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燒之島

【前言】何東洪打電話來邀稿，說大聲誌想要做一個留學的專輯。於是，就寫了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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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2001年到英國之前，有次去找乃德老師聊天。他說出國後讀書研究自不待言，重點是一定要去旅行，有時候甚至收穫更多。這話當然是聽得徹底，耐著辦簽證的不便以及省吃儉用，幾年下來，在英國與歐陸許多地方都留下了足跡。

除了這些有形的旅行，讓人更有興趣的，當然是英國這國家本身：是工業革命與工人運動的起源地，是馬克思寫資本論的地方，是出了E P Thompson, Raymond Williams, Ken Loach的地方……。除了到High gate墓園去跟老馬上個香（事實上是敬長壽菸）之外，怎能入寶山而空手回呢？套用一下Charles Tilly的書名，這social itineraries是不能少的。

◎紅綠研究會—原來社會主義者可以是這樣的

花妹的指導教授Ted Benton是一位生態社會主義者，看到從台灣來的學生這麼「衝」，就邀了我們去參加一個討論團體：「紅綠研究會Red Green Study Group」。本來想說，啊，到英國來參加讀書會？大學以來還開不夠嗎？去了之後才發現好玩。

這個團體的起源要追溯到1990年代初。1991年，英國共產黨宣布解散，1992年，保守黨竟又於大選中四連莊，英國左翼心情鬱卒遠超過現在的泛綠支持者。兩個英共黨員決定做些什麼來找尋新的出路，於是就發起了「紅綠研究會」。看名字可以瞭解，除了檢討資本主義體制對於人的剝削之外，也同時關注對於自然環境的剝削。成員橫跨工黨、綠黨以及不同社會運動，他們花了三年的時間討論，於1995年出版了「What on earth is to be done?」（這英文的雙關語實在很難翻譯），作為綠色社會主義在理論與實踐上的初步綱領。

參加過幾次在酒吧裡進行的討論之後—終於體會到為什麼英國的社會史家花那麼多篇幅在討論pub—就益發對這團體感到興趣，喔，原來社會主義者可以這麼open minded！而且，把工運以及環保運動放在同個綱領下思考，委實有趣。於是，我、邱花妹以及友人吳昱賢決定動手翻譯這本「What on earth is to be done?」。另外，跟高雄的朋友們討論之後，決定一不做二不休，邀他們到台灣！2002年暑假，四個討論會的成員，包括了兩個教授，一個博士農夫，以及英國左翼雜誌「紅辣椒Red Pepper」的總編輯，就這麼殺到台灣。在高雄有一場兩天的研討會，之後又帶了他們從美濃、東港一路拜訪到三峽、台北、貢寮。

印象很深刻，他們一上車，就立刻開始討論／整理／辯論剛才的拜訪行程，幾乎沒有停止過。問他們會不會累。不會。要不要去某某地方逛逛。不需要。到貢寮自救會後，一個安排拜訪的環運朋友說，帶了許多團的學者到過貢寮，就這團最能夠鼓舞當地的幹部。跟他們說了這個，那位六十幾歲的曼徹斯特經濟系教授Pat微笑著說：「這正是我們為什麼來這裡，不是嗎？」

◎成為Labourstart的通訊員

Eric Lee是近十年來在國際工運界知名的怪腳，他辦的網站：LabourStart，是當前傳遞國際工運訊息的關鍵平台。他聽一個香港朋友提起我，就邀了我們到倫敦他家裡喝茶，聊了一下午，還邀請我們當這個網站的通訊員。

這個Eric怪在哪裡？他曾經出了一本書：「The Labour Movement and the Internet: The New Internationalism」，這樣知道了吧？他老是掛在嘴邊的是：資本家都不知道用Internet賺了多少錢，壓榨了多少勞工，結果工會卻只會搞個網站放理事長照片以及新聞稿！這樣要怎麼跟資本打仗呢？

有十八種語言版本的LabourStart不止每天更新即時勞工新聞，另外還搞mailing list、協助工會訓練Internet人才、勞工網路電台、網路電視、票選最佳工會網站、網路聲援行動等等。有次到倫敦政經學院去參加他辦的研討會，來自各國工會的網路工作負責人齊聚一堂，真的是長見識看到怎麼利用Internet來搞組織工作。

記得當時他問我，奇怪，以你們台灣的經濟成就，應該有很多英文的使用者才是，怎麼都很少看到你們工會的英文訊息呢？我躊躇了半天，也不知道該跟他講是工會的問題，還是社會的問題……

◎新左評論與Perry Anderson

2004年藍綠廝殺加上兩顆子彈，讓台灣躍上了英國的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也讓我跟左翼大師Perry Anderson有次意外的互動。有天在系上遇到我指導教授Robin Blackburn（這老共匪是1983年到1999年新左評論的總編輯），他興奮地跟我說，知不知道NLR 28期（新版）有一篇有關台灣的討論。過幾天看完那篇侯孝賢、朱天心等四人的訪談，心裡不很舒服，就回了封信給老闆，說這sampling有問題。

過幾天Robin跟我說，他把信轉給Perry Anderson（該篇文章的訪問者）了，Perry說想要跟我聊聊。於是就約了一天，跟老婆到倫敦他家裡吃晚餐。老先生真是博學多聞，一開始就聊了一堆台灣新電影運動（我猜他是因為好奇侯導怎麼會去搞政治，才有那次的訪談）。但他不像他哥哥Benedict Anderson（對，就是「想像的共同體」的作者）那樣同情台灣，大概是嫌惡台灣長期親美的關係吧。

我跟花妹對他解釋了我們所理解的台灣政治發展經驗，也指出了訪談中一些有問題的地方。老先生有點傲，不太願意認錯。在座的還有我們另一個朋友以及 Perry友人王超華（六四學運領導人之一），講到後來是我們四個黃皮膚的圍攻他一個。最後，他用了一個間接的方式來表達退讓：好，那麼，如果我們新左評論再進行一次訪談，你們有沒有什麼建議的人選？謝謝。唉，其實我也知道有些不妥，登出來之後，Benedict就寫信來罵了我一頓……

其實讓我驚訝的是，這老先生好像什麼都懂，他對於十九世紀日清台關係、閩客原族群史的理解，大體上很正確。記得那天在回家的火車上，跟花妹說，真的感覺到什麼叫做well educated。

◎讓人更謙卑的旅行

其實還有很多有趣的經驗，像是參加鎮上反戰組織、加入地球之友、訪問英德五個勞工博物館、花妹去拜訪左翼導演Ken Loach……。我想是有著躍躍欲試的心情，所以才能觸碰到如此多的機緣巧遇吧。在英國四年多，我不願意只用「長眼界」來形容這段時光，畢竟跟這些國外朋友們互動，長眼界是彼此的。倒是幾年下來，常常會跟在德國讀書的吳昱賢分享彼此的社會旅程。我們老是覺得，有了這些經驗，會想說以後回台灣可以怎麼搞，卻同時也會讓人更為心虛謹慎。該怎麼形容這種矛盾心情呢？我常想，出國這幾年，就像是一次會讓人更為謙卑的旅行。是的，或許這種心情就是謙卑吧。

作者後記：
1.僅以此文紀念離開我們已經一年的朋友吳昱賢。
2.文中所提可參考相關網站：
◎LabourStart
◎紅綠二重奏（建構中的…）
◎邱花妹寫Ken Loach以及勞工博物館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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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的後記】

稿子交了，接到何冬瓜的電話，劈頭就說：阿Ken Loach咧，怎麼沒寫？我一頭霧水，什麼 Ken Loach？原來，他以為去拜訪Ken Loach的人是我，所以就自己想像我會交一篇「近身觀察Ken Loach：工人導演大爆料」之類的東西……

邀稿的亂邀，寫稿的亂寫，承大聲誌編輯抬愛，好像也沒有退稿，呵呵。不過，到現在也沒有收到一本，不知道是不是「不夠Ken Loach」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