第一，卻因陝西在清王朝未出過狀元，乾隆皇帝硬是把趙翼從狀元移到第三，成了探花郎。杜維運老師說他成為天下第三劍，或即與他研究的趙翼同命。而杜維運老師亦因《趙翼傳》獲得國家文藝獎。從碩士班、博士班，到取得博士學位返回母系任教，二十幾年間，我有許多機會和天下三劍喝酒。就我的觀察，陳捷先老師排名第一當之無愧，這不僅是酒量問題，還有氣勢。喝酒時陳老師會鬧酒、勸酒，許多時候採取主動攻擊，而且喝酒以後講話很大聲，氣勢十足十。陳老師喝酒以後喜拍鄰座肩膀，而且拍得非常用力，坐在他左右的人，得承受得住才行。閻沁恆老師喝酒則是來者不拒，但不主動出擊，感覺在氣勢上不如陳捷先老師。如純以酒量而論，我認為閻老師應不在陳老師之下，只是喝酒風格不同。陳老師和閻老師能喝各式酒品，杜維運老師主攻紹興，相較之下顯然有上下之別。

　　除了愛飲、善飲，杜維運老師另有兩項本事，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其一是杜老師文筆極其典雅，雄深雅健，溫文古樸，其《史學方法論》歷三十年而不衰，優美文筆可以說居首功。其《趙翼傳》能獲得國家文藝獎，實亦其來有自。以史學家身分獲國家文藝獎，印象裡杜維運老師似乎是唯一之一人。

　　另外一項我佩服杜維運老師的是記性奇佳，上課時帶兩支粉筆走進教室，遇到要引述材料時，祇見杜老師在黑板上寫著史書上的文字，不論《左傳》、《史記》或《資治通鑑》，杜老師都直接默寫在黑板上。有一次杜維運老師引述〈太史公自序〉，寫了一黑板又一黑板，把我們看得目瞪口呆。另有一次杜老師引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上》，也是寫了一黑板又一黑板，看得我楞在那裡，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因為杜老師的記性如此之佳，我們和老師打麻將時祇有輸的分，我們打的每一張牌，杜老師都熟記如流，怎麼打得過他？實在輸得不甘願時，我們就慫恿杜師母上桌。杜師母財大心粗，喜做大牌，我們這些學生就蠶食鯨吞，把輸給杜老師的在師母手上贏回來。所以，我們這小鬼在牌桌上喜歡杜師母多於杜維運老師。

　　杜維運老師對學生很好，修杜老師的課祇要正常上課，正常繳交學期報告，成績通常都在九十分起跳，師生皆大歡喜。但我們在杜維運老師課堂上實在學習很多，諸如對學術的虔敬，論文書寫的要訣，用字的典雅溫厚。縱使在史學研究上距離杜維運老師很遠，但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杜維運老師是我仰望的標竿，無時不敢或忘。

　　念碩士班時，政大歷史研究所除了王壽南老師的「中國政治史研究」之外，幾乎沒有近代以前的課程，所以我在碩士班時到中文研究所選修尉天驄老師的「孟子研究」，和華仲麐老師的「先秦諸子研究」。而當我在課表上看到有古代史課程，便選了林天蔚老師的「中國典籍研究」。

　　林天蔚老師的上課內容，主要是研讀劉定之《宋論》。一般讀《宋論》大部分是讀王夫之的《宋論》，很少有人特別去讀劉定之的《宋論》(原名《宋史論》，收入《四庫全書》)。上課方式是林天蔚老師每周指定同學閱讀《宋論》章節，在課堂上先進行報告，然後修課同學和老師一起進行討論。就我閱讀劉定之《宋論》的心得，此書實非高明，莫怪知者甚少，如果真要讀《宋論》，我認為仍應以王夫之《宋論》為正道。說實話我不是很理解為什麼林天蔚老師要選劉定之《宋論》讓我們讀。林天蔚老師是一位自學成功的學者，受史學前輩羅香林賞識、提攜，任教於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退休後應政大歷史研究所所長王壽南老師之聘，到政大歷史研究所任教。當時政大歷史系所分治，所長可以全權決定教師聘任，因而有幾年均聘請海外退休教授，使得政大歷史系所合一之後，中生代的教師(按：指一九四五─一九五五年前後出身的史學工作者)，幾付諸闕如，形成極大的斷層，直到一九八九年增聘周惠老兄來系任教，才開啟政大歷史系所教師的新世代。系所聘請資深教師固可立即提升師資水準，但年輕學者亦可能因此失去進入學術工作之機會。二○○○年代前後，許多私立大學院校採用此一方式聘請尋找第二春的公立學校退休教授，固方便該校申請升級為技術學院或大學，但急就章的結果，不免使許多青年學者治學、教學之路更為坎坷，歧路亡羊，令人慨嘆。

　　上了一學期的《中國典籍研究》，對我而言，收獲無多，甚至不如在東海大學歷史系一年級時，祁樂同老師「中國通史」課要我們點讀的趙翼《廿二史劄記》。

　　一九八三年我上碩士班時，王爾敏老師自香港返臺休假，到政大歷史研究所開設「中國近代史」和「中國近代學術思想」，沒想到一九八九年進博士班時，王爾敏老師適巧自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又到政大歷史研究所開設「中國近代史料分析」和「近代重大問題研究」，我博一上學期選修「中國近代史料分析」，下學期選修「近代重大問題研究」，前者帶領我們研讀史料，後者提要鉤玄，將近代中國重大問題羅列，分析問題關鍵所在及其對近代中國的影響。當時因王爾敏老師對通俗文化興趣濃厚，在課堂上討論了許多相關議題，後來王爾敏老師出版《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九六)；《明清社會文化生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七)；書中部分內容即曾在課堂上講授，並與選課同學進行討論。

　　一九八九年再度到政大歷史研究所兼課時，王爾敏老師的眼睛已經極差，多年受白內障之苦，已經看不見小字，須藉助放大鏡。而其上課講義則用粗簽字筆寫在A四影印紙上。縱使如此，王爾敏老師仍治學不輟，其精神實令人感佩。上一代史學前輩中，受眼疾之苦者非僅王爾敏老師一人，以政大歷史系所而言，王壽南老師自青年時代即為眼疾所苦，其後因動白內障手術失敗，一眼失明，仍孜孜矻矻治學。胡春惠老師亦長年為眼疾所苦，讀書、寫作均甚吃力，但情形似較王壽南、王爾敏老師略好。江金太老師亦因白內障導致一眼失明。我常戲稱學術工作者有四大學派：眼睛、腸胃、精神和脊髓學派，眼睛學派最常見的是白內障；腸胃學派常見者為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或腸躁鬱；精神學派在臺灣較少見，德國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乃其著例，他的書序大部分寫於精神病房；脊髓學派分兩種，一種是僵直性脊椎炎，一種是坐骨神經痛。大部分學術工作者都會認養上述一至多個學派(當然也有人得天獨厚，不屬任一學派者)；我屬脊髓學派之坐骨神經痛，曾經三度發作，不能站，不能走，不能坐，不能躺，簡直痛不欲生。有時想想，選擇以學術為志業，真的得有很大的勇氣。

　　王爾敏老師再度到政大歷史研究所上課時，較為和藹可親，至少比起一九八三年我在碩士班修課時，和學生顯然更為親近。而因我初入博士班就讀時，住在南港，每次王爾敏老師到政大上課，都是我順路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去接老師，一路和老師聊天到學校，當時北二高尚未通車，必須走南深路，約三十到四十分鐘車程，在這段路上我等於比別的同學多上三、四十分鐘課，我常覺得較正式課堂收獲尤多。

　　博士班二年級修蘇雲峯老師的「中國現化化專題研究」，這是博士班的必修課，蘇雲峯老師自己只上四節課(上下學期八節)，其餘課程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或有關現代化研究的教授上課，諸如張玉法老師、張朋園老師、呂實強老師、黃炳煌老師、藤井志津枝老師、熊秉真老師，以及有些我已不太記得的老師，總計約二十人之譜，上課內容主要是各人的現代化研究。由於老師太多，上起課來有時難免浮光掠影。在政大設立歷史博士班以前，臺灣僅有臺大、臺灣師大、文化大學設有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故政大歷史研究所在草創初期，有這類多位老師合開的課程，希望學生可以接觸更多不同領域／研究範圍的老師。後來博士班開設必修的史料閱讀指導，亦是多人合開。我自己對這類課程持比較保留的態度，太多老師合開一門課，老師上完課就離開，學生上完課後想到有問題要向老師請教，卻已叩問無門。我比較主張多選不同老師、不同範圍的課，而非一門課多位老師講授。

　　但蘇雲峯老師對我卻產生極大的影響，主要是有關電腦的學習和使用。蘇雲峯老師教我們時，年紀約六十歲上下。上課的第一天，問班上同學有沒有人會用電腦？同學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都搖搖頭。蘇老師說：「我們這門課是『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你們總不會交手寫的報告給我吧！」我覺得蘇老師講得很有道理，修現代化專題，研究報告也應該現代化，至少用電腦打報告是現代化的第一步。一九九○年九月，個人電腦(PC)尚停留在二八六和三八六的轉型時期，開機程式是MS.DOS 三.三，文書編輯軟體停留在PE二和天蠍星排版系統。我心裡想著，蘇老師六十歲了還學電腦，三十歲的我為什麼不能？適巧大易輸入法發明人王贊傑到政大電子計算機中心，介紹、推廣他的輸入法，我去聽了他的講演，覺得大易輸入法是一種符合漢字書寫的輸入法，於是買了一本《大易輸入法》的書，回家做陸地操(因為還沒買電腦，祇能拿了書背部首按鍵)。適巧此時我晚上工作的《聯合報》編輯中心正積極推動電腦化，我被選為種籽隊，報社為我們安排了八個小時的電腦講習，從DOS、輸入法到文書編輯器，我就這樣展開電腦學習之旅。

　　我第一部電腦買的是旭青三八六SX，算是假三八六電腦，但反正先用著再說。我花了三天時間練習大易輸入法，接著用電腦寫日記。解決中文輸入問題後，買來幾本諸如DOS、PCTOOLS、PE二、天蠍星排版、DBase、C語言之類的書，自己邊看邊學，不到半年居然上手了，而且盡棄手寫，完全用電腦打稿。一年後政大歷史系所主辦的學術研討會，幾乎均由我帶領博、碩士班研究生負責論文打字、排版，博得與會學者的一致好評。一九九三年我返回母系教書後，要求大一同學必須用電腦繳交學期報告，甚至有三年時間在系上開設電腦「資料處理」課，這些都緣於一九九○年秋天蘇雲峯老師要求我們用電腦撰寫學期報告。我在一九九九年到二○○二年的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以量化方法分析一九四五──二○○○年間的臺灣史學，用五百多個統計圖分析臺灣史學期刊的研究動向，最初亦可溯及蘇雲峯老師要我們使用電腦的要求。後來我試著將史學量化做得和自然科學的統計頗為接近，希望讓非歷史學門的人看得懂歷史學論文，亦緣於蘇雲峯老師最初之一念，開啟我歷史學研究的另一個視窗。

　　如就「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課程本身而言，坦白說我個人是不贊同所謂現代化觀點的，當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花了極大的人力、物力，推動中國現代化研究，雖然研究成果甚為可觀，但我個人對布雷克(E. Black)的現代化理論，是持相當多保留態度的。布雷克《現代化的動力》(The Dynamic of Modernization)幾乎成為現代化研究的基本論述，我對其論點頗有保留，因為事實上我們看到許多未經現代化即邁向後現代的例子(如印度)，因此我認為現代化並非唯一選項。簡單地說，因為我對現代化略有所疑，有關這門課的理論和內容，乃未能窺其堂奧。但這不表示我否定「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這門課，我在這門課其實獲益良多，我祇是不贊同全用現代化理論來涵蓋、解釋中國(或世界)近代發展的歷史。

　　孫鐵剛老師「秦漢史研究」，是我期盼已久的課，這是我負笈政大歷史研究所以來，從碩士班到博士班，最靠近我原本有意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史的課，雖然我的碩士班論文〈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已將我的興趣轉到現代中國史學，而且我的博士論文〈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已經在進行中，但對中國古代史仍有深深的契情，既然沒有機會選修中國古代史，秦漢史亦可療飢止渴。孫鐵剛老師選擇秦漢史的重大問題講授，上課的形式一半講授一半討論，師生間互動極為良好。其中有部分的課程是分析《鹽鐵論》，我們在上課時選讀了大部分《鹽鐵論》的篇章，將《鹽鐵論》放到漢武帝時代的政治、社會、經濟背景加以分析，使我獲益良多。我的期末報告為〈從《鹽鐵論》看漢代人用《詩經》的方式〉，探討《鹽鐵論》引用《詩經》的時機、《詩經》地位的演變及引用《詩經》的方式、漢代學者應用《詩經》的託古改制意涵；這當然是一篇不成熟的習作，因而從未正式發表，迄今仍存在電腦硬碟裡。明眼人當然一眼就看得出來，這篇報告的研究取逕，完全受到古史辨運動的影響。孫鐵剛老師是一位溫厚的長輩，學期末給了我九十二分的高分，讓我頗覺汗赧。

　　李雲漢老師的「民國人物研究」，乃專為博士班所開設的課程。政大歷史研究所有些課程為博、碩士班合開，博士班和碩士班均可選課，諸如林天蔚老師「中國典籍研究」、孫鐵剛老師「秦漢史研究」；有些課祇有博士班才能選，諸如蔣永敬老師「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一般情形課程名稱為專題研究者屬博士班課程，課程名稱為研究者屬碩士班或博、碩士班合開之課程；但亦不完全如此，有些課程不完全依名稱為別，李雲漢老師的「民國人物研究」即是如此，課程名稱看似博、碩士班合開，但實際上規定祇有博士班學生可以選課。

　　李雲漢老師當時擔任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後來接任主任委員)，其成名作《從容共到清黨》，剖析聯俄容共的由來與結果，雖然具有鮮明的黨國色彩，但因李老師治學極嚴謹，甚少引發批評。李雲漢老師上課時亦不謹守黨國人物，並兼及學術思想人物。本來我有點擔心上課內容過度傾向政治人物，課程難免無聊，卻因李雲漢老師上課語言之敦厚，常使我忘記他是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我想起未選李雲漢老師的課以前，常聽學長姊談起李雲漢老師的黨國意識，但真正坐在李老師課堂裡，才發現上李老師的課如沐春風。李雲漢老師嚴謹的治學方式，和他溫厚的待人處世，使我在往後的學術生涯中，時時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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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後覺得自己有點強迫症。看完這篇連同〈研究生涯，揚帆啟航〉的人一定不多，趕快上來簽名搶積分，累積以兌換教授簽名。

大學時修生理學，上心臟血管單元覺得自己心臟無力兼心律不整，上腸胃單元發現自己胃酸過多及腹瀉，上呼吸道單元則趕到胸悶呼吸不順，上泌尿道部分變成頻尿，等到神經學則是失眠併重度憂鬱。

看來走歷史研究路線還是很幸福。教授只得坐骨神經痛實在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黑膠助您復健功勞一定不小，敗家更加理直氣壯。
Posted by phli at September 16,2006 11:15
　
phli兄，

您說得好，看完〈研究生涯，揚帆啟航〉和〈攻讀博士，花落花又開〉，是需要強迫症的。這兩篇各自寫了5天，加起來有42000字，我自己都嚇了一跳。不過寫完這兩篇，剩下的就快了。可惜學校已經開學，我又接了教育部的一個研究中心，要寫年度執行細部規劃，自傳寫作得暫停數日。

昨天思詒兄來，帶了一條電源線給我試，一向不相信線的我，居然發現好極了。看來敗家是一種習慣。倒是黑膠對坐骨神經痛復健真的很有效。所以，敗家有理，黑膠萬歲！呵！
　
Posted by phil at September 16,2006 13:32
真巧, 學長你認識愛亞, 她兒子是我的好朋友, 也喜歡弄音響, 目前是專業錄音師.
Posted by aahmi at September 16,2006 23:01
　
aahmi兄，

愛亞有一個兒子是東海美術系畢業的，不知道aahmi識得的是不是這個？我知道愛亞有一個兒子是專業錄音師。

愛亞家住離你很近的。

阿你是怎樣，我認識媽媽，你認識兒子，我們有差那麼多嗎？
　
Posted by phil at September 17,2006 00:37
有哇～ 你們倆擺在一起，真的差很多哇～～
Posted by alc at September 18,2006 01:55
　
alc兄，

好吧！我承認差很多啦！嗚！
　
　
Posted by phil at September 18,2006 15:13
年紀差不多, 但活動範圍差很多. 阿密應該慶幸的是多和年輕人來往會變年輕的, phil這樣只能在老人堆裡裝小子, 在我們這裡叫老大, 其實老字意義多過大字.

人是有職業病的, phli還沒執業只在學習就生病, 足以預見現在的他, 視病猶親. 很想今年底前去一次花蓮. 順道給您看一下.
Posted by ARWEN at September 19,2006 19:41
　
ARWEN，

我都跟年輕人在一起呀！祇是學生都叫我阿伯，我也莫法度。
　
Posted by phil at September 19,2006 22:45
ARWEN

你要是親眼看到Phil做"全跳"時的動態, 就知道這個阿伯有多可愛了, 很大, 一點不老, 像洪金寶一樣, 比多數瘦子靈活.
Posted by aahmi at September 20,2006 00:03
ARWEN,

剛看到你寫的人是有職業病的，一時錯想成有的人的職業是生病？你的病都好了吧？要不然這樣一直生病真不是辦法！

年底前來一趟花蓮，來找我們玩吧！十一月就算年底了，要跟大羅一起來跑馬拉松嗎？他只跑5000，所以，不用擔心要跑很遠。之後，他繼續去騎車，如果阿密也要來的話，我們可以跟阿密他們開車去玩。：）
Posted by waves at September 20,2006 20:10
對於杜教授等人的描述，真是非常精彩！
Posted by dt at September 29,2006 21:45
　
dt兄，

我喜歡長輩們帶給我的生活感動，我亦感動著這樣的生活樣式。
　
Posted by phil at October 3,2006 11:31
也看完了兩篇, 簽名留念.

人文學科的〔人師〕與學生的密切關係, 與自然學科真大不相同.
Posted by Carlos at October 5,2006 01:44
　
Carlos兄，

人文學很注重蘊涵的，師生間很多時候不是在談學問，而是在生活中。我和我師父喝酒時談的話比平常多100倍，所以請我師父指導論文的第一要件是：好酒量。呵！

您的論文差不多了吧！

祝福
　
Posted by phil at October 7,2006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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