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長期以來箝制了台灣勞工的工會法，終於在去年五月一日有了重大突破。

橫跨不同縣市、不同工作場所的受雇者，只要聯合三十人，就可以合組屬於同一個產業的工會；新法也同時移除了「教師不能籌組工會」這個在亞洲僅存的威權遺產（連北韓都不如），台灣的教育工作者終於獲得最基本的結社團結權。

在那個五月夏夜，大家反思了現在高等教育種種扭曲的現象，以及日趨惡化的教育品質以及工作環境。幾位朋友談到了中正大學教師會運作經驗，大家深覺台灣的大學教育改革中，完全缺乏高等教育第一線工作者的聲音，於是，我們決定把握這個機會，試著籌組一個高等教育產業的工會。

六月，來自輔大、世新、台大、成大、中山、中研院、中正等的朋友們在師大夜市的一個咖啡廳裡召開了首次籌備會議。會中確定了新工會的原則：以整個高等教育產業為範疇（含公私立大專院校與研究機構）、以受雇者為團結面向（包括老師、研究員、職員與助理）。發起的朋友們希望能夠擴大團結所有的第一線工作者，因為大家同在這個高等教育結構底下受害；第一線工作者如果再彼此切割，勢難抵抗來自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以及教育官僚主導的教育政策。另外，參考了國際工會經驗，鮮少有國家還把工會框限於縣市行政區域內，於是，一個以全國為組織範圍的「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籌備會」宣告成立。

知識份子，做為個人，經常在不同領域對於社會做出不同的巨大貢獻。但是，作為集體的知識份子，狀況就完全不同了。當代「文人造反」的問題，不在於彼此不服、互相猜忌，而是在這個強調「競爭力」的教育結構下，多數人已經忙到分身乏術。大家決定拉長籌備的時間，先擠出每個人可用的時間，聯繫在各校認同工會的朋友來舉辦小型座談。於是，籌備會利用半年的時間在不同的學校辦了將近二十場的座談。

回顧來看，這個小型座談的作法是正確的。我們蒐集到了高等教育中許多光怪陸離的現象。比如說，目前這套由上而下所制訂出來的評鑑制度，關注各種量化指標（論文產出、產學合作、證照數量等），教學品質卻被晾在一邊；獨尊英文學術論文生產數量的評量標準，不只在制度上抑制了學者寫書與翻譯經典著作的動機，更已成為少數學校資源分配的內部控制機制以及降低人事成本的手段；校園裡的非典型僱用充斥，職員、圖書館員，連同清潔保全人員多變成契約或者派遣工。定期契約的「專案教師」越來越多，教學時數達二十學分者大有人在，其中不乏擔任必修核心課程的教學。

別因此誤會工會就是反對評鑑、想要取消評量標準、或者無視學校經營壓力。從各校座談會眾的反應看得出來，大家需要的是一個合理的評鑑制度、多元的評量指標，換言之，我們需要真正能提升研究與教學品質的大學評鑑以及學術評量標準：大學發展不能淪為對長官指示以及資本利益的唯唯諾諾，學術表現不能成為壓榨學術菜鳥以及研究生的論文生產競賽，大學教育不能把學生的受教品質置於最後順序。更重要的，我們發現這些荒謬現象都與學術工作者的工作環境惡化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許多老師都期待有更多研究來深入理解這些亂象，也希望有機會集體發聲來挑戰、改正目前的高等教育。這正是當代工會的重要社會意義：以第一線勞動者的角度介入制度的設計與決策過程，同時兼顧專業發展與個別的勞動權益。正是這樣的需求，讓工會籌備會決定加快成立速度。因為這些工作顯然無法靠大家的義務奉獻來達成，而是需要一個穩定的組織、資源與專業團隊來執行。於是，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將在二月十八日舉行成立大會。

在資源極為有限的情況下，我們只能透過座談、臉書、部落格、郵件等管道來散佈工會的訊息，即便如此，已有兩百多位朋友加入工會。工會的成立只是開始，要做的工作仍有很多。我們要讓更多高等教育工作者認識什麼是工會，理解團結發聲行動的重要意義；更重要地，透過這些團結行動，我們希望台灣的高等教育能夠扮演好知識追求與傳遞的角色，從而成為引領社會進步的動力。

在東海大學的座談中，一位老師的憂心發言，某種程度地反映了許多高等教育工作者的心情：「我的願望其實很卑微：能不能給我一個可以好好教書、研究的環境呢？」唯有矯正當前扭曲的工作環境，才可能有獨立自主的學術發展，也才會有符合社會公義的高等教育。工會的成立與發展，正標示了這樣努力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