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田醫生的抉擇

    我對醫生的好惡――現在坐下來冷靜思考――似乎是隨著時間變換不定。我記得第一次來到東勢客家小鎮的診療室是因為父親病痛的緣故，部落的族人都喚他Sirag（這是日本語，中文找不到適當的發音字），醫生長的矮小，但是聲音充滿了威嚴，就連我那個設陷阱出名的獵人父親聽到醫生的話，就像接收金門前線長官的命令般，我的父親乖乖的褪下長褲露出活動在山林才擁有的石塊般的縱橫臀肉，醫生說屁股放鬆不然針頭會斷，那兩塊石頭頓時放軟有如白色的饅頭。「醫生是威嚴的」這是我童年對醫生的初步印象。

我長大後才知道他是密醫。密醫的護士(就是他太太)有一次注射時不小心打壞了一個人的臂膀，醫生執照拔掉之後才成為密醫。儘管是密醫，我們部落的族人依舊戀情似地以不斷的登門求醫再續前緣。長大之後再度進入到這所未掛牌的日式木造診所時，族人的戀慕與醫者的感受知遇混合成老舊而溫馨的氣息。

這位東勢小鎮的醫生顯然不是我要敘述的森田醫生，森田醫生是日本人，而東勢小鎮這位醫生是客家人，只不過他們具有相似的遭遇與性情，讓我感慨歲月如浮雲變換不定，前者已經離開部落，後者在幾年前因病過世，兩個人都離開了我所熟悉的現實世界，卻一同駐留在我記憶中某個永恆的角落。

黃雨

        聽到這種恐怖的雨，還是讓我嚇出了一身冷汗。

     形形色色的雨在世界各地層出不窮，根據中國歷史的記載，東漢建三十一年(西元55年)，在河南開封曾經降下一場怪雨，大量的穀子隨同暴雨傾盆而下，榖粒落了一地，在封建時代，自然將它解釋為上蒼施給窮人的糧食，大陸小說家蘇童也許揉合了這個紀錄寫成一篇短篇小說「天使的糧食」。歐洲法國倒是下過紅色的雨，1608年有場雨的雨點是紅色，嚇壞了篤信基督教的封建子民，以為那是耶穌的血，末日之期快到了，還好在這宗教圍繞的國度還有一批追求真理的科學家(通常是由哲學家兼任)，他們證明了紅雨是由於大西洋龐大氣流捲動北非沙漠地帶大量微紅塵土所致，跟耶穌或者是穆罕默德的血液毫無關係。在經濟普遍低迷的這個時代，你也許會喜歡下面這一則真實的故事：1904年6月15日，在當時蘇聯的高爾基地區一座貧窮村莊，隨著駭人聽聞的急風暴雨襲來，天上竟然落下千枚中世紀銀幣。在貧窮的村落，天上降下銀幣，這是多麼溫馨的畫面。

     在桃園復興鄉後山高坡部落僅有一條向上延伸的山路，因為滿山都種植了高海拔水密桃，山路幾乎就隱沒在桃樹叢或是五月的桃花中，就在山路盡頭制高點友人馬紹的住家對面，我曾經短暫的居住一週，我記得時節已近十二月，因為記憶裡的螢幕充斥著瀰天蓋地的山霧，陽光極少造訪高坡部落，而我的田野調查也已近尾聲。

    幾乎就在黑夜接走白日餘燼的同時，下邊一處鐵皮屋就會走出一位老人家，露出上半赤身，就在屋旁泥土空地上作著某種在我這種年齡而言是古老的健身操，其實那是日據時期高等中學的皇民建國操。操練歷時半小時，赤身冒著霧氣般的汗氣之後，老人安靜地拾起放置在落盡綠葉的桃樹上的衣裳穿上，接著走進鐵皮屋，這時空曠無人的視野就由流水般的鋼琴聲取代，我很驚訝在這山村部落竟有如此難能可貴的琴音，鋼琴發出歐洲文化孕育出的音樂，我記得最終首是路德維希•凡•貝多芬的E小調第五號『命運交響曲』，因為開頭震撼的鋼琴聲響震顫了山頭的枯枝敗葉，但老人家總是無法彈畢終曲，彷彿有意讓顛沛一生的貝多芬命運交響曲跌落在後山幽谷底下的大嵙崁溪。

    有一天我鼓起勇氣走到鐵皮屋前，大門深鎖，一把銹蝕的鐵鎖關住了老人家以及鋼琴，也許他的果園在遠方，總要到傍晚時分才回家，然後獨自操練健身、獨自彈奏鋼琴，我認為老人家的行徑與某些時代的隱士並無二致。

    那一週的最後一日我終於要將田野調查作個階段性的結束，來到鐵皮屋的路上我對它深深的注目，希望奇蹟發生，然而天上掉下來的不是奇蹟，而是一陣強過一陣的山野冷雨，我匆忙下山，雨水幾乎將我打落山谷。

    在下高坡客運站牌等車的同時，我不無好奇的向等車的族人詢問鐵皮屋主人的訊息。

「聽過山谷裡的鋼琴聲嗎？」

「聽過啊！大家都聽過那些像森林發出狂風暴雨的音樂。」

「看過嗎？」

「我們當然看過瓦旦彈鋼琴的樣子，他老是在空中彈奏，但我們還是覺得好聽。」

「瓦旦為何在空中彈奏？難道沒有鋼琴嗎？」

「不只沒有鋼琴，他連十根手指頭都不見了！」

「手指頭？」

「讓警備總部的人砍了，可惜了，他是我們部落的天才音樂家。」

「請你帶我見他好嗎？」

「你說什麼？三十幾年前瓦旦就過世了。你的腦袋簡直像腐爛的樟樹一樣……」

瓦旦，一位部落音樂家，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由於歷時淹久，缺乏報導人，我的田野調查直到今日都空著類似拼圖中遺失的某些圖片。

     第一次見到她是在1942年，2002年在靖國神社廣場再度見到她，時間穿越了60年，她仍然像一支番人的箭矢，準確地射中我的心臟。

    1942年，我以警備補的名義被任命到一處中部蕃社任職，樟木構造的駐在所位居蕃社制高點，我的宿舍在整個駐在所最後一廊的右側，再過去就是懸崖，正確的說，駐在所的西北面是崖壁，東南面以高約三米的石牆隔開蕃社，簡直就是一座堡壘，天知道我們懼怕些什麼？

    雖然沒有人打掃，駐在所木質廊道經常保持著潔淨，廁所挖空的圓形木桶狀內壁也恆常涮的發出沉穩的光亮，這是怎麼辦到的？第三天蕃社出勤我被命令儘速向駐在所報告一日所見，天色還沒有完全降下黑幕，就在後廊轉角處隱約視見移動的女子，她像一抹森林飄動的雲彩瞬即隱沒山中。我後來才知道她是早晚整潔駐在所的清潔婦。

    隔日清晨我特意在竹雞尚未啼叫前醒來，轉進廁所，果然看見清潔婦――其實是位面容皎白的少女――手持清潔用具離開廁所，我們在廊間相遇，少女彷彿視若無物，我卻清楚的看見盛開的櫻花亦遠遠不及的臉龐，和那額頭上一抹青綠色的黥紋，在我看來，那是一株晨霧洸漾的鑽翠。

    從同僚口中知道少女是位孤兒，父執輩的親屬曾經在早期的理蕃事業中喪命，所長念其孤憐，引進駐在所從事清潔工作。接續的幾天，我總是心不在焉，總要趁空徘徊駐在所，雖然幾次遇見少女，她仍然像一隻山中悠遊的雲豹，額頭上的鑽翠宛如宮殿禁止俗民百姓通行的禁令，我試著呼喚她的名字，少女卻讓整個廊道靜默如神秘難測的荒野之地。

    一日清晨，我又因輾轉反側而早起，幾乎是夢遊一般來到廊道盡處，這時我發現了我的女王，她露出皎白的後頸跪著擦抹地板，我終於忍不住抱住了她，我的嘴巴無法發出少女的族語，但她毫無抗拒隨著我的帶領來到了不遠的宿舍，她很快的脫下包藏著美麗軀體的餘物安靜地躺在溫熱的床褟，像一隻馴服的雲豹發出難以抗拒的野性之美，我用日語一邊說著空泛的承諾之語，一邊熱烈的與山中的少女會合，整個癡迷的過程，少女始終不發一語，她默默的忍受我的衝撞，眼神卻無法掩飾落難的女王遭到侵犯的蔑視，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曾獲得如此錯綜複雜的經驗。

    一個月之後，我離開駐在所前往南洋參加創造大東亞共榮圈的聖戰。六十年之後，已成老婦的少女來到了我所在的東京都靖國神社，少女的名字細瘦的夾雜在台灣慰安婦名單上，那鉛黑色細瘦的字體就像一支番人的箭矢，從1942年起堅定的啟程，跋涉千里、準確無誤地射入――我的心臟。(2004/5/1初稿)

    過了許多次純白的梧桐花開花謝之後，再度憶起這件事情還是讓我驚駭莫名。

    那是一家與跨國集團有著密切關係的科技公司傾倒或者掩埋廢棄物所造成的結果。科技公司坐落在山明水秀的隘寮溪旁，他們將廢棄物先是傾倒在上游的河谷中，正好位於我的一位年邁的魯凱族僅存的史官兼現代文學作家的家鄉所在地，等到這些為數稀薄的族人陸續發出身體上莫名的病變，大家開始想起了這一家公司的廢棄物，科技公司也應變快速的將傾倒手續改為掩埋作業，就像一群膽怯的駱駝將頭埋入土中一般。於是病變者的母親們聚在一起，科技公司挾帶著法律與環保的知識企圖嚇阻這一群母親，但勇敢的母親們決定不辭辛勞的遠赴首都面見總統，她們也許是要將病變者的痛苦告知總統，但是她們卻出人意料的每人帶著象徵貞節的野百合來到了總統府前，兩名荷槍實彈的憲兵阻止母親們前進一步，因為總統正邀集全球九國領袖召開促進全球安全與環境高峰會議。母親為廢棄物造成的巨大毒害而持續努力面見，並保證只是要送一株山野無害的野百合給總統，只要懂得傾聽，總統就會解決問題。但國家安全的命令讓憲兵像一座大武山擋住了母親們的去路。

    母親們不甘心這樣微弱而溫柔的舉動無法撼動總統府大門，於是紛紛將手上的野百合――憲兵認為這群潑婦的動作像極了發狂的野蠻獵人――擲入森嚴的府內，幾乎就在同一個瞬間，密集的子彈擊發聲傳了過來，事情很快的就結束了，八九個母親不幸當場被擊斃，其他母親也都受到或重或輕的傷害。死者的遺體當晚就被送回家鄉，並且倉促而潦草的舉行了葬禮，就如那些尚未解決的廢棄物一般。

    我以為第二天新聞報導會以長期以來習見的聳動字眼與巨大篇幅報導這次慘烈的事件，事情恰恰相反，除了總統高峰會議的相關報導之外，母親們的行動僅僅以一行社會的意外事件處理，總統還不無哀憐表示沉重的哀痛。一個月以後已經沒有人談論這次屠殺事件，倒是一週年――全球安全與環境高峰會議――有個慶賀的活動照片，我注意到會議廳角落有幾株開的盛美的野百合，但它們卻不是開著象徵貞節的白色花朵，而是開出異乎尋常的血紅般艷麗的紅花。

    喔――你問我這是哪一年發生的事件？說來悲哀，我們這群台灣原住民各族只懂得使用口述相傳的方式紀錄歷史，確切的時間也許是200…、201…年，抱歉，我沒辦法告訴你正確的時間，但件事情回憶起來還是讓我驚駭莫名。(2004/4/29初稿)

     獨裁者從來不知道自己是個獨裁者。自從在民主選舉中獲得首勝之後，歷屆的總統們總是發生驚人的轉向，總統們很快的交換了適合的朋友，朋友與相知都改換成金光閃閃、金幣輝煌的權貴，於是人民不時會看到金黃色澤的光芒籠罩在總統與他的方圓十尺，那可是比耶穌的光環還要巨大、還要輝煌、還要耀眼十倍以上，也正是這些奪目的光芒使得人民的口袋總是黯淡無光，這些光芒強烈的照耀也收走了人民臉上的笑容，於是，總統們就成為獨裁者。

    當地下反動的耳語開始像太陽照射地面蒸發的水蒸氣逐漸上揚之後，獨裁者再一次感受到政變的危機感，這感覺躍升到地面十尺之後就讓獨裁者認為這已經不是薄薄一片防彈玻璃、幾管強烈水柱、隔絕敵人的鐵蒺籬拒馬或是一兩顆偏差的子彈所能抵擋得了的，於是獨裁者發出善意的訊息，決定宴請三大反對運動的領袖共商大事。

    勞工領袖是位瘦骨如材的中年男子，第二位是百病纏身的婦運領袖，最後一位是幾個月前才出盡鋒頭、目光已然變得呆滯的學運青年，他們三人依序進入舊殖民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具歐洲巴洛克風格建築的總統府內，三人推心置腹的與獨裁者交換了關於國內的形勢，並把握這難得的機會大力倡言所屬人民的需求與慾望。獨裁者果然受到了感動，送別三人離開的時候主動擁抱了對方，並且謹慎的、符合公平與正義的原則掉下三顆眼淚，直到三人走出總統府大門階梯，直到三人終於在人間蒸發。

    獨裁者的三顆眼淚在他結束執政的2050年完整的保存於國家博物館，在精密科學儀器的控溫下依然保持著當年熱切而無悔的珠圓玉貌，這座典藏櫃的說明牌如實的記錄了淚流之後獨裁者當時感人的話語：「我還沒有聽過有誰能比三位更能坦誠告白，你們是我所遇見最好的朋友，以後，也將不再有。」這項歷史紀錄是紀念並警惕我國所曾經發生過的某種民主反面的其中一個惡劣證據。(2004/04/26完稿)

    我自己開車，從部落到十三裡外的小鎮或是更遠的城市，所以通常並沒有機會乘坐計程車。有一天周三下午的教師研習活動，地點在小鎮，偏偏我那三菱休旅車耗完了九二汽油，只好坐上同事的車一同參加研習，活動結束後還一同喝杯讓人放鬆的下午茶――時間其實已經接近傍晚――同事住在小鎮上，客運末班車也已發完，我只好招來一輛黃色計程車，計程車從街角轉過來時，我看到駕駛座旁有個女子的模樣，等到計程車停到我的面前，車門打開，一位中年溫和的客家男人催我進來，計程車裡我是唯一的乘客。

    小鎮到部落是彎曲起伏的產業道路，隨著進入雪山山脈南端的山裡，夜空開始降下溫度，雖然已經是四月，但是違常的全球氣候讓島嶼的溫度依舊停留在十二月冬日。我將車窗掩上只留小小的縫隙，運匠專業而致志的運轉駕駛盤，我們話不多，但我看到了這個男人臉色的變化――從溫和到逐漸哀戚――短短的十三里路不到二十分鐘就到了部落，我下車、遞紙幣、找錢，車子就要轉回小鎮，我終於忍不住對著他說出自己上車前有關視力的錯覺，運匠――那張哀戚的神色已經由輕微興奮的紅潮取代了――回答著：「喔，許多人都看到了，是我的妻子，我喜歡她陪著我。」計程車轉向小鎮的方向，他鎮重地說：九二一大地震時我們在這條產業道路上，只有我活著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