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y 17,2006 12:32

大度山的風,吹動我的青春夢(下)

 

  二時,林載爵老師甫從軍中退伍,廿七歲,簇新新的講師初登板,我是他教的第一班學生,此後林老師常說我是他的開山大弟子。林載爵老師教中國現代史,和一般教中國現代史的老師強調政治軍事史略有不同,林老師特別強調學術思想層面。一九七九年恰逢五四運動六十周年,汪榮祖教授編了一本《五四論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七九),我們上到五四運動時即閱讀這本論文集的文章,教科書則是張玉法老師新出版的《中國現代史》上、下(台北:東華書局,一九七八)。張老師的書因為稱蔣介石為蔣中正,後來曾被禁了一段時間,東華書局的老闆還被主管單位約談,其後才又解禁。一九七○年代的台灣,尚在戒嚴時期,書裡提到蔣介石要寫「蔣公」或「先總統蔣公」,寫「蔣中正」是不允許的。其實就歷史而言,寫「蔣介石」或「蔣中正」,完全符合史實,因為北伐和抗戰時期,蔣介石還未當選總統,不會被稱為蔣公或先總統蔣公,但戒嚴時期就是這樣,很多事沒什麼道理好講。我退伍後到政大歷史研究所就讀,修習張玉法老師的「中國現代史料分析」,嗣後維持長久的師生情誼,常向張老師請益。我的博士論文亦因張玉法老師主編東大圖書公司的現代史叢書,因而得以順利出版(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五)。

  林載爵老師上課內容頗為豐富,亦新鮮有趣,尤其有關學術思想部分,開啟我後來的研究興趣。林老師的課除了考試之外,必須寫學期報告,我的學期報告題目是〈吳宓與新文化運動〉,一個大二學生的報告,寫得當然是鴉鴉烏,但我的博、碩士論文,都環繞五四時期與後五四時期的現代中國史學,最初即受林載爵老師之啟蒙。

  林載爵老師除了任教東海歷史系,同時亦任職聯經出版公司。我因為在學校賣文史方面的書,賺一點打工錢,林老師介紹我和當時聯經出版公司的業務經理劉小備聯絡,故亦兼賣一些聯經出版的書。一九七○年代的台灣歷史系,每一個年級都會有同學打工賣文史書籍,一代傳一代。我大一時洪範書店剛創辦不久,創辦人之一的葉步榮大哥,是父親地主葉阿禮的大兒子。我大一寒假時,小哥葉步雄說步榮大哥在開書店,問我有沒有興趣替洪範在學校賣書,書店給我六折,我賣七折,賺一成的經售費用,因而開啟我大學時代的賣書生涯。其後在高我兩班的沈標五學長手上,接下九思出版公司駐校代表(九思出版公司後來改名為里仁出版公司,負責人為徐秀榮,是我小姑媽家二表哥溫雙民在淡江大學歷史系的同班同學);又在高我一班的學長李明賜手上,接下華世出版社駐校代表(華世出版社老闆奉壘泉,是東海歷史系的老學長)。因此,我從大一到大三期間,主要的打工即在文學院賣文史書籍,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當時所謂禁書,即一九四九年以後,留滯大陸學者、作家所寫的書。

  大二上學期結束前,林載爵老師要我在寒假期間撰寫李守孔教授《民初的國會》書評,說因為張玉法老師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缺這本書的書評。我用三孔橫線筆記本撰寫這篇書評,後來這篇書評居然真的收入張玉法老師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民初政局》(台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八○)。這是我第一篇正式發表的學術論著,雖然祇是一篇書評。我到政大讀歷史研究所碩士班時,修蔣永敬老師的「中國現代史研究」,蔣老師在課堂上要同學讀這篇書評,並且問我:「這篇是不是你寫的呀?」我低下頭嚅嚅地說是,全班同學轉過頭來看我,當時我臉紅得不知說什麼才好。緣於林載爵老師指定我寫這篇書評,使我提早接觸歷史論文書寫,而今想來,對林老師實充滿感激之情。一九八七年我任職聯合文學出版社叢書主任時,林載爵老師赴英國和美國進修歸國,接任聯經出版公司總編輯,和我在同一棟大樓上班,林老師在七樓,我在六樓,有一段時間我膺林老師之命,幫聯經出版公司處理一些文學書的版約和編輯事宜,時間前後約一年多,到一九八九年秋天返回政大歷史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方始結束這段短暫的合作關係。

  「西洋現代史」是大二的必修課,周仁華老師教的。周老師講話有濃重的閩南腔,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將「降落傘」譯為「落下傘」。周老師在澳洲取得博士學位,一派書生,木訥少言,上課規規矩矩,很少離題,雖然說不上精采,內容倒是樸實無華。

  大二時選修蔡學海老師的「魏晉南北朝史」。蔡老師畢業於台灣師大,在東海歷史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後留系任教,上課時一手齊整的板書,講課慢條斯理,極為清晰。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混亂的年代,蔡老師總能如庖丁解牛般講得肌理分明。課的內容說不上深入,至少講得淺出,讓初入歷史系之門的我們可以按圖索驥。大三時再修蔡學海老師的「中國史學史」,一樣是條理分明,按步就班。後來有機會讀到蔡老師的論著,和他上課的條理分明如出一轍,始知文如其人,誠不我欺。

  大四的班導師是呂士朋老師,呂老師在我大二時已經當過我們班導師,這是二度相逢。呂老師彼時約五十上下,精力旺盛,不僅在歷史系教書,亦擔任學校夜間部主任,極為忙碌,但和我們相處甚為融洽,就讀東海歷史系的四年期間,除了大一班導師劉必達老師之外,和呂士朋老師相處的時間最久,情誼彌篤。我退伍後到政大歷史研究所就讀,有多位師長來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如張玉法老師、王爾敏老師、李國祁老師,均為呂士朋老師舊識,在許多學術會議的場合,會與呂士朋老師相遇,提及東海種種,倍覺溫馨。就讀博士班和取得博士學位返回政大歷史系教書,在多學術會議與呂士朋老師共座論學,學術會議的宴飲場合,與呂士朋老師同歡相坐,杯觥交錯,其樂也融融。

  東海因為很早就實施通識教育,大二時要修兩門人文通識,一門社會科學通識。人文通識修「歷史哲學」,由陳曉林老師和傅佩榮老師擔任。陳曉林老師那時剛譯完湯恩比(Arnold Toynbee)的《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簡明本)(台北:桂冠圖書公司,一九七九),上課用湯恩比《歷史研究》、史賓格勒《西方的沒落》和卡耳.波普(Karl Poper)《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為教本。歷史哲學非歷史學範疇,但又不能說討論歷史哲學的學者非歷史學家,其間有相當大的扞格。有許多人喜歡討論歷史哲學問題,但對歷史學工作者而言,鮮少有人鑽研其中,因此,歷史學工作者對歷史哲學的認知,和一般人其實是差不多的。大部分研究歷史哲學者屬哲學專家,而非歷史專家,這一點常常很難說得清楚。我的研究範疇為史學史、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惟稍偏向學術思想史,很容易遇到朋友和我討論歷史哲學問題,坦白說,我的認知實在很薄弱。大二時修陳曉林和傅佩榮老師的「歷史哲學」,課程亦歸類到人文通識,而非歷史系本系的課程。陳曉林老師當年討論瓊瑤小說的一篇〈覆霄霄〉,曾膾炙人口,散文集《青青子衿》亦洛陽紙貴,是那一代文藝青年的基本書目。我也讀過陳老師的《青青子衿》,但陳老師上課有點嚴肅,與其流暢文筆殊不相侔。我念碩士班時在《聯合文學》打工,陳老師剛離開他創辦的《聯合月刊》,調到聯經出版公司當顧問,並且擔任《聯合報》主筆,聯經出版公司和《聯合文學》都在聯合報系第三大樓,我常上樓向陳老師請教問題,陳老師都客氣地指點迷津。而當年我在課堂上和陳老師互動極少,和陳老師的互動,是在大學畢業多年以後才重新開始。

  傅佩榮老師上課的內容更向哲學傾斜,他的著作淺白易讀,真正上起哲學課來,可不是那麼回事,邏輯、推理,和一些哲學基本觀念,讓我們這些未受過哲學思辨訓練的大二學生難窺其堂奧。我不知該慶幸還是傷悲,因為我大學聯考的另一個志願是哲學系,如果考進哲學系,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會受到比較良好的思辨訓練,或者就算進哲學系也沒有用,因為我壓根兒不適合念哲學。有些事情就是這樣,過了這個村就沒那個店,從那時以後,我再也沒有作過我的哲學夢。二年下期修蘇景星老師的「西洋哲學」,因為這門課祇有一學期,講些西洋哲學概念,課程就結束了。印象裡蘇老師人很和氣,對學生很好,可惜蘇老師教的「西洋哲學」,經過這許多年都還給他了。大三時旁聽謝扶雅老師的「宗教哲學」本來想選課,後來祇是旁聽,上課用他自己寫的《宗教哲學》當教科書。謝扶雅老師當時年紀已經很大了,我想應該超過七十歲,身裁極乾瘦,滿頭銀髮,精神奕爍,上課時慢條斯理,令人如沐春風。

  社會科學通識我選修《社會學》,任課的施賡邨老師是小學校長,在東海大學兼課,用龍冠海的《社會學》當教本。上課時間本來安排在星期二下午七、八節,但因施老師在小學當校長,到東海上課不便,於是把課調到晚上七點到九點。調課以後我很少去上課,因為覺得不合理。期末考時,施老師給了我五十分,下學期開學前補考(那時還有補考制度,成績五十分以上可以補考,但必須沒有被二一或三二,三二直接退學,二一不能補考,但可以繼續念,除非再度二一,否則不會被退學)。補考成績仍是五十分,我認為施老師根本沒有看考卷,因為期末考時一些同學的答案,根本是我給的,他們反而都高分通過。我被當掉純粹是因為我沒去上課,而我不去上課的原因,是施老師把下午七八節的課調到晚上,而這門課卻成為大學時代唯一被當的課。大三時我到社會系修孫清山老師的社會學,那是開給社會系學生的專業科目,上下學期六學分。孫老師課上得很好,後來我才知道他研究也做得很好。於是我就用社會系六學分的社會學,代替通識課程兩學分的社會學。大三那年我同時選修社會系的心理學,同樣是上下學期六學分,所以我和低我兩屆的社會系同學,每個禮拜一起上六節課,上了一整年,和他們一起上課的時間,比我原來歷史系的同班同學還多。

  大三時,「史學方法」為必修課,吳劍雄老師教的。吳老師是香港僑生,在台大念完大學部和碩士班,赴美攻讀博士學位,在匹茲堡大學師從許倬雲教授,研究美國華人史。吳劍雄老師上課很少講課,除了開學前幾周講一些歷史學研究的基本原理原則,接下來就是同學上台報告。一九七九年杜維運老師的《史學方法論》初版甫上市,同學率皆人手一冊,但吳劍雄老師上課並不講那些內容,而是講解論題選擇,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的關連性,論文書寫、注腳格式等基本方法,方法和方法論談得很少。我的報告題目是〈台灣自耕農研究〉,用一些統計資料,參考許信良、張俊宏等人主編的《台灣社會力的分析》,就寫將起來,內容浮淺而薄弱。

  由於吳劍雄老師是香港僑生,未曾服過兵役,擔任我們大三的班導師,不了解男生的操行成績要八十分以上,才可以報考預官。班上男生平常調皮又不用功,吳老師將許多男同學的操行打七十幾分,大夥兒擔心不能報考預官,於是和吳老師相約去找他喝酒,名義上說是喝酒,其實含有談判的意味。大三下學期開學不久,一個春天的晚上,江松州帶領我們六個酒量尚可的男生,到吳老師林樹間的宿舍,吃著乾食,喝著啤酒。酒酣耳熱之際,江松州向吳劍雄老師提起我們的困境。吳老師坦承他不知道報考預官的規定,並承諾下學期操行分數會打高一點。我不記得後來吳老師是否把我們的分數打高,至少大四時班上男生都可以報考預官。但我這一屆手氣實在不好,前一年預官的錄取率是百分之七十幾,到了我們這一屆降為百分之三十幾,班上十一個男生只有三個考上預官,兩個是政戰官,一個是步兵排長,那個考上步兵排長的就是我,因為沒有加入國民黨,不能選政戰官科。雖然也有國民黨員分配到步排,但非國民黨員則不能選擇政戰,彼時的軍事系統就是這樣,要到二○○○年政黨輪替後,始取銷這項規定,而那時我已經退伍十七年了。因為班上只有三個人考上預官,還在服役的學長們返校,把我們用力地嘲笑了一頓,我們一方面覺得有點丟臉,另一方面也提出反駁,說錄取率降低到前一年的一半,當然難考多了。而今想來,考不考得上預官其實又有什麼關係,但在那個年代,類似這樣細碎的小事,居然也可以被當作議題討論。

  大四必修課「西洋史學名著選讀」,是劉必達老師教的。大一時他教我們西洋通史,大四時重又相逢。西洋史學名著的教科書是Peter Gay編的Historians At Work,內容是西洋史學名著的選文,從修西底斯《伯羅奔尼薩戰爭》到吉朋《羅馬帝國興亡史》,每一本書選一段。因為是史學名著,有些英文頗深,讀得我們辛苦極了。

  大四時選修政治系江澄祥老師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江老師從東吳大學來,他是東海政治系畢業的,在美國哈佛大學取得政府系博士,返臺後在東吳大學政治系任教,每周到東海上中國政治思想史。江老師講課有點像上研究所課,分析深入而進度緩慢,上了一個學期還在春秋戰國時代。一整年的課上下來還在秦漢,魏晉以後付諸闕如。江老師指定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為教科書,但上課內容並不依據該書,而是講他自己的。江老師上課時偶爾會說些題外話,諸如他到哈佛大學念書的經驗種種,頗為親切有味。但因當時我已大四,修完一年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就畢業,此後除了偶爾在學術會議手冊上或報端看到江澄祥老師的名字之外,一直未曾與江澄祥老師重逢。我想,江老師也不會記得我這位到政治系選修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歷史系學生。

  一九七七年秋天我初入東海大學時,校長是謝明山,他是一個不太管事的校長,教授們研究教學極為自由,學生們在校園裡亦是放牛吃草,頭髮留得長長的,穿著T裇和牛仔褲,腳上趿一雙露指涼鞋,在校園裡隨意晃盪著。一九七八年夏天,學校董事會決定聘請當時警官學校校長梅可望擔任東海大學校長,校園裡一時間風聲鶴唳,學生們強烈反對,我也在這群人裡面。當初填寫志願時,乃為東海的自由學風而來(我大學聯考的志願,在東海之前祇填了台大,對當時有黨校之稱的政大,和訓練中學師資的台灣師大,均末列入志願),現在居然來了一位警官學校校長,心理的抗拒之感可想而知。

  梅可望校長接掌東海校務之後,先是在約農路口琴橋附近設置柵欄,不准機車進入校園。我們就乘夜黑風高時,拿鋸子鋸斷竹柵欄。竹柵欄鋸壞之後,校方改為鐵柵欄。我們找不到可以鋸鐵的鋸子,只好作罷。我初上東海時,校長公館沒有籬芭,同學隨時可以到校長公館的林樹下烤肉或談戀愛。黃昏以後,林樹下只見一對對情侶喁喁私語。梅可望校長找人圍起竹籬芭,不准學生進入校長公館。我們拿開山刀,將竹籬芭劈掉。梅校長找人裝上鐵絲網,我們找來油壓剪,將鐵絲網剪斷。最後梅校長找人砌上水泥牆,牆上裝上鐡絲網,我們只能徒呼負負。坦白說,當時也不知自己怎麼會和同學們一起起哄,跟新校長對幹。梅校長甫上任,亦未做什麼不得了的事,我們就硬是要找他麻煩。倒是一九七九年,我大三時梅校長到歷史系舉行師生座談,我們在會場與梅校長真的拍桌對罵。師生座談會時,有一位大二的學妹舉手發言,略謂考大學時,我們許多同學都把東海排在前面的志願,現在招收轉學生,一些同學很容易就轉進來,讓人覺得很沮喪。梅校長答覆說招收轉學生,吸收優秀的學生進來,對學校是有幫助的。系上有一位老師為校長幫腔,說招收轉學生是「拔尖」,將別校的好學生拔到東海來。我坐在右邊靠窗的位置,實在聽得忍不住。東海在一九七八年之前,是不招收轉學生的,我們這一屆是第一次招收轉學生,一九七九年是第二次招生,該年系上預計招收十名轉學生,祇有七位報名,全部錄取。於是我舉手發言,質問梅校長和幫腔的系上老師,七個人報名,錄取七人,算什麼拔尖,根本是在撿垃圾。梅校長生氣得拍桌子,問我叫什麼名字,講話怎麼這麼粗魯、沒禮貌。系主任張天佑忙出來緩夾,勸校長不要生氣,說什麼學生不懂事之類的。我漲紅了臉坐在那裡,和梅校長大眼瞪小眼,他生他的氣,我生我的氣,誰也不怕誰,我腦海裡閃過《水滸傳》裡花和尚魯智深的話:「你把洒家的鳥咬去!」(我的朋友劉季倫兄說那個「鳥」要讀作「屌」)會場氣氛一時間凝固在那裡。後來不知系上老師提了其他什麼問題,才化解僵局。

  班上同學真正對歷史有興趣者無多,大部分是依據聯考分數分發進來,比起前後屆的學長姊或學弟妹們,我們這一班後來繼續從事歷史學研究的很少。有幾位大學畢業後到中學教歷史,大部分同學轉行做別的行業。江松州退伍後做醫療器材,開了一家醫療器材公司;鄭介偉退伍後回南投縣集集鎮,與初戀情人阿枝結婚,育有一女二子;退伍初期在新光保險跑業務,其後擔任南投區經理;鄭梧桐在他姑媽的公司跑業務,主要產品為化學材料;陳毓燦做過里幹事,其後在國中總務處任事務組長;林明烽回高雄茄萣,有時在學校代課,有時在補習班教書,漂泊不定;孫德發退伍後任職情報局,二○○五年退休領終身俸,返竹南老家閒散養老。

  女同學往來較少,畢業後狀況大部分不甚清楚。張碧嫆畢業後到維也納學音樂(聯考時她本來要考音樂系,結果進了歷史系),返國後在台中開了一家音樂班,極為成功。張惠珠在貿易公司做事,獨當一面,事業極為成功。許玫嬌大學畢業前即已考上公務員,任職嘉義國稅局;張維德任職公家機關;薛秀美修國小師資班課程,在小學任教。甘芳蘭和我是少數讀歷史研究所的同學,甘芳蘭在東海歷史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後赴美,不知是否繼續讀歷史,或從事其他行業。林鶴玲赴美,在UCLA取得社會學博士,返台後任教於台大新聞研究所,後轉到社會系任教。劉思妙大學畢業後,到嘉義香光寺出家,其後赴日攻讀佛學博士。

  三十年的雨露風霜,同學們棲息於各行各業,有人大展鴻圖,有人自適安穩,只有我在歷史學界糊一口飯吃,乞食講堂,繼續年少時的讀史學文之夢。

 

  • pangmf 發表於樂多回應(2)引用(0)歷史帶我去旅行編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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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長您好 我是96級的歷史系學弟 借您的好聞轉發
    | 檢舉 | Posted by eric at June 18,2013 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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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at July 10,2013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