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tember 16,2006
攻讀博士，花落花又開(下)
修完規定課程之後，博士生最難過的有兩關，一關當然是撰寫博士論文和口試，另一關則是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一般稱為學科考)。我在一九九一年四月博士班二年級下學期申請資格考試，當時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是在所有修過課程中選考三科，考試科目由研究生自行選定，因此每個人考的科目都不相同。我之前的第一屆和第二屆博士班學長姊，在一九九○年四月我念博士班一年級時，七個人同時申請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全部順利通過。一九九一年四月我申請資格考試時，班上沒有其他人和我一起申請，所以是一個人參加考試。我選考的科目為「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中國史學史專題研究」；其中前兩門課其實就是中國現代史，選考這兩科說起來有點取巧。我從上學期結束(一九九一年一月)後，即開始專心準備考試，因為下學期我祇剩一門兩學分的「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因此可以集中心力準備。
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每科考三小時，考累了還可以上個廁所，甚至在上廁所時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偷偷抽支菸再進來考試，否則三小時寫下來會寫死人的。監考人員看我們這些考資格考的博士生，多少亦有幾分同情，不會像對待大學部期中、期末考那般嚴格，反正三個小時寫四個題目，每個題目答八頁(一本答案紙)，寫得手都快抽筋了，也不可能作弊或拿書出來抄，所以監考人員總是通融一些。
考完資格考試，算是暫時可以喘一口氣了。但我還來不及喘氣，教務處公布我的考試成績：「中國史學史專題研究」九十二分；「中華民國建國史研究七十七分」；「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六十九分；為了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少一分，我必須重考這個科目。此時我的心情可以說萬般沮喪。從一九九一年七月起，我重新準備十一月的資格考試。
本來我計畫兩年修完博士課程，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第三年撰寫論文。而因為資格考試有一科不及格(研究所的及格分數是七十分)，必須多花半年時間，這樣一來我勢必不可能三年畢業，至少要三年半到四年，惟亦莫可如何。
對我而言，在內心深處我其實很難接受自己是政大歷史研究所設立博士班以來，第一位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被當的學生。而在不到兩年前我才以榜首的成績考進博士班，兩年後卻成為第一位資格考試被當的學生，我內心感到極度的傷痛，惟亦無怨，仍埋首苦讀，準備再度參加資格考試。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我再度走進考場，同樣的煎熬再度經歷，這次「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獲得八十七分，順利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可以開始寫博士論文了。
但我並未立即著手撰寫博士論文，一方面是準備了一年的資格考試，在精神、體力上有點疲憊，另一方面我晚上在報社的新聞編輯工作，長期下來亦使我身心俱疲，想先休息一下。
一九九二年二月，政大歷史系主辦中華民國大專院校中國歷史教學研討會，系主任張哲郎老師於一九九一年九月兼代歷史研究所所長(原所長胡春惠老師休假，赴香港珠海書院接任歷史研究所所長)，找我負責籌備研討會事宜。當時剛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的我，帶領博士班一、二年級和碩士班的學弟妹們，一起處理論文打印，其中出力最多的是呂紹理、李道緝、唐志宏、陳宗仁等人。我記不得何以當時博士班第一、二屆的學長姊沒有參與，可能是他們都已修完課程、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而且前兩屆博士班學長姊除了李盈慧學姊之外，白天都有正職工作，修完課後較少到學校來。同班的李貴豐擔任文學院王壽南院長秘書，毛知礪老師是系上講師，徐安琨不是很熟悉電腦，張中復考上那年因為同時應民族研究所行政講師之聘，先行休學一年，第二年方始註冊入學，變成低我一屆，和第四屆同學一起修課，平日民族研究所工作亦忙。因此祇剩我帶領學弟妹們，一起籌備大學院校外系歷史教學研討會。約略就在此時，林能士老師開始喊我彭老大，後來學弟妹們跟著喊，變成我的綽號。
一九九二年二月研討會召開前一個禮拜，我開車先行到日月潭教師會館勘察場地，並到九族文化村安排與會學者參訪事宜。二月十五──十七日研討會正式召開，兩輛大型遊覽車載了九十幾位與會學者前往臺中日月潭開會，部分工作同學已於前一日先行進駐，安排會議事宜。
我們帶了兩部桌上型電腦到會議現場，因為有兩位老師的論文尚未交稿，工作小組準備在現場打字，負責的是低我一屆的呂紹理和低我兩屆的李道緝。當時大家一股熱情，唯一的想法是把會議辦好。參與工作的博士班同學包括同屆的張中復，低我一屆的呂紹理、林桶法，低我兩屆的李道緝、楊維真、吳翎君；碩士班的陳鴻圖、呂玲玲，歷史系助教楊小華、張曉寧；李道緝、呂紹理負責論文打字、排版；林桶法、張中復負責議程和會議紀錄，吳翎君負責總協調，我擔任司儀和參觀時的嚮導。會議主持人包括王壽南、宋晞、王曾才、蔣永敬、管東貴、張玉法、陳三井老師，發表論文的包括李國祁、韓復智、張元、張哲郎、林能士、王仲孚、黃俊傑、周樑楷、陳錦忠老師；評論人包括鄭樑生、呂士朋、王吉林、任育才老師。這次的教學研討會因為關係大專院校非歷史系學生的歷史課程，影響大專院校歷史系教師的切身問題，因而討論極為熱烈，會後並出版論文集：王壽南、張哲郎主編，《中華民國大專院校中國歷史教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歷史學會、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一九九二)；這本論文集是我用天蠍星排版系統編輯的，封面請我在《聯合文學》的美術編輯同事周玉卿設計，照片請《聯合報》美術編輯王廷俊(原任職《聯合文學》美術編輯，後請調《聯合報》)協助美工完稿，這是我第一次用個人電腦編書，雖然天蠍星排版系統的排版功能仍有不少缺失，但能用來排一本書，已經相當不容易，王壽南和張哲郎老師看到論文集出版，極為高興，這是為大一中國通史課程編輯《中國通史論文選》之後，政大歷史系第一次出版論文集。
一九九二年五月，由胡春惠所長籌備的「黃興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政大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召開，會議的執行秘書為呂紹理，工作小組分工如下：議事組／林桶法，接待組／吳翎君；出版組／李道緝；我仍然擔任司儀；這次會議的部分經費由薛君度教授提供，他是黃興的女婿，其夫人即黃興與徐宗漢的女兒黃德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的博士，任教於美國馬里蘭大學，其成名作《黃興與中國革命》提出辛亥革命雙元領導之說(即孫逸仙與黃興)。
「黃興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因邀請海外與大陸學者與會，程序上較為複雜；特別是當時大陸學者來臺手續極為煩複，呂紹理聯絡教育部、陸委會、境管局，幾乎跑斷腿，會議總算順利召開。這次會議是大陸歷史學者首度來臺開會，從此開啟兩岸史學交流的新頁。
薛君度教授在「黃興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閉幕式中，檢討此次會議，認為所發表的論文缺乏新義，引起與會學者的不滿。在薛君度教授致詞後，張朋園教授對薛君度教授的《黃興與中國革命》提出不同意見，其他學者亦對薛君度的閉幕演講，提出問難。我因為擔任司儀，坐在很靠近主席和發表人的位置，看著與會學者和薛君度教授的唇槍舌劍，第一次知道原來學術會議可以如此直接砍殺。以薛君度教授的黃興女婿身分，討論辛亥革命的雙元領導即有其高爭議性，又在閉幕致詞中否定與會學者發表的論文，身為半個主人的薛君度教授，在我看來是有點跳tone的，一般當主人的總該笑臉迎人，豈有將客人全部批評一頓之理，莫怪乎與會學者群起而攻，這是我見過論辨最多的學術會議閉幕式。
「黃興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才剛結束，一九九二年六月廿三日至廿五日的「歷史學系課程教學研討會」隨即登場，開會地點在政大行政大樓第一、二會議室，總計發表論文三十四篇，內容涵蓋大部分歷史系課程，包括中國史、西洋史、史學理論與方法；各大學系主任並報告該系的課程結構、師資；中、西通史，中、西斷代史，國別史，量化史學，史學名著；各論文發表人就其授課科目、內容、教學方式做說明，與會者盡情發言討論。這次研討會對一九九四年以後教育部開放大學自主課程，有極大的影響，各歷史系所亦就討論會論文內容，截長補短，修訂各自的課程規劃，這是近二十年來歷史系所教師首次提供授課內容，供與會學者討論、參考，以為個人教學之參考，可以說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教學研討會。
由於「歷史學系課程教學研討會」發表的論文數量甚多，部分議程分別在兩個場地舉行；論文集亦分為兩冊出版：張哲郎主編，《歷史學系課程教學研討會論文集(上)．史學理論與方法．西洋史》(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一九九三)；《歷史學系課程教學研討會論文集(下)．中國史》(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一九九三)；這兩本論文集是我帶領碩士班二年級研究生陳宗仁和唐志宏編輯的，論文集正式出版時，上冊執行編輯掛陳宗仁，下冊執行編輯掛唐志宏，他們兩位是我讀博士班期間帶的學弟。陳宗仁的碩士論文〈漢人移墾及其市街形成：以十八世紀新莊街為例所作的個案研究〉，後來正式出版：陳宗仁，《從草地到街市》(臺北：稻禾出版社，一九九六)；其後陳宗仁在臺大取得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亦正式出版：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一四○○－一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二○○五)；陳宗仁取得博士學位後，申請大學教職，從臺灣頭到臺灣尾都遭拒絕，難免感到沮喪，我心裡亦有著深深的愧疚。我一直認為陳宗仁是非常優秀的史學新秀，極具研究潛力，卻不獲各大學歷史系所青睞。陳宗仁祇好暫時到國家圖書館任副研究員，沉潛兩年，修改其博士論文，並將其中部分篇章改寫為單篇論文，於歷史學術期刊發表。二○○五年陳宗仁的博士論文正式出版，同時受聘臺大歷史系任教，我得知這個消息，真是為陳宗仁感到高興，總算有遲來的正義。唐志宏碩士論文為〈五四時期的文化論戰：以「反文化調和論」為中心的探討〉，碩士畢業後入伍服役，退伍時本來已說好應新竹明新工專之聘，卻臨時未收到聘書，於是到PC Home雜誌網路組撰寫網頁，成為網站專家。一九九八年到彰化建國技術學院教書，二○○○年考進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進修。
我在讀博士班時，帶領過三位學弟：潘光哲、陳宗仁和唐志宏，他們都才華洋溢，深具研究潛力。陳宗仁在博士論文出版同時，返回臺大歷史系任教；唐志宏任教於建國技術學院；潘光哲是三位學弟中讀書最勤，藏書量最豐富者，政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畢業後，考取臺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二○○○年以論文〈近代中國「民主想像」的興起(一八三七-一八九五)〉取得博士學位，四處申請工作，手上拿著指導教授李永熾老師的介紹信，以及史語所所長杜正勝老師(念博士班時潘光哲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當助理，協助王汎森兄編輯傅斯年檔案)，國科會人文處長王汎森的介紹信，從北臺灣到南臺灣，沒有一個歷史系所接受他。我殊難理解怎麼這麼優秀的人材會四處碰壁？後來輾轉得知有部分系所對其指導教授李永熾老師的政治立場有意見；部分系所則針對杜正勝老師，甚至有傳言說某些系所擺明不用杜正勝老師寫介紹信推薦的人。我對臺灣的歷史學界原本抱著溫情與希望，但看到部分歷史系所在用人時的偏見，心裡亦惟黯然而已。能在歷史系教書的同道，均曾受過良好學術訓練，怎麼會摻雜這許多政治立場，甚或是個人的恩怨情仇？所幸潘光哲最後通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聘任投票，進入近史所工作。或許正如德國俗諺所云：「最後笑的，笑得最甜。」對陳宗仁和潘光哲這兩位老弟而言，總算獲得遲來的正義。
由於「歷史學系課程教學研討會」規模較前兩次會議大，參與的工作人員因此更多，政大歷史研究所研究生幾乎傾巢而出，包刮博士班吳翎君、呂紹理、彭明輝、劉文宣、楊維真、林桶法、李道緝，幾乎白天沒有正職的博一、博二同學悉數豋場，加上博三的我；碩二陳宗仁、張世瑛、唐志宏、吳怡萍、范雅清、柯惠玲、高靜芳、陳鴻圖，碩一王嘉慧、鍾淑敏，助教楊小華與張曉寧。這次會議的執行秘書是吳翎君；議事組呂紹理、接待組林桶法、出版組李道緝；我仍擔任司儀工作，分兩個場次時，另一個議場由呂紹理任司儀。在會議進行過程中，與會學者對政大歷史研究所研究生組成的工作團隊都讚譽有加。
事實上，一個學期舉辦三場大型學術研討會，對我們這些參與工作的研究生來說，確實負荷相當沉重，但似乎大夥兒都使勁賣力地工作，絲毫沒有怨言。有趣的是，參與工作的博士班同學，在取得博士學位後，均找到略可安身立命的工作；呂紹理和我留在政大歷史系任教，林桶法和劉文賓任教於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楊維真在中正大學歷史系，李道緝任教東華大學歷史系，吳翎君在花蓮教育大學(原花蓮師院)鄉土文化學系；碩士班後來取得博士學位者，工作情況亦尚佳，陳宗仁任教臺大歷史學系，柯惠玲在中原大學通識中心，陳鴻圖任教於東華大學歷史系。或許在當研究生時肯為系所服務，任勞任怨，不錙銖必較，對將來的治學和找工作都有所助益吧！
事實上，我念博士學位時的同班同學和上下屆同學，在取得博士學位後，工作基本上都算安穩。高我一屆的三位學長姊，張力學長原本即任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九六年以博士論文〈國際聯盟與中國的現代化〉取得博士學位，膺東華大學文學院院長王靖獻(作家楊牧)之請，借調東華大學創辦歷史系，並擔任首任系主任；王正華原任職國史館，博士論文為〈南京時期國民政府的中央政制(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一九九六年取得博士學位後繼續留在原單位工作；李盈慧博士論文為〈現代中國的華僑政策(一九一二-一九四九)〉，一九九四年畢業後先到逢甲大學共同科任教，後轉往新成立的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曾任暨南大學歷史系主任。
我的同班同學比較特別，因為有兩位原本即政大任職。毛知礪老師是我念碩士班時政大歷史研究所助理，後改聘為專任講師，一九九四年以〈張嘉璈與中國銀行早期的經營與發展(一九一二-一九三五)〉獲得博士學位，升任副教授；二○○三年八月提早退休。張中復原任政大民族研究所行政講師，有一段時間調任鄭丁旺校長秘書，一九九七年以〈清代西北回民事變：社會文化適應與民族認同的省思〉取得博士學位，改聘為民族學系副教授，二○○三年二月至二○○六年一月擔任民族學系系主任。我以〈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以《史地學報》、《禹貢半月刊》為中心的探討〉取得博士學位後，留在母系任教，我們這一班就有三個人在政治大學教書，在學術界是非常少有的情況，尤其政大歷史系所一向不太聘用自己的畢業生。李貴豐一九九三年以論文〈從傳統到現代：中國圖像版印技術之演變(一六○○-一九○○)〉取得博士學位，任教於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原臺北商專)。徐安琨的博士論文為〈清代大運河鹽梟研究〉，一九九七年畢業後任教於屏東農業技術學院。因此，我這一班的五位同學，在取得博士學位後，均任教於國立大學院校，在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歷屆同學中，亦屬極為特殊的情形。
低我一屆的林桶法，一九九四年以〈戰後國民政府平津區的接收與復員〉取得博士學位，任教於輔仁大學歷史系；呂紹理一九九五年以〈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取得博士學位，任教於政治大學歷史系。
長久以來，政大歷史系所聘用教師相當開放，很少聘用自己的畢業生，有一段時間政大歷史系系友會甚至對此極不諒解。學術界流行一句話：「近親繁殖，易生白痴。」政大歷史系所基本上可以說沒有什麼保護主義，除了原本任教於政大歷史系，再考進政大歷史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的廖風德和毛知礪老師之外，我是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第一位返回母系任教的畢業生；第二年呂紹理返系任教，然後要一直過了八年，才又聘用博士班第一屆的劉維開學長。因此，政大歷史系所師資一直是開放的，故而能吸收到優秀人材。自一九九五年到二○○五年，政大歷史系所教師獲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長期維持歷史學門排名第一。
從一九九二年二月到六月，我和政大歷史研究所的博碩士班同學，協助政大歷史系所舉辦三場大型學術研討會，我的學生生活也將告尾聲。事實上，我自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第二次參加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通過後，七個多月連續參與政大歷史學系所主辦的學術研討會工作，身心亦頗覺疲累，我覺得該回去專心寫博士論文了。
一九九二年六月初，我向《聯合報》編輯中心遞出辭呈，八月一日生效。為了沉潛心神，在離職後我返回花蓮探望年邁多病的姆媽，自從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動截肢手術以後，姆媽癱瘓在床上已經三年多了，主要都是三姊彭素梅在照顧，我祇有在年節返鄉時做做三姐的替手，或姆媽臨時病危時，趕到醫院照顧幾天。在準備專心寫論文之前，我覺得該回去探望姆媽和照顧她的三姊。
在花蓮待了三天，姆媽雖已有老年癡呆症，不太能言語，但身體狀況尚可。於是我返回臺北，在電腦前敲打我的博士論文。
我的博士論文〈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是我博士班入學時的研究計畫，而這分研究計畫出自我碩士論文《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的一條註腳。
我在〈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第三章注九十六，寫了下面這段文字：「而東南大學諸教授所提倡的歷史地理研究，也是民初史學界的另一重要論題 。關於歷史地理之研究，所涉既廣，淵遠流長，當另闢專文討論，此處不擬詳述。」所以後來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就是〈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
由於我很早就準備寫這個題目，大部分材料已蒐集就緒，剩下的祇是如何把論文寫出來。我擬訂的寫作計畫是每天寫兩千字，不論內容寫得好或不好，就算是垃圾也要寫滿兩千字。我打字的速度極快，和手寫差不多。每天吃過中飯以後我就開始準備寫稿，但總是東摸摸西摸摸，遲遲沒有起動，每天幾乎都要拖到傍晚四、五點才起動；寫到七、八點才吃晚餐。吃過晚餐又不肯乖乖打稿，又要東混西混，混到十一點才急急慌慌地敲打電腦。因而常常打到凌晨，甚至天亮，才上床就寢。我的工作紀律極佳，擬訂每天寫兩千字就一定寫兩千字以上；但我的工作習慣極差，每天啟動寫作的時間總是拖拖拉拉；因此，寫論文這段期間，我幾乎每天都是天亮才就枕。其實主要是心裡不安，寫稿進度不夠不敢睡，覺得如果還沒上床睡覺那一天就沒過完，這種想法其實有點自欺欺人，但長期以來反正也習慣了。直到今日我的書寫習慣仍然沒有太大改變，祇要準備出書，總有半年時間是天亮才就寢。
從一九九二年八月三日到一九九三年三月廿三日，我每天重複著同樣的生活，每日裡敲打著電腦，不安的心情使我急急慌慌，加上有七年時間擔任編輯工作，有時是同時撰寫碩士論文，有時是讀博士班，坐骨神經痛長期困擾著我。有時痛得受不了，就平躺在卧室兼書房墊著榻榻米的木床上，想好一段再走到書桌前快速敲打電腦。打完一段，再躺回床上思考，如此反復再三，日夜煎熬。
一九九三年三月廿三日，我的博士論文終於完稿殺青，在這段時間，學弟潘光哲、在政大歷史系任教的周惠民兄，均各為我改稿、校閱一過。我將論文送到影印店影印十二本口試本(七位口試委員，加上我做口試筆記用的一本，兩本送政大歷史系申請教職，留兩本底稿)，將七本口試本送交政大歷史研究所辦公室，安排口試委員和口試時間。
我的論文指出，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歷史地理學向來是一條較隱而不顯的線索，主要是因為定義的模糊和方法論的付諸闕如，使得歷史地理學在界定上有所困難；它不像古史辨運動那樣有明確的主題，從涉及今古文之爭的學術思想層面，到杜威實驗主義的方法論層面，所掀起的狂濤巨浪，自然吸引了較多史學工作者的眼光；它也不像中國社會史論戰那樣以強烈的意識形態為主導，在新思想與舊歷史中進行激烈的對話，使研究者感到興趣盎然；歷史地理學一方面有其源遠流長的傳統，另一方面又面臨西方地理學輸入中國以後，地理學與歷史學之間結合或分途發展的問題，歷史地理學定義的妾身未明，可能是它較不受史學工作者青睞的重要因素。
傳統中國史學中的沿革地理，常被視為歷史地理的同義詞，而地理學在中國傳統的學術分類中，向來附麗於史學之下，所以當西方地理學輸入中國，使得地理學逐漸脫離史學而獨立後，歷史地理學的定位便開始顯得模糊了。歷史地理學究竟是史學的附庸，或是地理學的一個分支，是見仁見智的問題；西方的學術分類，一般將歷史地理學視為地理學的一個分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大陸學者，基本上亦持此類觀點。
大陸學者基本上將歷史地理學視為一九四九年以後才成立的現代學科，稍遠則追溯到一九三四年禹貢學會的成立，這類說法幾乎已成大陸歷史地理學界的共識；但類似的討論不免於是截刀斷流，忽略了中國地理學形成的過程。事實上，一九一二──一九二○年之間，是西方地理學傳入中國的關鍵階段，也是歷史地理學興起的重要時期，相關討論亦時時以史地之學並稱，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創刊的《史地學報》即為此一時期的代表性刊物。
《史地學報》自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創刊，迄一九二六年十月停刊，共發行二○期，其中第一卷四期，第二卷八期，第三卷七期，第四卷一期。第一卷為季刊，自第二卷第一期起改為月刊(但實際上每年出版八期)。自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二卷第八期止，由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研究會主編，第三卷第一期起由東南大學史地研究會主編(此時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易名為東南大學)。
「史地學報派」討論歷史地理學的內容，基本上是一手歷史、一手地理的研究方式，在這方面，柳詒徵和竺可禎可以說是「南高」學術精神的導師；柳詒徵的治學傾向經世而疏於考據，竺可禎的本行是氣象學與地理學，兩人對當代史亦多所關注，在治學取向上對史地學報派有相當重要的影響；且因竺可禎專長為氣象學與地理學，使得南高成為中國地理學的一個重鎮，與北方的地質調查所各有所長。因而史地學報派對歷史地理學的觀點，基本上比較傾向於史地分論，亦即把歷史的還給歷史、地理的歸於地理。
史地學報派基本上係將歷史與地理學分而論之，在討論歷史地理學時，亦較傾向從地理學的角度加以探討；此外，史地學報派對史學的興趣似乎較偏向方法和理論，而少及於考據與述作。
源於北方學統的「禹貢學派」，其治學方法本於樸學考據，在歷史地理學研究方面，係從沿革地理入手，且歸本於史學而非地理學，加上禹貢學會創始人顧頡剛的研究領域為古代史，主要成員如譚其驤、馮家昇、史念海、侯仁之、白壽彝、楊向奎等人，研究範圍亦以古代史為主，且多本於考據之學；侯仁之和白壽彝是禹貢學派少數一手古代一手當代者，其餘諸人大抵均謹守樸學考據的法度。
《禹貢》自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出版第一卷第一期，迄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出版第七卷第十期，總計出版七卷七四期；創刊初期由顧頡剛和譚其驤兩人主編，一九三四年八月顧頡剛丁母憂返鄉，故自二卷一期起由譚其驤負責，十二月十六日顧頡剛返北平，《禹貢》編務仍由顧頡剛負責。在此期間，顧、譚兩人在北平時即共同負責編務，顧頡剛返杭時則由譚其驤負責；一九三五年七月譚其驤赴廣東任教學海書院，《禹貢》自五卷一期起由顧頡剛與馮家昇合編，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出版第七卷第十期為止，皆由顧、馮編輯。
禹貢學派由考據到經世的理路，明顯受時代變局的影響，此與清季經世史學的興起有其相類似的背景。事實上，清季經世史學的興起，其治學本源乃上承乾嘉以降的西北史地研究，惟西力叩關的驅力亦不容忽視；因此，清季經世史學乃是樸學之餘風與西力叩關這兩條線索結合而成者。惟西力叩關雖使得近代史學的經世理路抬頭，但潛伏於經世底層的考據之學其實並未中絕，所以當西方的語言考證學(philology)輸入中國以後，潛伏的考據之學乃借屍還魂，形成新考據學派。
新考據學派的內涵歸本於樸學考據，惟其外表披上科學方法的外衣；北方學統乃此一學派的發源地，中堅人物則是胡適、傅斯年與顧頡剛。分析新考據學派的方法論，雖有科學史學之名，其本質則未脫清學之樸學考據。而當國家面臨危急存亡之秋，新考據學派則再度由考據轉向經世。
史地學報派對當代史的多所關注，源自章學誠為當代存史的命意，其經世理路則本於浙東史學；禹貢學會的沿革地理，雖為樸學考據之流風餘韻，其由考據到經世則明顯受到時代變局的影響；惟需說明的是：傳統中國史學並非史地學報派和禹貢學派的惟一養分，外國史地之學的輸入，也是一條不容忽視的線索；史地學報派對英美史地之學的引介，為現代中國史學開啟了另一扇窗；禹貢學會的邊疆史地研究，在東北方面主要是受到日本學者的刺激，西北部分則多取擷於俄、英、法、德等國學者的考察報告與研究成果，這樣的取向正好與當時的學術風尚若合符節。
歷史地理學本身是一門相當複雜的學科，一方面是歷史，另一方面是地理，地理部分又涉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不但歷史與地理間的結合不易，學理與現實的問題，也有待解決。以歷史地理學與經世觀點對時事多所縈懷，是史地學報派治學的根本；在時局變動較劇烈時，史地學報派對當代史的關注隨之增強，反之，在時局較平緩時，史地學報派則較用心於一般史地之研究，這種學術研究與現實關懷間的張力，是歷史地理學興起過程中極為特殊的一個現象。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六年十月，是《史地學報》提倡歷史地理學並引領風騷的時期；在此時期，史地學報派主導了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涵泳舊學、介紹新知，爬梳傳統中國史學，也引介外國史地之學，對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發揮了相當重要的影響。一九三四年三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禹貢半月刊》成為研究歷史地理學的主導中心，再一次掀起研究歷史地理學的高峰。
我在論文中提出「考據與經世的雙主題變奏」，說明中國近、現代史學發展的兩個重要面向，而其基調則為民族主義。其基調之強弱與時代變局恰成正比：時局動盪愈劇烈，民族主義的強度愈大，經世的主題也愈受到重視；而在考據與經世的雙主題變奏中，外患與時局的動盪，使得經世的主題不斷重現，考據之學則隨之減弱；史地學報派固以經世為依皈，本於清代樸學考據的禹貢學派，在時代變局中亦調整其治學取向，轉而對邊疆史地與民族主義史學多所縈懷，為樸學考據找到新的出路。
在準備口試這段期間，因為姆媽已經開始洗腎(血液透析)，我必須返回花蓮幫忙三姊照顧姆媽，於是帶著我的論文口試本返回花蓮，在慈濟醫院病房陪伴姆媽。在醫院陪伴姆媽這段時間我想了很多，記得準備博士班入學考試時，姆媽動截肢手術；如今一千多個日子過去了，姆媽又需洗腎，每周三次，我不知道未來還將遭逢何種磨難。但無論如何，我的博士學位就快九轉丹成了。
因為一九九三年政大歷史系有兩名教師缺，我必須趕在新聘教師投票前通過論文口試。我在三月廿三日送繳博士論文口試本的次日，亦將申請政大歷史系教職的資料送到系上。四月十五日歷史系召開系所務會議，進行新聘教師初選投票，我因為口試安排在四月十九日，系務會議討論特別通融我可以參加初選投票(但要求決選前需通過博士論文口試)，在廿三位申請者中，投出六位進入決選的名單，我在六位決選名單中。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九日早上九點，在政大百年樓三○九討論室舉行我的博士論文口試，口試委員有七位：杜維運、逯耀東、王壽南、王家儉、胡春惠、張存武老師，以及我的指導教授閻沁恆老師。口試委員會公推張存武老師擔任主席，在我做完十分鐘的報告後，開始進行提問與答辯。
在提問與答辯過程中，祇聞砲聲隆隆，一陣槍林彈雨，我幾乎沒有什麼答辯，差不多都是口試委員在發問，我祇能「勤作筆記猛點頭，面帶微笑頻稱是。」三個小時下來，我已經汗流浹背，精神瀕臨崩潰。我想那是我人生歷程中所經歷過最漫長的三小時。但再長的時間終會過去，主席張存武老師示意我先出去，讓口試委員進行討論。
李素瓊助教來通知我時，我正靠在百年樓三樓的欄杆旁抽菸。慌忙中捻熄了菸，回到口試的討論室，張存武老師代表口試委員恭喜我，宣布我的博士論文已經通過口試。我向口試委員鞠躬，感謝他們的建議與批評。
口試結束後，閻沁恆老師在羅斯福路的天然臺湘菜館宴請口試委員，我一個個舉杯向口試委員敬酒，感謝老師們的辛勞。
四月廿九日政大歷史系舉行新聘教師決選投票，我幸運地通過投票，另一位通過的是自美國大學退休，申請返臺任教的賀允宜老師。五月廿九日政大校教評會舉行新聘教師投票，賀允宜老師和我都順利通過。
經過漫長的歲月，花落花又開，一九九三年八月一日，我獲得政大歷史系副教授聘書，開啟我另一段乞食講堂的生命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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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一小句
我以前上張元的課
某次筆記上寫下
“地理是歷史
歷史是神話
神話是鬼話“
過了恁多年
加註鬼話是政治人物說的話
政治人物說得話變成屁話
此為廢話
某年我想考清華歷史所科技史組
沒去應考
陰錯陽差跑去念管理
文章好像照編年的手法來的呀
我以前上張元的課
某次筆記上寫下
“地理是歷史
歷史是神話
神話是鬼話“
過了恁多年
加註鬼話是政治人物說的話
政治人物說得話變成屁話
此為廢話
某年我想考清華歷史所科技史組
沒去應考
陰錯陽差跑去念管理
文章好像照編年的手法來的呀
Posted by bee
at August 11,2007 00:05
bee兄，
因為是寫自傳散文呀！所以是編年寫。
地理是歷史
歷史是神話
神話是鬼話
寫得好。
還好當年您沒去念清華歷史所科技史組，不然現在就會和我一樣整天寫神話。
因為是寫自傳散文呀！所以是編年寫。
地理是歷史
歷史是神話
神話是鬼話
寫得好。
還好當年您沒去念清華歷史所科技史組，不然現在就會和我一樣整天寫神話。
Posted by phil
at August 14,2007 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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