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鶴台灣

第七期資管人電子書 2006/06

張寶貴（遠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舞鶴，本名陳國城，民國四十年出生於台南（或者說是嘉義），民國六十二年成大中文系畢業後，隨即考入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讀了四年卻沒拿到學位。結過三次婚，然都以離婚收場，一心一意專注於創作，終其一生飄泊而孤獨，猶如某些行腳的禪師。

舞鶴從少年開始即執著於文學，除了創作小說，不曾寫過其他文類，絕少參加文學的相關活動，寫作態度一如他樸素的生活，是文學圈中相當孤僻的一位。鍾肇政曾以「丐幫」自嘲，道盡了從事台灣文學工作者在有限資源下匍匐前行的堅毅和無奈；葉石濤也以野草來比擬台灣文學家，形容他們以野草般堅韌的意志在歷史的洪濤裡留下軌跡。舞鶴就是這麼樣的一位台灣文學家，如他的筆名－－狂舞的孤鶴－－堅韌而孤高。

這個被葉石濤稱為「天才型作家」，駱以軍稱為「偉大的惡漢小說家」的拾骨人，在風起雲湧鄉土文學最巔峰的時候，忽然在民國六十七年至八十二年隱居到淡水去，十幾年後才再度復出。綜觀其寫作上曾獲得的肯定有：民國六十三年《牡丹秋》獲成大鳳凰樹文學獎、《逃兵二哥》於民國八十一年獲吳濁流文學獎、《調查：敘述》入選八十一年度小說選、《拾骨》入選一九九三年台灣文學選、《悲傷》入選一九九四年台灣文學選，隔年再獲賴和文學獎。

往後大約以一年一本的速度，又寫出探索好茶村魯凱族的《思索阿邦‧卡露斯》；描寫情慾橫流世相的《十七歲之海》；深入霧社事件的山地部落的《餘生》；窺探同志與異性戀世界的《鬼兒與阿妖》。其中《思索阿邦‧卡露斯》於民國八十六年獲中國時報文學獎推薦獎；《餘生》獲中國時報2000開卷好書獎、聯合報2000最佳書獎、九十年金鼎獎、第八屆東元科技獎，舞鶴本人更於民國九十一年榮獲文建會頒發「2000年文學人榮譽紀念座」。

實際上隱居淡水十餘年，使舞鶴的文學思考與關注從現代到本土，對他的寫作生命而言，是一場極大的蛻變。他認為「生於斯、活於斯」，顯示出其「本土關懷」，也說明了他是要寫「台灣題材」的。舞鶴曾於座談會上自白：「在我隱居淡水期間終於有了一個很大的轉變，轉向本土，漸漸地我不讀本土以外的東西。我眼朝內看，行動也朝內走，直到我走入台灣內部….我想身為一個台灣作家，最值得寫而可以寫得好的，應該是屬於我們本土的東西。」後來他將這段期間的經驗寫入《悲傷》、《舞鶴淡水》等作品中。他隱居復出後的新作，基本上（借用楊照的話）可稱為一種「頹廢而挑釁的」本土加現代主義，背離主流卻又揉入眾家的異端鄉土文學

《舞鶴淡水》是舞鶴的長篇小說，與《鬼兒與阿妖》同屬情色之作，描寫性別與肉慾的狂歡。主題圍繞在淡水小鎮的變遷、人物的內在省思，以及主角的性冒險。初讀舞鶴這本不知是小說還是散文的《舞鶴淡水》，會深深感受到那種不容易理出頭緒來的錯亂。他以被毀去的舊淡水和重生的新淡水為主題，把淡水當作整個台灣的縮圖，尖銳地批判新、舊淡水之間的對抗和矛盾，甚為發人深省。

《舞鶴淡水》的主述者「我」是個大學生，篤守「浪蕩是我生命的真實」之信條，自比於西門慶，周旋在眾多的女人中，整天除了吃喝閒逛發牢騷之外，就是床笫間的肉慾體驗。本書的敘述主軸並非一線直下，大概可以看得出的脈絡是：「我」停居於淡水小鎮的夏天，在校外午餐時邂逅梅子。梅子是個國小教師，「我」於小學放學時刻在校門口鵠候，與梅子在河堤並肩看淡水暮色，密切交往甚久後，愛慾糾纏之下終於不得不離去。十年後再回淡水，人事景物已然全非。在橫征暴斂的敘述中，〈茶湖淡水〉一章寫的是淡水茶室，本意則在於描述黑柳和小A 姊妹以及在前章裡與「我」邂逅相識的梅子老師共同建構了「我」的情慾理想國。作者著力要寫的並不是流浪到淡水的一段前世情緣這樣傳統的故事，卻在通篇淫猥放蕩的文字中，雜亂地穿插了諸如：真理街上異國金髮女子的一夜雲雨、茶室女子與嫖客調弄的風情、陽台上看著怪手削平一片河堤斜坡、慨歎捷運通車後的淡水小鎮被古董店與星巴克所佔領等等，諸般的異色猥瑣，風流滄桑，把文人墨客筆下眼中詩情畫意的淡水摧毀殆盡。

《舞鶴淡水》並無明顯的故事和情節，其主角在淡水的性冒險也用隱喻的手法來表現。在這兒舞鶴充分考察性的奧祕，發揮他的性思想。誠如一位書評者所言：「文字象徵意義頗深，這是這本小說的優異處，作者以這樣的風格貫穿全書，為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文學樹立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顯然地，想去「解釋舞鶴」絕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相較之下，若說試著去「接近舞鶴」或許還來得貼切些。然而在我們可見的舞鶴所有已出版的作品之中，因為舞鶴是如此的棄絕所有秩序的象徵，免不了令人提心吊膽著，懷疑他不知何時又會像在溫熱的軀體後面，突地從背脊處被冰涼的手掌貼上一般，端出什麼樣的口味與樣式出來。

身為一個台灣作家，舞鶴認為本土的內在與深度才是可以寫而且能夠寫得好的。如果將他放在台北文壇的作家群裡，他的本土意識與本土題材使他成為「異質」；但如果將他擺在本土派的作家中，他的前衛又使得他成為「異色」。或許有人會懷疑他可能是同性戀、精神病患，事實上他只是用玩世不恭的態度，來展現另一種哲學的深沈罷了。激烈狂暴的情緒，破碎零散的理智，再加上藝術的氣質，最終是結合成一種「美好的瘋狂」，然而這卻是所有藝術天才的原動力。說他傷痕也好，狂亂也罷，滿懷冰火詩情，在這樣地衝擊中所迸發出來的火花裡，已然呈現了另一種樣貌的人生。

〈拾骨〉為舞鶴在九０年代的短篇傑作，一九九三年發表於第七期的《文學台灣》，並入選由台灣文學筆會策劃、鄭清文編選之《一九九三文學台灣選》，復於一九九五年獲得賴和文學獎。

「在連年激烈的妄想性精神病後，我多半痿在床上，離床行走時也傴著胸背，腳掌黏在地面舉不起踵來。妻說這是吃鎮靜藥的後果，全身日夜軟趴，必要時也見不得人，豈止舉不起腳而已呢。」－本篇的主角長年陷於妄想病症之中，一日突然夢見逝去十九年的母親：「這夜，墓土四濺，娘蜲蛇地站起身來。微俯著頭走在陽光大街，竟臉無表情，黑到近乎無色的壽衣，跟在我身後六七步，紅燈亮時我停住伊也停住。……我奔跑起來，閃進家屋，直入房間，鎖上門，癱到床舖同時聆見敲門聲，叩叩叩又叩叩」，「連幾夜，我僵著背脊，等待娘走入洞深的房門……實在多年來我已忘了娘，是那恬靜的旅人形象讓我放了心。……那麼既是放了心，便不是我的妄想了。……千里迢遙伊回頭來尋我是為了什麼？」原來地下陰寒，亡者難過，於是他說動家人為去世多年的母親撿骨進塔，重新安置亡靈，而最後竟然在撿骨奉靈回塔安座的半途上，脫隊繞道去妓女戶尋求發洩對亡母的渴望－－「她說他從未有過兒子－今天她感覺我就是她無緣來出世的兒子。我說我要從臍孔入去，她說只要能夠就讓你進去。你入去就永遠不會出來了。」－－終於趴在妓女身上完成他孝子悼念亡母的儀式。

整個故事以主角為亡母求神問卜，奔走尋找合適的納骨塔，接洽殯葬業者與風水師辦理撿骨進塔為主軸進行，間以夾七雜八地描述葬儀社三姨太周旋在生意場合的妖嬈風情，追憶亡母在生時的種種情形，敘述著兄弟們的營生。舞鶴的不按牌理再次展現，讓他的主角將一樁慎終追遠如此嚴肅的事件敘述得零零落落，又間雜插科打諢，胡思亂想。從傷懷亡者到娼寮尋求慰藉，從母親到娼妓，這樣的轉變太急且太劇。舞鶴安排他的主角以幾近亂倫的表達傾洩一切，在妓女的腿間摧毀世俗嚴守的倫理秩序，卻能藉著這樣的行為去想像回歸已經失去的母體，讓在世的人子與逝去的母親間的睽違乖隔經由這樣的情境得到撫慰。而在這裡我們不難找到離經背道的舞鶴，他的作品即使是描寫著生命的灰黯，他的狂想式的、嘲諷式的、無奈的、幽默的表現手法卻讓讀者往往有種先是一驚旋又爆笑的衝動。

一如舞鶴其他的作品，其筆下人物多半來自中下階層，經由他們的喜怒哀樂展現了十分真實的台灣庶民社會。〈拾骨〉裡描述的各種儀式，諸如託夢、通靈、請神、扶乩、觀落陰、蔭屍撿骨、破土、入塔安座等等，無一不顯現出台灣民俗中儀式化的精神生活，讓我十分折服於舞鶴對台灣庶民文化與禮俗觀察之細微與深入，也印證了他對斯土與斯民深切的關懷。

在這裡所描寫的撿骨儀式在商業體制下早已被物化了，往往生者所為只在乎是否遵循傳統，是否符合實際利益，而不是去思索一個深遠的意涵。故事中主角的兄長們歸鄉為亡母撿骨，無非只是有效益地遵照傳統完成一個「拾骨入塔安座」的儀式，就如其長兄所交代－－「看要多少錢，辦事要有效率，要合經濟效益」，這其中卻察覺不到絲毫的追思懷想。當我們只知遵循傳統去進行一個儀式而不解其意涵時，這樣的儀式本身也需要被檢視。〈拾骨〉的主角因其精神官能病症讓他幻穿冥陽兩界，他極力要為去世的母親再盡人子孝道，瘋癲與文明原只一線之隔，生和死又如何去分際？他只是在妄思狂想之中進行著自己的撿骨儀式。

拾骨，就我們的理解，不僅是表面的，撿拾重新安置先人遺骸的儀式，它真正的意涵在於撿拾懷想先人骨骸的同時，後人重新審視自身。它本身就是一種面對殘骸，重拾歷史遺跡的儀式，是埋葬後的重新挖掘，忘卻後的重新記憶。失去的已然逝去，在黃土遺骸間，我們追思往事，思念亡者，再次接受天人永隔的事實，也將更深入思考「承先啟後」真正的義涵。

經歷了四百年的風霜雨雪，台灣這個島嶼似乎蓄積了太多的義憤，開始吶喊著要向歷史討回公道，也因此之故，長久以來台灣文學一直背負著濃厚的悲情傳統，它的主體在於控訴不義，審視傷痕，撫慰哀戚。身為一個關懷本土的台灣文學家，舞鶴曾自白：「我想身為一個台灣作家，最值得寫而可以寫得好的，應該是屬於我們本土的東西。」，舞鶴或許是在這樣的傳統之中，但他筆下鮮少出現所謂的「有血有淚」的東西，因為淚會流盡血會枯乾，真正刻骨銘心的經驗就像枯骨一般，深埋地底，舞鶴以他的方式來引導我們去重新挖掘，重新體會我們本土的東西。



〈牡丹秋〉收錄於舞鶴的作品集1（麥田出版）－－《悲傷》，是舞鶴就讀成功大學大三時期的作品，曾獲成大鳳凰樹文學獎。王德威先生給予《悲傷》之註腳曾言：「初讀舞鶴的讀者，最好的起始點正是其小說集《悲傷》。我曾不自量力地嘗試去讀舞鶴較為近期的作品《舞鶴淡水》，但旋即懼懾於其背棄傳統與規矩的句法，全然迷失於那種理不出頭緒的昏亂之中。」想想還真如王所言：從《悲傷》入門是一個較簡易的途徑，而〈牡丹秋〉完成於舞鶴大三時期，或許以他那時年齡的角度來思考，我們比較容易接近舞鶴吧？

〈牡丹秋〉敘述了一段已經逝去的戀情，主述者「我」藉由言談回憶著過去的女人－－「紅髮」，而經由回憶我們知道那應該是一段不受祝福的同居，且不斷受到「紅髮」的母親之侵擾。「我」執意追求的是自由，能夠任意支配共同生活裡的每一個時辰，並且測知「我們的」未來必是一串自由、變幻與媚人事件的組合；然而，「紅髮」並非如是，她雖有冷靜的頭腦與良好的分析能力，當她想要揚棄或獲取時，她能表現出無比撼人的勇氣與意志。饒是如此，親情是某種難以治癒的瘧疾，間歇地侵擾著她，並且無形中腐蝕了「我們的」生活。「紅髮」終為情勢所逼，她選擇呼應過去事物的召喚，負起責任，回到原有的生活，而不願讓愧疚在未來鞭撃著她。甚至她也懷疑著：有朝一日你是否也有自你堅持的生活方式中退卻的可能？

〈牡丹秋〉裡的「我」堅信：「自由人」是存在的，而且企望成為一個「自由人」是現在，更是未來一種不可移易的趨勢。活著唯一莊嚴的事便是重視我們生命的價值；個人的生活方式並非純然受到環境的左右，而必須加上智慧的抉擇。當一個人對一切事物有新的認識，而追求新的理想生活時，如何自由抉擇且堅定此種抉擇是重要的，過去的一切不能讓它成為新生活的絆腳石。「我」讀到一篇肯定現代舞的評論而喜悅，因為那可能是一個轉變的契機，新奇與特殊風格的事物，逐漸能為大眾所接受。在未來藝術創作將被公認為一種崇尚的表現形式，藝術家於他立足的社會裏，能得到更多的尊重與自由。尤其是人們對新奇與詭異的事物將不僅僅是無知地排斥它，而是可能轉換成一種較謹慎的態度來審視。「我」多麼憧憬於那一種藝術與社會兩者交融無間的氛圍裏。

舞鶴曾自述從高中時代就開始寫作，接觸存在主義，大學時代則迷上現代主義之藝術。對他產生過影響的作家有兩類，一類是鄉土文學作家，一類是現代主義作家。誠如葉石濤說的〈牡丹秋〉有法國新小說的意象與夢境。它使用第一人稱的敘述，使得這篇作品帶有自傳性的色彩。又有大量的內心獨白，強力牽引讀者循著他的思考脈絡前進，通篇裏表現了存在主義之「存在、自由、愛」的色彩。

舞鶴在〈牡丹秋〉中傳達了的幾個「自由人」的觀念：自由人的愛情不受外在環境、親情與人際關係的影響，超乎了社會習俗和道德的限制；自由人在乎的是生命的價值與生活的方式，他以個人的意志力去做抉擇。他同時也表達了反傳統、反婚姻的觀念，這點從「我」與「紅髮」的未有婚姻關係而同居，從「我」認為當一個人對一切事物有新的認識，而追求新的理想生活時，如何自由抉擇且堅定此種抉擇是重要的，從「過去的一切不能忍讓它而成為新生活的絆腳石」，這樣的字句中得以看出。以舞鶴當時創作本文的年齡而言，他這點崇尚思想自由，勇於打破陳腐不當的現有事物之觀念，是值得持續的。他主張包容對新奇與特殊風格的事物，以較謹慎的態度來審視詭異的事物，而非無知地排斥，這樣的思維放之今日依然真理。然而，或許是因為大多數人都生長於一個較為傳統的家庭，自小在古老文化環境的薰陶下長大，就婚姻的觀點來看，一般人並不認同舞鶴。因為婚姻是神聖的，雖非追求之必然。追尋之前「自我」是重要的，尋著之後絕對需要縮小自我去經營一個更大的我。兩人的結合應該是一種責任、一個永續經營的事業，而未必是「一串自由、變幻與媚人事件的組合」。

推開個人觀念上的異同，我們還是相當崇仰文學舞鶴之美。他曾在座談會上自述：「文學的美在我少年時代就深入我的內在，文學的美對我造成決定性的影響，後來再沒有其他藝術形式對我的吸引力能勝過文學。」他對美的追求，毋寧是值得稱頌的。因為這樣的追求讓他有種「文學的使命感」，讓他殷殷言說，而台灣鄉土文學的天空中才能有這麼一隻旋舞而獨特的孤鶴。

原文出處：http://www.feu.edu.tw/%E5%AD%B8%E8%A1%93%E5%96%AE%E4%BD%8D/mis/mismagazine/7th/paper/paper-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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