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燒之島

（這篇其實在選前就寫好了。仔細想起來，這比選舉重要啊～～）

前一陣子政大種子社以及一些同學，聯合了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發起了一波連署以及抗議行動，不是談青年學子打工的問題，而是關心在政治大學工作的清潔工們。

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行動，不僅是青年關心弱勢這個層次而已，學生運動與勞工運動的「混搭」，其實有可能開啟台灣新一波的勞工運動。

◎外包：企業利潤的向上提昇&勞工生計的向下沉淪

以減輕人事費用，提高工作效率為由，不只是大學與政府機構，幾乎所有大型的公司行號與大樓，都把清潔（與保全）工作外包出去給清潔公司（與保全公司）。放到更大的產業環境來看，這是所謂生產彈性化與勞動彈性化的一環：外包制。

外包制的一個最明顯誘因就是成本降低。發包單位只要付出一筆錢，驗收成果，其他就都不用管了。勞工的退休、加班、休假、職業災害等，就統統轉嫁到最低價得標的那個廠商頭上。可是，發包單位節省經費，得標廠商要賺錢，那倒楣到誰呢？答案就很清楚了。

來看看標到政大清潔工作的這家清潔公司是如何對待員工的：

a、清潔工因工作而受傷，廠商不僅不給假，甚至立即予以解僱
b、未依法給予國定假日與事病假及特別休假，例如：元旦、勞動節、中秋節等。倘若生病請假亦需自行找人代班，公司不負人員調度之責。
c、未發給書面薪資明細。例如：勞工不知每月領多少薪資、加班費、繳交勞健保費金額及雇主是否有依法提撥6%勞退金。
d、超時工作未給足加班費（違反勞基法24條）。

有些則更乾脆，積欠工資，像負責清華大學的那間清潔公司。

勞工該找誰負責？可以想見，政大校方一定說不甘他的事情。可是你把工作發包給一個拖欠薪資的公司，難道不該負責嗎？退一步說，政大作為發包單位，可以在契約裡面明訂對於承攬企業勞動條件的要求，甚至對於承攬企業進行一定的資格規範，比如說有無工會、有無勞資爭議紀錄、有無按時提撥退休金以及投勞健保等等。怎麼會一點責任都沒有？

事實上，政府機構壓低勞動條件也不是只此一樁。日前教育部與其他單位為了因應政府臨時人員納入勞基法保護的新規範，竟然乾脆把這些臨時人員解僱，把這些缺額包出去給人力派遣公司。全國最大的雇主--政府—竟然帶頭讓基層勞工的勞動條件向下沉淪，這怎麼說都說不過去。

◎從舊工運到新工運？

當然，這些勞資爭議一點都引不起現有的總工會以及大型工會的興趣。對這些工會來說，外包對於正式員工其實沒有大影響，在有些狀況下，外包工反而變成正職員工可以使喚的助手，甚至有些正職員工還會跟以前的同事一起經營外包業務。我也聽過一些公營事業工會的理事長表示贊成把一些業務外包，因為「我們公司其實不需要那麼多人，只要留下適度的人力，公司反而競爭力會提昇」。典型廠場工會的邏輯，加上勞工董事當久了，有這種反應也是正常。

對他們來說，外包發生影響的部份，「頂多」只是工會的會員人數日漸減少罷了。這種減少，只要不是大規模發生，工會通常也是無動於衷。我常舉的例子是我以前在電信工會當組訓組長，2000年卸任時，我手上的會員名冊還有三萬五千多人，而現在，只剩下兩萬四千人。七年之間，會員人數少掉三分之一。

可能大家會想到「煮青蛙」現象，的確，像現在已經消失的台汽工會就是一鍋從一萬六千人被煮到剩下三千不到的青蛙，多半等到要抗爭的時候才知道力有未逮。事實上，看似大企業裡的大工會， 人家真的要整鍋倒掉，你還真的不一定有辦法對抗啊。不要說電信、石油、電力等工會一旦政策轉彎要搞組織切割或者大規模外包時候無力抵擋，像中鋼一旦遇到鋼鐵業不景氣時，外包比例擴大（正職工：外包工現在約為2:1），工會一樣沒轍。別說工會實力，光就論述上就輸人了，因為工會平時根本是支持外包的呀！（更不要勞委會一天到晚想要禁止或限制這些產業的罷工行為）

回頭來看這些清潔工。他/她們作為社會基層的勞動者，勞動條件已經是低到不能在低了，而偏偏在這個外包體制下，他/她們根本沒有可能組織工會。廠場（產業）工會不可能，因為不只公司規模不大，而且員工工作地點分散，服務單位都不同；他/她們也不會加入職業工會，因為公司都有投保勞健保，或者更糟糕，被轉介到某職業工會寄保。總之，這些勞動者沒有工會可以加入，現有的工會體系也不會有意願來保護這些人（可能縣市層級的總工會除外？）。

◎Organise the Unorganized：香港的非典型僱用勞工組織經驗

我覺得這次政大種子社以及九五的朋友們這次的行動，起了一個好的開頭，讓這些基層行業的勞動問題暴露出來。台灣的非典型雇傭勞工的勞動條件現況一直缺乏足夠的關注與揭露，令人比較印象深刻的是去年中基本工資調漲前後，九五的朋友對於時薪制勞工以及青年打工族的議題，打了好幾場漂亮的戰役。


當然，說要組織他/她們，的確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特別是在沒有總工會或者大型工會奧援，資源非常有限的情況下，要搞組織並不容易。從香港的經驗來看，在香港職工會聯盟有意識的組織企圖以及組織資源的奧援下，也花了將近五年的時間才把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以及清潔服務業職工會兩個工會建立起來。


這兩個工會近幾年的組織發展，是跟香港的最低工資立法運動扣在一起的。簡單說，就是先打公家機構（包含大學）外判清潔工作的勞動條件（最低工資殺入公營機構），再擴大到大型私人企業（揭露九龍巴士清潔工惡劣待遇），然後也擴展到其他行業（連鎖速食業工資仍然過低）。同時，一個更大的社會聯盟也在2006年8月成立：30個多個團體組成「民間爭取最低工資聯盟」。

也就是在這樣的努力下，不僅一向高舉「自由放任/不干預市場」原則的港府被迫設下公務機構清潔外包最低工資，一向親北京的政黨與勞工團體也開始轉向支持設立最低工資；更重要的，這兩個行業的勞工也有了自己的工會組織。我自己的觀察是，這兩個工會與其他幾個非典型雇傭型態相關的工會（比如說家務助理工會），是香港獨立工運中非常重要的最堅定力量。

◎結論：從工學聯合開始？

台灣可以怎樣發展新一波的工會轉型運動，我也沒有比較完整的答案，所以在這裡就不多談。但是，我覺得工運如何能夠吸新血的加入，將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去年九月的那場工作坊，感覺幾個在工會工作的朋友心情上有點孤單：許多工會自縮回去單純的利益團體，在社會上不再被視為改革的力量，的確很難再吸引到新一輩改革者的投入。我不曉得工委會這幾年投入這麼多心力在發展火盟，是不是一種因應，但是我想這次政大清潔工爭取權益運動，也會是一種新的模式。簡單說，新的工運不一定要完全從舊工會的土壤中長出來，或許先獨立發展，日後在什麼地方可以相接也是可能的。

其實，特別挑選保全人員與清潔工作為組織對象也不是散槍打鳥的。從台灣與香港的經驗來看，這兩個行業是因為經濟轉型中年失業者很常進入的兩個行業，勞動條件很差，工會組織率也不高，正統的大工會也對她/他們不聞不問。而改革通常就是從無人聞問的地方開始的。美國這十幾年的工運轉型就是從大廈管理員開始，從SEIU發展的「大廈管理員正義行動」（或參見 wikipedia上的Janitor Justice ）到後來以拉美移工為主的組織行動（2001年肯洛區的電影麵包與玫瑰就是在講這段故事。結果電影拍完，他還真的回去英國搞倫敦地區的清潔工組織行動），都為美國的工會運動注入了一定的活力。

最後再講一點香港的「工學聯合」經驗，除了之前大學清潔工外包權益運動中，工會與學運組織的協同之外，香港的中文大學曾經有過這樣的經驗：學校的便利商店到期，學生發起要求新的契約應協助弱勢勞工，而不是讓大型商業財團進到學校，於是在婦女團體與勞工團體的協助之下，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內商店是由「女工合作社」接手。2007年香港社會社會論壇，曾經就合作社運動與工人運動舉辦了一次圓桌論壇，裡頭也有這個案例的報告。

學運、工運與婦運（可能還加上環保運動），台灣的大學校園如果出現這樣的女工合作社，似乎也是一個有趣的發展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