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gust 29,2006
離家
CD架上的趙傳巫啟賢。
門把上的羊鈴。
再見，再見。
六樓，一直忘了我念哪裡學校的阿伯。
五樓，新搬進來很慈祥的阿嬤。
四樓，古意夫妻以及可愛的小弟弟小妹妹。
三樓，全花中可能唯一被阿魯巴過的老師。
二樓，明明住二樓卻一直按電梯的歐巴桑。
戒煙的大廈管理員。
再見，再見。
6點才開的美崙紅茶。
7點半才開的麥雅早餐。
8點過後就沒酸辣湯的一品堂。
鮮烤角鋪的神鵰俠侶及大同寶寶。
薡茶高科大電子與東海社工的江sir李sir花師幼保小慧姐宗遺精明道秀秀敏婷。
雖然沒看過但很多作家跟我爸寫過的白燈塔。
雖然沒吃過但答應媽媽要去吃的遠來以及家樂福旁的韓國烤肉還有慶豐民宿餐點。
再見，再見。
星光大道的人們。
鐵道廣場的人們。
火車飛機場剛下的人們。
想跟你們說花蓮真好，回家真好。
以後，我就只能去不知道一弄二弄還幾弄，老闆老闆娘不知會不會對我微笑的東別早餐店。
以後，我看海可能只能去臺中港，看著擁擠的商船蕩過海面，把浪畫的一白一白的。
以後，對面陽臺早起晒衣的家庭主婦，可能不會看到一個19歲抽煙少年以及他的肥肚肚。
再見，再見。
註：兒子發表在他部落格的文字，令我這個做老爸的潸然淚下，馬的，兒子！算你厲害。
August 26,2006
豐山國小，高高的木麻黃
偶然不經心裡響起《秋柳》的旋律。
１２３ ２１２ １６５ １２３ ３３５ ５３２
堤邊柳，到秋天，葉亂飄。葉落盡，只剩得，細枝條
１２３ ２１２ １６５ １２３ ２１２ １７１
想當日，綠蔭蔭，春光好。今日里，冷清清，秋色老。
３４５ ５４２ ２３４ ４４４ ３２３
風淒淒，雨淒淒，君不見，眼前景，已全非。
１３５ ３２１ ７６５ １３２ ２１２
眼前景，已全非；一思量，一回首，不勝悲。
那是臺灣小學生常唱的歌，許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那是李叔同改編自Walter C. Stier〈甜蜜變奏曲〉的一首歌。
一九六○年代在臺灣長大的孩子，不管喜不喜歡音樂，或者是否曾經用心上過音樂課，應該都唱過這首〈秋柳〉。優美的旋律，時常在我心底湧現，那是我美麗的童年。
豐田有一座原荖腦山，村子裡的人都叫它石綿山。
石綿山海拔1,082公尺，位於木瓜山南支稜，山脊平坦，西北隔兩座無名山接木瓜山；東南緩降溪口村；西南面向知亞干溪傾斜，面對林田山；東面向花東縱谷傾斜，正面迎向豐田社區；東北支稜介於白鮑溪與平原之間，稜端成壽山。岩層為絹雲母石墨片岩、綠泥片岩，介有火成岩，蘊藏良質石綿礦、滑石、蛇紋石、翠玉等；山上林相為闊葉林，山麓植果園。這裡是臺灣玉(豐田玉)的產地，曾盛極一時，中國石礦公司在此設礦場，採掘石綿、滑石、翠玉。石綿山下有兩所學校，一所是豐山國小，一所是壽豐國中，這兩所學校都是我的母校。
1953年豐裡國校設立豐山分班，1954年成立豐山分校，1958年豐山國小正式獨立。
一九六五年九月，我穿著黃卡其衣褲，赤著腳丫子，姆媽牽著我的手到豐山國小註冊。豐山國小就在家附近，穿過鐵軌，經過兵寮(大同農場)，一忽兒就到了。姆媽牽著我的小手，到辦公室註冊。
我被編到一年乙班，教室在升旗臺南方靠近荒埔地那排，導師是張東坡，一個有點木訥的老師，印象裡一直到我小學畢業，張東坡老師都是教一、二年級，即雙數年教一年級，帶到二年級結束，再回頭帶一年級。
那時候鄉下地方沒有幼兒園，班上有幾個同學在前一年曾經寄讀過。街上的小孩因著家裡的緣故，可以和學校商量，提前一年入學，稱為寄讀。第二年有的功課跟得上的就繼續念二年級，有些雖然功課跟得上，仍然重念一次一年級。因為他們念過一年，彼此認識，而且在學校待了一年，對學校比較熟悉，所以一開學，上都他們的聲音。班上寄讀過的同學有彭成洲、劉劍文、黃玎瑩、吳東湖等人。
彭成洲的爸爸彭初篤開了一個木材行和一家旅社，我們稱他阿篤伯，家裡很有錢。在鄉下有幾種人家裡是有錢的：輾米廠、木材行和雜貨店(柑仔店)。鄉下人種稻，開輾米廠是第一營生，做台灣經濟史或臺灣區域研究的朋友都知道，臺灣鄉下首富富常常是開輾米廠的。日治時期伐木，主要是伐取臺灣檜運送到日本，花蓮林田山林場和池南林場是重要據點，因而開木材行亦是好營生。雜貨店有時亦稱百貨行，舉凡日常所用，都來自雜貨店，收入自豐。彭成洲的大姊夫是豐山國小的校長，但那大姊是大媽生的，大媽跟大姊住在校長宿舍，彭成洲和爸爸、媽媽住在旅社旁邊的房子，是家裡的屘子，甚是得寵。吳東湖的祖父吳燦霖開蔘藥行和雜貨店，爸爸吳勝熊管著雜貨店，祖父管蔘藥行，但我印象裡蔘藥行生意並不是很好。我們稱吳東湖的祖父為燦霖伯，那是從我父母算來的稱謂。吳東湖的大哥吳東茂和燦霖伯的小兒子吳勝連同班，吳東茂稱吳勝連叔叔。劉劍文的爸爸劉雙科是村長，我們稱雙科叔。黃玎瑩的祖父黃石頭，亦為村中富家，屬阿舍伯輩。
張東坡老師有點木訥，教書教得好不好，以我當時的年紀實無法判斷，但我們喜歡一年甲班的古錦英老師，有點富態，講話的聲音很好聽，有時張東坡老師請假，古錦英老師來代課，教我們唱歌。臺灣的小學制度是包班制，平常唱遊課是張東坡老師教，但他有點嚴肅，連唱遊課都上得硬板板的。
小學一、二年級是分半天制，一個禮拜早上，一個禮拜下午，一年級和二年級輪著上，我不清楚是不是因為教室不夠的緣故，還是課程就那一些，上半天課就夠了。早上上課那個禮拜，下午放了學我們就到處玩，反正鄉下地方，抓泥鰍，摸鳥蛋，各種花樣，玩得不亦樂乎。下午上課的禮拜，早上沒事倒是乖乖待在家裡，因為找不到同學玩，而且下午要上課，也不敢到處野。
我不記得課本裡教了什麼東西，反正上完課就是玩，回家好像不曾看過書。作業當然是要寫的，小學一、二年級也沒多少功課，一般都是天黑以前就寫完。我會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家裡點煤油燈，印象裡沒有在煤油燈下看過書或寫過功課。家裡有電是小學五年級以後的事，所以我記憶裡一年級到四年級，晚上不曾作過功課。作功課也沒有地方，客廳擺一張圓桌，廚房一張飯桌，作功課時坐在小板凳上倚著大板凳寫字，天黑前寫完，因為煤油燈的光度不足，沒法子看書寫字。這種情形一直維持到我身高足夠坐在圓凳上倚著圓桌寫字，那是小學五年級以後的事。
我為沒寄讀過，一年上期的功課平平，但還算不錯，拿了個第五名，前四名都是寄讀生。一年下期成績第二名，一直到四年級結束都是第二名，第一名是彭成洲。反正小學一、二年級的成績就是那樣，考試會寫，上課不調皮搗蛋，功課大致就不會太離譜。我也沒有特別用功，那一點點功課，想用功也無從用功起，何況不知道要怎麼用功。同學間分成兩派，一派是街路的，一派是庄下的；街路的顧名思義即住在街上，家裡環境好些。因為鯉魚山開採石綿的緣故，有些日據時代留下來的石礦公司職員，以及因石綿開採而形成的市集，使得豐田村也頗發展得欣欣向榮，加上糖廠就設在壽豐，會社的職員們也形成了另一社區；因而街路就顯得熱鬧起來了；以及作生意的小孩，鄉公所職員的小孩，老師的小孩。庄下的即為莊稼人家的小孩，住在大湖角山上種水果的小孩。我是耕種人家的小孩，自然屬庄下這一邊，使我和山上的孩子別有一番親切。但因住家距離街上比較近，和街路小孩亦常玩在一起。吳東湖是街路小孩的頭兒，力氣很大，很會打架，印象裡只要有他在，打架一定贏。我算是吳東湖身邊的小囉嘍，有時我們會和甲班同學卯起來打架，在荒埔地打得天昏地暗，日夜無光。記得是四年級的時候，甲班的葉雲安帶隊和我們乙班打架，原因已經記不得了，我們在荒埔地大打出手，很多同學都掛采了，最後是導護老師和教導主任趕來，才結束這場鬧劇。
彭成洲的大姊夫郝秀樑校長在我升三年級時，調到森榮(森坂)國小，那裡是林田山林場，後來成為花蓮的重要觀光景點。從花蓮市來的黃啟棻接任校長。但我們和校長的關係不大，反正校長不上課，除了升旗時偶爾聽他訓話，一般不會有機會和校長說話。升旗時要做體操，校長講話的時間也不長，校長和學生彼此都陌生。
一九六○年代，臺灣猶處於反攻大陸的年代，國軍與美軍常舉行聯合演習，演習時部隊即住紥於小學教室，我們在校園裡常會看到他們。阿督仔有黑有白，喜歡逗弄我們，我們就跟山姆大叔「三塊給你買麻糬」地亂說。此外，防空演習亦為例行項目，學校靠西那排教室的後面種了一片木麻黃，樹林裡挖了防空壕，演習時我們就躲在那裡。在聽到空襲警報時，老師會帶領我們迅速從教室跑到木麻黃樹林裡分配好的防空壕，到達指定地點後，老師會教我們趴在地上，兩手姆指塞住耳朵，另外四指蒙住眼睛，彷彿真面臨空襲一般。村子裡有些地方下日治時期的防空洞，靠近中國石礦公司附近就有一座，防空洞裡灑了石灰，以防蛇蛔蚊蚋進入，防空演習時，附近居民會躲進防空洞裡。學校的演習一般配合豐山村進行，有時甚到整個鄉一起舉行演習。
我喜歡那排高高的木麻黃，躲空龔警報的時候，從木麻黃的間隙望去，陽光會射進防空壕，留下片片光影。有時沒課的時候，我們也會跑到這裡玩，抓四腳蛇放到粉筆盒裡嚇老師。因為學校的辦公室在東邊那排教室，中間隔著操場，只有幾間新蓋的教室在西邊，老師們很少到這裡來，木麻黃樹林成了我們的天堂。在南邊的荒埔地和西邊的木麻黃樹林之間，有一座孤單的溜滑梯，我們不是在荒埔地，就是在樹林裡，校園的西北角，是我們的快樂天堂。校長室、教師辦公室、醫務室都在東邊那排建築物裡，北邊那排教室是六年級的教室，依順時針方向是五年級，中年級，低年級，低年級教室已經轉為東西向，三間教室的隔板可以拆下打通，重要典禮時當作禮堂使用。
三年級時換到東邊的南北向教室，班導師是侯九亭，外省人，講話口音很重，大部分我都聽不懂，也無法分辨他的口音是哪裡人。上國語課時，在黑板上寫大意讓我們抄，講課的內容不多；數學課則把算式寫在黑板上，我們抄完也差不多下課了。四年級下學期時，侯老師生病，魏振乾老師來代課。魏老師是阿炫叔(陳正炫)的大兒子，阿炫叔的兩個女兒陳勤美、陳秋菊和我同屆，念甲班，哥哥卻來當我們老師。魏老師彼時花蓮農校畢業，剛當完兵，上課時可能因為緊張，臉上不太有笑容。班上同學推派代表到花蓮醫院探望侯老師，四年丙班的周老師帶我們去。我們看到侯老師躺在病床上，四個同學囁嚅得不知說什麼好，印象裡以乎是彭成洲對老師說了些慰問的話，待了半小時，我們就離開醫院了。
我和來自大湖角的孩子，向來相處甚好。最初是黃景義坐在我的旁邊，壯碩的身材，像一頭牛，上學的時候，穿一條卡其短褲，一路跋山涉水而來。他的父母都到外地討生活去了，只留下他和老祖父相依為命。老祖父頭髮早已花白，但身子骨依然結棍。有時送黃景義到學校來，也順道採購些日常用品回山上。黃景義大概只有在祖父面前才肯老老實實地走路，平常總是踮著腳跟子，一陣風也似地跑著、跳著。照班導師的說法，黃景義是很「牛」的。可他並不會運動，打球、跑步都不行，只會調皮搗蛋。升上四年級的時候，我不知怎地心血來潮，央姆媽讓我帶飯包到學校，其實家裡到學校也不過五分鐘的路程，如果不在路上踢石頭、打麻雀的話。而我從小彆扭，說要帶飯包就一定要帶，姆媽也拿我沒辦法。可飯包永遠也只是菜脯蛋或荷包蛋。就這樣喜孜孜地上學去。中午吃飯的時候，大部分同學都回家了，就只賸下大湖角和住在山下的同學，大夥兒打開用大頭帕包裡的飯包，興高采烈地吃將起來。黃景義的飯包永遠比別人大，鋁盒子已經有點兒氧化生鏽了。他的飯盒裡大部分是飯，菜則是過山貓(一種可食用的蕨類)和竹筍居多。也不知怎地，我老愛跟黃景義換菜吃，菜脯蛋和荷包蛋吃多了，看起來有點像蛋頭。過山貓吃起來澀澀滑滑的，頗有草木青青之味。有時黃景義也帶炒蝸牛或香椿，都是我所喜愛的。就這樣在中午吃飯包的時候，和大湖角的同學成了好朋友，並且由此使吃飯包的時刻，變成一天中的快樂時光。
潘振豐和潘麗雲是兄妹，同在一個班上。潘振豐上學的時候騎了部武型腳踏車載妹妹，一路伊呀伊呀地從山上下來，臉上一點表情也無。有的時候他也單騎下山，潘麗雲就一個人跋山涉水而來，這樣的話，她往往會遲到(就像黃景義常常遲到一般)，遲到時就被罰站。我們轉頭望著潘振豐，頭低低的，一副做錯事的模樣兒。也許兄妹倆路上吵了架吧！那有兄妹不吵架的呢？後來熟了以後，潘麗雲仍然很少和我們一塊兒玩，大概是男女有別的緣故罷！她總是默默的，不說一句話，寬邊的吊帶裙，沈靜的神情，也不知她心裡在想些什麼？甚至到五、六年級的時候，我們這一夥常常到大湖角玩，尤其潘振豐家更是像走隔壁一樣，可我仍然跟潘麗雲不熟，記憶中她似乎永遠躲在屋角，有時亦到竹管引來的山泉邊洗菜，卻是默默的一句話也不說。而潘振豐家的葡萄柑、椪柑，李子、桃子，漫山遍野的果實纍纍，潘振豐帶著我上山下水，玩得不亦樂乎。有時我們也做鳥踏仔抓鳥，山上的鳥兒們又肥又大，尤其雉雞、斑鳩更是令人垂涎欲滴，運氣好的時候，一下午可以收到好幾隻。於是堆土做窯，烤鳥仔巴，火堆上油滋滋的，烤得我們滿臉通紅。潘振豐說，越過瀑布上的絕壁，再往南走一天一夜就可以到大湖了。我問他去過沒有，他搖了搖頭，說他大伯曾在那兒打到一條山豬，有一百多斤重呢！說得我張大了嘴。潘振豐說：「真的喲！彼邊有好多山豬，所以大伯才不肯讓我們小孩子跟去。」他的父親也是很早就離開大湖角到西部打拼去了。我們總說花蓮是後山，中央山脈彼邊是西部，所以「後山人」、「後山番」就成為西部親友對我們的稱呼，帶一點鄙夷的味道。尤其那幾年蘇花公路常有翻車的事，父親和姆媽要好幾年才肯回一趟竹北老家，感覺上真是遙遠。有時我也和父母一塊兒回去，外婆總是哭哭啼啼，說到那「後山番」的地方去，平日音信不達，也不知是生是死。我想，父親和姆媽到後山拓荒，也是親友們百想不解的罷！而黃景義的父母，潘振豐的父親，到西部討生活，也是理所當然的了。事實上鯉魚山黃土貧瘠，除了果樹也種不得什麼，不像臺灣其他地方可以闢為梯田，種蔬菜或插秧什麼的，住在大湖角的那些人家來得晚，平地都已開墾殆盡，只好往山上發展，山上種不到什麼來吃，只好又回到西部打拚了。班上一些住在大湖角的同學，不是父親不在，就是父母都出外了，講來身世都有辛酸，有些在很小的時候就嘗到為生活奮鬥的苦辛，雖然他們看起來是一副樂天的模樣。
陳阿龍是大湖角最牛性子的，每次考試都倒數第一名，他也不在乎，班導師打他、罵他，他仍是一副調皮模樣兒。可他打鳥的技術真好，每個禮拜三課外活動時間，老師們比賽排球或打軟式網球，我們中午就放學了。這時陳阿龍手上一把彈弓，一路打鳥回山上，我們幾個死黨也把書包裡的彈弓拿出來，口袋裡鼓鼓的裝滿了小石子，打鳥去也。一路玩玩鬧鬧的，到荖荖溪的時候，我一隻也沒打到，陳阿龍腰帶上已經掛了一大串。我們在荖荖溪岸的合歡林結束狩獵之旅，然後，沒打到鳥的人負責找木柴生火，獵物豐碩的則解下繫在腰帶上的苧麻樹皮，用士林牛小刀剖開鳥腹，取出內臟，拔乾淨了毛，插在竹枝子上。當鳥仔清理好的時候，土窯堆砌的火堆也燒得紅了，架上椏杈，烤得滋吧滋吧響。鳥仔巴的滋味香又脆，陳阿龍考落屎尾的事，早已拋到九霄雲外。
有一回，大夥兒起鬨說要去拔「雀雞卵」(一種蕨類的根部，呈橢圓形，表皮有毛，可食，略澀，有薄荷涼味)，順便也來一次狩獵之旅。於是吃過午飯我們就出發了。
順著學校圍牆外的荒仔埔往南走，我們像大軍出征般的神氣。荒埔仔的土壩石縫間長滿了「雀雞卵」，一叢拔出，滿把的「雀雞卵」從土裡現身，像拔花生一般的，我們歡呼大叫，雀躍的心情像三月陽光，這樣暖烘烘的在心底燃燒。「雀雞卵」的旁邊生長著茅草，茅草根是出麻疹時清涼退火的好藥材，燉冰糖吃，點滴甜意在心頭。而不加糖的茅草根，甜意亦在，只吃得我們滿口子的泥土。拔多了「雀雞卵」，吃夠了茅草根，意猶未盡的我們繼續向前行進。越過荒埔仔，越過大圳溝，荖荖溪的水流潺潺，我們繼續上山，山徑旁的觀音竹林有許多筍龜，頸連背的交界處長了一頂斗笠或雨傘，我們比賽看誰捉得多。陳阿龍又取出他的彈弓了，潘振豐回到他裝設鳥踏仔的地方，抓來幾隻新陷其中的鳥兒，以及熟透了的紅肉梨李，豐盈的汁水，入口即化。黃景義家的百香果由青泛紅，吃起來酸酸甜甜的，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生一堆火烤鳥仔巴罷！香酥脆口的鳥仔巴入口時，天色已漸漸黯了下來。於是匆匆掩埋了火堆灰燼，趕回學校。自習課，侯老師正在抽背課文，我們偷偷由後門掩進教室，蹲走著回到自己座位上，侯老師拿下老花眼鏡，喊我的名字，要我背「差不多叔叔」，坐在前面的潘振豐把課文攤開，舉高了，我把手背在後面，看著課文一路念下來，連氣都不中斷。念完了之後，侯老師扶了扶老花眼鏡，說道：「大家要像彭明輝背這麼熟才可以，你們要向他多學學。」潘振豐把臉趴在國語課本上不敢笑出聲來，黃景義拿了課本掩住嘴竊竊私笑，窗外的麻雀吱吱喳喳叫個不停。
有一次，我們終於決心要到大湖探險，黃景義、潘振豐、陳阿龍和我，潘振豐還帶了一把彎彎的番刀，說到時候可以殺山豬。我們一早就出發，抵達瀑布的時候，太陽才斜斜升上東山。由瀑布往上望，頂天的絕崖，我們用雙手雙腳死命往上攀，抓著小樹幹、山藤、岩石，一步一步往上，歷經千辛萬苦，終於上了崖頂。舉目望去，羣山連綿疊碧，崖頂四周依然是深壑山溝，行也不得。大夥兒商量了半天，什麼結論也無。既無行跡可循，且是天險，只好無奈地又順著崖壁往下行。抵山麓，掬一把瀑泉洗臉，沁涼的感覺撲面而來，大湖的探險就這樣結束了。
中年級時我這麼調皮愛玩，功課仍維持得不錯。四年下期時，老師還選我為模範生。學校的模範生有兩種，一種是班級模範生，每班選出一名。然後這名模範生再參加全校模範生選拔，在早自習時間到教師辦公室向全校老師推薦自己。我亦不知哪兒來的勇氣，居然敢在那麼多老師面前講話，記得我好像一邊講一邊腳在發抖。結果當選全校模範生，全校模範生是一個年級選出一名，我想這算是我小學時代的輝煌事蹟了。
中年級記憶最深刻的是養蠶。紙盒裏用七紫三羊毛筆輕輕挑著一仙兩仙的蠶寶寶。也不知是誰發明的，蠶寶寶要用「仙」來數，好像有個口訣，像是「一隻兩隻給螞蟻抓得沒半隻」，但稱「仙」也不行，還有「一仙兩仙給螞蟻抓去煎」之類的，脾氣大些的小孩，在有人對著蠶盒子念這兩句口訣時，就要翻臉打架了。
採桑葉是相當麻煩的事，要乘著露水未乾時採摘下來，然後再用衛生紙或乾布吸掉葉片上的水分，否則蠶寶寶吃了要拉肚子。但又不能等到日上三竿再摘，那樣桑葉裏面的水分又不夠了，總是這樣像照顧小小孩一般地照顧著蠶寶寶。每日裏清換著紙盒裏的襯紙，桑葉從草綠的嫩葉到墨綠的老葉，蠶寶寶一暝大一分，有時也靜靜地躺著蛻皮，五番折騰，終於到了吐絲的時候。於是撕下筆記本，卷成一個小紙筒，用橡皮圈套牢，將蠶寶寶放進紙筒中吐絲，因為只有這樣，蠶才會吐成完整的橢圓形繭來。在臺灣，所飼之蠶有兩種絲的顏色，一白一黃，白者雪白，黃者金黃，都是明亮討人歡喜的色澤。可小孩也奇怪，如果白蠶繭多了，黃蠶繭就高貴，反之亦然。所以，白繭少時，一個白繭可以換到四、五個黃繭，黃繭少時，一個黃繭可以交易四、五個白繭，彷彿小孩子已經懂得以物易物，物以稀為貴的道理。我總弄不懂，為什麼同樣是蠶寶寶，會吐出不同顏色的絲來？就像家裏養雞飼鴨，我總要問姆媽，為什麼黑雞母會生出白雞蛋？以及為什麼小雞小鴨出生時都是鵝黃色的絨毛，長大了卻爭奇鬥豔？姆媽老是摸摸我的頭，笑著說：「傻孩子，不同種當然生出不同的雞仔鴨仔囉！」我又要問，為什麼不同種的雞仔會生出同樣的白雞蛋？姆媽只能笑一笑，什麼也不多說。
五年級的時候吳福壽老師新到學校任教，擔任我們班導師。吳福壽老師很會畫海報，教我們寫空心字。這時我的功課一直是第二名，吳老師教我們以後，不知怎地，那學期居然得到第一名。
一九六七年，紅葉少棒打敗來訪的日本和歌山少年野球隊那年，我小學三年級；然後是金龍少棒隊捧回世界冠軍，衛冕的七虎隊馬失前蹄，令全島父老為之唏噓。彼時，少棒應是這美麗島嶼每一個人的希望罷！如果不是成人的世界太多挫折，我們怎會寄望小小的威廉波特？所幸隔年巨人隊捧回冠軍杯，恢復島嶼居民的自信心(現在回想起來，整座島嶼的希望寄託在小小的少棒選手上，也是值得寫進歷史的了)，就像我們永遠記得小捕手涂忠男的指揮若定，投手「哈麥二齒」許金木的威風八面。
一九六九年我小學五年級時，豐山國小也興致勃勃地組起棒球隊。這所小小的山區小學，一個年級祇有兩個班，加起來還不到五十個男生，居然組起野球隊了；這是彼時許多台灣小學的共同現象。而且也因為男生少的緣故，身裁高大些、有幾斤蠻力的，都選進了球隊。我因為從小在泥巴裡長大，黝黑的皮膚，結實的肌肉，教體育的劉邦和老師要我加入球隊。
小小的球隊在小小的操場練球，每天黃昏放學以後，我們在教練的帶領下，煞有介事地投球和練習打擊，一個個吊在老榕樹榦上的卡車輪胎被打得搖搖晃晃，彷彿紅葉隊的小選手擊打著溪谷撿來的鵝卵石。也不知誰發明的，許多小學的野球隊都用卡車輪胎做打擊練習，這是後來我隨球隊到處南征北討才知道的。
最初是練習投球和揮棒。投球以拇、食、中指行之，揮棒則用木棍打在輪胎上。不久，開始排守備陣容了，劉老師要我守二壘。二壘手要負責傳達防守指令，教練把作戰指令傳達給捕手，捕手指揮二壘手，二壘手指揮內野和外野手的站位。
那所小學的球隊戰績並不輝煌，記憶裡似乎沒贏過幾場球，比起縣裡其他原住民學生比例較高的小學，我的球隊可以說是很差的。因為我所就讀的學校是以客家和福佬為主要族群，在運動場上的表現往往比原住民遜色。
六年級時，因為我長得人高馬大兼之手長腳長，是一壘手的極佳人選，新來的教練吳宏光老師於是要我去守一壘。說來好笑，孩童的棒球觀念是投手第一、捕手第二、一壘手是第一關的掌門人，排第三，在球隊裡是頗為風光的。我左手握著一壘專用手套，長長的像個蚌殼，有幾分志得意滿的神氣。因為球隊裡沒有左手的球員，吳宏光老師要我和游擊守簡瑞昇改用左手打擊，簡瑞昇打第一棒，我打第四棒，擾亂對方投手的投球節奏。其實我的打擊並不好，但因人高馬大，揮棒時可以把球打得遠些，因此一直打第四棒。但我這第四棒和其他球隊的第四棒，絕不可同日而語。
五年級時，大部分上場球員都是六年級的，我是少數五年級的上場球員之一，其他五年級球員大部分坐板凳。升上六年級後，方才成為主力球員。捕守游清流是轉學生，從臺東轉來，他的母親嫁給豐田大同農場的兵長，兵長即班長，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開發處經營的農場設有班長，鄉下人稱之為兵長。豐田的大同農場在豐山國小旁邊，印象裡每個當到兵長的，都在不久之後結婚，結婚對象有時是臺灣婦女，有時是原住民婦女，而以原住民為多。游清流的母親帶著三個孩子嫁給一位姓連的兵長，因此轉學到豐山國小來。彼此大家對紅葉少棒隊的故事記憶猶新，游清流口才很好，很會講紅葉少棒隊的故事，蹲在捕手的位置，一副指揮若定的模樣。投手陳松金是原住民，皮膚黝黑，長得瘦長條兒，投球方式為上肩側投為主，只會投直球，不會其他球路。另一位投手李金鐘，綽號柳丁，家裡開空心磚廠，工廠在校門口到學校的路邊兒上。李金鐘的投球方式為上肩下壓，球路同樣是直球，不會其他球路；在樂隊裡吹小號。但因為李金鐘晚報戶口，實際年齡比我們大一歲，戶口登記卻小我們兩歲，小學畢業後報名考榮工少棒隊，錄取了，又打了兩年少棒，成為榮工隊的當家投手，得過全國冠軍，代表臺灣參加亞洲區少棒賽，可惜只獲得亞軍，未被其他青少棒隊吸收，回到壽豐國中就讀。李金鐘回到壽豐國中讀國一時，我已經國三。後來有一小段時間到臺東打卑南國中青少棒隊，不旋幾又回到壽豐國中，可能是不適應的緣故，從此中斷棒球生涯。
二壘手蔡秉中是五年級的，我去守一壘後接替我的位置，功課極佳，是他們那一屆的第一名，在樂隊裡打大鼓。蔡秉中協調性很好，各項運動均很容易上手。家裡開豆腐店，國中畢業後去念花蓮師專，其後在小學任教。三壘手黃漢水是六年乙班的，功課甚佳，是乙班的前三名，傳球速度很快；在樂隊裡吹小號；游擊手簡瑞昇，反應極靈敏，可以守任何位置，除了不喜歡當捕手；在樂隊裡吹中音喇叭。
右外野手楊廣隆，家裡開輾米廠，在運動和音樂均極有天分，在樂隊裡吹小號；後來我調到右外野時，楊廣隆接替我一壘手的位置。上國中以後，楊廣隆的籃球打得很好，是我們那屆的主力，同時在排球校隊，和我並肩作戰了許多年。楊廣隆在國中和高職持繼吹小號，有一段時間加入管絃樂隊，在花蓮亞士都飯店表演。楊廣隆當兵時在陸軍總部樂隊服役，一九八一年十月國慶閱兵大典，被選為三個號手之一。退伍後組織一個西樂隊，婚喪喜慶時為典禮伴奏。中外野手陳松金，陳松金是投手，不擔任投手時守中外野，和李金鐘兩人互相替換。左外野手張鴻儀，家裡開豆腐店，綽號就叫豆腐仔，在樂隊裡和我同樣是長號喇叭手。另外有幾位候補球員，同屆的彭成洲、低一屆的杜茂楨，都是外野手，上場的機會不多。
豐山國小棒球隊的戰績不佳，連在壽豐鄉比賽都少有勝場。當時有球隊的小學包括壽豐國小、月眉國小、水漣國小、豐裡國小，前三所學校的球員大部分是原住民，運動神經很發達，我們總是打不過他們。縱使豐裡國小，我們仍下他們的對手。
低我兩屆的學弟，後來倒有人去打榮工隊，而且表現不錯。我小學三、四年級班導師侯九亭的小兒子侯明坤，低我兩屆，小學五年級時參加榮工少棒隊，一路打到職棒。在中華職棒初期，擔任三商虎隊的三壘手。兄弟隊的吳俊達，本名吳德生，在豐山國小念書時低我三屆，三年級時加入棒球隊，小小的個兒，在球場邊幫忙撿球。吳家兄弟是阿美族，阿美族人運動特好，吳德生也一樣，打著打著居然成為少棒國手，到威廉波特參加世界少棒賽。回國後加入榮工青少棒隊，升入榮工青棒隊，保送輔大體育系，成為成棒國手。吳德生後來改名吳俊達，中華職棒成立後，擔任兄弟隊的中堅守，退下戰袍後曾擔任過一年的中華職棒大使。二○○一年十一月，吳俊達考取高爾夫職業球員資格，他是臺灣第一位職棒、職業高爾夫「雙棲」的職業球員。每次看到他在球場上奔馳，我就不禁想起他那在颱風天午後送信到米棧而淪為波臣的大哥，以及和我們一起玩樂團，打爵士鼓、吹薩克斯風的二哥吳岱霖。
如果就這樣一直守著一壘，縱使球隊戰績不佳，我童幼的心靈也不會覺得有這麼大的挫折罷！我常常想，後來離開球隊的原因雖然可以找出一籮筐，最重要的可能還是對自己運動才華的失望。就在我小學六年級那年的秋季賽，打完第一場比賽之後(對我的球隊而言，打完一場球約略等於輸一場球，我們的球技就差可憐見了)，吳宏光老師忽然將我調到右外野，把右外野手調到一壘。從此我有了被放逐的感覺。小小心靈裡總以為內野手是比較重要的，而我常常站在右外野的位置望著天空發楞。每當內野守備們聚集討論比賽時，守外野的我和其他兩位隊員就呆呆地站在外野草地上，等待球賽繼續進行。
我的個子在同年齡算高，在教室裡總是坐最後一排，距離黑板最遠，除非老師找麻煩，否則很少會注意到我。從小學到高中，我似乎一直沒有離開過最後一排的位子。常常我坐在教室裡，老師在前面講得口沫橫飛，我卻是坐在後排望著窗外的大王椰子花開花落。偶或天空飄過幾朵卷雲，輕描淡寫地畫過，宛如也是外野手的心情，窗外的草木扶疏多麼怡人，右外野的草地青翠柔軟，我再也不要到內野參與那些激烈的爭執和競賽了。就是這樣的心情，我站到右外野去了。每當比賽的時候，常常我站在右外野的青草地上，望著花蓮蔚藍的天空癡癡發楞。
後來也加入過其他球隊，我總是打那最無關緊要的位置。籃球打後衛，手球打後衛，足球踢後衛，感覺上自己永遠是外野手。可不管甚麼球，打後衛的人似乎都難有得分的機會，沒有掌聲也沒有喝采，我默默地站在外野或後衛的位置。如果說球賽是一種競爭，外野手與後衛大概是最無所爭的罷！他沒有主動地攻擊，祇有被動地防禦，而我卻覺得外野和後衛的青草地真好。
五年級時加入學校樂隊，吹長號喇叭。三位小喇叭手均為棒球隊員，楊廣隆、李金鐘、黃漢水；中音號喇叭手為簡瑞昇、黃天送；長號喇叭手為莊金龍、張鴻議和我。蔡秉中打大鼓，杜茂楨敲三角鐵，小鼓有邱素貞、李秀雲等人；指揮是彭成洲。黃天送後來去學爵士鼓，和村子裡大一些的吳岱霖、彭子森他們組樂隊，但似乎不是很成功。杜茂楨功課極佳，大學時念成大。莊金龍花蓮高職畢業後，任職壽豐農會，娶了同班的高素月，一直待在村子裡。長號喇叭在樂隊裡最不起眼，一音一音地拉長縮短，像教堂裡唱聖歌時伴奏的背景。有時開演奏會，Solo絕對輪不到我，永遠在伴奏的低音部當陪襯。
然後我就離開球隊了。在小學畢業的那年暑假，我帶著右外野手的悲涼離開球隊，也離開我童年的野球夢。
五年下期，學校將我們這一屆重新編班。我不知道重新編班的真正理由是什麼，可能是因為鄉下人口流失，學生數降低，因此將三班拼成兩班。但我印象裡班上人數並沒有減少，也沒有同學轉學。併的方式是將甲班拆散，各分一半學生到乙班和丙班，原來我念的乙班則變成甲班，吳福壽老師繼續當我們班導師。這時我的功課一直維持得很好，每次月考都最高分，學期末總是拿第一名。這一年我一方面在棒球隊守一壘，而且是樂隊的長號喇叭手，加上功課不錯，學期末時再度當選全校模範生。
可模範生一樣愛玩，豐山國小圍牆外的荒埔仔是我們的快樂天堂。一九七○年夏天，結業式才剛剛吉束，諸葛四郎和魔鬼黨在荒埔仔打得如火如荼。幾天前五年乙班到班上來挑戰，約定下午要決一死戰，好戰分子們個個摩拳擦掌，非要把惡魔打倒不可。
蟬鳴唧唧，園裏的紅心番薯大又好，贏了這場仗就可以用牛糞、芒草和樹枝焢番薯了。雖然結業典禮時那個胖嘟嘟的黃校長才剛剛說過，不要貪玩，要溫習功課，把暑假作業做好。說歸說，做歸做，講了五年，什麼都一樣。早上來學校的時候，偷偷把寶劍藏在放掃把的櫃子裏，那是我花了三個傍晚才削好的木劍。吳東湖和劉劍文也把他們的寶刀寶劍帶來了，最後的出擊必當凱旋，我們心裏默默地祈禱。
終於，期待的時刻來臨了。攜帶著寶刀寶劍到荒埔仔，還有好事的啦啦隊助陣。
擺開陣勢，雙方劍拔弩張。一聲令下，兩隊人馬捉對廝殺起來了。火毒的太陽赤炎炎，加油聲此起彼落，雙方你來我往，刀劍相交，虎嘯龍吟，宛如古戰場上的萬馬奔騰，沙塵迷濛。
忽然，對方一刀砍來，慌忙中我斜劈一劍，唰地一聲，刀劍同時折斷。兩個人遽然立在那裏，手握著已折的刀柄劍把，望著殘刀斷劍癡癡發楞。其他人也停止砍殺了，大部分的刀劍已折，人也疲倦了，戰鬥結束已黃昏。有人提議去挖番薯，一呼眾諾，大夥兒就用斷劍殘刀挖起番薯來。
用泥塊做好窯，以芒草生火，刀劍也成了柴薪。火勢漸旺，泥塊已紅，把番薯投進窯中，再鋪上生泥塊，番薯硬生生燜熟了。
夕陽西下，剝著香噴噴的番薯，附近人家炊煙已裊裊，耕罷的農人駛著牛車回家了。在暮色中，我遽然驚覺自己已經長大了，諸葛四郎和魔鬼黨，王子月刊和雲州大儒俠，一切都已成明日黃花，那柄用來烤番薯的寶劍大概是最後的龍泉太阿吧！
秋天以後我就六年級了，再不能鎮日玩著騎馬打仗和圓紙牌，明年升上中學，黃書包換成綠書包，美麗的童年就要結束了。
六年級的班導師是邱澄河老師，他是豐山國小公認書教得最好的老師，排球打得很好。在初中未改制以前，學生家長都會要求邱老師教他們的孩子。我很幸運地因為五年級併班的緣故，有機會讓邱老師教到。那時學校課程分為主科和副科，主科是國語和數學，都是邱老師教的，我這兩個科目學習情形相當良好，奠定後來上國中以後的基礎。
一個春日的午後，我和邱澄河老師走在回學校的路上。這條由學校通往豐田街上的小路，並非平常我上學走的省道臺九線。
植滿低矮觀音竹的路旁，有一條細細的圳溝流過。邱老師問我長大以後要做什麼？我告訴老師要去讀大學。想不起當時為什麼會那樣說，讀大學好像也不能當做作文課裡〈我的志願〉來寫，何況家族裡並沒有人讀大學，甚至我不知道大學是什麼。三十年後連我自己都難以置信，怎麼會記得那個春日午後和邱老師的談話？那個童年的高貴的夢，時時在我心縈繞；後來我真的去讀了大學，甚至在大學混一口飯吃。
高年級有國語文競賽，五年級時，吳福壽老師選派我參加作文比賽和國語演講比賽，但我實在不太會演講，站上升旗臺，講得疙疙巴巴，成績當然慘不忍睹。尤其我們這一屆有一位很會演講的陳秋菊，每次演講比賽都是她拿第一名。她也是升旗時唱國歌的指揮。倒是作文比賽得了第二名，那是我除了學業成績之外，第一次獲得獎狀。六年級時，邱澄河老師再度派我參加作文比賽，仍獲第二名。
一九六○到一九七○年代的臺灣，因為受到日治時期軍國民教育的影響，學校朝會時要做早操。我六年級時邱澄河老師選我擔任早操的帶領者，做早操時站上升旗臺示範動作，而示範的動作和同學左右相反，所以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做和同學左右相反的早操，反而忘了正常的早操動作。
打球時我的爆發力算不錯，因此在學校組手球隊時，我也加入球隊，打左邊角，攻門後要側滾翻落地，常常摔得滿身傷。但我跑步的速度並不快，所以在運動會時，競賽項目的成績並不好。所幸我的彈性不錯，在六年級那年的運動會，獲得跳高冠軍。後來在國中三年級時，參加全校運動會，再次獲得跳高金牌。許多朋友看到我中年以後發胖的樣子，怎麼都不肯相信我當年是跳高選手。
除了課業和學校正規的各項運動、學藝競賽，男生平常玩的遊戲花樣繁多，諸如玻璃珠(彈珠)、橡皮圈、圓紙牌、陀螺、橄欖仔、玉石片。
我是同學間的陀螺好手，不僅陀螺打得好，而且自己刻陀螺。
坐在小板凳上，用柴刀劈一整個下午的陀螺，也不知自己何以有如此耐性，一刀一刀，細心的劈砍著，把一截木頭硬生生削出陀螺的雛形來，然後再用牛草鐮或牛小刀慢慢修，修得表面光滑無痕，比那機器做的還要好看。陀螺刻好了，用鐵釘打好孔，拔出，再釘上粗鐵線，就大功告成了。陀螺釘鐵釘當然也可以，但在打的時候鐵釘會愈陷愈深，不多久，整枝鐵釘就刺進陀螺肚裡去了；而且，鐵釘太重，陀螺轉起來不靈活，也轉不久，因為笨重的緣故。換成粗鐵線，因為兩頭是平的，不會繼續鑽入，而且較輕，轉動起來靈活且持久，與人較勁時便有了先天上的優勢。
刻陀螺的材料以樟樹、芎樹、芭樂樹為佳，橘樹不易得，但既硬且輕，是極佳的陀螺材料。那年冬天，家裡說要把菜園擴大，砍掉向北的佛手樹與海梨，我便興致勃勃地拿了刀鋸，截樹幹，刻陀螺，忙了一整個下午，好容易完工了，釘上粗鐵線，跨上鐵馬，像將軍出征似地到石礦公司廣場去。那裡是陀螺較量的中心地帶。
抵達時，已經有許多人在那兒玩了。我只好從最後一名玩起。先打，讓原來的落屎尾釘，層層向上，直到冠軍釘到第二名的陀螺上，然後大家比誰的陀螺轉得久，重新排定順序。第一把我就升到第五名，第二把躍升第三，到第四把時已是冠軍。大家看到我的陀螺排名驟然上升，忽然就爬到冠軍頭上，都訝異非常。在比賽間斷時，紛紛過來搶我的陀螺去看，居然是自己做的，「陀螺王」之名不脛而走。
生命像陀螺般旋轉，塗著五顏六色的粉蠟筆，轉出一圈圈彩虹來。陀螺旋轉，轉過夏日的天空，轉過冬日的冷寒，童年記憶緩緩沈澱，化成一帖帖說不完的故事。歲月的陀螺繼續旋轉，轉過寂靜的鄉間小路，轉過老牛拖著木輪鐵皮車行道遲遲，書包裡的圓紙牌孫悟空七十二變。陀螺一個換過一個，繩子斷了一條又一條，牛小刀彎成了下弦月。終於有一天，陀螺不見了，牛小刀收在木盒子的百寶箱裡，童騃的快樂已杳不可尋。
一九七一年夏天，木麻黃樹林那邊蟬鳴唧唧，日子過得好長好長。畢業考試已經結束，我是畢業生的第一名，畢業典禮時獲頒縣長獎，獎品是一支派克21型鋼筆，這支鋼筆一直陪伴我國中畢業，而且影響我的寫字習慣，從那時直到現在，我老寫不慣原子筆，所有的文稿都用鋼筆書寫。
校園裡唯一的那株鳳凰樹遲遲不肯開花，畢業紀念冊上我們依舊抄錄著「鳳凰花開，又到了離別的時候」。驪歌響起，老師叮嚀諄諄，同學話別殷殷，彷彿真要生離死別似的。
壯碩的菩提樹和鳳凰樹比高，孩子們和時間賽跑，終也到了揮手自茲去的季節。菩提樹下靠南的那排教室，風琴和著稚嫩的童音，驪歌之後，唱起李叔同的〈送別〉：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斛濁酒盡餘歡，今霄別夢寒。
韶光逝，留無計，今日卻分袂，驪歌一曲送別離，相顧卻依依，聚雖好，別雖悲，世事堪玩味，來日將會相遇期，去去莫遲疑。
歌聲揚起了離情，彷彿真是此去千里，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幼小心靈裡開始學習孕育離愁悲情，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在這未識人世的年歲，偷偷擠出幾滴賦別的眼淚。
所謂賦別不過是從豐山國小到壽豐國中，學校就在隔壁的豐裡村。
August 23,2006
書寫，開啟我生命的視窗
從來沒有想過，書寫會開啟我生命的視窗。一個不經心裡的偶然，書寫成為我生命裡的重要事物。
大三那年暑假，一九八○年夏天，我在豐田老家幫忙父親的莊稼農事。七月的花東縱谷，園裡的西瓜，無籽西瓜一個個墨綠而飽滿地躺在畦上，父親赤著腳在畦上摘，我站在畦溝上接父親拋過來的西瓜，這裡是我熟悉的場景，大湖角的那片田，靠近樹湖溪的地方，是父親奮鬥半生所買下的。高中到大學期間，是家裡最安穩的一段歲月，我癡心地想，未來就是這樣子了罷！父親和姆媽在豐田度過他們的晚年，我繼續未完成的學業。
夏日大暑，在忙完一天的農事以後，我習慣坐在面西的房間打開書本，準備明年春夏之交畢業前投考歷史研究所，那是我長久以來的夢想。有時讀書讀累了，隨意拿起筆在稿紙上寫著。稿紙是在村子裡的小文具店買的，綠格線的六百字稿紙，薄薄的，軟軟的，寫了上一頁會透到下一頁，寫起來辛苦極了。我記得第一篇寫的是〈西瓜成熟時〉，準備投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獎。那幾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上秦)先生大力推廣報導文學，一系列的島嶼邊緣報導，感動著我，於是在一九八○年暑間試著寫〈西瓜成熟時〉，一篇仿報導文學體式的稿子。
稿子完成後，投去參加時報文學獎，結局當然是石沉大海。多年以後，遇到小說家陳雨航，他是我花蓮中學的老學長，問我大學時代是不是寫過一篇〈西瓜成熟時〉，我嚇了一跳，一篇初生之犢的不成熟文字，居然被小說家記得，那時陳雨航的《天下第一捕快》已經出版，〈策馬入林〉亦已拍成電影，是一位當紅的小說作家。
就是這樣開始的罷！寫完〈西瓜成熟時〉，我繼續在綠色格線的稿子上寫字，有一搭沒一搭地寫著生活記事，包括〈一簑湮雨任平生〉、〈鶼鰈〉、〈木瓜黃黃掛樹梢〉，大部分是小散文之類。我把其中幾篇寄到《明道文藝》，當時擔任《明道文藝》主編的苦苓很快給我回信，說想在明道文藝為我辦一個「新人展」，我當然回信說好。
《明道文藝》辦過幾次新人展，印象裡第一個是吳俊傑，當時念台中師專五年級，寫詩，筆名柳翱，即後來的原住民作家瓦歷斯．尤幹。第二位是我，新人展時剛升大四，東海歷史系；另一位是簡媜，台大中文系二年級。好像還有一位高中生游淑齡，其他的就不記得了。因此，我一開始發表作品時，並不是刊出一篇文章，而是幾篇文章一起刊出。因為這個機緣，在我寫作初期，受到苦苓鼓舞甚多，亦與苦苓時相過從。
一九八○年九月開學後，我升上大四，心理不知怎麼搞的，忽然決定不考研究所了。我完全不知道當時是怎麼想的，三年前以第一志願考進歷史系的我，一直以從事歷史學研究為職志，卻在最後關頭決定放棄，我想也許是荷爾蒙失調的緣故。東海歷史系的老師和同學們都認為我該念研究所，我卻臨時決定停下腳步，考慮退伍後出國念書。在大四到服役的三年期間，既然沒有立即要考試，多出來的時間剛好用來書寫。於是我用香港同學周鎮忠帶來的大陸稿紙，A4尺寸，橫寫五百格，拿到印刷廠印了兩千張稿紙，開始我的文字書寫。
對我而言，書寫就是把文字寫在稿紙上，寫散文和短篇小說，偶爾也寫現代詩，但主要還是寫生活記事的散文多些。大四那年我的生活大部分在閱讀和書寫中度過，閱讀開拓我的視野，書寫開啟我生命的視窗，我像一個好奇的孩子，這裡走走那裡晃晃。寫好的稿子四處隨意亂投，大部分都幸運刊出，獲得一些不太多的稿費，可以毋須再打工。原本我在學校的打工主要是賣書，向一些出版大陸書的書店批來文史書籍轉賣給同學或老師，賺一點生活費。從大一到大三，我的打工就是在學校賣這些文史書籍，在一九七○到一九八○年代，每個學校的文史科系都會有這種學生，我剛好接手了學長們的工作。自從書寫以後，我把賣文史書籍的勾當，交給低我兩屆的王學誠，他是我花蓮中學的學弟，當時念東海歷史系二年級。
自從在稿紙上書寫之後，我彷彿發現了一個秘密花園，鎮日流連其中。此時東海比我高班的寫作者們都畢業了，如生物研究所的顏肇森，寫小說；工業工程系的李近(筆名近人，寫詩，小說家小野的弟弟)，外文系的李勤岸(牧尹)、傅君，中文系的柯翠芬、戴文采；建築系的金光裕；回到學校念研究所的包括沈志方(筆名搖煙，中文所二年級)，趙潤海(筆名艾農，中文所二年級)；他們都是學校的才子才女，在學校均比我高班，我大四時他們都已畢業，留下昔日風華供東海人傳說。我開始書寫時，學校祇剩下比我低兩屆的歷史系學弟江中明(筆名江任飛)，常常在校園裡抱著一把吉他，唱〈龍的傳人〉，寫現代詩，是後起之秀。
大四的課不多，我可以依著自己的節奏閱讀或書寫。而且因為即將入伍服役，我亦得為自己做些打算。於是在一九八一年春天，整理了幾篇稿子，其中一篇〈星語〉送去參加東海文學獎，獲得散文首獎；〈墓園沈吟稿〉送去參加《中央日報》和《明道文藝》合辦的第一屆全國學生文學獎，獲大專散文佳作(散文首獎得主是簡媜)；〈教堂之外〉應徵時報文學獎，獲第四屆散文佳作。入伍之前，耽心在軍中吃苦，整理了幾篇散文帶到步兵學校，交給隊輔導長，投稿國軍文藝金像獎，心裡想著如果得獎的話，或許有機會調到較輕鬆的單位。但在步校受訓期間卻遲遲沒有消息，而我已受完步校的預官訓，分發到金門，並且選進政戰特遣隊，完成入隊訓練。
啟程前往金門戍守時，我在黃埔大背包裡塞了五百張大四時印的稿紙，本以為到金門後可寫些戌守札記，不意選進特遣隊後，每天操體能，早晚一萬公尺，加上五百個伏地挺身、五百個仰臥起坐、三百個全跳、三百個交互蹲跳。每天部隊晚點名時，我在柔道館繼續操練體能。等操完體能，洗過澡，我唯一想做的事情是躺下來睡覺，以儲備第二天早上五點半的體能訓練。就這樣從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日受入隊訓，直到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九日完成結訓，不曾在稿紙上寫過片言隻字。
完成入隊訓後，金門寒冬，來自北中國的風凜凜捲來。入夜以後，我躲在冷濕的碉堡，啜飲六十八度金門大麯。每天晚上我習慣入睡前喝兩杯大麯，表面上的理由是抗風濕，因為碉堡在地下，牆壁會滲水，不喝些酒很難抵抗風濕。而真正的理由是想家，想著昔日青春飛揚的歲月，時覺悲從中來，祇好靠酒精讓自己安穩入睡。但我幸未酗酒成性，每天亦僅睡前喝兩杯，暖身助眠。直到現在我仍認為六十八度金門大麯，是我喝過最醇最香的酒，祇要有機會，一定是我的第一選擇。
戍守的歲月寂寥而蒼涼，在不隨隊出操時，我常常躲在碉堡書寫，一支派克45型鋼筆，一盒墨水，我在野戰餐桌前努力地寫字。帶來的五百張稿紙很快就用完了，我請任職於東海大學教務處的莊永欽學長為我印一令稿紙(約莫兩千張)，從臺灣寄到金門，一路陪著我直到退伍，甚至退伍後帶到研究所寫學期報告。
一九八二年三月的一個星期天，輪值隊上留守。放假的弟兄們都上街去了，留守的第一分隊除了輪值衛勤之外，弟兄們大部分躲在碉堡睡覺或聊天，反正禮拜天也不會有什麼不得了的任務，沒放假已經夠鬱卒了，值星官一般不太會在星期天找士官兵的麻煩。我因為還是見習官，分隊長和副分隊長還沒退伍，要到五月廿五日分隊長退伍，副分隊長接任分隊長，我才會接任副分隊長；三個月後的八月廿五日分隊長退伍，我再升任分隊長。所以在隊上暫時沒什麼職務，除了九個禮拜輪一次值星，大部分時候祇是隨隊操課。
早春的天氣猶帶幾分微寒，陽光穿過楓林樹葉間，這是一個平靜無波的星期天早晨。我坐在野戰餐桌前，攤開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1883- 1924)《蛻變》(Metamorphosis)，有一搭沒一搭地讀著。走道上傳來釘了蹄鐵的皮鞋聲，有人敲門：「彭見習官在嗎？」是輔導長張臨福的聲音。我打開門請輔導長進來坐。
「彭見習官，我問你哦！你有沒有當過中士學生？」
我丈二金剛摸不著首腦，想都沒想，直接回答：「沒有。」我是預官，開始服役就知道自己要當步兵排長，怎麼會去當什麼中士學生。
「嗄！對哦！你是預官。」輔導長說完起身就走，連一杯茶都沒來得及喝。
輔導長離開後，我繼續有一搭沒一搭地讀著《蛻變》，忽然我腦子閃過一個念頭，在鳳山步兵學校受訓時，我的身分好像是中士學生。於是趿了拖鞋，踢踢踏踏地走到另一座碉堡去找輔導長。
敲門以後，輔導長要我進去。
「報告輔導長，我在鳳山步校受訓時好像是中士學生。」
「噢！這有意思。」輔導長指著桌上的《忠誠報》(陸總部發行的報紙)：「你看這個人是不是你？」
《忠誠報》上刊載陸軍文藝金獅獎的得獎名單，散文金、銀獅獎從缺，散文銅獅獎得主：陸軍步兵學校第十六隊中士學生吳鳴，學號一一七，得獎作品〈武陵行稿〉等五篇。那是我赴鳳山步校報到時，交給隊輔導長參加國軍文藝金像獎的作品，不知怎地輾轉流落到陸軍文藝金獅獎主辦單位。當時我猜測可能因為在國軍文藝金像獎落選，主辦單位將作品退回陸總部，陸總部辦理金獅獎的人員將我的稿子放進參賽作品中，因而得獎。
輔導長確定得獎人是我後，趕忙用軍務電話系統向陸總部求證，並且找來文書為我請公假，好讓我返臺領獎。而因受獎人需穿軍便服，輔導長於是連絡他在金門服役的政戰學校同學，為我張羅軍便服。
在金門戌守四個月後，我因意外獲得陸軍文藝金獅獎散文銅獅獎而得以返臺，對我而言真是天外飛來的喜訊，本來我以為要到八月休預官假才能回臺灣。
一九八二年四月五日我來到龍潭陸軍總部領獎。在頒獎會埸，一位上尉軍官走過來問我：「你的筆名是不是吳鳴？」我答：「報告長官，是。」
這位上尉拍拍我的肩膀：「不要這麼拘束，我是蘇進強，履彊，〈人間副刊〉的季季要我問候你。」
我對蘇進強說：「季季前些時候給我寫過信。」
沒想到陸軍文藝金獅獎這麼小的比賽，季季也會看到，當時她可是《中國時報．人間版》的大編輯，著名的小說家。季季虎尾女中畢業時，為了寫小說，放棄上大學，曾被稱為耀眼的新綠。
蘇進強是那屆陸軍文藝金獅獎小說金獅獎得主，在第一士校當連長。過了幾年，他的小說〈楊桃樹〉入選國中國文教科書，許多國中生寫作文時，文章裡都有一個住在鄉下的外婆，外婆家都種了一棵楊桃樹。
蘇進強的經歷很特別，他是雲林褒忠鄉人，初中未畢業即投考第一士官學校，士校畢業後下部隊擔任士官，因服役期間表現傑出，保送陸軍官校正期班；畢業後下部隊服役，再調任第一士校連長；因寫作而頗受軍方器重。後來在擔任營長時，考上三軍大學戰爭學院，受訓期間表現傑出，留校多念一年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我一直認為他是陸軍總司令的候選人，沒想到卻在中校官階時退伍，任職文化總會，結識當時擔任文化總會會長的李登輝總統，臺聯成立後任職秘書長，繼而接任臺聯主席，是臺灣我這一輩文字工作者中，第一位擔任政黨主席的作家。
頒獎典禮結束之後，蘇進強帶我到他家共進午餐，此後魚雁往還，相交二十載，成為我在文學界的摯友。
返回金門後，我繼續在野戰餐桌前書寫系列「戍守札記」，除了偶爾揹揹值星帶，生活過得平靜無波。
冬去春來，一九八二年四月，瘂弦先生和一些軍中文藝前輩作家，包括小說家司馬中原、詩人辛鬱等人，來金門主持軍中文藝創作座談會。這是每年軍中例行的文藝座談，主要是為十月的國軍文藝金像獎作宣導。當我在座談會上見到瘂弦時，覺得像見到親人般的親切。彼時我是文壇的小芭樂，得過幾個不起眼的文學獎，發表過幾篇沒人注意的小散文，瘂公親切地邀我投稿《聯合報副刊》，使我欣喜若狂。我不是很有把握瘂公當時究竟是講場面話，或真的誠心向我邀稿，但那樣說已經令我感動莫名。後來我真的投了一篇小散文到《聯合報副刊》，瘂公確然真的安排刊出。在一九八○年代，《聯合報副刊》和《中國時報．人間版》大打擂臺的年代，高信疆(上秦)先生和瘂弦(王慶麟)先生兩人，簡直可以呼風喚雨。能在金門與瘂公相遇，在我心底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一九八五年我到《聯合文學》乞食於編，瘂公時任《聯合文學》社長兼總編輯，我向他提及在金門初遇的往事，瘂公居然還記得那個在太武山下服役的步兵少尉。而在與瘂公共事的四年期間，受瘂公照顧之處甚多，內心長懷感激之情。
因為獲得陸軍文藝散文銅獅獎，金防部和政戰部有時會找我去寫些東西，諸如司令官的動員月會講稿，政戰主任的軍事經典著作閱讀心得報告等。每當有這類差使，金防部或政戰部就會下電話紀錄到隊上，我便可依此獲得一個星期或兩個星期的公假。所謂公假係指毋須隨部隊操課，吃完早餐，拎了背包，就到山外的迎賓館寫稿。迎賓館有一個小圖書館，可以找些寫作的資料。一九八二年四月，金門春季大演習之後，司令官許歷農將軍要做總講評，口述錄音了兩卷錄音帶，要我依據錄音帶加上參考資料寫成文字稿。每日裡埋首伏案疾書，我花了兩個禮拜寫成約三萬字的講評稿。總講評時，隊長派我前往參加。坐在偌大的戰略室，我裝作很認真地做筆記，我旁邊的金東師長，在講評會後把我的筆記要去影印，因為他覺得我的筆記做得很好。如果他知道許歷農司令官那篇講評稿是我寫的，心裡不知道會怎麼想。
一九八二年六月受完傘訓回到金門，我寫了一篇〈湖邊的沈思〉應徵第五屆時報文學獎；而因那年的第十八屆國軍文藝金像獎未設散文獎，祇有報導文學獎，於是我加緊趕工，在三個星期內寫了一篇有關特遣隊受訓的報導文學〈鷹的成長〉參賽。當時我並不了解作業程序，須由隊上送金防部政戰部，由金防部政戰部送陸總部，再由陸總部送國軍文藝金像獎主辦單位。而直接拿到郵局掛號寄出，在截稿的前一日蓋上郵戳。
一九八二年八月休完預官假返回金門，九月初的一個星期日，隊上弟兄和兩棲偵搜營在山外街上群毆，我正好揹著值星帶，武揚指揮官極為震怒，隊長準備記我兩個大過。同一天金防部政戰部打電話通知我〈鷹的成長〉獲得國軍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銀像獎。這個消息救了我一命，不但免記兩個大過，還記了一個大功。書寫居然幫我度過軍旅之困厄，實非始料所及。過了一個星期，高信疆先生寫信通知我〈湖邊的沈思〉獲得第五屆時報散文首獎，我坐在碉堡當作書桌的野戰餐桌前，感動莫名。
一九八二年十月一日隊上特准公假讓我返臺領時報文學獎，在美洲中國時報副刊室初遇劉克襄和周浩正(寧)。劉克襄任職《臺灣日報副刊》時，我曾投過幾篇稿子，相互魚雁往返，在文字上已是好友；周浩正則是初識，雖然劉克襄任職《中國時報美洲版副刊》後，我亦曾陸續投稿，不算陌生，但文稿處理主要是劉克襄負責，所以和周爺算是初識。向陽也來《中國時報美洲版副刊》室找劉克襄，他是那一屆新詩獎優等獎得主，我亦從此與向陽相交二十幾年，少年子弟江湖老。
高信疆先生在通知我得獎的信中，希望我在頒獎典禮前能去看他，於是劉克襄帶我到《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室去見高公。高公親切地問我目前的情形，和未來的計畫，並叮嚀我好好寫作，將來為我出書，像劉克襄一樣。當時劉克襄的《旅次札記》，甫由時報出版公司出版。高公的話讓我很感動，雖然後來我退伍時，高公已離開《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的位置，我也不曾在中國時報系出版過任何一本書。
在副刊室我首次見到王汎森，他是我大一時因著東海工業工程系林名甫學長的介紹而通信，當時念臺大歷史系二年級。一九八二年初逢時，王汎森就讀臺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班三年級，正在寫碩士論文〈章太炎的思想〉，這本論文後來由時報出版公司正式出版(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5)；我與王汎森兄相交近三十年，在他出版《古史辯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時，曾為此書仔細校對一過。二○○四年王汎森兄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是歷史學友朋輩中第一位當選院士者。
第五屆時報文學獎得獎人可謂濟濟多士，我是散文首獎得主；優等獎包括陳煌、林清玄、苦苓等人；新詩獎首獎得主為張錯，優等獎包括向陽、侯吉諒、陳克華等人；小說首獎是廖輝英〈油麻菜仔〉，那是她所寫的第一篇小說，後來拍成電影。報導文學推薦獎得主是柏楊，那時他了寫許多有關金三角的報導文字。我因為大學時代在臺中念書，而且不曾參加過任何文藝營或寫作班，文壇前輩大部分不曾見過我。雖然我在前一年曾獲第四屆時報文學獎散文佳作，但因人在鳳山步校受訓，無法請假領獎，因此文學界的朋友大部分是第一次看到我。擔任散文決審委員召集人的詩人余光中，看到我時，緊握著我的手頻說：「沒想到你長得這麼高壯。」當時我身高一七八公分，體重約七十五公斤，在寫作者中算是壯漢。嬌小的齊邦媛老師看到我，仰著頭對我說：「他們說今年散文首獎得主是個小孩子，沒想到你這麼高大。」害我臉紅得不知說什麼才好。那年我廿三歲，當然不能說是小孩子，但在齊邦媛老師眼裡，年齡上我當然是小孩子，但身裁早已高頭大馬。
在金門待了快一年，能夠在領獎典禮看到許多文學界的前輩，心裡真是興奮莫名。王汎森問我將來有什麼打算，我說考歷史研究所罷！次日《中國時報．人間版》一篇署名王浩的頒獎花絮報導中，即提及我要考研究所的事。而我在兩年前大三暑假時，才決定不考研究所，準備出國念書。不意因父親車禍大去，出國之夢破滅，於是回到原始初衷，投考歷史研究所。
一九九八年，李瑞騰主編《九歌二十》，書中提到第五屆時報文學獎時，寫成吳鳴、林清玄獲時報散文獎。在一次臺大主辦的大專學生文藝營，與何寄澎教授對談時，何寄澎教授引述這分資料，說成我和林清玄兩人同獲散文首獎。一九八○──一九九○年代林清玄在九歌出版的菩提系列散文極為暢銷，是九歌出版公司的搖錢樹，《九歌二十》這樣寫，我可以理解，但就史料而言，難免誤導讀者或臺灣文學研究者。我不是很計較這些事情，何況我從來不是重要寫作者，我主要的專長是歷史學，亦毋須費心討論此事，但覺得這樣的作法甚是無謂。蔡文甫先生與我為忘年交，我亦曾為他的自傳撰寫書評；李瑞騰兄和我亦為好友，對李瑞騰兄如此寫法，多年來殊難索解。
回金門待了三個星期，我又再度返臺領國軍文藝金像獎，在會場遇到同樣是得獎人的蘇進強、周培瑛、蘇偉貞、趙衛民和汪啟疆，其後與諸人均維持長久的友誼。汪啟疆當時官拜海軍上校，穿著白色海軍禮服，看起來神氣極了。汪啟疆交代我上臺領獎時要走八字步，因為政戰特遣隊自一九七○年成立以來，從來沒有人得過國軍文藝金像獎。我當然知道他是跟我開玩笑，上臺時仍規規矩矩地從郝柏村總長手中接過獎盃。領完獎於十一月初返回金門，此時部隊已經準備和麗陽的鐵血第三隊換防了。雙方先遣交接人員已進駐對方營區，除步槍和個人裝備外，其他武器配備一律交接。因副隊長和第二分隊長已先遣返臺，我成為隊長之外的最資深軍官，值星帶一連揹了一個月，像縫在衣服上的一般。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廿四日平安夜的晚上，我揹著值星帶，腰上掛著九○手槍，帶領飛鷹第二特遣隊回到高雄碼頭。次日清晨，搭乘火車抵達豐原，隊上先遣人員派出卡車，把我們運送到麗陽營區。在隊集合場，我將值星帶交接給第二分隊長，結束下部隊以來最長的一次值星，前後一個月零三天。
部隊移防臺灣後，我的預官役期祇剩五個月，除了隊長、副隊長、作戰官和通訊組長之外，是隊上最資深的軍官，在隊上頗有幾分大老的架勢。除了每天早上和部隊例行跑步到谷關，再返回麗陽營區，平常並沒有太多要處理的公務，但這段期間隊上彌漫著一股低氣壓。
因為老隊長朱台全於一九八二年八月考上三軍大學戰爭學院，九月報到，因此找了他同期體育系的同學魏漢傑接任隊長。在魏隊長正式接任之前，一九八二年八月魏隊長曾來隊上作客，先行了解隊上情形。朱隊長向魏隊長介紹我是地下隊長，隊上大小事找我就搞定了。也許這般話讓魏隊長心生芥蒂，正式接任隊長後老愛挑我的毛病，而我將部隊從金門帶回臺灣，如此艱鉅的任務由一位預官揹值星帶，魏隊長並未心存感念，仍時常找我麻煩。我因為要準備研究所考試，在部隊就寢後須開燈看書，這種情形在金門時朱隊長從來不管。回到臺灣後，魏隊長雖不明說，卻每天晚上十點鐘在我寢室外走來走去，讓我心生不安而熄燈，他的腳步聲才遠離。而我每天晚上和魏隊長重複玩著同樣的遊戲，聽到腳步聲我就關燈，腳步聲遠離我再把燈打開讀書。這樣的遊戲一直玩到一九八三年三月底，那一天是隊上的慶生會。
在慶生會會上，隊上弟兄酒酣耳熟之際，喊拳的喊拳，唱歌的唱歌，因為第二天是禮拜天放假，大夥兒玩得開心極了。忽然魏隊長將一個尚未結訓的新兵叫過去，揮手甩了這位新兵一個巴掌。輔導長張臨福衝上前去阻止魏隊長。輔導長說：「報告隊長，你要打人打我好了。」魏隊長一怒之下，跑出營區，到山下雜貨店旁的公用電話亭，打電話回臺南家裡。輔導長帶著我和通信組長蔡世明下山找魏隊長，看到魏隊長在打電話，輔導長要通信組長和我將魏隊長抓起來。剛從體幹班受訓歸建的通信組長一個箭步上前，將隊長右手反扣，我衝上前去拗住隊長左手，兩人順勢將隊長撂倒。我們將帶來的登山繩綑住隊長雙手，我和通信組長合力，一人擡手一人擡腳，將隊長擡回隊上。
隊長被擡回隊長室後，掙扎著要起來，我們拿另一條登山繩，將隊長綑在床上。隊長嚷著要咬舌自殺，輔導長將浸了醋的毛巾塞進隊長嘴裡，阻止他咬舌，並且用醋讓他醒酒。輔導長打電話到臺南請隊長的父親和夫人來將隊長接回去。約莫清晨五點，隊長的父親和夫人坐計程車趕來，將爛醉如泥的隊長接走，才結束這場鬧劇。
我因為〈楓樹下的碉堡〉等五篇散文，再度獲得陸軍文藝金獅獎散文銀獅獎(金獅獎從缺)，請了三天公假到龍潭領獎。回到隊上時，魏漢傑隊長找我去隊長室，對慶生會那天鬧事向我致歉，另一方面則指責我不該和通信組長將他綑在床上。我唯唯稱是，心裡卻想著剩下來的一個月零廿二天役期將如何度過。
一九八三年四月七日，一通來自十軍團的電話紀錄，解決了我的難題。十軍團政戰部要我支援任務，自四月八日至五月廿二日，任務的內容是在這段時間須交出參加第十九屆國軍文藝金像獎的作品。一起被調到軍團支援的是四位預官：畢業於成大電機系的洪成榮，寫詩；畢業於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的陳思祥，寫小說；畢業於工專的莊忠倉，寫詩；我們四個預官被軍團安排住在中山堂三樓，除了星期四和軍官團一塊兒上莒光日電視教學，其餘時間完全自主，祇要不離開營區，一切行動自由，唯一的要求是任務結束時必須繳出參賽作品。
我因為第十八屆國軍文藝金像獎未設置散文獎，寫了〈鷹的成長〉參加報導文學獎，到軍團支援任務時，第十九屆國軍文藝金像獎徵文辦法尚未公布，不知是否設置散文獎。我找來歷屆國軍文藝金像獎徵選辦法和得獎名單。我發現每屆均設有短篇小說獎，但我並不擅長小說，而且我認識寫小說的好手蘇進強和蘇偉貞，他們兩位足以把我打趴在地上爬不起來。短詩為組詩，要寫好幾首，有點麻煩，而且我也不擅長。而我發現長詩是每年均有的項目，於是左思右想，於是決定寫一首敘事長詩，內容為戍守金門的一年記事，從十一月十九小雪寫起，一路寫到十二月廿二冬至離開金門移防麗陽，題目為〈碉堡，一九八二〉。我大約花了一個禮拜時間寫完這首近四百行的長詩，剩下的時間用來讀書，準備投考歷史研究所。
在內心深處我極感謝十軍團政戰部，在發生綑綁隊長事件之後，我想我在隊上的日子一定不好過，調到軍團反而可以遠離暴風圈，至少每天晚上不必和魏隊長的腳步聲玩躲貓貓。借調到軍團，人雖然被軟禁在中山堂三樓，政戰部且明令不繳作品不准退伍，但精神上比待在隊上愉快得多。
在寫完長詩〈碉堡，一九八二〉，我專心地準備研究所入學考試，反正作品已經完成，至少可以交差了事，亦可順利退伍。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四、十五日，我請假參加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入學考試；五月二十、二十一日參加政大歷史研究所考試；結束後返回十軍團興中山莊待了一晚，五月廿二日歸建返回麗陽營區；五月廿三日整理一年六個月在特遣隊的私人雜物、書籍、文稿，寄回花蓮老家，晚上弟兄們聚集庫房送我退伍。因為在我退伍前後，軍中下令規定不能送退伍，魏隊長真的嚴格執行這項命令，連軍官退伍亦不餞別。弟兄們看不過去，大夥兒湊分子，在晚點名之後聚集庫房為我送行，隊上軍官除隊長之外，亦均來與我喝餞別酒。
一九八三年五月廿五日清晨六點，早點名時魏隊長要我向弟兄們作告別講話。我對弟兄們說：「特遣隊員是一顆顆種籽，縱使暫時埋在土裡，總有一天會從土裡冒出來，生根，發芽，茁長，壯大，長成一棵大樹。」
說完，轉身，向隊長敬禮，小跑步回到部隊行列。一位綽號青鳥的原住民弟兄幫我背行李下山，我連最後一頓早餐都沒吃。
從營區下山走到中部橫貫公路旁，第一班從谷關發的公路局班車正緩緩駛來。我趨前謝謝幫忙我背行李的青鳥，拍拍他的肩膀，要他好好服役，然後轉身上車。班車啟動後，我回身望了望住紥五個月的營區，告別我一年十個月的預官役期，也告別我的書寫初旅。
August 19,2006
六月潮州，傘如春花朵朵開
春末時節，候鳥已經遠離。晨跑的時候，太湖沈靜得像一面鏡子。岸邊的垂柳絲絲，如柔荑女子的髮梢。
接受跳傘複訓的資深軍士官和老兵們已經返臺，隊上剩下見習官和新兵們，守著楓樹下的碉堡。除了隊長，我是隊上最資深的軍官，從副隊長到通訊組長全部返臺受跳傘複訓，搭乘LST登陸艦，來回一百五十海浬的臺灣海峽，祇為了到潮州跳兩次傘。我們都知道，跳傘不過是藉口，真正的目的是可以回到臺灣，回到廓別經年的故鄉，回家看看父母和兄弟姊妹，安撫戍守的心情。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日，剛走完每月例行的夜行軍，我和弟兄們背著綠色黃埔大背包，搭上LST登陸艦，準備返臺接受傘訓。距離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我初抵金門，已經七個月零兩天。軍旅歲月是一天一天數的，有人說是數饅頭。政戰特遣隊人少，早餐吃麵(用配給的麵粉和民間商家換麵)，所以隊上弟兄是不數饅頭的，每個人手上一本小冊子，一天一天畫著格子，每畫一格少一天。關於退伍我倒不是太在意，預官有他自己的節奏，第一梯次預官在隔年五月廿五日退伍，第二梯次預官是八月廿五日，不像弟兄們那樣，每周一梯次，每個人退伍的時間都不太一樣，雖然可能有同梯的，但機率極低。
部隊裡有幾件大事和退伍息息相關，即破冬(剩一年)、破百和破月，這些都例行要請客。破月以後就等著退伍，可以享受老兵的待遇，排衛勤馬馬虎虎，長官亦不會有事沒事盯著。比較悲慘的是隊上有許多陸軍第一特種兵，他們必須服役三年，因為特遣隊的入隊訓、山訓、海訓、突擊訓、傘訓，林林總總加起來，受訓時間將近一年，因此選兵時喜歡挑陸一特，訓練完成後還可以再服役兩年。我有時看到弟兄們請破雙冬，眼淚都快要掉出來。臺灣的義務役一般役期為兩年，預官因扣除成功嶺訓練，服役一年十個月，再扣掉入伍訓和分科教育，實際在部隊服役時間祇有一年半，看到陸一特弟兄請破雙冬時，喝下去的金門高梁酒都是苦的。
這次從金門到臺灣的航程非常順利，經過十二小時航行，LST登陸艦已經停在高雄碼頭。我第一次搭登陸艦到金門時，可真是折騰。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廿四日，我從仁武營區走到高雄碼頭上船，在登陸艦上待了兩個多小時，艦上廣播說渦輪引擎有問題，今天不開船了，要我們上岸回仁武營區待命。第二天十一月廿五日，我們再度登艦，這次倒是啟航了。
船開了幾個小時之後，風浪大了起來，甲板上站不住人，我下艙倚著黃埔大背包，窩在角落裡任艦身搖晃，晃著晃著就睡著了。醒來時，船身不搖動了，穩將下來，我走上甲板，看到遠處迷濛的煙火，向旁邊的中尉請教：「金門到了嗎？」中尉斜乜著眼，不可置信地瞄著我，冷冷地說：「你這個笨菜鳥，看不出來嗎？那是壽山。」我的腦子轟然作響，航行了十八小時，LST登陸艦竟然開回高雄？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會遇到這種事情！但不相信也沒有用，艦身開始晃動，緩緩向高雄碼頭駛去，艦上廣播要我們背好行囊上岸，等待上船的通知。
第三次上船是十一月廿九日，這次經過十二小時的航行，終於順利抵達料羅碼頭。我常常回想起第一次搭船到金門的事，如果不是經過三次上船，兩次夭折的航行，我還會不會被選進特遣隊？歷史沒有如果，人生也不能重新選擇，想這些都似乎已經太遲了。
雖然在一九八二年四月間，我因為獲得陸軍文藝金獅獎散文銅獅獎而返臺授獎，但那次是搭乘C一一九老母機來回，而非搭船。這次返臺受鐵漢傘訓(其實是傘訓初訓，要跳六次，但不知為何叫鐵漢傘訓)，才又再次登上LST登陸艦。一九八二年六月三日清晨，我和弟兄們順利抵達高雄碼頭。上岸後搭乘火車前往屏東，再由屏東搭乘客運車轉往潮州空降峙戰部傘訓基地。
這次一起受訓的包括政戰特遣隊第一隊龍虎，第二隊飛鷹和第三隊鐵血；第四隊野雁因為支援澎湖難民營任務而未能前來受訓；三個中隊的分隊長輪流接值星官，由龍虎第一隊輪起，第二周才由飛鷹第二隊接值星，我因為是飛鷹隊除隊長外最資深的軍官，所以順理成章由我接任值星官。
受訓基本上須拔階，所以我第二度拔階受訓(第一次是進特遣隊受入隊訓時)，我的學員編號是五○一，即特遣隊受訓的一號。
傘訓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地面訓練，包括基本的擋門、跳出、答數、五點著陸、擺盪著陸、折傘等等，其中擋門、跳出、答數要到跳高跳臺和正式跳傘才會用到，地面訓練時祇是復誦口訣，如擋門時要喊「一、二、三」，動作是先踩右腳，轉身，跨左腳，再踩右腳，雙手扶住機門；跳出後要答數「一秒鐘，兩(念四聲)秒鐘，三秒鐘，四秒鐘，檢查傘，傘開了，注意四周，準備著陸」；如果數到四秒鐘，傘尚未打開，就要念「檢查傘，傘不開，拉副傘，一秒鐘，兩秒鐘，三秒鐘，四秒鐘，檢查傘，傘開了，注意四周，準備著陸」；這時如果傘再不開，也沒有機會再數秒了，因為已經摔在地上。但真正跳傘時，因為高度為一二五○英呎，數完兩個四秒已經接近地面，只好認命，而且也沒有其他的傘可以拉。因此，地面傘訓中真正重要的祇有兩項，即五點著陸和擺盪著陸，而這兩項訓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至於摺傘不過是做做樣子，把學員訓練到能將傘摺疊起來，塞進傘包就了事。因為傘訓中心另設有保傘連，他們才是真正負責摺傘的。以我們受兩個半天八小時的摺傘訓練，當然要牢靠得多。坦白說，我絕對不敢背我自己摺的傘上飛機，又不是不要命了。雖然訓練官再三叮嚀囑咐，正式跳傘著陸後，一定要自己收傘、摺傘，不要讓附近的孩童幫忙。但大部分受訓學員在實跳時，安全著陸後，都是讓附近孩童幫忙收傘，收一頂才三十塊錢，安全著陸已是天公保庇，三十塊錢就讓那些小朋友們賺罷；所以摺傘訓練一般亦祇是做做樣子，能按照步驟把傘摺好就算了事，反正不會讓我們背自己摺的傘上飛機，訓練官沒那麼大膽。
所謂五點著陸，係指跳傘落地後，用腳掌觸地，隨即身體右側轉，用小腿肚、大腿、臀部、肩膀五點碰觸地面，以消解落地的力量，避免腳踝、膝蓋或脊椎受傷，這是傘訓最基本的動作，做不好很可能在實跳時受傷，甚至終身殘障。
擺盪著陸是套上套帶，一種模擬傘具的尼龍套繩，將肩膀、腰部、大腿套住，在胸口有一扣環固定，然後在擺盪機的拉繩勾在胸口處，擺盪機上下左右順時針或逆時針繞圈旋轉，訓練官隨時可能放鬆控制繩，猛地將學員摔下，學員此時要做五點著陸的動作。擺盪著陸是模擬實跳著陸的情形，是地面訓練中最重要的項目。
待地面傘訓告一段落，接下來是高跳臺。跳臺高十英呎，據說是人類的懼高點，由地面往上分為五層，每層站一個人，因此每升一層是二點五英呎，到達第四層時是七點五公尺，這時往下看是相當令人恐懼的；雖然第五層才是真正的懼高點，但因為到第五層時已經要往下跳，做好擋門動作，雙眼一閉，猛力跳出，沒多少時間好恐懼，因此真正最恐怖的反而是在第四層待命時。
雖然訓練官一再交代我們最好選比較舊的套帶，因為使用次數愈多，套帶愈鬆軟，比較符合人的身形，突然拉緊時比較不會痛。但學員們仍受心理作用，會選比較新的套帶，因為覺得新的比較牢靠。在擺盪著陸時還沒問題，因為擺盪機不高，突停猛拉的力道不大，用新的套帶不會被夾得太痛，但跳高跳臺可就不是那麼回事了。
高跳臺是地面傘訓的重頭戲，每個學員要跳六次。當我們依序排隊一層層往上時，還未輪到的學員在地面上嘻嘻哈哈，渾然不當回事。等到進入高跳臺第一層，我看到有些人的臉色開始不好看了。從別人照見自己，我想我自己的臉色也不會好看到哪裡。我因為編號是五○一，所有動作都是第一個做，跳高跳臺亦然。所以我一開始就站在第五層，教官在模擬的門口喊：「擋門。」
「一二三。」我邊答數邊踩右腳，轉身，跨左腳，再踩右腳，雙手扶住機門。
教官喊：「跳。」
我兩隻腳定在高跳臺上，一動也不動，教官擡腿把我一腳踢將下來。垟好我還記得答數：「一秒鐘，兩秒鐘，三秒鐘，四秒鐘，檢查傘，注意四周，準備著陸。」此時我已經順著保護索滑行到半途，快要到對面土坡的終點了。
第一個跳的好處是回到隊伍時可以嘲笑別人，誰跳不出去，誰兩腿發軟摔出去，誰被教官踢下去，種種糗樣，不一而足。就我的觀察，能從高跳臺往上飛躍而出的，十不得一，大部分人能夠自己兩腿一軟摔出去，就已經算好的了。被教官一腳踢出者當然所在多有，我第一次跳高跳臺就是被教官踢出來的。
從高跳臺跳出時，因套帶會被保護繩拉緊，然後沿鋼索滑行。一般在答數到第四秒時，保護繩剛好拉緊套帶，身體會往上彈一下。如果這時穿的是新套帶，很可能會不小心夾到大腿和男生的那話兒。於是讀秒答數就變成：「一秒鐘，兩秒鐘，三秒鐘，啊──！」底下在排隊等待上高跳臺的弟兄們會幸災樂禍地高喊：「蛋花湯，蛋花湯。」男生那話兒被身體自由落體力量撞撃的套帶夾到，說有多痛就有多痛。我自己曾被夾過一次，所以知道那種滋味。而且，心裡耽心著那話兒被夾到，不知會不會影響功能，因此每個人都跳得膽顫心驚。第二天以後，上高跳臺課時，大夥兒才乖乖聽訓練官的話，選舊的套帶，以免變成蛋花湯。
空降特戰部傘訓中心主要是訓練傘兵，政戰特遣隊到傘訓中心接受鐵漢傘訓祇是代訓。同梯次和特遣隊一起受訓的，包括傘兵和空降特戰部隊憲兵，共有三個連一起受訓，特遣隊單獨編成一個連，另外兩個連屬空降特戰部隊(即俗稱之傘兵)。
政戰特遣隊是一種非常特殊的部隊，當時的編制有四個中隊，每個中隊有兩個分隊和一個通信組，編制約七十人，即接近一個連欠。我所以在此寫出特遣隊編制，係因在我退伍之後特遣隊已經改編，和我服役時不同，故無洩漏軍機之嫌。四個中隊各有不同番號，穿不同顏色的運動鞋。龍虎第一隊穿黑色運動鞋，飛鷹第二隊穿紅色運動鞋，鐵血第三隊穿藍色運動鞋，野雁第四隊穿白色運動鞋。運動服四隊均為藍色外套和長褲，短褲有紅、黑二色，未結訓的新兵穿紅短褲，結訓後穿黑短褲；但結訓後平日可穿紅短褲或黑短褲。襪子則是四隊均著白色運動動短襪。所以，如果你看到一個腳穿白色短襪紅色運動鞋，上身穿藍色運動外套，下身著黑短褲，黑短褲上繡一個白色骷髏頭，那就是第二政戰特遣隊飛鷹隊員的標準服裝。我為什麼特別寫這些衣服鞋襪之類的雞毛蒜皮小事，主要是軍中的某些禁忌，說無聊確實真的很無聊，但不小心觸禁忌，可能會惹來很大的麻煩。
同梯受傘訓的一位空降特戰部隊憲兵，有一天穿了白短襪和黑色軍用布膠鞋受訓。那個禮拜剛好是我接值星官，吃午飯時鐵血第三隊隊長問我有沒有看到那個穿白襪子受訓的憲兵。我說看到了。鐵血隊長說：「處理一下吧！」什麼是處理一下？處理一下的意思就是讓那位老兄知道不可以在特遣隊面前穿白襪子。聽起來很好笑，但意思就是那樣子。
當天晚上我交代安全士官，要衛勤每個小時去叫那個憲兵起床上廁所，軍中行話叫「晚點名」。第二天早上，我看到那位憲兵仍穿著白襪子受訓，我知道代誌大條了。果然中午吃飯時，鐵血隊長又講話了：「值星官，我聽說你在金門很猛的，怎麼一雙白襪子都處理不好？我看傳說是假的吧！」「報告隊長，今天晚上我一定處理好。」我用顫抖的聲音回答。鐵血隊長夾了一塊五花肉送進嘴裡，我的隊長則緊閉著嘴不說話，不說話的意思就是要我看著辦。
吃過飯後，我交代值星小組長，要安全士官確實要求衛勤每小時叫那位憲兵起床上廁所，並且揍一頓。當天晚上那位憲兵的「晚點名」當然就加料了。從十二點開始每個小時被叫到廁所挨一頓揍。約莫是清晨五點左右，廁所那邊吵起來。想係那位憲兵被叫起來打了五頓，受不了了，雙方鬧將起來，最後驚動訓練單位空降特戰部，政戰主任接獲報告趕來了解情況。安全士官趕忙叫醒我，我趕到現場，向政戰主任謊稱是弟兄們起衝突，我帶回去處理，然後將特遣隊弟兄帶離現場。
這一天受訓時總算沒再看到那位憲兵穿白襪子，我不知道退伍後他是否一輩子不再穿白襪子。特遣隊就是這類奇怪的部隊，連一雙白襪子都可以鬧成這樣。退伍後，我常常思考，不知道自己在特遣隊待了一年兩個月，心理狀態是否亦受到某種程度的影響？
受傘訓期間，特遣隊員的服裝是很奇特的，身上穿著草綠色棉布操作服，腳上穿著白襪子，運動鞋則分為黑色、紅色、藍色，看起來真的很詭異，因為這是政戰特遣隊自己的家務事，傘訓中心也不管，而且向來如此，也沒什麼好管的。我們戲稱自己是穿花鞋子的，穿花鞋子有什麼意義？倒也說不上來。不過是表明自己和空降特戰部不同，是政戰特遣隊而已。此亦約略可以說明，為什麼在金門時，政戰特遣隊會常常和兩棲偵搜營蛙人幹架，因為彼此總是看不順眼。在電影院，在山外街上，互瞄幾眼，彼此不爽，就幹將起來。據龍虎第一隊輔導長說，有一次龍虎隊在鳳山游泳池上游泳課時，正巧海軍兩棲偵搜營同時也在那兒上游泳課，雙方一言不合打了起來，龍虎隊和兩棲偵搜營各自有弟兄跑回營區帶了刺刀到游泳池，雙方打得將整個游泳池的水染紅。我想起史書上所寫的「怯於公戰，勇於內鬥」，當時臺灣各特種部隊間，就是標準的「怯於公戰，勇於內鬥」。
但無論如何，終於要上飛機實跳了。裝載我們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留下來的C一一九飛機，軍中俗稱老母機，一種雙螺旋槳老式飛機，在一九八○年代，祇賸下傘訓中心、台金航班等少數單位使用。
實跳當天早晨，我們著好裝，待在寢室等通知，因為要看天氣和風向才能決定跳不跳。
實跳最怕遇到三種情形：蛙跳、半翻傘和一條龍。蛙跳係指傘兵跳出機門後，有兩頂傘在同一垂直線上，這時下方的傘吃到空氣浮力，下降速度正常，在上方的傘因為吃不到空氣浮力，會急遽下降，掉在原本在下方的傘之下；原本在下方的傘變成在上方，吃不到空氣浮力，急遽下降；兩頂傘交替上下，形成蛙跳，著陸時非常容易受傷，因為衝力太大。而且我們跳的T10傘很難控制方向，發生蛙跳現象時，縱使想努力操傘錯開，也很難做到。半翻傘指傘繩套住傘面，形成兩個半球體，受空氣浮力面積較小，下降速度會比較快，著陸時亦較容易受傷。至於一條龍，顧名思義就是傘未開，像一條龍般俯衝而下，有如標槍直接插在地上，一命嗚呼。
待在寢室等通知是否實跳的時間甚為無聊，於是有弟兄取出撲克牌打羅宋(俗稱比十三支或打槍)。飛鷹第二隊有一位叫楊伯苗的新兵，好死不死，拿了一副一條龍。那是第一次實跳的早晨，等到要上飛機時，楊伯苗抵死不肯上飛機，任隊長和幹部們怎麼勸說、怎麼威嚇，楊伯苗不上機就是不上機，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後來楊伯苗在六次鐵漢跳傘一次都沒跳，當然拿不到傘訓結訓證書。而在特遣隊未受傘訓，左胸不能繡上傘徽，永遠是新兵，連衛勤都不能排。回到金門以後，楊伯苗被罰剃光頭，在隊上負責養豬，直到退伍。
登上C一一九飛機，我坐在右手邊第一個位子上，訓練官不斷調侃我：「五洞么，看到沒有，那裡是墳墓。」「五洞么，看到沒有，那裡是高屏溪。」「五洞么，看到沒有，那裡是魚池。」「五洞么，看到沒有，那裡是香蕉園。」我唯唯應是，兩腳不聽使喚地抖著。飛機接近實跳場附近時，訓練官要我站起來走到機門邊，準備跳傘。
訓練官喊：「擋門。」
「一，二，三。」我大聲答數，踩右腳，轉身，跨左腳，再踩右腳，雙手扶住機門。訓練官右手抓緊我後腰上的S腰帶，因為飛行中風力很大，不抓緊會被吸出去。
訓練官喊：「跳。」
我的兩隻腳牢牢釘在飛機地板上，一動也不動。訓練官放開抓在我後腰S腰帶上的手，擡腿把我踢出機門。
甩出機門後，轉了個身，我開始答數：「一秒鐘，兩秒鐘，三秒鐘，四秒鐘。」傘居然順利地開了，我心裡暗叫僥倖，繼續念著口訣：「傘開了，檢查傘，注意四周，準備著陸。」
T10傘飄呀飄地飄在潮州傘訓場上空，我向下望著高屏溪蜿蜒而過，青草地一片欣欣向榮，日頭赤炎炎照著，這是南台灣的春末，夏天即將來臨。
T10傘飄呀飄地，飄落在及膝高的草地上。收傘孩童快速地跑來：「阿兵哥，我幫你收傘好嗎？」一個黑黑瘦瘦的小男生，張巴著漆黑的眼睛問我。我點點頭，鬆開胸口的扣環。雖然訓練官一再叮嚀囑咐，不要讓小孩子收傘，要親自收傘。這時我可沒想那麼多，能平安降落，已經上蒼庇祐，讓小朋友賺點工錢有什麼關係？收一頂傘三十元，一天最多收五頂，一百五十元，亦是辛苦錢。我躺在地上看著蔚藍的天空，一頂頂飄下來的傘，北大武山巍巍聳立，高屏溪蜿蜒而過，這是南台灣最美麗的春天，傘如春花朵朵開。
第三次實跳時，教官要我們逆學號順序跳，即最後一號先跳，一號最後一個跳。於是我才發現最後一個跳的好處，因為不用擋門，直接像下餃子般一個個往下跳，猶來不及感覺恐懼，人已在半空中，往下看著一頂頂T10傘在空中飄盪，襯得傘訓場的草地更為美麗。
在六次實跳中，亦發生一些小插曲，有的極為驚險，有的令人啼笑皆非。龍虎第一隊的一位分隊長，在跳出機門，答數四秒後，檢查傘時發現半翻傘，接著複誦口訣：「傘不開，拉副傘。」副傘打開後，因為是完整的全開傘，吃空氣浮力較大，主傘猶維持半翻傘狀態，於是身體呈仰四十五度傾斜，抵達地面時，無法做五點著陸的翻滾動作，兩隻腳斜斜插入草地，兩個膝蓋應聲骨折，直接退訓。
有一位鐵血第三隊的弟兄，傘被飄到地面高壓電線配電場，尼龍質料的傘面瞬間起火燃燒，地面指揮官拔出長刀，直接將傘繩悉數劈斷。想來昔往一定常發生類似狀況，地面指揮官有備而來，本來即已站在高壓電線旁，並且準備好砍斷傘繩的長刀，才能立時處理。但僅這一瞬間，這位弟兄的野戰服已起火燃燒。脫下長褲時，大腿嚴重灼傷，緊急送醫急救。所幸傷勢無大礙，這位弟兄仍順利完成鐵漢傘訓。
飛鷹第二隊的一位弟兄，在教官要他跳時，不肯往下跳。教官問他為什麼？這位弟兄和教官爭辯，說下面是魚池不能跳。教官再度命令他跳，這位弟兄仍然不肯，教官鬆掉握住後腰S腰帶上的手，揮腳踢出。此時已經過了最佳跳傘位置，這位弟兄的傘飄到香蕉園。六月的屏東，香蕉正在結串，蕉農們在蕉串下方用竹叉支撐，以免樹身被蕉串壓垮。這位弟兄往下一看，是香蕉園，於是拼命操控T10傘，希望能將傘轉向草地。但T10傘是很難操控方向的傘，任憑這位弟兄如何死命拉傘繩，仍降落在香蕉園，祇聽「啊──」的一聲慘叫，支撐蕉串的竹叉正好從臀部插進去，於是緊急送醫治療。回到營區時，這位弟兄的褲子搓破一個大洞，臀部一片血肉模糊。所幸未傷及筋骨，休養一天，第二天跟著大夥兒一起上飛機，繼續未完的實跳訓練。
我的運氣算是不錯，六次實跳均頗為順利。對我而言，姿勢漂不漂亮不重要，平安降落就好，反正又沒有要參加神龍小組，還是保命為要。
一九八○年代，空降特戰部隊有兩支很特別的隊伍，一支是神龍小組，專門表演高空特技跳傘，名聞中外。其中有一位女神龍隊員是政大歷史系畢業的，個子不高，卻是藝高人膽大。我因為是歷史系的，在訓練休息時偶爾會和她在咖啡廳聊天，這位女神龍隊員比我高班，我喊她學姊，倆人相談甚歡。另外一支特別隊伍是空降特勤中隊，專門對付劫機事件。這個中隊有一百人，軍官均為志願役，士官則須簽署四年役，在臺灣特戰部隊中排名第二，體能戰技一等一，連政戰特遣隊都不敢惹他們。
一般人服役聽到海軍陸戰隊，印象裡都覺得是最操的軍種。其實海軍陸戰隊在臺灣特戰部隊，排名猶在五名之外，遭遇不算特別慘。就我所知，以慓悍和體能訓練而言，排名第一的是海軍陸戰隊特遣連，編制一百人，軍士官均為志願役；排名第二的是空降部隊特勤中隊，編制一百人，軍士官均為志願役；排名第三的是憲兵特勤連，編制一百人，軍士官均為志願役。由於排名前三名的海軍陸戰隊特遣連、空降部隊特勤中隊、憲兵特勤連這三支特種部隊，均屬志願役官士兵，服一般義務役者不會進入這三種部隊，故知者甚少。排名第四的是陸軍兩棲揁搜營(另一個名稱是成功隊)，即俗稱的陸蛙、蛙人或水鬼，編制為一個營。政戰特遣隊排名第五，一九八○年代有四個中隊，約略等於一個營。排名第六的是海軍兩棲偵搜營，俗稱海蛙，即和龍虎第一隊在鳳山游泳池打得整個游泳池變紅那個部隊。
特戰部隊間常喜歡互別苗頭，如果營區距離不遠，鬥毆事件時有所聞。所幸空降特勤中隊和政戰特遣隊級數差太多，我們也不敢去惹他們，彼此乃能相安無事。
經過六次實跳，鐵漢傘訓告一段落，空降特戰部安排了一個頗具規模的結訓典禮，一般軍隊的結訓典禮都很隆重，因為有上級長官要看。
一九八二年六月廿六日，我正式取得傘訓證書，在軍服左胸上理直氣壯的繡上傘徽。距離我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一日入伍，差十五天滿一年。在這一年間，我在鳳山步校受訓四個月零三天；掛階後到搭乘LST登陸艦到金門報到，於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三十日選進政戰特遣隊，十二月二日拔階受特遣隊入隊訓；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九日結訓；一九八二年六月三日到空降特戰部傘訓中心，再度拔階受傘訓，一九八二年六月廿六日取得傘訓證書；正式完成政戰特遣隊的各項訓練，成為真正的政戰特遣隊員。其間尚包括山訓、海訓、突擊訓和野外求生。當我拿到傘訓證書的那一刻，心裡真是百感交集。
傘如春花朵朵開，一九八二年六月廿六日，潮州的天空一片蔚藍，不經心裡飄過幾朵卷雲。當汗水與淚水灑在潮州傘訓場，我擡頭望了望迎天挺立的椰子樹，深深吸了一口氣，南台灣的日頭赤炎炎照著，我邁開腳步，迎向剩下的十一個月預官役期。
August 16,2006
鳳山步校，攻不下的七一四高地
南臺灣的七月，日頭赤炎炎照著。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一日，我背了簡單的行囊，趿著一雙露趾涼鞋來到鳳山。這是我第一次親履斯土，雖然在昔往歲月，我曾搭車經過這裡，但都祇是過境，這次到步兵學校報到，是第一次親腳踏上這片土地。
我的頭髮本來就不長，為了準備當兵，事前已經剪短，但報到時，步兵學校仍然準備了剃頭師父等在那裡。待完成報到手續，剃頭師父已經拿著剪子準備對付你的短髮。就是那種理光頭專用的推剪，量好一定長度，約莫是三分，祇聽得一陣軋軋聲，地上已是一片頭髮，摸摸清潔溜溜的頭，感覺涼涼的。在臺灣長大的男孩子真的很認命，從小就被灌輸要當兵的觀念，時間一到，村子裡把同梯入伍的阿兵哥集合起來，披上光榮入伍的紅采帶，大夥兒就乖乖去當兵了。我因為是服預官役，不歸鄉公所管，亦未在花蓮管區報到，而是一個人背了背包，逕赴鳳山步校。
我因為心裡想著，部隊會發軍鞋，所以穿了一雙羅馬式涼鞋入伍，就是那種用皮帶在腳上繞纏著的露趾涼鞋，一九八○年代前後，在台北市羅斯福路和師大路口有一家谷平陽鞋店，專門做這種涼鞋。沒想到步校配給單位居然缺一號的軍用布鞋(一種長筒鞋，鞋帶綁到小腿肚上，方便打綁腿，部隊出操打野外穿的鞋)，所以隊上有兩個人沒有軍鞋穿，一位是一號，臺灣藝專西畫組畢業，身高接近一九○公分，有一雙大腳是理所當然。我則是因為小時候打赤腳，沒有鞋子的束縛，一雙腳肆無忌憚地長著，雖然長度不長，卻是又厚又寬，在軍中必須穿一號鞋。
我是在陸軍步兵學校第十六中隊受訓的，這個中隊原本訓練體幹班，在預官受訓期間也接預官班，但隊上幹部操慣了體幹班，把我們這些預官當體幹班學員操。當別的中隊跑三千公尺時，我們早已跑五千公尺，當別的中隊單槓拉十下時，我們要求二十下；反正不論什麼體能，總是比別的中隊多做一些。我因為隊上未發軍鞋給我，祇好穿著我的露趾羅馬涼鞋受訓。而我的腳又容易出汗，上野外時極為辛苦。每當部隊從隊集合場走過先鋒路時，軍營牆邊的風尾草迎風搖曳，我的腳掌不斷出汗，走得腳都快抽筋了。一齊上野外課的其他中隊幹部們，看到我腳上的涼鞋，不時揶揄我的班長，笑他班上來了一個少林寺的。因為露趾涼鞋的形狀很像少林寺僧穿的芒鞋。這些無聊的幹部們，我心裡暗暗詛咒他們被槍托打到或被刺刀扎到。
可能因為別隊幹部有事沒事就嘲笑我腳上的涼鞋，惹毛了我的班長。我被分配到第十六中隊第三區隊第十二班，是中隊的最後一班，學號一一七，班長張勇。報到一個禮拜後的某天晚上，張勇班長把我叫到士官室(班長室)，要我背貼著關上的木門。
「你是十八羅漢幫的？」
「什麼？」
「你參加十八羅漢幫？」
「報告班長，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還狡辯，我們已經查過你的資料了。」
「報告班長，我都大學畢業了，而且考上預官，怎麼會是十八羅漢幫？」
「那你手上的疤是怎麼回事？」
「報告班長，那是我高中考大學時為了激勵自己用功念書燙的。」
「我跟你說，這裡是部隊，不管你在外面是什麼，到這裡來你就給我乖乖的，不要給我耍皮條。」
「報告班長，我沒有。」
「你腳上穿的那個是什麼？能看嗎？」
「報告班長，那是隊上沒發鞋子給我。」
「你還狡辯！一號就會穿球鞋，你就不會，你什麼東西？」
「報告班長，我是人，不是東西。」
「好！你是人，我會讓你變成不是人。你給我乖乖的，不然會要你好看。現在出去。」
「謝謝班長。」
我轉身打開綠色的木門，表情木然地走出班長室，完全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
隊上第二區隊長陳光裕是我東海學長，工業工程系畢業，高我一屆，大一勞作課擔任過我的工頭，他應該知道我在學校的情形，怎麼會允許一個班長對我這樣？但我也沒去找他，我不喜歡為這點小事找人，何況我是第三區隊的，找第二區隊區隊長來處理我的事，也有點說不過去，就隱忍了下來。
可能因為一開始我穿涼鞋出操的緣故，隊上幹部時不時要找我的麻煩，不是把我叫下來糾正我衣服沒穿好，就是把我從行進中的部隊叫出來，要我面對寢室唱軍歌；反正各種花樣，不一而足，把我初入伍的心情搞得一榻糊塗。縱使一個禮拜後鞋子來了，我和其他弟兄一樣穿著高統布鞋受訓，幹部們仍是常常找我麻煩。
鳳山步兵學校最有名的有三個東西，一是營區的鳳尾草，那首〈鳳尾草〉流行歌曲，於是成為步校的地下校歌；第二是先鋒路，從營房到出操的七一四高地要經過先鋒路，在步校受訓的學生都聽過「走不完的先鋒路」；第三是七一四高地，是班攻擊和排攻擊教練場，因而有「攻不下的七一四」之說。對在鳳山步校受訓的學員而言，鳳尾草、先鋒路和七一四高地，是永遠的惡夢。
學校的受訓內容頗為枯燥，除了星期四的莒光日政治教學和政治課之外，幾乎全部野外課，占受訓課程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野外課主要在七一四高地上，每天我們走過先鋒路，到達七一四高地，開始一天的操練，從單兵攻擊、班攻擊到排攻擊，都在七一四高地。衝上去，下來；再衝上去，下來。一整個早上或下午就在山頭間打轉。第二區隊長陳光裕在報到的第一天對我說：「考上步排是錯誤的第一步。」因為步排的領章是一枝槍和一枝刺刀，看起來就像個X。其實考上步科也不是我志願的，因為沒法考上經理、運輸等特種官科，而我有近視當不得憲排，又非國民黨員，當不得政戰官或輔導長，祇能分配到步排。初入伍時陳光裕學長和我說「考上步排是錯誤的第一步」時，我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得了的，隨著訓練課程一步步加重，我才知道步排實在是很枯燥的。經過這許多年，我心底對在鳳山步兵學校受訓的過程猶歷歷如繪。
受訓的日子在汗水與淚水中度過，體能上的錘鍊並非我最感痛苦的部分，最無法忍受的是不能看書。於是祇好利用睡眠時間，帶了小說或詩集躲在廁所看。軍營的廁所均屬蹲式，味道很重，我躲在廁所讀著《鄭愁予詩集》、楊澤《彷彿在君父的城邦》、陳映真《山路》，想像著自己是書裡的白色社會主義青年。
步校受訓預官有兩個機會報考訓練單位，一個是第一士官學校排長，這是許多預官步排的夢想。第一士校在中壢，因為是學校單位，作息正常，帶高中生也不會有太多麻煩；另一個是成功嶺訓練排長；帶大專寒暑訓和第二梯次預官入伍訓，亦屬輕鬆單位。當第一士校排長報名時，我因為是歷史系畢業，可以教歷史，資格符合；但隊上文書說我有近視，不能報考。我看到許多近視的同袍們都可以報名，弄不懂為什麼獨獨我不可以。後來成功嶺訓練排長報名，我再次要報考，文書仍然說不可以，我問他為什麼？理由仍然是我有近視。這次我有點不高興了，我說其他有近視的人為什麼可以報考。文書說他們可以我不可以。當時我真的眼淚都快掉出來了，同樣我在步校受訓，一樣的預官步兵排長，一個下士文書居然可以決定誰能報考，誰不能報考，軍中的黑暗面由此可見一斑。
因為兩次報考訓練單位的機會都錯過了，我祇好等待十一月結訓的抽籤。
隨著日子一天度過一天，我也不太去想未來的事。軍旅生活最大的好處就是不用思想，每天操練完畢已是筋疲力竭，也沒什麼好多想的。身體強壯，腦袋空空，大概是步校受訓預官的最佳寫照。
在步校最令我難受的是莒光日教學，雖然莒光日那天不用打野外，但我寧可上野外課，也不願上莒光日政治教學，那是一種非常可怕的洗腦，把人的思想硬生生掐住，掐得人喘不過氣來。我記得那是一個風聲鶴唳的時代，參謀總長郝柏村，政戰主任王昇，兩個人把政治教育掌握得滴水不漏。
郝柏村總長要求背《教戰總則》，每個預官人手一冊128開本的《教戰總則》，塞在口袋裡，隨時拿出來背誦；內容包括愛民十大紀律，諸如「宿營挖廁所」、「洗澡避女人」之類，以及〈教戰守則〉「戰場瞬息萬變，戰機稍縱即逝」。王昇主任掌管政戰教育，每個禮拜四，早點名完，吃過早餐，部隊就帶到教室集合，收看當日的莒光日電視教學。莒光日電視教學在中華電視臺播出，當過兵的都知道國防部是華視的大股東，舉凡一切軍中的政治教育、政令宣導，都在華視播出。莒光日的主持人是李豔秋，當時大學畢業不久。我記得李豔秋是一九五七年出生的，大我兩歲，我入伍服役時她正是華視當家玉女新聞主播。在莒光日政治教學，李豔秋常常說著：「臺獨等於臺毒，臺獨就是臺灣毒草，臺獨就是自取滅亡。」以及：「信奉三民主義，解救苦難大陸同胞。」、「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主義、領袖、國家、榮譽、責任」等等。李豔秋說得義正辭嚴，我聽得心驚膽跳。服役一年十個月，每個星期四早上收看李豔秋的莒光日電視教學，使我在退伍後，每每看到李豔秋播報新聞時，胸口就隱隱作痛。二○○○年以後，李豔秋在有線電視主持「新聞夜總會」節目，竭盡所能的消遣政府，加上一些不學無術的電視名嘴，每日裡扒糞，看得令人作嘔。我總是想起服役時，李豔秋在莒光日高喊「臺獨等於臺毒，臺獨就是自取滅亡」的嘴臉，我的心宛如刀割，昔日打壓政治反對運動的軍方傳聲筒，如今成為消遣政府的電視名主持人，我不知道午夜夢回時，李豔秋的良心會不會覺得不安？
莒光日的下午是國民黨員小組活動時間，非國民黨弟兄往往被派去割草或清掃廁所。看著黨員們的小組活動，吃餅乾、喝茶、聊天，我們這些非國民黨員卻要去勞動、作苦工，心裡真的很不是滋味。但我們不敢多說什麼，人在軍中還是安分一點，免得為自己惹來麻煩。
許多年以後想起這些，我仍清楚看到在樹下擺了餅乾和茶水的小組討論場景，另一些人則揮汗如雨地割草、掃樹葉和打掃廁所。我的軍旅生活不算特別吃苦或遭受不公平待遇，但這些瑣瑣碎碎的事，卻在我心底堆積，縈繞不去。
一九八一年九月廿八日，這一天是中秋節，部隊放了兩天假，我換上便服回到台中大度山和系上學弟們相聚，而主要目的其實是去看我當時的女友S。S看到我時有些訕訕然，彷彿欲說還休，我心裡有著莫以名之的預感。S說自從我入伍以後，她的日子過得有些無聊。開學以後，參加系上的迎新舞會。S說因為她長得太漂亮了，一位來自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交換教師愛上了她。我聽著S述說的故事，心裡想著又是一個臺灣男孩子的兵變故事。這類故事聽得實在太多了，祇是萬萬沒想到有一天輪到自己。想想，輪到自己也很平常，遭逢兵變是臺灣男孩子千千萬萬個故事之一，而且我似乎也已預期它的到來，但入伍不到三個月，這封〈給約翰的信〉似乎來得早了一些。說不上悲傷或幽微，我的心情停佇在那樣的氛圍裡，竟是無語凝噎。
在同一天，我接到《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先生的來電，告知我獲得時報文學獎的消息。信疆先生說，決審委員對〈教堂之外〉有不同的意見，有人非常喜歡，主張給首獎；有人認為這篇文章像論文，不像散文，彼此相持不下，所以最後給了我佳作獎，希望我再接再厲。這一年的首獎得主是陳列，作品為〈地上歲月〉，這是我非常喜歡的一篇文章，我覺得他得首獎是應該的。時報文學獎從第二屆(一九七九年)開始設立散文獎項，第二屆首獎得主是高大鵬，作品為〈大雄寶殿下的沉思〉；第三屆首獎得主為陳列，作品〈無怨〉(原名〈獄中書〉，後來高信疆擔心觸怒執政當局，商請作者改名〈無怨〉)；因此第四屆時報散文首獎得主陳列算是連莊，印象裡這似乎亦是時報文學獎項中唯一的一次連莊。後來我在一九八二年以〈湖邊的沉思〉獲第五屆時報散文獎，似乎是迄二○○五年為止時報文學獎各獎項最年輕的首獎得主。當然這也沒什麼重要，因為得獎後我花了十年時間去念學位，除了一些文學界老友偶爾想起我，我在臺灣文學界完全是一個不起眼的小芭樂。
在同一天遭逢兵變和獲知得到時報文學獎，老天爺好像跟我開了一個很大的頑笑。悲喜之間，禍福同在，而我永遠記得這一天，一九八一年九月廿八日教師節，同時也是中秋節的這一天，我的生命旅程同時遭逢大悲與大喜。
回到部隊以後，我的心情極為黯然。江淹〈別賦〉云：「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對我而言，兵變當然是一種黯然銷魂的離別。在受訓時我愈來愈不愛說話，猶若行屍走肉，跟著部隊走先鋒路，攻七一四高地，以及練習結訓測驗項目之一的五百公尺障礙超越，亦屬極艱苦的體能挑戰。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日，早點名結束回寢室的路上，輔導長把我叫下來，要我到輔導長辦公室。進到輔導長室後，輔導長指著桌上打開的《中國時報》問我：「這個人是你嗎？」我瞄了報紙一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刊載了時報文學獎的得獎人名單和簡介，上面有我的簡短介紹。我對輔導長說：「是。」忽然輔導長發怒起來，指著我大罵：「你怎麼沒有說你會寫文章？」
「報告輔導長，在入伍資料上我有填寫作專長。」
「你填在那裡誰看得到？為什麼不特別向我報告？」
我愣在那裡，不知該說些什麼好。在入伍資料填的專長不作數，一定要親自向輔導長毛遂自薦，這是什麼規矩？
「你發什麼呆？以後要把自己的專長說清楚，知道嗎？」輔導長說。
「是。」我囁嚅地應著。
「下去。」
「謝謝輔導長。」
我小跑步回我的床舖，匆忙收拾裝備，準備到隊集合場集合，今天又是七一四高地的野外課，南臺灣赤炎炎的日頭正等著我。
從那天以後，隊上所有的各種競賽，從演講、辯論、作文、心得報告，我都名列第一；甚至實習連長、實習排長，統統名列榜上，我忽然像從地獄升到天堂，隊上幹部對我講話亦較此前客氣許多，那個初入伍時穿著涼鞋受訓的中士學生，再不是隊職幹部揶揄嘲笑的對象了。那時我並不了解何以有這麼大的改變，後來在第二區隊長陳光裕學長口中方始得知，隊上希望把我留下來擔任區隊長，要借用我的文筆為隊上爭取各項藝文競賽成績，而這類競賽比起真槍實彈的五百公尺障礙、打靶等體能戰技，要容易得多。
美好時光總是如此短暫，當我在隊上享受前所未有的待遇時，另一個天崩地裂的人生遭逢正等著我。
一九八一年十月九日黃昏，我正在裝甲車教練場受訓，傳令兵送來一紙電報，是四叔(彭訓添)家的大堂哥彭榮華拍來的，電報上寫著：「父車禍，病危，速歸。」我向隊長報告，隊長安慰我應該沒什麼關係，要我放心。黃昏的天色，南臺灣暈黃的野地，坦克車繞著教練場軋然作響，我望著天邊的晚霞癡癡發楞。
收操回到營區後，輔導長把我叫到辦公室，要我填寫假單，吃過晚餐後返家。我和部隊一起吃過晚餐後，回到營房，換上便服，拿了假單一路衝到步校門口，搭上往高雄的客運班車，記憶裡那是一個星期五的黃昏，窗外一片闃黑，偶或有車燈從遠方閃過。
我在高雄火車站買了到臺北的火車票，這是我入伍後第一次返家，從高雄到臺北，火車足足走了五個多小時。抵達臺北時已是凌晨時分，北迴線已經沒有班車，我祇好在臺北火車站候車室歪躺了一晚。清晨五點，搭乘第一班往花蓮的莒光號列車。
火車穿過山林，穿過原野，穿過山洞，我看到熟悉的蔚藍海岸，火車帶我回花蓮。抵達花蓮新站，我叫了一輛計程車趕往省立花蓮醫院，抵達醫院時，執班護士告訴我彭凰枝先生已經出院。於是攔了另一輛計程車，匆匆趕回豐田老家。
當我順著豐田圳旁的產業道路，遠遠看到竹林中的小屋，睽違三個月的家，我又回來了。接近竹林時，我聽到屋子裡傳來陣陣啜泣聲。
屋庭下已經擺好父親的靈位，屘叔家的大堂哥彭金蒼為我點香，向父親報告我已經回來的消息。進入客廳，父親直挺挺躺在草席上。姆媽嗚咽著向父親說我回來了，要他好好瞑目。我跪上前去，為父親合上眼瞼，我看到父親右邊額頭上有一塊瘀青的疤痕。
因為我是家裡的獨子，大小事都得我拿主意。當時我已慌亂，大部分事情都是和三姊彭素梅商量著辦。賦別三月，歸來時父子已人天永隔，我再看不見父親那永遠帶著微笑的胖墩墩的身影。
父親出殯後，我再次踏上軍旅，回到鳳山步兵學校受訓。記得是剛做完頭七我就離開家了，軍中喪假最多一個禮拜，母親坐在藤椅上，兩眼濡溼看著我離開竹林中的老家。
回到步校以後，訓練已接近尾聲，再不到三個禮拜就要抽籤分發了。隊上幹部計算學員的受訓成績，藝專美術科西畫組畢業的一號是第三名，我是第四名，兩個人都無緣留隊，必須和大夥兒一起抽籤分發。倒是和我屬第三區隊第十二班的一二八號，畢業於淡江大學英文系的周文峯成績獲得第二名，留隊擔任區隊長。受訓期間，周文峯帶了一支音叉藏在墊被下面，訓練休息時(或晚上入睡後躲到廁所)偷偷敲擊，以維持他彈古典吉他的音感。我因為吹簫笛，短短一支，小小的，藏在登山背包裡，休假時偷偷帶到草坪上吹幾段旋律，免得受完訓音感都不見了。因此在受訓期間和周文峯相處甚佳，偶爾也向他借音叉敲幾下，放在耳邊聽，維持對音準的敏感度。我很為周文峯高興，留在步校擔任區隊長，發生兵變的可能性將降低很多。我倒覺得還好，反正兵變已經提早發生，到哪裡都一樣。
抽籤分發的時刻終於來臨，二十六個中隊，約三千名預官，帶了小板凳坐在步校大集合場，等待命運之神的降臨。當時我不知怎麼想的，第一志願是到金門，第二志願是外島，第三志願才是臺灣本島；我告訴隊上同袍弟兄，抽完籤交給隊長後，如果我回身比一就是金門，二是外島，三是本島。
步校抽籤分發時，必須捲起右手的袖子露出胳臂，以防作弊。我和所有等待抽籤分發的預官一樣，捋高了右臂袖管，小跑步到司令臺前的籤箱捻出一張捲著的小紙條，舉高，小跑步到本隊隊長那兒登記。
我抽完籤小跑步到隊長面前，把籤條交給隊長，隊長打開籤條，看了一眼，對我說：「恭喜你，金防部。」我對隊長說：「報告隊長，謝謝。」然後轉身向還未抽籤的同袍用右手食指比了個一的手勢，隊上弟兄歡聲雷動，因為多一個人抽走金馬獎，後面的人就少一個中獎的機會。當時軍中戲稱抽中外島叫「中金馬獎」，預官機率特別高，據說有百分之三十中獎率。
抽完籤回到隊上，大夥兒討論著誰抽到哪裡，誰抽到哪裡，隊職幹部這時變得和藹可親了起來，因為一些抽到外島籤的弟兄，很可能因心情不好而出事(雖是大專預官，但誰也不敢擔保一定不會出事)。隊上有二十幾個人抽到金馬獎，一號抽到三十三師，即當年打八二三砲戰那個師，駐地是列嶼(小金門)；其他二十幾位抽到的也都是野戰師，祇有我最特別，抽到金防部。隊職幹部說抽到金防部是大籤，可以上下班。我聽了簡直想發笑，在金門就算上下班能做什麼？別蠢了。祇是能有機會到金門服役，我內心仍是有幾分嚮往。事實上，部隊分發抽籤，籤紙上寫的是信箱號碼，隊職幹部亦僅依據信箱號碼判別駐地，因為信箱號碼前有地名，以縣市為別，如金門郵政、臺南郵政之類。有些抽到外島籤的，可能待幾個月部隊就移防臺灣；有些抽到本島籤的，可能不到幾個月就換防到外島，很多事路其實並沒有定數。
抽到信箱號碼的大部分是野戰師，抽到國字的則大好大壞。譬如有一位清華畢業的，平上操課極混，結果抽到上上籤的陸總部，把大夥兒氣得半死。我抽到金防部，說好也好，說不好也不好，算是大籤，但因為在外島，一般而言，也就說不上好。
隊上有三位弟兄抽到「救指部」，初時隊職幹部弄不清楚是什麼，居然說是「救國團指揮部」，在臺北市松江路；後來才知道是「反共救國軍指揮部」，要去東引；睡在我上舖的一一八號，畢業於成大電機系，就是抽到「救指部」。那天晚上入睡後，我不斷聽到眼淚滴落在床板上的聲音，滴滴答答，一夜直到天明。
抽完籤，距離結訓祇剩一個禮拜了。隊上的訓練已近尾聲，五百公尺障礙測驗亦已結束，袍澤們幾家歡樂幾家愁，留在本島的歡樂，抽到外島的憂愁。父親大去之後，對我而言到哪裡都一樣，人世最悲傷的事已經發生，我想，不會有更壞的事了吧！當時的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後來會被選進陸軍第二政戰特遣隊。相對於特遣隊的訓練，鳳山步校祇能算是一片小蛋糕(A piece of cake)，而在特遣隊的遭遇，實此生所僅見。在鳳山步校主要是心情鬱悶，加上遭逢父喪的人世悲涼，在特遣隊則是體能、意志與心靈最嚴苛的考驗。
結訓典禮那天，隱約彷彿聽到一起受訓的預官同袍們，討論著掛階後要隊上班長們好看的話，但聽得不是很真切，也沒人找我談這類問題。隊上幹部為每位受訓的預官學員準備了兩付領章，帶到結訓典禮會場。結訓典禮授階後，同班預官彼此幫忙別上領章，成為中華民民國陸軍步兵少尉，神氣地排隊走回隊上。
回到營區，發現隊上十個班長走了九個，祇留下一位平常待我們比較和善的大專下士班長，其他平日頤指氣使的九位班長都不見蹤影，想係耽心受到受訓預官的報復或羞辱。我自己倒沒有特別想法，四個多月都過去了，何必在最後要離開前，留下彼此的難堪？
結訓典禮當天下午，我們各自打包行李，準備離營。在隊集合場集合之後，隊長說了些訓勉的話，然後由值星區隊長將部隊帶到步校門口，部隊解散，相處了四個多月的袍澤，就此各奔東西。
我搭上往高雄的客運班車，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距離我入伍的七月十一日四個月零三天，我再度搭上往台中的公路局中興號。來時豪情萬千，歸返恍如隔世。愛情遠離，父親大去，坐在中興號上，南臺灣的風景如飛而逝。
August 13,2006
平凡的演奏者
初秋向晚，我把海布勒(Ingrid Haebler)演奏的莫差爾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第10號鋼琴奏鳴曲》(Piano sonata 10 in C, K. 330)放在唱盤上，當唱針輕輕滑過唱片溝紋時，莫差爾特永遠快樂的音符就彌漫了整個研究室。
◎Ingrid Haebler海布勒就像一個鄰家女孩，殊不引人矚目，但我卻喜愛她演奏的莫差爾特鋼琴奏鳴曲全集。
這是一首輕快的曲子，嚴格地說並不適合用來思考，不過我發現自己最近常聽這類令人愉悅而毋須費心思索的音樂，聽莫差爾特的時間顯然比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多很多。也許研究和教學工作太過枯索，我常常讓輕快愉悅的旋律，伴我度過研究室的枯索和寂寥。海布勒在二十世紀鋼琴演奏家中並非耀眼巨星，就像一個鄰家女孩，粗壯的身裁，村姑般的外形，殊不引人矚目，但我卻喜愛她演奏的莫差爾特鋼琴奏鳴曲全集，以及她和小提家謝霖(Henryk Szeryng)合作的莫差爾特小提琴奏鳴曲全集；或許正因為她的平凡，她是少數平穩安適度過一生的音樂家，而在她平凡的琴音中，我聽到了莫差爾特的古典樣式，一種更貼近我內心深處的聲音。
或許平凡正是我生活的寫照，每天讀書五小時，聽音樂三小時，每個禮拜上十二堂課，在研究室待六十小時，上山打三次網球，這就是我生活的節奏，有如四四拍子的慢板。音樂、運動和閱讀是我生活的基調，研究工作亦是尋常學術工作者的一般樣式，我喜愛這樣平淡的生活調子，就像海布勒和魯普(Radu LuPu) 的鋼琴演奏總是帶給我平凡的喜悅。
◎Radu LuPu演奏演奏的舒伯特鋼琴作品，總是帶給我平凡的喜悅。
由於兩位師兄李希特(Sviatoslav Richter)和吉利爾斯(Emil Gilels)名滿天下，魯普顯然受到愛樂人的忽略。我一直很喜歡他演奏的舒伯特鋼琴作品，包括鋼琴奏鳴曲、《即興曲》和《樂興之時》，事實上魯普演奏的舒伯特 鋼琴作品對我而言，一直是不作第二人想的。他演奏的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晚期小品，貝多芬《月光》和其他奏鳴曲，也是我相當喜歡的。魯普的琴音澄澈、透明，泛音豐富，充滿詩情，音色已登絕美境界。他和小提琴家郭德堡(Szymon Goldberg)合作的莫差爾特小提琴奏鳴曲，是除了謝霖和海布勒的組合，西格提(Joseph Szigeti)與霍索斯基(Miecszyslaw Horszowski)、塞爾(George Szell)的組合之外，是我覺得很值得一聽的莫差爾特小提琴奏鳴曲演奏。魯普因為有舞台恐懼症，因此演奏會不多，錄音亦不算太多，和兩位師兄李希特、吉利爾斯相較，名氣顯然不大，更遠在技巧未臻完美之境的魯賓斯坦(Artur Rubinstein)之後。但如果以音色而言，我可能寧選魯普而非魯賓斯坦。
平凡演奏者的錄音唱片，常常帶給我聆聽的喜悅，海布勒和魯普的鋼琴演奏，清澈淡雅的光輝，是我愛樂生活裡的小品散文，貼切而溫聲。
August 8,2006
August 2,2006
路思義教堂
到過東海的人，應該都對路思義教堂印象深刻，即使未曾到過東海，亦可能在風景明信片或旅遊指南上，看過路思義教堂巍峨的身影。那迎天挺立的姿態，彷彿向天空仰望，探索可知與不可知的奧秘。
東海學生不論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在生活上都與路思義教堂息息相關。上課的時候經過路思義教堂，下課時經過路思義教堂，約會時經過路思義教堂，只要在大度山生活，路思義教堂永遠陪伴著我們。
一九七七年，當我還是大一新鮮人的時候，參加了方舟書房的義工。不知當時自己怎麼會去當方舟的義工，我並不是基督徒，但好像就那樣很自然地去登記擔任義工，雖大部分義工都是基督徒，我也沒有覺得和他們有什麼不同。有時我也參加學校的學生團契，但終究沒有投向主的懷抱。一如後來有一段時間，我常到佛學社借書，閱讀佛經，甚至到學校的古籍室借大藏經般若部，從最粗淺的《心經》、《金剛經》到《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一路讀將下來，最後剩下《大般若經》，但終究亦未投身佛陀的懷抱。我想，在我內心深處是需要宗教的吧！或者說一種信仰的寄託，但我終究未有宗教信仰，雖然身邊總擱著一本《聖經》和幾本佛經，大部分時候我仍沈浸在自己的思維裡。
一九七七年平安夜，歷史系大三學長吳天泰因為參加東海聖樂團，要在路思義教堂演唱《彌賽亞》，託我為他錄音。我拿著手提收錄音機，坐在中間靠右第五排的位置，為《彌賽亞》的演唱錄音，那是我第一次在現場聽《彌賽亞》，當哈利路亞的歌聲自臺上傳來，整個教堂充滿著聖潔的氛圍，第一次我真切感受到基督的光輝。
一九八○年平安夜，我再一次到路思義教堂聆聴三年一唱的《彌賽亞》，這次是因為當時的女友在聖樂團，希望我去聽她的演唱。在子夜彌撒之前，我來到女生宿估外的鐘樓，敲鐘的是生物系學長老夫子，我問他可不可以讓我敲鐘？老夫子學長把繩子交到我的手上，並教我如何拉繩和放繩，好讓鐘聲有舒緩的節奏。我依著老夫子學長的指示敲鐘，當四十九響的鐘聲彌漫大度山，在大學畢業前的最後平安夜，鐘聲竟然是我敲的，我的心裡有一種奇特的感覺，說不上是什麼，那感覺卻在我心裡停佇許多年。
在東海念書期間，除了兩次平安夜的《彌賽亞》演唱，我真正走進路思義教堂的次數不超過十次，其中有三次是參加系際杯合唱比賽，兩次是參加系際杯詩歌朗誦比賽；另有兩次幫社會系和國貿系的詩歌朗誦比賽擔任伴奏。
一九八一年春天以後，大四即將畢業前夕，我常常坐在路思義教堂前的方形聖聖壇上，沈思冥想四年來大度山生活種種。
團契聚會已經結束，留下路思義教堂巍峨的身軀矗立著寂寞。
我坐在教堂前的方形聖壇上，癡癡地望著教堂發愣。從前我也曾坐在這裡，也許一個人孤獨地抽著煙，思念遠方的故鄉，也許身畔坐著女孩，談著永無結果的情愛；可是今晚有些不同，因為過些天我就要離開這山城到遠方去，心裡彷彿有許多話要對教堂傾訴，而教堂似乎也有許多話要對我說。
我望著教堂弧形的身軀向天空伸展，那教堂頂的十字架映在繁星的夜空裡，彷彿成了眾星之主。莫非除了引導人們走向道路、真理、生命之外，十字架也引導眾星走向天國？我看到星星在微笑，一下子如恆河沙數的星星似乎都成了天國的子民。而我呢？一個凡夫俗子坐在這裹，血液裡遺傳著中國，讀著血淚交織的近代史，思想著天道、人道的可及與不可及，茫茫然不知何所繫。每當我聽到聖樂團的同學們唱著「求仁與歸主，神聖本同功」的東海校歌時，內心就禁不住悸動；儒家的傳統在圖書館的線裝書和老教授的白髮裡，基督的精神在巍峨的教堂和莊嚴的鐘聲裡，我不知道自己該往那個方向走？是否西方的神和東方的聖可以結為一體？是否儒家成仁取義與基督愛人如己的精神可以融為一爐？我懷疑，我又想肯定；走進教堂卻不免在教堂外徘徊；手拿著線裝書又在圖書館外彷徨。西方的哲學家尼采宣布上帝已死，五四運動的浪潮要把線裝書扔到茅坑；然而，上帝死了嗎？儒家的精神已經喪失了嗎？我不敢說。因為我看到人們仍然上教堂做禮拜和禱告，我也看到仍有人為維護儒家的道統而努力不懈。除卻科學的物質文明之外，我
們似乎也未曾忘懷追求人文的精神文明，物質和精神本是相輔相成的東西，又怎能偏廢呢？正當我這樣想的時侯，教堂靈明清澈的玻璃透過微光，化做千萬個十字架在我眼前晃動，恍惚中耶穌血跡斑斑的身影在每一個十字架上，而身後的銅鐘化為千萬枝木鐸，宛如論語裡屹立的語句──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敲擊著我的心，整個人彷彿回到了歷史的緜延裡。
那是五百年前，西方世界正處於中古與近代之交的文藝復與時代，佩脫拉克等人扛起了人文主義的巨纛，使西方走出中古的漫漫長夜；舊時代的教會已死，代之而起的是馬丁路德、喀爾文等人的新教；在此一歷史性的再生時代，不論宗教、人文或是科學，都走出沈腐的舊窠而邁向新的生命，而此種新生命乃來自歷史上的希臘羅馬文化。當我們審視這些文化的同時，或許我們會發現文藝復興時代諸大師所提倡的人文主義，事實上並不是屬於希臘羅馬，而是屬於每一個時代的，此種再生的力量可以在每一個時代湧現。而歷史上重要的一剎那，偉大的發明、偉大的抵抗、人類偉大的文明，都能喚起我們的同情；也就是這種如得其情的心靈，纔能使我們把自己的生活溶入歷史，把歷史當做生活的註解。史家卡爾(E. H. Carr)在劍橋的就職演說中：「歷史是今人與古人間的心靈對話」；柯靈烏(R. G. Collingwood)在「歷史的理念」(The Idea of History)一書中則揭櫫「一切的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此種思想的歷更需要「將你心，換我心」的同情；亦即我們應當常用一種態度，將一切公眾的事實個人化，將一切個人的事實普遍化，那麼歷史就變成流動的、真實的，而我們的心靈也向深沈和崇高邁進。也許我們常常感慨生不逢時，懷想著美好的古代；然而，歷史上的古代對當時而言，豈不也是一種現代。如果我們用同情地了解來讀歷史，或者用歷史的眼光來看現代，就無所謂今古了。佩脫拉克看希臘羅馬文化與我們今天看並沒有什麼不同，愛琴海文化所崇尚的勇氣、公義、正直、毅力和優美的藝術、文化，今日仍為我們所喜愛，為我們所崇尚。在號稱科學的二十世紀，我們仍然追求人文的精神文明，甚至向希臘人追求的完美之境(Aretê)邁進，重要的不是處於什麼時代，而是人類的心靈否仍秉持對真理的執著與熱愛，是否仍追求生命的完美之境。當我們的心靈行遊於歷史的範疇，我們看到每一個時期總有些稀有的、不可理解的靈魂出現在我們之間，向我們啟示大自然裡新的事實；雖然那句「太陽底下無新事」的名言常響自我們心底，可是當我們發現日月山川亙古以來存在著，給予人類不同的啟示，可以是「挾泰山以超北海」的豪邁，也可以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嗆然而淚下」的感時憂世；而這些啟示隱藏在山川日月的流動和人類的死亡與永生裡，過去的已成為歷史，未來的仍待我們去追尋。
當我的思想在歷史裡馳騁時，夜已經很深了，黑黯籠罩著山城；一陣山風襲來，不堪單薄的衣衫冷峭。我擡頭向天空仰望，不知何時星星已經轉移了，耀眼的獅子座連帶著春天三角形已偏西，天琴座和北十字緩緩升起，我想起佛經裡所說如恆河沙數的大千世界，也許對整個宇宙而言，地球不過是一粒微渺的沙塵，而我是地球上一個微不足道的凡夫俗子，也曾為物換星移感慨，也曾恣狂地以為沒有我便沒有星星、天宇的存在，然而自卑和自大又怎能填滿空洞的慾望？當我讀到「觀自在菩薩性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室，舍利子，色不異室，空不異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時，方知一切的存在都是虛幻，而一切幻象亦都是真實的存在，我又何必去計較宇宙的浩瀚和感慨自我的渺小？也許人的一生都要經歷過純真與正義的希臘時期，也要經歷感慨宇宙變幻的哲學時期吧！當我們心思希臘的力與美時，我們已經成為希臘人了；而當我們心思佛家的八萬四千法門或康德的理性世界時，我們乃成為一個哲人，思想宇宙和人生的過去與未來；然而，希臘人和哲人不過是生命歷程的階段，當我們吃飯、睡覺，經歷喜怒哀樂和生老病死的時候，我們乃是一個真實的人，真實的生命；這些不同的生命向度時時在心裡交戰，也許能融為一體，也許衝突一生；但是生命的事又有誰參得透？又有誰能逆料呢？
天空的星星在對我微笑，人和星宇彷彿水乳交融地可親；教堂的兩扇壁弧形地向上伸展，彷彿要擁抱整個天空；我想著科學與宗教的結合，科學可以使宗教更莊嚴，宗教也可以引導科學走向人類偉大的愛，誰說宗教與科學是相對的呢？當愛因斯坦寫下他有名的相對論時，他依然是一個虔誠的教徒，當史懷哲在蠻荒之地的非洲行醫濟世時，他內心不也充滿著基督之愛麼？縱使我們在白天高喊著這是科學的時代，是物質文明勝過精神文明的時代，然而，每當午夜夢迴，我們不也相信宇宙間有一冥冥中的主宰？在槍砲聲中，我們依舊聽到有人高呼人權；在物慾橫流的世界裡，我們仍然看到有人在維護固有的倫理精神；縱使我們常常遺忘童幼的純真，縱使我們走在熙攘的街道中，我們內心深處的聲音仍常常告訴自己要追求人生真、善、美的境界。當我們審視這些時，是否也常常會有一種屬於宗教的、高貴而神聖的情操？或者我們可以這樣做一假定，宗教是指引人生的燈塔，當船在人生的大海上航行時，我們不時地會遭遇暴雨颱風、急流暗礁，每當我們感到疲憊困頓時，燈塔就在前方引導我們，指引我們走向避風的港灣；在生命的航行中，我們常常需要這樣的燈塔和港灣，那麼，宗教大概就是最好的寄託吧！而此種心靈的寄託在孩童或老者的身上最易展現，當我們還是孩童的時候，跟著母親上教堂做禮拜，跟著母親上廟進香，虔敬的心情勝過多少解釋聖經或佛典的卷帙；當我們漸漸長大，我們懷疑上帝、神佛的存在，我們以為自己就是一切是非的主宰，如同希臘時代詭辯學家所說的「人是萬事萬物的準繩」，於是我們開始反叛，也許投入另一宗教，也許就此離開宗教。經過了半生憂患，直到年老白髮皤皤時，我們已歷練過許多人世的苦難、坎坷，於是了解到把一切不可知的交託給上帝、託付給神佛，回到孩童時的純真，向宗教皈依。然後安穩地度過平靜的歲月，走向死亡的墳墓。
想到這裡，我不禁往左邊的兩堆小土丘看去，那是兩座墳墓。據說未建教堂前，附近是一片墳場，建教堂的時候，工人乃將它們遷到東海大學對面的公墓去，唯獨這兩座無人認領的墳墓，每當工人的鋤頭或鏈子敲在上面時，那位工人就手足無力、四肢發軟喊肚子痛，接連幾個工人試過都是如此，於是沒有人敢再去遷移它們，便這樣留了下來。或者這就是中國人對土地的依戀吧！我們不是常常說葉落歸根嗎？既歸了根就不再遷移，來自泥土的必將歸向泥土，不是嗎？更有那遠行的人離開時帶一包故鄉的泥土，這是否也是一種對土地的深愛呢？兩座小土墳在樹下依依顧戀不忍離，又何必將它們遷移呢？或許在二十世紀的今天，我們已經被科學衝昏了頭，早已遺忘了冥冥中還有一主宰，冥冥中還有許多不可知、不可解的世界。縱使試管造出了生命，人類已向太空發展，核子武器的效力可以毀滅地球無數次，然而我們切切不可忘記，科學不是萬能，有很多事並不能用方程式或符號來分解、記錄；有許多東西並不是分子或原子能解釋清楚；這種種的不可知或許就是宗教和人文精神屹立不搖的根基吧！想想，宇宙間有多少此種不可知、不可說的神祕存在？那麼，在我們高唱科技文明的同時，不也需要宗教的天道和倫理的人道來相輔相成嗎？我們很難想像，拋開人文精神和宗教的依託，屬於地道的物質文明是否能夠單獨存在？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翻開歷史，我們看到許多偉大的科學家，他們在本位的工作之外，仍孜孜不息地追求著人文和哲學的向度，愛因斯坦在寫下E=mc2的同時，並未忘懷探索人類存在的目的；羅素研究邏輯的腦袋裡裝滿多少人類何去何從的關懷，歷史上許多前人的例證都在告訴我們，科學、人文與宗教的不可偏廢，我們處在二十世紀的今天仍然如此，並不因時代的改變而有所不同；那麼，在我們追求科技文明的同時，不也仍然要拓展我們的精神向度嗎？而拓展精神向度或許就是人文倫理和宗教信仰的再生力量了。
夜已深沈，露水濕重衣衫，山城的燈火已然消逝，路思義教堂籠罩在薄霧裡；我站起身子，再次地向教堂頂的十字架望去，那十字架映著晶瑩的星輝，是如此的清澈靈明。我拂去髮上和衣上的露水，露重更深，是該離去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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