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部落格

　
　

　 　 翻開《書寫自然──倪曉容作品集》，看到曉容近作呈現的生命喜悅，驀然驚覺，原來我已沈寂如許之久。

　　我恐怕超過兩年沒有給朋友們寫信了吧！除了偶爾必須回的E-mail，我幾乎已經不太寫信了，近兩年尤然。其實就算是E-mail，我也幾乎是不回的，除了不得已的學術審查，答應或不答應，都得回一聲。記得某次一位朋友透過系辦公室找我，系助教告訴他，我很少到系辦公室，不一定可以把話轉到。朋友問可否寫E-mail通知我，助教告訴他，我連E-mail也不太看。我想，不看E-mail倒不至於，一個禮拜收個一兩次E-mail總是有的，但大部分是不回的。反正也沒什麼大事，不回誤不了事的。而且，我也有點懶得寫E-mail，反正收信的人大部分不會保存這些文字，寫與不寫，又有什麼關係。有時想給朋友寫個信什麼的，拿起鋼筆，好像也沒什麼重要的話非寫不可。拿起毛筆，覺得字還沒練好，想說過些時候再寫。沒想到竟如此一路蹉跎，弄得兩年未曾寫信，這可不像原來的我。以前我是很愛寫信的，喜歡與友人間的文字對話，曾幾何時，方便的網路反使我不再寫信，科技對書寫究竟是好還是壞，實殊難言矣。

　　趁著歲末，把一些平日該感謝的事兒寫一寫，就當作信吧！雖然我的朋友們不一定看到這篇文字。

　　就從曉容的畫冊說起吧！曉容的新畫冊，作品呈現自然的生命力，多為寫生之作，在風格上屬現代水墨，並以現代詩文題畫，尤風格別具。我要謝謝曉容送我的畫冊，讓我知道老友的生活點滴。同時我也要謝謝曉容寄來的T裇，尺寸適中，符合我的身裁，我現在泰半時間都穿著曉容寄贈的T裇。藉此機會向林富士兄和倪曉容夫婦，恭賀新年快樂，年年如意。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初，收到王汎森兄寄來大作《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拜讀之際，佩服老友的學問精進。有些文章曾在學報上拜讀過，整體讀來，尤受益良多。特別是對我正在撰寫之新書《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1911-1945)》，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本來一直想寫封信致意，久而不果。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汎森兄要來口試我徒弟的碩士論文，該請他吃頓飯了。

　　黃進興教授的《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是二零零七年九月進興教授和我一塊兒口試學生後，寄贈我的書。拜讀後，對我的研究教學幫助極大，一直想寫信致意，一拖年餘，似乎很難說得過去。本來要在“想我唱片的朋友們”系列散文寫一篇黃進興教授，因為進興教授後來將他的所有黑膠唱片都送給我了，亦遲未動筆。二零零零年與進興教授同赴德國海德堡大學開會，一起走過哲學家之路，本來那時候就要寫一篇文章記述其事，竟然八年還未動手，也不知道自己這些年在忙些什麼。藉此一角向進興教授致意，謝謝他的贈書和唱片。

　　習字對我的人生改變綦巨，二零零六年七月廿五日，我向侯吉諒師父習字。廿四年的老友變成師父，我心中有萬千個感謝。從如何泡筆、沾墨、運筆到正式習字，吉諒師父一個步驟一個步驟地引領，讓我順利進入書法的世界。我每日練字兩小時，每周四晚上到吉諒師父家上課，不管晴天陰天下雨天，從不歇息。吉諒師父的教法很適合我，重筆意輕字形，頗得趙孟頫「字形千萬，筆法千年不變」之真意。雖然不知道練完一輪的五年後(從行書、草書、楷書、魏碑、隸書到篆字)，我的字會變成什麼模樣，但至少我可以說我學會用毛筆寫字了。吉諒師父常說我是最乖的學生，他要我怎麼練我就怎麼練，要我練多久我就練多久，要我換帖我就換帖，要我換筆我就換筆，要我換紙我就換紙，從不質疑師父的教法。吉諒師父不僅在習字的兩個小時教我，課後的閒談更幫助我對書畫的認識，這種無私的傳授，是我深深感激的。

　　這兩年來，長懷於心的是黑輪社的兄弟們，我在〈想我黑輪社的兄弟們〉記述了一些有關腳踏車的記事，其他的感謝寫在這裡。

　　文鈺做的唱盤“琴臺”，在更換過軸承之後，現在快樂的唱歌。大部分時候我都聽這個唱盤，因為上面接了我的立體聲通用唱頭Audio-technica AT 33R。通吃唱頭者，既用來唱古典音樂，亦唱爵士，連流行音樂也唱，省得我唱盤換來換去。我的單聲道唱頭Audio-technica AT 33 Mono，也接在這個唱盤上，同樣是通用唱頭，古典、爵士、流行通吃，不同的只是用來聽單聲道唱片。練字的時候，寫稿的時候，我都轉動這個唱盤，除了偶爾要專心聽點考究的古典音樂，我才會去啟動另兩個唱盤。在這裡我也同時要謝王兄替我改做的“琴臺”腳柱和馬達座，它們使“琴臺”更為平穩，發出更從容的聲音。

　　二零零二年以後，我的唱臂和唱頭，幾乎都是思詒打理的，有的在音響網站幫我找，有的在樂友中替我找，有的在國外找到，所有費用都是思詒先墊付，我再轉帳給他。我的車衣也是思詒替我在國外訂購的，林林總總，數不清有多少樣是思詒處理的，所幸他從事進出口貿易，習慣轉帳國外，我所有與國外往來的款項亦都請思詒處理，因為我沒有銀行帳戶。這些年來，如果沒有思詒的幫忙，我大概不會有任何與國外往來的音響器材。

　　提到腳踏車，我仍要再次感謝Ray和涂雋替我張羅所有的零件，並且組裝。至於騎車，涂雋幾乎陪我每一次的旅程，從登山車的初階踩踏，到公路車的騎乘，以及卡踏的使用，都有涂雋的身影。

　　我總是和朱師父說，他一定得比我活得久，不然我的音響就變成孤兒了。這幾年我所有的音響器材，都靠朱師父維修，從擴大機、喇叭、唱盤、唱臂到唱頭放大器，會響的不會響的，都是朱師父搞定。

　　詩彥數度從美國為我攜回黑膠唱片，記不得有幾箱，有時親自帶回，有時託友人，有時託親人，讓我獲得許多便宜又好的唱片，省了很多錢，多聽了很多音樂。

　　每年耶誕節我都會收到學生胡其瑞的卡片，其瑞是我黃埔三期的學生，從他碩士班畢業，結婚，小孩出生，到讀政大宗教研究所博士班，每年我都會收到其瑞的耶誕卡，而我不曾回過。不是刻意不回其瑞的卡片，而是我有近十年沒寄耶誕卡、賀年片了，想來慚愧。藉此一角向其瑞致意，我一直念著你、你的妻子和女兒，也念著你的學業，願你平安喜樂。

　　二零零二年八月以後，我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唐屹軒協助處理，從統計繪圖、打字、申請計畫、寫作到改稿，幾乎均經屹軒過手。雖然屹軒是我收的第一個徒弟，但在研究上對我的幫助，遠高於我對他的指導。我很高興他獲得教育部人文教育革新中綱計畫的國計交流計畫，申請到日本東京大學訪問研究，一如二零零八年八月到十月間，申請到北京社科院近史所訪問研究，我希望他儘快通過博士論文研究計畫，順利完成論文，通過口試，找到理想的工作。我的人脈不廣，對徒弟找工作幫助不大，但我總會試著努力。但願屹軒一切順利，包括娶個好婆娘。

　　因著林富士兄的緣故，我承乏教育部人文教育革新中綱計畫的經典研讀推動辦公室，助理盧姵緁替我處理了大部分的事情，除了我必須親自處理的決定，例行之事都由姵緁處理，她的細心能幹，讓我省事不少。而經典研讀計畫乃能順利推動，許多參與計畫的學者們獲得補助，對臺灣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經典研讀，有極大之助益。

　　我想，一定還有許多我要感謝的師長、同儕、友人，一時間沒有想起。如果在這篇短文中，我遺漏了什麼，請你千萬記得我由衷的感謝。雖然我未一一列出你們的名字，但在內心深處，我是如此地惦念。歲末感恩，慊慊於心，藉此短文向所有贈書、贈衣、贈音響器材、贈腳踏車零件；引領我、幫助過我的長輩、友人、助理、徒弟，致上我最誠摯的謝悃。

　　歲末年初，敬祝健康平安，喜樂年年。
　
　
　

　
　

　 　 年少時讀張潮《幽夢影》，喜其箴言式語句，小巧可人。歲過中年，覺其靈虛夢幻，常作驚人之語，遠不若張岱《陶庵夢憶》之真性情。

　　《幽夢影》之對句，春夏秋冬俱足，經史子集齊論，風花雪月相暉，才子美人同在，彷若獺祭成文，然適得今人愛箴言式語句之風，舉例如下：

　　讀經宜冬，其神專也；讀史宜夏，其時久也；讀諸子宜秋，其致別也；讀諸集宜春，其機暢也。

　　為月憂雲，為書憂蠹，為花憂風雨，為才子佳人憂命薄。真是菩薩心腸。

　　花不可以無蝶，山不可以無泉，石不可以無苔，水不可以無藻，喬木不可以無藤蘿，人不可以無癖。

　　賞花宜對佳人，醉月宜對韻人，映雪宜對高人。

　　所謂美人者，以花為貌，以鳥為聲，以月為神，以柳為態，以玉為骨，以冰雪為膚，以秋水為姿，以詩詞為心。

　　春聽鳥聲，夏聽蟬聲，秋聽蟲聲，冬聽雪聲。白晝聽棋聲，月下聽簫聲。山中聽松風聲，水際聽款乃聲。方不虛生此耳。若惡少斥辱、悍妻詬誶，真不若耳聾也。

　　上元須酌豪友，端午須酌麗友，七夕須酌韻友，中秋須酌淡友，重九須酌逸友。

　　這些句子對少讀書之人，引為己用，倒不失有虛張聲勢之效。彷若深邃，其實浮薄。


　
　

　
　

　 　 冷冷的天，暖暖的心。

　　正要離開研究大樓時，在轉角處遇到阿林哥，我開心地向他問好。我用海陸客家話問阿林哥，現在看得到麼？阿林哥同樣用海陸客家話回答，「矇矇仔啦」。這是自二０００三年以後，阿林哥和我之間的問候方式。

　　二００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午十二點半，這是今年最後一次實習教師的返校座談，我因為擔任教育系和教育學程中心的“社會學習領域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教師研習中心希望我幫忙帶實習課。從二００六年以後，教師實習改為半年制，學校每個月會辦一場返校座談，前一個小時是指導教授時間，後兩個小時是教師研習中心安排的演講或其他活動，因此我每個月會和實習教師見一次面，和實習的學生們聊聊，以了解他們實習的狀況。到實習將結束時，則到他們實習的學校看試教，這就是帶實習老師的概略狀況。我因為承乏“社會學習領域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於情於理很難推掉實習輔導的工作，這樣也一帶數年了。十二月十五日是實習學生的最後一次返校，在此之前我已到過他們實習的學校看過試教，所以這最後一次的返校座談，其實也沒什麼事。和學生討論完實習和試教的情形，祝福他們順利通過教師檢定，也就各奔東西了。

　　從研究大樓四樓下來，迎面遇到阿林哥，我的心裡真是百感交集。我很難敘述我和阿林哥的種種，以及內心之糾結。

　　阿林哥和我都算是竹東客家人(家父是湖口人，家母是竹北人，但彭家祖廟在竹東)，講海陸腔的客家話。海陸腔是客家話的小語系，一般講四縣話的客家人，是不太說海陸話的，他們寧可說閩南話。而海陸客基本上都會講四縣話，因為只是轉個腔。所以我很難理解四縣人為何大部分不會說海陸話，雖然也有少數四縣人會說海陸話，或許小語系本來就吃虧些。阿林哥和我都是海陸客，而且都姓彭，無形中亦就親了起來。此外，阿林哥和我還有幾樁很巧合的事兒。一九九三年八月，阿林哥和我同時應聘到政大教書，他在哲學系，我在歷史系。二００二年九月，我們同時送審升等正教授，順利通過審查後，於二００三年二月生效，算起來是兩度同班同學。

　　二００二年七月準備升正教授的專書出版後，我因坐骨神經痛，不能站，不能坐，不能躺，只好到醫院做復健。從九月到十二月底，每個禮拜做六天，總計做了七十一次。或許有人會想問我，為什麼我記這麼清楚。因為復健期間，每次檢查後，要做六次復健，我總計檢查了十二次，應該做七十二次復健，但做完七十一次那天是二００二年十二月卅一日，我從復健診所出來，走路到中國技術學院取車，抬頭看到烏雲遮月，心裡一陣黯然。我不斷問我自己，難道我的人生就這樣了嗎？每天到復健診所做紅外線照射和牽引復健，一周六次。我的末來豈真要與坐骨神經痛長相為伴？於是我決定放棄最後一次復健，二００三年元旦，我背著網球袋，再次回到球場，試圖用自體復健的方式，解決惱人的坐骨神經痛。初回到球場時，我的左小腿萎縮約五分之一，從生疏的抽球開始，慢慢回復球感。接著練習發球，然後對打。約莫過了半年，我的左小腿才恢復到原來的樣子。

　　阿林哥在送完升等資料後的某日，因為搬家，手上提了重物，忽然視網膜破裂，而且是兩眼同時破裂，從此眼不能視物。那段時間，阿林哥的心情是很沮喪的，我則感同身受。阿林哥仍繼續教書，因為升等後必須上課，否則升等無效。有時在校園看到阿林哥，彼此總是熱絡的打招呼。但每次和阿林哥說完話，一轉身，我的眼淚就禁不住落下來。阿林哥能讀拉丁文和希臘文，眼不能視物對他的研究影響極大，但亦莫可如何。後來有一段時間，阿林哥到高雄就醫，情況略有好轉，阿林哥亦因此到高雄中山大學兼課，方便每周看診，可以省些花費。二００五年我因心血管疾病，改變運動方式，重頭學習捷泳和騎腳踏車，兩年後我的各項健康檢查指數大體合格，整個人也精神起來。雖然在這期間，研究工作多少受到一些影響，但人生之路本即曲曲彎彎，我並沒有太多感傷。阿林哥的眼力恢復了一些，但也只能矇矇地看書，阿林哥說，這段時間他聽了很多音樂。這天在研究大樓遇到阿林哥時，他亦是帶著耳機在聽音樂，我想，在眼不能視物的這段期間，音樂真是帶給他很多的慰藉罷！

　　我問阿林哥：「目珠有卡好麼？看得到麼？」阿林哥說：「阿都矇矇仔啦！略略仔看得到。」雖然阿林哥臉上的表情看起來很平靜，但四、五年無法像一般人那樣看東西，阿林哥臉上的表情似乎變得有點木然。每次看到阿林哥木然的表情，我的胸口都會揪一下。而轉身的時候，臉頰總是涼涼的。

　　每每在校園裡看到阿林哥時，阿林哥都戴著耳機。戴著耳機的阿林哥，也許正在享受音樂吧！這些年來，目珠看冇的阿林哥，就這樣告非著音樂的陪伴，度過四時迭替，歲月迢遙。一直念著要請阿林哥來研究室坐坐，泡壺茶，聽聽音樂，讓樂音陪伴美好的午後時光。卻也只是想一想，不曾認真去做。而每每看到阿林哥時，又總是匆匆一晤即各奔東西。

　　也許春天來的時候，真的該找阿林哥來坐坐了。

　　期待阿林哥的春天趕快來臨，在萬紫千紅中，看到滿眼的繁花葳蕤。

　
　
　

　

　　二０００年春天，我為了教育部推行的九年一貫課程，到桃園做社會學習領域新課程講習。

　　那幾年我為了國中小教科書和課程改革，常常忙得不可開交，但令人沮喪的是，國中小教師大部分對新課程懷著抗拒的心理，家長們受到媒體的影響，對新課程亦持反對態度。我因為在一九九五年受林富士兄之請，和他一起撰寫國中教科書《認識臺灣：社會篇》，意外引發一九九七年的教科書論戰，我亦受池魚之殃，被列為「認識臺灣那批人」。一九九六年，我膺行政院教改諮議委員會執行秘書曾憲政教授之請，幫忙整理《教改總諮議報告書》；教改十年，被媒體罵了十年，不知曾有多少次記者要訪問我，都被我拒絕了，理由是他們連《教改總諮議報告書》都沒看過，祇是一逕兒漫罵。社會大眾亦常常是盲目的，就跟著媒體罵將起來。你問他們看過《教改總諮議報告書》嗎？答案往往十之八九是沒有。再問他們教改有哪些內容呢？答案是不知道。既然不知道內容是什麼，怎麼可以罵得如此振振有詞呢？也不過就是拿香跟拜。一九九八年，黃炳煌教授找我擔任九年一貫課程社會學習領域課規劃小組委員，幫忙擬訂人與時間主題軸的能力指標，這件事同樣被罵了許多年。我曾參與的三件與教育改革有關的事務，均成為媒體肆意指責的對象，使我後來祇好放棄社會改革的理想，退居山邊，作一個乞食大學講堂的鴕鳥。這亦是我何以從不認為自己是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至少對社會要懷抱改革的理想，不是念了大學或研究所就算數。

　　桃園的社會學習領域新課程講習結束之後，我聯絡Max兄，說要去看他和他的孩子。Max兄帶著他美麗的妻子，和大病甫愈的孩子，我們一道兒去吃客家菜。然後回到Max兄的家，聽他蒐集的黑膠唱片，從此與Max兄一家人成為好友。

　　Max兄的唱片祇在少數好友間流傳，他的唱片目錄沒有固定時間，整理好了就用Email寄給朋友，每次約1,200張，朋友們勾選自己要的唱片，他再依序寄出，有許多歐洲小廠的唱片，很便宜，每張約200-400元之譜，我手邊的東歐國家唱片，大部分即來自Max兄。Max兄的唱片，如果他在寄出前檢查時發現有暇疵，會貼張小紙條在唱片封面，說明是送你的，不收費用。

　　一晃眼七年過去了，偶爾我會給Max兄打打電話；他帶孩子到動物園時，也會到我的山邊研究室坐坐，我喜歡這樣的感覺，不祇是唱片，尤珍惜人世的好情，在樂音裡氤氳。
　
　
　

　
　

　 　 歲月如鐮刀割過，有些事情回不去，只能向前行。

　　我常和同事開頑笑，說自己是學校趴著最高的人。站著不高，趴著比別人高，好像也沒有什麼不可以。每當我聽到有人說，他的身裁三十年沒變，心裡就竊竊私笑，哪有這種事兒。就算身高體重一樣，身體的結構也不一樣了，骨質酥鬆了，肌肉退化了，體脂不同了，精神體力也大不相同。就像生過孩子的女人，縱使回復原來的身裁，亦莫自欺欺人，說身裁和從前一樣，不相信照照鏡子，那些袵娠紋，可不是少女時代就有的。

　　年齡和身裁是一對孿生兄弟，該是什麼就是什麼。有些減重成功的朋友，老愛展現身體漂亮的線條。別逗了，脫下衣服，那些袵娠紋仍是殘酷的。我很認命，胖了就是胖了，減幾公斤肉，亦惟自我安慰，以及騙騙自己。衣服脫下來，粗腿，肥腰，肚子上擠得出油來，看著鏡子裡的自己，不免啞然失笑。

　　自從2006年7月習捷泳以來，這恐怕是我這半生最大的挫折了。

　　挫折有多嚴重，嚴重到我想不出有什麼文字可以形容，你就知道捷泳這玩意兒，把我搞有多慘。友人問我，捷泳對我這麼難，我幹嘛還繼續請教練教。有一位朋友甚到開頑笑說，哪有人這麼笨的，花錢請教練來罵人。我就是這麼笨，每個禮拜請教練來罵我一個半小時，還乖乖地聽話。我的游泳教練王才容念教育系四年級，算起來是我的學生輩，雖然在課堂上沒被我教過，她的許多同學可是我的學生。但每次上游泳課我都乖乖的，教練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像個聽話的小學生。我的前一個教練程怡帆也是教育系畢業的，她們都是體保生，怡帆教練大學畢業後去臺師大念教練研究所，於是把我交給他的學妹王才容。2008年8月怡帆教練教了我十節課，每個禮拜上課兩次，把我的動作做了一些修正。我記得第一次上課時，怡帆教練要我先游給她看，她替我計時。游完五十公尺之後，教練說我游了一分五十八秒。我對教練說，我的腳總是踢不好。怡帆教練說，你根本沒在踢，你只是身體左右晃動，以為自己在踢水。頓時我差點想把自己埋進水裡，乾脆淹死算了。捷泳游了兩年多，怡帆教練上課的第一句話居然是我的根本沒在踢水，難道不該一頭撞死？當時我已經可以游完1500米，用完全錯誤的動作。

　　怡帆教練教了我一星期後，我進步到五十公尺一分二十秒。後來大體維持在這個速度，只有在全力衝刺時可以達到一分十秒，但也僅止於這樣。可是我要游的不是五十公尺，而是1500米。在怡帆教練指導我以前，1500米我大約要游六十分鐘，經過怡帆教練的指導後，我約莫可以在五十分上下游完，而我的目標是四十分鐘。因為鐵人三項的游泳項目是五十分關門，超過五十分鐘的話，參賽晶片會被取消資格，因此我必須練習到四十分鐘以內，游開放水域才有把握四十五分鐘游完，這是最起碼的要求。最初我上了一期林文乙教練的捷泳初級班，上完初級班後，花了三個月時間才能游完五十公尺。後來我又參加了林文乙教練的捷泳中級班，上完中級班後，我大致可以順利游完五十公尺，但也僅止於此。一直到習捷泳九個月後，始能游完1000米，用我自己的道家游泳法，就是用最少的力量，以道家無為的方式泅游，這個姿勢是我自己發明的，即手輕輕地划水，腳似有若無地踢著，身體左右晃動，緩緩向泳池彼岸游去。

　　曾經有幾度幾乎要放棄了，終於仍堅持著每天到游泳池報到，直到2008年8月請程怡帆教練指導我。經過怡帆教練的指導以後，泳姿當然比我自己發明的道家無為式捷泳好得多，但仍有兩個問題，一是我的右手出水後會高肘彎曲，左手則是伸直往前甩；二是我的手掌張開而且彎曲。但我自己並不知道有這些毛病，直到2008年10月請王才容教練指導以後，才知道自己的動作有如許瑕疵。

　　經過怡帆教練的指導後，我竟然忘了我原本的游法，有一天我想試試原本的游法，想了半天，居然完全想不起來，好像周伯通硬生生把練過的九陰真經給忘掉，我完全忘掉我的道家無為式捷泳。因為回不去，只能向前行。就像胡適說的，做了過河卒子，只好拼命向前。

　　王才容教練第一課要我先游給她看，我游了五十公尺，才容教練問我是要她先修正動作還是列課程讓我練，我說先修正動作唄！於是我的惡夢又開始了。才容教練和怡帆教練不同，怡帆教練比較客氣，而且有點害羞，我做不到她的要求時，她至多說一句：「老師，你要加油喔！」才容教練可沒這麼客氣，她總是扶著浮板跟在我後面踢水，我只要哪個動作不對，她馬上喊「右手」、「左手」、「腳」，在水裡有時聽不太清楚，游到對岸時，我做完韻律呼吸，就等著挨訓。雖然才容教練臉上永遠笑眯眯，但要求可嚴格了，單單右手要抬肘往前入水，就被念了幾十次，左手要彎曲抬肘更幾乎被念到翻臉；至於手掌要合起來，我因為不習慣，要很用力才合得起來，把手臂和身體搞得僵硬無比。就這幾個項目搞了一個半月，總算動作勉強正常些了。才容教練又出了個難題給我，要我手划一次水腳踢六下，划兩手踢十二下，踢得我氣噓噓。

　　才容教練的訓練方式很有效，雖然我游泳的速度沒有增加，但游起來輕鬆多了。而且，我好像又忘掉以前自己是怎麼游的了。說實話，我並不知道才容教練會帶我走到哪裡，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多少，反正教練怎麼說我怎麼做，走到哪裡是哪裡。

　　歲月裡有許多事情早已遺忘，回不去，難回首，只能拼命向前。我很羡慕那些立定目標的勇者，我不論做什麼事，好像都沒有確定目標，像游泳，像學書法，我只能列出練習的節奏，不知會走到哪裡。我知道自己捷泳的動作並不標準，以我的歲數(四十七歲學捷泳)也不可成為選手。但既然學了就繼續往前，管它能游到什麼程度，反正盡力就是了。在臺灣，我們的成長過程，一般化約為考試、升學、拿學位，考上好的高中、大學，拿碩士、博士學位，然後就沒有了。這樣明確的目標，使我們常常忘了有些事情是沒有終點的，也不知終點在哪裡。有些文字工作者喜悔其少作，我是不悔的，年少有年少的意氣，壯歲有壯歲的沈穩，初毋須混為一談。猶憶初執筆為文時，我愛用疊字、對仗句法，段落之間喜用頂真格，頭尾用迴文，整篇文章節奏明晰，緩急有秩。壯歲以後，我喜用不和諧音打亂節奏，刻意不求工，行其所當行，文字有一種錯落從容之感。但年少時的文字風格卻也回不去了。回不去就回不去，我心裡並沒有太多感傷。但我並不認為我現在的文字調子比較好，只是各有調性。而我也不知未來我的文字節奏會是什麼，或許任其自然罷！寫成什麼就是什麼。

　　就像王鐸的字，一反趙孟頫的優雅，刻意寫得張牙舞爪。王鐸練字別有關竅，一日練王羲之，一日寫自己的字，一流暢，一踔厲，各有筆式。我習字則從趙孟頫、王羲之到歐陽詢，走的是秀麗一路，恰與清代書家之重碑輕帖反背，侯吉諒師父計畫讓我練〈鄭文公碑〉，然後習魏碑、隸書，以修正我過度秀麗的字形。但未練之先，我亦不知自己的字會寫成什麼樣子。但我知道已練的這些帖，形成我今日之字，而且我也回不去未向諒師父習字前的樣子了。難回首，向前走，走到哪裡是哪裡。

　　就是這般地走著，在過去與未來之間。我不知道終點在哪裡，因為回不去，只能繼續向前行。

　

　　
　　

說明：

1.這篇小文是我為《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1911-1945)》撰寫的導論，原載：《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9(台北，2008.05): 51-84。《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1911-1945)》專書，預計於2011年完成。

2.本文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下完成，〈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1911-1945)〉(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2005)；編號NSC 93-2411-H-004-024，執行期限：2004.08.01-2005.07.31；計畫主持人；完成日期：2005.10.28; 94pp；53,375字，部分內容曾以〈現代中國史學南方學術網絡的形成(1911-1945)〉(The Southern Academic Network”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1911-1945))為題，發表於 “The Writing of History in 20th Century East Asia: Between Linear Time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Leiden: Chinese Department, Modern East Asia Research Centre, June 4 to June 7, 2007).

3.包括注腳的全文，在吳鳴弄堂：http://wuming.nongtong.com/history/paper12.html，有興趣的閱聽人或可前往點閱。





摘要

　　現代中國的南方學術網絡，係指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包括後來的東南大學、中央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教授為主體的文史學者們，包括：柳詒徵、吳宓、竺可楨、劉伯明、徐則陵等人；畢業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學者們，包括：張其昀、繆鳳林、陳訓慈、向達、鄭鶴聲等人；以及在治學取向上接近南學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如：王國維、呂思勉、張蔭麟、蔡尚思、湯用彤、陳寅恪、錢穆等人。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有關研究中，北方學統無疑較受青睞，不論從北京大學國學門發展下來的北大國學傳統，或從現代學科體制論析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甚或討論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包括古史辨運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代表的史料學派，北方學統的研究可謂漪歟乎盛哉，而有關南方學統的研究則寥若晨星。

　　這一方面固然是北方學統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一直處於領導性的地位，且相關論題所引導的風潮，較受史學工作者重視。有關南方學術網絡的研究，向來較受忽略，雖然在有關北方學統的研究中，部分論著亦帶及南方學術網絡，但大抵均屬陪襯性質，或視之為主流學術的反對者。本文論析現代中國南方網絡的諸種面向，冀期建構南方學術網絡的可能性。

關鍵詞

北方學統、北大、南方學統、南方網絡、南高、學衡派

一、 引論

　　在現代中國學術的發展過程中，北方學統無異較受研究者重視，本文所謂北方學統，係指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以及以北方學統為中心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於長期以來，北方學人在現代中國學術史上較受研究者青睞，不論從北京大學國學門發展下來的北大國學傳統 ，或從現代學科體制論析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 ；甚或討論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包括古史辨運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相關研究，我們發現北方學統的研究可謂漪歟乎盛哉，而有關南方學統的研究則寥若晨星。

　　這一方面固然是北方學統在現代中國學術的發展過程中，一直處於主導性地位，且相關論題所引發的風潮，較受史學工作者重視。一般研究現代中國史學的論著，大抵以影響較大的主流為討論重心，如古史辨運動和中國社會史論戰等主題，即為史學工作者較注意之焦點；個別史家的研究，亦較獲青睞。

　　無可置疑的，古史辨運動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第一個引起討論的主題。美國漢學家Laurence A. Schneider教授《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是第一本研究古史辨運動的專著，此書從走向民間的觀點，強調古史辨運動與民俗運動之間的關係 ，局部地代表了美國學者從事近代中國研究的觀點；王汎森教授《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論析清季今文家的歷史解釋，與古史辨運動的一脈相承，見解鞭辟入裏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以雞尾酒式論述，探討古史辨運動在現代中國史學所扮演的腳色，在方法論的檢討上，著重清代樸學對古史辨運動的影響，以及白話小說研究在古史討論時的彼此相互為用 ；陳志明先生《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以顧頡剛為中心，探討顧頡剛各階段的疑古史學 。這些著作大抵為古史辨運動的形成及其影響，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礎。

　　由傅斯年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而發展出來的史料學派，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另一個值得探討的主題，王汎森教授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傅斯年：近代中國的歷史與政治〉)，對傅斯年思想的重建，以及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而形成的史料學派，有精闢分析 ；劉龍心教授〈史料學派與現代中國史學之科學化〉，從科學化的角度論析史料學派的形成與發展 ；Axel Schneider教授 “Die Rolle der Historiographie und des Intellektuell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Verdeutlicht anhand der Historiographie Fu su-niens und Ch’en Yin-ch’üehs vom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und Philologie”(〈史學與知識分子在科學、政治與哲學間的角色：以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傅斯年與陳寅恪的史學為例〉)，對史料學派進行了全面性的探討 。

　　史觀學派的研究向來較為棘手，因為現實政治常易左右研究的方向，中國史學工作者礙於意識形態，所論難免偏頗；臺灣史學工作者的研究又係隔岸觀火；目前較具規模的著作是逯耀東教授《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和《史學危機的呼聲》二書，以漢儒“注經”與宋明儒“解經”的觀點，解釋大陸史學工作者的研究方式，點出馬克思主義史學在解釋中國歷史時的框限 ；研究社會史論戰及其影響的著作，有Arif Dirlik教授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1919-1937》)，此書對社會史論戰的過程，以及中國初期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狀況有深入分析 ；潘光哲教授〈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以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為中心，探討馬克思主義史學之起源與發展態勢 ；此外，以陶希聖為首的《食貨半月刊》和在臺灣復刊的《食貨月刊》，代表以社會經濟為歷史主體之研究方向 。

　　至於論述整體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的專著，出現最早的是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 ，可惜提倡以科學方法治史的顧頡剛，在這本書中，雖列舉自1845年迄1945年間中國的各類史學著作，卻未進一步分析著作的特色與價值 ；此外，有類現代中國史學史的著作尚有許冠三教授《新史學九十年》，此書將現代中國史學人物分為“史學新義”、“考證學派”、“方法學派”、“史觀學派”、“史建學派”等加以討論，其中“史料學派”指傅斯年與陳寅恪，胡適、顧頡剛為“方法學派”，與一般現代中國史學的分類略有所異，而“史觀學派”不及於陶希聖，“史學新義”未論柳詒徵，諸派中均未論及錢穆，反而在“史建學派”中討論殷海光與作者本人，略有析異者多而通同者少之失 。

　　上述研究現代中國史學之論著，不論學派或個別史家均有一共同之現象：著眼於主流學派或顯而易見之史學發展，而鮮少及於史學之河的深處或其分支。相關研究中，唯一論及南方學者的僅黎華趙先生〈張蔭麟研究〉；其餘論著之焦點均集中於北方學派。本文無意過度誇大現代中國學術的南北之分，但要說完全沒有南北之分，恐亦係掩飾之詞。而不論海峽兩岸，均因當家者為北方學派，而稍稍忽略南方學派在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的影響力。以1920年代前後的中國學術界來看，胡適為北方學人的精神導師，新文化運動的燃燈人；柳詒徵則是南高的學術領袖，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統帥；如果說《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催生者，那麼，《學衡》雜誌顯然是古典主義的堡壘 ；如果古史辨運動代表以北大為中心的新史學發端，那麼，《史地學報》顯然是主要的反對陣營。這種南北對峙的情形 ，不僅五四時期如此，甚至一直影響到1949年後的海峽兩岸。

　　雖然南京大學並非全屬當年中央大學的後繼者，但浙江大學為中央大學的學術延伸，應為一般熟知現代中國學術發展者的常識；而1952年中國高校院系調整後的復旦大學，至少在歷史系部分接收了當年浙江大學的教授們。所以，從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其後的東南大學、中央大學)、浙江大學到復旦大學一脈相承的學術網絡，有其明顯的軌跡可循。至於隨中華民國政府遷臺的學者，北大系統接收臺灣大學，南高系統接收省立師範學院(即其後的臺灣師範大學)，亦為眾所周知之事。臺大歷史系與臺師大歷史系無論在研究領域和治學方法上，顯然有相當程度的差異。至少就中國史研究而言，臺大歷史系強調古代史，臺師大歷史系集中於中國近現代史，似為毋庸爭辯之事實。

二、 南北新舊

　　在相關研究中，王汎森教授是少數較直接正面論析南北之爭的學者，在〈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王汎森教授指出，在1949年以前，胡適、傅斯年、顧頡剛等人所領導的研究工作，在學院中占據主流地位，是1920-1930年代最有力量的學派，王汎森教授以“新派”名之。王汎森教授說明“新派”史學的來源，與三種因素有密切關連：(一)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思想解放；(二)胡適所提倡的實用主義方法論；(三)西方史學的引進，尤其是德國史學 。

　　王汎森教授指出，“新派”的批評者散在全國各地，其中南京的中央大學(即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最有組織，他們有時被稱為南派或東南學派，王汎森教授以“傳統派”稱之 。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中國學術界隱然分成兩種意見，即王汎森教授所謂的“新派”與“傳統派”(一般亦以北大、南高，或北派、南派稱之)；而兩派之間顯然很少交集，他們在新文化運動、古史辨運動、新史學運動中，一直處在相對立的位置。叔諒(陳訓慈)在〈中國之史學運動與地學運動〉中，即指出兩派學者逈不相侔的現象 ；亦有學者以“北方”、“南方”為分 ；王汎森教授所謂“新派”係指北方的整理國故運動，“傳統派”則以中央大學師生為中心的學者們 。但事實上有些被視為新派或被新派所欣賞的史家，在文化理想上卻是以傳統派自居的，如陳寅恪、湯用彤即是 。本文的南北學派之分，並不完全以地理上的南北為界，而以思想文化與治學取向為別 ；因此，在治學方法和文化理念上，與南學較近而遠於北學的學者，如陳寅恪、湯用彤和王國維，亦歸入南方學術網絡討論，類似的情形還有錢穆。

　　余英時教授在〈猶記風吹水上鱗〉中，談到1930年錢穆赴北京後，表面上已經進入中國史學的主流，但他和反主流派的學人卻更投緣，與南方以中央大學為中心的史學家如繆鳳林、張其昀交往亦甚密切 。桑兵教授在《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中亦指出，錢穆反對以傅斯年為中心的新史學，認為通人之學比專家之學更為重要，而與錢穆志同道合者，有張蔭麟、張其昀、陳夢家等人；桑兵教授並且認為陳寅恪雖然加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但與傅斯年的志同道合實有一定限度 。

　　王汎森教授在〈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一文中，亦提及南北之爭。王汎森教授敘述傅斯年的《東北史綱》出版後，引起學者們的大量批評，其中繆鳳林與鄭鶴聲的批評非常嚴厲；繆鳳林與鄭鶴聲皆屬中央大學，亦即南高系統，他們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抱持敵意，對傅斯年所標示的治史方法亦極反感，而刊載繆鳳林評《東北史綱》的《大公報．文學副刊》主編吳宓，正是反新文化運動的要將。王汎森教授認為，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涉及當時思想界兩個陣營的競爭 。

　　筆者在《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中，曾就《史地學報》與歷史地理學的形成做過討論 ，但該書主要著眼於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關係，並未於南北之爭多所著墨；亦未就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做進一步分析。

　　在現代中國學術的發展過程中，南方學術網絡雖非耀眼巨星，但亦有其一定的影響，不論當時或對1949年以後海峽兩岸的史學，均具有時代性的意義。雖然學者們對主流學派的北方學統，投以較多關愛的眼神，但對歷史的伏流，學術發展的非主流思潮，似亦不能視若無睹。

三、 《學衡》與《新青年》

　　五四運動前後，部分留美學生對陳獨秀、胡適等人透過《新青年》批判傳統，擁護西方文化的態度，甚為不滿。儕輩認為陳獨秀、胡適等人對中國傳統文化「全面抨擊、徹底否定、破舊立新」的行逕 ，過度偏激，「更痛感欲融會西方文化，以浚發國人的情思，必須高瞻遠囑，斟酌損益」 ，主張應「昌明國粹，融化新知，重視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繼承性，在現有的基礎上完善改進」 。故吳宓、梅光迪等人在美國時，即決定將來返國後，擬集合同志創辦雜誌，與胡適、陳獨秀等人捉對鏖戰 。

　　1919年，梅光迪自美返國，赴天津南開大學擔任英文系主任，並與聶雲臺等人在上海創辦《民心週報》。梅光迪在《民心週報》撰文，批評胡適等人所提倡的白話文運動，引發胡適的反駁 。1920年梅光迪應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文理科主任劉伯明之邀，轉往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任教。1921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升格為東南大學，梅光迪出任西洋文學系主任。梅光迪寄信給吳宓，力邀其擔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英語兼英國文學教授 。吳宓於1921年6月啟程返國，8月抵達上海，9月轉往南京東南大學履新。此時，柳詒徵、胡先驌等人亦同在東南大學任教。故由劉伯明、梅光迪、吳宓、柳詒徵、胡先驌等人發起創辦《學衡》雜誌，欲以該刊為保存中國傳統文化之堡壘。《學衡》諸子對新文化運動一意毀棄傳統，競言西學，卻不知究其本原，唯新是騖，亟思加以匡正，以振溺挽頹，斡旋時運 ，故而創辦《學衡》雜誌，並請吳宓擔任總編輯 。

(一) 《學衡》與南方學統

　　1922年1月《學衡》創刊，初期以月刊形式出版，迄1926年12月止，均按時出版，計發行60期。《學衡》初期各方俊彥雲集，士氣風發。惟榮景並未持續太久，1923年底，年僅38歲的劉伯明患腦膜炎遽逝，使得《學衡》頓失來自東南大學校方的有力支持。同時因梅光迪與吳宓兩人對《學衡》欄目內容安排，意見不同，爭執激烈。而吳宓逕自署名為《學衡》編輯的動作，違背了《學衡》同人最初的約定，引起力倡學術人格的梅光迪不滿 ，此乃造成梅光迪憤而出走之主因。梅光迪甚至宣稱：「《學衡》內容愈來愈壞，我與此雜誌早無關係矣！」 1924年，梅光迪離開東南大學，前往美國。另一位重要撰稿人胡先驌，亦於1924年離開東南大學，重返美國。有志於保存中國傳統文化命脈的《學衡》創刊諸子，遂漸分道揚鑣，《學衡》亦面臨雜誌存亡之關鍵時刻。此時，吳宓在不得已情況下，離開東南大學，先就聘於奉天東北大學擔任英語系教授，一學期後轉往北京，於1925年初受聘負責主持創辦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

　　舊人離散後，《學衡》全賴吳宓一人獨力支撐；縱使離開東南大學，仍由吳宓在北方遙控。1927年，因北伐戰爭爆發，加上原先與《學衡》合作的中華書局不願續辦等原因 ，《學衡》被迫停刊1年。其後在梁啟超斡旋下，加上吳宓的條件交換，《學衡》於1928年1月復刊 。《學衡》復刊後改為雙月刊，至1929年12月均按期出版，前後總計發行72期。1930年《學衡》再度停刊一年，1931年1月再度復刊，但在5月發行第75期後，三度停刊。此後則是不定期出版。1933年7月《學衡》出版第79期，雜誌刊登啟事云將改由繆鳳林擔任編輯繼續出版，但自此以後，《學衡》遂不再出刊。學者們的研究指出，造成《學衡》解散的原因，主要是人事、經費、內部傾軋等因素，其中內部傾軋，尤為造成《學衡》一蹶不振的致命傷 。

　　《學衡》創刊之初，吳宓等人規劃刊物欄目，主要包括：(一)插畫：以介紹古今中外人物為主，間或介紹某些特殊建築物，大抵皆以表明《學衡》立論精神或配合正文內容為主；(二)通論：內容多為評論時事、介紹新知；(三)述學：內容多屬訓詁、考據、義理等舊學，譯介西方名著者亦多；(四)文苑：又可細分為文錄、詩錄、詞錄、戲劇、小說等項，內容以傳統詩詞為主，時而穿插若干譯詩與翻譯小說；(五)雜綴：內容多為遊記、詩話等類文章；(六)書評：所評對象兼及古今著作，尤以詩詞為主 。從1922年1月創刊到1933年7月為止，發行時間12年，刊載文章1,708篇 。

(二) 從《青年雜誌》到《新青年》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法租界創辦《青年雜誌》 。1916年2月出版第1卷第6號後，因戰事爆發而陷入困境，停刊半年。1916年9月復刊，改名為《新青年》 ，其後以月刊形式出版至1922年7月第9卷第6號 。在中國共產黨內部運作的考量下，《新青年》宣布停刊 。1923年6月《新青年》再度復刊，改為“季刊”形式出版，分別於1923年的6月、12月以及1924年的8月、12月陸續出版4期。1925年4月起，改為“不定期刊”形式繼續出版，分別在1925年的4月、6月、1926年的3月、5月以及7月不定期發行。1926年7月發行完第5期後，因為國民革命軍北伐，再度宣布停刊，此次停刊使《新青年》正式劃下句點。

　　《青年雜誌》創刊伊始，由陳獨秀一人獨立編輯，僅部分皖籍人士與陳獨秀友人協助 。此外，《青年雜誌》亦受《甲寅雜誌》影響，並獲其資助 。改名為《新青年》後，第2-3卷的封面上仍標明「陳獨秀先生主撰」字樣，可見仍由陳獨秀一人獨立負責。

　　1917年陳獨秀接受蔡元培邀請，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自第3卷起，陳獨秀將《新青年》由上海租界帶進北京大學。《新青年》移往北京後，除原本支持《新青年》的皖籍知識分子，《甲寅雜誌》編輯與作者群之外，《新青年》作者群，加入了北京大學師生。同時，北大教授胡適、錢玄同、劉復、沈尹默、李大釗等人，亦分擔編輯工作。注入北京大學的新血後，《新青年》聲勢愈加浩大，故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大本營。

　　1920年，陳獨秀受到來自蘇聯共產國際魏金斯基的影響，致力籌組中國共產黨 。在《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出版時，陳獨秀已將《新青年》由北京遷回上海，另組“新青年社”，取代過去負責印刷、發行事務的“群益書社” 。此舉引發胡適等人的強烈不滿，但陳獨秀未予理會。故《新青年》自第8卷第1號起，成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並開始系列介紹有關蘇俄革命的理論與實際情況 。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後，《新青年》遷往廣州持續出版，至第9卷第6號出刊後，宣布停刊。其後在1923年6月再度復刊，自1923至1926年期間，發行9期，其內容與立場完全殆為中國共產黨中央之機關刊物，與新文化運動時期以“同人雜誌”型態出現的《新青年》，已然無涉 。

　　《新青年》的內容，除一般通論性、政論性文章之外，設有通信、讀者論壇、國內大事紀、國外大事紀、隨感錄等欄目，刊載記者和讀者投稿。此外，亦以“專號”形式，集中介紹來自西方的思想與各種問題、研究，如第4卷第6號的“易卜生號”、第6卷第5號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第7卷第4號的“人口問題號”、以及第7卷第6號的“勞動節紀念號”等；有時則以長時段、大規模的形式，專門介紹某一主題，如“馬克思主義宣傳”、“社會主義討論”、“俄羅斯研究”、“羅素著作介紹和評論”、“工讀互助團問題”等。《新青年》以“季刊”和“不定期刊”發行時期，常以一明確主題為當期的主軸，如季刊第1期的“共產國際號”，季刊第4期的“國民革命號”，不定期刊第1期的“列寧號”、以及不定期刊第5期“世界革命號”。從1915年9月《青年雜誌》創刊到1926年7月《新青年》停刊，發行時間約12年，刊載文章計1,419篇 。對共產革命，對中國日後的歷史發展，均產生關鍵性的影響。

(三) 小結

　　就內容而言，《新青年》和《學衡》並非中西之爭，而是文化取向之異。昔往將新文化運動與反新文化運動視為中西之爭，部分可能來自先驗的成見。以《新青年》和《學衡》引介新知的內容而言，兩者的差別主要在於古典或現代，亦即引介內容的方向有別。《新青年》偏向當代，《學衡》偏向古典；《新青年》以俄為師，《學衡》以英美為師；《新青年》主張大眾文化，提倡白話文運動；《學衡》主張菁英文化，提倡典雅文言；《新青年》提倡杜威實驗主義、易卜生主義、馬克思主義；《學衡》取法白璧德新人文主義、新古典主義；在引介美國新知部分，《新青年》是杜威實驗主義的中國代理人，《學衡》是白璧德新人文主義的傳承者。新文化運動與反新文化運動的論爭，就部分視角而言，或可視為美國古典(保守)陣營哈佛大學白璧德新人文主義，與實用陣營哥倫比亞大學杜威實驗主義，在現代中國的代理人之爭。

　　《學衡》的發行，代表一群同時兼具中國傳統學術訓練，並受良好西方新式教育洗禮的精英分子。儕輩不僅具備深厚的國學根柢，且長年求學海外，故而舊學深邃，西學精湛。惟《學衡》諸子的孤高，適足以造成他們在這場思想論爭中，無法與社會大眾結合，乃與當時的學術主流漸行漸遠，終至被時代的洪流所淹沒。

四、 《史地學報》與反古史辨運動

　　就文學和思想而言，《學衡》與《新青年》捉對廝殺，就現代中國史學而言，古史辨派與史地學報派壁壘分明。

　　古史辨運動是現代中國新史學的重要源頭，顧頡剛提出“大禹是蜥蜴類”的時間點，正是1920年代中國學術界南北之爭的關鍵時刻，而《史地學報》顯然是古史辨運動初期的重要反對陣營。

　　《史地學報》是“史地研究會”的機關刊物，史地研究會則是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文史地部及其他科系所聯合組成的學生組織 。史地研究會的前身為“地學研究會”，在地學研究會時代，首任總幹事為龔勵之，第二屆為諸葛麒。在諸葛麒擔任總幹事的第二屆通過簡章，改名為史地研究會，並請柳詒徵、朱進之與童季通擔任指導員，因此，地學研究會的第二屆即為史地研究會的第一屆。

　　地學研究會初成立於1919年10月，至1921年11月創刊《史地學報》，1926年10月出版第4卷第1期停刊，總計近五年時間共出版20期。

　　《史地學報》在五四的學術風氣下創立，而五四時期的學術風氣與兩條線索關連密切，其一是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再生，其二為引進西方學術思想。做為五四時期史學代表性刊物之一的《史地學報》，一方面承繼傳統中國史學的特色，另一方面也嘗試向西學取經，其間的過程是相當微妙的 。

　　《史地學報》第3卷捲入古史辨運動的論辨，自此，《史地學報》成為反古史辨運動的大本營 。《史地學報》第3卷1.2合期 ，發表了四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1.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2.顧頡剛，〈與錢玄同論古史書〉；3.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4.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使得史地學報派在古史辨運動初期，與《讀書雜誌》的古史辨派交戰激烈 ，《史地學報》與《學衡》雜誌亦成反古史辨運動的主要陣地 。

　　就一般研究現代學術思想史學者的分法，以南高為保守派或傳統派，將北大視為革新派或西化派，那麼很可能會犯了形式主義的繆誤 。因為分析以北大為主的古史辨運動，在治學方法上其實植基於傳統多，而引介西方學術者少；亦即古史辨運動實際上繼承清代樸學傳統者多，受西學影響者少。縱使在新文學運動方面，反對陣營的《學衡》雜誌，在引介外國文學理論方面，亦非少於文學革命派 。因此，在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的過程中，一個值得探討的現象是：古史辨派是植基於傳統而反傳統，史地學報派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是保守的、傳統的，但在引介西方學術上卻亦著墨甚多，中國現代學術思想發展過程中，傳統與反傳統的弔詭，便常常以這樣的面貌出現。

　　1924年2月，劉掞藜在《史地學報》2卷8期發表〈儒家所言堯舜事偽耶真耶〉，對胡適《中國哲學史》書中的說法提出質疑 ，這是劉掞藜擎舉反古史辨運動大旗之肇端。接下來的第3卷1-2合期中，劉掞藜發表〈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 ，加上該期《史地學報》刊出三篇相關附錄：顧頡剛〈與錢玄同論古史書〉、錢玄同〈答顧頡剛書〉、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以及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掀起有關古史研究的論戰 。

　　1923年4月27日，顧頡剛寫了一封信給錢玄同，信中引述許慎《說文解字》，說大禹「以蟲而有足蹂地，大約是蜥蜴之類」 ，就是這段話點燃了古史辨運動的火藥線。其後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即緊咬“大禹是蜥蜴類”的論題不放，不論顧頡剛的觀點如何改變，反對者完全不予理會。收到這封信的錢玄同，在〈答顧頡剛先生書〉中亦表示他並不贊成顧頡剛“大禹是蜥蜴類”的論點 ；而顧頡剛亦將“大禹是蜥蜴類”的假設拋棄 ，但顯然未被反對者所接受。

　　反對者中以出身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即後來的東南大學)的師生為主體，包括當時擔任教授的柳詒徵，尚屬學生身分的劉掞藜、陸懋德，就讀於清華學校的張蔭麟，以及胡適的族叔胡堇人等。

　　雖然《古史辨》第1冊出版於1926年，但顧頡剛與胡適、錢玄同討論古史的來往書信早在1920底到1921年初之間就已經開始 。

　　顧頡剛“層累造成地古史”，是古史辨運動過程中的重要理論，並且是貫穿7冊《古史辨》的中心題旨 。“層累造成說”的觀念，最早出現於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 ，這封信是《古史辨》的真正導火線。顧頡剛說明“層累造成”的中國古史包涵3個意義：(一)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二)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三)雖然無法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故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狀況 。為了證明這些理論，顧頡剛認為應從整理各時代的古史記載著手，以漢還漢，以先秦還先秦，這樣古史的面貌就不致混淆了 。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在1923年5月6日出版的《努力》周報增刊《讀書雜誌》第9期發表後，反對陣營中最先開火的是胡堇人與劉掞藜。

　　胡堇人於1923年7月1日出版的《讀書雜誌》第11期發表〈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 ，認為古史比較龐雜的只是堯舜以前 ，理由有三：(一)古史官是世傳的，容易保存史料；(二)虞夏彝器上的款識在春秋時代存者尚多，是考古的好資料；(三)就天文曆法證明〈堯典〉的天象暗合歲差。這三個理由，使胡堇人相信堯舜以後的古代歷史有比較可信之處 。

　　1923年7月1日出版的《讀書雜誌》第11期，同時刊出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 、胡堇人〈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和顧頡剛的〈答劉胡二先生書〉 ，使得《讀書雜誌》成為古史辨運動的主戰場，而古史辨運動另一個戰場則是東南大學史地系學生所編輯發行的《史地學報》 。

　　1924年6月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卷第1-2合期，發表了5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1.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2.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3.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4.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5.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 ；1924年10月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卷第3期，發表了3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1.劉掞藜，〈與顧頡剛討論古史第二書〉；2.顧頡剛，〈討論古書答劉胡二先生書〉；3.錢玄同，〈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 ；這項討論一直進行到第3卷第4期。1924年12月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卷第4期，發表了2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1.劉掞藜，〈與顧頡剛先生書〉；2.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續)〉 ；使得史地學報派成為古史辨運動前期的主要反對力量 ，與《讀書雜誌》的疑古派交戰激烈，《史地學報》與《學衡》雜誌 ，亦成反古史辨運動的主要基地。

五、 一種米煮兩樣飯

　　反對陣營的學者們，已經注意到論辨雙方採用相同材料，卻推論出不同解釋的現象；同屬南方學派的陸懋德，在〈評顧頡剛古史辨〉一文中指出，大禹問題之所以沒有結論，主要是因為論辨雙方所根據的材料，均不出故紙堆中的舊文字，這種以相同材料為證據所進行的討論，無非各說各話，言人人殊，事實真相難覓，故須依賴考古學家用地下出土材料加以證明 。陸懋德指出，顧頡剛因《說文》訓禹為蟲，遂疑禹為蜥蜴；因〈商頌〉“禹敷下土方”，遂疑禹為天神；因《論語》“禹稷躬耕而有天下”，遂疑禹為耕稼的國王。那麼，禹究竟是“蜥蜴”？是“天神”？抑是“國王”？陸懋德說他試圖在顧頡剛的文章中找出結論，卻杳不可尋 。

　　顧頡剛並未正面答覆陸懋德的質疑，而用“態度”而非“結論”的方式回應。顧頡剛認為如果他“隨便舉出幾句話”作為結論，他就是“偽史的造作家” 。顧頡剛所主張的“層累造成說”，存在著“作偽”的陰謀理論，故他本人絕不用同樣手段達成一個作偽的“結論”。顧頡剛進一步說明“層累造成”的古史，乃各時代學者對古史的想像，層層積累以成。顧頡剛指出《論語》中二次連稱堯舜，一次連稱舜禹；《論語》之後，堯舜的事蹟編造得更為完備，於是有〈堯典〉、〈皐陶謨〉、〈禹貢〉的出現，堯與舜因此有了翁婿關係，舜與禹也有了君臣關係。這些說法與《論語》相較，殆屬後起之說 。在這裡我們看到顧頡剛是先肯定《論語》，而後以此為標準來論斷古史的可信度。這個“大膽的假設”，獲得錢玄同的擊掌喝采，以為是“精當絕倫”，並且希望顧頡剛用這個方法，常常考查，多多發明，以便能夠廓清雲霧，斬盡葛藤，使偽史還其本來面目。錢玄同甚至認為堯舜是“無是公”、“烏有先生”，所以中國的歷史應該從禹說起 。錢玄同用《說文》解釋堯舜的說法，遭來反對者的攻擊。劉掞藜在〈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中，批評錢玄同用後出之說否定古史，實乃不諳《說文》誼例所致 。

　　考察收錄於《古史辨》第1冊論辨雙方有關“禹”所引證的材料，我們對雙方的各種解釋，實難理出清楚的頭緒。疑古派與反對陣營所用的材料幾乎完全相同，而在論證時各自引述的材料卻頗為雜亂，辨證方式亦欠缺一定軌跡，不免令人覺得有點像意氣之爭。

　　古史辨運動之所以激起如此大的巨浪狂濤，並不在這個運動肯定或否定了局部古史的真偽，而是針對古史所做的全面性探討，造成古史黃金時代的破滅。顧頡剛認為中國古史黃金時代的偽造，大部分成於戰國──秦漢間學者之手，而這種造偽乃蓄意為之者 。反對陣營並未對此提出整體性的辯難，而將焦點放在“禹的屬性”問題上進行討論。

　　“層累造成說”是古史辨運動的重要樞紐，《古史辨》第7冊關於中國上古史的討論文字，三皇五帝的考辨，均源自“層累造成說”。但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所引發的戰火，卻集中於“禹”的討論，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禹的屬性問題，才是真正整個古史辨運動的導火線。

　　劉掞藜〈討論古史再質顧頡剛先生〉於1923年9月20日-1923年12月2日出版的《讀書雜志》第13-16期刊出後，顧頡剛於《讀書雜志》第14, 15, 17期發表〈啟事三則〉 ，仍堅持其“層累造成”的觀點，甚至認為“中國的古史全是一篇糊塗賬” 。顧頡剛的這項主張，受到其業師胡適的喝采與聲援，於1924年2月22日出版的《讀書雜誌》第18期，發表〈古史討論的讀後感〉，稱讚顧頡剛、錢玄同、劉掞藜、胡堇人等的古史討論，是中國學術界一件可喜之事，並且認為這個討論，在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性，不亞於丁文江等人所發起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 。

　　反對陣營中學術地位最高、輩分最高的，應屬當時任教東南大學的柳詒徵 。以1920年代的中國學術思想界而言，有所謂“北大”、“南高”之爭；顧名思義，“北大”係指北京大學，“南高”則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亦即東南大學的前身(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於1923年併入東南大學，東南大學於1928年改名中央大學)。就當時引進的西方思潮而言，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東南大學則是文化保守主義的重鎮；白話文運動發源於北京大學，“學衡派”則以任教東南大學教授為主幹 ；在古史辨運動中，北京大學是疑古派的中心，東南大學則是反對派的重鎮，兩者間的對立關係可見一斑。由於北京大學與東南大學教授間對歷史研究的取向不同，形成古史辨運動中絕然對立的兩橛，攻擊疑古派最力的柳詒徵與張蔭麟即均屬南方學派。

　　柳詒徵在1924年4月1日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卷1-2合期上發表〈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 ，闡述以《說文》證經考史必先明《說文》誼例的見解 。柳詒徵甚至以有點教訓的語氣對顧頡剛說：「今之學者欲從文字研究古史，盍先讀熟許書，潛心於清儒著述，然後再議疑古乎？」 柳詒徵此文刊出後，顧頡剛於1926年1月13日出版的《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第14期發表〈答柳翼謀先生〉加以回應，說明他引《說文解字》未能依柳詒徵的例根本無關緊要，因為許慎的書本來就沒有例，所有《說文解字》的例，都是後人替它尋出來的，如同春秋家替《春秋》尋例一般 。顧頡剛甚至直接否定許慎的《說文解字》，認為《說文解字》中“禹”的解釋，並不足以代表古義，但仍強調他並非放棄整個有關“禹”的見解，而是認為「失掉說文的一證，正如失掉帝王世紀和偽《古文尚書》的證據一樣，是無關輕重的」 。

　　此時錢玄同將自己的姓改為“疑古”，於1926年1月13日出版的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第14期，發表〈論《說文》及壁中古文經書〉 ，即署名“疑古玄同”。此文對柳詒徵的“說文誼例”大力抨撃，疑古玄同表示，疑古派正想改變“信而好古”的態度，不料反對陣營卻倒過來勸疑古派做“許老爹的忠奴”，這種盛情只好璧還 。在此文中，連孔子亦遭池魚之殃，疑古玄同認為孔子根本沒有“訂六經”這回事，至於許慎的《說文解字》，只是一部“偽字舉要” ，於是雙方論辨的方向轉為《說文解字》。

　　本文雜引各家說法，並分析顧頡剛前後論述的矛盾所在，旨在說明顧頡剛本身並無一完整、自足的思想體系，其中心思想為全盤推倒上古信史，理論中心為“層累造成說”，方法則是胡適所盛贊的“剝皮主義”；因此，在整個古史辨運動過程中，我們看到顧頡剛引述證據的前後矛盾，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忙亂，均顯示他在古史辨運動一開始即全面否定古史，導致左支右絀的局面，是如何的難以收拾。但終其一生，顧頡剛“層累造成說”的基本觀點並未有所修正，甚至連論敵張蔭麟在方法論上加以攻擊時，顧頡剛仍無動於衷。

　　張蔭麟早歲負笈清華學校，畢業後遊學美國，入史丹福大學，主攻西洋哲學與社會科學 。1925年4月，年僅二十歲，猶就讀清華學校的張蔭麟於《學衡》第40期發表〈評近人對於古史之討論〉(古史決疑錄之一) ，對顧頡剛濫用“默證”討論古史有所評騭。張蔭麟認為默證的運用有其限度，而顧頡剛的論證顯然已違反其限度 。張蔭麟說明運用默證必須在少數界限極清楚的情形下方可，並引用法國史家色諾波(Ch. Seignobos)的說法，闡述適用默證的充分條件有二：(一)未稱述某事之載籍，其作者立意將此類之事實為有統系的記述，而於所有此類事皆習知之。(二)某事蹟足以影響作者之想像甚力，而必當入於作者之觀念中 。

　　張蔭麟批評顧頡剛運用默證法研究古史時，並未遵守這兩條規則，並以顧頡剛〈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中的一段敘述為例說明。顧頡剛的原文是：《詩經》中有若干禹，但堯舜不曾一見。《尚書》中(除了〈堯典〉、〈皐陶謨〉)有若干禹，但堯舜也不曾一見。故堯舜禹的傳說，禹先起，堯舜後起，應無疑義。張蔭麟批評顧頡剛的推論完全違反默證適用之限度 。

　　這段論辨文字隱藏著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即傳統儒學以“六經”為中國上古信史結構的精神，似乎在顧頡剛身上復活了。顧頡剛雖然將“六經”視為材料／文獻看待，但因他信《論語》和《詩經》太過(尤其是《論語》中引述的《詩經》)，使其立論難免受到束縛。崔述與康有為的著作固奉“六經”為圭臬，顧頡剛卻亦緊抱《論語》、《詩經》不放。所以，在思想理路上其實是治一經焚一經，亦即顧頡剛仍無法完全擺脫“六經”所建構的古史系統之枷鎖。反觀張蔭麟雖隸屬文化取向上較為保守的學衡派(此為一相對的稱呼，非意指其為實質之保守)，卻說出“《詩》、《書》非堯舜禹事跡之[完整]記錄”的話 。因此，創新與保守其實常常以這樣模糊的面貌彼此寄生。顧頡剛立意要打破儒學經典所建構的中國上古信史結構，卻陷入其自設的網羅(以《論語》和《詩經》證史)而不自知；張蔭麟則在反駁顧頡剛“層累造成說”的同時，將典籍史料化的工作更向前推進一步。

　　張蔭麟批評“層累造成說”方法上的謬誤後，顧頡剛並未加以反擊，也未見他對“層累造成說”有若何修正，一如與劉掞藜的論辨，顧頡剛亦僅放棄“大禹是蜥蜴類”的假設，至於禹的天神性與“層累造成說”，並未做太多的修正。顧頡剛在《古史辨》第2冊〈自序〉明白表示，那些個別史實的論辨，只是枝葉而非本幹 ，論敵們反駁或否定他某一事件、某一材料的解釋有誤，並未影響其基本架構，這個基本架構就是顧頡剛一生所信奉不渝的“層累造成說”。

　　在古史辨運動過程中，另一個值得探討的現象是：何以論辨雙方引述的材料如出一轍，推論的方向卻大相逕庭？在這方面，魏建功的〈新史料與舊心理〉，為我們找出了某種層面的解答 。

　　魏建功認為“科學方法”的目的在於求真和勇於懷疑 ，因為柳詒徵不贊成勇於懷疑，所以自棄於科學之外；相反的，顧頡剛則符合這個條件，其治學方法來自清代經師，而清儒的治學方法是很科學的 。魏建功的論點，闡明了古史辨運動的宗旨，亦略可說明古史辨派和史地學報派的分殊所在。

六、 結論

　　以1920年代的中國學術界而言，研究中國上古史的學者，約略可分為文獻考證學派、文物考證學派(考古派)、釋古學派(二重證據法)等；縱使同為文獻考證學派，錢穆的治學取向，顯然有異於疑古派，更遑論治學取向迥異的文物考證學派和釋古學派。文獻考證學派、文物考證學派和釋古學派的分野，主要是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不同所造成，基本上比較容易理解。而其中比較值得深思的是，使用相同方法(樸學考據)與材料(儒學經典)，同屬文獻考證學派，卻做出不同結論的南方學派。

　　包括柳詒徵、劉掞藜、陸懋德、張蔭麟等人在內的南方學派，在古史辨運動過程中，扮演忠實反對者的腳色，對顧頡剛“大禹是蜥蜴類”的說法反複攻詰。值得注意的是，反對者們所引述的材料，與疑古派幾乎相同，為何卻做出完全不同的結論？關於這一點，我們必須回到1920年代的中國學術界來加以觀察。

　　顧頡剛在1923年5月6日出版的《讀書雜誌》第9期發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後，1923年7月1日出版的《讀書雜誌》第11期，同時刊出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疑問〉、胡堇人〈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和顧頡剛〈答劉胡二先生書〉，使得《讀書雜誌》成為古史辨運動的主戰場；而北京大學國學門則為疑古派的重要基地，收錄於《古史辨》中的許多文章，最初即發表於《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此外，古史辨運動另一個戰場是《學衡》雜誌和東南大學史地系學生所編輯發行的《史地學報》。1924年6月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卷第1-2合期，發表了5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 ；1924年10月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卷第3期，發表了3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 ；1924年12月出版的《史地學報》第3卷第4期，發表了2篇有關古史討論的文章 ；《學衡》第40期發表〈評近人對於古史之討論〉(古史決疑錄之一) ；使得南方學派成為古史辨運動前期的主要反對力量，與《讀書雜誌》、《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的疑古派交戰激烈，《史地學報》與《學衡》雜誌亦成反古史辨運動的主要基地。

　　疑古派是北方學派的化身，反對者則以南方學派為主體，這種北大南高明顯對立的情形，不僅表現在史學領域，文學方面的主張尤南轅北轍。胡適是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運動的燃燈人，亦為北方學人的精神導師；柳詒徵是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統帥，亦為南高的學術領袖；《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催生者，《學衡》雜誌和《大公報．文學副刊》 ，顯然是古典主義的堡壘；《讀書雜誌》與《北京大學國學門週刊》是疑古派的主要陣地，《史地學報》則是反古史辨運動的重要戰場。《古史辨》1-7冊的出版時間為1926-1941年；《學衡》第1-79期刊行的時間為1922. 01-1933. 07；《史地學報》1.1-4.1刊行時間為1921.11-1926.10；從期刊發行年代與《古史辨》7冊出版的年代，略可看出1920年代中國學術界南北對立的如影隨形。而這種對峙的情形，揭開了現代中國學術南北之爭的序幕，從五四到後五四時期，甚至1949年以後的海峽兩岸，南北之爭繼續在歲月裡流轉。

七、 徵引書目

(一) 期刊

1. 《史地學報》，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影印，1960。
2. 《青年雜誌》，上海：上海書店，1915-1916。
3. 《新青年》，上海：上海書店，1916-1926。
4. 《學衡》，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影印，1971。

(二) 專書

1. Charlotte Fourth eds.,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2. Dirlik Arif,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 L. 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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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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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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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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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uthern Academic Network”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1911-1945)

Abstract

　　We usually refer “the Southern Academic Network”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mainly to those historians at Nanking Normal College (including modern Tung-nan University, Central University, Che-chiang University, and Nanking University), including those scholars like Liu I-cheng, Wu Mi, Chu K’o-chen, Liu Po-ming, Hsu Tse-ling, and those graduated from the College, such as Chang Ch’i-yun, Miu Feng-lin, Ch’en Hsun-tz’u, Hsiang Ta, Cheng Ho-sheng, and those whose academic approach close those at the College, such as Wang Kuo-wei, Lü Ssu-mien, Chang Yin-lin, Ts’ai Shang-ssu, T’ang Yung-t’ung, Ch’en Yin-k’o, and Ch’ien Mu.
Doubtlessly, researches in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among “the Northern School” attract more attention than those among “the Southern School” over the years. When we mention works on the tradition established by historians at Peking University, especially by those in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at Peita, or studie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angle of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 or discuss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represented by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Northern School” usually catches many scholars’ eyes. Studies on the Southern School, however, still wait to be done.
We have such a picture is because, on the one hand, the Northern School had long taken the lead in the field. On the other hand, the issues brought up by the school gained more attention. Although works on the Northern School also men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Southern School, the latter is usually considered as the ramification of the former, or the “opponents” of the former. This article shall give a full survey on the Southern School, including what is new and old in both groups, their discourse on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historiography under nationalism, source materials about historical methods, and discourses by the cultural conservatists. In this research I will paint the picture of the network of the Southern School.
Key Word
The Northern School, Peking University, the Southern School, the Southern Network, Nanking Normal College, the Hsueh-heng School

　
　

　 　 秋日蕭索，幾多閒愁。想我騎車的旅程，心事轉過，思緒任風飄颻。

　　2008年11月9日，秋晴。我第三次穿上卡踏鞋，騎行106公路，同行的有小傑、艾瑞克和朱師父。平常都是小傑陪我騎，今天算是黑輪社的小會師，雖然還少了大羅、阿文，以及婆娘菜菜子剛生崽崽的阿瑞。

　　我試著習練左右腳互換為習慣腳，原本我的習慣腳是右腳。最初小傑教我穿卡踏鞋時，要我自己選擇一隻腳做為習慣腳，我選擇了右腳。但幾個黑輪社兄弟都以左腳為習慣腳，我也來試試，發現象也不是太困難。於是我的左右腳可以互換為習慣腳了，在遇到狀況時，可以較輕易排除，對我而言，在騎車的旅程上，似乎又過了一關。

　　2008年9月19日星期五，小傑和阿瑞到我山邊的研究室。阿瑞帶來卡踏和卡踏鞋底板，為我換下胭脂馬的踏板。我心裡喃喃自語，我真的要穿卡踏鞋上路了嗎？稍早以前阿瑞為我買的卡踏鞋已經寄到，我試穿了一下，尺寸沒問題。雖然我的身高只有178公分，算不上高，但我有一雙既寬且厚的腳，很難買到適腳的鞋子。阿瑞從日本幫我訂了一雙Shimano卡踏鞋，47號(12吋)，這是我一般穿網球鞋的尺寸。試穿之後居然合腳，令我欣喜異常。

　　裝好卡踏和鞋底板後，小傑和阿瑞陪我在停車場練習進出卡踏。我選擇以右腳為習慣腳，先將左腳塞進卡踏，踩動腳踏車，然後將右腳塞進卡踏裡。動作說起來簡單，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要將鞋子底板的卡筍正確塞進卡踏，還真是不太容易。約莫練習了十幾次，總算可以稍稍順利進卡脫卡，小傑問我要不要再練習以左手為慣用腳，我搖搖頭說，以後再練吧！初秋的夜晚猶自悶熱，我的頭上已滿是汗水。

　　本來約定9月21日要去騎106公路，小傑感冒了，乃不果行。而前一天因為到台南成大，參加教育部人文教育推動辦公室主辦的人文教育體檢座談會，順道拜訪阿文，對阿文吹噓了老半天，說第二天要穿卡踏鞋上路，結果因小傑感冒而未成行，我心裡還嘟囔了老半天。其實嚴格說起來，我並不特別喜歡騎腳車，如果不是黑輪社的兄弟們都騎車，我想我大概也不會去騎腳踏車吧！我喜歡的是友朋相聚之樂，而非腳踏車本身。

　　2006年8月27日，幾個平日常一起聆樂的朋友起哄，說要成立一個騎車聆樂的社團，於是在樂多日記成立了一個部落格，取名黑輪社，從此開張營業。黑者，黑膠也；輪者，兩輪也。入社者立誓無黑者補黑，無輪者補輪。2006年9月，阿瑞將他的登山車從北投載到木柵借我，讓我可以騎到河濱自行車道練習。記得第一次小傑帶我上路時，我連換檔都不會。學校後校門有一個500公尺的陡坡，說陡其實亦不是太陡，但我硬是被逼得下來牽車。大約騎到第三次才能順利上來。彼時的黃昏時分，我常常自己一個人在到河濱腳踏車道練習，來回約10公里。

　　2007年4月阿瑞和小傑為我組裝的公路車完成了，車架是阿瑞找朋友弄的Specialez，其他零件是小傑弄的，有些是他手邊的舊品，有些是他新買送我的。車子組裝好後，車架花了18k，其他配件7k，加起來25k。當我略知腳踏車零件的價格後，我才知道所有配件幾乎等於是小傑送我的。

　　這部紅色的Specialez公路車，取名胭脂馬，我當然就是關老爺了。

　　車子組裝完成後，小傑帶我練習，他騎阿瑞借我的登山車，我騎公路車，相偕到河濱自行車道練習。初體驗之後，我偶爾會自己到河濱練車，但也只是隨意練個十公里，一個人騎車其實很無聊的。

　　也是秋日，2007年9月23日清晨6點，星期天。黑輪社好友齊聚，約好去騎106公路，這就是我的初登板了。這天到場的包括大羅、小傑、阿瑞、菜菜子、艾瑞克和朱師父，只少了在臺南成大教書的阿文，在花蓮行醫的菲力。一行七人浩浩蕩蕩從動物園出發，初登板的我戰戰競競，生怕一個控制不好，摔倒路邊，可就鬧笑話了。我們順著動物園的外環道騎向深坑，走106乙公路，抵石碇交流道附近，在三角地帶的便利商店略事休息。小傑買了兩瓶蠻牛，一瓶給我，說蠻牛的維他命B群對騎車很有效。我乖乖地喝了，然後繼續上路。從這裡開始是106公路，我們要騎到莫內喝咖啡。

　　秋日微雨，涼風拂面，我的臉上都是汗水。我一直不喜歡戴帽子，因為頭上卡個東西在那兒，會讓我頭昏腦漲。而騎腳踏車必須戴頭盔，這讓我很不舒服，汗水沿著眉毛流得滿臉，加上微雨細細，我簡直是兩眼視茫茫，只看到前面的幾公尺。但我實在無暇顧及這些，因為轉上106公路之後就開始上坡了。我還不太習慣換檔，所以常常換得卡卡的，很不順暢。約莫騎到54k處，我的腳開始不聽使喚，萬般無奈下只好下來牽車。是的，我騎不動了，乖乖下來牽車。記不得牽了多遠，到平路時我再度跨上車子，用力踩下去。天可憐見，一路上我下來牽了四次車，才遲遲艾艾地來到最後一個上坡的終點58k處。在我牽車的路上，有時是朱師父陪我，有時是艾瑞克陪我，雖然我沮喪得沒有太多餘力感懷。事後回想起來，他們真是很體貼的。

　　抵達莫內咖啡時，小傑已為我點好香柚冰砂、美式咖啡和鬆餅，我從來沒有喝過這麼棒的香柚冰砂，至於美式咖啡和鬆餅則餘其事。好友同行騎車，陪伴我這部超大型獸力車上山，一時間我竟熱淚盈框。而香柚冰砂、美式咖啡和鬆餅，後來成為我騎車到莫內例行的點心和飲品。

　　雖然我的初登板如此踉蹌，可沒嚇倒我。2007年10月7月，艾瑞克和朱師父約我去騎巴拉卡公路。我壓根兒沒細想，就隨他們出發了。這天亦是秋風秋雨，我們從市立美術館出發，沿河濱自行車道騎到紅樹林，轉登輝大道，然後上巴拉卡公路。

　　從登輝大道轉巴拉卡公路開始，雨勢漸漸大了起來。約莫騎了4公里，我的腳開始不聽使喚。是的，我踩不動了，下來牽車。朱師父陪我走在最後，前面的車隊已經距離我們很遠了。艾瑞克請來帶路的大嘴兔，騎到上坡頂端再繞下來看我騎到哪兒了。事實上我不是騎到哪兒，而是牽到哪兒。雖然在上路時我豪情萬千地說，「就算牽車也要把它牽到」，果然我是一路牽上去的。雨水從我的頭盔流到眼睛，溼溼澀澀的，好不難受。在牽車的過程中，我試著上車再騎，但總是騎不到幾百公尺，就頹然而廢。當意志崩潰的時候，再多的鼓舞，其實都是無濟於事的。我想，我的意志力是薄弱的吧！在那個時刻，我曾想過從此不再騎車，我的體重，我的腳力，當年的特遣隊員早已消逝於天地之間，我只是一個發胖的，試圖抓住夕陽最後一抹餘暉的中古男人，我的體力早已不復當年。惱人的秋雨颯颯，全身溼透的心情，讓我感覺冷寒自四周湧來。朱師父在一旁不斷鼓舞我，可我一點都沒有勇氣再跨上我的胭脂馬。

　　終於跟上隊伍了，在不知走了多久之後。艾瑞克替我買了礦泉水和餅乾，讓我先補充卡路里和，並且替我買了雨衣。因為山頂風強雨大，沒有雨衣可能會凍僵。

　　回程沿仰德大道往下走，山路甚陡，我的煞車控制並不是太熟練，兩手緊握煞車，到得文化大學時手掌已然紅腫。略事休息後，繼續往山下騎去，抵達山腳下時，我的雙手已經不聽使喚了，肘關節亦疼痛非常，但總算走完這一遭。返回河濱自行車道，騎到市立美術館，我將胭脂馬裝上休旅車，開回木柵。

　　2007年10月27日，黑輪社兄弟們再次邀約騎106公路。隔了兩個禮拜，我似乎已遺忘巴拉卡公路的夢魘，於是再度跨上我的胭脂馬。在深坑與阿瑞、大羅會合時，阿瑞的婆娘菜菜子拿了一個頭套，說要送我。菜菜子說上回騎106公路時，看我滿臉汗水都流進眼睛裡，一定很難受，於是替我準備了頭套，那是一個印滿骷髏頭的藍色頭套，看起來很酷，可惜戴在我這個胖呼呼的歐吉桑頭上，實在酷不起來。但戴上頭套的感覺真好，汗水會順著額角流下，不再流進眼睛裡，騎起車來感覺服多了。騎到54k處，我的腳又開始不聽使喚，但我決定靠意志力克服，硬是不肯下來牽車，我知道只要一下車就再也沒有勇氣跨上去，唯一解決的辦法就是硬撐，撐到哪兒算哪兒。這次是阿瑞陪我騎在最後，他是黑輪社最小的小朋友，才三十歲，不知何以要和我們這些老大哥們廝混。阿瑞腳力甚佳，卻一路陪我慢慢騎。有時小傑會來接替阿瑞陪我，阿瑞就往前騎，在前面等我們。小傑不時問我，「老大，你還好唄！」我沒力氣回答，只能點點頭。秋日微雨，滿山紅葉，我卻沒有太多欣賞的雅致，只想著兩腳切莫停下來，一腳一腳給它踩上去。騎到56.5K的大彎，我幾乎要放棄了，但想到一下車就前功盡棄，於是咬著牙繼續往前踩。過了57K，轉個彎，58K是全程陡坡的終點，往後就是略有起伏的小坡了。隊友們在公車的候車亭等我，我居然就這樣撐過來了。

　　在候車亭略事休息，補充水分，然後再次跨上胭脂馬，往莫內咖啡騎去。這次很順利地騎到莫內咖啡，小傑同樣為我點好香柚冰砂、美式咖啡和鬆餅。

　　第二次騎106公路即順利抵達莫內咖啡，對我是很大的鼓舞，雖然是死撐活撐才騎上去，但管它怎麼騎的，反正騎到就是騎到了，至於下次如何是下次的事。

　　2007年11月11日，星期日，微雨，艾瑞克和朱師父約我去騎汐萬公路，我壓根兒不知道汐萬公路的路況，而我的想法依舊是「了不起牽上去」。我先開車到內湖艾瑞克的公司，把車停在那兒，然後和艾瑞克騎車到河濱和大夥兒會合，騎向汐止，轉往汐萬公路。

　　我有時會覺得自己手氣真不好，每次騎車都是風也蕭蕭，雨也蕭蕭，秋風秋雨，搞得我愁緒滿懷，卻是說還休。汐萬公路有一段12公里的緩坡，約莫7-10度之間，但對我而言，簡直比蜀道還難。朱師父仍然陪我騎在最後，約莫在上坡開始不到四公里，我就騎不動了，只好下來牽車，朱師父也陪著我牽車，於是騎騎牽牽，不知幾上幾下，終於遲遲艾艾地扺達往風櫃嘴的三叉路，大夥兒已經喝完了地瓜湯。艾瑞克替我點了地瓜湯，我大口吃將起來，老薑熬的地瓜湯，驅寒生熱，我感動得不知說什麼好。

　　回程從內湖下山，坡度甚陡，我死命握著煞車，握得手都紅腫起來。上回騎巴卡也是這樣，下坡時煞車握太用力，下得山來，手掌通紅。我想我應該學習如何用輕鬆的方式握煞車，控制好下坡路段。

　　我很難說明自己，何以騎三條路線有兩條鎩羽，仍繼續騎下去。或許我喜歡的並不是騎車本身，而是和騎車相關的種種，包括沿途的風景，友朋相聚之樂，甚或莫內的咖啡，汐萬公路的地瓜湯。

　　冬天以後，文山附近常常下雨，我並沒有太多騎車的機會，但只要不下雨，小傑就會約我騎車，我未仔細紀錄騎了幾多次，約莫一兩個禮拜會騎一次，總騎了十幾次吧！我想。

　　春暖花開以後，晴日多了起來，小傑常常在星期四打電話給我，約我騎車去莫內，有時也騎小格頭。小格頭的路線較短，七公里的上坡，騎完就到了。我們會在一家咖啡店喝美式咖啡和吃烤大蒜麵包，大口咬將下去，把騎車消耗的能量都補回來。我不是太喜歡小格頭路線，因為上坡太陡，要騎之字形才上得去，下坡時則完全不使力，一路狂飇下山，失去欸乃起伏之美。我還是比較喜歡騎106公路，去程有上有下，回程亦有上有下，起落有秩。雖然在56-58k之間，有一個比較大的陡坡，但整體來說，106公路是我騎車比較喜歡的路線。

　　自春徂秋，我就這樣有一搭沒一搭地騎著車。

　　2008年9月19日星期五，小傑和阿瑞到我山邊的研究室，阿瑞帶來卡踏和卡踏鞋底板，為我換下胭脂馬的踏板。歷經一年的磨煉，我已習慣自由車的踩踏，換上卡踏後，我並沒有太多適應上的困難，小傑和阿瑞在研究室外的停車場指導我如何進出卡踏，試了十幾回之後，我已可以勉強順利進出。

　　2008年10月25日，我第一次正式穿上卡踏鞋上路，一路秋山紅葉，野薑花開得漫山遍野，溪邊芒花蒼蒼。小傑不時騎到我身邊，指導我如何踩踏，包括往上抬時，如何讓卡踏產生動能；如何交替用左右腳當習慣腳，方便上下車。抵達莫內咖啡時，我幾乎熱淚盈眶。

　　我不是愛將感謝挂在嘴上的人，中古男人總是惜語如金，明明心底千萬個感謝，臨到嘴邊，卻是欲說還休。

　　我從未想過有一天我會愛上騎腳踏車，雖然少年十五二十時，我有一段單車上的歲月，但從未想過有一天單車會成為我的運動項目。在我成長的年代，身裁稍稍高大些的都去打籃球了，不然就是排球，我也不例外。直到有一天，右腳的十字韌帶受傷才改打網球。然後的然後，因為黑輪社的兄弟們，無黑補黑，無輪補輪，一年後，黑輪社成員個個有黑有輪，我也因此騎上兩輪，四界隆隆逛。我要特別感謝小傑，如果不是他常陪著我騎車，我想我早已放棄。我的胭脂馬七拼八湊，主要零件大部分來自小傑，包括椅墊、龍頭、輪圈、外胎、齒盤、飛輪、調整工具；車架則是阿瑞幫我找的，後來換的輪圈是阿瑞送的，車褲、卡踏鞋和卡踏是阿瑞處理的；頭套是菜菜子送的。數了半天，我只出了一雙腳，而且常常踩得有氣無力。

　　秋晴之日，騎車上106公路，好友相伴，溪邊的野薑花宛若蝶舞翩翩，漫山遍野的芒花蒼蒼。歲月于邁，想我黑輪社的兄弟們，山水迢遞，訴不盡千言萬語。







◎我騎著阿瑞借我的登山車，在河濱腳踏車道練習。




◎嘿！好大的屁屁，好小的座墊。




◎騎上登山車，假裝春風得意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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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胭脂馬後壁。




◎胭脂馬頭前。




◎關老爺騎胭脂馬，宛如超大型獸力車。




◎我好比關老爺，騎著胭脂馬走天涯。




◎黑輪社的兄弟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