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燒之島

這是寫於2002年四月的文章。

日前讀到國際金屬工聯（IMF, International Metalworkers' Federation）的一篇新聞稿，說韓國民主勞總（KCTU, Korean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的理事長段炳浩（Dan Byung-ho）被韓國政府釋放出來了，心裡很高興。1999年11月跟全國產業總工會籌委會的幹部一起訪問韓國的時候，曾經跟段理事長碰過面。

記得當時是抱著取經的心情到韓國去的。當我們一行人進到位於漢城市中心KCTU的總部，著實嚇了一跳，怎麼是這麼大的辦公室？怎麼有這麼多的工作人員？印象裡，不含民主勞總在各地支部的工作人員，光總部約有四十個工作人員。六十幾萬個會員，聘請了四十幾個專職人員，台灣的全產總有將近三十萬會員，有多少工作人員？五個！真是天差地別。韓國自主工會收取的會費平均約占薪資的百分之一左右，而台灣許多工會會費甚至只收薪資的千分之一。想想，財務不自主，當然請不起專業的會務人員，工會能力自然不強。

當天晚上與民主勞總幹部一起吃飯的時候才知道，這些會務人員的平均薪資才大約台幣一萬多元，而且當月的薪水可能會發不出來，於是大家當場就把身上的韓圜跟美金掏了出來，雖是杯水車薪，也是一種心意。居間聯繫的朋友Tsang告訴我們，在韓國從事工運的物質條件比台灣差上許多，但是堅持的決心則要比台灣要強過一大截。這令在場的許多台灣工運老先覺臉上浮出那種「拜託耶，想當年，你爸在跟國民黨擱資方車拼的時候….」的不服表情，於是，Tsang就舉了韓國教師工會的例子：大約是在1980年代末，韓國教師開始籌組工會，各地教師工會紛紛成立，當時的盧泰愚政權眼見不對勁，下令把全國各地三千多名教師工會的積極份子開除。結果，你能想像嗎？這三千多名教師的大多數不僅沒有從此消失，反而選擇留在學校附近，繼續從事工會活動，薪水全靠其他工會以及國際工運的募款，平均每人月領三千台幣，這樣過了五年！！當1993年金泳三上台之後，眼見這教師工會不僅消滅不了，而且韓國教師總工會日益強壯，只好宣佈讓這些教師復職。

心服不服呢？當然服了。我不是說台灣的工會一被迫害就散了，還是有許多被迫害的工運先進繼續投身勞工運動協助其他工人，只是，好像除了大同公司工會之外，我們還看不到這樣拼到底的例子【註一】──最重要的是，台灣也沒有那麼多願意連續募款五年來幫助其他受難者的工會！

繼續我漢城的故事。隔天，段理事長請我們的幾個代表吃中飯，出席的有我、現在已經被葉菊蘭結束掉的台汽工會理事長萬祥仔、大同三峽廠工會的庸哥、還有中鋼工會的清賓兄。從KCTU搭電梯下來，電梯門一開，遇見兩個白領年輕人，我很驚訝地發現他們居然很恭敬地向段理事長欠身打了聲招呼！我問段理事長他們是誰，他說沒有啊，應該是在樓下公司工作的人吧！看到這幕才讓我了解，為什麼1996年初KCTU總罷工會有將近七成的民意支持。

吃飯的時候，交換意見是一定有的，我們也一直表示要向韓國工運的學習之意。記得段理事長很嚴肅地說：「沒有，我們的力量還是很弱小，還有很多組織工作都沒有做好。」我是相信一定還有很多工作還沒做好，但是他講得是那麼凝重，那麼認真，你會覺得他不是在跟你隨便虎爛。

我沒有美化韓國工運的意思，強悍歸強悍，這幾年還是一直在跟所謂全球化浪潮下的新自由主義存活得很辛苦；也有人批評，南韓工運的以男性製造業工人為主的型態，一樣在複製歐美工運走過父權邏輯。但是，環境惡劣，南韓工運敢喊出：「拒絕資遣／每週四十工時」的口號；男人當政，仍不忘強調由下而上的民主精神，對於移住勞工（外勞）也採取了支持的態度。充滿自信而不退縮，承認自己弱點而不鄉愿，我從韓國工運上看了這最起碼且重要的「運動精神」。1998年，前南韓電信工會理事長訪問台灣的時候，說過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他說：「南韓的經濟奇蹟是工人創造的，不是這些財團跟政客；請相信我，會讓南韓從金融風暴中站起來的，也我們韓國的工人！」

段理事長這次被捕是遭漢城警方用計陷害的。在2001年9月反民營化罷工期間，所有的工會領導人都聚集韓國的民主聖地──漢城市明洞教堂裡面，警方不敢衝進這個教堂，因為怕教徒以及梵蒂岡抗議。金大中政府傳話說，願意重新考慮私有化計劃，只要部分領導人做做樣子讓警方偵訊二十四小時，隨後放人。經過再三考慮之後，KCTU同意政府的條件結束罷工，結果金大中食言翻臉，包括段理事長在內多名幹部被起訴判刑。金大中政權五年任內總共逮捕763名工會幹部，超過前面兩任總統的紀錄，真是好個「陽光人權大總統」。

事隔幾年，段理事長大概也不記得我這個小夥子了。但是，我倒是一直記得這位老歐吉桑的堅毅表情，以及韓國工會運動可以學習的地方。


以下是國際金屬工聯的有關段理事長出獄的新聞稿以及2000年2月的一篇段炳浩訪問稿。


壹、【國際金屬工聯4月2日新聞稿】

※國際知名韓國工會領袖段炳浩昨日出獄

南韓昨日傳來好消息！韓國民主勞總（KCTU, Korean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理事長段炳浩於4月2日晚間被韓國政府釋放。段理事長於2001年被韓國政府以「妨礙企業」以及領導「非法罷工」的罪名逮捕，並且遭到判刑1年6個月。

當段理事長昨晚走出漢城監獄的時候，超過五百名來自各工會、民主勞動黨、社運團體的代表以及媒體記者在監獄外頭歡迎他。

在監獄門口，段理事長發表了一段公開談話。他說，新任總統盧武炫上台之後，雖然在施政上有一些進步，但是韓國的新自由主義式的經濟政策仍然沒有轉變，所以他希望大家不要被蒙騙。他也談到當前的伊拉克戰爭，他期待有更強的反戰運動來阻止任何韓國軍隊涉入這場戰爭。

國際金屬工會IMF對於段理事長的釋放表示歡迎。IMF秘書長馬倫塔其曾經於段先生上次入獄的時候到過韓國探訪過他（在段先生從事工運的期間，韓國當局曾經五次逮捕他），馬倫塔其秘書長很高興看到段先生重獲自由，他描述段理事長是「他所認識最偉大的工運領導人之一」。

在2002年，IMF曾經組織過兩次國際行動聲援韓國的勞工運動，呼籲國際社會關心韓國工會幹部在工會運動過程中所遭受到的打壓【註二】。有幾位金屬工會的幹部因為這些救援行動而獲釋放，但是段先生則一直遭到韓國政府的拘禁。

在接受兩週的醫療及健康檢查之後，段先生將繼續重回到韓國民主勞總的領導工作。


貳、【國際金屬工聯段炳浩訪問錄／2000年2月】

譯自國際金屬工聯（International Metalworkers' Federation, IMF）網站
作者：STIG JUTTERSTR

【段炳浩是韓國勞工運動的一個重要人物。他談到他對於韓國政府、雇主以及警察的抗爭經驗，同時也談到他在獄中的時光。】

韓國民主勞總總部裡，段炳浩坐在他的辦公桌前面。他穿著一件紅格花紋的襯衫，藍色的夾克以及棉質長褲。他的前額佈滿了皺紋，眼中閃著智慧，以及一臉溫暖的笑容。


問：你是在什麼時候變成一個活獲的工運份子？

答：是在1987年。我當時是在東亞（Dong-ah）營造公司上班，那是一個生產建築設備機具的工廠。工作條件很差，工時很長，薪水卻很低。所以我決定向公司提議改善勞動條件並且提高薪資。那時候公司裡沒有工會，於是我就發起籌組工會。


問：那廠裡其他的工人反應如何呢？

答：這可不是個簡單的工作，因為那時候還不允許自由地籌組工會。公司裡共有770個員工，我們有30個人秘密地進行籌備工作。一個月之後，我們公開行動，並且告訴所有員工我們即將成立工會，結果有300個員工加入工會，算是不錯的成果。


問：結果資方如何對付這些員工呢？

答：公司的反應很激烈。雇主威脅員工並且勸阻他們加入工會。老闆拒絕承認工會是代表員工的組織。不過五十天之後，我們進行了一場罷工，最後資方只好承認我們有權代表勞工進行協商，並且有權要求較高的薪資。


問：那一定是一場不被法律允許的罷工吧，說說當時的經過吧。

答：每個員工都加入了罷工的行列，我們持續了一個星期，最後雇主只好承認我們。那算是一次相當成功的行動。


問：你去年（1999年）8月才被政府釋放，那你是何時第一次遭到政府逮捕？

答：那是在1989年4月。在1988年的春天，我們又發動了一次罷工要爭取較高的工資。我當時發現，在單一公司裡頭針對工會權利進行抗爭效果是有限的。我們必須要與其他的工會進行合作。於是我提議發起「漢城地區工會委員會」，當年年底，我們又發起了「全國工會代表委員會」，成員含括了來自全國的工會代表。當工人著手進行全國性的串聯之後，政府立刻感到威脅，於是我的名字就上了通緝名單。靠著許多朋友的協助，我當時在全國許多地方移動以躲避警方的追緝。這樣過了四個月，有一天晚上，在與工會幹部開完會之後，我被埋伏在外的警察逮捕。我被判刑一年六個月，不過，五個月之後我就被放出來了。


問：這應該只是開始吧，你總共被逮過多少次？

答：四次，總共在牢裡待過四年半。


問：在牢中你受到什麼樣的待遇？有讓你很難受嗎？

答：我沒受到什麼特別的壓迫，也不怎麼特別難受。那段時間是相當有用的。最難受的是，在裡面有時感到很孤獨，因為與我的家人──我的太太，以及我的兩個小孩──分開。我第一次被捕的時候，兩個小孩中，大的八歲，小的才四歲而已。我在裡面讓自己保持活躍的心情，每天作運動一個小時，其他時間則用來寫信、學習與閱讀有關勞工運動的書籍，並且計劃未來。我充分利用了這些時間，所以並不算白費。


問：所以你可以讀書囉，那獄方有限制你哪些書不可以看嗎？

答：起初，我只能讀一些獄方認為無害的書籍以及報紙，因為他們設了許多限制。但是後來我能讀到許多書，因為來探監的朋友把禁書的封面換成一般的書籍封面，這樣我就可以讀到許多有用的東西了。獄卒只會檢查書的封面、書名跟作者！


問：你這麼多次遭到逮捕的原因是什麼？有什麼相似之處嗎？

答：有的。只要每次想要搞個新的工會結盟組織，我就被逮捕。1989年要發起一個全國的串聯組織，結果被捉。1991年2月，因為發起「全國工人協會」，結果又被逮捕。在1993年發起現在「韓國民主勞總」（KCTU）的前身──「韓國工會代表委員會」──的時候，我被警方通緝了兩年。當我在四處逃避通緝的時候，我也同時加入籌組「韓國民主勞總」的工作，結果1995年6月籌組工作剛告一段落，我就又被逮捕了。1996年我被釋放出來之後，我又想把「現代公司工會」、「韓國金屬工會聯合會」以及「韓國汽車工人聯合會」合併成大家現在看到的「韓國金屬工聯」（Korean Metal Workers' Federation, KMWF）。結果剛剛弄好，我就又被逮捕了。1998年10月，我又被逮捕一次，1999年8月被釋放出來，9月，我被選為「韓國民主勞總」的理事長。


問：你覺得1998年10月那是將是你最後一次被逮捕嗎？

答：再次入獄不是不可能的。南韓政府有太多的手法可以限制工會活動──如果他們要的話。我上次的刑期還有兩個月還沒服完，這意味著今年（2000年）4月的國會大選我是沒有投票權的，這也意味著政府如果覺得我或「韓國民主勞總」又威脅到他們的話，是隨時可以將我抓起來的。


問：現在韓國有兩個全國性的總工會，「韓國民主勞總」跟「韓國總工會」（Federation of Korean Trade Unions, FKTU）。這兩者在產業上以及政治上有什麼不同？

答：有許多不同，但我這裡只談一些主要的差異。第一，兩者的起源完全不同。「韓國總工會」是五十幾年前由當時的總統所主導成立，主要是政府要來控制勞工運動的。「韓國民主勞總」則是源自1987年的工人大抗爭，這是一波大規模試圖掙脫政府控制的工人運動。

第二，兩者在運作上是不同的。「韓國民主勞總」的基本理念是：所有的工人都應該有權在各公司層次參與到工會的運作。我們的決策是建立在從基層出發的辯論上，每個會員都有權參與其中。我們的運作是基於民主原則，而「韓國總工會」則是以官僚原則在運作。

第三、我們在面對政府以及雇主時的態度相當不一樣。我們嘗試透過工會抗爭來滿足工人的需求。「韓國總工會」則比較傾向跟雇主以及政府進行協商與妥協。

最後，政治上也是不同的。不像其他國家，韓國沒有保守政黨，也沒有進步的政黨。究其實，只不過一堆保守的政客罷了。我們支持嘗試建立一個進步獨立的勞工政黨來代表工人的利益。但是「韓國總工會」則不支持這樣的做法【註三】。


問：你覺得在可見的未來，可能只會有一個全國性的總工會嗎？

答：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一個國家只有一個總工會是很重要的，但是我無法說韓國會在何時出現這樣的情況。


問：你覺得在南韓有機會像許多歐洲國家一樣，能建立一個以勞工運動為基礎的勞工黨嗎？

答：997年的時候，「韓國民主勞總」就通過決議要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工人政黨。「韓國民主勞總」的第一任理事長權永吉先生【註四】曾經參選1997年總統大選，而即將來到的國會議員選舉，「韓國民主勞總」也將推出十位候選人。但是我們還在初期的嘗試階段，前方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問：許多人批評「韓國民主勞總」太過好戰，對此你有什麼回應？

答：是的，我曾經聽過許多人說我們太衝，包括一些國外的朋友。我們在韓國也使用同樣的字眼，但是你必須要能了解韓國工運的歷史背景。1987年的大抗爭是針對軍事獨裁政權以及雇主對於勞工的鎮壓。他們拒絕承認一個民主並且自主的勞工運動。雇主們用盡了各種打擊工人的手段。使用一種激進的抗爭方式來捍衛工作場所的民主以及權利是必須的。不要忘了，工人們還是在惡劣的工作環境、長工時、低工資中受苦。不抗爭根本無法取得他們所想要的。在這種情況下，你必須是保持高度戰鬥性的。舉例來說，經過長時間的鬥爭之後，「韓國民主勞總」才在去年取得合法地位。


問：在西方人的眼中，他們給予金大中總統相當正面的評價。你對他的施政有什麼看法？

答：韓國工人不認為金大中是個多好的政治人物。雖然他被西方國家稱為「人權總統」，但是事實遠非如此。在他執政前三年裡，政府所逮捕的工會幹部數目，超過了前一任總統五年任期內所逮捕的總數。他是一個壓迫者，不是一個人權總統。

其次，他的經濟政策也讓許多工人受苦。他完全不加考慮就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計劃，這造成大規模的裁員，以及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社會上80%的人口在替另外20%的人工作。他也沒有去整頓南韓的財團以及家族企業。前五大財團在經歷了「IMF式危機」之後變得更為富有。


問：你對金大中總統的「陽光政策」，也就是與北韓關係正常化的看法如何？

答：金大中政府不把北韓視為敵對國家，這是一件好事。但是實際上，這個「陽光政策」背後追求的也是經濟的好處與利益。這不代表兩韓想要統一的人民，而只是企業的經濟利益而已。所謂「陽光政策」只是讓南韓企業可以到北韓做生意罷了。


問：你覺得兩韓統一的時間會在何時？

答：這很難說。統一終究是會到來的，但是分隔畢竟已有五十年之久，這是會妨礙整體國家發展的。現狀維持越久，統一會越難實現【註五】。兩韓統一的可能性建立在擴展兩地人民的實質接觸之上，在這部分，工人將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舉例來說，南北韓的工會幹部在1999年發起了一場足球友誼賽，這就是一種我們可以扮演的角色。



註一：大同工會（含總公司、三峽廠以及板橋廠三個工會）於1988年成立，隨即與事業單位展開積極鬥爭。大同公司資方隨即於1989年與1990年分別解僱了七名工會幹部，甚至動用警察進廠拆除總公司工會辦公室，工會只得於廠外租屋持續工會會務。這七名工會幹部隨即展開了法律訴訟，同時獲得全國自主工會界的聲援，經過了三年至八年不等的時間，七名幹部全數勝訴復職，總公司工會也重返廠區，繼續運作。

註二：國際聲援段理事長行動一次在2002年1月，另一次在7月，台灣的公營事業工會大聯盟以及全產總都有發函聲援。

註三：這個訪問過後不久，以「韓國民主勞總」為主的工會幹部、左翼知識份子以及其他社會運動者，成立了「民主勞動黨」，主席是民主勞總的首任理事長權永吉先生，他於1997年投入總統大選，獲得約1%的選票。去年，權永吉再度投入總統大選，支持率升為3.8%，並且開始在地方以及國會選舉中贏得席次。他在今年三月份的一篇專訪中表示，有信心在十年後贏得政權。

註四：來自韓國媒體工會，現為民主勞動黨主席。

註五：跟台灣不同的是，韓國社會運動界對於統一議題的聲音一直很激進，他們批判南韓政府不夠「統」。就工運部分，他們的確把民族議題視為勞工運動重要的議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