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tember 19,2006
鵝毛與豬的耳語
這件事帶給我的衝激很大，使我對語言的傳達功能有所懷疑，對人性也不再完全信任。
許多年前，在我工作的單位，為了一篇小說的好壞彼此爭執。我因為剛從雜誌編輯部調到叢書出版，也不太在意爭論的內容，反正和我工作無關。伏案發稿時，隱隱約約似乎聽到現代文學、寫實主義與後設小說什麼的，無非對那篇小說的觀點南轅北轍。坐在我旁邊的古越頭也不抬，一逕兒地埋首發稿。我和他負責的編務很接近，他是雜誌編輯的一壘手，我是叢書的一壘手，字高、字形，文稿的安排，都要先過我們這一關，所以大半時候我們都只能埋首潤稿、發稿，在編輯工作上這是「工蜂」。
忽然，另一位編輯李惠提高了嗓門問古越：「喂！古越，你覺得這篇小說怎麼樣嘛！」
古越頭抬了抬：「你們看就好了，反正小說我也不懂。」
「你是中文系的耶！怎麼可以說不懂？」
古越訕訕地笑了笑。
平常古越本來就不太讀現代文學的東西，雖然在文學雜誌工作，不過他是古文派，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後的作品幾乎不看。但因為他的國學底子好，潤稿倒是一把好手。
看著古越的窘態，我不免自以為是的仗劍而出，說道：
「古越是根本不看新文學的啦！」
「為什麼？」李惠問。
「我講一個小故事，你就知道了。古越是龍千里的學生，就是那個在古典文學會議砲轟中文系博、碩士論文的龍千里啦！有一次他在文藝營授課，學員問他為什麼不多寫一些可以當作典範的好散文？龍千里講了一個故事，把當導師的我嚇了一跳。」
「他怎麼說？」
「龍千里說，有一回，有人問魯實先教授，為什麼把文章寫得那麼難讀，使他的絕學沒有幾個人讀得懂。魯實先教授答道：『我寫文章又不是給那些豬看的。』龍千里講完這個故事，下了一個結論說：『現在你們看的都是豬寫的東西。』那一班剛好是散文組，弄得我不知怎麼辦好。你想想看，龍千里的學生會欣賞現代文學嗎？連古文都讀不完了。」
事情就這樣結束了，對古越那樣的今之古人，大夥兒也拿他沒輒。
過些時候，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有人問我為什麼要罵李惠是豬。我聽了真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細詢之下，始知原來那天我轉述龍千里的「今典」惹了禍，李惠平常也寫作(文學雜誌的編輯向來有很多作家)，以為我講龍千里的故事，有暗示他是豬的隱喻，加上好事者的渲染，就變成這樣一隻可怕的「鵝」了。
記得幾年前錢純當財政部長的時候，把繳稅比喻為拔鵝毛，要拔得多而且鵝不叫。這段談話引起了很大的爭議，主要是「典故」太深了，一般人不易體會其意，何況真正的肥鵝早就躲遠了。但中國有關「鵝」的典故卻是老嫗童子皆知的。故事是說有一個人咳嗽時痰裡發現鵝毛般的血絲，轉述者說成是「鵝毛」，到第三人時就變成吐出一隻「鵝」了。從「鵝毛般的血絲」到吐出一隻「鵝」，耳語傳播之可怕，由此可見一斑。
從魯實先教授的寫給「豬看」，到龍千里的看「豬寫」的東西，然後跑出一隻「豬」來，其間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似乎也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了。
September 16,2006
攻讀博士，花落花又開(上)
那時候，春天的風特別溫柔。我坐在忠孝東路一棟大樓的六樓辦公室改著稿子，整理著即將出刊的雜誌目錄。
這是一九八九年春天，陽光和小雨是生命的歌。如果歲月可以停格，我會選擇停格在這樣的畫面。但歲月如流影掠過，做了過河卒子的我，祇有拼命向前。
一九八七年我取得碩士學位時，政大歷史研究所設立博士班，成立宗旨是要研究蔣介石的歷史。理由現在聽起來有點可笑，但當時的真實情形就是這樣。我本來有意報考博士班，想一氣呵成念完學位，但因為我的碩士論文太遲寫完，趕不及在博士班報名截止前取得口試成績，祇得作罷！因為是第一屆博士班，報考者眾，一些畢業多年的學長姊，紛紛重披戰袍，最後錄取了廖風德、薛化元、劉維開、蘇啟明、何思瞇五位；薛化元因同時考取臺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未到政大就讀，因此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第一屆僅四名學生報入學。
碩士論文口試結束後，一九八七年七月，我返回《聯合文學》專職，因為在撰寫碩士論文期間，張寶琴發行人特准我自一九八七年一月起留職半薪，每周到《聯合文學》上班兩個下午，其餘時間在家撰寫碩士論文。但碩士論文才起了個頭，椅子都尚未坐熱，原本擔任叢書主任的梅新接任《中央日報．副刊》主編，此時聯合文學叢書已箭在弦上，張寶琴發行人問我可否接叢書主任一職。張發行人的盛情雅意使我很難拒絕，於是我的職稱變得非常奇怪，「特約撰述兼叢書主任」，特約撰述是我在聯合文學編輯部的身分，叢書主任是我的行政職務。我將梅新留下來的書稿做了一些整理，接著和美術主任黃憲鐘討論叢書版型。當時文學書籍流行三十二開本，包括九歌、洪範、爾雅、純文學、大地、皇冠等文學書店，都採用三十二開本，擺在書架上像穿小鞋似的，我認為文學書應該和其他書籍同一尺寸，故而改為二十五開。沒想到這一改，幾年後竟成為通行的開數，一九九五年以後，我們看到臺灣書店裡的書幾乎都是二十五開本，聯合文學叢書實其始作俑者。
為了出版王禎和的《人生歌王》，我的鄉前輩作家楊牧和洪範書店的老闆葉步榮，對聯合文學有點不諒解，主要是王禎和的作品大部分在洪範書店出版，而現在忽然有一本在聯合文學出版，以後很難整理出版全集。楊牧、葉步榮和王禎和是花蓮中學同學，幾十年的交情因一本書而略有齟齬，坦白說我也有點難過，何況家父初到花蓮豐田拓荒時，是葉步榮令尊葉阿禮世伯的佃農，步榮大哥從小看著我長大。不過王禎和這本書是梅新邀約的，我只是接手處理。
我一邊替聯合文學出版社編輯叢書，一邊為王汎森兄校對《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但我的主要工作其實是撰寫碩士論文。我的碩士論文題目是〈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閻沁恆老師指導。此時我還不會使用電腦，我印了一種綠格子十二開的兩百格稿紙，天地內外很寬，行與行間留和格子一樣寬，方便我改稿。初稿寫完之後進行第一次修訂；修訂後影印在A3紙上，再繼續修訂，幾乎每一頁稿紙都被我改得面目全非，因為我相信蕭伯納所說的，寫作就是要找出最正確的那個字。所以我的稿子在正式出版前，至少都改過七次以上。
碩士論文通過口試後，一九八七年七月，《聯合文學》總編輯丘彥明要我恢復全職上班，我於是回到《聯合文學》擔任「叢書及活動主任」，直到我一九八九年六月底離職。
可能是因為工作太忙或其他不明因素，一九八八年五月，我錯過了博士班入學考試的報名日期。一般博士班報名約訂在五月中旬到六月上旬間，那一年政大的博士班入學考試報名日期和碩士班同時，在五月一、二日就報名，我因為大意疏忽，錯過報名日期，祇能徒呼負負。前一年我曾請同事愛亞(作家，當時任《聯合文學》雜誌副總編輯)為我算命，愛亞是紫薇斗數專家，我問愛亞我考博士班會不會錄取，愛亞仔細分析我的命盤，然後對我說：「吳鳴，你的命盤龍池鳳閣夾命宮，左輔右弼夾命宮，考博士班一定會上的，祇是其間會有一些波折。」我聽了覺得很安心，想說考上就好，管他有沒有波折。後來我遇到愛亞，告訴她我沒考上博士班，愛亞瞪大了眼睛，重複說著：「這怎麼可能！這怎麼可能？吳鳴，告訴我到底怎麼回事？」我告訴愛亞我錯過報名日期，愛亞氣得一拳捶在我肩膀上，一邊打一邊罵：「怎麼會有你這種人！怎麼會有你這種人！」我聳聳肩，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
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成立第一年，我因碩士論文尚未口試不能報考(後來簡章修訂為放榜前有口試成績即可，報名時交碩士論文初稿，不要求先通過口試)；第二年錯過報名日期；我想如果不是我求學命途多舛，就是上帝和我開了個大頑笑。
一九八九年春天，我下定決心無論如何一定要考博士班。簡章一開始發售，大師兄廖風德就寄了一分給我，報名日期同樣訂在五月一、二日，我發誓這次一定不會再錯過報名日期。然而正當我忙著撰寫博士班入學考試研究計畫時，一通三姊彭素梅來自花蓮的電話，在我頭上重重地敲了一記。三姊說姆媽因左腳背潰爛，必須送到林口長庚醫院進行截肢手術(姆媽當時有糖尿病)。一九八九年三月三十日，三姊推著輪椅送姆媽抵達松山機場，我開車直奔林口長庚醫院。
為了方便照顧，姆媽在長庚醫院進行手術前檢查時，我找到東海社工系的學妹滿書芳(當時任職國泰醫院)，為我找到床位和醫師，於是我將姆媽轉到國泰醫院。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姆媽動截肢手術，主治醫師為沈博文，他是一位醫術高超，醫德高尚的骨科醫師，每天準時來巡房，甚至有一回沈醫師南下，晚上十點多猶奔馳中山高速公路，仍趕回臺北查房，直到如今，我對沈醫師仍懷著深深的感念之情。姆媽動手術那天也是我遞辭呈的日子，當時主要是想我可能白天要照顧姆媽，因而辭掉工作，準備另外找晚上的工作，最可能的是到報社擔任新聞編輯。此時我的處境祇能用兵荒馬亂來形容。姆媽動截肢手術，孩子一歲半，我辭去《聯合文學》聯書主任，博士班入學考試的研究計畫還沒寫好，同時九歌出版公司的《中華文學大系》編選工作正如火如荼，張曉風、陳幸蕙和我負責散文部分的主編。時移事惘，我幾乎已經想不起當時是怎麼度過的。祇記得姆媽術後傷口復原良好，我倚著病人進食用的餐檯寫研究計畫。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我開車從國泰醫院趕到政大報名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所幸資料齊全，順利完成報名手序。回到醫院，我一邊陪伴母親，一邊讀書，準備博士班入學考試。一般情形是三姊照顧白天，我負責晚上，就著病床邊白色的日光燈看書，白天則回聯合文學辦公室處理叢書編輯事務，以及準備六月三十日的交接。
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姆媽傷口愈合情況甚佳，三姊決定帶姆媽回花蓮靜養。我將銀行存款幾乎悉數拿去給付國泰醫院的醫藥費，張發行人另外給了我五萬元離職獎金，感謝我這四年在《聯合文學》工作的辛勞。
經過這一程折騰，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我參加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入學考試，以榜首的成績錄取，接獲通知時，我的心裡真是百感交集。
為了養家，我在考完博士班入學考試後，應徵《聯合報》新聞編輯；但因我不曾編過報紙，不知如何下新聞標題，也不會畫版樣，考試的結果當然是落榜了。所幸《聯合報》新聞部編輯中心主任在過濾應徵者資料時，看到我的學資歷，認為我雖然沒有做過新聞編輯，但文字底子不錯，施加訓練後應可勝任，問我願不願意到編輯中心當見習生，我在電話裡同意到編輯中心見習，並感謝賴清松主任的雅意。
一九八九年七月四日，我成為《聯合報》新聞編輯中心的見習生，三個月後正式應聘為助理編輯。接著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開學，於是我白天在政大當研究生，晚上在《聯合報》當新聞編輯，一根蠟燭兩頭燒，燒了三年，直到一九九三年七月三十日離職，回家專心寫博士論文。
有些朋友在我取得博士學位返回母系任教以後，常問我一個問題，為什麼我沒出國念書？故事說起來真的很長，一九八一年大學畢業時我原本打算服役後出國求學，入伍三月，父親大去，出國夢第一次破滅；一九八七年三月我正忙著寫碩士論文時，姆媽第一次輕微中風，我向張寶琴發行人借了十萬元給付省立花蓮醫院的醫療費；一九八九年三月我準備考博士班時，姆媽動截肢手術。經過三次折騰，我已完全放棄出國念書的想法，出國夢亦隨風飄逝。
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必須修習廿八學分，大部分都是中國近、現代史範疇，祇有三門課非此領域，即杜維運老師「中國史學史專題研究」、林天蔚老師「中國典籍研究」和孫鐵剛老師「秦漢史研究」。
博士班有兩門必修課，一門是蔣永敬老師「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另一門是蘇雲峯老師「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
博士班一年級的必修課是「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我因為在碩士班時，修過蔣永敬老師的「中國現代史研究」，「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和「中國現代史研究」的內容相近，唯深淺有別。我入學考試時，歷史研究所所長是文學院長王壽南老師兼任，九月入學後胡春惠老師接任所長，但在所裡開「中國現代史研究」，我碩士班已修過同名課程，所裡規定不能重覆選修，因此沒有機會修到所長胡春惠老師的課。
雖然「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和「中國現代史研究」內容接近，但蔣永敬老師上課採專題式講授，頗能引人入勝。這段時間蔣老師支持新黨，上課觀點和五年前修他的「中國現代史」有很大差異。一九八三年時，蔣老師上的「中國現代史」其實就是中國國民黨黨史。到一九八九年上「中華民國開國史專題」時，蔣老師變得很敢說話，上課內容亦風趣幽默許多，對國民黨的一些秘辛，較無忌憚，敢於大膽批評，有時亦批評執政當局。我們有時在課堂上提出尖銳問題，蔣老師亦侃侃而談，殊少忌諱。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蔣老師開放多了，雖然我對蔣老師的新黨立場不以為然，特別是一九八○年代中期以後，我在政治取向上漸向本土意識傾斜，常在淒風苦雨中聆聽黨外和民進黨的政見會，在某種程度上支持政治反對運動。一九九○年三月野百合學運如火如茶，我亦曾在深夜時分帶著麵包到中正紀念堂，與學生們坐在一起。一九九一年的獨臺案，就讀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的廖偉成，被憲警衝進校園帶走，因為廖偉成研讀史明《臺灣四百年史》及其游擊戰手冊，做了相關筆記。接著是廢除刑法一百條街頭運動，我和學生們坐在火車站，警方的水龍在街頭噴得我們滿地打滾。博士班低我一屆的呂紹理在政大言論廣場貼大字報，聲援廖偉成，胡春惠老師特別找呂紹理約談，告誡呂紹理不要碰觸政治，將來或許有機會返回母系教書。碩士班的學弟潘光哲參加「五二○農民大遊行」，有人密告閻沁恆老師，要閻老師注意指導學生的言行。我參加遊行時總是躲在人群裡不起眼的角落，不上臺，不演講，祇是默默支持著學運、反刑法一百條和政治反對運動，當一個不起眼的小芭樂。
杜維運老師的「中國史學史專題研究」，與我的研究最貼近，一九八四年我讀碩士班二年級時，到臺大歷史研究所旁聽杜老師的「中國史學史研究」，那一年杜老師從香港大學返回臺大擔任客座教授。一九八九年博士班一年級倒是正式選課，成為杜老師的學生。學術界稱杜維運老師為老杜公，因為另有一位小杜公杜正勝老師。老杜公詩酒風流，自詡性近小杜(杜牧)，杜牧有詩云：「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但老杜公實詩酒而不風流，我們因而常陪杜維運老師喝酒。小杜公杜正勝老師反倒像老杜(杜甫)，治學嚴謹，為人嚴肅，一絲不苟。杜維運老師常提及三赴劍橋訪問研究時，適杜正勝老師公費留英，兩人常相約小酌，老杜公說那是小杜公喝酒最多的時期。老杜公不僅愛飲，酒量亦宏，就平常與老杜公喝酒的經驗，大約有兩三瓶紹興的量。我因為喜歡烈酒，對酒精純度四十度以下的酒興趣不高，但總還能陪老杜公喝幾杯。老杜公形容我喝酒是「窮凶極惡」，因為我喝酒從不囉嗦，舉杯即乾，大不了喝醉，碰杯時則是豪情萬丈。
臺灣史學界有所謂天下三劍，係指酒量最好的三位長輩，第一劍是陳捷先老師，閻沁恆老師排名第二，杜維運老師是老三。杜老師常調侃自己做趙翼研究，趙翼是天生的第三命；在乾嘉詩壇，排名第一的是袁枚，第二為蔣士銓，趙翼排第三；乾嘉考據三大家，排名第一的是錢大昕，第二為時王鳴盛，趙翼排第三；縱使參加殿試，明明取中第一，卻因陝西在清王朝未出過狀元，乾隆皇帝硬是把趙翼從狀元移到第三，成了探花郎。杜維運老師說他成為天下第三劍，或即與他研究的趙翼同命。而杜維運老師亦因《趙翼傳》獲得國家文藝獎。從碩士班、博士班，到取得博士學位返回母系任教，二十幾年間，我有許多機會和天下三劍喝酒。就我的觀察，陳捷先老師排名第一當之無愧，這不僅是酒量問題，還有氣勢。喝酒時陳老師會鬧酒、勸酒，許多時候採取主動攻擊，而且喝酒以後講話很大聲，氣勢十足十。陳老師喝酒以後喜拍鄰座肩膀，而且拍得非常用力，坐在他左右的人，得承受得住才行。閻沁恆老師喝酒則是來者不拒，但不主動出擊，感覺在氣勢上不如陳捷先老師。如純以酒量而論，我認為閻老師應不在陳老師之下，只是喝酒風格不同。陳老師和閻老師能喝各式酒品，杜維運老師主攻紹興，相較之下顯然有上下之別。
除了愛飲、善飲，杜維運老師另有兩項本事，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其一是杜老師文筆極其典雅，雄深雅健，溫文古樸，其《史學方法論》歷三十年而不衰，優美文筆可以說居首功。其《趙翼傳》能獲得國家文藝獎，實亦其來有自。以史學家身分獲國家文藝獎，印象裡杜維運老師似乎是唯一之一人。
另外一項我佩服杜維運老師的是記性奇佳，上課時帶兩支粉筆走進教室，遇到要引述材料時，祇見杜老師在黑板上寫著史書上的文字，不論《左傳》、《史記》或《資治通鑑》，杜老師都直接默寫在黑板上。有一次杜維運老師引述〈太史公自序〉，寫了一黑板又一黑板，把我們看得目瞪口呆。另有一次杜老師引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上》，也是寫了一黑板又一黑板，看得我楞在那裡，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因為杜老師的記性如此之佳，我們和老師打麻將時祇有輸的分，我們打的每一張牌，杜老師都熟記如流，怎麼打得過他？實在輸得不甘願時，我們就慫恿杜師母上桌。杜師母財大心粗，喜做大牌，我們這些學生就蠶食鯨吞，把輸給杜老師的在師母手上贏回來。所以，我們這小鬼在牌桌上喜歡杜師母多於杜維運老師。
杜維運老師對學生很好，修杜老師的課祇要正常上課，正常繳交學期報告，成績通常都在九十分起跳，師生皆大歡喜。但我們在杜維運老師課堂上實在學習很多，諸如對學術的虔敬，論文書寫的要訣，用字的典雅溫厚。縱使在史學研究上距離杜維運老師很遠，但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杜維運老師是我仰望的標竿，無時不敢或忘。
念碩士班時，政大歷史研究所除了王壽南老師的「中國政治史研究」之外，幾乎沒有近代以前的課程，所以我在碩士班時到中文研究所選修尉天驄老師的「孟子研究」，和華仲麐老師的「先秦諸子研究」。而當我在課表上看到有古代史課程，便選了林天蔚老師的「中國典籍研究」。
林天蔚老師的上課內容，主要是研讀劉定之《宋論》。一般讀《宋論》大部分是讀王夫之的《宋論》，很少有人特別去讀劉定之的《宋論》(原名《宋史論》，收入《四庫全書》)。上課方式是林天蔚老師每周指定同學閱讀《宋論》章節，在課堂上先進行報告，然後修課同學和老師一起進行討論。就我閱讀劉定之《宋論》的心得，此書實非高明，莫怪知者甚少，如果真要讀《宋論》，我認為仍應以王夫之《宋論》為正道。說實話我不是很理解為什麼林天蔚老師要選劉定之《宋論》讓我們讀。林天蔚老師是一位自學成功的學者，受史學前輩羅香林賞識、提攜，任教於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退休後應政大歷史研究所所長王壽南老師之聘，到政大歷史研究所任教。當時政大歷史系所分治，所長可以全權決定教師聘任，因而有幾年均聘請海外退休教授，使得政大歷史系所合一之後，中生代的教師(按：指一九四五─一九五五年前後出身的史學工作者)，幾付諸闕如，形成極大的斷層，直到一九八九年增聘周惠老兄來系任教，才開啟政大歷史系所教師的新世代。系所聘請資深教師固可立即提升師資水準，但年輕學者亦可能因此失去進入學術工作之機會。二○○○年代前後，許多私立大學院校採用此一方式聘請尋找第二春的公立學校退休教授，固方便該校申請升級為技術學院或大學，但急就章的結果，不免使許多青年學者治學、教學之路更為坎坷，歧路亡羊，令人慨嘆。
上了一學期的《中國典籍研究》，對我而言，收獲無多，甚至不如在東海大學歷史系一年級時，祁樂同老師「中國通史」課要我們點讀的趙翼《廿二史劄記》。
一九八三年我上碩士班時，王爾敏老師自香港返臺休假，到政大歷史研究所開設「中國近代史」和「中國近代學術思想」，沒想到一九八九年進博士班時，王爾敏老師適巧自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又到政大歷史研究所開設「中國近代史料分析」和「近代重大問題研究」，我博一上學期選修「中國近代史料分析」，下學期選修「近代重大問題研究」，前者帶領我們研讀史料，後者提要鉤玄，將近代中國重大問題羅列，分析問題關鍵所在及其對近代中國的影響。當時因王爾敏老師對通俗文化興趣濃厚，在課堂上討論了許多相關議題，後來王爾敏老師出版《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九六)；《明清社會文化生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七)；書中部分內容即曾在課堂上講授，並與選課同學進行討論。
一九八九年再度到政大歷史研究所兼課時，王爾敏老師的眼睛已經極差，多年受白內障之苦，已經看不見小字，須藉助放大鏡。而其上課講義則用粗簽字筆寫在A四影印紙上。縱使如此，王爾敏老師仍治學不輟，其精神實令人感佩。上一代史學前輩中，受眼疾之苦者非僅王爾敏老師一人，以政大歷史系所而言，王壽南老師自青年時代即為眼疾所苦，其後因動白內障手術失敗，一眼失明，仍孜孜矻矻治學。胡春惠老師亦長年為眼疾所苦，讀書、寫作均甚吃力，但情形似較王壽南、王爾敏老師略好。江金太老師亦因白內障導致一眼失明。我常戲稱學術工作者有四大學派：眼睛、腸胃、精神和脊髓學派，眼睛學派最常見的是白內障；腸胃學派常見者為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或腸躁鬱；精神學派在臺灣較少見，德國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乃其著例，他的書序大部分寫於精神病房；脊髓學派分兩種，一種是僵直性脊椎炎，一種是坐骨神經痛。大部分學術工作者都會認養上述一至多個學派(當然也有人得天獨厚，不屬任一學派者)；我屬脊髓學派之坐骨神經痛，曾經三度發作，不能站，不能走，不能坐，不能躺，簡直痛不欲生。有時想想，選擇以學術為志業，真的得有很大的勇氣。
王爾敏老師再度到政大歷史研究所上課時，較為和藹可親，至少比起一九八三年我在碩士班修課時，和學生顯然更為親近。而因我初入博士班就讀時，住在南港，每次王爾敏老師到政大上課，都是我順路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去接老師，一路和老師聊天到學校，當時北二高尚未通車，必須走南深路，約三十到四十分鐘車程，在這段路上我等於比別的同學多上三、四十分鐘課，我常覺得較正式課堂收獲尤多。
博士班二年級修蘇雲峯老師的「中國現化化專題研究」，這是博士班的必修課，蘇雲峯老師自己只上四節課(上下學期八節)，其餘課程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或有關現代化研究的教授上課，諸如張玉法老師、張朋園老師、呂實強老師、黃炳煌老師、藤井志津枝老師、熊秉真老師，以及有些我已不太記得的老師，總計約二十人之譜，上課內容主要是各人的現代化研究。由於老師太多，上起課來有時難免浮光掠影。在政大設立歷史博士班以前，臺灣僅有臺大、臺灣師大、文化大學設有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故政大歷史研究所在草創初期，有這類多位老師合開的課程，希望學生可以接觸更多不同領域／研究範圍的老師。後來博士班開設必修的史料閱讀指導，亦是多人合開。我自己對這類課程持比較保留的態度，太多老師合開一門課，老師上完課就離開，學生上完課後想到有問題要向老師請教，卻已叩問無門。我比較主張多選不同老師、不同範圍的課，而非一門課多位老師講授。
但蘇雲峯老師對我卻產生極大的影響，主要是有關電腦的學習和使用。蘇雲峯老師教我們時，年紀約六十歲上下。上課的第一天，問班上同學有沒有人會用電腦？同學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都搖搖頭。蘇老師說：「我們這門課是『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你們總不會交手寫的報告給我吧！」我覺得蘇老師講得很有道理，修現代化專題，研究報告也應該現代化，至少用電腦打報告是現代化的第一步。一九九○年九月，個人電腦(PC)尚停留在二八六和三八六的轉型時期，開機程式是MS.DOS 三.三，文書編輯軟體停留在PE二和天蠍星排版系統。我心裡想著，蘇老師六十歲了還學電腦，三十歲的我為什麼不能？適巧大易輸入法發明人王贊傑到政大電子計算機中心，介紹、推廣他的輸入法，我去聽了他的講演，覺得大易輸入法是一種符合漢字書寫的輸入法，於是買了一本《大易輸入法》的書，回家做陸地操(因為還沒買電腦，祇能拿了書背部首按鍵)。適巧此時我晚上工作的《聯合報》編輯中心正積極推動電腦化，我被選為種籽隊，報社為我們安排了八個小時的電腦講習，從DOS、輸入法到文書編輯器，我就這樣展開電腦學習之旅。
我第一部電腦買的是旭青三八六SX，算是假三八六電腦，但反正先用著再說。我花了三天時間練習大易輸入法，接著用電腦寫日記。解決中文輸入問題後，買來幾本諸如DOS、PCTOOLS、PE二、天蠍星排版、DBase、C語言之類的書，自己邊看邊學，不到半年居然上手了，而且盡棄手寫，完全用電腦打稿。一年後政大歷史系所主辦的學術研討會，幾乎均由我帶領博、碩士班研究生負責論文打字、排版，博得與會學者的一致好評。一九九三年我返回母系教書後，要求大一同學必須用電腦繳交學期報告，甚至有三年時間在系上開設電腦「資料處理」課，這些都緣於一九九○年秋天蘇雲峯老師要求我們用電腦撰寫學期報告。我在一九九九年到二○○二年的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以量化方法分析一九四五──二○○○年間的臺灣史學，用五百多個統計圖分析臺灣史學期刊的研究動向，最初亦可溯及蘇雲峯老師要我們使用電腦的要求。後來我試著將史學量化做得和自然科學的統計頗為接近，希望讓非歷史學門的人看得懂歷史學論文，亦緣於蘇雲峯老師最初之一念，開啟我歷史學研究的另一個視窗。
如就「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課程本身而言，坦白說我個人是不贊同所謂現代化觀點的，當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花了極大的人力、物力，推動中國現代化研究，雖然研究成果甚為可觀，但我個人對布雷克(E. Black)的現代化理論，是持相當多保留態度的。布雷克《現代化的動力》(The Dynamic of Modernization)幾乎成為現代化研究的基本論述，我對其論點頗有保留，因為事實上我們看到許多未經現代化即邁向後現代的例子(如印度)，因此我認為現代化並非唯一選項。簡單地說，因為我對現代化略有所疑，有關這門課的理論和內容，乃未能窺其堂奧。但這不表示我否定「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這門課，我在這門課其實獲益良多，我祇是不贊同全用現代化理論來涵蓋、解釋中國(或世界)近代發展的歷史。
孫鐵剛老師「秦漢史研究」，是我期盼已久的課，這是我負笈政大歷史研究所以來，從碩士班到博士班，最靠近我原本有意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史的課，雖然我的碩士班論文〈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已將我的興趣轉到現代中國史學，而且我的博士論文〈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已經在進行中，但對中國古代史仍有深深的契情，既然沒有機會選修中國古代史，秦漢史亦可療飢止渴。孫鐵剛老師選擇秦漢史的重大問題講授，上課的形式一半講授一半討論，師生間互動極為良好。其中有部分的課程是分析《鹽鐵論》，我們在上課時選讀了大部分《鹽鐵論》的篇章，將《鹽鐵論》放到漢武帝時代的政治、社會、經濟背景加以分析，使我獲益良多。我的期末報告為〈從《鹽鐵論》看漢代人用《詩經》的方式〉，探討《鹽鐵論》引用《詩經》的時機、《詩經》地位的演變及引用《詩經》的方式、漢代學者應用《詩經》的託古改制意涵；這當然是一篇不成熟的習作，因而從未正式發表，迄今仍存在電腦硬碟裡。明眼人當然一眼就看得出來，這篇報告的研究取逕，完全受到古史辨運動的影響。孫鐵剛老師是一位溫厚的長輩，學期末給了我九十二分的高分，讓我頗覺汗赧。
李雲漢老師的「民國人物研究」，乃專為博士班所開設的課程。政大歷史研究所有些課程為博、碩士班合開，博士班和碩士班均可選課，諸如林天蔚老師「中國典籍研究」、孫鐵剛老師「秦漢史研究」；有些課祇有博士班才能選，諸如蔣永敬老師「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一般情形課程名稱為專題研究者屬博士班課程，課程名稱為研究者屬碩士班或博、碩士班合開之課程；但亦不完全如此，有些課程不完全依名稱為別，李雲漢老師的「民國人物研究」即是如此，課程名稱看似博、碩士班合開，但實際上規定祇有博士班學生可以選課。
李雲漢老師當時擔任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後來接任主任委員)，其成名作《從容共到清黨》，剖析聯俄容共的由來與結果，雖然具有鮮明的黨國色彩，但因李老師治學極嚴謹，甚少引發批評。李雲漢老師上課時亦不謹守黨國人物，並兼及學術思想人物。本來我有點擔心上課內容過度傾向政治人物，課程難免無聊，卻因李雲漢老師上課語言之敦厚，常使我忘記他是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我想起未選李雲漢老師的課以前，常聽學長姊談起李雲漢老師的黨國意識，但真正坐在李老師課堂裡，才發現上李老師的課如沐春風。李雲漢老師嚴謹的治學方式，和他溫厚的待人處世，使我在往後的學術生涯中，時時想起。
攻讀博士，花落花又開(下)
修完規定課程之後，博士生最難過的有兩關，一關當然是撰寫博士論文和口試，另一關則是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一般稱為學科考)。我在一九九一年四月博士班二年級下學期申請資格考試，當時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是在所有修過課程中選考三科，考試科目由研究生自行選定，因此每個人考的科目都不相同。我之前的第一屆和第二屆博士班學長姊，在一九九○年四月我念博士班一年級時，七個人同時申請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全部順利通過。一九九一年四月我申請資格考試時，班上沒有其他人和我一起申請，所以是一個人參加考試。我選考的科目為「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中國史學史專題研究」；其中前兩門課其實就是中國現代史，選考這兩科說起來有點取巧。我從上學期結束(一九九一年一月)後，即開始專心準備考試，因為下學期我祇剩一門兩學分的「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因此可以集中心力準備。
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每科考三小時，考累了還可以上個廁所，甚至在上廁所時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偷偷抽支菸再進來考試，否則三小時寫下來會寫死人的。監考人員看我們這些考資格考的博士生，多少亦有幾分同情，不會像對待大學部期中、期末考那般嚴格，反正三個小時寫四個題目，每個題目答八頁(一本答案紙)，寫得手都快抽筋了，也不可能作弊或拿書出來抄，所以監考人員總是通融一些。
考完資格考試，算是暫時可以喘一口氣了。但我還來不及喘氣，教務處公布我的考試成績：「中國史學史專題研究」九十二分；「中華民國建國史研究七十七分」；「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六十九分；為了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少一分，我必須重考這個科目。此時我的心情可以說萬般沮喪。從一九九一年七月起，我重新準備十一月的資格考試。
本來我計畫兩年修完博士課程，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第三年撰寫論文。而因為資格考試有一科不及格(研究所的及格分數是七十分)，必須多花半年時間，這樣一來我勢必不可能三年畢業，至少要三年半到四年，惟亦莫可如何。
對我而言，在內心深處我其實很難接受自己是政大歷史研究所設立博士班以來，第一位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被當的學生。而在不到兩年前我才以榜首的成績考進博士班，兩年後卻成為第一位資格考試被當的學生，我內心感到極度的傷痛，惟亦無怨，仍埋首苦讀，準備再度參加資格考試。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我再度走進考場，同樣的煎熬再度經歷，這次「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獲得八十七分，順利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可以開始寫博士論文了。
但我並未立即著手撰寫博士論文，一方面是準備了一年的資格考試，在精神、體力上有點疲憊，另一方面我晚上在報社的新聞編輯工作，長期下來亦使我身心俱疲，想先休息一下。
一九九二年二月，政大歷史系主辦中華民國大專院校中國歷史教學研討會，系主任張哲郎老師於一九九一年九月兼代歷史研究所所長(原所長胡春惠老師休假，赴香港珠海書院接任歷史研究所所長)，找我負責籌備研討會事宜。當時剛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的我，帶領博士班一、二年級和碩士班的學弟妹們，一起處理論文打印，其中出力最多的是呂紹理、李道緝、唐志宏、陳宗仁等人。我記不得何以當時博士班第一、二屆的學長姊沒有參與，可能是他們都已修完課程、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而且前兩屆博士班學長姊除了李盈慧學姊之外，白天都有正職工作，修完課後較少到學校來。同班的李貴豐擔任文學院王壽南院長秘書，毛知礪老師是系上講師，徐安琨不是很熟悉電腦，張中復考上那年因為同時應民族研究所行政講師之聘，先行休學一年，第二年方始註冊入學，變成低我一屆，和第四屆同學一起修課，平日民族研究所工作亦忙。因此祇剩我帶領學弟妹們，一起籌備大學院校外系歷史教學研討會。約略就在此時，林能士老師開始喊我彭老大，後來學弟妹們跟著喊，變成我的綽號。
一九九二年二月研討會召開前一個禮拜，我開車先行到日月潭教師會館勘察場地，並到九族文化村安排與會學者參訪事宜。二月十五──十七日研討會正式召開，兩輛大型遊覽車載了九十幾位與會學者前往臺中日月潭開會，部分工作同學已於前一日先行進駐，安排會議事宜。
我們帶了兩部桌上型電腦到會議現場，因為有兩位老師的論文尚未交稿，工作小組準備在現場打字，負責的是低我一屆的呂紹理和低我兩屆的李道緝。當時大家一股熱情，唯一的想法是把會議辦好。參與工作的博士班同學包括同屆的張中復，低我一屆的呂紹理、林桶法，低我兩屆的李道緝、楊維真、吳翎君；碩士班的陳鴻圖、呂玲玲，歷史系助教楊小華、張曉寧；李道緝、呂紹理負責論文打字、排版；林桶法、張中復負責議程和會議紀錄，吳翎君負責總協調，我擔任司儀和參觀時的嚮導。會議主持人包括王壽南、宋晞、王曾才、蔣永敬、管東貴、張玉法、陳三井老師，發表論文的包括李國祁、韓復智、張元、張哲郎、林能士、王仲孚、黃俊傑、周樑楷、陳錦忠老師；評論人包括鄭樑生、呂士朋、王吉林、任育才老師。這次的教學研討會因為關係大專院校非歷史系學生的歷史課程，影響大專院校歷史系教師的切身問題，因而討論極為熱烈，會後並出版論文集：王壽南、張哲郎主編，《中華民國大專院校中國歷史教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歷史學會、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一九九二)；這本論文集是我用天蠍星排版系統編輯的，封面請我在《聯合文學》的美術編輯同事周玉卿設計，照片請《聯合報》美術編輯王廷俊(原任職《聯合文學》美術編輯，後請調《聯合報》)協助美工完稿，這是我第一次用個人電腦編書，雖然天蠍星排版系統的排版功能仍有不少缺失，但能用來排一本書，已經相當不容易，王壽南和張哲郎老師看到論文集出版，極為高興，這是為大一中國通史課程編輯《中國通史論文選》之後，政大歷史系第一次出版論文集。
一九九二年五月，由胡春惠所長籌備的「黃興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政大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召開，會議的執行秘書為呂紹理，工作小組分工如下：議事組／林桶法，接待組／吳翎君；出版組／李道緝；我仍然擔任司儀；這次會議的部分經費由薛君度教授提供，他是黃興的女婿，其夫人即黃興與徐宗漢的女兒黃德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的博士，任教於美國馬里蘭大學，其成名作《黃興與中國革命》提出辛亥革命雙元領導之說(即孫逸仙與黃興)。
「黃興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因邀請海外與大陸學者與會，程序上較為複雜；特別是當時大陸學者來臺手續極為煩複，呂紹理聯絡教育部、陸委會、境管局，幾乎跑斷腿，會議總算順利召開。這次會議是大陸歷史學者首度來臺開會，從此開啟兩岸史學交流的新頁。
薛君度教授在「黃興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閉幕式中，檢討此次會議，認為所發表的論文缺乏新義，引起與會學者的不滿。在薛君度教授致詞後，張朋園教授對薛君度教授的《黃興與中國革命》提出不同意見，其他學者亦對薛君度的閉幕演講，提出問難。我因為擔任司儀，坐在很靠近主席和發表人的位置，看著與會學者和薛君度教授的唇槍舌劍，第一次知道原來學術會議可以如此直接砍殺。以薛君度教授的黃興女婿身分，討論辛亥革命的雙元領導即有其高爭議性，又在閉幕致詞中否定與會學者發表的論文，身為半個主人的薛君度教授，在我看來是有點跳tone的，一般當主人的總該笑臉迎人，豈有將客人全部批評一頓之理，莫怪乎與會學者群起而攻，這是我見過論辨最多的學術會議閉幕式。
「黃興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才剛結束，一九九二年六月廿三日至廿五日的「歷史學系課程教學研討會」隨即登場，開會地點在政大行政大樓第一、二會議室，總計發表論文三十四篇，內容涵蓋大部分歷史系課程，包括中國史、西洋史、史學理論與方法；各大學系主任並報告該系的課程結構、師資；中、西通史，中、西斷代史，國別史，量化史學，史學名著；各論文發表人就其授課科目、內容、教學方式做說明，與會者盡情發言討論。這次研討會對一九九四年以後教育部開放大學自主課程，有極大的影響，各歷史系所亦就討論會論文內容，截長補短，修訂各自的課程規劃，這是近二十年來歷史系所教師首次提供授課內容，供與會學者討論、參考，以為個人教學之參考，可以說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教學研討會。
由於「歷史學系課程教學研討會」發表的論文數量甚多，部分議程分別在兩個場地舉行；論文集亦分為兩冊出版：張哲郎主編，《歷史學系課程教學研討會論文集(上)．史學理論與方法．西洋史》(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一九九三)；《歷史學系課程教學研討會論文集(下)．中國史》(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一九九三)；這兩本論文集是我帶領碩士班二年級研究生陳宗仁和唐志宏編輯的，論文集正式出版時，上冊執行編輯掛陳宗仁，下冊執行編輯掛唐志宏，他們兩位是我讀博士班期間帶的學弟。陳宗仁的碩士論文〈漢人移墾及其市街形成：以十八世紀新莊街為例所作的個案研究〉，後來正式出版：陳宗仁，《從草地到街市》(臺北：稻禾出版社，一九九六)；其後陳宗仁在臺大取得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亦正式出版：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一四○○－一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二○○五)；陳宗仁取得博士學位後，申請大學教職，從臺灣頭到臺灣尾都遭拒絕，難免感到沮喪，我心裡亦有著深深的愧疚。我一直認為陳宗仁是非常優秀的史學新秀，極具研究潛力，卻不獲各大學歷史系所青睞。陳宗仁祇好暫時到國家圖書館任副研究員，沉潛兩年，修改其博士論文，並將其中部分篇章改寫為單篇論文，於歷史學術期刊發表。二○○五年陳宗仁的博士論文正式出版，同時受聘臺大歷史系任教，我得知這個消息，真是為陳宗仁感到高興，總算有遲來的正義。唐志宏碩士論文為〈五四時期的文化論戰：以「反文化調和論」為中心的探討〉，碩士畢業後入伍服役，退伍時本來已說好應新竹明新工專之聘，卻臨時未收到聘書，於是到PC Home雜誌網路組撰寫網頁，成為網站專家。一九九八年到彰化建國技術學院教書，二○○○年考進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進修。
我在讀博士班時，帶領過三位學弟：潘光哲、陳宗仁和唐志宏，他們都才華洋溢，深具研究潛力。陳宗仁在博士論文出版同時，返回臺大歷史系任教；唐志宏任教於建國技術學院；潘光哲是三位學弟中讀書最勤，藏書量最豐富者，政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畢業後，考取臺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二○○○年以論文〈近代中國「民主想像」的興起(一八三七-一八九五)〉取得博士學位，四處申請工作，手上拿著指導教授李永熾老師的介紹信，以及史語所所長杜正勝老師(念博士班時潘光哲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當助理，協助王汎森兄編輯傅斯年檔案)，國科會人文處長王汎森的介紹信，從北臺灣到南臺灣，沒有一個歷史系所接受他。我殊難理解怎麼這麼優秀的人材會四處碰壁？後來輾轉得知有部分系所對其指導教授李永熾老師的政治立場有意見；部分系所則針對杜正勝老師，甚至有傳言說某些系所擺明不用杜正勝老師寫介紹信推薦的人。我對臺灣的歷史學界原本抱著溫情與希望，但看到部分歷史系所在用人時的偏見，心裡亦惟黯然而已。能在歷史系教書的同道，均曾受過良好學術訓練，怎麼會摻雜這許多政治立場，甚或是個人的恩怨情仇？所幸潘光哲最後通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聘任投票，進入近史所工作。或許正如德國俗諺所云：「最後笑的，笑得最甜。」對陳宗仁和潘光哲這兩位老弟而言，總算獲得遲來的正義。
由於「歷史學系課程教學研討會」規模較前兩次會議大，參與的工作人員因此更多，政大歷史研究所研究生幾乎傾巢而出，包刮博士班吳翎君、呂紹理、彭明輝、劉文宣、楊維真、林桶法、李道緝，幾乎白天沒有正職的博一、博二同學悉數豋場，加上博三的我；碩二陳宗仁、張世瑛、唐志宏、吳怡萍、范雅清、柯惠玲、高靜芳、陳鴻圖，碩一王嘉慧、鍾淑敏，助教楊小華與張曉寧。這次會議的執行秘書是吳翎君；議事組呂紹理、接待組林桶法、出版組李道緝；我仍擔任司儀工作，分兩個場次時，另一個議場由呂紹理任司儀。在會議進行過程中，與會學者對政大歷史研究所研究生組成的工作團隊都讚譽有加。
事實上，一個學期舉辦三場大型學術研討會，對我們這些參與工作的研究生來說，確實負荷相當沉重，但似乎大夥兒都使勁賣力地工作，絲毫沒有怨言。有趣的是，參與工作的博士班同學，在取得博士學位後，均找到略可安身立命的工作；呂紹理和我留在政大歷史系任教，林桶法和劉文賓任教於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楊維真在中正大學歷史系，李道緝任教東華大學歷史系，吳翎君在花蓮教育大學(原花蓮師院)鄉土文化學系；碩士班後來取得博士學位者，工作情況亦尚佳，陳宗仁任教臺大歷史學系，柯惠玲在中原大學通識中心，陳鴻圖任教於東華大學歷史系。或許在當研究生時肯為系所服務，任勞任怨，不錙銖必較，對將來的治學和找工作都有所助益吧！
事實上，我念博士學位時的同班同學和上下屆同學，在取得博士學位後，工作基本上都算安穩。高我一屆的三位學長姊，張力學長原本即任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九六年以博士論文〈國際聯盟與中國的現代化〉取得博士學位，膺東華大學文學院院長王靖獻(作家楊牧)之請，借調東華大學創辦歷史系，並擔任首任系主任；王正華原任職國史館，博士論文為〈南京時期國民政府的中央政制(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一九九六年取得博士學位後繼續留在原單位工作；李盈慧博士論文為〈現代中國的華僑政策(一九一二-一九四九)〉，一九九四年畢業後先到逢甲大學共同科任教，後轉往新成立的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曾任暨南大學歷史系主任。
我的同班同學比較特別，因為有兩位原本即政大任職。毛知礪老師是我念碩士班時政大歷史研究所助理，後改聘為專任講師，一九九四年以〈張嘉璈與中國銀行早期的經營與發展(一九一二-一九三五)〉獲得博士學位，升任副教授；二○○三年八月提早退休。張中復原任政大民族研究所行政講師，有一段時間調任鄭丁旺校長秘書，一九九七年以〈清代西北回民事變：社會文化適應與民族認同的省思〉取得博士學位，改聘為民族學系副教授，二○○三年二月至二○○六年一月擔任民族學系系主任。我以〈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以《史地學報》、《禹貢半月刊》為中心的探討〉取得博士學位後，留在母系任教，我們這一班就有三個人在政治大學教書，在學術界是非常少有的情況，尤其政大歷史系所一向不太聘用自己的畢業生。李貴豐一九九三年以論文〈從傳統到現代：中國圖像版印技術之演變(一六○○-一九○○)〉取得博士學位，任教於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原臺北商專)。徐安琨的博士論文為〈清代大運河鹽梟研究〉，一九九七年畢業後任教於屏東農業技術學院。因此，我這一班的五位同學，在取得博士學位後，均任教於國立大學院校，在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歷屆同學中，亦屬極為特殊的情形。
低我一屆的林桶法，一九九四年以〈戰後國民政府平津區的接收與復員〉取得博士學位，任教於輔仁大學歷史系；呂紹理一九九五年以〈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取得博士學位，任教於政治大學歷史系。
長久以來，政大歷史系所聘用教師相當開放，很少聘用自己的畢業生，有一段時間政大歷史系系友會甚至對此極不諒解。學術界流行一句話：「近親繁殖，易生白痴。」政大歷史系所基本上可以說沒有什麼保護主義，除了原本任教於政大歷史系，再考進政大歷史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的廖風德和毛知礪老師之外，我是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第一位返回母系任教的畢業生；第二年呂紹理返系任教，然後要一直過了八年，才又聘用博士班第一屆的劉維開學長。因此，政大歷史系所師資一直是開放的，故而能吸收到優秀人材。自一九九五年到二○○五年，政大歷史系所教師獲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長期維持歷史學門排名第一。
從一九九二年二月到六月，我和政大歷史研究所的博碩士班同學，協助政大歷史系所舉辦三場大型學術研討會，我的學生生活也將告尾聲。事實上，我自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第二次參加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通過後，七個多月連續參與政大歷史學系所主辦的學術研討會工作，身心亦頗覺疲累，我覺得該回去專心寫博士論文了。
一九九二年六月初，我向《聯合報》編輯中心遞出辭呈，八月一日生效。為了沉潛心神，在離職後我返回花蓮探望年邁多病的姆媽，自從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動截肢手術以後，姆媽癱瘓在床上已經三年多了，主要都是三姊彭素梅在照顧，我祇有在年節返鄉時做做三姐的替手，或姆媽臨時病危時，趕到醫院照顧幾天。在準備專心寫論文之前，我覺得該回去探望姆媽和照顧她的三姊。
在花蓮待了三天，姆媽雖已有老年癡呆症，不太能言語，但身體狀況尚可。於是我返回臺北，在電腦前敲打我的博士論文。
我的博士論文〈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是我博士班入學時的研究計畫，而這分研究計畫出自我碩士論文《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的一條註腳。
我在〈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第三章注九十六，寫了下面這段文字：「而東南大學諸教授所提倡的歷史地理研究，也是民初史學界的另一重要論題 。關於歷史地理之研究，所涉既廣，淵遠流長，當另闢專文討論，此處不擬詳述。」所以後來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就是〈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
由於我很早就準備寫這個題目，大部分材料已蒐集就緒，剩下的祇是如何把論文寫出來。我擬訂的寫作計畫是每天寫兩千字，不論內容寫得好或不好，就算是垃圾也要寫滿兩千字。我打字的速度極快，和手寫差不多。每天吃過中飯以後我就開始準備寫稿，但總是東摸摸西摸摸，遲遲沒有起動，每天幾乎都要拖到傍晚四、五點才起動；寫到七、八點才吃晚餐。吃過晚餐又不肯乖乖打稿，又要東混西混，混到十一點才急急慌慌地敲打電腦。因而常常打到凌晨，甚至天亮，才上床就寢。我的工作紀律極佳，擬訂每天寫兩千字就一定寫兩千字以上；但我的工作習慣極差，每天啟動寫作的時間總是拖拖拉拉；因此，寫論文這段期間，我幾乎每天都是天亮才就枕。其實主要是心裡不安，寫稿進度不夠不敢睡，覺得如果還沒上床睡覺那一天就沒過完，這種想法其實有點自欺欺人，但長期以來反正也習慣了。直到今日我的書寫習慣仍然沒有太大改變，祇要準備出書，總有半年時間是天亮才就寢。
從一九九二年八月三日到一九九三年三月廿三日，我每天重複著同樣的生活，每日裡敲打著電腦，不安的心情使我急急慌慌，加上有七年時間擔任編輯工作，有時是同時撰寫碩士論文，有時是讀博士班，坐骨神經痛長期困擾著我。有時痛得受不了，就平躺在卧室兼書房墊著榻榻米的木床上，想好一段再走到書桌前快速敲打電腦。打完一段，再躺回床上思考，如此反復再三，日夜煎熬。
一九九三年三月廿三日，我的博士論文終於完稿殺青，在這段時間，學弟潘光哲、在政大歷史系任教的周惠民兄，均各為我改稿、校閱一過。我將論文送到影印店影印十二本口試本(七位口試委員，加上我做口試筆記用的一本，兩本送政大歷史系申請教職，留兩本底稿)，將七本口試本送交政大歷史研究所辦公室，安排口試委員和口試時間。
我的論文指出，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歷史地理學向來是一條較隱而不顯的線索，主要是因為定義的模糊和方法論的付諸闕如，使得歷史地理學在界定上有所困難；它不像古史辨運動那樣有明確的主題，從涉及今古文之爭的學術思想層面，到杜威實驗主義的方法論層面，所掀起的狂濤巨浪，自然吸引了較多史學工作者的眼光；它也不像中國社會史論戰那樣以強烈的意識形態為主導，在新思想與舊歷史中進行激烈的對話，使研究者感到興趣盎然；歷史地理學一方面有其源遠流長的傳統，另一方面又面臨西方地理學輸入中國以後，地理學與歷史學之間結合或分途發展的問題，歷史地理學定義的妾身未明，可能是它較不受史學工作者青睞的重要因素。
傳統中國史學中的沿革地理，常被視為歷史地理的同義詞，而地理學在中國傳統的學術分類中，向來附麗於史學之下，所以當西方地理學輸入中國，使得地理學逐漸脫離史學而獨立後，歷史地理學的定位便開始顯得模糊了。歷史地理學究竟是史學的附庸，或是地理學的一個分支，是見仁見智的問題；西方的學術分類，一般將歷史地理學視為地理學的一個分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大陸學者，基本上亦持此類觀點。
大陸學者基本上將歷史地理學視為一九四九年以後才成立的現代學科，稍遠則追溯到一九三四年禹貢學會的成立，這類說法幾乎已成大陸歷史地理學界的共識；但類似的討論不免於是截刀斷流，忽略了中國地理學形成的過程。事實上，一九一二──一九二○年之間，是西方地理學傳入中國的關鍵階段，也是歷史地理學興起的重要時期，相關討論亦時時以史地之學並稱，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創刊的《史地學報》即為此一時期的代表性刊物。
《史地學報》自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創刊，迄一九二六年十月停刊，共發行二○期，其中第一卷四期，第二卷八期，第三卷七期，第四卷一期。第一卷為季刊，自第二卷第一期起改為月刊(但實際上每年出版八期)。自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二卷第八期止，由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研究會主編，第三卷第一期起由東南大學史地研究會主編(此時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易名為東南大學)。
「史地學報派」討論歷史地理學的內容，基本上是一手歷史、一手地理的研究方式，在這方面，柳詒徵和竺可禎可以說是「南高」學術精神的導師；柳詒徵的治學傾向經世而疏於考據，竺可禎的本行是氣象學與地理學，兩人對當代史亦多所關注，在治學取向上對史地學報派有相當重要的影響；且因竺可禎專長為氣象學與地理學，使得南高成為中國地理學的一個重鎮，與北方的地質調查所各有所長。因而史地學報派對歷史地理學的觀點，基本上比較傾向於史地分論，亦即把歷史的還給歷史、地理的歸於地理。
史地學報派基本上係將歷史與地理學分而論之，在討論歷史地理學時，亦較傾向從地理學的角度加以探討；此外，史地學報派對史學的興趣似乎較偏向方法和理論，而少及於考據與述作。
源於北方學統的「禹貢學派」，其治學方法本於樸學考據，在歷史地理學研究方面，係從沿革地理入手，且歸本於史學而非地理學，加上禹貢學會創始人顧頡剛的研究領域為古代史，主要成員如譚其驤、馮家昇、史念海、侯仁之、白壽彝、楊向奎等人，研究範圍亦以古代史為主，且多本於考據之學；侯仁之和白壽彝是禹貢學派少數一手古代一手當代者，其餘諸人大抵均謹守樸學考據的法度。
《禹貢》自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出版第一卷第一期，迄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出版第七卷第十期，總計出版七卷七四期；創刊初期由顧頡剛和譚其驤兩人主編，一九三四年八月顧頡剛丁母憂返鄉，故自二卷一期起由譚其驤負責，十二月十六日顧頡剛返北平，《禹貢》編務仍由顧頡剛負責。在此期間，顧、譚兩人在北平時即共同負責編務，顧頡剛返杭時則由譚其驤負責；一九三五年七月譚其驤赴廣東任教學海書院，《禹貢》自五卷一期起由顧頡剛與馮家昇合編，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出版第七卷第十期為止，皆由顧、馮編輯。
禹貢學派由考據到經世的理路，明顯受時代變局的影響，此與清季經世史學的興起有其相類似的背景。事實上，清季經世史學的興起，其治學本源乃上承乾嘉以降的西北史地研究，惟西力叩關的驅力亦不容忽視；因此，清季經世史學乃是樸學之餘風與西力叩關這兩條線索結合而成者。惟西力叩關雖使得近代史學的經世理路抬頭，但潛伏於經世底層的考據之學其實並未中絕，所以當西方的語言考證學(philology)輸入中國以後，潛伏的考據之學乃借屍還魂，形成新考據學派。
新考據學派的內涵歸本於樸學考據，惟其外表披上科學方法的外衣；北方學統乃此一學派的發源地，中堅人物則是胡適、傅斯年與顧頡剛。分析新考據學派的方法論，雖有科學史學之名，其本質則未脫清學之樸學考據。而當國家面臨危急存亡之秋，新考據學派則再度由考據轉向經世。
史地學報派對當代史的多所關注，源自章學誠為當代存史的命意，其經世理路則本於浙東史學；禹貢學會的沿革地理，雖為樸學考據之流風餘韻，其由考據到經世則明顯受到時代變局的影響；惟需說明的是：傳統中國史學並非史地學報派和禹貢學派的惟一養分，外國史地之學的輸入，也是一條不容忽視的線索；史地學報派對英美史地之學的引介，為現代中國史學開啟了另一扇窗；禹貢學會的邊疆史地研究，在東北方面主要是受到日本學者的刺激，西北部分則多取擷於俄、英、法、德等國學者的考察報告與研究成果，這樣的取向正好與當時的學術風尚若合符節。
歷史地理學本身是一門相當複雜的學科，一方面是歷史，另一方面是地理，地理部分又涉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不但歷史與地理間的結合不易，學理與現實的問題，也有待解決。以歷史地理學與經世觀點對時事多所縈懷，是史地學報派治學的根本；在時局變動較劇烈時，史地學報派對當代史的關注隨之增強，反之，在時局較平緩時，史地學報派則較用心於一般史地之研究，這種學術研究與現實關懷間的張力，是歷史地理學興起過程中極為特殊的一個現象。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六年十月，是《史地學報》提倡歷史地理學並引領風騷的時期；在此時期，史地學報派主導了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涵泳舊學、介紹新知，爬梳傳統中國史學，也引介外國史地之學，對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發揮了相當重要的影響。一九三四年三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禹貢半月刊》成為研究歷史地理學的主導中心，再一次掀起研究歷史地理學的高峰。
我在論文中提出「考據與經世的雙主題變奏」，說明中國近、現代史學發展的兩個重要面向，而其基調則為民族主義。其基調之強弱與時代變局恰成正比：時局動盪愈劇烈，民族主義的強度愈大，經世的主題也愈受到重視；而在考據與經世的雙主題變奏中，外患與時局的動盪，使得經世的主題不斷重現，考據之學則隨之減弱；史地學報派固以經世為依皈，本於清代樸學考據的禹貢學派，在時代變局中亦調整其治學取向，轉而對邊疆史地與民族主義史學多所縈懷，為樸學考據找到新的出路。
在準備口試這段期間，因為姆媽已經開始洗腎(血液透析)，我必須返回花蓮幫忙三姊照顧姆媽，於是帶著我的論文口試本返回花蓮，在慈濟醫院病房陪伴姆媽。在醫院陪伴姆媽這段時間我想了很多，記得準備博士班入學考試時，姆媽動截肢手術；如今一千多個日子過去了，姆媽又需洗腎，每周三次，我不知道未來還將遭逢何種磨難。但無論如何，我的博士學位就快九轉丹成了。
因為一九九三年政大歷史系有兩名教師缺，我必須趕在新聘教師投票前通過論文口試。我在三月廿三日送繳博士論文口試本的次日，亦將申請政大歷史系教職的資料送到系上。四月十五日歷史系召開系所務會議，進行新聘教師初選投票，我因為口試安排在四月十九日，系務會議討論特別通融我可以參加初選投票(但要求決選前需通過博士論文口試)，在廿三位申請者中，投出六位進入決選的名單，我在六位決選名單中。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九日早上九點，在政大百年樓三○九討論室舉行我的博士論文口試，口試委員有七位：杜維運、逯耀東、王壽南、王家儉、胡春惠、張存武老師，以及我的指導教授閻沁恆老師。口試委員會公推張存武老師擔任主席，在我做完十分鐘的報告後，開始進行提問與答辯。
在提問與答辯過程中，祇聞砲聲隆隆，一陣槍林彈雨，我幾乎沒有什麼答辯，差不多都是口試委員在發問，我祇能「勤作筆記猛點頭，面帶微笑頻稱是。」三個小時下來，我已經汗流浹背，精神瀕臨崩潰。我想那是我人生歷程中所經歷過最漫長的三小時。但再長的時間終會過去，主席張存武老師示意我先出去，讓口試委員進行討論。
李素瓊助教來通知我時，我正靠在百年樓三樓的欄杆旁抽菸。慌忙中捻熄了菸，回到口試的討論室，張存武老師代表口試委員恭喜我，宣布我的博士論文已經通過口試。我向口試委員鞠躬，感謝他們的建議與批評。
口試結束後，閻沁恆老師在羅斯福路的天然臺湘菜館宴請口試委員，我一個個舉杯向口試委員敬酒，感謝老師們的辛勞。
四月廿九日政大歷史系舉行新聘教師決選投票，我幸運地通過投票，另一位通過的是自美國大學退休，申請返臺任教的賀允宜老師。五月廿九日政大校教評會舉行新聘教師投票，賀允宜老師和我都順利通過。
經過漫長的歲月，花落花又開，一九九三年八月一日，我獲得政大歷史系副教授聘書，開啟我另一段乞食講堂的生命旅程。
September 13,2006
我聽到群樹在風中哭泣
今今天反扁總部的一個動作，讓我心痛不已。
電視報導說范可欽提出在樹上綁紅絲帶的新點子，鼓勵大家在樹上綁紅絲帶，要讓全臺灣的樹都綁上紅絲帶。
我看到凱達格蘭大道上的許多路樹已經綁上紅絲帶，而且一棵樹綁了幾百條，我不知道那棵樹會不會感覺痛？或者感到無法呼吸？如果全臺北的樹都綁上紅絲帶，他們會不會哀嚎？而當全臺灣的樹都綁上紅絲帶，他們會不會發出怒吼？
我們的環保人士哪裡去了？臺北市環保局長哪裡去了？環保署長哪裡去了？看著紅色布條勒著樹的脖子，我聽到樹群們在風中哭泣。
根據已往經驗，綁紅絲帶的人是不會自己拆掉紅絲帶的，那麼，誰來拆呢？拆紅絲帶會不會被反扁的群眾毆打？明天以後，我不知道還有多少樹會被綁上紅絲帶？未能愛物，焉能愛人？倒扁就倒扁，請不要傷及無辜的樹。
我記得黃絲帶的故事，他們祇是在回家路口的那棵樹上綁上黃絲帶，等待親人遠行歸來，而不是在所有的樹上綁上黃絲帶。我很害怕明天出門時，所有的樹都被綁上紅絲帶，而我將聽到群樹們在風中哭泣。
September 10,2006
不可戒菸論
戒菸者無情。
臺靜農九十幾歲時，生病住在台大醫院，學生們為了他的身體健康，不讓他老人家抽菸。三個月後臺老蒙主寵召，學生們躃踊號啕，早知道老師只祇剩三個月，就算抽菸會死也要讓他抽到死，但已經來不及了。
我從沒想過戒菸這檔子事，想想看，十八歲陪我到如今，早已不離不棄，如果能戒菸，那所有女人也都可以滾蛋了。像我這麼深情的人是不能戒菸的，少抽一點倒是真的。
多年前，有一位女學生勸我戒菸，我說不行啦！那太無情了。這個女學生說：「我男朋友就為我戒菸呢！」說得揚揚得意。
我說：「趕快離開他，他可以為你戒菸，也可以為別的女生戒菸。」
女學生說：「才不呢！他說他沒為前一個女朋友戒菸，只為我戒菸。」
我說：「好吧！如果明年你們還在一起，我請你吃飯。」
過了不到半年，我在校園遇到這位女學生。
我問：「你和你男朋友還好吧！」
女學生憤憤地說：「不要提那個不要臉的狗東西。」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除非抽菸實在會死人，不然還是別戒的好，更不要為別人戒菸。人不能無情，某不能無菸。哈！
不過少抽倒是真的，我的醫師也這麼勸我，他說我有兩個選擇，一個是減二十公斤，一個是戒菸，我選擇減二十公斤。
一九八四年，我念碩士班二年級時，選修李定一老師的「中國近代史料分析」。李定一老師有時講課口含菸斗，聲音從齒縫間穿出，構成一幅很奇特的畫面。依據我的經驗，李老師抽的菸草約略是Captain Black, Sailer, Borkum Reaf等牌子，帶一點甜香。
在一九八○年代初期，臺灣反菸運動尚未鋪天蓋地，研究所老師上課抽菸，並不是太稀罕的事。林能士老師上課也抽菸，上完兩節課，菸灰缸裡塞滿了菸頭。
逯耀東老師上課也抽菸，甚至到了二○○○年代以後，逯老師上研究所的課仍菸不離手。他說得很有道理，學生不喜歡菸味可以不選他的課，反正又不是必修課。
一九九○年代我乞食講堂時，癮君子已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學校在校門口貼上「本校建築物全面禁菸」的告示牌，讓我們這些吸菸族無所逃於天地間。我乞食講堂後，在課堂上當然是不抽菸的(學生也不會讓我抽)，但在研究室則是抽菸的。
二○○三年，季陶樓後棟三樓的語言學研究所助教寫黑函(我用「黑函」這兩個字，是因為寫信者未署名)給學務長，告狀說歷史系有教授抽菸，菸味會飄到他們辦公室，請學務長主持公道。學務長把信交給文學院長，文學院長交給歷史系主任，歷史系主任把信交給我，我對系主任說，季陶樓後棟二樓有四位教授抽菸，為什麼交給我？何況未署名的信，為什麼要理會？我的研究室和語言學研究所辦公室差一層樓，中間還間隔了一間研究室，一間廁所，菸味居然會轉兩個彎？
臺灣禁菸未免禁得太沒有人性！不抽菸的人有人權，吸菸者難道沒有人權？吸菸者同樣繳稅，同樣盡國民義務，為何要被當成二等公民？我同意在公共場所或密閉空間禁菸是合理的，但實在毋庸無限上綱。不經心裡偶然想起我的長輩們，他們在上課時抽菸的神情。
前輩作家陳之藩有一篇〈噴煙制度考〉，收錄在《劍河倒影》散文集裡，年少時讀了，心生嚮慕，想到劍橋念書，後來雖未如願，但對劍橋老教授噴煙的場景，卻是情有獨鍾(陳之藩的文章後來轉到導師制度，當然跟抽菸扯不上關係，有故作狡獪之嫌)。
我常常覺得自己彷彿生錯時代。
September 9,2006
研究生涯，揚帆啟航
在我的求學過程中，從來沒有想過要到政大念書。大學聯考時，政大的志願我一個都沒填，主要是不喜歡這所學校。在我的認知中，政大是一所黨校，出了很多黨政要員。對於崇尚思想自由的我來說，壓根兒不會想到要去政大。
一個意外的選擇，從東海到政大，改變了我未來二十年的命運。動心起念，原來如此影響著一個人的遭逢，生活與學術研究。
人生的過程猶似溪流，溪流的水曲曲彎彎，不知會流往哪個方向。一個對政大印象不佳的人，因為一次意外的選擇，改變了半生歲月，我不僅到政大讀歷史研究所，而且從碩士班讀到博士班，取得博士學位後又留在母校教書，一晃眼二十幾年過去了，從青年時代到壯年，我的大半學術生涯都在政大度過。
一九八三年五月退伍前夕，我到東海投考歷史研究所，意外考上榜首；當時的女友吳翎君(我後來的妻子)替我報名政大歷史研究所，在我的原本規劃中，並沒有這一項，因為政大要考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各占一百分，這兩個科目我都沒有特別費心準備。不僅如此，當時政大的研究所入學考試還要考國父思想，這是我完全沒有準備的科目。翎君說反正考考看，於是就替我報名了。本來我的想法是到東海歷史研究所念書，跟隨陳錦忠老師做中國古代史，或者到臺大去念中國古代史。在我求學的時代，做古代史是許多學生所嚮往的，對於做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者，總覺得有點次等公民的感覺。那年臺大的研究所入學考試特別晚，我五月廿五日從軍中退伍，臺大六月才考試，於是我先回花蓮老家，再到臺北參加考試。
在臺北考試時借住鄭梧桐家，他是我大學時代的同班同學，亦為摯友。梧桐騎摩托車載我到臺大考試，我的高中同學王健文也和我同時參加考試，他畢業於臺大歷史系，一九八一年畢業時考上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但保留學籍，先去當兵，退伍後我們哥兒倆一起參加臺大歷史研究所入學考試。在臺大文學院試場考試中場休息時，王健文向他的同學李明仁、簡惠美介紹我，說我是他高中同學，然後開玩笑地說：「吳鳴來考，一般史就剩五個名額了。」當時臺大歷史研究所錄取十一名碩士生，六名一般史組，兩名近代史組，兩名藝術史組，我考的是一般史組。參加考試前我已獲得東海和政大歷史研究所的錄取通知。結果放榜時，王健文、李明仁和簡惠美都考上了，我差三分落榜。
回到花蓮老家，我思考著到底要到東海還是政大念書，因為是東海榜首，有獎學金；政大是公立學校，有助學金，而且免繳學費，兩者間甚難取捨。加上我原本準備做中國古代史研究，政大的重心是中國近、現代史，耽心到政大念書可能無法做古代史研究。我本來擬訂的碩士論文題目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俠與客〉，因為讀了錢穆〈釋俠〉、許倬雲《求古篇》和陶希聖《辯士與游俠》等論文和專書，對中國古代社會史極有興趣，想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所謂「客」係指被諸侯或公卿大夫所養的文客、武客，「俠」則是養客的公卿大夫，如四公子之屬。我在大學時代因為受到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結合的風潮所影響，很想朝社會史研究的方向發展，而非正式社會結構中的俠與客，是我極感興趣的研究題目。
暑間無事，我在花蓮老家一邊點讀《左傳》，一邊擲筆為文，賺點稿費，好為秋天開學後的生活費做準備。我在軍中服役時，因為得了幾個文學獎，加上關餉沒什麼機會花(在金門和麗陽營區，都沒花錢的地方)，存了約二十萬元，在退伍時交給姆媽。暑間的花費和秋天開學後的生活費，得靠寫稿維持。當時幾個副刊的主編都很幫忙，我投出去的稿子大部分都順利刊出，領了尚可維持生活的稿費。
由於翎君的一再聳踴，加上政大毋須繳學費，我終於被說動，決定到政大讀歷史研究所。翎君最後用的理由是她在政大念書，再怎麼樣總有個伴，於是我就到政大歷史研究所報到了，當時翎君念政大歷史學系四年級，正忙著準備研究所考試。
初到政大時，住在公車站旁的研究生宿舍(後來的女生莊敬外舍)，這棟宿舍是四樓建築，有三排，分為ABC棟。A棟是女研究生宿舍，BC棟是男研究生宿舍。我初時住在B棟，靠近欣欣客運公車政大站，每日裡公車進進出出，噪音很大。我和三民主義研究所的室友余一平，向舍監申請更換宿舍，換到C棟。C棟宿舍外是網球場，有人打球時亦相當吵，但已經換過一次宿舍，祇好忍耐住下。
開學上課的第一天，所長蔣永敬老師在課堂上說：「聽說我們班來了一位小說家。」我聽了羞赧地低下頭。為什麼蔣永敬老師會說班上來了一位小說家？原因是暑假期間，政大歷史研究所辦了一個迎新茶會，我壽豐國中的學妹陳純瑩參加了，在迎新茶會中介紹我，說我是一位作家，是她的國中學長，蔣永敬老師自行將作家解讀成小說家。其實我大部分作品是散文，但這也沒什麼重要，反正學長姊和老師們的印象，就是所裡來了一個作家。陳純瑩畢業於東吳歷史系，後來並沒有來政大歷史研究所就讀，而跑去讀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畢業後到警察專科學校教書；幾年後再回師大歷史研究所讀博士班，取得博士學位後到臺灣科技大學通識中心教書。那幾年張元教授擔任東吳大學歷史系主任，對學生要求極為嚴格，因此那些年東吳歷史系畢業生考研究所的錄取率極高，有人戲稱他們是考試戰鬥部隊。
蔣永敬老師上的「中國現代史研究」，是政大歷史研究所的必修課，內容為傳統的中國現代史，亦即以國民黨為主軸的現代史，再加上國共鬥爭史。蔣老師曾任職黨史會很長一段時間，是著名的黨史專家。一九八九年我進入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就讀時，蔣老師的「中華民國建國史專題研究」，同樣是必修課，那時蔣老師傾向支持新黨，比較不堅持原來的黨史論述，上課時幽默風趣許多，但對李登輝總統則時有批評。我對中國現代政治史的興趣不高，但因為是必修課，仍然認真地上課、寫報告，我對中國現代史能夠有一些基礎認知，完全拜蔣永敬老師之賜。
另外一門必修課「中國近代史研究」，原本是李定一老師上的，我在國中和高中時，曾讀過他在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近代史》，但在我進研究所碩士班那年，李定一老師正好休假返回加拿大，所裡請來王爾敏老師上課。王爾敏老師那年剛好自香港中文大學休假，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掛單，因此來所裡上「中國近代史研究」和「中國近代學術思想」。「中國近代史研究」是必修課，「中國近代學術思想」是選修課，兩門課我都選了。一九八九年九月我讀博士班時，王爾敏老師正好從香港中文大學退休，返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職，在政大歷史研究所開設「中國近代史料分析」和「近代重大問題研究」，我又再度選了王爾敏老師的課，所以王爾敏老師常說我是選他最多課的學生。王爾敏老師上課內容豐富，旁徵博引，很能勾勒中國近代史各種面向，雖然不屬善言詞或談笑風生的老師，但因授課內容豐富，修課者往往頗有所獲。
為了加強研究生的英文閱讀能力，歷史研究所學生規定須修習高級英文，每周兩小時課程，但不算畢業學分。本來高級英文是江金太老師上的，他用《西洋近代思想史》為課本，把我上一屆的學生整得叫苦不迭。一九八三年九月我入學時，江金太老師正好休假，由張哲郎老師教高級英文。張哲郎老師用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為教科書，讓我們熟悉美國的中國史觀點(或者說哈佛大學費正清學派的中國史觀點)。上課方式是張老師每周指定進度，同學自行閱讀，上課時討論，有誤讀或解釋錯誤的地方，張哲郎老師再加以說明。對我而言，這門課有兩個收獲，一是熟悉英文的中國史書寫用字；二是了解哈佛學派的中國史觀點；這兩個收獲對我後來的研究有很大幫助。
張哲郎老師熱愛運動，一九八三年教我們時正迷網球，常常可以在網球場看到他的身影。張老師在潮州中學念書時是排球校隊，曾入選亞青杯國手。有趣的是，張哲郎老師在潮州中學的體育老師，是杜維運老師師母孫雅明女士的令尊，師母則是張哲郎老師的潮州中學學妹，其後念政戰學校體育系。張哲郎老師在臺大歷史系念書時，修過杜維運老師的課，誼為師生。杜師母嫁給杜維運老師後，由學妹變成師母。有一段時間，張哲郎老師在中國電視公司「大運動場」擔任美國職籃NBA球評，我在進入政大歷史研究所前，認識的張哲郎老師其實是NBA專家。此外，張哲郎老師大學時代曾任臺大排球校隊隊長，亦為合唱團團員，因此對歷史系學生的體育活動和文化盃合唱比賽極為關心。在我讀博士班和返系任教初期，張哲郎老師擔任歷史系主任，同學們在運動和文化盃合唱、舞蹈比賽的成績極為優秀。
歷史研究所裡有一門必修的「史學理論與研究實習」，上學期上史學理論，由閻沁恆老師講授，下學期的研究實習由林能士老師負責。閻沁恆老師當時擔任政大訓導長(即一九九○年代以後的學務長)，行政工作頗為忙碌，上課時要我們讀Braudel, On History;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A.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大部分偏向歷史理論、歷史思想和歷史哲學的東西。
我很早以前我就知道閻老師，念高中時喜歡雜七雜八地看書，文學、歷史，甚至看不懂的哲學著作也胡亂翻看，其中就讀到了閻沁恆老師與沈剛伯教授合寫的《世界通史》。中學的歷史教科書實在寫得太簡單了，除了年代、地名、事件，甚麼歷史觀念也無。對歷史知識感到飢渴的我，祇好自己課外閱讀，這是第一次在書上看到閻老師的名字。
閻沁恆老師上課極溫文儒雅，木訥、少言，有時覺得他好像課快要講不下去了，一個轉折又再接上，總能履險如夷，順利講完要上的內容。閻老師常戲稱自己是三板先生，即天花板、地板和黑板，上課時不太看學生，而是眼睛盯著三板。但我上閻老師的課時，並未如其所自嘲的三板先生。因為研究生僅有十人，坐在擺成口字型的長條討論桌上課，師生距離極近，老師祇能直接面對同學，沒有太多滕挪空間，根本當不成三板先生。也許閻老師上大學部的課時，才會有其自嘲的三板先生情形。閻老師講課以筆記本上的大綱為據，語調平平，殊少生動。初上閻老師的課，一直不能適應他的平板音調，似乎若無其事的樣子。有一回，班上同學與師長聚餐，席間，幾乎每一位教授都向閻老師舉杯，同學們也仿效而行。酒過三巡，閻老師開始侃侃而談，興致來了，國語夾雜著英語，說得好不熱鬧，第一次我覺得閻老師原來是可親的。
我因為政大歷史研究所沒有古代史課程，無法繼續我的中國古代史研究之夢，祇好改為現代中國學者的古代史研究，選定古史辨運動為碩士論文題目。因為當時杜維運老師任教於香港大學中文系，逯耀東老師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臺灣做史學理論、史學方法和史學史的老師，僅剩閻沁恆老師。於是在請指導教授時，我貿然地去找閻老師，閻老師問我酒量好不好？我說還可以，大約三分之二瓶白金龍高粱(58度)。閻老師笑笑說可以了。也不知他是說酒量可以了，還是可以指導我了，但閻老師終於在我論文題目申請單上的指導教授欄簽名，從此維持了二十幾年的師生情誼，從碩士班到博士班，閻沁恆老師都是我的指導教授，平日生活上亦親如父子，每年農曆七月十五日閻老師生日，我總會與閻老師、師母把酒聚餐；中秋節和舊曆年，亦上門拜訪老師。
自從請閻老師擔任指導教授後，私下請益的機會多了，我才知道他甚至在家裏也是一個木訥的人，待人處世極謙和，有古之君子的溫文儒雅。並且因為早歲留學英國，有著英國的紳士風度，雖不善言辭，卻有著敦厚的親和力。與學生相處極少擺嚴肅姿態，情誼總在亦師亦友間。當研究生時我常舞文弄墨，閻老師卻不以為忤，且勉之以「歷史著作也須有優美文字，如羅馬史家李維與英國史家湯恩比然」。
而閻老師正是國內少數的湯恩比專家，寫過許多有關湯恩比史學的論文，早就可以結集出一專著了，而每當我向老師提及此事，閻老師總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回答。而令我不解的是，像閻老師這樣著作嚴謹的學者，怎麼會允許他的學生舞文弄墨？每思及此便不覺赧然。
大部分識得閻老師的人(包括教授、學生和友人)，對閻老師的酒量都是欽服的。最初我以為閻老師嗜飲，及至相從問學，方知老師是有量而無喜的。平日居家幾乎滴酒不沾，有時師母下廚做了佳肴好菜，提醒老師小飲幾杯，閻老師卻是興趣缺缺，只頻頻動箸。閻師母林瑞柄女士待我如子，二十幾年如一日，使我在求學和乞食講堂的這些年中，時覺溫煦。閻老師人緣極佳，喝酒幾乎來者不拒。相處久了，有時遇到這類場合，老師就會交代我提醒他不可過量，而我也每每替老師把守著適切關口，老師則欣然採納。我總不能說老師不喜歡喝酒啊！何況「天下第二劍」之名亦非浪得(歷史學界的酒中三劍，陳捷先教授排名第一，杜維運教授第三)，總也要保住江山吧！但就我過從所及，閻老師真是不喜歡喝酒的，只是量大而已。
我在一九九六年學會打網球後，偶爾亦與閻老師在球場一起揮拍。閻老師指導過一些學生，數量不是太多，師兄弟中比較常和閻老師相聚的有大師兄廖風德和小師弟潘光哲。廖風德後來從政，擔任過國民黨文工會秘書、宋楚瑜競選臺灣省長發言人、二○○○年總統大選連蕭競選總部發言人，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宜蘭縣區域立委、競選過宜蘭縣長(以些微票數之差落選)，國民黨組發會主任委員；並且是小說家，以筆名廖蕾夫出版《隔壁親家》小說集；其小說〈竹子開花〉改編為電視連續劇，集數一再延長，可謂兼具作家、學者、政治的多面向人物。潘光哲除史學專業外，能寫評論文章，大學時代是野百合學運領導人，碩士論文〈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由閻沁恆老師指導，在臺大歷史研究所取得博士學位後，任職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閻老師當然還指導過一些其他的學生，但廖風德、潘光哲和我三人，是比較常和閻老師相聚的。
在跟隨老師問學的這些日子中，我的性情也慢慢隨著平和沉穩，從意氣風發的年少到沉潛思考的讀史心路，閻老師的儒雅是我嚮慕而難企及的，而從第一次讀老師的書到過從問學，竟也長長的二十年過去了，磨劍江湖二十載，竟是不及閻老師滄海之一粟，寧不感慨千萬？
林能士老師上「研究實習」，主要內容是教我們如何寫學術論文，如何找材料，如何擬訂論文架構，如何做注腳等等。林老師上課風趣幽默，談笑風生，是極受政大歷史研究所學生愛戴的老師。當時林老師在歷史系未開設課程，「研究實習」是他在歷史研究所唯一的課，有些歷史系學生為了上林老師的課，特地去旁聽林老師在外系開的共同課「中國現代史」，可見林老師受學生喜愛的程度。林老師上課時慢條斯理，分析條理清晰，將中國現代史紛亂錯雜的史實，講得清楚明白，使學生受益良多。我想這和林老師曾教過小學、中學、專科、大學有關，從師範學校、臺灣師範大學到臺大歷史研究所碩士、博士，林能士老師的養成訓練是極為完整的，不像我們這些取得博士學位後，直接在大學教書者，因未受過良好的教學訓練，往往把準備好的授課內容講得七零八落。
林能士老師和蔣永敬老師，可能是政大歷史研究所指導學生數量最多的老師，我沒有詳細比對，但大致不會差太多，可見林老師受歡迎的程度。
政大歷史研究所設立初期，為了加強師資，特地從海外聘請資深教授返國，李定一老師就是這樣到政大歷史研究所任教的，戴玄之老師則是另外一個例子。
戴玄之老師的經歷有點特別，抗戰時期戴老師就讀於西安的西北聯合大學，師從蕭一山、陸懋德、藍文徵，治學偏向南方學派。因為當時北方學派的北京、清華、南開大學組成西南聯大，一些南方的學者反而到西北聯大，於是北學南傳，南學北傳。來臺灣之後，先在臺灣師大史地系任助教，繼而升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在臺灣師大任教期間，曾因義和團和白蓮教問題，和當時任教臺大的李定一老師打筆仗，沒想到後來兩人會在政大歷史研究所成為同事，當年的筆仗自是一笑泯恩仇。戴玄之老師在政大歷史研究所開「中國社會史研究」，第一次在課堂上見到了戴老師，灰白的頭髮梳得一絲不苟，講話的時候很少手勢，腔調平穩而自然，帶一點北方口音。「中國社會史研究」並非自中國古代講起，而是集中於秘密社會，即戴老師所專長的義和團、白蓮教、紅槍會、哥老會、清幫、洪幫等秘密社會研究，屬韋伯(Max Weber)所謂非正式社會結構(informal structure)的一部分。因為上課內容是戴老師自己的研究成果，故內容極為深入。
「南方人機而巧，故多政治人物；北方人愚而直，故多宗教迷信。」戴老師一上課就引了陶成章的話做開場白，然後談義和團的形成和白蓮教源流，把中國的秘密社會和宗教做了一個概略的介紹。我坐在靠右的位置，聽著戴老師講授從未接觸過的秘密社會和宗教史，腦子一團胡纏亂結，有一點茫然。
上課告一段落，戴老師問我們有沒有甚麼問題。好發謬論的我當然不放過機會，提出天師道流行於南方濱海地域，以及白蓮教在川楚發展的例子，反駁「南方人機而巧，故多政治人物」的說法。戴老師聽了，點點頭，認為我講得有道理，於是修正了陶成章的舊論。下課之後，同學們說我真是大膽，隨隨便便就提出這樣的卑之無甚高論，更訝異戴老師竟當場接受而不以為意。而今想來，不禁想罵自己「何方小子，如此大膽！」當我有機會讀到戴老師的《義和團研究》、《紅槍會》和〈白蓮教的源流〉之後，才知道原來戴老師是台灣史學界這方面的權威，也是研究中國秘密社會的開山祖師。
由於戴老師的啟發引導，有些同學即因修習戴玄之老師的課而做秘密社會史研究，如高我一屆的陳德漢學長，其碩士論文即為〈山東義和團之研究〉，同班同學吳蕙芳的碩士論文為〈民初直豫盜匪之研究(1912-1928)〉(此碩士論文後來正式出版：吳惠芳，《民初直豫盜匪之研究：1912-1928》，臺北：學生書局，1990)；黃靜華的碩士論文〈嘉慶年間川楚白蓮教亂中的堅壁清野及其主體：堡寨與團勇之研究〉，都是受戴玄之老師影響而選題，且均為戴老師指導。記得學期報告我寫的是〈李叔同出家研究〉，戴老師看了之後，認為我可以試著在近代佛教史方面下工夫，但終於我還是半途而廢，轉到另一個方向去了。生命裡的一些事就是這樣，東摸摸，西摸摸，到頭來一事無成。
政大歷史研究所設有導師制，戴玄之老師即擔任我碩一時的班導師，記得那年耶誕節到戴老師家聚餐，戴師母的廚藝真是好極了。戴師母菜燒得好，每次到老師家吃飯都大快朵頤，然後才談論治學之事，好像專門去吃一頓似的。心細如絲的戴師母除了菜做得好之外，還喜歡收集小玩意兒，家裡所藏鼻煙壺不下數百隻，琳瑯滿目，令人目不暇給。那次到戴老師家，師母特別從罐子裡掏出了兩顆紅豆送給我和翎君，說是戴老師在新加坡南洋大學任教時學生送的。師母說南大學生談戀愛的時候彼此送著紅豆，以為定情，現在送兩顆給我和翎君做紀念。當時翎君在歷史系讀大四，也修戴老師的課，老師特別一塊兒邀到家裡聚餐。第二年翎君大學畢業，進入台大歷史研究所就讀，秋日時節我們攜手走向地毯的那一端，在台北地方法院為我們證婚的就是戴老師和師母。結婚證書上細朱文的篆印，彷彿老人家攜手一生的鶼鰈情深。
後來翎君和我也把老師當成親切的長輩，治學和生活種種都向老師報告。老師繼續做著白蓮教史的研究，我則轉到史學史的範疇，每有心得便向老師報告，像一個剛學步的孩子，搖擺著腳步向前行去。
一九八六年秋天，戴老師乘休假之便到香港珠海書院客座，行前與學生聚餐，說好一年後就回來。豈料因戴老師豐富的學養，以及曾任師大歷史系主任和南洋大學歷史系主任的資歷，一到珠海就被賦予重任，擔任文史研究所所長。原本講好待一年的，珠海不肯放人，祇好又待一年，並且接任文學院長，辭去台灣的教職。
一九八八年農曆春節，我和翎君帶著剛出生的兒子彭博去看戴老師，那時戴老師任職於香港珠海書院，返臺過年。戴老師問我有沒有興趣到香港教書，他替我安排在香港大學教書，並且在香港大學念博士班。我當然很感謝戴玄之老師的好意，但因孩子剛出生，並且姆媽年邁多病，而未能前往香江，但心底對戴玄之老師一直有著深深的感念。
一九八九年我考進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就讀，一九九○年二月，珠海書院繁重的行政工作拖垮了戴老師，原本養身有道的戴老師病倒了，匆匆返國就醫，發現竟是肺癌。戴老師來不及看到我取得博士學位即與世長辭，後來我的博士論文完成和正式出版，即獻給戴玄之老師。
碩士班一年級下學期王爾敏老師返回香港，「中國近代史研究」由張玉法老師接任。我在大二時已讀過張玉法老師寫的《中國現代史》，能夠有機會親耳聽到張玉法老師的課堂講授，心裡真是興奮逾恒。張玉法老師上課前準備極為充分，在筆記本上寫好逐字稿，走進研討室，幾乎祇是打開筆記本把講稿念一次。一九八四年春天碩一下那個學期，我同時修習林能士老師的「研究實習」課，和張玉法老師的「中國近代史」，兩位老師的講課風格實大異其趣。林能士老師上課慢條斯理，風趣幽默；張玉法老師上課念逐字稿，聲調平板，殊無抑揚頓挫；但如果問我誰的授課內容比較精采，我還真說不上來。林能士老師的課引人入勝，張玉法老師的課內容豐富，可謂難分軒輊。我自己乞食講堂後，講課方式近於張玉法老師而遠於林能士老師，我亦是寫好逐字稿才走進教室的，我不知道這是否受到張玉法老師的影響？
碩士班二年級時，再度選修張玉法老師的「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這門課是張玉法老師專長所在，上課內容深刻條理，讓我獲益良多。張玉法老師同樣是寫好逐字稿，帶來教室從頭到尾念一遍，大約每念十五到二十分鐘會稍事停頓，問我們有沒有問題，如果有同學提問就進行討論，如果沒有，張老師就繼續念他的講稿。我在這門課的學期報告寫了〈顧頡剛與古史辨運動〉，這篇報告成為我碩士論論文〈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發展〉之雛形。在我取得碩士學位後，張玉法老師因擔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有意找我到近史所工作(當時我任職於《聯合文學》，負責叢書出版事宜)，但近史所的前輩們認為我是作家，可能不適合研究工作，此事因而作罷！張玉法老師探詢近史所同事提議找我去近史所工作的事，當時並未告知我，而是在我取得博士學位返回政大任教以後，在一次杯斛交錯的聚餐場合提起，使我有惘然若失之感。雖然書寫是我生命裡的重要事物，但我仍對學術研究有著莫以名之的糾結，二十幾年來出入於學術研究和文字書寫之間，我很難明確辨別何者對我更重要些，因為兩者都是我脈管裡奔流的血液。
一九八四年二月，碩士班一年級下學期時，因為王爾敏老師返回香港，原本選修的「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僅得一學期，下學期須另行選課，適巧邵玉銘老師到歷史研究所開「近代中美關係研究」，於是選了邵老師的課，當時邵老師是政大外交系的專任教授。邵老師的英文極佳，在我曾受業門下的師長中，邵玉銘老師的英文可能首屈一指。我們上課的閱讀資料幾乎都是英文，邵老師均可隨意指出一段即席譯為中文。後來邵老師接任新聞局長，常在電視上看到邵老師主持中外記者會，中英文交錯，對答流利，如知邵老師的英文比我想像中高明許多。在我任職《聯合文學》叢書主任期間(一九八七年──一九八九年)，曾為邵玉銘老師出版《文學．政治．知識分子》，乃匯集邵老師的演講稿和一些短論編成，書中有許多深刻的分析和見解。一九九四年初，邵玉銘老師缷任新聞局長後，擔任聯合報文化基金會董事長，邀集臺大、政大、師大、中研院史語所、近史所五個單位，合辦「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包括史語所管東貴所長、近史所張玉法所長、政大文學院王壽南院長、政大歷史系張哲郎主任、臺大歷史系張秀蓉主任、臺灣師大歷史系王仲孚主任，要我擔任執行秘書，那是我負責打雜的學術會議中，規模最龐大者，五個單位聯手舉辦學術研討會是極為不易的事，從此亦成為絕響。
一九八八年中國大陸有一部影片《河殤》，蘇曉康編劇，金觀濤、劉青峰夫婦學術指導，在臺灣風行一時。這部影片之所以在臺灣造成轟動，當然有其時代背景，一則因《河殤》本來是大陸中央電視臺製作的宣導影片，後來卻遭禁播；當時的臺灣，一聽說大陸禁播《河殤》，電視臺趕忙播出。《河殤在無線電視臺播出之後，一些半調子知識分子大力吹捧，部分文化人士亦在報刊雜誌大聲叫好，有人甚至為文贊揚「比大學生修一年的中國通史更為有用」。逯耀東老師覺得未免吹捧太過，撰文批判，新聞局邵玉銘局長於是找逯耀東老師規劃一部《歲月中國》電視影集，總共八集，找來文學界、歷史學界、科技史專家撰稿，導演雷驤、張照堂掌鏡。執筆者包括：逯耀東老師寫〈城〉，從侯榕生回到北京，看到北京城牆都拆了寫起，把中國歷史上的城做了一個總整理；作家張曉風寫〈情〉，標題好像是〈地上的月亮〉；黃清連兄寫〈酒〉，師大數學系洪萬生兄寫〈物〉，即中國的科技文明；我寫中國歷史上的江河。影片拍完後曾在電視上播出，但獲得的回響似乎無多。
碩士班二年級時，李定一老師年休結束，返回政大歷史研究所授課，我選了李老師的「中國近代史料分析」。這門課不用上課，李定一老師祇在第一節課時，交代我們學期報告的內容要寫些什麼，主要是我們自行找近代史料進行分析，學期末繳交一分學期報告即可。李定一老師有時講課口含菸斗，聲音從齒縫間穿出，加上有點口音，必須很專注才能懂他在說些什麼。依據我的經驗，李老師抽的菸草約略是Captain Black, Sailer, Borkum Reaf等牌子，帶一點甜香。在一九八○年代初期，臺灣反菸運動尚未鋪天蓋地，研究所老師上課抽菸，並不是太稀罕的事。林能士老師上課也抽菸，上完兩節課，菸灰缸裡塞滿了菸頭。逯耀東老師上課也抽菸，甚至到了二○○○年代以後，逯老師上研究所的課仍菸不離手，他說得很有道理，學生不喜歡菸味可以不選他的課，反正又不是必修課。到我乞食講堂時，癮君子已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學校在校門口貼上「本校建築物全面禁菸」的告示牌，讓我們這些吸菸族無所逃於天地間。我乞食講堂後，在課堂上當然是不抽菸的(學生也不會讓我抽)，但在研究室是抽菸的。二○○三年，季陶樓後棟三樓的語言學研究所助教寫黑函(我用「黑函」這兩個字，是因為寫信者未署名)給學務長，告狀說歷史系有教授抽菸，菸味會飄到他們辦公室，請學務長主持公道。學務長把信交給文學院長，文學院長交給歷史系主任，歷史系主任把信交給我，我對系主任說，季陶樓後棟二樓有四位教授抽菸，為什麼交給我？何況未署名的信，為什麼要理會？我的研究室和語言學研究所辦公室差一層樓，中間還間隔了一間研究室，一間廁所，居然菸味會轉兩個彎？臺灣禁菸未免禁得太沒有人性！不抽菸的人有人權，吸菸者難道沒有人權？吸菸者同樣繳稅，同樣盡國民義務，為何要被當成二等公民？我同意在公共場所或密閉空間禁菸是合理的，但實在毋庸無限上綱。不經心裡偶然想起我的長輩們，他們在上課時抽菸的神情；想起前輩作家陳之藩收錄在《劍河倒影》散文集裡的〈噴菸考〉，我常常覺得自己彷彿生錯時代。
學期末繳交李老師的「中國近代史料分析」報告時，我分析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對古史辨運動的影響，這篇報告後來成為我碩士論文的一部分。李定一老師常請同學吃飯，因為我下一屆的「中國近代史」是李老師教的，加上選「中國近代史料分析」的同學，兩班加起來約莫有十幾個學生，李老師親手掌廚，辦出一桌子好菜。李老師的廚藝在史學界極富盛名，每次請學生他都親自下廚，讓我們這些學生大快朵頤。有時不一定是期末才請學生吃飯，祇要他興致來了就請我們上門。不僅如此，李老師還喜歡喝兩杯，酒過一巡之後，李老師開始罵人，上自蔣經國，下到史學界同儕晚輩，無一不罵。有一回張玉法老師得意地說，李定一老師罵過這麼多人，從來沒罵過他。後來吃飯喝酒時，李定一老師不知真心還是假意，硬是罵了張玉法老師幾句，弄得張玉法老師啼笑皆非。其實李定一老師酒量不佳，據我觀察，約莫是一個300CC玻璃杯高粱的量，超過一杯李老師就開始罵人，喝得愈多，罵得愈兇，因此知情者都儘量讓李老師控制在一玻璃杯高梁酒以下，省得聽他老人家開口罵人。
碩士班二年級時，選修王壽南老師的「中國政治史研究」，一學年的課。王老師上課選幾個專題講授，從古代講到明清，屬於專題史的綜合整理，內容上下貫穿，有會通之意。王壽南老師擅長整理分析，綱舉目張，讓我對中國政治史有深一層的了解。一九八九年我上博士班時，王壽南老甫卸任歷史研究所所長職務，擔任文學院長(王老師本來兼任文學院長和歷史研究所所長二職)，在開學時請博士班第一、二、三屆的同學聚餐，其後我們這些博士班前三屆的同學會不定期與王壽南老師餐敍，號稱黃埔前三期。二○○三年王壽南老師與相戀三十年的吳涵碧(《中華日報》出版《吳姐姐講歷史故事》作者)走向紅毯，成為歷史學界與文化界的一段佳話。
我在碩士班一年級時，修過王爾敏老師的「中國近代學術思想」；碩士班二年級時，李國祁老師到政大歷史研究所開設同名課程，本來依歷史研究所的規定，我不能再選此課，但因李國祁老師在師長中以嚴格聞名，從臺灣師大歷史系到政大來開課，同學們心生畏懼而不敢選課，所長蔣永敬老師在選課時，要求我一定要選李國祁老師的「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否則不肯在我選課單上簽名，於是我祇好重複選修兩次「中國近代學術思想」，而且因為是所長要求我選課，所以學分照算。
李國祁老師上課要求嚴格，可謂「猛虎在山，威名於外」，史學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指導學生論文尤一絲不苟，據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李國祁老師指導論文的學生所述，在前往找李老師討論博、碩士論文的路上，恨不得被車撞死。其真實情形如何，不得而知，但約略可以了解李國祁老師在學生心中的嚴格程度。實際上，李國祁老師上課時語氣平和舒緩，極具大家風範，授課的內容精闢深入，極少逾越課程綱要，是一位非常嚴謹的老師。我的期末報告寫譚嗣同的思想與實踐，李國祁老師給了我九十分，我不知道在李老師給的分數中，算不算高，但我已暗叫僥倖，因為在上李國祁老師的課以前，我是多麼畏懼、害怕李老師，雖然後來每次遇到李國祁老師仍是肅然起敬，但感覺好像沒那麼害怕了。二○○二年我撰寫教授論文《晚清的經世史學》時，重讀並引述李國祁老師〈道咸時期我國的經世致用思想〉，才發現我的研究取逕，和李國祁老師二十年前對經世思想的定義、解釋如此相近。我在〈引論〉注10說明：「學者們有關『經世』的討論，本書命意與李國祁教授的意見最為接近；李國祁教授在〈道咸時期我國的經世致用思想〉一文中說：『道光時期的經世致用之學由於繼承明末清初的經世致用觀念及乾嘉考據學風，在態度上極重邊事與地理學，特別是邊疆及西洋諸國地誌，如龔自珍精通西北地理，主張西域建省，徐松著《新疆識略》及《西域水道記》、〈新疆賦〉，梁廷枬著《《海國四說》，魏源著《聖武記》及《海國圖志》等。對於道問學，他們雖亦主張通經致用甚至尊經，但因反對考據之學，故如龔自珍魏源等均屬今文學派，注重《公羊傳》的微言大義以求改革時弊，充滿改革的積極精神。』李國祁，〈道咸時期我國的經世致用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5下(臺北，1986.12): 17-65；所引在20」。不知道是當年受業李國祁老師門下時即已受到影響，還是我又走了二十年方走到李國祁老師當年的觀點與解釋。
本來我準備要做中國古代史研究，但因為政大歷史研究所完全沒有中國古代史的課，祇好做現代學者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分析古史辨運動對現代中國史學所造成的影響，但我內心深處仍心心念念中國古代史，因此到中文研究所選修了兩門課，一門是華仲麐老師的「先秦諸子」，一門是尉天驄老師的「孟子學說」。
華仲麐老師已過古稀之年，講話口音很重，我和歷史所的同班同學楊明哲一起去修這門課，兩個人都聽得霧煞煞。華老師當時是考試委員，在政大中文研究所僅係兼課。雖然華老師口音很重，但我們仍努力試圖聽懂他上課的內容。可能因為華老師年紀大了，這門課並不是在研究大樓(井塘樓)的討論室上課，而是到華老師家上課(印象裡是在秀明路上的田園大廈)。華老師以章太炎《諸子學略說》為本，並且在課堂上反復提及章太炎是他的老師，當年上課時如此這般那般。我因為做《古史辨》研究，對古文學派章太炎的論點，有許多地方不是很同意，但章太炎既然是太老師，至少得尊敬幾分，故從不在課堂上反駁師說。
我在大學時代曾讀過尉天驄老師編的《鄉土文學論戰集》，有機會在政大修尉老師的課，我心裡非常高興。尉天驄老師是政大中文系尉素秋教授的侄兒，叫尉素秋教授姑姑；尉素秋教授的丈夫任卓宣是國父思想專家，當年和馬璧、周世輔號稱國父思想三大家。馬璧後來投共(戒嚴時代用語)，到北京去了。周世輔的兩個兒子，周玉山任職國關中心；周陽山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教臺大三民主義研究所、新聞研究所，後轉到文化大學任教，曾任新黨立法委員。任卓宣筆名葉青，為一九三○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健將。中國社會史論戰是馬克思史學用以解釋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論戰，參與者都是披著馬克思主義的紅色甲冑登場，葉青原本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後來怎麼成為國父思想專家任卓宣，倒是頗耐人尋味。
尉天驄老師的「孟子學說」，上課內容中規中矩，說不上精采。我想尉天驄老師高明的應該是在文學評論，而非儒家思想。我讀過許多尉天驄老師的文學評論，有關孟子學說的著作反到不曾寓目。此後二十年，尉天驄老師每次遇到我都要問：「還喝酒不？」大概是因為聽說我常和指導教授閻沁恆老師喝酒的緣故。尉天驄老師和作家陳映真是至交好友，從《文學季刊》一路下來，是鄉土文學臺灣左派的指標性人物。陳映真是我非常佩服的前輩作家，在大學到服役期間，我一直嚮往陳映真筆下的白色社會主義青年，甚至一度考慮到明道中學教書，買一塊地，一邊教書一邊種田種菜，自食其力。可惜我的白色社會主義青年之夢，因為苦苓的緣故而破滅。
我在一九八三五月退伍前夕，我寄履歷表到明道中學給汪廣平校長，表達有意到明道中學教書，但遲遲未獲回音，於是請當時任教於明道中學並主編明道文藝的苦苓(王裕仁)為我探聽究竟情形如何。苦苓查的結果，是汪廣平校長的秘書，將我的求職信放在抽屜裡，未交給汪廣平校長。這位秘書為什麼這麼做？原來她是苦苓的前任女友，我在東海大學讀書時，苦苓曾帶她到東海找過我，知道我是苦苓的朋友，而他和苦苓已經分手(苦苓當時正忙著和他後來的妻子蘇玉珍談戀愛)，這位秘書不希望苦苓的朋友到明道中學教書。使我無緣到明道中學教書，白色社會主義青年的夢亦因此破碎。既然求職不成，我祇好投考研究所，因而改變了我後來的命運，我亦從此告別白色社會主義青年之夢。
一九九七年我和林富士兄執筆撰寫國中教科書《認識臺灣：社會篇》，引發統獨爭議，《人間雜誌》陳映真所代表的臺灣左派和《夏潮》雜誌出身的王津平、臺大哲學系事件的受害者王曉波教授、臺灣師大歷史系王仲孚教授，是反對陣營的要角，在幾次的座談會和公聽會場合，均遇到陳映真，我仍禮貌而善意地和這位我素所景仰的作家打招呼，雖然彼此思想殆已南轅北轍，但我對陳映真仍充滿溫情與敬意。
尉天驄老師自政大中文系退休後，仍常到學校散步，常在校園裡相逢，互問冷暖，二十幾年的師生情誼，山高水長。
就讀政大歷史研究所期間，同班同學和上下屆同學相與論學，其樂也融融。
臺灣的大學歷史系向來陰盛陽衰，歷史研究所則各屆不同，我這一班是女多於男，臺灣同學六女三男；韓國學生兩人，一女一男；另有一位喬治城大學的交換學生朴蘭詩(Nacy Park)。
林澤震是入學考試榜首，政大歷史系畢業，和我一樣服完兵役後才讀研究所，大學畢業早我一屆，是班上的老大哥。林澤震是一位非常中規中矩的人，按規定修課，考試，很早就選定論文題目，三年順利畢業，返回嘉義協同中學教書，日子過得安定平穩。楊明哲畢業於輔仁大學，彰化人，與我同為外邦客(非政大歷史系畢業)，我們一起選同樣的課，一起打桌球，一起四處聽黨外政見發表會。楊明哲的碩士論文為〈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長江大水災之研究〉，畢業後入伍服役。退伍後考上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就讀博士班期間，於實踐家專擔任講師；實踐家專申請改制大學時，拿學校的講師祭旗，解聘未有博士學位的講師，聘請教授或具博士學位之助理教授、副教授，以利申請改制為大學，楊明哲因而失業。幸運的是他隨即找到長庚醫學院教職，順利取得博士學位後，接任長庚大學通識中心副主任一職，是我在政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同學中，繼續歷史學研究並在大學任教的佼佼者。
蔡淑瑄、黃靜華、吳蕙芳、萬麗鵑四位女生是政大歷史系大學同班同學。蔡淑瑄念書平平穩穩，寫報告動作有點慢郎中。我曾和她一起旁聽東語系于乃明老師開的初級日文，可惜我的日文並未繼續進修，程度實在太差。蔡淑瑄以〈中國近代工業發展中的資金問題(1682-1911)〉取得碩士學位後，任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助理，其後改為約聘人員，在近史所檔案館工作。蔡淑瑄思路頗為清晰，未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我一直覺得很可惜。黃靜華跟隨戴玄之老師做碩士論文，題目為〈嘉慶年間川楚白蓮教亂中的堅壁清野及其主體：堡寨與團勇之研究〉，畢業後任教於亞東工專；一九九五年返回政大歷史研究所攻讀博士，惜為山九仞，功虧一籄。在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時得到六十九分，必須重考。次年黃靜華陪孩子到加拿大讀書，放棄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學位。我自己在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時亦曾被當，其後鼓起很大勇氣才再度走進考場，通過博士班候選人資格，撰寫博士論文。本來讀博士學位就很折磨人，層層考試，處處關卡，沒有堅強毅力，確實很難終底於成。
吳蕙芳是同班同學中最幸運的，在大學期間即已通過高普考，並且修習教育輔系(即後來的教育學程)，早早做好就業準備。一九八六年六月吳蕙芳以〈民初直豫盜匪之研究〉取得碩士學位，指導教授為戴玄之老師。同年八月前往復興中學任教。松山高中成立之後，吳蕙芳幸運地轉到松山高中任教(吳蕙芳就住在臺北市松山區)。一九九五年吳蕙芳返回政大歷史研究所攻讀博士，二○○○年以〈明清時期民間日用類書及其反映之生活內涵：以《萬寶全書》為例〉取得博士學位，轉任臺中護專助理教授，二○○三年轉任海洋大學助理教授。在任教臺中護專期間，政大歷史系增聘教師，吳蕙芳曾申請應徵，並進入最後決選的三名，但試教後投票未通過聘任。而那次政大歷史系新聘教師亦未用人，吳蕙芳為此迭有微詞，每次遇到我都抱怨喋喋，令我無以應答，直到她轉任海洋大學任教，方始釋懷。但說實在的，政大歷史系用人完全依據投票結果，吳蕙芳申請應徵時，我一直是支持她的，但投票是全體教師的自由意志，我其實完全使不上力。
萬麗鵑在同學中最幸運也最悲情。一九八七年萬麗鵑以〈辛亥革命時期的社會主義思潮(1895-1913)〉取得碩士學位，隨即受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她是政大歷史研究所畢業生中，第一位以碩士身分應聘中研院近史所的(雖然在她之前還有楊翠華學姊和張力學長，但楊翠華學姊是在美國取得水牛城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後，才應聘到中研院近史所的；張力學長則是取得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後應聘，都不能算在政大歷史研究所的帳上)。萬麗鵑應聘到中研院近史所時，不知羨煞多少政大歷史研究所畢業生，我當然也是其中一位，當時我正可憐巴巴地在《聯合文學》乞食於編。一九九三年九月，萬麗鵑考進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就讀，二○○○年以〈一九五○年代中國的第三勢力運動〉取得博士學位；二○○二年八月身體檢查時發現罹患乳癌；二○○三年二月過世。在臺北第二殯儀館的告別式，我看著靈堂上擺著萬麗鵑年輕時的照片，久久不能自已。我常常想，如果萬麗鵑知道自己剩下十年的生命，她會用來讀一個不知有用還是無用的博士學位嗎？如果是我，我又會怎麼做？命運無常，天道寧論，每次想到萬麗鵑，我的心裡就一陣傷痛。
吳琿畢業於臺灣師大歷史系，到政大歷史研究所念書前，在國中任教。碩士論文為〈清季中美教案之研究(1860-1900)〉，邵玉銘老師指導。畢業後任教於臺灣師大附中，其後隨夫赴美陪讀，多年未連絡。
兩位韓國同學金勝一和安明子，安明子於政大歷史研究所畢業後，到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取得博士學位，返回韓國，在大學兼課。韓國是一個非常男性中心的社會，女性極難在大學取得教職，安明子就這樣一路兼課十幾年，未能取得正式教職。金勝一在政大歷史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後，赴日本九州大學取得博士學位，返回韓國多年，亦未覓得教職，以兼課、翻譯、寫書討生活。韓國學術界非常看重大學階段，首爾(漢城)大學畢業生較易獲得教職，金勝一因為大學時代念佛教東國大學，縱使在政大歷史研究所取得碩士，在日本九州大學取得博士，回到韓國，他們看的仍然是大學時代讀東國大學。這真是學術界的奇特現象，但各國有各國的學術傳統，實在很難說出個什麼道理。
美國喬治城大學的交換學生朴蘭詩，父親是韓國人，母親是美國人，在政大歷史研究所念一年後，返回喬治城大學繼續未完成的學業，取得碩士學位後，轉往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政大歷史研究所上下屆同學會一起修課，彼此亦均熟稔。
高我一屆的學長姊中，有許多人留在學術界工作。劉祥光大學時代原本讀政大統計系，大三時降轉歷史系，畢業後考進政大歷史研究所，英文極佳，能翻譯英文小說。碩士論文題目為〈西潮下的儒學：熊十力與新儒學(1922-1949)〉，張玉法老師指導。服役退伍後有一段時間任職於《商業周刊》出版部；其後赴美留學，取得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博士，主攻宋史，一九九六年返回政大歷史系任教。因研究室與我緊鄰，時相過從，幾乎每日相見，我們戲稱自己是季陶樓的土地公，鎮日守著季陶樓。
何思瞇大學畢業時考上臺大、臺灣師大、政大歷史研究所，後來選擇留在政大就讀。碩士論文〈清季江蘇省學會運動之研究(1895-1911)〉，指導教授為李定一老師；一九八七年政大歷史研究所成立博士班，何思瞇考進第一屆，一九九三年取得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抗戰時期的專賣事業(1941-1945)〉，指導教授為陳慈玉老師。在取得碩士學位後，何思瞇考上高考史料編纂人員，任職於國史館，取得博士學位後轉任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