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根植於人類在地的需求，實踐多樣性

如果這運動所有的多樣性有個共同的夢想，那就是過程──一言以蔽之，就是民主。……它從在地、文化和人民的角度重新想像公共治理，這種將各部份連結起來的作法，可稱為「多樣性的自治」。如果人們以系統的觀點來分析世界所面臨的挑戰，那麼實踐永續農業、小額貸款、綠稅、生態足跡與公平貿易的智慧就顯而易見了。……要解決不斷侵擾世界的棘手問題，需要社會智能和自然科學的匯流，那是傳統政治缺少的兩項品質。

1-5 目標各異，卻互不衝突

其(運動)成員共享的是對地球的基本了解，就是它如何作用，還有所有仰賴這個星球的維生系統的所有人們，需要公平與平等。……(海耶克)卻是指出知識的分散特性、在地化和結合眾人知識的效率的第一人。因為一個人的知識只能反映所知整體的一部分，只有當人們將所學結合起來時，才能產生智慧。……(確保資訊和決策制定共存一處)運動就是朝這兩項目標前進。地球的問題就是每個人的問題，現代科技和運動能一起達到的目標，是分散解決問題的工具。

戰爭需要緩慢的愛來沉澱

書名：不流血

作者：亞歷山卓•巴瑞科Alessandro Baricco

譯者：沈萼梅/劉錫榮

出版：大塊文化

出版：2004.01

    戰爭到底可以讓人變成什麼樣子呢？Peter Maass在《愛你的鄰居》這本採訪東歐戰事後的報導中，對人性不無懷疑的說出：我漸漸清楚自己要寫的是什麼，我想答案是野獸，不是一種動物，或一種人，而是存在於所有動物、所有人類、所有群體之中的邪惡靈魂。人性本惡，莫此為甚。我以為戰爭就是一頭隱浮在人心的獸，牠因何蟄起、孕育、活動，我說：

        我看到主義與噬血並轡前進

    牠們攜帶攪動地球的能量或者活力

    直達塞爾維亞米洛塞維奇的心臟

    堅韌而甜美的氣息，讓歷史的春天受孕

                               ──「閱讀人」一詩節錄

   戰爭原本就是人類生存的重大課題之一，戰爭或許在我們身邊兵戎相向，或許從遙遠的異地傳來傷痛的聲息，傳播媒體的便利，讓我們與戰爭的距離僅僅咫尺之遙又能事不關己的冷漠，而冷漠與疏離的心靈創痛正是戰爭所孕育的遺腹子，我們以為戰爭結束、生活回歸正常、社會進入軌道，但是戰爭的靈魂卻是隨伺在旁，牠在等待甦醒的時刻──當人類再度犯下歷史的愚行。

    《不流血》是義大利小說家亞歷山卓•巴瑞科的新作，故事敘述著某一天有三個男人(戰士？殺手？)進了農莊，殺死農莊主人與他的男孩，躲藏在地洞底下的女兒被其中一個年輕戰士發現，卻因為女孩露出純真的眼神而升起憐憫之心。多年以後，小女孩已經是白髮老婆，她找到了當年的救命恩人或者是說殺父仇人，兩人在咖啡店回憶往事，在相異的回憶觀點上兩人為戰爭所留下的創痕悔悟與同情，純真的女孩(白髮老婆)寬恕了年輕的蒂扥(已經是位賣獎卷過活的老人)，並將自己交給了蒂扥，包括身體與心靈。因為女孩相信──誰救過我們一次，就會永遠救我們。

    故事抹除了戰爭的時間與地點，抹除了戰爭底下的人物背景，它敘述的就是「戰爭」本身這具人格化的軀體與心靈，巴瑞科一方面提醒我們，「戰爭是結束了，而很多人卻往往無法從戰爭的陰影裡走出來，無法融入幸福的家園。」蒂扥日後成為孤身的賣獎卷老人，並時時提心吊膽哪一天復仇的子彈將進入自己的軀體，他是戰爭底下的悲劇人物。小女孩尼娜在日後的生活裡籠罩在復仇的快感，當仇人一個個死去，她的心靈卻始終因為得不到答案而無法飛揚（正如雖然安全，卻是潮濕而發霉的地洞）。戰爭結束，並沒有解放戰爭下的人的心靈。

    南非在種族隔離政策底下造成了數以萬計的悲劇，仇恨又總是與悲劇並駕齊驅，為了解放這些被禁錮的心靈，南非經民主選舉勝選的曼德拉總統設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讓施暴者與被壓迫者有個敘述的出口。曾經遭到惡名昭彰的開普敦警官H.C.J巴里施暴的盧卡斯講述了自己的悲劇之後內心終獲平靜，他終於了解到「我覺得一直讓我悶悶不樂的原因，是我不能講述我的故事」，也是通過「講述」，蒂扥與尼娜才能攜手共赴新的旅程，因為「使你失去人性的東西必然使我也失去人性」，寬容使人們堅韌，使受創的人在經歷種種剝奪其人性的行徑後能夠生存下來，更重要的是，生存下來並保持自己的人性。

    戰爭將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不同形式進入到我們的日常生活裡，暴烈而快速的戰爭後果是需要緩慢而同情的愛來撫平，在「閱讀人」一詩的終結我因之寫下：

        黑夜

        不會凝聚成一枚亮麗的答案，在閱讀

        墨黑的字跡洩漏晨光的隱喻，我希望

獵人哲學風

──評亞榮隆‧撒可努的《山藸飛鼠撒可努》

※《山藸飛鼠撒可努》，亞榮隆‧撒可努，耶魯文化，1998.01 

邊緣本是一相對而非絕對的概念，它象徵一游移、權宜性的策略而非一永久固定的所在。其弔詭之處正在於它一方面承認其侷限與弱勢，另一方面卻為觀察視角與藝術表現提供新的可能。(奚密，1998.11)

一般稱台灣原住民書寫者自八○年代次第出現，九○年代蔚然成為氣候，台灣漢族書寫原住民題材者亦步前代作家鍾肇政、葉石濤踵其後，雙雙為台灣文壇注入多元異質的風貌，然不論是原住民或漢族，援引原住民背景書寫時，文本下的原住民仍不脫被壓迫的、抵抗的、內部殖民的與離散的諸種面貌，即便是承認台灣原住民擁有「山海文化」的開闊性與豐富性，基調亦塗抹大塊大壘的悲情與沉重壓迫的色澤。張大春在短篇小說創作中出現有限的原住民題材，曾試圖以魔幻寫實另開原住民文學文本的弧度；泰雅族作家瓦歷斯‧諾幹在《戴墨鏡的飛鼠》散文集「卷二」諸篇，加添了幽默、誇張、兼及魔幻的筆調，為我們調整了觀看原住民文學並非僅有悲情與沉重壓迫的單一角度，似乎是服膺「喜劇的背面是巨大的悲劇」的文學觀。換句話說，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認為原住民是熱情、好客、樂觀、樸直、幽默、愛唱歌與愛酒的民族，這些素質卻未在原住民文學文本中展開時，原住民文學顯然還有許多尚未開發的面向。

唱我們的歌

書名：山野笛聲 

作者：里慕伊‧阿紀 

出版：台中，晨星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1,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