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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田醫生的抉擇

    我對醫生的好惡――現在坐下來冷靜思考――似乎是隨著時間變換不定。我記得第一次來到東勢客家小鎮的診療室是因為父親病痛的緣故，部落的族人都喚他Sirag（這是日本語，中文找不到適當的發音字），醫生長的矮小，但是聲音充滿了威嚴，就連我那個設陷阱出名的獵人父親聽到醫生的話，就像接收金門前線長官的命令般，我的父親乖乖的褪下長褲露出活動在山林才擁有的石塊般的縱橫臀肉，醫生說屁股放鬆不然針頭會斷，那兩塊石頭頓時放軟有如白色的饅頭。「醫生是威嚴的」這是我童年對醫生的初步印象。

我長大後才知道他是密醫。密醫的護士(就是他太太)有一次注射時不小心打壞了一個人的臂膀，醫生執照拔掉之後才成為密醫。儘管是密醫，我們部落的族人依舊戀情似地以不斷的登門求醫再續前緣。長大之後再度進入到這所未掛牌的日式木造診所時，族人的戀慕與醫者的感受知遇混合成老舊而溫馨的氣息。

這位東勢小鎮的醫生顯然不是我要敘述的森田醫生，森田醫生是日本人，而東勢小鎮這位醫生是客家人，只不過他們具有相似的遭遇與性情，讓我感慨歲月如浮雲變換不定，前者已經離開部落，後者在幾年前因病過世，兩個人都離開了我所熟悉的現實世界，卻一同駐留在我記憶中某個永恆的角落。

我出生在一九六一年部落下方的簡陋竹屋裡，森田醫生就已經居住在部落了，替我母親接生的助產士(族人多以日語發音的產婆稱之)在我有記憶以來也不曾聽聞森田醫生的任何事情，我只知道森田醫生就如一般的長者，只不過更要可親與淑世救人，好幾次對發高燒遲於送醫的小孩留下了痛苦的淚水，或者對食物中毒(你知道我們泰雅人早期喜食腐爛生蛆的獸肉)的族人發出溫情的告誡，凡此種種，森田醫生就像隔壁鄰家的長者一般，好像空氣般親善的圍繞在周圍。我記得自從部落設立了鋼筋水泥衛生室之後，原來的日據時期木造挑高的醫療所就不再看診，但建築物卻奇蹟地被保留了下來，也許正因為森田醫生與產婆數十年來對部落族人醫療看護之功吧！

我從任教的豐原市請調回部落教書之後，便有更多的時間來到日式醫療所，一方面是歷史田野興趣所致，另一方面是得以接近兩位長者的風範。一九九九年夏天暑假的某一日，年齡接近九十歲的森田醫生說：該回日本了。森田醫生穿著簡便的棉質汗衫，眼泡上的老人斑歷歷可數，我們喝著冰鎮的綠豆湯，湯水下肚的時候，夏天幾乎就要消失，但我日後卻清晰的記得那一天冰冷的夏日。

森田醫生告訴了我來到台灣山村部落的始末，某些記憶中的惡魔並沒有從時間的甬道消失無蹤，它反而成為午夜的主角。二○○二年八月，我透過網路看到了哈爾濱「731」罪證遺址保護開發領導小組與哈爾濱報業集團組成了跨國取證訪問團，也看到森田醫生的名字在報導人行列裡，我覺得「該」記述森田醫生的談話，我盡量的記實，雖然前後順序不免還是有所更動。

我要講一件深藏了六十幾年的夢魘，這些事我並不曾對任何人提起，助產士也並不知情。這是多年以前的事了，我不希望你在我說完話之後以歷史考掘的態度來審問我，就當作是我為你添補小說的素材好了，因為今天說出來只關乎我的抉擇，何況我已經老了，不希望再有任何形式的惡魔糾纏著我。

一九○九年我出生在日本千葉縣千代田村，跟戰犯石井四郎是同一個村子，現在的我羞於提到這個名字。我的父親為我取的名字其實並非森田，森田是我日後躲藏到台灣使用的名字，名字使用久了，就好像換了一顆心、換了一個人似的。

千代田村是一座典型的日本農莊，我的父親、我的母親就像所有的村人一樣，保持著寬厚、熱情的農民性格。高中畢業之後，我的國家投入了世界大戰，按照日後的說法，那時的教育充斥著高漲的軍國主義的理想藍圖，吸引著像我一般的熱血青年。戰事剛起，我也到了服役的年紀，毅然的將軀體投入戰場是我的願望，「皇國」的符號與紅日的旗幟激勵著我的心臟，也激勵了那個時代的年輕人鼓動的心跳。

一九三二年我進入了中國東北的關東軍服役，在母國教育期間我是醫科畢業，因此被編入醫療部隊，我以為自己只能在野戰醫院無法上前線殺敵而有些悶悶不樂，但後來我卻興致高昂。

剛開始我進入「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石井少佐任部隊長，石井部隊長比起大多數的日本人來說，一米七五的身材算是高的了，部隊校閱部隊長經過時，我只能平視到他的下巴，那是一具美男子才有的圓滑細緻的下巴，只有鼻下兩撮整齊的鬍髭顯示出成熟的氣質，稍微抬頭看，黑框眼鏡裡的眼睛是書卷氣息的文人才有的模樣，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張看似文人的臉孔。

我們這一棟坐落在哈爾濱市區內宣化街的部門後來遭到敵人不斷的騷擾，敵人宣稱防疫給水部其實正進行細菌實驗準備擴大細菌戰，因此敵人軍民總是趁機破壞，我們的衛兵經常在黑夜離奇失蹤，過幾天就在松花江畔發現死亡多日的士兵。嚴格說起來，我們這個部門是個火力稀少的隊伍，我一直以為只是任務繁重的後勤部隊，結果卻與我的想法大異其趣。

幾個月之後，我並沒有從事任何醫療工作，反而是從事類似學術性質的研究工作，老鼠和跳蚤是第一個研究的對象，我們的部隊果然是個細菌部隊。部隊長召集各支隊幹部時，語重心長的說了以下的話：「日本沒有充分的五金礦產製造武器所必須的原料，所以日本務必尋求新式武器，而細菌武器的第一特點是威力大，鋼鐵製造的砲彈只能殺傷其周圍一定數量的人，細菌戰劑具有傳染性，可以從人再傳染給人，從農村傳播到城市，其殺傷力不僅遠比砲彈為廣，死亡率非常高。第二個特點是使用少量經費即可製成，這對鋼鐵較少的日本尤為適合。」我記得「大東亞共榮圈」的藍圖第一次清晰的浮上腦海就是此刻，國際戰爭在於求勝，手段的殘酷與否只是次要的問題，細菌戰可以發揮癱軟、打擊敵方的人員。當時，我是如此天真的想著。

我並不知道國際上禁止使用化學武器和細菌武器的『日內瓦議定書』早在一九二六年簽訂，我國還是簽署國之一，戰爭矇蔽了我們的眼睛與理性，戰爭也喚醒了人類罪惡的野獸。我後來才知道一九三○年『霧社事件』也對泰雅族人施用神經性毒氣炸彈，我也感到深深的恥辱。

一九三八年六月三十日，「關東軍防疫給水部」遷移到哈爾賓市南二十公里平房區的細菌試驗基地，「七三一部隊」正式在後來的戰局扮演關鍵的角色，我在移住的這一天升職，因此記得很清楚。實驗室的長官石井剛南(石井四郎的二哥)帶著升職的肩章來到辦公室佈達，因為我第一次的鼠疫菌實驗非常成功。這是我們在五位健康的中國人作為「實驗材料」的一項研究，我們先對四個人注射了不同來源的預防細菌感染疫苗，之後再給他們注射鼠疫菌，過了一個月抽血化驗發現，沒有注射疫苗的人最先發病，最後他們當然都先後死亡，死亡的臉孔抽搐掙扎有如動物多皺的嘴臉，因為臨死之前，他們的臟器悉數被挖掘供作下一部份的實驗，我為這個成功的實驗興奮了不知多少天，終於努力是有了代價，但我心裡想的並不是升職，而是「大東亞共榮圈」這幅夢的藍圖又更進一步的清晰起來了。

中國人有句成語不是說「熟能生巧」嗎？我真的是愈做愈熟練了。人家的戰場在陸地、海上，我的戰場就在一間一間生冷的磚牆實驗室裡；人家的武器是步槍、大砲、炸彈，我的武器是培養皿、細菌、解剖刀。中國人還有一句話可以形容我當時的心情――惡向膽邊生，我不知道我的膽是不是多出了一個或兩個，在那種環境裡，每一個被帶進實驗室的「材料」是如此的無助與渺小，當你打一巴掌而他們毫無抵抗的意圖之後，你自然而然的就想打第二巴掌，然後是第三掌，打出了血，然後進一步折斷他的指骨，拆掉一隻臂膀，解開他的胸腔，仔細的觀看各種培養皿的細菌是如何流竄在全身的血管裡。每當壞死的肌膚呈現在眼前時，我都把它想像成是一幅被皇軍征服過後的中國土地，那是一種快感，我日後知道，是某種病態的、瘋狂的快感在催動著我的實驗。

在實驗室裡，我們給這些人體材料稱為「原木」，意思是只要進到「七三一部隊」的口袋，就已經失去了身為「人」的價值與意義。我自然也數度參與活體解剖的工作，我記得這個中國男子是個游擊隊員，對我軍的打擊有時比正規軍還來的嚴重，因而我們下手時更表達出異乎尋常的無情與冷酷，那位游擊隊員慢慢的昏睡了，首先是做盲腸切除手術，我的任務是鋸骨和切斷氣管的實驗，整個解剖大約進行了一個鐘頭，游擊隊員的眼睛因為切割的痛苦而暴掙出來，鋸骨鋸到了一半，有一顆眼珠子不知怎麼彈到了水泥地板，然後凝固起來。隔壁解剖台上一位八路軍模樣的人被解剖時還在不斷的喘著氣，石井剛南院長覺得喘氣的聲音過於吵雜，親自拿著注射器，往八路軍的心臟進行注射空氣實驗，一邊注射一邊還用嘲諷的口吻罵著：看你還能喘多久。注射幾次之後，這個八路軍才意志堅強的死去。

我必須說明，「七三一部隊」是個代號，因為我們的任務必須被保密，所以這個俗稱石井部隊的基地，方圓一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地域被劃為特別軍事區域，把距離部隊五公里以內的地方變成「無人區」，事實上，無人區也根本不適合人類生存。石井部隊共約三千多名專業人員，分設細菌研究部，主要任務是為準備細菌戰，大量生產鼠疫、霍亂、傷寒、炭疽等傳染病菌，也培養帶菌的跳蚤、臭蟲。第二是實戰研究部，顧名思義，就是各種細菌試驗都是以活體進行。第三是防疫給水部，第四是細菌生產部。一直要到一九三九年經過大量的活體實驗之後，逐漸掌握了以細菌進行攻擊的生產階段，最大規模的細菌戰是施放在山東的魯西地區，主要使用霍亂菌，傷害人數達二十萬人。每次施放細菌戰之後，死傷人數的統計就只像是不具生命的數字一般，中國人太多了，多的像黃色的螞蟻，我們製作的細菌就只像是殺死在牆邊尋找食物的螞蟻，我不知道我在什麼時候失去了對人與生命的關懷，就如中國的帝王所說的，生命一如螻蟻，戰爭下的生命比螻蟻還要不如吧！

有一天我驚醒了。正確的說，我的惡夢開始了。

你可能不知道我們將「原木」關在一座一米見方的鐵籠子，就像對待牲畜一樣，我們注射各種病菌在原木體上，在實驗供體染病之後，達到了認可的程度(通常已經不成人形了)，再將原木拖上臨時搭設的手術台上，我記得是一個中國女性，我用鋒利的刀片將供體的動脈準確無誤地切開，抽血，女體中的鮮血逐漸流失，手術台上的瓶子一瓶接著一瓶，直到這個女人全身的鮮血抽完為止，接著她開始抽筋、顫抖，我再用手掌對她胸口壓下，直到她的血變成了泡沫，再也搾不出一滴血為止。我返身整理實驗用具，我想她已經死的很徹底了，血都流盡了還能不死嗎！沒有，她竟然沒死淨，她的上半身成九十度的彈上來，我看不清楚她的臉，因為那已經不是一張臉了，她淒厲的發出「你……」，我不能不驚駭莫名的跌到地面，然後她「嘣――」的一聲躺了下去。從此以後，我知道我的一生就要被這個女人附身。

戰事結束之後，我們帶著屈辱的戰敗國回到日本，我則多帶來了死去的靈魂與伴隨而來的恐懼。「東京大審判」時，國際法庭最後判決石井四郎無罪開釋，我覺得我的生命已經沒有了價值，這個世界的正義已經從地球上消失了。我託一個朋友為我找一處海外的避難所，我沒有臉活在日本，因此來到了曾經是日本殖民的台灣。我決心換一個人，用了森田的名字，盡力將我醫學上的知識用在山村，也就是你所知道的森田醫生。

那一天下午我只喝下一碗綠豆湯，後來整個夏日的暑假都是冰冷的記憶。過了不久發生「九二一大地震」，當年未被拆除的日式木造醫療所卻抵不住災難的威力，房屋垮的徹徹底底，我來到昔日已不是森田的森田醫生圍坐的客廳，時空雖然改變了，但我對醫生的好惡卻混雜而錯亂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