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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人哲學風

──評亞榮隆‧撒可努的《山藸飛鼠撒可努》

※《山藸飛鼠撒可努》，亞榮隆‧撒可努，耶魯文化，1998.01 

邊緣本是一相對而非絕對的概念，它象徵一游移、權宜性的策略而非一永久固定的所在。其弔詭之處正在於它一方面承認其侷限與弱勢，另一方面卻為觀察視角與藝術表現提供新的可能。(奚密，1998.11)

一般稱台灣原住民書寫者自八○年代次第出現，九○年代蔚然成為氣候，台灣漢族書寫原住民題材者亦步前代作家鍾肇政、葉石濤踵其後，雙雙為台灣文壇注入多元異質的風貌，然不論是原住民或漢族，援引原住民背景書寫時，文本下的原住民仍不脫被壓迫的、抵抗的、內部殖民的與離散的諸種面貌，即便是承認台灣原住民擁有「山海文化」的開闊性與豐富性，基調亦塗抹大塊大壘的悲情與沉重壓迫的色澤。張大春在短篇小說創作中出現有限的原住民題材，曾試圖以魔幻寫實另開原住民文學文本的弧度；泰雅族作家瓦歷斯‧諾幹在《戴墨鏡的飛鼠》散文集「卷二」諸篇，加添了幽默、誇張、兼及魔幻的筆調，為我們調整了觀看原住民文學並非僅有悲情與沉重壓迫的單一角度，似乎是服膺「喜劇的背面是巨大的悲劇」的文學觀。換句話說，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認為原住民是熱情、好客、樂觀、樸直、幽默、愛唱歌與愛酒的民族，這些素質卻未在原住民文學文本中展開時，原住民文學顯然還有許多尚未開發的面向。

《山藸飛鼠撒可努》一書，正好為我們展演了原住民文學可能的面貌。 

《山》書是排灣族撒可努的第一本散文集，是在作者的祖父不斷要求「你一定要用紙和筆寫下來」(P:5)的作品，重要的是，作者「在父親身上我看到了人與動物共處的道理，在祖父身上了解到人與自然共生、共享、互惠的真理。」(P:6)通過這個道理與真理，使用漢名高志強多年的亞榮隆‧撒可努得以驕傲的向所有人宣稱「我是原住民──排灣族」。此種「原住民─失去原住民─回到原住民」的啟蒙歷程，一直就是原住民書寫者共同的遭遇，而啟蒙歷程的書寫也通常參雜著濃烈的悲憤之情、反抗的激情、控訴的高音聲調與找回自己的復古本質主義，這也就形塑了我們對原住民文學的「習向」原型，事實上，按照法農(Fanon)的論點，這個時期(第二階段)的精神狀態是「認同政治的危機所在」，也是最危險的時期，它的危險在於本質主義的傾向與靠攏，對內對外都將造成或多或少的毀滅與誤認(原住民重拾文化的誤認與非原住民對原住民文化的誤認)。然綜觀《山》書，也並不是沒有法農在討論知識分子抗拒殖民主義的第二階段，「山與父親」控訴了外來者(國家、財團、平地漢人)對山林的破壞；「小米園的故事」與「酒」，書寫了現代文明對原住民社會造成無情的文化變遷；「煙會說話」與「自己的相遇」淒美而嚴厲的批判原質文化的喪失；『獵人在都市』一輯兩篇，對被迫來到文明都市工作及遭遇，顯現出悲憤的情緒。凡此等等，均可以劃入抵抗殖民主義的範疇，但是閱畢全書，真正散發著文字魅力的其實並不是強悍的抵抗與控訴，反而是來自撒可努認同的排灣族這一台灣島嶼「邊緣的中心」。 

邊緣，不在於地理的距離，在於中心的形成與中心的分類編目(檔案化)、排拒(區隔)。奚密認為邊緣是一相對而非絕對的概念，一方面承認其侷限與弱勢，另一方面卻為觀察視角與藝術表現提供新的可能。這個「新的可能」事實上正是一場文化的角力，我們美其名稱曰「對話」、「向中心基進」、「逆反帝國」，但是假若不察弱勢者的力量來自於先找到、承認邊緣也有其「中心」的話，恐怕仍難脫文化霸權將弱勢者「弱勢化」、將邊緣者「邊緣化」的命運。我以為《山》書正是肯認了「邊緣的中心」此一策略，使其不掉入本質主義的陷阱中。 

這肯認的中心一是神話、傳說。神話傳說是母文化的源頭，也是文學的養分，特別是作為口述傳統的原住民族，神話傳說的傳遞，標幟著認同與自我肯定。「猴子大王」為猴群型塑了擬排灣社會的神話家族，將動物與人的位階提到相等的高度。「煙會說話」一文，將煙話語成人間與祖靈的媒介神話，既溫馨又神秘。「鷹名」在文本中嵌入關於老鷹的一則淒麗、哀怨的愛情故事，為感嘆失去的神話故事綴補上一層浪漫、迷人的慾望。 

其二是山林的哲學氣息。當文明洗禮(接受現代漢化教育、高學歷)過的作者從父親口中聽到「把動物當成人看待，把自己也想成是動物，你就會了解他們的習性，聽得懂他們說的話」(P:22)時，才澈悟這就是「獵人哲學」。全書的氣息也就在「獵人哲學」的大自然智慧中渲染成篇，成為令人思索的命題。試看「山跟人一樣，也要休息、睡覺，累的時候還會打瞌睡。我們不能吵他、打擾他，人生病的時候，大自然的一切就會幫他復原。」(P:46)這種與山相處的自然之道，不啻是台灣社會所欠缺的環境哲學！當作者與父親來到舊部落時，在父親像祖靈祈禱的儀式裡說出：「讓我們的感情像水花一樣多，我們洗淨了我們的心靈來看你們，把過去不好、仇恨的事丟開，讓水融化、滋潤我們。」(P;106)如此的對祖靈發自內心的祝禱，不正是我們在面對所謂社區總體營造重尋、再造母文化所應具備的誠心！？ 

《山》書用語淺顯易讀，與封面、內頁的樸拙插畫相映成趣，但在獵人哲學的氣息薰染下，處處得見作者意欲傳述的山林情感，哲學思惟的詞句暗藏機鋒，有如迷霧森林裡獵人埋下的陷阱。近年坊間大量傳譯舶來大自然書系，並據以為台灣環境保育之張本，在某種程度上，忽略或漠視本土環境語言，或亦可稱為殖民主義的心靈作祟。《山》書是原住民文學，也是原住民環境哲學的展示，原住民除了正積極創造對話的空間，自然更需要對象的對話，否之，原住民文學的「真實邊緣化」形成，將只塑造中心論述的單面化，那將是「平地的古雞有長牙齒」(P:155)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