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在天，貓在睡

十一，中共慶祝國慶，亮出軍隊，把長安大街清場，拉來成千上萬的小孩在廣場上抬頭揚手表演萬人操。香港特區的電視台亦步亦趨，學人家一窩蜂歌功頌德．全程直播，連廣告都不敢插上。

在電視上看到小孩的臉，我忍不住想到龍應台新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關於小孩的描寫。六十多年前，同樣年歲的小孩，應該同樣不由自主地被抓上，當然不是拉去表演，而是推出前線去打仗。

今天，如果你有空，請到網上看龍應台九月十八日在香港大學舉行的：「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全球首發演講：http://uradio.cybercampus.hku.hk/player.php?1=1&programid=256

憤青恐嚇外國記者與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文：潘小濤
明報2008年4月18日


心理學上有一個名詞叫做「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今天內地的很多情況，特別是西藏事件之後，內地民族主義者和愛國憤青的種種行徑，無不印證了這個著名的社會心理學現象。
　1973 年，瑞典斯德哥爾摩發生銀行劫案，3 女1 男銀行職員被兩名劫匪劫持6 天，當警方營救時，其中3 名人質不但拒絕警方幫助，反而千方百計協助劫匪逃走；即使劫匪落網被控，他們也拒絕出庭指證，還替他們籌集律師費，瑞典舉國為之震驚！
　
社會心理學家對他們進行心理分析，發現3 名人質在被禁錮的高壓環境下，時而受到死亡恐嚇，時而獲劫匪小恩小惠，生活在恐懼和希望中，生死卻操縱在劫匪手上，加上不知何時才能逃出生天，他們心理也就起了微妙變化，漸漸由討好劫匪，變成同情及認同對方，對劫匪產生心理上的依賴。專家稱之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受害人會漸漸失去自我意識，完全按匪徒的觀點。也就是說，他們不再渴望自由，就算救援來到，他們也拒絕，甚至反而指摘這種救援。
　
這種情景，是否似曾相識呢？中共建國頭30 年，政治運動不斷，社會處於高壓的政治環境之下，大家的生死操控在一小撮官員手上，而且這種恐怖無日無之，即使到了今天，像胡佳等批評北京當局的異見人士，仍會受到嚴懲；結果，人的心理起了變化，行為也被扭曲，甚至產生依賴極權的心理，到最後即使社會較以前自由開放，甚至到了國外的自由世界，他們仍極力維護這種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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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我沒喜歡過張國榮。

或許應該說，我對他，沒有喜歡沒有討厭。沒買他的唱片（他的唱腔我不喜歡）；也不是因為他，去看《胭脂扣》、《霸王別姬》、《春光乍洩》。

但在張國榮與譚詠麟之間，我倒永遠選他。

當年大抵是喜歡他的貴氣與乾淨。到了今天，我們早就沒有選擇了，那已經無關喜歡不喜歡。因為他，早已是我們的成長。

無論你喜歡張國榮與否，都應該讀讀這個網站：http://lesliecheung.cc/memories/

忠心歌迷搜集了各大報章的悼念文章，文字百花齊放，有的深情take it personal，有的湊熱鬧人說我說賺稿費，有的冷靜分析。李碧華說「血似胭脂染蝶衣」；董橋說他是最後的關西大少；梁款說：「香港一代的成就在哥哥的身上體現，哥哥的黃金時代也就我們黃金的時代。很可惜，這次相認，時間很短暫。後來我知道，我們的時代純屬偶然。這個時代現正開始終結。說到底，哥哥的氣、香港的焰，多少帶點彩數。」

 

摘錄

梁款：城巿筆記／2003-04-07／信報

哥哥離世那一晚，《信報》的朋友撥電話找我，她說徐克很傷心，梁家輝無話可說。看電視，聽到肥姐痛哭流淚。那一晚，我的朋友奔走相告，她們跟哥哥素未謀面，心情同樣從未如此低落過。家人問我，今天人人求生，哥哥為何求死？我很不快樂！我勸她不要傷心。掛線後，自己的手在抖顫。
　　那一晚，我確認了兩件事。一、對於我輩香港人，世界上的確有一樣東西，叫做「我們的時代」。二、我們的時代已經正式終結，新的時代正在跌蕩而生，香港人注定蹣跚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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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是去年在上海當代藝術館看到的作品，華麗而詩意，據說展出時很受歡迎，不斷被問價。

2. 中國藝術家師進滇以不鏽鋼絲包圍古箏，然後付之一炬。

3. 古箏化為灰燼，寄生的銀鏤衣獨遺人間。

4. 原物似無，還留。
5. 作品的名字，就是「記憶」。

6. 在曼谷看到了一張茶几，做法有點接近，把Lace漿起而成，所以想起這件作品來。

在燭光晚會裏，讀到香港獨立媒體刊物裏的轉載：

梁文道：不用你民主 只要你正常（明報　2005-10-05）

真的，有時候老百姓對政府的要求其實很簡單。他們不一定想要結束一黨專政，不一定想要三權分立，他們只不過希望拿一封信到郵局，那封信可以順利寄到目的地；他們預期在十字路口過馬路，綠燈不會莫名其妙地突然變成紅燈。這種要求不算過分吧？那麼，如果要求一個政府部門接到人民查詢電話的時候，不要否認自己是政府；要求維持治安的公職人員在目睹暴力事件的時候，不要袖手旁觀；這又是不是很過分很離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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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聯合報。陳文茜果然非一般，竟能把京都形容為處女座 ~

「好的是京都很細緻，在鴨川，那麼多窄巷，巷子裏那麼多精緻的料理店，以為一條巷子就沒有了，怎知巷中有巷，曲曲折折，別有洞天。而且每家料理店的菜都很有創意。」

「可怕的是，京都很拘謹，很囉嗦，料理店要是沒有事先預約都沒有位子。而且矜持，又固執地想不開，所有傳統的東西幾乎要100%保留。」

文：李碧華

二月中下旬，江南第一場春雪開始下時，我剛好在上海。淩晨三時多，決定不睡，天一亮就上街拍照。閱報打發漫漫長夜。國內大小報刊電臺電視鋪天蓋地都是“無極”、“無恥”、“無聊”，這饅頭血案的“三無事件”。此時忽想起《霸王別姬》和已辭世的哥哥。今日大家是局外人旁觀者。他“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我曾送他一篇《來晚了》，寫於O五年夏。只覺：“不在乎，胸襟就寬了。”何妨貼在這兒。凡塵一切紛擾，亦過眼雲煙吧。

 

原文：《來晚了》
世上所有故事，都與Timing有關。
沒有早一步，沒有晚一步，剛巧遇上了，這當然圓滿。孔明也借到東風。
早到了，時機未成熟，身心無準備。
就不過遲了三天，祝英台成為馬家娘，梁山伯只好咯血而終，否則成就不了化蝶之淒美。
我想說的有關Timing的遺憾，它不是“故事”——這才格外的覺得是“戲弄”。
中國電影誕生一百周年之際，華語電影在國際間地位不斷提升。這天打開報章，見美國最新一期《時代》週刊，由權威影評人選出一百大不朽電影。備受推崇的經典作，名單仍是荷李活夢工廠的天下。華語片入選的只有四部：《俠女》（1971）、《霸王別姬》（1993）、《重慶森林》（1994）、《醉拳二》（1994）。
O五年六月，香港亦有媒體舉辦了“中國電影100年”之票選活動，二萬多名影迷參與。“我最喜愛的十大電影”排名依為《霸王別姬》、《阿飛正傳》、《英雄本色》、《無間道》、《春光乍洩》、《胭脂扣》、《甜蜜蜜》、《少林足球》、《梁山伯與祝英台》（1963）及《秋天的童話》。“我最喜愛的男女演員”為張國榮及張曼玉。
當看到這樣接踵而來的喜訊時，覺得有點惆悵——實在來晚了。
因為，得享這份光榮的張國榮，他已不在。
本來，我應該向徐楓恭喜一下，她是《霸》片的投資者，也是《俠女》主角——但，徐楓的先生湯君年在去年十月病逝，她傷心欲絕，複元不易。雖或已抖擻精神收拾局面，但我們儘量不打擾她。
本來，更應該向哥哥道賀，看他風騷得意躊躇滿志地微笑：“我就是程蝶衣！”但不知向哪方致意？自二OO三年四月一日起，煙消雲散。
來晚了就是來晚了。
因為生死，那種不快樂是雙倍的。
早一點，徐楓與家人分享更有意義。早一點，張也許不致抑鬱自殺。起碼他的沮喪受到刺激，思緒起了變化，心不會灰，前景欣然，病情也許……
一切只是空言。
買這份報紙時，便利店送紙巾，裏頭有張幸運指數卡，只得三個“OK”，不很好也不算壞。上面寫著占卜：“翻看舊相簿吧，你會找到久違了的開心片段！”
真奇怪。它這樣提示我。
便翻翻舊相簿。是九二年在北京拍《霸王別姬》時片段。我隨便拍的，當然是獨家，從未曝光。
那是一段頗為艱辛但又著實開心的日子。
看到張全情投入角色，日夜苦練功架。他“洗淨鉛華”，衣著樸素，在京劇老師指導下，翹著蘭花指走圓臺，還來一記臥魚。數節拍，一秒不差。小息，逼我贊他漂亮：“靚唔靚？正唔正？揾唔揾到第二個？”一定要答幾次。樂不可支。老師非常疼他，因為他尊師重道，出入都相扶，禮讓。
某日練習後，他說很冷，雙手顫抖，原來累病了。連忙送回酒店。我請醫生出診，來了兩位。上門一看是張——國——榮，傻了眼。她們開的樂很奇妙，有中有西，還有“板藍根”沖劑，還打針，打針的護士亦手震。醫護瀕行，依依不捨，希望病人簽名留念。我說他太累要休息，但張仍為她們簽名。由此可見善良本性。
舊照中還有片場花絮。他為張豐毅畫眉時，就故意“電”得人家好尷尬。反串虞姬、楊貴妃、白素貞、杜麗娘……的造型，比女人更女人。
拍得最辛苦的，除了戲班中濃油重彩吊眼貼片子戲衣繁雜之外，其實文革場面更身心俱疲。
文革在夏天拍。
北京盛署，酷熱苦悶。因為這個荒謬而奇特的年代，愛恨情仇都融化在政治批鬥中。群眾濃稠如粥，紅衛兵喧囂霸道，火焰邪惡迷離，人性扭曲猙獰……為了這幾場歇斯底里的出賣與被出賣，迫害與被迫害，說不清的三角關係，演員都拍得幾科不支倒地。
台前幕後付出心血、代價、眼淚，點點滴滴，才成就了一個戲。
這些沒什麼大不了，而且一切又已過去，似乎是遠古之事。不過翻翻舊照，陰陽相隔，不知如何，百感交集。
正因人生無常，你我還是趕緊做，及時做：——
讚美、道謝、欣賞、送禮、道歉、示愛、還債、安慰、分享、指正、傾訴、問候、回家……
快！
來晚了，人走了，人死了，樓空了，又有什麼意思？
記得某一個夜晚，那時張仍精神亢奮要當導演。在他家有個露天的庭院，我們喝著茶，他用文華美味的巧克力來招待（後來，自文華廿四樓縱身一跳……）。夜涼如水，他告訴我：
“昨天阿梅打電話哭訴，又嚷著自殺。她天天都說自殺，我罵她，你如果不振作，便去死吧！”
我道：“其實我很感謝你，也很感謝阿梅，一個蝶衣，一個如花，沒有人可以代替。”
蝶與花，淒豔、迷人、短暫、虛幻。誰知後來，那天天想自殺的竟堅強地以癌症病體支撐最後演唱會，燦爛到生命盡頭，意志力令人感動。那對未來充滿憧憬的，卻自殺了。
一陣風，一縷煙，一撮灰，一聲歎息，一個模糊的影子……
什麼十大一百大？
十年一百年？
都已不在乎了。

明報2006年3月8日
文: 健吾

三八婦女節，日本人是知道的。不過，不像2月14日情人節或3月14日的White Day，沒有炒作元素。日本人對於某些東西，保持緘默，慢慢就會被遺忘了。幸好，還有一些人一直在堅持，不讓過去留白。

先記住路線吧﹗坐東京地鐵東西線到早稻田站，在2出口轉左直行，行至一個十字路口轉左，直走到ENEOS油站的路口，轉右直走，直至見到一座基督教紅磚教堂。走到「奉仕園」找AVACO大樓。看到一個二流商務旅館大堂，拾級上2樓。見到慘綠色地台，一個6層錄影帶架，一個雜誌架。

繞過這些，就會看見「wam」。映入眼簾的，是143幀婆婆黑白照——是世界各地在二戰期間被迫當過「慰安婦」的婦女的照片，每個相中人都有名有姓有出生地，wam，就是日本唯一一間「慰安婦博物館」。不，「慰安婦博物館」，是華文傳媒的稱呼，簡單明確，也夠暴力兼戲劇性。不過，寫這篇文章的我，會堅持正名，稱這一爿留住歷史的小地方做wam——Women's Active Museum on War and Peace﹔日文是「女戰爭平和資料館」，直譯是「女性的戰爭及和平資料館」。

不把wam直稱「慰安婦博物館」，不是為日本歷史塗脂抹粉。日本，要掩蓋歷史的人手已經夠充裕。90年代，有國會議員在國會會議發言，指戰時「慰安婦」是民間團體帶去勞軍的「民間活動」，與政府無關。日本國內外即時飛杯扔碟，同年，韓國的金學順婆婆正式起訴日本，提出證據說「慰安婦」是軍方安排的，在日本國內引起「慰安婦」的討論。

好不容易，日本負責全國歷史教科書的7家出版社，在1997年加入「慰安婦」、「慰安所」等史料。如果說歷史像一塊波板糖，那麼，不出10年，在右翼分子拚命舐吮下，這段齷齪的過去，已陰乾成為棒端的一點糖霜。現時日本所有歷史教科書中，只剩下日本書籍新社與帝國書院的兩本，還肯為「慰安婦」這段歷史，慷慨地挪出兩行30字，再加孤伶一幀照片和一條圖片說明，向學生說個明白。

wam，的確是日本唯一一間較有系統陳列「慰安婦」歷史的資料館。「不過，我們還有其他展覽。如韓國的民主進程和1980年反對日本『尋歡團』示威資料等等。而且，我們堅持在名字加入了『Active』，是因為我們需要的，是行動。」館長西野美子說。

館址在基督教的教堂內﹖西野館長說﹕「這兒確是基督教的地方，可是，我們支付的是全費租金。他們肯把這個地方租給我們，已經萬分感謝了。」

去年8月，她們籌辦這所博物館時，到處找地方。一打開門，外面就傳來右翼團體的黑色小型貨車的高聲廣播。如果開館了，「黑箱車」一時三刻來「宣傳」，wam就成了破壞地區寧靜的「迷惑設施」了。最後，找到這個較偏遠而靜寂的地方﹕「首先，這兒是私人地方，車子不可以長驅直入。這也是基督教的地方，樓下又有接待處，至少也安心一些。」找地方展示資料已經那麼艱難，在名字上退後一步，也不算過分吧﹖

西野館長說﹕「看板沒有『慰安婦』字樣，也不可以放得太大。畢竟這兒也是人家搞婚禮辦喜事做生意的地方。」

硬橋硬馬的騷擾，也叫看得見。問題，往往在看不見的地方。當wam開幕時，日本媒體也有派記者來採訪。結果﹖只有跟wam核心成員松永耶依女士有緊密關係的《朝日新聞》和鄉下的地方報紙有報道。電視台、電台，一句報道也沒有，是一句也沒有。

算是打壓嗎﹖wam當然有點耿耿於懷﹕「外國媒體積極多了，BBC來了3次。」wam成員之一渡邊小姐說﹕「有很多日本人從互聯網知道我們，摸上門，都說是他們外國的朋友告訴他們。華文媒體，好像只有新加坡的來過。你應該是第一個香港媒體正式來這兒了。」

骨氣．考驗

在館內，閱覽桌上放了大阪一所女子高中在開放日時，學生自發舉辦的一個「慰安婦史」展覽的資料，題為「日本是戰爭的加害者」，把大戰的背景資料、「慰安婦」的照片、口述歷史一一陳列。最夠impact的，是把教室一隅變成「慰安所」的「布景」。

「這只是很少數，很多教師都想在課堂中教導學生更多關於戰爭及『慰安婦』的歷史，他們也常到這兒來。」渡邊小姐說﹕「不過，在課堂上教這些歷史的教師，都會『偶然』很快被『調走』，從一家近自己住所的學校，被調到第二家遠離他們住所的學校，結果他們就要用很長的時間上學。時間、精力、心力，全都消磨在交通之上，這就被整得很慘。」

骨氣，的確是要受考驗的。如wam每天的入場人次只有300人。「對於一家新博物館，而且要收人家500日圓（約33港元）的小地方，成績其實已經不錯。」

西野館長說﹕「不過，當然，經營是困難的。」

「這兒，不做，不行。」渡邊小姐說﹕「你看看（指日本各出版社歷史教科書的比較表），那些婆婆花光畢生的勇氣與努力，歷史教科書內才有一丁點的『慰安婦』描述，不消10年又刪走了。光要留住事實，已經那麼的困難。」

國家大，有「民主」，那麼，有右翼愛國陣營，也就有左派。當wam的經營那麼困難，空間那麼狹隘，也有人繼續做下去﹕「這兒主要是由女人打理的。」渡邊小姐說。

哦，原來是女人天下。有說在戰爭時期，女人的生還機率比男人高。因為，女性習慣了忍受壓力。戰爭後走出來而又比較堅強的，日本翻來覆去都是一個東史郎。這些日本女人，比很多男人，都要堅強多了。


地址﹕東京都新宿區西早稻田2-3-18
AVACO2F
門票﹕500日圓（約33港元）
開放時間﹕下午1:00至6:00（周三、四、六、日）、下午1:00至晚上8:00（周五）
網址﹕http://www.wam-peace.org

刊於: 明報 26-1-2006

胡錦濤先生﹕
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先生在2006年1月中勉勵他的國青團青年學員時，說了這麼一句玩笑的話﹕「希望將來國青團也能培養出一個胡錦濤。」

我相信這是他從政以來所說過的最不及格的笑話。

馬英九先生很可能只單純想到，「胡錦濤」是從共青團體制裏脫穎而出的國家領導人，但是會說出這樣的話，也透露了他顯然不曾更深刻地細思過，共青團是個什麼樣的體制﹖這個領導人所領導的「國家」，是個以什麼為本的國家﹖他的權力來源是什麼﹖正當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紀初掌握中國政權的「胡錦濤」這三個字，代表了什麼意義﹖

它當然代表了超高的經濟成長指數，讓世界驚詫，讓國人自豪，可是同時，在政治自由的指標評比上，中國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說，這是以「西方右派」的標準來衡量的，不符合「中國國情」。好，讓我們用一個社會主義的指標吧。追求資源分配的平等，不管均富或均貧，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在貧富差異上，中國的基尼系數超過0.4，逼近0.45，這已是社會大動亂的門檻指標。指標數字下，多少人物慾橫流，多少人輾轉溝壑。

也就是說，「胡錦濤」三個字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歷史裏，仍代表一種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專制集權﹔在追求平等的大趨勢裏，它嚴重的貧富不均。

在您剛剛上任時，人們曾經對年華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為，作為一個新世紀的人物，您的心靈和視野會比您的前輩們更深沈，更開闊。共產黨權力革命的殺伐蠻橫之氣，終究要被人文的體貼細緻和文化的潤物無聲所取代。但是，兩年了，我們所看見的，是什麼呢﹖

被割斷的喉嚨

促使我動筆寫這封信的，是今天發生的一件具體事件﹕共青團所屬的北京《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今天黃昏時被勒令停刊。

在此之前，原來最敢於直言、最表達民間疾苦的《南方週末》被換下了主編而變成一份吞吞吐吐的報紙，原來勇於揭弊的《南方都市報》的總編輯被撤走論罪，清新而意圖煥發的《新京報》突然被整肅，一個又一個有膽識、有作為的媒體被消音處理。這些，全在您任內發生。出身共青團的您，一定清楚《冰點》現在的位置﹕它是萬馬齊喑裏唯一一匹還有微弱「嘶聲」的活馬。

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這僅有的喉嚨，都被割斷。在《冰點》編輯們正式得知這個「割喉」處分之前，所有跟《冰點》有關的字和詞，已經從網路上徹底消滅。

在您的領導之下，網路警察的絕對效率，令人駭異。

選在今天執「刑」，誰都知道原因﹕春節前夕，人們都已離開工作崗位，準備回鄉圍爐。報紙開始撲天蓋地報道娛樂，製造溫馨﹔電視開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聯歡，生產快樂。選在這一天割斷中國僅有的喉嚨，然後讓普天同慶的歡聲把它淌血的聲音遮住。行刑者躡手躡腳走開，過完年，一切都已了無痕。網路警察的效率和現代傳媒的操弄，是您所呈現的二十一世紀統治技巧。

網路警察動作快，是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精算時間動手，是怕國際媒體知道。偷偷摸摸地執行，費盡心機地隱藏，泄漏的是政府的虛心和害怕。但是，請您告訴我這個困惑的台灣人民﹕這「和平崛起」大有為的政府，究竟為什麼如此的虛心和害怕﹖

《冰點》的停刊，其實沒有人真正的驚訝，人們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個宿命論者永遠在等鬼的半夜敲門索命﹔我發現，太多的災難和壓迫，使得大陸很少人相信好事會長久、夢想能成真、正義能落實。刊出龍應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時，網路上已經四處流傳《冰點》被封殺的臆測﹔今天，只是「鬼」終於被等到了。而《冰點》「勇敢」到什麼程度使得共產黨用這樣陰暗的手段來對付它﹖

仇外的建國美學

今天封殺《冰點》的理由，是廣州中山大學袁偉時先生談歷史和教科書的文章。因為它「和主流意識形態相對……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的領導」。而「」掉了一份報紙的袁偉時先生的文章，究竟說了什麼的話，招來這樣的懲罰﹖

我認真讀了這篇文章。袁偉時以具體的史實證據來說明目前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謬誤百出不說，還有嚴重的非理性意識形態的宣揚。譬如義和團，教科書把義和團描寫成民族英雄，美化他對洋人的攻擊，對於義和團的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以及他給國家帶來的傷害和恥辱，卻隻字不提。綜合起來，教科書所教導下一代的，是「1．現有的中華文化至高無上。2．外來文化的邪惡，侵蝕了現有文化的純潔。3．應該或可以用政權或暴民專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領域的邪惡」。對於這種歷史觀的教育，袁偉時非常憂慮﹕「用這樣的理路潛移默化我們的孩子，不管主觀意圖如何，都是不可寬宥的戕害。」

錦濤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產黨是以美化秦始皇、盜跖、太平天國、義和團這樣一個歷史脈絡來奠定自己的權力美學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每一個政權都會設法去建構一個所謂建國神話和圖騰─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進黨的企圖。但是，建構的國族神話裏如果藏有仇外情緒，就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危險。在二十一世紀，國界幾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來愈是一個緊密的村子，因為唇齒相依，不得不憂戚與共。中國為什麼極力爭取主辦奧運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圖以最大的動作向世界推銷一個新的中國形象﹕你看，中國是一個充滿發展能量、愛好世界和平、承擔國際責任的泱泱大國﹗

如果對外面的世界推銷的是這樣一個形象，關起門來教下一代的，卻是「中華文化至高論」、「外來文化邪惡論」以及義和團哲學，請告訴我，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總書記能夠光明磊落大聲地告訴國際社會嗎﹖

袁偉時說，教科書不能罔顧史實，不能讚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國人對自己狂熱，對外人仇視。這樣的認知，錦濤先生，在我們這裏，叫做「常識」。在北京，竟然是違反「主流意識形態」的入罪之論。那麼能不能請您告訴我這個台灣人民，您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什麼﹖

哪一個是你真實的面孔﹖

我們暫且不管大陸的知識分子和一般人民讀者怎麼看這《冰點》事件，但是我很願意和您分享像我這樣一個台灣的知識分子的感受。至於龍應台這樣思維的人在台灣有沒有代表性，有沒有影響力，您自己判斷。

我對中國大陸有深切厚重的情感，來自命運血緣，歷史傳統，更來自語言文化。在台灣生長，我同時發展出與這一條「家國認同」情感線平行並重的執著，那就是對生命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而從這種尊重和堅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價值﹕譬如主張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對貧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對國家暴力的絕不容忍，對統治者的絕不信任，譬如對知識的敬重，對庶民的體恤，對異議的寬容，對謊言的鄙視……

這一條我稱之為「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當「家國認同」的情感線和「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相互衝突時，我如何取捨﹖毫無猶豫，我選擇後者。二十年前，我曾經寫《野火》和國民黨那個「家國」對抗﹔李登輝當政時，我曾經為文批判他的虛偽與狹隘﹔陳水扁不公不義，又迫使我執筆徹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鬧不清我究竟是「統派」或是「獨派」，不妨這樣試試﹕台灣和大陸，哪邊符合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的「家國」。哪邊違背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離之棄之抵抗之的對象。如果兩邊都符合我的「價值認同」，那就開始討論統一吧。所以，我是統派還是獨派呢﹖

以這樣的價值結構來看今天《冰點》事件，您說我這個台灣人看見什麼﹖

我看見這個我懷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緣「家國」，是一個踐踏我所有「價值認同」的國度﹕

它，把真理當謊言，把謊言當真理，而且把這樣的顛倒制度化。

它，把獨立的知識分子當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識分子當家僕使用，把奴才當─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鑰匙，交到奴才的手裏。

它面對西方是一個臉孔，面對日本是另一個臉孔，面對台灣是一個臉孔，面對自己，又是一個臉孔。

它面對別人的歷史持一個標準，它面對自己的歷史時─錯了，它根本不面對。它選擇背對自己的歷史。

它擁抱神話，創造假象，恐懼真相。他最怕的，顯然是它自己。

……

您，還要我繼續說下去嗎﹖

請說服我

我真正想說的是，錦濤先生，作為一個台灣人，我實在不在乎團團和圓圓來不來台北，雖然貓熊可愛得令人融化。但是我這樣的台灣人可真在乎《冰點》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個被逮捕的記者的安危。如果中國的「價值認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鑰匙的奴才在壟斷它的解釋和執行，而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擊、戒律、監控的對象，請問，我們談統一的起點理由究竟是什麼呢﹖而我對中國的情感還是有條件的，台灣還有很多熱愛、深愛、無條件地執著地愛中國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麼東西去跟他談統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罵呢﹖

重點不在團團和圓圓，您知道嗎﹖重點也從來就不在民進黨，您明白嗎﹖

重點就在《冰點》這樣具體而微的事情上。我明白您很可能根本不知道封閉《冰點》這件事情，但是您不得不概括承受所有的責任。說穿了，錦濤先生，您容不容許媒體獨立，您尊不尊重知識分子，您用什麼態度面對自己的歷史，以什麼手段去對待人民，每一個最細小的決定，都繫在「文明」這兩個字上頭。經歷過野蠻，我們不得不在乎文明。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願意誠懇傾聽。

龍應台
01-24-2006

在八月，"戰爭與和平中的婦女博物館"正式啟用（Women's Active Museum on War and Peace）．博物館由民間組織，旨在收集和展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強迫亞洲婦女充當隨軍“慰安婦”的罪證。

據說，戰爭與和平中的婦女博物館與靖國神社，只有數米之距。自宣布建館以來，主辦單位經常收到恐嚇電郵和信件；未來漫漫長路，她們更要面對小泉政府，國內右翼分子，一班班鷹派頑固分子的進攻。

勇氣，這就是勇氣。

地址：東京都新宿區西早稻田2-3-18
網址：www.wam-peace.org/

新華網報道
Japan Times報道

轉自WOMENSENEWS

TOKYO (WOMENSENEWS)--The doors to the Women's Active Museum on War
and Peace in Tokyo open to an entryway decorated with fresh flowers and
a large panel of black-and-white photographs of elderly women.

This is a portrait gallery of women who were used as sex slaves by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from 1932 to 1945 who are euphemistically
called "comfort women."

In a country still coming to terms with a legacy of atrocities
committed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idea of an institution that would
comprehensively record Japan's history of sexual slavery is highly
controversial.

"There is regular hate mail posted on the Internet against us,
calling us liars and trouble-makers," said Rumiko Nishino, curator and
director of the Women's Fund for Peace and Human Rights, which seeks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 perils facing women in wartime. Nishino said
people have threatened to burn the museum down.

But the planners of the museum, which opened Aug. 6 on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Japan's defeat in World War II, say they will not buckle
under the pressure.

"There are many reasons why the new museum means so much to us, as
well as to other women in Asia," Nishino said. "We are sending a
message to the world that we will not tolerate this violence anymore."

On Friday, the women's case was bolstered by Amnesty International,
which renewed its appeals for compensation and an official apology from
Japan in a report, "Still Waiting After 60 Years." The Oct. 29 report
documents the brutal treatments inflicted on an estimated 200,000
comfort women held captive before and during World War II.

Evidence Destroyed

Despite the lack of official documentation on the comfort-women
system--Japan destroyed most of the evidence after its surrender in
World War II--private surveys by researchers have estimated there were
160 "comfort stations" operated by the Imperial Army throughout Asia.
Women were taken from occupied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Philippines, Indonesia, China and Taiwan.

The women--often as young as 12 years old--were forced to have sex
with up to 50 soldiers a day, according to the Amnesty report, and were
beaten if they refused, sometimes to death.

"I was taken to China when I was 16 years old," Lee Ok-sun, a Korean
woman who was forced into sexual slavery in a comfort station, is
quoted as saying in the Amnesty report. "It was a painful experience.
There was not enough food, not enough sleep and I couldn't even kill
myself. I desperately wanted to escape."

Ok-sun, now 79 years old, was not able to return to Korea for 58 years after she was enslaved.

Japan Says Rape Was Not War Crime

The government has argued that rape was not a war crime before 1945
and that its colonization of Asian countries was a pre-emptive effort
to protect them from Western colonialism.

Japanese officials have claimed that comfort women were really
prostitutes who offered their services willingly and some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continue to repeat the assertion. The government did not
begin to recognize the system of sexual slavery until the mid-1990s.

Other women have filed lawsuits in Japan, but have been rejected by
judges who ruled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already paid war reparations
to other countries and individual compensation is not included.

Amnesty also charges that the Asian Women's Fund--established in
1995 to compensate victims--does not meet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war reparations and is perceived by survivors as an attempt to buy
their silence. The fund paid about $20,000 in "atonement money" to 285
survivors before 2002.

Japan's first apology to the comfort women was delivered in South
Korea in 1992 by the prime minister, but has been criticized as
inadequate by survivors, according to the Amnesty report. Comfort women
still want an official apology from the Japanese Diet, which represents
the people of Japan and the emperor.

Hundreds of Testimonials

The rooms of the Tokyo museum contain hundreds of testimonial records from former comfort women.

In one, a woman describes a regimented schedule in which afternoons
were reserved for visits from mid-ranking officers and evenings for
high-ranking officers. Women were held inside barbed-wire fences and
were only sent out to wash the soldiers' uniforms or do hard labor.

When the war ended most comfort women were simply abandoned. Many
never attempted to return home because they did not know how or were
afraid to meet their families out of shame and humiliation.

Other exhibits in the museum document violations against women in
conflict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Rwanda, East Timor and Iraq.
Nishino said that the examination of how women are affected by current
conflicts helps the museum nurture discussion and advocacy.

The museum designers have done much to soften disturbing subject
matter. The walls are painted a warm, rust color and the rooms are
softly lit. Documentaries, news stories and books about the comfort
women system are available to visitors.

For the women in Japan who have been working to help comfort women,
the museum has become a symbol of their persistent refusal to disappear
and be forgotten.

Nishino and others, however, recognize that they are still in an uphill fight.

Just a few kilometers from the museum stands a gleaming,
glass-and-steel concrete museum at Yasukuni Shrine, where Japan's
former military leaders are buried. Some of the men memorialized there
are the same men who established the comfort women system during the
war.

Suvendrini Kakuchi is a Sri Lankan journalist specializing in Japan-Asia rel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