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燒之島

窮理說：『職工盟透過職訓體系，靠香港政府養；台灣的工會靠會費，看起來台灣的工會好像「比較對」，不過「比較對」，不代表「比較強」，這說明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工會，沒有固定的長相、組成，它是因應不同的團結需求，從抗爭中間長出來的變形蟲。』

本來只想留言幾句，寫長了，就搬回來這裡。

香港政府自己不搞職業訓練，統統外包給民間團體。這是香港職工會聯盟設立五個職訓中心的背景。職工盟大約年支出是兩千萬港幣，約合九千萬台幣（基於學術倫理，我就不列職工盟的收支明細給大家看了，呵）。其中，約有七成五是來自政府對於職訓的補助，而這七成五補助，幾乎有九成是花在職訓中心的各項支出上（薪資房租管理講師等等）。換言之，職工盟的『工會運動』部門的經費來源，仍有八成是來自於非政府補助的收入。這其中包括了捐款（佔總收入的6.5%）、工會會費（3.1%）以及收費職訓課程（15.5%）。所以窮理說職工盟靠政府養，也是有點快的說法。

當然，如果港府的職訓支出一下子歸零，那職工盟當場就要大解（大量解僱），而且不只是職工盟，大概全港一半的NGO都會有問題。不過我寫這些並不是要幫職工會聯盟辯護，我要講的是，他們在財務上的經驗有些是可以讓台灣的朋友參考的：

第一，職工盟藉由職業訓練，也搞了許多勞工教育與組織工作。我曾經帶過兩團台灣的工會幹部到香港看他們的再培訓中心，工會理念的宣傳就在公佈欄上，就在櫃台的各種小冊子上，同時，每個職訓中心也都設有組織幹事，專職協助勞資爭議、勞工教育課程以及組織工會。這次來台灣參加工作坊的家務助理工會、保安與物業管理工會以及清潔工總工會跟這些培訓中心有很深的淵源。當然，日子久了，職工盟的工會組織發展跟再培訓中心職訓業務發展，自然會演繹出不一樣的邏輯，工盟的一些朋友笑稱這是「職工盟.org VS職工盟.com」的衝突。但是這種衝突，本來就是要發展職訓中心的代價，也避不得的。

這樣講可能有點不好意思啦，但是，牛不管是牽到北京或者香港都還是牛，好多台灣的工會幹部看到職工盟的五個再培訓中心的時候，最大也可能唯一的反應是：「哇，辦職訓可以賺錢耶」。記得我在2002年回台灣的時候，也幫當時全產總秘書處約了一團到香港拜訪，當時的秘書長郭國文還特別邀了兩位勞委會官員一起去，希望可以讓他們學學香港，把職訓外包出來給工會（職訓要不要外包，這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題目，另文再說了）。回來之後，勞委會真的外包了幾個班次給全產總，而全產總也把這些班次讓各會員工會去認捐，而有幾個產總就真的認了好幾班，然後，然後，再轉包給民間公司（如電腦公司）去搞。至於職訓與勞工理念宣傳，職訓與組織工作，似乎從頭到尾沒有人再提過這件事。所以，這些職訓班算是全產總爭取給縣市產總的福利，算是servicing unionism的具體實踐。

第二，職工盟上上下下都知道倚賴政府職訓資助的危機，所以一直在想開拓財源的方式，而這些方式都跟拓展工會運動組織的企圖相聯繫。我覺得這種想法才是根本，沒有組織企圖的話，工會有錢反而是一種社會災難。

職工盟幹過什麼事情來拓展財源？就我所知大概有：上街頭募款、賣彩券募款（香港允許人民團體發行募款彩券）、健行募款、開設資源回收中心、提高會費、以組織工會計畫向國際工會專案募款、會員工會繳交秘書服務費（職工盟組織者兼任會員工會會務人員）、招募定期月捐個人會員以及設置專任募款幹事等等。有些計畫成功，當然也有失敗的，但是，這些都是環繞在拓展工會組織力量的主軸去發展出來的。

我是覺得，有這種企圖在，職工盟即便會受到政府縮減職訓支出的影響，但是底子是在的。說穿了，拿政府補助不是問題，重點是用什麼心態去拿。記得1999年訪問韓國民主勞總的時候，他們也拿政府補助的，但是，他們堅持有關於民主總生存根基的經費（比如說人事房租與行政費用）絕對是自己籌來的。

反觀台灣的狀況，就令人擔心。大型的企業工會，經費沒有問題，還可以拿來發給會員當福利；中型工會，會費也過得去，聘一兩個秘書處理行政作業都沒問題；小型工會就一定要理監事自己來扛起會務—而偏偏小型工會居多。而聯合會或者總工會就問題大了，遠比基層工會窮很多，多數時候要仰賴政府補助，不然會務人員的薪水與勞工教育都會有問題，更遑論有經費來支持要打仗時候的研究、文宣與抗爭行動了。究其根本，廠場/企業工會的窠臼限制了組織企圖的發展，顧好公司或者廠內會員就夠了，至於像聯合組織的衰弱、非工會會員的勞工困境、整體勞工處境的下滑，工會幹部在點頭同意之餘卻也多是心安理得地過活著。廠場工會，嚴格來說其實沒有組織擴展的問題，因為工會規模是資方在決定的嘛。


說實話，香港的工會也沒有『比較強』啦，台灣廠場工會的動員基礎以及理監事的成熟度一直為香港工會朋友所羨慕。電信、台鐵工會一動員就五千人，9月8日銀行工會聯合會一萬四千人遊行，這在香港都是很難想像的。但是，在香港大學近十年的民意調查中，香港職工會聯盟一直都在最受信賴的政治團體的前幾名的行列，並且多次位居第一名。可能的員因之一，除了對於民主的追求之外，我想是在於職工盟在對於組織弱勢勞工以及縮短貧富差距等議題上的堅持與努力。這些，在香港造成了一個職工盟樂於承擔的社會印象：「要抗爭找工盟，要福利找工聯」（職工盟與工聯會的差異請見這裡）。

總之，我覺得工盟有的是像窮理講的「變形蟲」的潛力，正如我這幾年在工會勞教時常講的：資方大搞彈性化，工會組織更需要搞彈性化來因應啊。不過，工會幹部們長期浸在台灣特有的工會文化裡，要改變實在需要時間啊：

記得2002年到香港那一次，一位大工會的理事長在拜訪完職工盟在彌敦道的辦公室後，把我拉到一旁說：「阿斌啊，你下次也安排我們去其他國家的工會看看嘛！你看，職工盟的辦公室那麼小間，亂七八糟，人擠人的，跟我們在台北的會所差多了…」我聽了當場傻眼，只好很有禮貌地用很直接方式戳回去：「長仔，你的會所是事業單位借你的，這裡的兩層樓，是人家募了兩千五百萬台幣自己買的呀……」

上街為工會募款？路還很長哩--雖然二十年前台灣不少人是這樣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