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鶴台灣

本文為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生林麗如之碩士論文研究之附錄，因文長分長多次刊載。

感謝出版社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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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鶴專訪（一）

問：筆名舞鶴「跳舞的鶴」取自意象的美，有什麼樣的自我期許？
答：一九九一年秋天，我從淡水回台南，租住在竹溪寺前面的一個屋子裡，整理＜逃兵二哥＞準備發表，突然而來的靈感，讓我選擇了「舞鶴」做為筆名。當然，在這之前，我知道花東縱谷阿美族部落有舞鶴台地、舞鶴村，可能是日據時代命名；日本本州則有舞鶴市、舞鶴灣；此外，三島由紀夫《金閣寺》裡，有一個少年每當心情鬱悶，都會去舞鶴灣看夕陽。這些都是我早就知道的，但取舞鶴為筆名，與這些都沒有關係，只是一種直覺地採用，所肯定的是意象之美，以及字形本身帶來的美感，其他並沒有過多的想法或是期許。　

問：前衛叢刊的發行年代和停刊時間？您擔任的職務是？談談您的工作經驗。
答：《前衛叢刊》創刊於同仁刊物盛行的年代，一九七八年我和大學同學、學長，基於對文學的熱情，幾個朋友自行辦了這個刊物，我掛名社長，張恆豪是發行人，許素蘭是主編。原本我們想辦雜誌，但是因為登記上的麻煩，還有出版法規定的嚴格，所以改用「叢刊」名義發行，可以不定期出刊，但是出版三期之後，因為經費和發行的不易，在一九七九年就停刊了。

第一期和第三期我個人分別發表了＜微細的一線香＞和＜十年紀事＞，第二期我和張恆豪到鹿港邀到宋澤萊《打牛湳村》的第二篇＜糴穀日記＞，第三期登了張良澤翻譯、龍瑛宗作品＜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這段期間，我在師大國文所的課都已修完了，這個短暫的雜誌編寫其實談不上工作經驗，純粹是基於文學熱情而已。

問：《文學台灣》創刊與＜逃兵二哥＞的發表年代都是1991年，之後您的作品幾乎都發表在《文學台灣》，合作因緣是？
答：《文學台灣》前身是《文學界》雜誌，《文學界》在七０年代辦了七年，重鎮在高雄，當時陳冠學的《田園之秋》及東方白的《浪淘沙》後半部就是先在《文學界》連載（《浪淘沙》前半部在《台灣文藝》發表）。當時鄭烱明是《文學界》的發行人，陳崑崙是春暉出版社負責人，他們在《文學界》停刊四年之後，決定重新出發，在一九九一年創辦《文學台灣》，雖然還是延續鄉土文學路線，但編輯群內部做過一個檢討、調整，希望新雜誌能夠容納更多元的創作。

和《文學台灣》的合作因緣起於出淡水那年，自己決定重新發表作品，回台南時有朋友提到《文學台灣》要創刊的事，我問了電話，打給鄭烱明詢問發表的可能性，之前自己也不認識他們，稿件通過審核後發表，＜微細的一線香＞入選《六十七年度小說選》（爾雅）、《一九七八年台灣小說選》（前衛），從此便習慣把作品投給《文學台灣》。　

當時《文學台灣》主編是彭瑞金，葉石濤也固定參加編審會議，由於在《文學界》時期是沒有稿費的，我把稿子給《文學台灣》時也不知道會有稿費。這個階段的我，對於發表沒有過多的企圖，只要有園地發表就很好了，並不在意稿費的問題。很幸運地，在＜調查：敘述＞和＜拾骨＞發表之後，鄭烱明寫信給我，希望我可以放手去寫，他們都願意登。這番話對於當時渴望發表自由的我，無疑是最大的需要，我個人感到很幸運，寫作不必受到編輯的審稿，於是這時寫出了＜悲傷＞。另一方面，我也考量過自己的作品並不適合刊登在報紙副刊，所以當時並沒有接受報紙的邀稿。　

問：近期您似乎比較常在《印刻文學生活誌》亮相？　
答：初安民是我成大的學弟，有和我談過是否去印刻出版作品，我從元尊到麥田都是基於完全的寫作、發表自由，陳雨航也這樣告訴過我：你盡量寫，麥田要出你的書，但並不以賺錢為第一考量。和麥田多年的合作有非常大的自由度，所以，我不覺得換出版社是重要的事。

和印刻的合作，是起於一場和朱家姊妹的對談，我受邀出席朱西甯先生過世五周年的紀念會，我在發言時提到，寫作《舞鶴淡水》時有一段時間，時常「看見」朱西甯，我會在上午寫作的時光，看見朱西甯從書桌前走過，這當然是一件很離奇的事，但因為是事實，所以我就說了出來。

我在心裡自我發問過很多次：怎會有這種事？我猜可能是從高中以來閱讀朱西甯所產生的困惑一直在心裡未能解開，我的問題是：朱西甯的小說從一九七二年開始筆調變了，身為一個長期閱讀朱西甯的讀者，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讓朱西甯的筆鋒轉變，這個問題一直在心裡，直到自己知道胡蘭成來台正是一九七二年，自己也覺得一切有著說不上來的連結。在這場紀念會之後，我和朱家姊妹成了朋友，在印刻上的對談也是基於熟讀雙方的作品建立而來。　

關於文學刊物的選擇，對我而言，沒有背景的分別，我所支持的是文學性刊物，對於認同的問題，我採取的態度是希望自己盡可能去了解，但不一定去認同，如果有人邀請我做一些自認做不來的事，我還是會拒絕。

問：同於一九九五年出版的《詩小說》、《拾骨》，哪一本才是您的第一本小說？
答：《詩小說》是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出版的，《拾骨》是春暉 出版，我的第一本書是《拾骨》，因為《拾骨》在一九九四年就完成了，出版社也都已排好版，但是為了等封面設計，所以才會兩本書同年同月出版，純粹是巧合。

問：在謝肇禎訪談中，您提及淡水十年間，唯一的收入是幫遠景翻譯《白璧德》，拿到八萬元翻譯費，並說如果知道會有淡水的十年空白，你不會這樣選擇。後悔過嗎？
答：現實生活裡，一個人不可能知道面對即將而來的十年空白，還這樣毫不猶豫地選擇，畢竟這是不切實際的，但這一切全非我事先規劃而來，而是完完全全沒預期到的。在這十年之間，有兩位資助我的女性會固定來淡水看我，她們彼此也熟識，這種支持十年卻看不見成果的情感，已不是一種期望我有所成就的想望，而是有很深的感情基礎，這背後情感的因素讓我可以在淡水過這樣的生活。我直到四十歲還在決定要不要再走文學的路，經過淡水簡樸的生活之後，我的內在全變了，沒有後不後悔的問題。　

問：您作品裡透露出母親與您的親密，談談母親對您的影響。以及童年生活對您創作最大的影響是？
答：我的家庭並非書香世家，只是普通的小家庭，我十八歲之前都在嘉義成長，因為內外祖父都是台南人，所以，回台南的時間和機會很多，整個童年到成長過程都是單純、順利的，家裡大小事全由媽媽決定。舉一個例子來講，我在大一決定休學時，爸爸第一個反對，但是媽媽只開口說了句「順他的意」，爸爸便沒有再堅持了。媽媽是個有能力，很大器的女人，把家裡照顧得很好、　很足夠，對於家裡小孩的生活教養非常嚴格、重視，也因如此，在我十八歲那年，媽媽過世，我非常不能接受。

如果說，我的人生有什麼所謂的創傷經驗，這是真正第一個創傷，母親因為中風過世，讓家庭生活一夕之間突然崩潰，我花了很多年克服這個痛，也因此作品裡不斷出現母親的影子。

＜拾骨＞正是我個人的經驗，為母親拾骨也是我一人完成的，在為媽媽拾骨五年後我才寫出來，下筆時很自然就產生了韻味，關於寫作韻味的問題，我認為＜悲傷＞延續了＜拾骨＞的韻味；《餘生》也是有韻味的，我在散步時，東西會自然而然進來，一旦清楚可以寫、沒有滯礙時，通常可以一氣呵成。另外，像＜調查：敘述＞、＜逃兵二哥＞，因為有主題壓在那兒，所以，韻味不容易出來。　

問：《亂迷》重寫的原因？出版策略是？是第一次重新修改已發表的創作嗎？
答：去年，出版社寄了一本二００五年一月出版、澳大利亞小說家彼得‧凱瑞（Peter Carey）的得獎書《凱利幫》，由孟祥森翻譯，彼得‧凱瑞是二度獲英國布克獎的小說家，我讀了之後，大為喜歡，因為他也是放入大量的歷史、也只使用句點，他使用長句，頂多是兩行才有一個句點。長句的優點在於把三句濃縮成一句，在這個濃縮的過程裡，寫法自然會有所轉變，三句和一句的效果不同，成為一句之後，新的筆法就出來了。　

我個人雖然有過整整一頁才出現句點，甚至《亂迷》也早在二００三年動筆，但是既然有人使用同樣的形式了，我還是決定重寫，避開雷同性。所以，我決定拿掉全部的句點，重新調整，以分行來間隔，重新翻寫事實上是更費功夫的，加上我不使用電腦，一字一字謄寫，更費時。

我非常重視寫作上的構句，尤其講究文字意象，多數創作者在這方面並未創新，但文學形式的創新是我有自覺要追求的，我往往先設定形式上的策略，才開始動筆，其實很多形式上的創新作法在法國新小說中已經使用得很多了，只是一般讀者不知道。

問：談談＜將軍的臨終＞、＜安那其的晚年＞寫作背景。
答：二００四年我去了一趟美國，參加哥倫比亞大學舉辦的「東亞文學翻譯研討會」，有日本、韓國、大陸和台灣的學者、作家出席，會議結束後，我在美國待了一個月。這段期間，我竟然在紐約遇到我的讀者，其中有一位是將軍的女兒，她曾經在民進黨擔任過助理，一直從事社會運動，她帶我去下東村，那兒更破落、更貧窮，我參觀了無政府組織和一些小劇場。

＜將軍的臨終＞寫到總統大選前後發生在她家裡的真實故事，我從美國回來之後，都寫在筆記裡，因為向國藝會申請長篇小說寫作計畫補助，推薦函要附五千字，所以，我從筆記裡整理兩段出來寫成＜將軍的臨終＞及＜安那其的晚年＞。

《某人一生》是在《亂迷》之後，我要寫的長篇，時間橫跨二０年代到八０年代的某人一生，其中也會談到二０年代的無政府主義。

問：您的田野是到當地去過一般人的生活，接下來田野的計畫是？
答：東海岸的阿美族有十七萬人之多，我在二００二年前往東海岸居住一年，回來之後，先寫《亂迷》。最近還是陸續有去，因為在台東和花蓮之間的部落還沒有人寫，但是這範圍太大了，我會縮小範圍來寫。其中，資料的難以收集是比較令人憂心的，畢竟口傳文化沒有文字，資料有限，加上流失又快，連當地人也只能片面了解自己的文化，所以，在這部分的田野，我花了更多時間去閱讀相關的文獻及數度走訪東海岸阿美族。

剛才提到的《某人一生》，因為時間設定在二０年代到八０年代，人物以台南某人為主要背景，所以，必須在台南做大量的田野，我曾經想過以楊逵做為「某人」的基本背景，後來覺得不可行，因為他的背景太過鮮明，下筆時會被牽著走。在＜安那其的晚年＞裡所提到的王詩琅事件也是真的，一九八二還是八三年的時候，我和同學曾跑到萬華去探訪王詩琅，他那時已經中風了，雖然講話不清楚，但是語氣仍然激昂，至今讓我印象深刻。王詩琅早年參加的無政府組織，信仰無政府主義，我們知道，黨派是有階級之分的，無政府主義沒有階層，甚至沒有誰可以約束誰。如果年輕人不知「安那其」為何物，如何讀＜安那其的晚年＞？所以，我相信這其中還是會有問題存在的。　

問：沒有線性發展的時間、空間，交雜歷史敘述，是否刻意挑戰讀者的閱讀，讀者有沒有更好的方式進行閱讀。

答：最好的方式是多讀幾遍，這些在小說背後的知性、歷史的背景，小說不能一一交代，所以閱讀者必須進行進階閱讀。舉一個例來講，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王德威第一次讀《餘生》時也讀不懂，後來，他託人幫他寄了霧社事件的史料到美國去，他讀完這些資料之後，再重讀《餘生》，就讀懂了。讀者在讀文本遇到困難時，可以先停下來，查一下資料、做一下研究，好比寫作者要做研究一樣，須停頓、反覆地讀，才能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