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3日

英國現代工作慣常

這兩天我認為最值得關注的一條新聞是英政府委託皇家文藝學會針對英國現代職場與零工經濟(gig economy)進行研究的報告於昨日(11/07)出爐。[1]妙的是,在勞工權益理論上應當十分重視的工黨對此一報告似乎興趣缺缺,沒有好話可說;而工會領袖們則是批評報告走得不夠遠,並未解決英國勞工所面臨的剝削問題。為什麼呢?我來解釋一下。

何謂零工經濟?

首先,零工的概念其實很簡單,就是工人以個人身份向雇主承攬或接受一項勞務並獲取雙方皆同意的報酬。

比方說,假設我是個以翻譯維生的譯者,客戶拿了一份5,000字的中文文件要我譯成英文,我可以評估一下這5,000字得花上多少時間,向對方開價。兩方如果都同意這個價錢,以及一些基本的條件(如何時交件、格式等等),事畢滿意後彼此可兩不相干,這就是零工了。根據2017年數據估計,英國現在有110萬人進入零工經濟,大多在會計、法律顧問、營建、水電工、送貨等等。

有人或許會問,怎麼專業的會計和法律顧問都可以算是零工啊?換個角度想,零工其實就是盈虧自負的個體戶,沒有老闆固定付你薪水,你可以自由選擇被提供給你的這個勞務想不想接。你,就是自己的老闆。

這個新的概念給了英工人以及雇主新的自由。工人可因為不想受傳統職場作法的規範、時間彈性,而選擇進入零工經濟;而雇主也可依自身實際需求將勞務外包出去。

雇主剝削?

不過,即使零工經濟看似有這麼多的好處與彈性,底下的問題如今卻一一浮上檯面。太多的雇主看準了零工經濟的彈性的漏洞,把勞務外包了,規避了雇主原本該負的義務,卻仍期待工人須守不少於勞務外包前所守的責任。

例如,如果Uber說自己只是個媒合自僱駕駛與Uber客人的平台的話,Uber卻強制規定駕駛該如何收費、如何須遵守他們設定的種種條件,但漠視駕駛的勞動權益(賺不到法定最低時薪),該公司這時便是睜眼說瞎話了。又如,專營送食物外賣到客人手上的Deliveroo要求工人穿公司制服,騎著帶有公司商標的車在路上穿梭,你要怎麼說服這些工人他們不是該公司的雇員,而是自營商?工黨的影子商務大臣Rebecca Long-Bailey說她在道德上無法接受Uber正是這個道理。[2]

雙向彈性

皇家文藝學會執行長Matthew Taylor這份報告指出,零工經濟的彈性人皆可見,但這個彈性現實上在當前的英國工作環境太向資方傾斜。他給的建議是,必須把這個彈性讓零工經濟的工人與資方雙面都可以享受到,稍微將這個傾斜給拉回來。零工經濟的工人不能再像過去一樣被當成承包商,但也不必給他們完全與一般領薪水的工人一樣的地位,可以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創造一個新的法律地位叫附屬承包商(dependent contractor)。

政治上不討好

政治敏感一點的人可以看出為什麼當前的工黨硬左領導班子和工會不愛這份改革報告的折衷結論了。不夠保守也不夠激進,自然得不到左翼的關愛眼神,這正是目前的工黨對於新自由主義的冷處理態度。

最後,Matthew Taylor以前正是Tony Blair的政治策士。除自2006年開始擔任皇家文藝學會執行長一職外,是BBC Radio 4 The Moral Maze的固定來賓。他爸為社會學家Laurie Taylor,也在Radio 4主持專門社會科學議題的Thinking Allowed。

[1] https://www.thersa.org/discover/publications-and-articles/matthew-taylor-blog/2017/07/the-taylor-review

[2]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7/jul/11/uber-is-not-morally-acceptable-says-shadow-business-secretary

willkuo1977發表於 樂多01:04回應(0) │標籤:政治社會評論,英國 政治

2017年6月11日

我的政治化歷程

我在2010年10月的某個早上第一次使用我的英國護照,帶著妻子與剛滿週歲的女兒搭英航前往柏林。德國一直是我最著迷的國家,我在兩個月前才獲頒的博士文憑即是以寫聯邦德國早期的知識界活動當作論文題目,過去也曾經造訪法蘭克福數次找資料。當飛機抵達柏林Tegel機場時,我開始感到興奮,或許還帶些一絲緊張:我在半年前才正式歸化成為英公民。我手持這本新護照排在入境隊伍中,稍顯不安,心頭一再演練負責邊境管制的聯邦警察可能詢問的問題,擔心他們會質疑我的英籍身份,拖延我們的行程。出乎意料的是,坐在窗後的先生一句話也沒問,迅速通關!

歸化成為英公民其實不難,根據1981年國籍法規定,只要合法停留所需時間一滿,準備好書面文件,寄出填妥表格,耐心等候內政大臣回函即可。但就在我拿到英籍身份的幾年前,工黨政府對於入籍英國多加了一個新的花樣。從2004年開始,任何人想歸化或登記成為英公民必須參加入籍儀式;對英國以及英君宣誓效忠。

此類儀式—通常由地方政府組織,安排在市政大廳,有英君於各郡的私人代表出席—正見證了英國這個國家對於公民資格的看法轉變。在過去,移民監坐滿了就可以成為英公民,如今還得加上積極參與英國社會一條。2002年,當時的工黨政府為有意入籍英國的外邦人設計了Life in the UK筆試。這個筆試背後隱含的更深一層意義則是:公民資格不能只是紙上談兵,更要培養積極歸屬感,趨於同一。不列顛官方口徑向來雖然支持多元文化主義—從咖哩、諾丁山嘉年華會到華埠—,實質上則是抹去不同族群之間的差異。但另一方面, 歷來英政府在整合政策上卻又只是見縫插針:不是不知道問題何在,而是不敢冒政治不正確之大諱直接挑戰種族、文化和地緣的虎鬚。

處於2017年的英國,公民資格、整合與找尋共同價值的重要性雖然仍佔有一席之地,身份政治與國族主義在這一連串政治動盪下的吸引力卻更加強烈。越來越多人只將目光焦注在所屬子群體的特徵和關係,卻不是為整體找解決途徑。從面外轉趨內向,英國的未來很難讓人不得不感到悲觀。

***

當我在2001年來到英國時,我對英國的認識幾乎是零。我最先住進的是Sussex大學於Brighton的校區宿舍,同屋連我一共有5個住客:3個本地人、1個加拿大人和我這個剛當完兵從台灣來的。我在英國的最先幾個月的生活經驗相當封閉。雖然我的屋友非常友善,不時邀請我參與他們的談話以及外出活動,我感覺我的世界似乎只環繞著睡房、課堂和圖書館打轉。我發現到英國學生晚間喜歡在校園酒吧廝混,但喝酒閒聊從來不是我的興趣,去了數次後便敬謝不敏了。幾個月之後,我開始固定在週末往城裏跑,到一家雖名為China China卻是由馬來西亞華人開的中餐館吃碟頭飯。

Brighton是個距倫敦約1小時火車車程的南邊海濱城市,由於地理位置便利,常年有不少遊客造訪,更擁有估計超過一成的人口屬於LGBT族群,被稱為英國的同志之都,文化相對活躍包容。我過去對於LGBT缺乏認識,但我很快學到,只要不大驚小怪或嗤之以鼻,對方一樣會以禮相待。事實上,對於新鮮的—或不同的—事物保持寬容心態開始幫助我適應日常生活。從喬治王時代以來一直是上流階層的時髦度假勝地,Brighton在兩次大戰之後亦有草根發起的佔屋行動歷史。這個城市成為了我的最早住所。大學像是與世隔絕的避難所,不需要擔心外界的複雜世界,但生活不只是限制在校園,而融入英國從來也不是學校該負的責任。對於像我這樣隻身在外的長期留學生來說,最初的文化衝擊是必然的,除了發現到過去經驗並不一定管用之外,另外還得重新摸索建立一套新的價值與行為模式。

我在Sussex大學攻讀碩、博學位的經驗一路走來跌跌撞撞,繞了遠路。我在台灣念本科時專業學的是資訊科學,後來迷上了哲學家Theodor Adorno,決定當完兵後直接到英國來念社會與政治思想。最初幾年,我一方面等於必須從頭開始學習社會科學理論,學習如何做人文研究的規範與態度,另一方面我和兩位博士導師的來往卻又非常鬆散—得怪我咎由自取。我一開始不知道英國博士養成的師徒制度除了導師循循善誘之外還需要自律配合。我常到學校圖書館借了一堆書,自以為可以隨心所欲生產論文,但往往事與願違,與導師見面時只好搪塞了事。逃避論文還不夠,意興闌珊之餘,我又在做博士生的第二年暑假開始進入勞動市場,成了打工仔 。不過,事情總有另一面,我的求學之路雖然因而延宕,我接觸到了以體力為謀生手段的勞動階級,發現英國庶民生活與大學生活有著相當大落差。人們對於外來客不至於惡言相向,但也稱不上友善—不盡然是針對膚色更多是話不投機。我一般插不進他們閒聊的話題,大半只是在一旁陪笑。在這個時刻,我體認到,不論是文化背景、生活習慣甚至是教育程度,存在著一條巨大的鴻溝有待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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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的論文進度緩如牛步,至少我對英國社會—尤其是多元文化主義—有了新一層的認識。多元文化主義作為英國官方處理原則最早出現於1970年代與1980年代之間的公屋政策,為的是幫助初來乍到且缺乏經濟優勢的新移民能享有與本地白人相同的無差別待遇。這個“軟”—也可稱為“弱”—的多元文化主義,把移民社群(少數族裔)融合在一起,盡快賦予合法移民經濟、社會及政治權利,有其不得不為的理由。一個最好的例子是Lord Scarman對於1981年暴動的調查報告,除了揭露“英國生活中現實存在的種族弱勢”外,也提出了幾項影響深遠的建議,例如增加少數族裔在警隊的比例、警方訓練與執法手段需要改變,並稱這些積極性差別待遇是“值得付出的代價”。在這種弱的多元文化主義下,一方面個人可以經過反思與推理之後行使多元文化自由,另一方面政府亦有道義協助實現個人的權利與自由。

然而,相對於給予新來後到者站穩腳步之喘息空間的“軟”的多元文化主義,還有一種“硬”—或者“強”—的多元文化主義。在這個版本,某個不存在選擇自由的族群(如種族、血統、宗教)得在法律上或社會上自動取得表現該族群所信奉不渝的規範、道德與傳統的話語權;最極端的硬的多元文化主義甚至可要求按照自己的風俗來要求管治。2001年12月,當朝工黨政府內政大臣的David Blunkett 以公民資格為題在Birmingham發表談話,他說到族群如今已被“破碎化”與“極化”,以及英國人需要“共同價值”與“公民身份”。這個談話,不單為隔年出台的Life in the UK埋下伏筆,更標誌了英政府從支持多元文化主義到對於少數族裔進行整合同化的政策轉向。

Blunkett這番話沒有指名道姓,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亞裔穆斯林難辭其咎。要知道,2001年中英格蘭北部幾個城市—Oldham、Burnley和Bradford—才爆發南亞族裔暴動,接著是911事件,再來是英美出兵伊拉克,2005年七七爆炸案,英人對於亞裔族群的態度只能用急轉直下形容。諷刺的是,接受英政府資助的“信仰學校”(faith schools)卻有如雨後春筍地開。就連本身屬少數族裔的種族平等委員會—現已改組為平等暨人權委員會—主席Trevor Philips 都站出來警告多元文化主義下的英國正走向隔離的死胡同。走得太遠以至於忘了為何出發,正是多元文化主義的最佳寫照。

如果說本地族裔隔離化危險是個燙手山芋的話,歐盟2004年擴張之後大量東歐勞工湧入對形象本已低落的被建構出的想像他者更是火上加油。移民問題自本世紀初逐步成為英人關注的重要問題(見附圖)。當然,少數族裔和新移民有著語意上的差異,但Ipsos MORI直到2015年1月為止,都仍把“種族關係”和“移民”當作同一個選項處理。另外一個例子是2003年的英國社會態度(British Social Attitudes)調查把“移民”定義為“到英國定居的人”,而英政府官方定義則是任何人停留英國超過12個月都算移民。


當我為寫不出的博士論文於2006年第一次提出延展修習年限時,我只是不想就此半途而廢,讓對我寄與厚望的父親失望。我這時還沒有真正在英國留下的打算,我的母親納悶我去了英國這麼久為什麼還不回台灣,我的房東對於我房裏堆滿了書感到疑惑,我尚不覺得自己是移民。即便如此,我在英國即將進入第6年,根據英國官方說法,我原來早就為移民數據做出貢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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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移民,最惴惴不安的第一個問題莫過於是否能夠在經濟上被補償。2004年Morecambe Bay華人拾貝慘案後,我開始注意到在英非技術經濟移民—尤其是華人—的生存權益與非法勞工問題。白曉紅—同樣也是移民—的初試啼聲之作即是針對底層移民處境在衛報上連載一系列臥底報導。在我打工的最初幾年,我曾為不同的快餐店送外賣。這些店家大多昏暗;我還能記得球鞋每一次踩在油漬廚房地板上的黏沾感。我也記得其他共事的夥伴—從最先的蘇丹人、巴基斯坦人、阿富汗人、敘利亞人到後來的波蘭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當然,總少不了菲律賓人和華人。不同於已在此地生根的早期移民以及第二代,沒有人在到來以前和英國有著實質形式的紐帶關係。逃離內戰者雖有,大多人離鄉背井為的不過是想多掙一點錢,過好一點的生活。收入應付日常開銷之後所剩不多,但只要能存上一丁點,怎麼都比老家強。

到異鄉打拼的外人在經濟上追求站穩腳步之後,接下來則是希望能夠既有的一切被保障,得到社會接納:享受該有的權利以及公平待遇。不過,權利能被實踐的前提是社會制度可以有效運作,也就是說,如果缺乏一個可以得以讓權力管治施展的場域,權利也只能夠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唯有在自由參與公共領域時,談平等才有意義。因此,Hannah Arendt說,隸屬於某個政治社群是得以享受權利的前提;要為自己的自然權利辯護,首先要有為自然權利辯護的權利(right to have rights)。獲得公民資格,在這個條件下,不再只是為了體驗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應該是積極追求的合理目標。

在英國待了好些年後,以此為家的念頭開始萌芽。究竟是去是留,當然有過幾番掙扎,只不過留在此處始終都是首選。不過,決定留在英國之後,我又面臨一個更為實際的政治問題:作為移民—尤其是少數族裔—,該以甚麼角度參與英國社會?

白曉紅說,即使自己在英國定居多年,人們仍總是習慣將她自動定義為華人/中國人(Chinese),也由於華人/中國人此一身份與中國政權有著萬縷千絲的聯繫,她對於身上的中國性(Chineseness)—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被當成外人(outsiderness)—很不自在。她理想中的英國社會,是不管(in spite of)出身背景,人人都需有全球化文化與多元文化生活已經是現實一部分的體認。不過也有人認為,由於(because of)對於陌生文化的警惕與隔閡,個體化的差異經驗正是值得利用的優勢。郭小櫓則說,一本護照和國籍不足以定義她。雖然承認外漂流動的生活不夠深刻,她繼續這麼寫,新移民沒辦法完全融入西方文化,但可以透過“讓自己在此處落地生根“克服這些困難。

對我而言,成為英公民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我不單逐漸瞭解英人的想法,認同這個社會,也得到了名正言順的法律效力;我更想證明,即便是第一代移民—尤其是普遍被認為行事低調的華人—也能夠打入本地人的圈子,提升自己的能見度,參與公共事務。

但是我很快發現到強調華人在英國社會的低能見度—尤有甚者,倚仗身份“差異”進而爭取權力—並行不通。由於1976年出台的種族關係法案(Race Relations Act),英政府在種族議題上長久倡導色盲(colour blindness),規定任何人都不該因為膚色受到歧視,但同時間此一法案也禁止了任何人由於種族背景享受特殊優惠。旨在提升多樣性的“積極行動“(positive action)一直要到2010年的平等法案(Equality Act)之後才得以酌量進行。英政府平權署在2013年發布的一份對於平等法案的評估報告中指出,63%的受訪者不明白積極行動到底是甚麼意思,77%的受訪者沒有接觸過積極行動,而不考慮積極行動的最大宗理由是任人唯才。一個人的價值如果首要取決於他/她的身份地位,受到甚麼壓迫,這個說法大多數英人皆難以下嚥。

在為本地警隊擔任輔警(special constable)時,我曾對沙展表示我的華人背景和漢語能力不受到重視。沙展吸了口氣,語重心長地告訴我:“但這裏大多數居民都說英語,當然不需要你講中文啊。如果大多數人講中文,自然會有用到你的地方。“我也記得某次參加面試被問到想擔任裁判官(magistrate)的動機,在一口氣吐出自以為得體的“想藉由參與公共事務提升華人能見度”云云的自述後,兩位現任裁判官流露出不置可否的態度,我才驚覺踩到了身份政治的地雷。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表情。

身份政治是社會上被壓迫群體的成員在政治覺醒上不可或缺的一環。認知到自己被打壓,並且聯合其他同樣被壓迫的人一起挺身對抗壓迫,這是重要的一步。不過,這也只是第一步。我不會說身為華人在英國發展沒有任何阻礙,但我也開始認識,集中探討個體被壓迫經驗並不會就此消除—往往有可能忽略—社會偏見與劣行的根源。任何人都不可能在這個互聯的現代社會裏另闢一個與世隔絕的小圈子,或者是一了百了選擇離開。真正關鍵的議題在於,如何結合其他遭受相同壓迫的人—不論膚色、性別與性向—整合在一個聯合的、團結的群眾組織,以終結—或至少是削弱—導致壓迫的結構。

有識之士可以看出,這個群眾組織便是E.P. Thompson所說的“自為形成”的英格蘭工人階級。不可否認,工人階級有著流動的組成成份,內納不同經驗與觀點的不同群體,但是想贏得社會進步,捐棄成見的群眾運動要比單打獨鬥務實千百倍。一場運動的發起若能涵括其他成員,成功的機會往往比較高。然而,工人階級不可以只顧及自身的權益,也要為各個受壓迫的個體發不平之鳴。

***

若說團結精神(solidarity)是工人階級的內在實質,工會組織便是這個精神的外在載體。在英國這樣經濟高度發展的國家,雖然去工業化造成了產業工人數目的大幅下降,工人團體仍然掌握不容小覷的力量,可以在必要時以終極手段阻止社會正常運作—任何住在英國並且經歷過罷工的人都有這個認識。一般民眾理解罷工工人為改善勞動環境現況所作出的經濟犧牲,事實上也正因為工會運動參與者清楚這些犧牲,而他們依然願意站出來抗爭,這正說明了他們的決心。

當然,把罷工給浪漫化,正如將工會的功能單單限制在保護會員利益一樣,並不會有助於挽回工會運動自1979年以來遭受歷任保守黨政府大力打擊的頹勢。然而,擺在眼前的事實是,除了會員不斷流失外,科技革命對於傳統工作形式與技能造成了莫大的挑戰。工會除要能繼續回應工人階級的需要,還得與時俱進,工會運動續存才有著落。

非會員對工會卻步的其中一個原因正是日漸惡劣的勞動條件使得加入工會變得不切實際。以我所屬的通訊工人工會(Communication Workers Union)為例,全職會員每月會費約15鎊,兼職會員視工作時數多寡每月需繳約7至8 鎊,其它大小工會會費估計也在這個數字上下。弔詭的是,擁有合理勞動條件的工會工人往往是最不需要工會的一群人,但對於缺乏合理勞動條件—如零工時合同和短期工—的工人而言,必須從不穩定的勞動報酬固定抽提一筆錢繳納會費,始終是個負擔,而這些人(年輕人、女性、移工)往往又最需要工會援助。如何撒網有效將這些“漏網之魚”給通通撈上岸,莫不是每一位工會幹部殫精竭慮日夜苦思的難題。

另一方面,現代工會運動開始著重自身組織在培訓英國工人上扮演的角色。最近的例子便是工會領袖Gerard Coyne抨擊雇主濫用學徒制度,未盡培訓之責。他建議技能協商須是未來工會在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時的一個關鍵重點,而工會有責任不計其煩地監督雇主如何使用2017年4月起開徵的“學徒捐”(apprenticeship levy),確保技能成為現代工會運動的核心。他的呼籲有其來由,英國工會總會(Trade Union Congress)底下的技能培訓組織Union Learn 自2006年正式建立至今已有十多年,其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為教育工人而開辦的學校,以及後來的工人教育協會(Workers’ Education Association)。

換句話說,儘管一直受到壓制,工會運動並沒有因此放棄抗爭,而是透過推動立法和集體談判,不斷根據社會發展加以重組與合併,同時間積極代表工人參與更廣泛的社會運動。當然,不是每個勞動者都把自己想像為單一的工人階級,也不是每一個工會會員都懷抱著要讓社會讓資本主義進化社會主義的夢想;對於工會的更為準確描述則是,不論政治光譜,眾人都同意唯有透過結社活動行使集體力量,灌注工會以眾人意志,方能建立一個可讓勞動與報酬盡可能接近公平的法律架構(勞動制度、申訴流程、福利與安全保障等等),這絕非憑藉個人一己之力能及。

***

截至2017年4月,有12個工會正式附屬於工黨,這12個工會擁有約340萬會員,佔全英650萬工會會員的一半。此一附屬關係要求工會每年向工黨繳納附屬費;工會與其會員享有附屬會籍。尤有甚者,附屬工會可為工黨由36人組成之全國執行委員會(NEC)選出12席委員,向工黨年會—最高決策機關—派遣與會代表之半數。工會與工黨之間建立的牢靠紐帶一直以來都是英國工人運動的特色。

這個牢靠關係在過去十多年來逐漸動搖,例如2004年鐵路海運及運輸工會(RMT)做出附屬於蘇格蘭社會黨(SSP)的政治決定以示抗議Blair與新工黨政策,而遭到工黨剔除,2009年CWU要求當朝工黨政府正視皇家郵政私有化、公共開支撙節與等議題,Unite在2013年插手Falkirk選區工黨候選人人選,更別忘了Ed Miliband以增加民主之名而對附屬工會之金援說不的自宮改革。不過,最新的逆勢發展是消防工會(FBU)自2004年切斷與工黨連繫十多年之後,在2015年Jeremy Corbyn第一次黨魁選舉勝出的兩個月後重回工黨懷抱。再者,Corbyn於隔年遭到逼宮再次競選大位時,獲得包括全英最大兩個工會—Unite與Unison—的多數附屬工會撐腰,屬Blairite的Owen Smith在搶得工會青睞一事則居下風。

在工會上,Blair與Corbyn兩派人馬體現了兩種不同的範式。兩人崛起都得歸因為資本主義下必然發生的工人之間的競爭,兩者對此一競爭都提出了建議解答—只不過答案南轅北轍正好相反。1980年代以來工人運動的不積與階級生活經驗的片斷化給了Blair用改良自由主義一舉推翻階級政治—以及工運組織—的大好機會。Corbyn則試圖另闢途徑,想釜底抽薪終結競爭本身,以另一種方式來聯合階級。最明顯的對照則是,Blair政府除了出台最低時薪這樣的末端技術手段外並不完全反對競爭,而Corbyn建議以強制集體談判方式徹底剷除雇主對工人進行各個擊破的可能性。在Corbyn身上,托派份子看到了扭轉過去新工黨刻意與工會脫鉤,以及重新將社會自由主義模式拉回至社會民主主義路線的機會。理解了這一點,便可以理解為何壓力團體如Momentum與Unite等工會給予Corbyn無限的支持 。

但是,唯有在工黨能夠向外擴張贏回工人階級信心時,重返社會民主主義路線這個策略方有實踐的可能。擺在眼前的事實是,工黨除召開年會外對重大議題不會有—也無法有—改弦易徹的打算,Corbyn的領導才能與魅力不斷受到來自黨內同志以及右翼報章的質疑,英國脫歐又毫不留情地暴露了工黨的缺陷。要知道,工黨面對的不再是一個毫不批判的、照單全收的死忠工人階級支持者;正由於脫歐,工人階級像是洪水決堤一樣被激化,工黨被迫進入這樣一個關乎生死存亡的局面。根據調查,工黨選民(中產、都市)普遍支持留歐,但工黨的傳統支持者工人階級卻支持脫歐。脫歐唯一的作用只是加深了兩造之間的差異,讓本已不獲工人信任的工黨更加被拋棄。在物質生活經驗之缺乏共通性面前,階級團結的倫理性價值幾乎不值一文錢。

去年公投的時候,在傳統屬於工黨票倉的地區,為數不少的左派認為以為選擇脫歐是一個教訓主流建制的好機會,可讓他們長期被忽略的事實獲得重視。為發洩怒氣遂與惡魔為伍的愚蠢,便不多提了。不過背後此間新聞媒體確實有好一陣子在談社群如何缺乏集體共識、日漸加劇的住宅危機、英國的城鄉發展不均以及無法使多數人過著合理生活水平的經濟模式。關鍵是,如果脫歐真的是英國浴火重生的轉機,我們該以什麼樣貌打造這個國家?Corbyn帶領的工黨有否能力使用這些素材講述一個不同於右翼國族主義版本的故事?

***

英國左翼面對的正是這樣一個進也不是退也不是的矛盾,當民粹右翼的身份政治—歸屬、認同、國族主義—鑼鼓敲得震天響時,我們卻無力提供更具說服力的敘事。像蘇格蘭一樣建立英格蘭自己的議會是其中一個建議。但也正是在蘇格蘭,工黨在成功把保守黨描繪為蘇格蘭敵人幾十年後,2014年蘇獨公投後便嘗到自己種下的惡果。國族主義便是這樣一頭橫衝直撞的野獸,你也許有能力僥倖爬上牠的背,甚至還有機會騎著牠縱橫馳騁一陣;但野獸終究是野獸,你必須花全副精力只為了留在牠背上,一直到你精疲力盡被摔下背咬死為止。社會民主派絕對不應該隨民粹右翼起舞,玩弄區分“他者”與“我者”的身份政治遊戲。

當我初著手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首相Theresa May已經去信歐洲理事會主席Donald Tusk,正式申請英國退出自1973年以來的歐盟會籍;同時間,蘇格蘭首席大臣Nicola Sturgeon也已獲得蘇格蘭議會授權向May提出舉辦二次蘇獨公投的要求。可以這麼說,英國政治氣氛已然毒化,恐外心態與國族主義煙硝四起。就算在工黨陣營,Corbyn亦沒有根據共同利益聯合工人階級反對脫歐,取而代之的是以“英國人民已經發聲”要求黨內議員唱和保守黨啟動脫歐程序。正如Rosa Luxemburg在德國社民黨(SPD)於1914年自毀長城投票支持德意志帝國軍備預算後以悲憤口吻寫下“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在承平時期聯合起來,但在戰時割斷彼此的喉嚨!”幻想脫歐能夠帶來更具效率的經濟體和更平等的社會,英國工人踩的正是歐洲工人的鮮血前進!

針對脫歐議題,西敏寺議會裏僅存的理性聲音大概只剩下自民黨和蘇格蘭民族黨。問題是,自民黨在與保守黨組成聯合內閣後元氣大傷,形象至今尚低迷,不足以成氣候。而蘇格蘭民族黨黨如其名,言必稱蘇格蘭,利以蘇格蘭之利為先,如果國族主義者眼裏看到的只有自己,你要怎麼說服他們因貧窮而需造訪食物銀行的利物浦人所面臨的處境嚴峻並不下於有同樣需求的格拉斯哥人?

剛結束的6月大選,Corbyn帶領的工黨在選戰開打之初被認為將慘敗的情況下硬是比上屆增加了近一成的得票率。May如何打壞手中好牌在此不多贅言,但工黨之所能夠有所斬獲自身可歸於兩個因素:一是工黨推出以擴大公共支出為重點的競選綱領,告訴英人除吞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苦藥之外仍可有不同選項;另一則是成功說服過往普遍支持工黨但對將選票投入票匭並不熱衷的年輕選民在投票日當天積極投票。過去四屆大選,18-24歲的選民投票率只在40%上下徘徊,同年齡選民投票率在今次大選估計達七成。

我必須承認,即便我在工黨黨魁選舉支持Corbyn上位,我對於以社會民主主義模式在英國大選勝出的可能性保持懷疑,我也不預期年輕選民真的願意傾巢而出投下關鍵一票。令我意外的是,這兩個障礙居然在這次大選被Corbyn打破了,環顧當今政壇,也唯有Corbyn才有膽試挑戰打破這兩個障礙。英諺有吃謙卑派(eat humble pie)以示認錯的說法。沒錯,工黨並沒有贏得今次大選,但對於Corbyn集體主義政治在贏得英人對社會主義之信心所做的努力與成果,這塊謙卑派我吃得服氣。

英國的持續沈淪並非不可避免,不過所有人—尤其是左翼—都必須捫心自問,我們是要在已無法回頭的全球化資本主義下繼續追求共通的社會公民價值理想?還是選擇向內看採取守勢?前美國國務卿Dean Acheson在英國於1962年首次嘗試加入EEC時曾說,英國失去了一個帝國卻還沒找到一個角色。在拋棄歐盟之後耽溺於國族主義,這個說法在55年後的今天或許該改成,英國已經失去了這個角色,更無可能找到一個新的帝國。


初稿寫畢於15.04.2017復活節前夕
二稿修訂於10.06.2017


willkuo1977發表於 樂多17:03回應(0) │標籤:英國 政治

2016年12月27日

Sonderw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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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納粹,歷史學家會問德國的這段歷史到底是一個特殊變異體還是只要必要因素都存在了在任何國家都有可能出現的通則結果。前面這種Sonderweg(特殊路線)史觀,即認定德國之所以有納粹,正是由於德國社會政治歷史的特殊性;這個說法,暗喻了德國民族性格的內在缺陷,在二戰剛結束的那幾年特別流行,尤其獲得當時英國歷史學家A. J. P. Taylor和波蘭裔英籍學者Lewis Namier提倡。

如果另外仔細研究一下其它著作的話,有興趣的讀者會發現在1960年代以前談Sonderweg的顯然多是非德國人,似乎都在撻伐德國人的有意參與(或至少默許)納粹罪行。

到了1960年代中期,開始有德國本地的學者如Fritz Fischer站出來,說德國是走偏了沒錯,但不是故意的,是因為不像英法,德國的現代化過程沒走完,1848年革命時德意志的自由派未能一舉掌權,導致了19世紀德國的政治社會力量仍舊被「前現代」的貴族菁英把持,餘孽到20世紀一舉爆發。

但有關於Sonderweg的討論最妙的還是來自於英國的馬克思學者Geoff Eley和David Blackbourn,兩人在1984年合寫了一本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他們主張英法的19世紀經驗不是通例,同樣也是特例才對,我們不應該拿Sonderweg這個有缺陷的命題,把19世紀和1930年代之間的德國做簡單的直線連結;多年來歷史學家對於"為何德國走偏了?"此問題所預設的答案“”因為沒有走上英國式的自由民主資本道路“是無歷史的,因為德國本來就不是英國,硬要比較豈不是拿蘋果比橘子?問題應該是”有沒有哪個國家走的是「正常」的自由民主資本道路?“簡單說,沒有。既然沒有,西歐所謂的標準的歷史敘事(啟蒙之後19世紀的資本國家興起伴隨民主制度盛行與貴族沒落)也不存在了。

(八卦一些,Eley這個人1949年生,在牛津本科畢業,後來到Sussex大學攻博士,和我的博士導師一號應該是牛津以及Sussex的同儕。我的論文觸及了一些聯邦德國早期的題目,我的導師當時就從他的書架丟了這本合著給我讀,後來我卻忘了還,現在還藏在我的樓梯間下......)

題目拉回來,不管是接受或否定Sonderweg史觀,幾乎所有人都同意納粹歷史不是光彩。正因為不是光彩,你更要小心,更不能大意,得過且過。

就這樣。

willkuo1977發表於 樂多00:11回應(0) │標籤:政治社會評論

2016年12月16日

是俗世主義還是宗教狂熱?

看到一篇奇文,說台灣的俗世主義防線正受到宗教狂熱侵蝕,似乎宗教力量開始在台灣大舉反撲復辟,守住同婚議題在台灣是阻擋非理性政治開端的底線。

同性倒底可不可以婚這個道德判斷我就不碰了,我要說的是,在目前台灣同婚議題上,支持同婚的所謂俗世主義其實處於攻勢(英文叫 on the front foot),而被自詡進步理性者所嘲諷的宗教狂熱份子才是處於防勢的(on the back foot)。至於攻勢防勢要怎麼分?你看改變現狀之後-也就是修法-哪方失去的多就知道了。在這場對峙當中,宗教人士(如果把反同婚和宗教狂熱劃上等號的話)只有挨著打的份,哪有甚麼衝擊力量可言? Everything to lose, nothing to gain。

比較正確的描述應該是台灣的俗世主義在同婚議題上開始包圍宗教,將其逼至牆角。說宗教份子在橫行,不但解讀有誤,而且太小看了自由派的力量,況且宗教價值在台灣政治上從來就沒有發揮過具體作用。

willkuo1977發表於 樂多01:17回應(0) │標籤:政治社會評論

2015年12月29日

一個非英聯邦子民在1984年如何歸化為英國公民?

據台灣媒體報導,臉書上有人宣稱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具英國籍,持英國護照多年。這新聞一方面宣告選舉已進入了人身攻擊的扒糞階段,另一方面也顯露了許多人對於外國—在蔡案則為英國—國籍的不求甚解。此時決定寫點甚麼,並不是關心台灣總統選情,更不是為了為蔡辯護,只是幫自己乃至於有興趣閱讀我這篇文字的朋友能瞭解一下英國處理外來移民歸化的歷史與觀點。

純粹出於鍵盤考察興趣,我在這拿蔡英文當作設想的案例,試問一個在1980年在美國拿到康乃爾碩士、1984年在倫敦政經學院拿到博士之後馬上到政治大學擔任法律系副教授的,也就是在英國待最多不超過五年(1980-84)的人,有沒有可能獲得英國國籍領英國護照?

想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回到1983年1月1號生效的英國國籍法(1981)。仔細一讀,這法案裡面訂定了好幾個身分類別,有英國公民、英國海外領土公民、英國海外公民,後來還增訂了一些特定時空下產生的如香港特有的英國國民(海外)。但當時英政府訂了這麼多身分類別的緣故,是為了收緊英國國籍發放,以區分出英國公民(British citizen)和任何來自不列顛本島之外的英屬子民(British subject)的差別。前者可享完全的公民權利與居英權,後者在權利上受不同程度的限制。

既屬英王子民,要從英聯邦國家或殖民地遠渡重洋踏上英國本土然後成為英國公民還是相對簡單的,因為前一版的國籍法(1948)並不區分聯合王國與殖民地的界線,要知道二戰後雖然英帝國國力直落,但皇恩浩蕩,宗主國與殖民地的臍帶可是緊連在一起,任何在1983年前來自英聯邦的國民都可以在英國本土申請英國公民護照。83年法案出台後。這臍帶總不能說斷就斷,英聯邦國民比起非英聯邦國民是有些優待,不然太說不過去了。

回到最初的問題,一個來自非英聯邦的蔡英文,在1980年代的英國停留不滿五年後直接回台灣服務,有無可能有英國公民權持英國國籍?這個問題在技術層面上不好回答,我不能臆想今天的規定與30年的規定並無二致。不過可以肯定的推理是,這個來自台灣的蔡英文如果真有申請英國籍,她唯一的管道只有歸化(naturalisation)而不是英聯邦公民的優待登記(registration),這原則在81年出台的國籍法裏寫得很明白,至今不變。

要怎麼歸化?根據現在的程序,這個我想像中的已獲得英國國籍的蔡英文必須先以正確身分(是學生是工作是配偶)坐移民監(2年4年5年10年不定)獲取永居,獲得永居後再坐一年監才能申請公民。先不論今時今日英國官府的文件處理效率,就算是30年前,我也實在看不出一個不是英籍配偶的非英聯邦學生有在五年內通關歸化的可能性。

我認為強栽學生蔡英文有英國護照,就像硬虧九龍生的馬英九是英國人一樣荒唐,而後者在實作上還更可行哩。

willkuo1977發表於 樂多08:50回應(0) │標籤:政治社會評論

2015年11月27日

敵將來降

昨天CLP開月會,有個同志起草了一封公開信要大家投票決議是否以黨部名義發出。內容大意是這樣:工黨〔之內〕須有言論批評自由,只要〔未來〕支持工黨各級政府的代表,個人〔過去歷史〕應不計,最後一段列了幾個呼籲可被重新接納入黨的人名。

經過起草人的與本部政委的正反意見後,我才理解到原來信中提到的這幾個人都屬於一個曾經—廣義—屬於工黨傘下的托派組織叫Alliance for Workers' Liberty(AWL)。AWL不爽工黨領導階層有段很久的歷史了(有興趣者可維基一下),曾經在選舉中推出候選人和工黨打對台甚至是扯後腿,而這和工黨的有一條「不可支持外黨候選人」的可開除黨籍處分的規定直接相抵觸。當然,道不同不須相忍為謀,陽關道獨木橋各走各的就算了。但事情發展總有意外,顯然由於高斌在今年九月獲選為工黨領袖,AWL竟也在同月向選舉委員會(Electoral Commission)申請除名,不再是個有法定地位的政治組織了,從而其成員可因直接競爭關係的消失而申請加入工黨。

這下好了,現在工黨面臨的問題在於,是要從根阻斷托派份子於八零年代滲透內部的情況在廿一世紀重演?還是不計前嫌接受來降(defection)?若是前者,我們必須自問往後要怎麼秉正處理外黨來的降將;若是後者,幾個老黨員嚴正警告工黨早有分裂十數年的前車之鑑在,接納屢教不改的狗只會讓自己也跟著吃屎。

我的觀察是,老黨員普遍對極左派騷動的那段風聲鶴唳歷史仍心有餘悸(有個BT工程師身分退休下來的老同志講了一個當年到Ken Livingstone辦公室找朋友卻被Red Ken誤以為是來探差人給轟出去的故事),而新一代(純指年資非年齡)的隨高斌出任領袖後而加入的同志則支持黨部發出這封公開信。

最後,過了。

willkuo1977發表於 樂多22:54回應(0)

2015年11月15日

讀畢一個研究生寫不出論文的反思的中英摘要後的反思

在台灣作過論文—學位論文也好期刊論文也好—的應該都知道,除了本文、關鍵字與參考書目外,另外還要求中英文摘要。摘要如果寫得簡潔清楚,會有破題的效果,可以揭露文章的中心思想,一目了然,開門見山。但一篇以中文寫成的論文為何得附上英文摘要呢?據說,是為了邁向「國際化」,與國際接軌;有了英文摘要,就有獲得外界檢索的可能,雖然不識漢文的老外點擊論文進去之後讀到的仍是方塊字天書。既然求國際化,論文一條龍以英文寫就豈不省事?抱歉,台灣的習慣是,就算你寫出的是英文論文,仍需要提供中文摘要湊湊熱鬧。也就是說,如果讀者只懂英文,就算讀到了你的英文摘要,也根本看不懂你的中文論文;英文論文寫了出來,中文摘要又顯得多此一舉:這裏頭的道理說有多荒謬就有多荒謬,但規定既出,想玩這個遊戲便不得不遵守。

不過,就算只是短短幾百字的中英摘要,並不是每個人都具備可以流暢書寫兩種語文的能力。台灣多數的不論是碩博研究生或者甚至是已經獲得博士學位的研究人員,使用中文寫作沒有問題,但對要用英文寫作則沒有信心。正所謂有一好無兩好,除非是從小就受紮實的雙語教育與語感培養,要以準確又漂亮的學術英文寫好摘要是件難度頗高的苦差事,更何況論文發表是人生大事,總不希望被菜英文搞砸。因此,因應而生的做法有幾種:有門道的找老外潤稿,無藥可救的拜估狗,(自以為)謹慎的花錢找翻譯社代勞。

台灣的翻譯社在處理學術論文上有兩個等級:好一點的專以學術英文編修做賣點的會找老外做編輯中英文尚佳的譯者兩人一組工作,流程是翻譯社收稿,由譯者逐字逐字地硬譯成英文,再由老外潤硬譯稿;差的根本不管你送來的是學術論文還是產品文宣,一律一視同仁,有譯者願意接案能準時交稿銀貨兩訖就謝天謝地了。前者當然價錢比較貴但成果或許好些,後者交出的產品品質堪慮。不過兩者都共有這樣的問題:論文理應屬作者個人思考分析與表達能力下的獨特產物,二手三手的語言再詮釋在過程中勢必失真,你想的不一定是我讀到的,要我幫你準確說出你心裏真正所想的話未免緣木求魚,更別說這裡頭還有代筆創作的學術倫理疑慮。

此外,語言轉換沒有那麼直來直往,就算真懂了你心裡的話,也不能逐字換成另一種語言,你另外還需要一些語感。語感是甚麼?語感就是對於某一語言既定用法的敏感性,不是說是翻譯社出的就一定會保證有語感。

這篇由這位身為研究所學生的作者寫不出論文反思下所寫出的論文內容我沒讀到無從評論起,但單從摘要、目次這些有限資訊下,大概可猜—我如前段所述也只能猜—作者所謂的「失能恐懼」(Fear of disability)或許指的是對於無法完整呈現心裏的念頭與想法(inability to speak)的焦慮。這焦慮來源可能是病理的失語症或述情障礙(apahsia/alexithymia),也有可能是是除神人外大多研究生都經歷過的寫作閉塞(writer's block),我統稱為無以啟齒(lost for words)。

老王賣瓜當然說瓜甜,我認為"Inability to Speak" "Writer's Block" "Lost for Words"都是更適當的翻譯。不管英文題目與摘要是作者自己翻的或花錢找翻譯社弄的,我對於這個"Fear of disability"真的是lost for words(無語問蒼天)了。

willkuo1977發表於 樂多08:42回應(0)

2015年10月20日

「帶職參選」

日前中央社舉了不少各國議員帶職競選總理的例子,除護航意味濃厚外,對內閣制運作顯然也缺乏認識,成了有識者揶揄笑柄。談到內閣制,就不能不談談英議會如何運作;欲討論帶職參選,必須先有這樣理解:議會議員是份有薪的全職工作,任何議會外的頭銜、專業服務乃至於私人公司,都是兼職(second jobs)。

帶職參選的問題放在英國得換個說法:到底議員可不可打第二份工?

簡單說,沒有哪一條法規禁止議員同時間擁有第二份收入。

因此,一方面就像台灣一樣,許多議員同時掛名大公司顧問,提供諮詢(更多是掛名),另一方面,議員可以不需放棄踏入議會之前所從事的專業,繼續執法(很多律師就不用講了還有幹義警的)、行醫,甚至是務農。

唯一的一條規定,是限制議員不可收受任何人金錢而進行議會活動,做拿錢辦事的買辦(paid advocate)。議員可對任何特定議題發言、被游說、推動立法,一切都是容許的;但這些活動要是收了錢,當事人則須移送國會標準事務委員會(Parliamentary Commissioner for Standards)調查懲戒。今年初就有兩個擔任過內閣大臣的議員—工黨的施仲宏(Jack Straw)與保守黨的聶偉敬(Malcolm Rifkind)—被媒體設局踢爆可收錢在議會發言的醜聞。

有人或許會說,討論英議會第二份收入扯得有點遠了,跟朱立倫惹出的「帶職參選」好像是兩碼子事?!英國有沒有哪個搞政治的同時擁有兩個以上的政治崗位?

有!保守黨籍的莊遜(Boris Johnson)在2001-8年原先擔任牛津郡Henley國會議員,08年代表保守黨競選倫敦市長,當時就是帶職參選,沒有先辭去國會議員,是勝選了之後才辭,這市長讓他一幹至今就是7年。2015年大選,莊遜竟然不單回鍋選上了代表西倫敦Uxbridge and South Ruislip的國會議員,更扯的是,他老大這回倫敦市長沒辭!因此這個一頭蓬鬆亂髮又以失態聞名的政客現在擁有兩個最重要的政治崗位(民選基礎最強的首長/有機會問鼎首相),皆是現在進行式。

不過,英國民眾對於議員兼職普遍不支持,根據今年初YouGov所做的一份調查(https://yougov.co.uk/news/2015/02/25/voters-support-ban-second-jobs-mps/),只有四分之一的民眾接受可議員從事不與一般庶民生活脫節的專業工作(如前所述的行醫執法等等);有六成民眾認為薪資已屬優渥的國會議員屬於全職,根本不應該分心於議事之外,二比一的民眾支持禁止議員擁有第二份工作(54%/28%)。

即,帶職參選—議員兼職—在英國雖不違法,也所在多有,但予人觀感不佳。

willkuo1977發表於 樂多21:47回應(0) │標籤:政治社會評論

2015年9月17日

洋人漢名

昨天讀到一則工黨新黨魁Corbyn的短評,內容並沒有甚麼亮點,唯一令人眼睛一亮的是評論者把Corbyn給譯為高斌。外行人要不熟悉這個語境,或會以為英國政壇已進步到有華人出來攪局的程度,那可是美麗的誤會了。

為表示對中國文化的友好,一些西方人物會主動取相當漢化的中文姓名,老一輩譬如威妥瑪、費正清、白求恩、柯隸華、李約瑟,到林培瑞、史景遷,乃至於前兩天才揚言要提告聯合報的葛來儀。這些中國通與漢學專家,對於中國文化多少有點認識,冠上中國固有姓氏,其實就像我們有些在西方生活的人不免給自己取個湯尼史黛拉的洋名一樣,入境隨俗。長相的差距是改變不了,但有個當地化的名字至少可以減少隔閡。

另外一種,則是本身學經歷完全不懂漢文化,但出於政治統治需要,而被安了一個漢名。1997年之前所有香港總督的漢名皆屬此類。最出名也最近的則是最後一任彭定康,這個名字應該是當時總督府裏的華人師爺絞盡腦汁想出來的。在97年之後,英國米字旗雖已降,但英國在港利益仍在,宣傳英國品牌的政治工作就從總督府交由英國駐港領事館。重要的高級英國官員,仍有統一的港式官方譯名.從馬卓安、貝里雅、白高敦到甘民樂(後來改為普通話譯名的卡梅倫,這是範式轉移的一個重要里程,但偏離主題,有機會再寫)

比起台灣與中國的直接音譯,我個人更中意香港對於英國官員的譯名。在閱讀方塊字新聞時,能有個漢化姓名讀來是輕鬆許多的,尤其這些姓名的優點不只是顧到了音譯的信實更兼有字面上的文雅。當然,前提是你要略通粵語,才能領會箇中奧妙。

再舉幾個例子。

彭仕國(John Prescott):工黨前副首相,有個彭姓,又為國出仕,聽起來多鞠躬盡瘁,不過他是個脾氣暴躁的拳擊手,人稱牛頭犬
施仲宏(Jack Straw):前司法大臣,名字根本是漢人啊
文禮彬文立彬(Miliband):這超妙的,兩個Miliband是兄弟,哥哥是禮彬弟弟是立彬。大概是哥哥比較溫和有禮才會被急於自立的弟弟給同室操戈掉...
文翠珊(Teresa May):和上面兩兄弟雖然都同姓文,這可是圍牆另一邊的保守黨大臣
莊翰生(Johnson):不是什麼強生也不是約翰生,是莊翰生!
房應麟(Michael Fallon):還以為是成龍的遠房親戚
彭浩禮(Hilary Benn):一定是彭浩翔的堂兄弟...

另外值得列出的還有祁淦禮(Kenneth Clarke)祈維信(Vince Cable)禤傑思(Chris Huhne)裴道持(Priti Patel)...都是罕姓,可都通啊!

但是榜首第一名,一定要留給工黨前首相白高敦(Gordon Brown),飄洋過海到香港來,竟然連姓都變白了,這還不夠稱讚港人妙筆生花嘛?!

willkuo1977發表於 樂多17:22回應(1) │標籤:政治社會評論

2015年4月16日

【翻譯】音樂與語言:斷簡殘片乙枚

音樂與語言:斷簡殘片乙枚

T.W.Adorno

音樂就像語言。例如像音樂語法、音樂語調等等說法,都不僅是隱喻而已。不過音樂不能和語言劃上等號。其中的相像之處是實質存在的,但沒有個具體形式。誰要在形式上作文章,都只會走上死胡同。

音樂與語言之所以相像,在於它是一串在連續時間上被說出來的聲音,而這些聲音並不只是聲音。這聲音訴說了某些通常是關乎人類人性的東西。音樂越好,訴說能力越強。聲音的串連就像邏輯:不是對就是錯。但被訴說出來的東西不能抽離於音樂之外。音樂不能創造符號系統。

音樂與語言的相像,不只是整體的、組織性的聲音串接,還包括了最原始的可作為純粹表現載體的單一音符聲響。這個類比的範圍不限於聲音的組織關係,更具體延伸到了個別結構。傳統的形式理論會使用一些像樂句、樂節、片段等等拿來作註解的術語──疑問、感嘆、插入。台詞底下潛藏的意義俯拾即是,端視聲音高昂抑或低沉;這一切的音樂表情的術語都源自於說話。當貝多芬要求作品第33號小品需以「朗誦調」(parlando)演奏時,他只不過是顯著了音樂的一個普遍特性。

習慣上分辨語言與音樂之不同,是說音樂是沒有概念的。不過音樂的確包含了非常接近認識論裏的「原始概念」的東西。音樂使用了循環密碼,而這密碼來自於調性。倘若調性沒有產生概念,至少也可以說它創造了詞彙項目。我們最先可以舉出那些帶著同一功能不斷重現的和絃,比如像終止行進這樣眾所接受的模進,甚至還有是在許多情況下與和聲有關的旋律音形。這些普遍密碼總是有辦法進入任一特別之脈絡。一如概念之於特殊現實,它們可以為音樂的特殊性服務,而且,就像語言一樣,其抽象性同一時間也會由於其所處之脈絡而獲補償。唯一的差別,是這些音樂概念的同一性就存於其本質,而非本質之外的一個所指。

它們顛撲不磨的同一性已有如第二天性一樣沈澱。這正是意識向調性告別為何如此困難之緣故。但新音樂竄起就是要對這一第二天性所暗含的假象造反。新音樂摒棄這類僵化公式與其功能呆板單調。然而,它並沒有讓自己完全與語言的相像性脫鉤,它脫鉤的只是讓特殊性貶低為象徵的,墮落為猶如化石的主觀意義之陳腐能指的物化版本。和它處無異,主觀論與物化在音樂領域如影隨形寸步不離。不過它們的關連性並未一勞永逸地定義音樂與語言的相似性。在我們這時代,音樂與語言之間的關係已是批判性的。

音樂語言與具備意向性的語言相當不同。音樂語言擁有神學的向度。它所要說的,是同時間被揭穿以及被隱藏的。其意念是已成形的聖名。它是去神話化的禱文,魔效一點不賸。是人類企圖名聖名──而不是溝通意義──的一個注定失敗的嘗試。

音樂冀望成為一種無意向的語言。不過它與意向語言的分界不是絕對的;我們面對的不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範圍。這裏頭有種辯證關係。意向性徹頭徹尾灌滿了音樂。這不只是代表性風格(stile rappresentativo)──將音樂理性化以徹底利用它與語言的類似性──之故。沒了一切意向性的音樂,單純只是在現象上把聲音連結起來,不過是聲音萬花筒。另一方面,如果把它看作成絕對的意向性,音樂就不再會是音樂,會誤入變成語言的歧途。意向是音樂的關鍵,但不是全部。音樂之所以指向真正的語言是因為裏頭顯然包含內容,可是它不得帶有明確的意義,要不就成了意向性語言。雖然音樂──最優雅的語言──由於曖昧性──其神祕面──的詛咒而需安慰,裏頭卻灌注了大量意向。「看它如何不斷主導並決定其意義」。不過其意向也仍是隱藏的。這就是為甚麼卡夫卡,不同於之前作家,要在一些令人難忘的段落提及音樂。他對待被說出的、意向性的語言的意義,就好像對待音樂一樣,猶如樂句嘎然中斷的寓言。這和史溫本或里爾克的「音樂性」語言,與他們對於音樂效果的模仿,以及他們和真實音樂性的遙遠差距,有著激烈的對比。想有音樂性,就必須活化最原初的意向:馴服,而非縱容之。音樂正是如此成為結構。

從而這有詮釋的問題必須考慮。詮釋對於不論是音樂或語言都很重要,但方式不同。詮釋語言指的是:瞭解語言。詮釋音樂則是:演奏音樂。音樂詮釋是表演,總體來看,它保留了與語言的相似性,但同時間也消滅了任一特定相似性。這便是為何詮釋的概念並非音樂的偶發屬性,而是不可或缺一部分之故。想正確地演奏音樂,首先必須說好它的語言。需要的是對自身模仿,而不是進行解碼。音樂唯有在模仿的實作過程中才會自我揭露,或會像默讀一樣無聲地在馳騁想像中發生;它絕不會對一種將它視作與滿足無關才以詮釋的監督區服。假使要在意向語言裏找個差不多的行動,那會是抄錄文字的動作,而不是解譯意義。

不同於以傳授知識為任的哲學與科學,因應知識而誕生的藝術元素從不是深思熟慮的產物。但音樂真的是無關意念的語言嗎?在其不同意向中最緊要的似乎是「就該這樣」的主張,果斷明確乃至於高傲地肯定一些不被明白陳述的東西。在偉大音樂的高潮,通常也是最暴力的部分──第九號交響曲第一樂章再現部的開頭則為一例──,意向正是由於其脈絡的力量而在表現上變得非常清楚。在諷刺形式,在俗濫的音樂中,都可以聽到它的迴響。音樂之形式,即音樂脈絡得以本真性的總體性,實擺脫不了如此欲將明確姿態媾合於不明確之媒介的企圖。其可能成果之巨大或可讓藝術淪入邏輯支配之危險。

這就是說,光憑檢驗音樂與語言的特徵,是分不出兩者差異的。唯有將它們當作總體來看才是可行之道。或者說,要看的是,看它們的方向、它們的「趨勢」,即音樂的「目的」(telos)。意向性語言想為絕對性作嫁,而絕對性因為特定意向躲避語言,兩者都由於彼此的能力有限而把彼此拋之身後。音樂馬上可以望見絕對性,但是在發現的那一刻,它形體混淆了,就像極為強烈的光芒會讓人眼花目眩,看不清本可清楚看見的東西。

音樂與語言有更進一步之類似性的事實在於,作為正視殘骸的媒介,它為了讓人認識到不可能性而有如意向語言一樣被送往無止境的中介的奧德賽。不過其中介之形式與意向語言之中介是根據不同定律而開展的;不在一個彼此依存的意義系統,而是由於融入到一個可以解救回在任一情況下被踐踏之意義的互連系統。在音樂那,意向被自身之力量打得支離破碎,而又根據聖名的樣貌重組輪廓。

要說明區別音樂不是單純的感官刺激,它必須是一種結構化的或有意義的總體。這說法在脫離音樂之外便無法單獨存在。一切只有在記憶與期待裏透過實體接觸鄰物或精神連接遠物中方可成形。但是這總體又不同於意向性語言所創造出的意義的總體。它是在反對意向的過程裏才實現自我的,透過否定任何個別的、不特定的意向的過程,來收編它們。音樂作為一個整體不是透過將意向稀釋成一種更高、更抽象的意向來整編意向;它的辦法,是在一切意向收合並熔為一體時,才大張非意向的旗幟。所以音樂幾乎是一種有意義的總體性的對立面,雖然它好像創造出了一種與單純感官存在對立的總體性。這是它之所以感到有必要禁止一切意義蹈入自身力量之感受的誘惑來源,一言以蔽之,禁止它當作聖名的直接表現。

亨利.史安克(Heinrich Schenker)快刀斬亂麻地解決了這個古老的爭議,宣布他同時反對表現主義以及形式主義的美學。他轉而贊同音樂內容的概念。就這方面,他與他有眼無珠不懂欣賞的荀白克相差無幾。表現主義美學專注在多樣的、難以捉摸的個別意向,並且將其與總體的無意向內容混為一談。華格納的理論偏了焦,因為他以為音樂內容是音樂元素總體無限延伸的表現,但整體是與個別意向有性質上的不同的。表現美學最後會落入拿短暫的、偶發的意義取代客觀現實的誘惑的下場。這樣的一個反命題,即認為音樂是宏亮的、活躍的形式,最後要不是成了空洞刺激,就是缺乏了審美形式與其它讓它成為審美形式的非審美事物之間任何關係的組織化聲音。它對於意向語言的愚蠢乃至於隨波逐流的批判,是拿藝術作犧牲代價的。

音樂不單只有意向性,但相反的說法也錯不了多少:沒有音樂可以完全擺脫表現性元素。在音樂裏,非表現性也會變成表現。「宏亮」和「活躍」在音樂裏指的差不多是相同的事,「形式」的概念也解釋不了表面下的實情,只能將問題往回推到「宏亮」和「活躍」的總體性到底再現了甚麼,一言以蔽之,即形式之外究竟還有甚麼。形式只能是某個內容的形式。特定必要性,也就是內在邏輯,根本看不到:剩下的只是一個讓一切都可以變成其它東西的遊戲。然而,在現實中,音樂內容是遵循音樂語法與結構規則的豐沛集合。任何的音樂現象都因為讓我們想起了某些東西,和其它東西產生了對比,或者引發了我們的期待,從而指向了其自身以外的事物。這樣獨特性的一種超越的總和才構成了「內容」;這才是音樂。但如果音樂的結構或形式真能啟發些甚麼的話,它並不只是擁抱來自外界的內容而已;它要是一個可讓內容獲得定義的思想過程。音樂的意義是在於它能越完美地在這個意義上自我定義──而不是因為它的特殊元素在象徵上表現了甚麼。正是讓自身有別於語言,它與語言的相像性才會得到滿足。

(1956)

willkuo1977發表於 樂多05:16回應(0)翻譯

2015年3月13日

英格蘭社會住宅的經驗

因應近來台北社會住宅爭議,也來談一下英格蘭社會住宅(Social Housing)的經驗。

三種模式

社會住宅模式百百種,有地方政府作房東的公屋,有政府貼錢給居民向私家租房,還有一種是政府強制建商撥出特定戶數作為社會住宅然後交由住屋協會(Housing Association)管理的模式。不過萬變不離其宗,都是公權力介入調解居民的居住需要。

如何運作?

第一種由政府作房東的越來越少了,從戴卓爾開始的「公屋自買」(Right to Buy)就一直脫手,理由是政府可以減輕財政負擔。第二種的,道理很簡單,政府沒房,但區內居民有居住的需要,只好讓當事人去找房子,然後政府付錢給房東。一般所講的社會住宅模式大多是這樣,但是爭議也不少,浮上檯面的都是負面案例。第三種是新趨勢,因為最簡單,地方政府不出一毛錢,建商無償提撥定額房屋-不然不發建照-,交給住屋協會管理,就可以解決居住問題。

社會住宅有沒有汙名?

不能說沒有。你如果在報紙上找房子,有些私人房東會很大膽地就寫不接受社會住戶(No DSS),靠政府補助才能租房的就不租給你。就算你是那種由住屋協會管理與一般住宅混雜的社會住宅-不論是租或者半租半買-,你也不時會聽到一般住宅自以為高人一等的言論,像是「我們的房子是自己買的他們的是社會的」。

英格蘭人對於房產的態度

其實對於擁有房產的需求是心理的,是人都有的慾望,不過自戴卓爾提出公屋自買這個政策之後更加劇了人們必須買屋的念頭。比較起歐陸,英國人更追求買房,談來談去都是怎樣爬上有屋階梯(property ladder)的第一階,想的是怎麼越換越大。這方面就很像台灣人。但英國房價也如台灣房產是個泡沫一樣,薪資永遠趕不上房價,年輕人沒有爸媽金援根本買不起。

就拿我家來說,我兼職郵差,太座是有牌的會計師,兩個人的薪水都得靠我爸過世時留給我的一筆錢才有辦法付頭期半買半租現在所住的也是社會住宅(當然我有三個孩子又是一回事)。那麼沒有老爸老媽金援的人怎麼辦?只好也只能租房啊...

社會住宅是個不得不的辦法。

先這樣。

willkuo1977發表於 樂多22:52回應(0) │標籤:政治社會評論

2015年1月16日

Beckham到底是不是個漢?

對於聯合王國地理有點涉略的人會發現,不少地名是有規律的,比方像字尾都以'ham'(定居)結束的如大城市Birmingham, Tottenham, Fulham乃至於像我家附近Shoreham, Barnham或者倫敦近郊有個地方叫Balham。另外則是'ford'(淺灘津渡之意),如Oxford, Hereford, Bedford。再來還有'tun/ton'(村)和'worth'(圈圍)以及'ley'(林)。

這大都是盎格魯薩克遜人從五世紀開始盤據定居大不列顛島所流傳下的遺風(或遺毒)。

不過,今天不是要上地理課,只是對於許多人對這個以'ham’結尾的字的誤讀想作說明。

基本上呢,如果看到一個字以'ham'結尾,要念的時候呢,那個當中的h是不發音的,然後am必須和前面所留下的最後一個子音結合。所以說Fulham,你不能念Ful-ham(富漢),h這時就不要了,必須唸Fu-lam(富覽)。再拿我們家這邊的Barnham為例,不念Barn-ham(邦漢)而是Bar-nam(巴南)。

眼尖的朋友或許看出個線索了,那個在大中華區就算不懂足球的人都認識的英格蘭前國腳Beckham該怎麼唸。簡單,Bec-kam(背砍,有點像台語被蓋布袋的前兩音)。也就是說,香港慣用的譯名碧咸(Bik haam)雖然不完全準,至少捉到精髓了,但萬人迷Beckham絕對不該念成台灣所翻的貝克漢,更不是中國大陸的貝克漢姆,後者不但h沒省略,又畫蛇添足擅加強調了那個讓人貽笑大方的m出來(聽起來好像牛哞)。

下次可別念錯啊。

willkuo1977發表於 樂多03:37回應(0) │標籤:生活心情

2014年12月29日

菁英政治與平等主義

菁英政治與平等主義(meritocracy vs. egalitarianism)

教育思潮—或者說任何思潮—就是事有常變的一個例證,動極思靜,靜極思動,如此循環不息。一開始從教育只是貴族特權,後來出現了為貧窮人家孩子提供教育的公學(public school),公學又變成貴族學校,然後有以才能定勝負的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l),二戰後出生那一代開始轉向不分能力的綜合中學(comprehensive school)。但可別以為這樣就停了,最新的是中小學爭改為學生家長現在最愛的學院(academy)地位。甚麼是學院呢?簡單講就是照樣拿公家錢但要擁有自治,學校裏面想教甚麼,主管機關沒有置喙餘地。其核心,說穿了,也不過是選擇主義的復辟。

像我們算是趕上台灣聯考一試定終生的尾巴這一代,得利者自然懷念已逝制度所隱含的公平客觀價值,往往選擇忽視乃獲嘲笑以李遠哲為首教改所欲的平等初衷。所謂的正義,該看能力還是需求,端視當事人在當中可以獲得更大的好處,竟然是可以討價還價的。

十二年國教方案到底有甚麼問題?是柯文哲的問題?還是吳思華的問題?「符合家長期待」、「不會激起教師反彈」、「有礙台灣的產業升級」、「兩害相權」,都是可能的答案。只不過回過頭來看幾百年來的變遷,類似北北基和教育部的角力就算中國統一世界之後都可還有得吵咧。嗆聲對槓是不是有助於事,這很難說,但我知道,這絕對不是我的問題。

willkuo1977發表於 樂多16:59回應(0) │標籤:政治社會評論

2014年11月21日

公屋自買

與我出勤配對的一個同事,大我不到十歲,堅定的保守黨支持者,兩個月前有次一早就在揀信時和其他人辯論起來,題目從蘇獨公投到廿年卅年前的政治環境,最後辯到了戴卓爾的政績。當然,戴卓爾絕對不是一個討人喜愛的人物,我這個保守黨同事即使有心,卻總也抵擋不了其他同事的奚落。

被逼得急了,他丟出一個大絕。

「如果戴卓爾真的這麼糟的話,為甚麼她還可以連贏三次大選?」

我們打包好信件離開辦公室後,我在車上好奇又提起戴卓爾,這時他才真正打開心胸深談。

他說,戴卓爾執政時就開了這樣一個Right to Buy(公屋自買)的政策,受惠對象是那些原先居住在政府所擁有的房屋下的租賃人。戴卓爾的想法是,與其政府每年編列預算維修這些公有財產,倒不如賣給租客,這樣一來政府可以減輕財政負擔,而房產在住戶手中也會有更妥善的照料愛護。政策的實際作法是,根據居住在公屋內的時間長短,住戶可以特殊優惠價格(可低至五折)購買已入住的房產物件。維基寫,從1980年住宅法通過到1987年為止,就有一百萬個家庭通過這個政策成為住宅自有者。

他的父母,就在這個政策下,在八幾年(細節我忘了,又不是我家xD)借錢以半價買下了當時居住的公屋,然後在九幾年時脫手,小賺了一筆。當然利潤是不多,但這中間的價差,一部分給了這個同事當作他開始建立家庭買下現有房子的頭期款。加上個人努力,才有現在過得還算舒適的生活。

說說看,如果沒有身家,沒有祖產,換作是你穿上他的鞋,你會不會對保守黨感激流涕?這可是一百萬個受戴卓爾公屋自買政策澤被的家庭呢!

willkuo1977發表於 樂多23:00回應(0) │標籤:政治社會評論

2014年10月1日

大勢不在台灣這邊

不住在台灣好長一段時間,也不覺得自己夠格可以評論台灣政治生態,不過作為局外人,雖然後見後知,但多少有些感觸。

二三十年前的時候,國(民)民(進)兩黨其實在甚麼經濟社福上都沒有實質上的差別,反正都是中間路線,不極左也不極右,唯一可以分辨兩黨的一個顯著標準只在於對中國是採該接近還是該分家的態度。簡單說,國民黨源自中國,來自中國,不願放棄中國,想要憑自身的經貿力量與民主制度來「統一」甚至於「感化」中國;民進黨(或當時的黨外人士)呢,則是要切割中國和台灣的臍帶,獨立建國,作自己的主人。

卅年後,敵長我消,中國挾經濟成長儼然已成世界另一強權。

反觀台灣,兩黨統獨立場雖然沒變,但這個統獨對立的情勢卻越來越險峻,越來越往兩極走偏鋒。過去的國民黨(天真地)自信可以統一中國,現在的國民黨急著撅屁眼讓中國捅;過去的民進黨認為自己可以有能力有尊嚴地建立一個國家與中國平起平坐,現在的民進黨嘛,把中國當毒藥,恨不得把中國人的尊嚴往死裏踩。兩個極端都只驗證了同一個事實,就是缺乏自信的社會在外來挑戰下產生焦慮衝突時如何啟動心理防衛機制以求自慰。

當然台灣之於中國的相形見絀不僅僅是心理層面而已。中國的強盛是真的,野心勃勃亦是路人皆知,大勢絕對不站在台灣這一邊。很抱歉,這是現實,講實力、話利益,世界的現實政治真的是如此玩的。

無意唱衰,不過台灣早已經走入了這樣的一個只能待中國予取予求的死胡同...

willkuo1977發表於 樂多03:40回應(0) │標籤:政治社會評論

2014年9月17日

四論蘇格蘭獨立公投:公民國族主義

蘇格蘭公投日只剩兩天不到,本來以為自己對公投刻意保持的冷漠距離可以一直持續到開票當天再解凍,今天看到 Billy Bragg 在衛報上發表的一篇<蘇格蘭國族主義與不列顛之國族主義並不相同>之後,我真是有話不得不說,欲一吐為快。

先提Bragg這個人吧,一般人對他的印象是個左派歌手,唱工人唱國際歌,至少我在大學的時候是曾經迷了他一陣。Anyway,今天他這篇以毒攻毒的文章一出來,真可以說是親者痛仇者快,一堆自認亦屬左派的英格蘭反獨鄉民(就簡稱左統好了)紛紛跳出來攻擊他竟然背叛階級團結、支持國族主義云云。

Bragg會支持蘇格蘭獨立,正如一個臉書上的朋友所說的,並不是甚麼選情告急時才出櫃固票。他早早便支持蘇格蘭獨立,從公投還沒開跑,我就讀過幾篇他對聯合王國政改的看法(蘇格蘭該獨立英格蘭該設自己的議會等等)。初讀是趣味盎然,不過多了之後會慢慢發現,他是不是社會主義者的形象似乎不是那樣清晰了,越仔細瞧,更可能會發現的是一個看任何有關於日不落帝國權威(西敏寺米字旗精英加君王制度)都不順眼的反建制主義者,雖然社會主義左派對於這些概念也抱有類似的立場。

今天他出的這篇投稿即是一例。

他先吐左統對於國族主義有偏見,說國族主義不該只有一種形式,需要把「蘇格蘭國族主義」和「不列顛國族主義」作區分。不列顛(亦即英格蘭)的國族主義,由於英格蘭在聯合王國裏所把持的強勢角色,必然是有毒的,是壞的,是種族主義取向的;而蘇格蘭的國族主義(我姑且就不提SNP了)是公民(civic)的,是有助益的,因為它以屬地主義為主,遊戲規則是所有的公民可以在參與過程中決定社會的願景以及未來。

我不知道Bragg對於公民國族主義是不是有真正清楚的認識。要拿公民國族主義當作一個群體實踐公民自主權的道德源頭是很可議的。可議之處在哪?在它暗中要求著當事人接受這一切許許多多未經解釋與毫無道理可言的劃界線。效忠與否這個問題在公民國族主義裏比起所謂種族的國族主義一樣甚至於更加顯得關鍵。要講忠誠,當然需要有個對象。這個對象必然是特殊性的,有選擇性的。當事人與這樣一個特殊對象所追求的目的(比方像正義像公平或者只是對政治想像進行變化)將是不可分割榮辱與共的。這個邏輯就是,不管黨派顏色,每一個人都逃不掉這樣一個問題:「你到底愛不愛蘇格蘭?」

反過來說,Bragg確實也可以問不列顛的國族主義到底是不是種族的。BNP是啊,Farage這種甚麼都怪歐盟怪外來移民的帝國主義者也是啊,但這不代表所謂的蘇格蘭式的公民國族主義是好是對的。

有人或許會問啊,如果你說蘇格蘭式的公民國族主義不好不對,你有沒有更好的解答?

答案是沒有啊(雙手一攤),但我認為我們住在這不列顛島上的人需要問幾個問題。在現有的政治制度安排下我們如何想像自己的現狀與未來?這樣的制度安排是否合理奠基在某種值得保存的文化基礎上?還有沒有可能透過一連串有關於正義原則的政治對話而加強改善這個制度?怎麼樣找到共同的彼此都可以接受的立場以回答這樣一個最最重要的問題:「我們(不光是蘇格蘭人與英格蘭人之間更還是工黨保守黨自民黨SNP等等等之間)該如何共處?」

當然我的前提也假設了需要一個政治結構作為最大公約數可讓眾人暫且棲息安身進行對話。既有的聯合王國這個架構絕對不是一無是處,還是可以利用啊。

問題拉回到Bragg身上,我的看法是這樣的:與其說Bragg支持甚麼公民國族主義,他更多是拿蘇格蘭獨立作藉口來攻擊建制,想給西敏寺的那群人顏色看,讓當權的人事物難堪而已。這個目的他已經差不多快達到了,但公民國族主義對於解決貧富不均權貴治國恐外情結等等毛病其實於事無補。

就這樣。

willkuo1977發表於 樂多06:49回應(0) │標籤:政治社會評論

2014年9月8日

三論蘇格蘭獨立公投

先看看一下一個數據。

從四次蘇格蘭議會選舉來看,Con加LibDem一直都有25%上下,Labour大概也在30%左右徘徊,即,被視為來自英格蘭(或UK)的三大政黨加總起來至少都有55-60%的支持率。也就是說,SNP靠本身所能得到的支持最多就是45%,這也是他們在2011年所創下的最高支持度。

當然議會選舉不等同於獨立公投,但是讓我作個大膽的假設,假設政黨立場先天決定對於獨立公投的立場。擺明民族獨立掛帥的SNP的基本盤有40%,姑且就說這四成的蘇格蘭人是死忠的國族主義者。那現在五五波是怎麼一回事?沒錯,是得從別的黨派來啊。左獨,來自一些工黨的支持,成了關鍵少數。Alan Little說,有三分之一的工黨支持者雖然不愛SNP不愛Salmond,但為了取得國家機器,於是與虎謀皮,決定走這策略性的一步支持獨立。

這裏就衍伸出兩個重點,第一個得先問這些左獨。首先已經有了權力下放有了蘇格蘭議會,這個對於國家機器的控制的渴望可以在既有的分權的蘇格蘭政府下得到滿足。不用獨一樣可以左,何必在獨立議題上同流扶植國族主義者?繞了好大好大一個圈建一個國家求的是體制內可作到的事?第二個點,就像我這種住在英格蘭的工人階級工黨支持者來說,當然是把火力對準SNP啊!要吐也是吐四成的SNP,左獨雖然關鍵,但仍然是少數。怎麼樣也無法不怪罪Salmond, Sturgeon這些國族主義者!

蘇獨議題能走至這步田地,不光是甚麼UK政經體失靈而已,更是國族主義長期以來的醞釀。不甘在地位上從屬於英格蘭,即使有了自己議會不夠,終極目標是自己建國自己做主人。說到這裏,devolution既是解藥也是問題。英格蘭三大黨以為給更多的糖就可解決問題,但人性是這樣啦,給越多就想要越多,最後要的是自己擁有那把開啟糖櫃的鑰匙。

回過來看,我認為當初devolution出發點雖好,但執行錯了。要嘛根本不要有甚麼devolution,在治理問題上全聯合王國各治域都一樣,單一議會對各地各區都給予一視同仁的對待。要嘛,當初在設蘇格蘭威爾斯北愛議會時,同時也設英格蘭議會,不讓西敏寺議會變成現在這樣被蘇格蘭認為由英格蘭人把持的議會,蘇格蘭好像得看英格蘭人臉色行事。

現在有一些人提到的甚麼federal future或許是解決devolution內在缺陷的一劑藥。我不知道,我只是覺得在現在的這個處境,以為關起門來自己搞就行的民族主義才是最直接最迫切的大敵。甚麼建國的示範效果,太局地性也太空想了。

willkuo1977發表於 樂多17:35回應(0) │標籤:政治社會評論

2014年9月7日

再論蘇格蘭獨立公投

知道用中文書寫蘇格蘭公投是搞錯方向。一般大多數讀中文的人在亞洲,蘇格蘭獨立只不過佔國際要聞一隅,而台灣對這題目的報導不多,就算有,大概也是見「獨」心喜,雀躍於得此機緣可見證其他人民通過選票決定國家未來之過程而望有朝一日台灣亦能實現和平獨立的康莊大道。(我在蘋果日報上的投書通篇反對蘇獨惟編輯只標自決結果必須予以尊重則是一例)

當然兩地所處現實不同,自不可相提並論。原則上來說,我是理性主義者,不吃民族情感那套,國與國之間必須合作聯盟甚至於整合才會有利於個人團體公民社會在之中游刃玩耍。就以歐盟為例,雖然有這樣多反對者批評其尾大不掉,疊床架屋,但是歐盟人民所共同享有的遷徙工作自由在價值上卻是遠遠超過的。創造更多的邊防更多的關卡把一群人和另一群人給劃出界線根本是走回頭路,更別說劃線的人最愛的技倆則不出民族多偉大多能自立這種既無法証實也無法証否的論點。我看蘇格蘭民族黨領袖在電視辯論時突然走出立台凖備向聽眾解釋那個神情,真以為他要師法電影Braveheart的Wallace慷慨就義時對英軍怒吼"Freedom"一字一樣悲壯。當然他沒有,但整個獨立運動卻不能說不是建立在類似的激昂情懷上。

扯得是遠了,我一開始就說我寫中文是搞錯讀者對象,就連我生活圈的同事朋友也都住在英格蘭,沒人對這次蘇格蘭公投有參與權。但自成年以來,我從來沒有對一次選舉的成敗有這樣大的在乎。總統選爛大選輸了下次再來就好,但這次可是關乎我和我的孩子們和他們未來的孩子們所生活的土地的超新星爆炸級的變動!我不能不緊張,不能不嘮叨,不能不用我的第一語言來紓解我的焦慮!

天佑女王!

willkuo1977發表於 樂多14:27回應(0) │標籤:政治社會評論

2014年8月23日

對於蘇格蘭獨立公投的四個觀察

蘇格蘭獨立公投第二次電視辯論甫於格拉斯哥落幕,蘇格蘭首席部長Alex Salmond與工黨前財政大臣Alistair Darling 對於經濟、本地事務、國際事務以及公投後之走向彼此攻防,筆者亦有四個觀察欲分享。

第一,蘇格蘭獨立支持派所憑倚的理論基礎仍不出「民族國家」的論述結構,實際作法則是透過建構文化歷史神話以自證其存續與正當性,激發聽眾的民族情感。

第二,蘇格蘭目前的經濟雖然穩定,但最重要的籌碼仍在於,似乎也只在於北海油田與天然氣,短期雖看俏,長期恐難承壓。

第三,西敏寺國會政府早於1997年便開啟自治權力下放之程序。不論是位於聖魯德的蘇格蘭議會、卡地夫的威爾斯國民議會、北愛爾蘭議會,皆獲得擴張強化的行政立法權力。

第四,世界各國領袖與國際組織,出於自身利益或現實政治考量,多不支持蘇格蘭獨立於聯合王國。

根據以上四點,筆者想對蘇獨支持派再作進一步的說明乃至於說服。

民族國家的概念在經過20世紀的民族自決與自治實踐的高潮後已經開始顯露疲態。民族國家背後隱含的排他性與21世紀講求的多元文化主義多所扞格。

經濟安全來自於國家擁有足夠的自主金融力量面對危機,一個獨立的蘇格蘭不能迴避幾個問題:對於油氣的估值是否過於樂觀?貨幣自主權是否可獲保障?在貨幣聯盟幾已出局的情況下,獨立派提出的三個次優方案,使用英鎊卻無英格蘭銀行擔保、直接轉換使用歐元、匯率聯繫制度下之「蘇鎊」,不但不夠優,更帶來更多的問號。

再者,英格蘭的主要政黨不論朝野,皆同意蘇格蘭在公投(若決定留在聯合王國)之後會獲得更大的除外交以外的一切自治權力,包括完全財政自主權,所謂「自治權力最大版」(Devolution Max)。

最後,21世紀是個講求合作、聯盟的世紀,既是政治現實亦是大勢所趨。從一個成功的、在國際舞台上尚具話事權的聯合王國獨立出來,不但不符潮流,而且不智。

任何人都不會否認蘇格蘭人有能力自治管理,但關鍵問題在於,建立獨立的主權國家是否為唯一選項?筆者看法是,在已得到西敏寺共識可於自治層次上獲得更大的滿足之後,談論獨立不過屬民族情感發酵,無視於國際現實。別的不提,眼光放遠一點看地理上最近的歐洲就好了,當過去半世紀以來投注這樣多的政治努力與資源,目標為了是建立一個整合的、統一的歐洲聯盟時,實在難以理解為何蘇格蘭得從一個具有三百多年歷史的政治聯盟上跳脫出來?

當然,蘇格蘭人有權利主宰自己的命運,是該留在聯合王國還是自立門戶,旁人不能為其作決定。但這不代表外人,尤其是聯合王國的其他成員,對於企圖改變這一聯盟現狀沒有任何置喙的餘地。要知道,蘇格蘭現在仍然屬於聯合王國啊!

willkuo1977發表於 樂多03:42回應(0) │標籤:政治社會評論

2014年7月22日

「協助死亡」的兩種範式

自幾天前聖公宗(英格蘭教會)的前領袖也加入支持陣營以來,「協助死亡」就成了最激烈的辯論話題。這個影響深遠的法案(Assisted Dying Bill)從醫學角度上設了幾個關鍵門檻(兩個醫師簽名、只剩六個月可活、當事人必須心智健全等等)。談自己的身障經驗也好,談目睹親人臨終前所受到的痛苦也好,上議院眾多年邁體衰的貴族議員幾乎是踴躍發言,座無虛席。

「協助死亡」或者「安樂死」兩者的深層意義的差別,這裏就不多討論了。不過此一協助鼓勵生命已到盡頭的患者或病人提前以外力結束自己所剩不多的性命來保全所謂最後的尊嚴的辯論,讓我想起日本小說《楢山節考》的情節。故事各位大概都聽過了,就是老人家到了一個歲數後得由家人背到深山野嶺等死,為了是讓年輕的家庭成員在殘酷的生活條件下多一口飯吃,提高後代存續存活的可能。這個故事的啟發是甚麼?我看到人為加工的死亡其實是社會尚未成熟下可能產生的一個悲劇,為了種族的生存為了他者為了別人不被自己的衰老病疾給拖垮,一個人不得不在這樣無奈的社會經濟條件下作出這樣無奈的選擇。

但是對於「協助死亡」又有另外一群人殊途同歸,雖然思考路徑不同,最終卻可得到同樣的結論。新的思考範式則是從個人角度出發,把結束自己生命給看成是一種權利;他們可能會說,「協助死亡」之所以有其必要,不是為了讓家屬擺脫即將臨終的病人這個負擔,而是使得這些剩下來期不多的但心智仍然健全的當事人掌握自己的性命與自尊,當然,包括死亡。這股思潮的前身有很大一部分是從存在主義來的:在永恆堅實厚重顛撲不倒的高牆前(可以是社會的荒唐、道德靈魂的至高性乃至於有限生命的無奈),個人仍有「選擇」自己未來道路的自由,即使是選擇走入地獄。白話一點,存在主義者會說,我沒辦法選擇自己被生在這個世界,至少我可以選擇自己怎樣離開這個世界吧!

這個「個人」範式一方面摒棄了過去宗教信仰所灌輸的教條,另一方面更偏離了前面提到的一個群體為了解決經濟社會難題所不得不作出的理性選項的軌道。

當然寫到這,以上是我對於「協助死亡」的哲學觀察。

後面的問題來了,如果社會經濟條件逼得一個人乃至於一個家庭一個群體不得不提前結束某個人(就算所剩不多)的性命,是不是更該從社會救濟制度幫忙填補社會經濟條件所留下的坑,不讓社會上最弱勢最無助的人淪入「唯有一死才能解決負擔」這個陷阱?社會倘若因為弱勢者怕自己成為他人負擔而允許人們提前結束自己性命的話,這個社會就是個不公不正義的社會,缺乏悲天憫人的同理心。

另一方面,如果提前結束性命可以被視為是保全尊嚴的一種表現的話,那麼提問者則必須回過頭來好好檢視一下尊嚴的起點從何而來,認清一個人的尊嚴是多麼地和一個人呼吸所活的世界如何緊扣相連。主動終結而非保全有限的性命,是割除一個人和尊嚴之所以賴以存在的這個世界的連繫。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亦不過如此。

willkuo1977發表於 樂多22:58回應(0) │標籤:政治社會評論