臥斧‧累漬物

日本推理小說家東野圭吾在某次受訪時表示，他認為只要有個謎團持續到結局故事，就能算是推理小說。

這當然與大家原來的認知不大一樣：一般而言，對於「推理小說」的想像，大約是由「受害人／偵察者／嫌疑犯」這樣的角色組成，受害人多在故事的起始部份就會變成屍體，有時隨著故事的開展，數目還會愈來愈多；偵察者有時一人有時數人，會開始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帶領讀者推敲案情，最後甚至主導結局；嫌疑犯就比較不一定了，理論上出現在故事裡的所有角色都能算是嫌疑犯（包括受害人自己和偵察者），在那種獨立環境裡發生的殺人事件──例如因雪封路的山莊或者因天候不佳而遺世獨立的小島──還會出現「受害者愈來愈多，嫌疑犯於是愈來愈少」的情況。

但雖然東野圭吾的說法看來太過寬鬆，但仔細想想倒是有道理。

大部份讀者在閱讀故事時，其實是被某種「接下去會怎樣？」或者「最後到底怎麼了？」的好奇心攫著往下讀的：想要知道這個角色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事，想要知道那個角色要怎麼解決眼前的困境，想要知道一堆角色之間到底有什麼樣的因緣糾葛，想要知道男女主角最後能否廝守一生。因為想要知道這些結果，所以追讀著一行行文字，翻過一張張紙頁，只希望在後面還沒讀到的故事裡頭，能夠找到替自己解答這些謎團的情節。

由此視之，許多大眾小說似乎都能算是符合這樣條件的廣義「推理小說」；不過，如果用這兩個標準來看吉田修一的《惡人》，就變得很有意思了。

在《惡人》之前，只讀過吉田修一的《地標》一書，這個雙線進行的故事裡充滿了明顯或隱晦的比喻暗示，呈獻出一種極為男性的壓抑情緒，雖然讀的時候沒什麼障礙，讀完了卻得仔細想想：這個故事裡頭藏了什麼沒有言明的議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雙線設定？為什麼要來個這種乍看之下頗為突兀的結局？所以，這個很有意思、沒有玩什麼難懂實驗性寫作方式的故事，並不能簡單當成那種打發時間的大眾小說，而像是本其中埋著某種更嚴肅文學主題的純文學作品。

抱著這種心情，開始閱讀《惡人》。第一章的開始，吉田修一講述著某條國道的發展經過，宛如歷史紀錄的兩頁過去，忽然，在這條國道上，一宗凶案發生──「這一天，住在長崎市郊外的年輕土木工人，因勒殺住在福岡市內的保險業務員石橋佳乃並涉嫌棄屍，而遭到長崎縣警方逮捕。」

以凶案拉開故事的序幕，《惡人》的開場，有十足的推理小說氣味。

《惡人》中文版封面

緊接著，吉田修一筆鋒一轉，開始談起石橋佳乃的生活背景；隨著一個個角色登場，故事開始有了社會派推理小說的感覺：但真兇殺害石橋佳乃的方式，應該不是機關算盡的巧妙詭計，而是某種現實生活當中成天聽聞的社會案件，因此，除了推測嫌疑犯「年輕土木工人」是不是真兇之外，這個故事的重點，或許還有真兇與受害者之間的互動過程以及心理因素，進而探討當中許多真實複雜的情緒糾纏。

待再往下讀，感受又變。

故事進行到約莫一半時，沒有推理小說應該出現的偵察者角色，真兇的身份幾乎已經可以肯定，犯案的動機也似乎十分明顯，以較狹義的推理小說標準來看，好像已經沒有讀下去的必要；沒有《地標》那種非得思考才能瞭解的隱藏主題，而是明明白白的大眾小說寫法，主線清楚地在幾個角色身上來回，但結局其實已經確定，所以用廣義的推理小說標準視之，這故事好像也沒有什麼能夠吸引讀者繼續跟隨的待解謎團。但，神奇的是，讀到這兒，關注的焦點，已經不知不覺地從上述的種種既定印象中移轉了。

知道誰是兇手、為何行兇，感覺卻仍然不夠。

因為許多關於角色的事情開始變得令人在意：石橋佳乃的父母如何面對這宗案件，石橋佳乃的同事與她生前維持著怎麼樣的相處關係，嫌疑犯行兇之後以及開始逃亡時的心理狀態，甚至會關心起嫌疑犯的家人朋友將會如何面對整個事件。經由吉田修一巧妙純熟的敘事技巧，故事裡真正吸引關注的焦點，已經不再是緊扣著事件始末的種種元素，而是因這椿事件而纏繞在一起的每個角色們，在事件之前、事件之後，以及事件發生的當口，各自遇到了什麼事、做了什麼反應，然後如何承受這些反應帶來的後果。

愈近故事的末尾，生出的感嘆就愈多。

每個人都有得不到的需索、每個人都有向他人施惡的理由，還原事件的真相沒有辦法改變什麼，符合程序的律法也沒法子精確地解釋一切。愛做夢的人可能成為尖銳無情的傷害者，怯懦的人或許能夠厚顏地美好存活，溫柔的人似乎無可避免地會擔起最大最沉的傷痛，寂寞的人永遠沒法子倚靠別人來填補自己的寂寞。某些層面看來，《惡人》並不按照推理小說的模式進行，但卻奇妙地維持了推理小說的閱讀樂趣（無論狹義或者廣義）；尤有甚者，經由鮮活立體的角色塑造及敘述技巧，《惡人》將焦點從單純的事件擴散到角色們的內心，再由每個角色的內裡，綜合出一幅無奈、悲傷的現世圖像。

每個人的心裡都有一點私慾，都存著一些偏差；所以當所有因素聚合，惡事就會成型。

「惡人」並不真的存在。又或許，他一直都在。

※本文同步刊載於獨步部落格【WNM】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