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燒之島

今日下午到桃園縣產總跟幾位朋友聊天，聽他們講到最近勞工運動對幾個題目很有興趣，像勞動派遣以及國民年金等。我倒是建議了一個題目，就是調整最低工資。

台灣的最低工資已經有八年（？）沒有調漲。兩個原因做這樣的建議：第一，實際上牽涉到15840元的多半是邊緣/弱勢勞工，像是部分工時，時薪制勞工，以及外勞。道義上，台灣的工會本來就該要幫這些人講講話，而且，看看像溜滑梯般持續下降的組織率，工會運動也到了該在組織面向她／他們張開雙手的時候了。第二，對照韓國製造業的工資已是台灣的兩倍，甚至香港工資也開始回升的時刻，台灣的工會還老是採取defensive的策略，莫非真的相信「企業永續經營」那一套，把自己跟資方獲利率綁在一起？

當然，這只是很粗略的想法，還欠琢磨。晚上看到香港明報登了一篇文章，是香港職工盟老友寫的，貼上來做為參考。香港的勞資關係長久以來是典型的自由放任，這兩年最低工資政策居然逐漸成為政治日程表上的熱門題目，呵呵，這跟香港獨立工會運動的努力有很大的關係哩。

對照香港朋友對於邊緣勞工的關切，還有韓國工運對於非典型雇用勞工的組織企圖，台灣的許多工會（頭頭）們倒是安居樂業得令人十分欽佩。所幸，還有一些朋友不是這樣的，改天再來寫他們的故事。

◎最低工資影響就業的虛實 香港明報 論壇版 2006年11月16日
譚駿賢

【明報專訊】最低工資應否立法，成為曾蔭權第二份施政報告的焦點之一，也促使社會上鬧哄哄的討論。自由派經濟學家幾乎眾口一辭攻擊立法，更大力指出立法只會造成更多弱勢勞工失業，結果使社會走上由善意鋪成的往勞役之路。

使人失望的是，這些評論大都缺乏嚴謹的分析及準確的數據，較之被他們批評的工會領袖更口號化、空洞化。在芸芸經濟學者中，雷鼎鳴教授算是最有耐性去鋪陳理據、願意深入分析的一位了。他在《信報》發表的〈最低工資缺乏學理依據〉就引用了各方研究，反駁90年代曾轟動經濟學界的《Myth and Measurement: The New Economic of the Minimum》一書，指出增加最低工資金額，會造成更多工人失業。

反對最低工資的人，多以卡克(David Clark)及克魯格(Alan Krueger)合著的《Myth and Measurement》一書為攻擊對象，正因為此書甫出版即震動了經濟學界。此書並為克林頓掌政期間增加最低工資的措施提供了理論依據，扭轉了過去學界一直堅持認為，最低工資影響就業的說法，連香江健筆林行止也因此書而以為制訂最低工資不是洪水猛獸。

這樣的一部著作，自然激起反對者的爭議。而雷鼎鳴教授就援引兩位美國經濟學家紐麥克(David Neumark)及華沙爾(William Wascher)來質疑該書研究方法的可信性。他指出兩位學者以《Myth and Measurement》採用為研究對象的郵區的幾百間四大快餐店「遠為可靠的正式出糧記錄」做調查，發現增加最低工資會果然減少就業，使卡與克兩位作者狼狽不堪。

研究的3個版本

然而，關於紐麥克及華沙爾的研究結果，當中一些鮮為人知的故事，雷教授並未向報紙讀者說明。

紐與華兩人的研究是應美國就業政策研究所(Employment Policy Institute)之邀而進行的。該研究所主要由跨行業的僱主，包括製造業、飲食業及零售業等老闆組成。而研究先後發表了三個版本，主要是因為作者認為頭兩次調查的樣本存著不少問題。

● 在95年3月研究的第一稿中，兩人主要用研究所提供的71間(而非數百間)食肆及快餐店的出糧紀錄樣本進行調查，結果發現新澤西州的就業增長率確較賓夕凡尼亞州為慢，但卻並沒有減少就業。且在工資差距測試中，在引用「差別的差別」方法比較不同工資起點對就業的打擊時，發現影響極少。兩人結果在第二稿時指出，因研究所在最低工資辯論中存在利益關係，它提供來研究攻擊《Myth and Measurement》一書的食肆，可能是擇優而用(cherry-picked)的錯誤樣本。

●兩人隨即在8月發表研究的第二稿。在這版本中，兩人在原來研究所提供的71間樣本外再加多9間做調查，並自己多找另外150間一併研究。這次的數據較第一稿要強，但這次跨州研究的結果，卻與第一稿的結論所差無幾：增加最低工資後對就業沒有造成顯著打擊。這次，紐與華兩人歸咎於所蒐集的工資紀錄資料未有顯示食肆職工的起點工資(starting wages)。

●在同年11月的第三稿中，紐與華在之前兩次研究的樣本的基礎之上，另外再運用《Myth and Measurement》一書所採用的統計學測試方法，將71間及150間食肆分開調查。這次兩人終如願以償，得出增加最低工資會影響就業的結論。但，這次分開研究下得出的數字顯示，增加最低工資後，第一稿所採用的71個樣本對就業的負面影響值是-0.95(FTEs, 全職等值的工人)，而第二稿的150間的結果是-0.5。

這次調查結果雖符合紐麥克、華沙爾及其他敵視最低工資的自由派經濟學者的胃口，但應該不盡滿意。首先，不論71個、150個還是兩者合計的樣本總數，都遠較卡克及克魯格所採用的410個樣本為低；且他們在批評卡克兩人以電話訪問不夠嚴謹而採用工資記錄來做調查時，卻得不到他們希望得到的結論；最終，紐與華還要採取《Myth and Measurement》一書所採用的統計學測試方法來進行研究。

不過，最終的研究結果並不嚇人，-0.5的負面就業影響，也難以用作徹底推翻卡克及克魯格的論點。難怪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e)指出紐與克兩人的獨立研究顯示的輕微負面就業影響，不論在統計學還是經濟學上都沒有多大意義的。

最低工資的廢存及增減，在外國經濟學界一直爭論不休，且各自都為自己信服的理論及學說爭辯一番，甚至背後都有不同的利益瓜葛及政治目的。像卡與克為克林頓的政策辯護，紐與華則為老闆們效勞。當有關爭議在香港展開時，聽到更多的是經濟學家空洞及氾濫的陳辭，講實證及理據的少，雷教授已算是異數。

工會爭取最低工資立法，無非是眼見現時工人的工資實在太低，要迫使任何負責任的政府採取措施罷了，而非要搞什麼宏偉的社會工程。相反，一些死硬自由派經濟學者卻無視現實，為理論背書，不容他們的自由市場烏托邦受到玷污。他們攻擊上個世紀的社會主義者，為實現理想而為世界帶來災難。但，今天他們正走著從前敵人所走過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