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常念UN for TAIWAN

這是在珍妮的亂七八糟神來一筆裡看到的一篇文章，出自新竹一位英文老師。

     看完之後有一些感想，語言在工商時代變成一種共通的溝通工具，英文是最明顯的例子，然而其代表的意義越來越超過語言原本的功能性，加入的意義變成一種優勢文化能力的代表。

     回歸人的基本相處，說的一口流利英文真的代表就有著上乘武功嗎?做人就都是很完美的嗎?這實在是非英語系國家的人需要思考的問題，尤其長期以來以升學主義當唯一的亞洲國家。

     我的父母屬於戰後嬰兒潮世代，生活其實是很苦的，今天臺灣的經濟基礎也是這一批人所打下的，到了我們這一代，所接觸的、聽的、用的一切已經改善太多，甚至過度。因此，在價值觀時常會與上一代產生衝突，就是所謂隔代教養時觀念上的不同。以我的親身經歷，堂兄的小孩在小班時就去上時下流行的雙語安親班，但是我所觀察的不是他英文有進步多少，而是行為舉止的偏差。

     語言教育所挾帶的還有文化的影響，西方重視小孩自我人權的教育拿到台灣時，我們真的能夠全盤接受嗎?不是說從小學不好，而是在整體環境對文化詮釋的偏差下必須思考未來會產生的問題。或許小孩乖與否都有其天性，但是我看到的是在他不懂事時所培養出來的驕傲態度，以及對於語言使用的偏差觀念。

     現在的教育環境許多教育者自己都不會說台語，都是以北京話為主要語言，這樣的環境久了之後卻會因為環境所使用的語言不同，心理即產生對於語言使用對象的階級之分。

      以現在的電視節目來說，台語在娛樂節目所出現的機會以嘲笑或扮演低俗角色所使用居多(如全民大悶鍋)，而使用北京話的角色通常風度翩翩斯文有禮
，這代表什麼?大家可以去體會一下!

，，，，，，，，，，，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封寄不出的情書，
不管是寄到天涯，還是...

《海角七號》

8月22日  與夢想交會 

六十多年前，台灣光復，日本人撤離。一名日籍男老師隻身搭上了離開台灣的船隻，也離開了他在台灣的戀人：友子。無法當面說出對友子的感情，因此，他把懷念與愛戀化成字句，寫在一張張的信紙上。

六十多年後，台灣的樣貌早已完全改變，各個角落的人為生活而努力，幾個活在不同角落的小人物各自懷抱音樂夢想：失意樂團主唱阿嘉、只會彈月琴的老郵差茂伯、在修車行當黑手的水蛙、唱詩班鋼琴伴奏大大、小米酒製造商馬拉桑、以及交通警察勞馬父子，這幾個不相干的人，竟然要為了度假中心演唱會而組成樂團，並在三天後表演，這點讓日本來的活動公關友子大為不爽，對這份工作失望透頂，每天頂著臭臉的友子也讓待過樂團的阿嘉更加不高興，整個樂團還沒開始練習就已經分崩離析……。

老郵差茂伯摔斷了腿，於是將送信大任交阿嘉手上，不過阿嘉每天除了把信堆在自己房裡外，什麼都沒做，他在郵件堆中找到了一個來自日本，寫著日據時代舊址「恆春郡海角七號番地」的郵包，他好奇打開郵包，發現裡面的信件都是日文寫的，根本看不懂，因此不以為意的他，又將郵包丟到床底下，假裝什麼事都沒發生。

演出的日期慢慢接近，這群小人物發現，這可能是他們這輩子唯一可以上台實現他們音樂夢想的時刻，每個人開始著手練習，問題是阿嘉跟友子之間的火藥味似乎越來越重，也連帶影響樂團的進度。終於，在一場鎮上的婚宴，大家借著酒後吐真言，原來阿嘉跟友子兩人都是孤獨的異鄉人，解開心結的兩人發現了怒氣下所隱藏的情愫，於是發展出了一夜情。

在阿嘉的房裡，友子看到了日本來的郵包，發現那居然是來自六十年前七封未及寄出的情書，她要阿嘉務必要把郵包送到主人手上，然而，日本歌手要來了、郵包上的地址早就不存在、第二首表演樂曲根本還沒著落、而貝斯手茂伯依然不會彈貝斯……。

而友子，在演唱會結束後，也要隨著歌手返回日本，開始新的生活。

阿嘉終於決定打起精神，重整樂團，他們的音樂夢是否能夠實現？沉睡了六十年的情書是否會安然送到信件的主人「友子」手中？而阿嘉跟友子的戀情，是否能夠繼續發展下去？……

人只能活一回，夢想卻有無數個，唯有放手一搏，才能知道機會屬不屬於自己……。

詞曲：盤古樂團
編曲：段信軍
伴唱：反共合唱團

日期	時間	地點	地址
2008/7/31	20:00	台北	@逆轉本部 (台北市辛亥路一段34巷1號 )  捷運新店線台電大樓站二號出口古亭國小那對面會看到漫畫王那個巷子.巷子外有個花店(就是花店跟漫畫王中間那個巷子)
2008/8/1	19:00~21:00	台中	@台中Nell's Home 台中市西區精誠22街1-1號    (http://nells-home.blogspot.com/)
2008/8/2	16:00~17:30	台南	@台南誠品  台南市長榮路一段181號 1F長榮路入口
2008/8/3	15:00~16:00	高雄	@高雄誠品 大遠百店17F 書區中庭

愛台獨而流亡盤古樂團無悔
張倩瑋
2007/04/19 第578期
因為支持台灣獨立而遭中國政府通緝、流亡海外；但他們依舊對未來充滿希望，相信有一天還是能踏上家鄉的土地，而那時的中國，已然是個完全自由民主的國度。
還記得在紀念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的「正義無敵－台灣魂Say yes to Taiwan」音樂會上，有著這麼一個來自中國的樂團，當他們拉高嗓子，忘我地唱到：「祖國母親不要臉」時，頓時，引起全場聽眾的歡聲雷動，甚至高唱著「台灣就是台灣國，獨立就是勝利」，這個號稱中國第一個支持台灣獨立的樂團，就是被中國政府通緝，流亡在外的盤古樂團。

敢說  挑戰中國威權

許多台獨老前輩都曾經歷過，因為勇敢說出台灣獨立的理念，被國民黨政府通緝，而流亡在外國的經驗，也曾經以為回不了家，一輩子都得度過流亡在外的生活，直到台灣解嚴，政治環境趨向民主化發展的今日，過去的經歷在這一代年輕人耳中，聽起來就像是一個歷史「傳奇」，只是，同樣的事件若還發生在二十一世紀，那可是個驚天動地，又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人權事件了。

二○○四年，盤古樂團主唱敖博和貝斯手段信軍兩人，簡單地帶著三件衣服當作行李，在沒有經過中國政府同意下，來到台灣參加二二八牽手護台灣系列活動，沒想到，台灣的新聞自由卻「害慘」了他們，段信軍說，原本想神不知鬼不覺地回到中國，卻因為台灣媒體對他們大幅地報導，引起中國的注意，從此，便展開他們驚險刺激的冒險生涯。

其實，盤古樂團在中國，就是個極富爭議的搖滾樂團，一九九六年他們從江西南昌一塊菜園的破屋裡成立、發跡，一九九七年開始在昆明音樂節走紅，唱的是龐克的曲風，走的是社會批判的路線，九八年以後，還巡迴中國各大pub駐唱，因為敢說、敢講，而深受許多中國年輕朋友的喜愛，只是，身處於一個集權、共產專制的國度，盤古樂團的存在，無疑地，是向威權體制的挑戰。

心情  隨時準備作戰

至於盤古樂團在二○○四年到台灣之前，都還能「僥倖」地在中國生存，當中的因素，一方面是中國政府認為這種樂團成不了氣候，過不了多久就會自生自滅，另一方面，歸功於他們的「作戰守則」有方，所謂的「作戰守則」就是和地方媒體的關係「打」得很好，所以，江西的媒體在報導時，對盤古樂團的表演風格、演唱內容都有所保留，而能低調地存活在中國，卻沒想到來到台灣後「失算」。

「其實也不能說失算，早就有心理準備了」，敖博以他低沉而沙啞的嗓音，操著道地的北京話恣意地回答著，而這樣的答案從敖博的口中說出，並不令人意外，除了考量中國的政治背景因素，也就像他曾對閃靈樂團的主唱Freddy說，「我們不是搞樂團的，我們是搞社會運動的」，因此，他們隨時抱持著「作戰」的心理準備。

要說盤古樂團的音樂有多偏激，或者有多刺激，可以讓中國政府將他們列為通緝名單的第一順位，或許連台灣人聽了都要感到羞愧，這麼比喻好了，言詞直接、裸露的程度好比台灣的濁水溪公社，但是他們藐視、憎恨共產黨的程度，比Freddy還要先進，再搭配上龐克曲風，節奏性強過音樂旋律，和敖博聲嘶力竭地嘶吼著，讓聽者在聽覺上，彷彿有種經歷槍林彈雨的戰地震撼。

光獨立還不夠
我們怎麼可以放過曾經屠殺過我們的人
光獨立還不夠
我們怎麼可以放過曾經阻止我們獨立的人
光獨立還不夠
我們怎麼可以忘記曾經為獨立死去的人
光獨立還不夠
我們還要反擊他們 我們要讓敵人無法生存

勇氣  令人肅然起敬

和其他中國的樂團不同，盤古樂團發揮龐克的精神，歌詞中能直接反應現況，表達對社會不滿的訴求，其他人，大多因為害怕中國強權的惡勢力，即使心中有再多的不滿和怨言，也只有點到為止，但是，盤古樂團是敢直接在有公安監督的場子上破口大罵，這股勇氣，不由得讓外人對他們肅然起敬。

造就今日敖博和段信軍兩人的際遇，個性有很大的關係，應該說他們不服輸、不向惡勢力低頭，富有正義感的態度，在十三億中國人口中是少數異類。段信軍說，因為出生在藝術世家，父親從小教導他要勇於嘗試，又能不受拘限地發展，藝術家的叛逆思想遺傳到他身上，學的是古典音樂，從事於流行音樂界的工作，直到認識了敖博，激發出藝術家的叛逆因子，大感獨立樂團的樂趣，就和盤古結下不解之緣。

而敖博從學生時代就接觸樂團，認識許多朋友，從朋友圈中慢慢地激發出自己的性格，也慢慢地找到自己抒發的窗口，半路出家學音樂的他，從沒想過自己會有做出一番大事業的一天，反倒是很隨緣，很隨興地過著自己喜歡的日子，從創下盤古樂團的第一天起，就注定和盤古的宿命牽扯在一起。

對於他們倆的政治哲學，一如盤古過去所發表的音樂......

台灣就是台灣國
中國不是中國
大一統就是大飯桶
大中華就是大屠殺
統一就是毀滅
統一就是滅亡
獨立就是生命
獨立就是勝利
台灣就是台灣國
台灣就是台灣國

盤古樂團的中心思想，就是追求真正的自由、獨立、民主的中國，至今在共產體制下的中國，是壓迫、是統治、是暴力，敖博認為，中國所謂的自由化僅是表面、媒體與物質上的自由，而「行政效率」也是不顧底層人民生活的暴力。

他也指出，中國外交部長李肇星批評台灣正名制憲時說，「中國十三億人有說話嗎？」，其實是個笑話，「因為十三億人民連自己都沒有，要如何發聲？」雖然他們堅持理念遭到中國的壓迫，但是盤古堅信，「有信念一定會有明天」，敖博也希望台灣青年能夠珍惜台灣的民主自由。

逃亡  中國政治迫害

回想起二○○四年，來台參加台灣魂演唱會，隨即遭中國政治迫害，並展開流亡的生活，他們先逃亡到泰國，在人生地不熟的異鄉度過八個月的驚魂，段信軍至今還心有餘悸，他說，那時在泰國等待轉機，接到中國朋友的來電，要他們在泰國多留幾天，警覺性高的他們，就已經發現有異狀。

於是聽從朋友的建議，等過幾天再探探口風，沒想到接到電話那頭的訊息是，家人、朋友都被監視著，兩人名下的財產被扣押，當下，他們再撥電話給Freddy尋求協助，在總統大選結束後，Freddy經由台灣的人權組織與聯合國駐泰國的人權組織接洽，協助他們暫時安置在泰國，準備以政治庇護的方式，再安置到其他國家。

沒想到，又遇到泰國總理訪問中國，中國政府藉機施壓，以「軍火販」的名義，要求泰國政府協尋名單中排名第一順位的敖博和段信軍兩人到案，聯合國難民公署接獲消息後，深知兩人有立即的人身安危，便在二十四小時內，安排好一切，立刻將兩人遣送出泰國，最後成為瑞典的公民。

危急  快速獲得庇護

段信軍說，「按照正常程序，尋求國際政治庇護的時間，至少要兩年，我們兩個在短短八個月內完成手續，可見當時情況有多危急。」現在，兩個大男孩一起作伴，住在真正民主，而且社會福利良好的瑞典，不知羨煞多少人，可是敖博卻說，那裡生活太安逸了，對於要有創作靈感的兩人來說，不適合。

現在，敖博和段信軍兩人的心情，就像當時台灣流亡海外的知識分子一樣，有家歸不得，思鄉的心情是耐不住的寂寞，但他們依舊不放棄，當問到「會不會後悔」時，兩人很有默契地說，「不會」，對於未來還是充滿希望，相信有一天還是能踏上家鄉的土地，而那時的中國，已然是個完全自由民主的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