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ga

三年前，我寫了一系列戰爭小說，有一篇談的是車臣的戰況！車臣的戰亂離我們有多遠呢？从距離上來看，當然比搭機直航到上海，北京要遠的多了，但是从時間上來看，就在你喝上一口香濃馥郁的下午茶這一刻，戰爭及其遺緒仍在進行中。

一張照片及其說明，加上一篇小說，也許可以將我們的視野放置在戰爭的地圖上，好讓我們一次又一次的檢查人類所發動的戰爭。

〈圖解〉六十五歲的都達。嘎比考夫逃離各若茲尼，於12月13日把他的孫子輩帶到隱穀舍堤崖安全地帶。在此之前，他們在他家的地窖裡在沒有水，氣，電的情況下生存了數月。在他逃離之前，俄國當局給各若茲尼的居民們發了最後通牒，告訴他們離開家園，否則會被當成土匪「清除」。但是離家的道路並不安全，企圖逃離的平民 們面臨槍炮的危險，並有可能遭到檢查站士兵的非為。成千上萬的各若茲尼居民無法逃離家園，特別是老弱病殘以及窮人。「我們扔下了所有的東西，」 嘎比考夫說。「我不指望我回去的時候還有東西留下來。」

復仇者

 
    復仇的故事我們已經聽的太多了，即使再有什麼新奇的變化，總是讓人意興索然，因為，它們都難以脫離常軌，復仇故事的邏輯變化早已深印在我們的腦海裡，按照中國古人的說法――孫悟空七十二變，逃不出如來佛手掌心。

    譬如中國古代的暴虐秦王，荊軻受人之託前往復仇，以樊將軍的人頭為誘，卻因為匕首露出了光芒而以失敗告終。遠的不提，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這一天，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大公與夫人在前往塞拉耶佛議會大廈的路上遇到了刺客，一枚投向汽車的炸彈被斐迪南大公下意識地舉起手臂擋開了，皇儲夫婦幸運的避開同樣是一對夫婦殺手的刺殺，司機反應迅速的逃離現場，災難並沒有因此結束反而是綿延不斷，斐迪南大公在腦海裡出現了第一次致命的婦人之仁(探望在前一日受傷的艾瑞克․麥里奇上尉)，司機也配合大公生命裡的失誤將汽車開錯了巷道，當他們發現錯誤並且倒車回到大街時，加弗里羅․普林西普這位年輕的殺手向意外來到眼前的目標開了兩槍，第二發子彈打進大公的腹部結束了他的生命，往後的發展我們都已經驗了後見之明，就是這一顆憤怒、尋仇的子彈開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二○○一年，波士尼亞的小說家亞歷山大․黑蒙改寫了這一段復仇故事，在「手風琴」篇名的小說將家族裡的曾祖父書寫進歷史，但重點已經無關復仇者種種。

    到了二○○二年，拜台灣商務出版社的隔海翻譯，讓我們見識到南美洲魔幻寫實作家『波赫士全集』五冊，其中第三冊篇名「阿韋利諾․阿雷東多」就是講述復仇者的故事，主人翁阿雷東多在進行刺殺前斷絕了與朋友、情人的來往，匿在地下室不看報紙，並隔絕與外界的訊息以免讓當政者有了受人唆使的藉口，波赫士表演了小人物建構大事業的書寫功力，也將復仇者的故事拉拔到一定的高度。然而，我總是感覺到這些故事普遍缺少某種素質，我一時也說不上來，不過故事裡復仇者的下場悽慘則並無二致，這讓我感到不解與納悶，幸好我有一件跳脫了常軌的例子，故事的發展遠離我們熟悉的邏輯，我因此將它紀錄下來，並且盡可能真實無誤的善盡報導人的角色。

 
    復仇者的故事發生在歐洲(電影「復仇者」也在歐洲英倫開啟)，但場景又遠離歐洲甚遠，甚至是更接近亞洲，氣溫恆常維持在攝氏零度以下，不難想像是接近北方的高加索地區，這座綿延的山脈是橫臥在南歐與西亞之間綿亙崎嶇的大山系，高加索自西北向東南橫貫黑海和裡海之間的廣闊地峽，最高峰厄爾布魯士山海拔5462公尺，自然就比台灣近四千公尺的玉山高出許多。這是個語言複雜的地區，意味著民族眾多，通常也就指向紛擾不斷。高加索山脈北側史稱前高加索，南側稱外高加索，以往羅馬人在此地經商要僱請80多名翻譯，所以歷史上曾把此地稱為「語言之山」。   

    復仇者自稱科瓦耶夫，他從外面打開木門進到這間酒吧時還帶進來一陣風雪，因此你可以看到他抖擻著雪花直接來到吧檯前面。

    「幸運日。我是科瓦耶夫。」

    他仰頭乾掉杯裡辛辣的伏特加，豪邁的向我敬酒。

    我們剛剛對抗完俄羅斯聯邦軍隊的第一次車臣戰爭，我是首都格羅茲尼市的維納喀人，俄羅斯聯邦司令誇口三天就要攻下格羅茲尼，我們卻足足抵抗了五個月，從1994年12月到1995年4月。接下來的日子是俄羅斯軍隊派出密探大肆搜捕異議份子與武裝游擊隊，沒有消息就是幸運的一日。

    科瓦耶夫是謝爾諾渥茨克市的維納喀人，我們都是車臣人，因而很快的攀談了起來，朝向人性方向的說法，我們很快的成為了朋友。

    歷史上的小故事成為夜晚的主題。

    首先我們韃伐了哥薩克人，因為祖先在兩百年前抵抗沙皇軍隊的侵入時，近鄰哥薩克人以良好的騎術彌補了沙皇部隊笨重的移動速度，那一場防衛戰祖先打了四十七年，雖然我們被臣服了，但是心臟一角埋伏的抵抗心靈仍未死去。

    「該死的哥薩克人！」我的朋友科瓦耶夫詛咒著。

    「敬該死的哥薩克人！」我們舉起酒杯一口喝下去，辛辣嗆人的酒液有如歷史的傷痛灼傷了我的喉嚨，這已經是第十三杯酒了。

    「俄羅斯聯邦只有印古什人是我們車臣的朋友，其他的都是野獸，只會啃食我們的肉。」科瓦耶夫的聲調被憤怒扭曲了起來，雖然發出哥薩克人的ㄦ化韻，但也是憤怒的ㄦ韻。

    我同意他的觀點，1934年我們兩個自治州合併成為自治共合國，從那時候起，我們的命運就聯繫在一起，直到1944年。

    「你的父親也被放逐嗎？」我問的是1944年的事情，那是我們車臣人共同的記憶，史達林將我們車臣人判為「通敵罪」與「德國法西斯的第五縱對罪」，指控車臣在衛國戰爭期間與德國法西斯勾結，車臣四十七萬人放逐到饑荒的中亞地區，1957年才返回故土。

「我的朋友，這是我的家族的汙點。」科瓦耶夫發出了少見的痛苦的聲調。

「因為我的父親是城市下水道工程師，我們是少數幾個被強迫留置下來為莫斯科政府工作的家族之一。」

    這不是你的錯，是歷史安排了陷阱。我安慰科瓦耶夫，並對他說可以安排到游擊隊。離開的時候，科瓦耶夫還沉浸在悔恨的淚水之中。

    接下來的日子，我傳遞了一份信息給神秘的戰地司令就不管科瓦耶夫的造化，我還是忙碌在爭取祖國獨立自主的活動裡，生活充滿緊張刺激與前所未有的亢奮的情緒。1995年6月，開始的時候只有逾千名杜達耶夫的支持者聚集羅格茲尼中心廣場，「抗議」俄羅斯一年前進兵車臣，要求俄軍撤出車臣，幾天後就擴大到一萬人抗議。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我們游擊隊的首領鐵了心，在莫斯科的布瓊諾夫製造了震驚世界的人質事件，造成數百人傷亡。局面似乎又開始緊張了起來，特別是莫斯科方面。

    大約過了一年之後，我又見到了科瓦耶夫，他留給我的那一張悔恨的淚水早已抹淨，換上了更為滄桑的戰鬥的表情。

    科瓦耶夫已經是一名狙擊手，我注意到他左手的手掌明顯的變得肥厚粗壯，那是長期握住槍柄的結果。我也是一名非正式的狙擊手，神秘的司令下達任務之後，我與其他兩人編成小組，襲擊的時間、地點和目標由戰地司令確定，小組先行觀察地點的進路與退路，輕便的裝備有2部電台、2具望遠鏡、2隻指南針、2份地圖、百發子彈，有時配備輕型反坦克火箭筒4具，通常狙擊手藏匿在隱密的樹林，迷彩偽裝服和樹葉的顏色混成一起，負責偵查的組員也看不出狙擊手才算是隱敝完成，射中目標就要儘快由退路移轉到另一個目標，任務完成後小組迅速解散回到家中，等待下一次的任務再行出擊，這就是非正式狙擊游擊部隊，我一直想要成為正式的編制。這種狙擊的游擊戰術被俄羅斯邦聯視為「非法武裝」，國際上也以此嫌惡的稱法對待我們，這完全是一種誣告，只因為狙擊戰重創了去年進侵格羅尼茲市的俄羅斯邦聯部隊，就視狙擊游擊戰為「非法」，同樣是殺人的武器，俄羅斯聯邦先進的武器造成更大的殺傷力，難道就是「合法」？按照這種邏輯，交戰的雙方只要看誰的武器精良就可以判定輸贏了，我可不信這一套。

    科瓦耶夫說他們執行任務一般不超過四天，只攜帶有限的子彈，射擊機會只有兩次，如果兩次皆不中，便馬上離開現場，因為他們只射殺官階大的軍人。我心想，這才是專業的。

    科瓦耶夫向我道謝，說是如果不是一年前的推薦，他也沒機會報效國家。那一天下午，我倆痛飲到癱在酒吧地上，不知道是怎樣回到了家裡，隔天上午，科瓦耶夫向我道別，他說要執行一個秘密的任務，為了祖國的獨立，他要用刺殺洗刷家族的汙點，他在我嗡嗡作響的耳朵唸了一個名字，卻震得我的耳膜發痛、心跳加快。

    1998年7月的某一天下午，聖彼得堡顯現著春天的氣息，這對刺殺行動來說是個幸運的一日。其實早在去年，游擊隊已經發動多次的刺殺行動，6月20日，莫斯科副市長奧爾忠尼啟乘作沃爾沃轎車行經西區的阿米尼耶夫斯基大街與霞光街交匯的地方，三名槍手對座車發動掃射，沃爾沃防彈車發出清脆的叮噹聲，事後二名殺手逃逸無蹤，警方從一名被射中的殺手上發現他是車臣人，卻宣布這是黑道的追殺。

科瓦耶夫的目標可不僅僅是一位城市的副市長，晚上我盯著電視新聞，俄羅斯代總統普京正參加聖彼得堡前市長索布查克的葬禮，黑色的車隊緩緩的來到墓園，陽光照著普京肅穆的年輕臉蛋，這張乾淨的臉蛋卻矢志掃蕩車臣，普京下車的時候六位保鑣圍了上來，畫面稍停半秒又繼續告別典禮，典禮順暢無誤，普京代總統揚言結束不法份子的暗殺行動，提到車臣問題時，堅決的說「我會粉碎車臣反叛武裝的抵抗」。我恨的牙癢癢的，我用一隻堅硬的陶杯打破了電視螢幕，因為，我想我的朋友科瓦耶夫的暗殺活動失敗了，也許科瓦耶夫也在為家族洗清汙點的復仇行動裡被槍殺，就在電視螢幕稍停的那半秒鐘。這一天是俄羅斯軍隊的節日――「祖國保衛者節」，卻也是我們車臣人哀悼過去被史達林大規模放逐的一日。

到了1999年1月17日，俄羅斯聯邦軍隊清晨對車臣首府發動總攻擊。18日雖然逮到了羅茲尼前線總指揮官馬婁費耶夫少將，但無助戰事的變化。這一次，俄羅斯聯邦部隊不再像以前大部隊侵入格羅茲尼市，先以空中優勢摧毀建築物，我們的狙擊游擊戰也被俄羅斯的反狙擊隊侵擾，他們變聰明了。到了月底我們已經守不住首都，四月份只好退到南部山區進行山地游擊。

2000年1月17日，四十七歲的普京發誓要鏟除叛軍，廣播發出電子干擾的聲音傳出：「我們將最終拿下格羅茲尼，這是第一歨，第二步是結束在南部山區的戰鬥，無論叛軍跑到哪裡，哪怕躲在山洞裡，也要消滅乾淨。」發言完之後，罐頭掌聲震動了山區的空氣。

三月二十七日，普京正式當選總統，在就職典禮上意氣風發的說車臣已經不成問題，我們要的是讓國際看到俄羅斯的民主努力。反駁這句話的人只有去年的「無國界醫生組織」的年輕醫師領取諾貝爾獎時說：「如果爭執引起的戰爭是國家事務，那麼侵犯人權是一項有關我們所有人的罪行。」沒有錯，第二次的車臣戰爭是一場冷酷而無人性的戰爭。

在日後俄羅斯政府官員佈達的儀式上，我又看到了我的朋友科瓦耶夫，他已經任職情報局，名字也不再叫科瓦耶夫，我唾棄唸出他的名字。我怎麼沒有想到普京總統原來就是情報局局長，一九九八年暗殺普京行動其實是普京自己策劃出來的，讓一位故意失去準頭的殺手科瓦耶夫進行暗殺，藉此暗殺行動大幅增加了普京撲滅車臣的行動。三月十七日，普京宣稱已經粉碎車臣抵抗。他說：這些反叛力量是在阿富汗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激進組織的幫助下成立的。到了七月十六日，普京說：這不是一場針對穆斯林和車臣人的戰爭，而是為打擊極端主義者所作的努力，他們對高加索、中東、以致於整個西歐都構成威脅。我想，我們車臣獨立的美夢完了，而我也被民族情感所矇蔽，科瓦耶夫根本不是科瓦耶夫，科瓦耶夫也不是車臣人而是語尾發著ㄦ韻的哥薩克人。我只是科瓦耶夫復仇的工具，因為我，科瓦耶夫才進到游擊隊，我是自己的罪人。

故事中的「我」是一位車臣人，一九九九年他透過管道來到台灣，那一年二月我是經由中部任職大學的友人見到大陸流亡詩人貝嶺，貝嶺在我部落的家中休息了二天一夜，被我二弟帶到果園磨練，中午就呼痛返家，沒想到三年後貝嶺已經成為台灣文壇的座上客。二○○二年暑假，我又接待了經由友人安排的車臣人，也是兩天一夜的參觀行程，他對我說了這件故事，我想他現在應該回到了車臣，因為當他說「我是自己的罪人」時，還留了一句話：「我永遠記得科瓦耶夫的臉。」我在他的兩眼看到了復仇的火，我想復仇就是這麼一回事，只要復仇的因子誕生了，就會一代一代的啟動，因為，復仇是輪迴不息的，毀滅是沒有終止的。〈自由時報副刊91/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