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ch 29,2007
這些日子以來
這些日子以來，學校開學了，我開始重複著習慣的日子，每個禮拜上八節課，在研究室待八十小時，到游泳池五次，練字十五小時，寫稿二十小時，讀書二十小時。時間就這樣在指間溜走，好像做了很多事，又好像什麼事都沒做。
《政大校史 1987-1996》完稿了，將在二○○七年五月二十日校慶時出版。《政大校史 1997-2006》將在二○○七年四月三十日完成初稿，預計九月中旬出版。
自傳散文《歷史帶我去旅行》還差六篇，〈乞食講堂，浮生若夢〉寫了13,531字，再補約6,000可以殺青。然後接著寫〈漂泊江湖怯問津〉，這本小書拖得有點久，希望夏天以前可以弄完。
考慮出一本音樂文集，書名想好了，就用《音樂風景》，文稿字數夠了，想再補幾篇，然後進行分類編目，可能考慮交給聯合文學出版。
學術專書《臺灣史學的新動向》，書稿完成80%，還剩20%，也是拖在那裡，得打起精神把它搞完。
想想，日子過得真是迷糊而悵惘。
March 2,2007
花蓮的二二八事件
日前二二八事件一甲子，各政黨紛紛炒作相關議題，犯錯的不道歉，繼續硬抝；有野心的繼續挖瘡疤，在傷口灑鹽。
當我在電視上，一再重複看到花蓮張七郎事件遺族張安滿，帶著他的孫女向馬英九獻花的時候，我的心汩汩淌出血來。據側面了解，張安滿意圖向國民黨爭取不分區立委，因而安排了這場令心心疼的醜劇。張安滿是張宗仁醫師的兒子，二二八事件時，張宗仁醫師、張果仁醫師與父親張七郎醫師一門三父子，半夜被槍殺於墳場邊，史稱「張七郎事件」。
說起來我和張七郎親家頗有淵源，因為大伯家的大堂姊分人養，養父即花蓮鳳林名醫張七郎，因從養父姓，大堂姊名張玉蟬。1947年舊曆年前，張玉蟬與養父的三子張果仁送作堆，年後發生二二八事件，張家一門三父子(均為醫生)半夜被槍殺於墳場邊，史稱「張七郎事件」。張果仁受難時，玉蟬姊已懷孕，產下一子名張至滿。雖然我和張安滿沒有直接血緣關係，但按輩分來算，張安滿如果跟張至滿喊的話，該稱我一聲舅舅。所以當我看到張安滿以父祖之血為干祿之階時，心裡的傷痛實無可言說。類似的情形還有吳伯雄，吳伯雄的二伯吳鴻祺是二二八受難者，吳伯雄卻去和施暴者握手，成為國民黨代主席，兩個兒子亦隨父從政，令人感到不勝唏噓。
小時候，玉蟬姊過年時會帶外甥張至滿到家裡來，算是回娘家。因為大伯認為玉蟬姊年前才和果仁姊夫送做堆，年後公公張七郎、夫君張果仁，就被銃殺，剋夫剋父，不准玉蟬姊回娘家，因此印象裡有幾年玉蟬姊都是帶外甥張至滿到家裡來回娘家。我父親是玉蟬姊的三叔，因為二叔在西部，大伯之外，我父親是兄弟中最年長的。
張至滿其後赴美求學，獲體育博士，曾任教育部體育司長，中華台北奧會秘書長。玉蟬姊在果仁姊夫受難後再嫁，生一女名陳惠操。於花蓮女中念書時，遇台灣師範大學畢業到花蓮女中實習的顏崑陽老師。其後顏崑陽任教於淡江文理學院中文系，陳惠操負笈淡江中文系就讀，大學畢業後與顏崑陽結婚。
二二八事件遍及台島，花蓮地區自不能倖免；就文獻資料所得，比較重大的案件有三：鳳林張七郎醫師事件、三民主義青年團許錫謙事件、花蓮商業學校校長梁阿標事件。
二二八事件後，陳儀向省民表示，如果大家認為治安不好，可以自行出來組織處理委員會，花蓮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是在省參議員馬有岳號召下組成的。
和台灣其他地區比較起來，花蓮在二二八事件中堪稱平靜；但青年學生對政治改革的要求，關心程度並不下於其他地區。1947年3月5日，花蓮各界代表在馬有岳召集下齊集中山堂，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花蓮分會，其主旨為維持治安，防止傷亡，因而派人前往營區要求沒收憲警武器，但遭拒絕；部分青年想轉往鳳林、玉里調借武器，被處委員會所阻止。花蓮處委會提出“以不流血解決政治問題”，“不獨立，不共產”等主張。就這些內容來看，可以說是相當溫和的。但在3月9日國軍抵達台灣，全省處委會同時撤銷後，各地處委會的重要核心分子仍紛紛遭到迫害。
在花蓮地區，二二八事件中遭遇最慘絕人寰的是鳳林張七郎一門三父子血案。
張七郎是花蓮地區很有名望的醫師，新竹楊梅人，1888生，日據時代畢業於總督府醫學校，行醫花蓮鳳林，終戰後曾任國大代表、花蓮縣議會議長。戰前，張七郎曾幾度遠赴中國大陸，遊歷滿洲、上海，他所到之處大多是當日本的勢力範圍。但他幾次赴中國大陸回來後，日警則以“間諜”懷疑他。
大戰結束後，張七郎對於新來的“祖國”極表歡迎。他在花蓮籌建一個高大的牌樓，兩邊對聯為“萬眾回春事事須把握現在；一元復始處處要策勵將來”，上款“天下為公”、“國為民有”。
1946年3月24日，花蓮縣參議員選舉，選出十名參議員，張七郎亦在其中。他在22名選舉人(鄉民代表)當中，獲17票。開議當天，他並且被推為議長。同年10月底，台灣省辦制憲國大代表選舉，由30名省參議員投票，選出17名台灣省的制憲國大代表，張七郎獲21票當選，名列第八名，比李萬居(15票)還高。可見他當時的全島性聲望。
當選制憲國大代表後，張七郎於是年年底赴南京參加制憲國民代表大會，翌年(1947年)初返台。兩個月後，他便連同兩個兒子一起喪於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洪流中。
二二八事件爆發，花蓮地區以“三民主義青年團花蓮分團”為中心，召開市民大會，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由省參議會馬有岳任主任。身為制憲國代、花蓮縣參議會議長的張七郎，並沒有任委員會的要角。根據張妻詹金枝在〈訴冤狀〉中的敘述，事件發生時，張七郎正臥病在家。
事件中，行政長官陳儀應全島各地“縣市長民選”的要求，准許各縣市推選縣市長候選人三名，再呈報陳儀圈定。因此，花蓮縣也推舉候選人，結果，張七郎以最高票被推選為花蓮縣長候選人。沒想到，這份民眾的愛戴，卻埋下張七郎不幸的禍根。
4月1日，國府整編第廿一師獨立團開扺花蓮，成立台灣東部綏靖司令部。當天，該獨立團第二營第五連連長董志成、指導員盧先林所率領的國軍，開駐鳳林鎮，隨即築造陣地，類如交鋒對壘。在鳳林鎮各通衢十字路旁，連築十餘軍壘，民心為之惶惶。鎮民各自力作鎮靜，並向軍隊表示歡迎，乃於4月4日下午，設宴招待駐軍，以示誠意。當天，張七郎因病軀未癒，乃囑長男張宗仁醫師(時甫繼其父擔任鳳林初中校長。鳳林初中為張七郎籌資創辦，並任第一任校長)代理參加晚宴。張宗仁參加歡迎“國軍”的晚宴，至下午六時餘，宴畢散席，回到仁壽醫院的住處(張宗仁與三弟張果仁住於仁壽醫院處，父親張七郎則另外住於郊區山腳下的住處)。宗仁回醫院不久，就有該連士兵來到仁壽醫院，對宗仁謊稱，連部有兵士多人患病，特請張醫師(宗仁)多帶藥品及注射藥類，前去連部診治。張宗仁立刻前往，去後卻立刻被拘押起來。約八時多，三男張果仁(醫師)從外購物回院，連部士兵又到醫院，將果仁押解綁赴連部。大約在同一時間，另一批士兵約十餘人荷槍實彈到住在山腳下的張七郎住處，準備捉拿張七郎。當時張七郎剛甫浴後換上睡衣，聞緊急叩門聲，打開門一看，見十幾名士兵，張七郎正欲向他們握手寒喧，卻立刻被綁押起來，同時，二男張依仁醫師也在家，同遭押解，送往連部。
當天夜晚11時，張七郎、張宗仁、張果仁父子三人，被押解到鳳林郊外約二台里的公墓東側槍斃，士兵在他們身上各開兩槍。
翌日，張妻詹金枝攜帶四分早餐赴連部探望夫婿及三名愛子，軍方僅收下一分早餐，其餘三分退回。張妻始知噩耗……
經過一天的探尋，張妻終於在4月5日下午5時許，在郊外的公墓找到了張七郎父子三人的遺體。他們所穿著的衣物都被剝洗一空，僅剩內衣褲護體，遺體狀極悽慘：張七郎受兩槍背貫前胸；張宗仁眼眶有層層密密劍刺傷痕，右手腕下骨折，亦受兩槍背貫前胸；張果仁，也是背貫前胸，受兩槍創，腹部更受劍刺，以致大腸外露。
張妻詹金枝僱用牛車運屍，一部牛車，載運著三具沾滿血跡與泥土的冰冷屍體，回到山腳下的家宅，詹金枝為他們清洗……。父子三人後來合葬於家宅後院。
據張妻後來在〈訴冤狀〉中分析張七郎冤死的因素有三：(1)在花蓮縣參議會議長任內，張七郎對於縣預算數字不符，曾力加除斥；(2)張七郎常因縣政與鳳林初中校務，以直言諫阻；(3)於二二八事件中，被選為縣長候選人，因而遭嫉。“有此三大原因，故縣長目為眼中釘，遂捏造事實，假手國軍”。
詹金枝在〈訴冤狀〉中，嚴責當時的暴政說：
日政雖曰專政，尚可吳越同舟，循循就範，不敢肆意捕殺；而美其名民主，竟無生命保障，為所欲為！官既不循法律綱紀，民將從何說起守法？哀哉！民夫父子何不死之光復以前？不致污辱一生潔白清廉，今死於光復以後，被誣臭名難堪，惟聞有人嘆曰：「父子忠國死銜冤，天道昭昭自可憐，留得青青公道史，是非千歲在人間。」然此三人到底是故殺，還是誤殺？由普通常識就可以明白矣。久聞此等人常用先殺手段，殺了以後始研究搜尋罪名，可憐此三名，竟遭一貫作風之莫須有三字捐軀。
依據張果仁醫師遺孀張玉蟬口述，張七郎醫師次男依仁之所以幸免於難，是因為他的太太事前感到凶兆，將軍醫的證明文件放進丈夫口袋。軍方可能因為看到這分軍醫證明而放回張依仁醫生，乃逃過一劫。張玉蟬為張七郎醫師的養女，1946年與張七郎醫師三男果仁結婚，次年發生二二八事件，一門三父子同日遇難，留下一遺腹子張至滿。張至滿其後於體育界服務，曾任教育部體育司長，中華奧會秘書長。
二二八事件中花蓮地區另一慘案為許錫謙事件，許錫謙是作家楊照的外祖父，他在由台北歸鄉的路上，斷魂於南方澳。
許錫謙，花蓮人，1915年生，為花蓮富商許柳枝獨子，日據時代畢業於台北二中，1931年組織“台灣經濟外交會花蓮支部”，1946年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花蓮分團時擔任宣社股長，並曾任《青年週刊》與《青年報》編輯。而其本身經營的事業有木材工廠、醬油工廠等。二二八事件波及花蓮時，他與馬有岳等人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花蓮分會。由於許錫謙的活動力和組織力都很強，在處委會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1947年3月9日以後，國軍二十一師抵台，在各地濫捕及屠殺的消息紛紛傳出，並傳聞將在花蓮捕殺異議分子。許錫謙獲知自己列名其中，為了躲避風聲，免於遭受被濫捕的命運，於是前往台北避難。憲兵隊到許家逮捕撲空，乃協商縣長與憲兵隊長向許錫謙的叔叔許屘輝遊說，希望勸說許錫謙返回花蓮，並允諾不予追究。許屘輝連絡上許錫謙勸其返家。許錫謙在返回花蓮途中，卻在南方澳附近遭原先埋伏的軍憲人員就地捕殺，死時猶是三十三歲的英年。許錫謙長女許純子(楊照的母親)敘述找尋許錫謙死體的經過說道：
經翻開無數的屍體，終於在南方澳附近的海邊找到家父的屍體。時已隔好幾天，屍體是用樹枝伏蓋，眼睛被矇住，頭部、手肘各中一槍，頭部後腦剩不到三分之一，手被綑綁，慘不忍睹。
許錫謙死狀之慘，與張七郎一門三父子血案如出一轍，二二八事件中的花蓮血，就這樣灑向無情的大地。
梁阿標是少數入獄後，倖免於難的二二八事件生還者。事發當時為花蓮商業學校校長，獲釋後曾擔任第二、三、四屆縣議員，也在花蓮高農教英文。
根據梁阿標的自述，他是在1947年4月5日(清明節)被捕的，在刑務所接受訊問時，軍法官楊蔭清對梁阿標表示，有人告密他帶領學生罷課、插日本國旗、唱日本國歌。梁阿標辯解他是否帶領學生罷課，學校有出席簿的資料可查；至於是否升日本國旗、唱日本國歌，則可向學校的師生調查。後來經學校劉姓訓導主任和全體師生的聯署，證明並無其事，才得以洗清罪名。
除了被誣指帶領學生罷課之外，梁阿標的另一項罪名是盜賣軍糧。梁阿標在自述中指出，當時的實際情形是因為花蓮當時市面缺糧，許聰敏先向糧食局借了三千包米，將出售米糧所得款項，做為米糧週轉金，再派人前往外地買米。在這個事件中，許聰敏邀請梁阿標一同前往採購，但梁阿標表示採購事務他並不熟悉，因而加以推辭，許聰敏則要梁阿標負責管理帳目，以證明其中並無假公濟私情事。梁阿標說明當時許多花蓮人(包括大多數的外省人)，均因這次借用米糧，才得以度過那段人心惶惶、米糧欠缺的日子，而他和許聰敏卻被誣指為盜賣軍糧。
擔任審判的軍法官，以這兩件事的罪行輕微為由，准梁阿標自新，領了一張自新證後，獲得釋放。
上述三件事例，或許僅為二二八事件中的冰山一角。張七郎一門三父子的慘案，許錫謙的魂斷南方澳，是二二八事件中的蓮花血。到了1990年代，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的平反運動中，這兩個案例猶自在人們的記憶深處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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